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精选7篇）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 篇1

中国传统文化，具体而言，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展开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着具有民族形态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它负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道、佛三家思想，其中儒家思想是核心。因此，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应首先研究儒家。

孔子于春秋末期创立了儒家学派，提出了“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一整套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战国时期，儒家分为八派，主张“性善论”的孟子学派和主张“性恶论”的荀子学派是最主要的两派。至汉代，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而神学化，并由民间的一种学说变为官方的统治意识，取得了独尊的地位。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受到了玄学和佛教的挑战，一度衰落。但它的纲常伦理观念有利于封建统治，影响仍然很大。至唐代，孔颖达等人作《五经正义》，儒学再度被罩上了耀眼的光环。宋代，儒学吸收了佛、道思想，更加完善和哲理化，称为“理学”。后来理学发展为“心学”，成为明代的显学。清代，又出现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但至清末，儒家已逐渐消亡，退出了历史舞台。

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仍对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孔子的《论语》等儒家著作是每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儒家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当代，儒家思想更多地作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或哲学被大家所接受，人们从中学习为人处世的方法，学习思考问题的途径。有人说“儒家是入世哲学”，即为此意。也有人拿儒家同道家作对比：人得志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儒家使人纷扰，道家使人自在。

道家是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和终极关怀的一个文化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道家文化全面深入地渗透到我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道家思想都是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超感觉的精神性东西，带有神秘的色彩，哲学上属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虽然可以通向有神论，但它还是哲学思想而不是宗教。

道家与儒家看似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学派，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二者又有其互相一致、互相借重、互相补充的一面。

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和道德型文化。儒家是要人们成为仁人、圣人。

老、庄则以道为本源，以道为总则，他们把人看成是宇宙自然中与其他事物平等的一员，人无需一种特殊的道德来规范自己。

数千年来，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主导着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及生活方式。佛家文化作为外来文化，是唯一由外国人传入而又成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其影响十分深远，佛教对我国的语言、饮食、文学艺术都有影响。佛家文化在中国自成一体，适应了中国文化，融汇成中国佛教，形成禅宗。

今日佛教文化逐渐被世俗淡忘，仅在寺塔建筑，石窟艺术，小说文学等方面对当代人有较深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 篇2

中国版画曾因具有印刷功能而能够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一度成为大众文化。如中国版画的雏形汉画像砖和唐代版画主要起到传扬教义的作用。宋明时期,以木刻版画作的插图大量出现在当时出版的书籍中,具有插图功能。后来明清小说戏曲的插图、民间年画、笺谱等,都是由刻印工人复制画在纸绢上的作品,称为复制版画。从历史的角度看,版画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从装饰的功能发展为图解的功能,都只是附属性的,是大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鲁迅提倡新兴版画,版画不再是印刷工具,而成为一种思想的武器以独立的艺术形态表达作者的思想,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强化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化功能。50年代后,版画的功能趋于广泛,花卉、动物、静物题材增多,制作手段也由原来单一的木版油印扩展为水印、石版、铜版等,版画艺术本体获得了发展,形式风格多样化了,版画家的个人风格也更加鲜明。同时,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传媒的发达,使版画的印刷功能及传播性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从而导致版画进一步走向纯艺术,它的印刷功能由此仅仅体现在学院版画创作中对其印制技术的精益求精上。从积极的方面说,这进一步拓展了版画的本体语言,使版画更加精致化;但从消极的角度来认识,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当代版画创作主体性的缺失,主体意识的淡化。

当代艺术家在城市化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表现城市生活,关注个人体验与艺术前卫性的探索。艺术更多的显现出独立性与文化的批判性。当代艺术开始出现由历史的图像功能转向图像的历史功能。如何更有针对性的贴近中国社会,提出更具中国自身特点的问题,使一般的文化问题与具体的社会问题得到更有效的统一成为当代艺术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当代版画并未与时俱进,并未与当代艺术的大趋势相一致。作品依然在传统模式中徘徊,缺乏人文主义的价值和社会现实的省思。加之艺术的商品化、艺术生产的专业化,使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当代版画主体精神的缺失,使得艺术作品的文化意义丧失,直接导致了当代版画艺术的学术水准失调。因此,要构建版画的当代价值,需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版画家从转变个人创作身份出发,自觉寻求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力求扩展创作资源并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走出狭小的创作空间,超越自我的局限性。只有当代版画家的身份转变了,才会具备自觉的功能与意识,从符号体系到精神气质及文化底蕴,从艺术媒材到创作手法及语言形式,将本土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当下的生存体验作为创作的资源。面临今天的网络时代,版画的发展也要适应多重性、复合性、信息化的生活方式。

厘清了版画功能转变的必然性,以及确认了当代版画家的创作身份,版画家要力图拓展创作资源及有效转化,我们才能构建中国版画的当代价值,但首先还要弄清什么是版画的“当代性”?如何才能切入当代并构建其当代价值?齐凤阁在《论版画的“当代性”》一文中指出:“艺术意义上的当代性首先来自社会意义上的当代性。要获取当代性就要注重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这就是说要重建中国版画首先我们不应忽视了当代版画艺术在中国现实语境中应有的一种精神维度:更自由、更尖锐、更敏感地表达思想。我认为,要实现中国版画的价值重建必须从艺术的主体性、公共性和批判性这三个必须的层面真实切入。”

那么何谓主体性?用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的话解释: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灵魂,也即人的精神。艺术家不管是以社会现实作为创作的契机,还是以自身的观念与思考作为契机,不管是以人文性的隔世想象作为创作的终极,还是以现实的某个角落或局部作为创作观照的对象,主体的人文精神与生命关怀必须是作为艺术创作的根本所在。而对于艺术本身而言,公共性则体现在作品所具有的或潜在的社会性中。对公共性的强调意味着版画作为当代艺术必须体现社会公众的诉求,并通过与公众的互动来满足公众精神的需求,进而实现其入世的、批判的文化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学功能的强调,对于中国当代版画艺术的生存空间有着扩张和推动作用,并在时间的维度上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意味的延伸。其实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自从艺术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断裂过,中国版画更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将社会问题作为版画创作的主要内容。当下版画家虽也对社会现象有反映,但对当代社会中那些最需要予以表达的紧迫问题缺乏有力的表达。在全球性的文化冲突中,版画家要关注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发展出来的艺术倾向,从更广阔的思想资源和图像中将精神的觉悟作象征性的转化。

从艺术的公共性的特点来看,没有批判性就没有当代艺术中的公共性。一旦失去了批判性就意味着失却去了立场,也就失去了自身,失却了主体意识。我们应提倡以关怀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学性质的思考融入当代版画的创作,并自始至终保持对艺术界、对艺术作品的产生条件本身的批判性分析,这才是当代版画重建自我价值的先决条件。批判性本身则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知识积累取决了他对现实的敏感性及其切入现实的真实深度,也取决于他本然的一种对于现实的关怀及其良知和道德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是自觉的、主动的,是需要一番胆识和勇气的。如果从视觉语言与观念的高度来看,版画家应当做的是转换版画的语言习惯方式,以表达观念的一种视觉方式介入当代问题。因此基于批判的艺术,其创建必需要创作主体对历史现实的、思想文化的、生存处境的感知、观察与思考、表达,必须有一种个体内省的自觉意识,从自我内心世界去寻找创作的真实体验、艺术的真实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 篇3

关键词：《中国造船通史》；船舶技术史；舟船文化；学术与文化价值

武汉理工大学船史研究中心

席龙飞教授的鸿篇巨著《中国造船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于2013年3月出版，68万字、451幅插图，从远古的腰舟一直写到当今的航空母舰，该书不仅完整展现了中国舟船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全面反映了近40年来中国古船发掘与微观复原研究以及学术争鸣的重大成果；不仅是中国船史领域体系最完备、内容最全面、成果最新颖、思想最深邃的空前之作，而且从其表现手法所具有的严谨、精炼、切实、明确而生动的品质来看，还当是中国各类技术史著作中出类拔萃之大作。

《通史》是席龙飞教授继2000年出版《中国造船史》、2008年出版《船文化》之后的第三部有关船史和船文化的专著。《中国造船史》27万字、178幅插图，“是中国第一部全面深刻论述华夏悠久造船历史的著作”，作为中国海洋文化和舟船文明学术探索上的巨大成果，被中国船史学界乃至科技史学界的专家们认定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船史专著”[1]；《船文化》46万字、323幅插图，“写的既不是船史也不是教科书，但却是写了从古到今船舶在发展过程中有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的一些亮点”[2]，是表现中国舟船精神和人文情结，普及船舶科技、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优秀著作；《通史》不仅是前述著作的有机融合，更是在注入最新研究成果之后全面和深入的拓展与提升。

一、完整展现了中国舟船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造船技术进步的规律

《通史》全书共十三章，涵盖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远古的原始浮具一直写到当今各式各样的民用船舶与军用舰艇，所跨越的时域长达万年。

我们说该书完整展现了中国舟船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造船技术进步的规律，并不是指其对历史的发生事无巨细、无一遗漏地皆有记述，而是指作者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和微观复原研究的成果，在精详考证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材料并进行合理的安排，准确再现了中国造船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典型风貌，清晰勾勒出中国造船整个发展进程的历史脉络和技术进步的线索与原因。《通史》不仅创建了中国造船史完备的学科体系，而且内容全面，包含了一系列填补空白的突破性研究成果。

中国造船在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迥然不同的表现，《通史》以舟船为载体、以造船技术的演变为主线、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为背景，按照时序，或长或短、或详或略，描绘出一幅精致无比、光辉灿烂的中国造船发展的历史画卷。

（一）古代造船——博大精深

从远古新石器时期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木帆船亦即中国传统船舶从诞生、壮大、发展、完善，到高峰之后的衰落，经历了8000年乃至10000年漫长的发展过程，

林徽因在为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所作的绪论中论及中国古建筑发展的特征时说：“中国建筑为东方独立系统，数千年来，继承演变，流布极广大的区域。虽然在思想及生活上，中国曾多次受外来异族的影响，发生多少变异，而中国建筑直至成熟繁衍的后代，竟仍然保存着它固有的结构方法及布置规模；始终没有失掉它的原始面目，形成一个极特殊、极长寿、极体面的建筑系统。”[3]中国古船与中国古建筑虽然在结构和使用功能上大不相同，但同为复杂的大型木作产品尤其是置身于相同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大环境中，其发展历程具有相似的一面。

中国古船也存在一个“东方独立系统”，数千年来也一贯以其独有的面目而不断演变，而且其间中国造船技术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曾长期领先于全世界并对世界造船技术作出过重大贡献，如船尾舵、水密舱壁、车轮舟和指南针等发明，直到近现代的造船技术都被广泛采用。

《通史》专门安排了一章“海禁导致中国传统造船业的衰落”，以较长的篇幅和独到的视角揭示了历经几千年风雨且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造船业是怎样迅速衰落的过程以及为什么衰落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深刻揭示了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造船技术为什么在近代一下子明显落后于西方的历史渊源。

因为年代久远、时间跨度漫长、史料极其匮乏、未知的因素以及所涉及的问题最为众多和复杂，中国古代造船是船史研究难度最大且也是《通史》最为浓墨重彩的一部分。

（二）近代造船——悲壮不屈

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外国舰船入侵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外资轮船修造业大肆入主中国，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长达30年之久的晚清洋务运动把造船铸炮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最主要的活动，创建了一批官办船厂和军工厂，开创了中国近代造船业，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外资轮船修造业入主中国”这一章，从17世纪欧洲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开始建立近代造船科学和18世纪近代蒸汽机轮船的诞生下笔，接着写到19世纪海洋明轮客船的发展和因西方产业革命伴随从手工业到机械工业的转换造成劳动力过剩、资本主义国家到海外倾销过剩商品的欲望和谋求海外殖民地的政策的关系，直到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依靠军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然后用较大的篇幅写出了香港、广州、上海、厦门、福州、旅顺、大连和青岛外资轮船修造业的兴建与展开。本章通过展现外资轮船修造业大肆入主中国的史实也展现出中国国门洞开、洋船入室、先进的西方轮船业摧毁了中国传统造船业的悲惨局面。

“中国近代船舶工业的发端与兴衰”这一章，从中国人对西方火轮船的早期探索开始写起，接着写到“黄鹄”号轮船的试制成功揭开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发展的帷幕，然后展现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以及其他官办造船机构如天津机器局、黄埔船局、大沽船坞、旅顺船坞的创立、发展、变迁及其造船活动，表现了中国近代船舶工业顽强崛起和起伏发展的过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船舶工业的发端与兴衰”这一章最后关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创建及贡献”和“福建船政学堂培育中国近代造船科技及海军人才”的专题，突出表现了中国的仁人志士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是奠定中国近代造船技术的内在力量。

中国近代造船业虽然最终没有达到洋务运动所期盼的“御侮”和“自强”的目的，但是在中国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社会环境下所获得的建树连同那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在整个中国造船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位置。

（三）当代造船——再创辉煌

新中国造船业从修旧利废改造旧船开始进行艰苦创业，经过了“十年动乱”期间曲折前进的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后焕发出青春活力，逐步建成了具有自主科研、设计、配套和总装能力的船舶工业体系以及多层次的教育系统，并走向国际市场，步入建设世界造船大国和造船强国的道路。

反映当代造船的资料很多，《通史》的选材和安排也有独到的一面，即突出展示新中国造船业艰苦创业期间、“十年动乱期间”以及改革开放开始走向世界之后等不同阶段设计建造的各种各样的船舶及相关产品，并重点展现了中国当代造船业对海军建设的贡献，从而清晰表现出当代造船业在不同阶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通史》在最后一节特别写到：在近30年的时间内，中国造船已实现了四代跨越。第一步，1982年中国建造的船舶进入国际市场；第二步，1994年中国船舶产量排名世界第三；第三步，2005年船舶产量突破1000万载重吨；第四步，2010年中国造船业的三大造船指标，即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跃升为世界第一[4]542。

二、开创了船舶技术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席龙飞教授在《通史》前言中总结了30多年进行船史研究的经验时特别指出从事船舶技术史的研究工作要注意的三个方面：“第一，造船史的研究要与出土古船发掘相结合；第二，对古代船舶进行微观复原研究是船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第三，要参与造船史重大课题的讨论与争鸣。”[4]45这正是中国船史研究的三大法宝，也是《通史》所具有的三大特点。

（一）与古船发掘相结合的研究填补了中国造船史一系列的空白

研究古代技术史离不开文献典籍，无独有偶，中国古船与中国古建筑在此方面也颇具相似性。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尽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留下的典籍却十分稀少。同样，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当中，有关造船的史料不仅十分稀少，而且多是散见于一些史书和杂著里面，明清时期才有若干专著，通史性的典籍则一直阙如。这些古代文献资料或过于简略，或含意晦涩，或真伪互存，且难免有其倾向性或有文字讹舛的可能性[1]。很显然，如果只是依靠文献典籍写船史，则无法形成系统和正确的船史著作，至多只能写出篇幅短小、写无可写、而且还得进行大量推测和想象的概述式的“简史”。

与“研究古代建筑技术必须从现存实物着手”相类似，研究古代造船技术必须与考古发掘相结合，充分利用文物资料。文物资料不仅能印证或纠正文献记载，而且能大大充实造船史的内容。

《通史》的古代造船部分从独木舟到郑和宝船，涉及每一个时代，除了充分运用文献典籍资料以外，其更多地运用了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而且正是这些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造船史一系列的空白，为船史著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以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大发明“舵”为例。东汉刘熙所著《释名·释船》一书关于舵的记载是：“其尾曰柁。柁，拖也。在后见拖曳也。且言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柁即舵，书中明确说明舵的位置在船尾，用途是扶（弼）正船的航向[4]98。根据1955年在广州东郊东汉墓中出土的一只陶船模，其尾部正中位置已经有了舵可以确认，中国早在公元200年即实际使用了船尾舵；根据1978年在天津静海县元蒙口村发掘的一艘北宋河船尾部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平衡舵，且该舵的型式与北宋《清明上河图》中各船型的舵基本一致，可以确认，该船保存了世界上最早的平衡舵实物；根据唐开元年间曾任广文馆博士的郑虔所绘山水画中，其已出现具有垂直轴线的舵，说明至少在唐代或唐以前，舵的轴线已垂直化了[4]98。文物所传达的信息比文献记载丰富得多，非常确凿地证明了舵是中国的发明而且比西方早大约上千年。

席龙飞教授特别强调“古船的考古发掘是研究船舶技术史的重要途径”，他说：“古船考古发掘成果经常是更形象、生动、准确，因而更为权威。每一项船舶考古发掘成果都将对技术史研究有所推进并丰富了造船史。”[5]

席龙飞教授在《通史》前言中写道：“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从探讨出土的泉州湾宋代海船（1979年）和宁波宋代海船（1981年）开始的。”[4]430多年来，作者经常亲临古船发掘现场并被邀请参与测绘以及合作研究，因此《通史》对造船史的陈述总是与对出土古船的发掘与研究相结合，在《通史》的许多章里都安排有该朝代出土古船的发掘与研究一节。

（二）再现古船全貌的微观复原技术是古船研究的重大创举

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古代器物模型、铜器上的图纹、石刻和画像等等，其中最难得也最有价值的是原物遗存。以梁思成为杰出代表的古建筑学家特别重视寻找和考察古代建筑遗存，通过对古建筑的实际测绘，获得尺度、结构细节及其原型的全面深刻的认识，而且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手段，解读了中国古建筑许多不为人知的奥秘，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在这一方面，中国古船与中国古建筑相比，乍看有所相似，实则更为艰难。中国现存的古建筑多为明清时期所建，最早不过唐代中期；而就中国古船而言，除独木舟以外，到目前为止，中国出土的木板船遗存基本上也都是唐代以后的，而且虽然唐、宋、元、明等时代的古船都有所发现，但是在数量上比起古建筑来要少得多，在完整性上则远远不能相比。中国较多古建筑一直就矗立在那里，历经千百年风雨完好地延续至今；而古船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深埋地下的泥土中发掘出来的，一般都只剩下船体底部少部分的残存。因此，要想根据原物遗存探测其原貌，古船相比古建筑要艰难得多。

以席龙飞教授为首的包括何国卫、顿贺、龚昌奇和蔡薇等专家组成的学术团队创造性地将现代船舶设计原理应用于古船研究，发明了古船微观复原技术，能根据古船残存或其它文物以及文献典籍记载等资料，研究古船形态，进行数据计算和实验分析、设绘图纸并制作模型，非常逼真地再现古船全貌。

例如，对蓬莱古船的复原即是该技术应用的经典案例之一。1984年至2005年，在山东省蓬莱水城西南隅，先后发掘出四艘古船，其中，蓬莱一号和二号古船船型相似，是中国战船，蓬莱三号和四号船从船型特点和施工方式上看是在朝鲜半岛生产的高丽古船。以席龙飞教授为首的古船研究专家应邀进行蓬莱古船复原研究，在对蓬莱一、二号古船残骸进行细致测绘并确认其具有浙江刀鱼战船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古船的船体型线、基本结构和总布置进行了完好的复原设计。

30多年来，以席龙飞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经过复原研究，先后为北京军事博物馆、澳门海事博物馆、嘉兴船文化博物馆、淮北市博物馆、宁波市古船展览馆、无锡吴王阖闾城遗址博物馆等诸多博物馆设计制造了吴国王舟艅艎、战船大翼、楼船、斗舰、龙舟、五牙舰、车轮舟、八槽舰、汴河客船和货船、菏泽河船、海漕船、梁山河船、蓬莱战船、郑和宝船、漕舫船、雅克萨战舰等舰船模型并在各博物馆展出。

再现古船全貌的微观复原技术是古船研究的重大创举，其难度及其创造性均大大超过中国古建筑学家对古建筑原型的测绘探查。

（三）学术交流与争鸣推动了中国造船史研究的不断深化

《通史》在前言中写道：“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也是发展学术的有效途径。”[4]6席龙飞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参与造船史重大课题的讨论与争鸣。

中国造船史研究领域有两个“学术观点分歧之大、争论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实属少见”[6]的重大争论课题。

其一是“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真伪之争。1976年在广州市文化局院内发现一处古代木结构遗迹，当时被认定为“秦汉造船工场遗址”。1981年，青年学者戴开元通过硕士学位论文首先提出质疑并引起全国学术界的质疑。中国船史研究会不赞成“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说，在广州某“考古学权威”及相关部门极力排斥的情况下，联合全国10余家学术团体，先后于2000年12月和2008年12月召开两次大型学术会议，并分别出版了《“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和《南越王宫苑里假船台论文选集》。全国不同学科的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论证，纷纷指出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定性错误。

其二是《明史》文献记载的郑和宝船尺度的可信度之争。《明史》等7种文献记录了郑和宝船长44.4丈、宽18丈。从20世纪40年代直到到现在，国内外对宝船尺度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不乏其人，代表人物有周世德、杨槱、苏明阳等，不赞成质疑的专家学者则更多，代表人物有席龙飞、何国卫等。席龙飞和何国卫共同撰写的论文《试论郑和宝船》从船舶技术分析入手，充分运用古船研究尤其是考古发掘的成果，论证了《明史》所记郑和宝船的尺度可信的结论在学界的影响更广泛。

毫无疑问，学术交流与争鸣不仅有利于去伪存真，推动中国造船史研究的不断深化，而且活动所取得的成果还会丰富船史学科的内容。《通史》安排专门的章节，如实记载了学术争鸣的过程，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维护真理、尊重历史、兼容并包的精神。

三、彰显了中国舟船文化的丰富内涵

《通史》第一章所用的标题“舟船——人类文明和进步的硕果”，以及第一章第四节专述“黄河长江及海洋与中国的舟船文化”，给什么是文化和文明下了定义，并特别指出“黄河长江与海洋共同孕育了中国的舟船文化”，开篇即提醒读者关注“中国舟船文化”的概念与理念。

事实上，《通史》不同于一般专业技术史，不仅仅只偏重记叙和考证中国造船技术发展的过程和细节，而且还特别注重融合中国舟船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昭示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凸现著作本身浓厚的文化品位。

（一）融合了中国舟船所具有的文化属性

舟船的文化属性及其表现亦可与建筑进行类比。

一座完善的建筑，必须“适用、坚固、美观”，这是建筑功用上的要求，依靠“材料、结构和技术”来实现。建筑的文化属性就蕴含在这些要素当中，有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表现。所谓内在的表现是指建筑本身能散发出的特质，如内部有机结构“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圆满，使用功能上的平稳、舒适并富于美感的生机以及建造过程中技艺上的玄妙等；所谓外在的表现是指建筑与社会时代环境的相互影响，“建筑一定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各时代的智识、技能、思想、制度、习惯和各地方的地理气候”[3]。

作为具有运载功能的“水上建筑”，舟船的文化属性与建筑具有太多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舟船作为人类征服海洋、江河的工具，又是海洋文化的载体。

《通史》以典型舟船为对象，以造船生产技术的进化为主线，以各种文献、文物以及考古发掘与复原研究的成果为素材，切实记载和描述了中国舟船在使用功能、结构形式和建造技艺等方面的状况和成就，并嵌置和贯穿于中国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的大环境以及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之中，既展现了中国舟船技术发展的历程，又揭示了其文化的内涵和表现，两者有机融合、相辅相成的。

例如，《通史》在第一章第三节记述了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8000年前的独木舟时，采用标题“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凸显中国舟船文明的辉煌”，即在记述跨湖桥独木舟产生的年代和技术状况等史实的同时，凸显了在早期中国舟船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再如，《通史》第九章第二节文献所记述的明代船舶，一方面展示了明代有关船舶和船厂的著作如《天工开物》、《南船纪》、《龙江船厂志》、《漕船志》、《筹海图编》、《武备志》、《使琉球录》、《船政》及《船政新书》所记述的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明代船舶；另一方面，对船舶的形制及其法式叙述较为细致且图文并茂著作这么多问世，也明显展示了明代造船在文化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昭示了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史》批判了文化发展的一元论，提倡多元论。对于

文明从哪里来这一命题，传统观点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长江流域常常被认为是文明欠发达的蛮夷之邦，至于海洋，那就更被一些人所遗忘[4]24。长期以来，西方存在一种偏见，即认为中华古老文明基本是农耕经济的产物，与海洋文化无涉，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就曾经断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而言，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无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美国出版的一本《世界通史》也武断地认为，古代的中国人，不习于航海。

事实上，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先民旧石器时代晚期就与海有了接触。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遗址的发掘也证明，生活在沿海和海岛上的先民正是乘舟弄潮的先驱。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海洋文化代表性器物——有段石锛不仅传播到许多沿海岛屿，而且越海传播到了台湾、菲律宾及南太平洋西岸及岛国，是国际文化交融中的典型器物之一[4]26。

《通史》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国也是海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国人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耕文明，而且同时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和舟船文明，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通史》更以大量的历史记载、文物资料和造船与海航技术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古代中国人不但习于航海，而且更善于航海。中国的造船技术和海洋文化曾深刻地影响全世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造船技术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船尾舵、水密舱壁、车轮舟和指南针等发明对世界造船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汉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就通过海洋向世界各地传播；到了唐代，中国瓷器生产崛起，更是大量地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销海外；直到明代，还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三）凸现著作本身浓厚的文化品位

作为船舶技术史，《通史》在专业内容上是“广博”而且“精深”的，正如中国著名船史研究专家何国卫教授所说：“《通史》集船史研究之大成，展现船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是一部内容最丰富最完整，论述最深入最透彻的船史专著。”[6]

另外一个方面，《通史》本身还是一部文化巨著，从内容到形式无不折射出亮丽的文化色彩，凸现浓厚的文化品位。

《通史》引用和收编了迄今为止应有尽有的各类史料，其中不乏文化名篇和艺术作品，如引用的中国古籍包括了“经”（《诗经》）、“史”（《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各朝实录）、“集”（各代文集）等；绘画包括《洛神赋图》、《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以及被日本人视为国宝的藏于松浦史料博物馆的《唐船之图》等；还有青铜器上的图纹、壁画、文献典籍中的插图、一些典型船舶的复原模型以及大量船舶的照片等；这些资料的引用无不给著作的篇章溶入了厚重的文化艺术气息。

《通史》在文章的组织与语言的运用上，在保证“严谨、精炼、切实、明确”的前题下，注重形象化的表现，将写故事的“有事件、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手法灵活运用到史实的记述当中。这种表现手法与许多科技史著作的“平铺直叙”式的介绍相比，要高超得多。

[参考文献]

[1]何国卫.展造船历史风貌，探技术发展规律：喜读席龙飞教授撰著的《中国造船史》[J].武汉造船，2000（1）： 4445.

[2]席龙飞，宋颖.船文化[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前言14.

[3]林徽因.《清式营造则例》绪论[M]∥梁思成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326.

[4]席龙飞.中国造船通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

[5]席龙飞.中国传统船舶研究现状（1962-2008年）[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03）：358.

[6]何国卫.丰硕的研究成果，宝贵的经验总结：读《中国造船通史》有感而发[J].海交史研究，2013（2）：127130.

（责任编辑王婷婷）

Abstract：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Shipbuilding，a new book by Professor Xi Longfei，completely show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hipbuilding and the law of evolution of the shipbuilding technology of China.It contains a series of pioneering research，creating a complete subject system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hipbuilding， inventing new method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shipbuilding technology，highlighting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shipbuilding and marine culture. It is an unprecedented book in China with its complete system， comprehensive content， novel achievements，and profound thought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shipbuilding history.Its academic and cultural values are no less tha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It is outstanding in all kinds of books of Chinese technology history.

中国梦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支撑讲解 篇4

今天我给大家汇报三个问题。一、三君子问出“文化焦虑”；

二、中国梦需要思想和文化引领。

三、中国梦的文化根基 一、三君子问出“文化焦虑”

1、黄炎培之问。

当时在延安窑洞里，虽然在窑洞里，中国共产党马上要拿下天下了。一个民主人士黄炎培60多岁了，他跑到延安，钻到窑洞里跟毛泽东谈一段什么话呢？他说我生60多年了，耳朵听到的我就不说了，我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很齐心，一团火就烧起来了，蓬蓬勃勃的，可是突然就垮了，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江山是老同志、老革命打下的，我们这一代一代能守住这个江山吗？中共诸君如何找出一条新路呢？

2、梁启超之问。

梁启超说郑和下西洋，是有史以来最光耀之时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大的时候上万人，那时候都是木船，一直到了非洲好望角。可惜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了。如果郑和办个“郑和学校”，再培养远洋家呢？如果我们接着去建设海军呢？那中国还得了啊？我们现在明显落后。当然我们终于有了航空母舰，但是和美国的差距还有四五十年，你这个还不能不承认。我们怎么突然变得落后了呢？

3、李约瑟之问。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得了。中国人可能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之一。你看他什么不能发明，什么不能创造？聪明的很，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可是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人跑到前面？就像赛马一样，打它一鞭子，它冲到前面去了，我们被甩到后面了。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三君子之问，无不凝聚着、折射着文化的焦虑。人无文化就浮躁浅薄，当然就难免其亡也乎焉。你看它跳的高，说垮就垮。文化涵养有助于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民无文化，其行不远，你能走多远呢？当然，竟无第二个郑和了。文化繁荣才能催生出“江山代有人才出”的新局面。国无文化，急功近利。文化底蕴才能孕育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三君子所问，根本答案就在两个字——文化。所以我说三君子问出了文化焦虑。

有人说，中国怎么会有文化焦虑呢？中国是个文明古国，还没有文化？开玩笑。梁漱溟怎么说呢？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你看我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5000年的文脉涵养出泱泱中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万紫千红，我们自豪的很。那你还有什么文化焦虑呢？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祖国蒙羞，生灵涂炭，国将不国，文化安在。方志敏有一本《可爱的中国》，我们伟大的中国好可爱啊，它像一个美女，可是八国列强的魔爪伸进来，想抓哪里就抓哪里，我们是她的儿女，我们只能在旁边哭啊，哪有什么文化可言呢？

可是中国人一直没有停止过追求民族复兴，追求文化强国的梦想。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人民才算改天换地。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大跃进，超英赶美，当时我们的口号是15年超过英国，20年赶上美国。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怕它干什么。我们大炼钢铁，我们拼命地赶，可是整来整去，不行，还是一穷二白。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建国10多年之后写的，我们还是一为穷，二为白。“穷” 就是没有什么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要建设一个经济强国、军事强国，还要建设一个文化强国，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强国梦。从孙中山起就做这个梦，到今天习近平同志反复地讲，一代一代我们就是这个梦。这个梦越来越近了，总书记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目标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位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穷的帽子总体上甩掉了，现在谁还敢说中国是穷国啊？

但是文化呢？我们是5000年文明古国，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怎么了？还不行吗？为什么中央要说文化大繁荣要努力？可见还没有繁荣，最多就是繁而未荣，多是多，不敢说是文化强国。举个例子，你说你出书是第一位，可是呢，事实上我们现在500家最大的出版社加在一起还不如德国一家。你好意思说是文化大繁荣吗？

当然，在当代文化强国不仅是梦想，是期盼，还是具有紧迫的强烈的现实需求。向外看，经济上人强我弱，开始改变了。文化上的人强我弱，也要开始改变。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地位的提高，要干扰和遏制中国发展，要扳倒这棵大树，靠硬实力，有点难了。美国不是不想硬干。美国现在叫做“亚太再平衡”，60%的军舰都在围着中国转。美国现在公开宣布它的飞机就要抵境侦查，是不讲礼貌，你的飞机天天就在我窗口上晃，还叫我不能碰它，这个不讲理。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晚上要洗澡睡觉了，一看窗口有个飞机在看你，你睡 得着觉呢？不像话嘛，欺负人嘛，但是它也没有敢公开说要和中国干。

中国有个二炮。二炮的导弹是可以打到美国去的，美国怕这个东西。我们的总参谋长去美国访问，美国的国防部长正式会谈完就请他吃饭。端着酒杯就随便谈了，总长，我们美国有多少枚战略核武器，你们是有数的，清楚的吧？你们究竟有多少啊？说个数嘛。总长怎么回答他的呢？告诉你，不多，够用。够用是什么意思？你来嘛！习总书记说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发展不等于一定要和你打嘛，太平洋够大的，足够放得下这些国家，打啥呢。美国开始不接我们的茬，后来不也跟着说了嘛。

但是它收手吗？香港闹成那样子，美国明里暗里都在公开支持。你去看一个事实，美国驻香港的总领馆，编制是400多人，实际上呢？有8000多人派到那里，派那么多人去干吗呢？今天找这个谈话，明天找那个喝咖啡，他们不就是想拿香港来试水嘛，希望从那里发起颜色革命。它还没有料到中国还真有定力。它搞颜色革命，这次总书记说了，他往往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最后砸到自己的脚了。你看现在在中东搞颜色革命，搞得下去吗？搞来搞去把自己搞乱了。上星期新闻英国议会计划派人来香港所谓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回应说。香港是中国领土，英国对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不存在所谓道义责任。来香港纯粹就是为已经穷途末路的占中活动打气。所以我们不能答应。

所以你去看历史上一个经验，全世界只有中国，衰落下去还能再次崛起，而且是反复地起来，对吧？从古到今。那么，这个反复起来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能够迅速地抚平伤痛，再次崛起？秦末乱不乱？汉初一下就好了，隋末乱不乱？唐初一下就好了，五代十国末期乱不论？宋朝一下就好了，宋末乱不乱？元朝一下就强大了，元末乱不乱？明初一下就强大了，明末乱不乱？清初一下就强大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乱不乱？建国一下就起来了。所以说中国这个民族恢复能力特别强，原因是什么？原因就两条，第一，这个国家是有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的讲话给人最深刻印象，是阐明了中国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中国文化从哪里来？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儒家文化，是由孔子而来。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也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其实，并且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站到人类文明的高度看问题，世界文化的源头，一定包括孔子的思想或其文化创造。

依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是“人类的轴心期”，这期间产生了一批开启人类文明的大思想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的老子、孔子，他们研究了人与人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研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的释加牟尼，他研究了人与神的关系。所以说，孔子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类的财富。如果讲文化自信，这个自信一定离不开孔子。

所以国家之间也是这样子，中国为什么可怕？文化价值观之外，还有一条，你说这个国家智商这么高、情商这么高，他还勤奋？勤奋到什么程度？勤奋到，前些年为什么老发生一些冲突？南欧啊、西欧啊、北非啊，有些地方的人，老拿中国的商户说事，是吧？甚至给你烧了或者告你怎么的，为什么呀？你要换位思考，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他能不告你吗？他能不恨你吗？你想想，原来意大利人民过的什么日子？希腊人民过的什么日子？人家一天，上午10点钟上班了，11点钟人到齐了，11点半回去吃饭了，下午两三点钟来了，四点钟关门了，人家基本上是这种生活，星期

六、星期天绝对不加班，一年的年假不含周六日基本上由35天到40天，一定休齐了，所以他们过的是这种生活。突然中国的商户来了，中国商户周一到周日都在工作，那是必须的，而且24小时营业。更可怕的是中国人智商也高，会搞促销，买二赠一，还抽奖，还有积分，还有刮刮卡，是不是？外国人民什么时候见过这么丰富多彩的事情？他不奔着你这儿来奔着谁去 啊？你想想，中国劳动力成本还低，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你说外国人受不受刺激？

那大家明白了，美国人为什么怕中国拿到他的高科技技术？上次美国大选，奥巴马在大选之前指责中国，以往也都拿中国说事，对不对？说钢铁、纺织这事，也拿中国说事，但是以前说事是干什么呢？是因为你影响我的就业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他拿中国的三

一、华为和中兴这些大公司，还有太阳能说事。大家知道，这些是中华民族产业的代表，是中国新兴产业的代表，你看看，发生变化了吧？以前是拿你的夕阳产业在说事，现在是拿你的新兴产业说事，我们想想，我们这些公司遵纪守法，该做到的都做到了，为什么还被拿来说事？很简单一点，如果美国大大方方让三

一、华为这些公司全部进入美国的话，不出五到十年，可以这么说，美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就是中国公司的了，以中国人这么会做生意的状态，这些公司本身就很强大了，已经国际上前几名了，技术也不差了，实力又很强，国家也愿意给钱，银行也愿意贷款，然后中国人这帮人智商还高，情商还高，尤其跟外国人相处，情商更高，绝对状态好，微笑外交，话会说得很到位，方方面面安排得都很好，情商充分展示出来了，我就问你，你美国那些大公司，跟华为、中兴、三一，怎么比吧？稍微动动就下去了。

那么说到这儿，我想大家明白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什么对中国现在抱着这种心态？就是他最关键的高科技现在受到中国的挑战了。中国现在在很多领域上，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很多技术都是世界 领先的，高铁、航天、信息工程，所以说美国现在很担心，将来有一天，聪明的中国人掌握了这个世界最顶层的科技，那将来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很多国家不能理解中国的强大，不能理解中国其实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五千年意味着什么？别人不理解，包括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都不理解了，我们老觉得这个历史都是包袱，这是中国人特别可悲的一件事。

说到这儿，我讲一个故事，大家就明白我说的话了。说在美国有个真事，有一个人继承了田产，但是那块地就是不好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所以他就整天抱怨，说你看我的祖先给我留下了什么破地方？结果有一天，正抱怨的时候，来了一个过路人，就听他抱怨，这个过路人说，既然这样的话，你就把这块地卖给我得了，结果他就卖给对方了，卖的这个钱正好够他活两年的。然后买了地的人就琢磨，说周边这些地，还都种的不错，怎么就他们这一片种不起来东西呢？觉得奇怪，就找人挖，看看什么情况，挖出什么？挖出这个州最大的金矿，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而卖地的那个人两年后成为乞丐了，因为他除了抱怨，什么都不会做。

我说这个，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很多中国人天天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恨不得把祖宗十八代全都给抱怨一遍，但你没想到，老祖宗给你留下多少好东西，你学了吗？你用了吗？读《孙子兵法》学学谋略，读《论语》学学做人，读《韩非子》学学说话，读完之后，就知道怎么去思辨，怎么去宣扬自己的主张，怎么说服别人，轻易不会 被上当受骗，也轻易不会走邪路，也轻易不会迷失自我。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人去读这些东西？我们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好好的学习和发掘。而且美国这些国家他知道，中国这个国家这么强大，文化这么发达，现在势头这么好，他能不着急吗？美国着急什么？美国着急的是他的美元地位被抢走了，他的高科技优势没了，他的世界领导力下降了，这是美国着急的。

人无文化浮躁浅薄，民无文化行也不远，国无文化急功近利。三君子问出的是文化的焦虑。这是文明古国的焦虑，这是民族的文化焦虑。

二、“中国梦”需要思想与文化的引领

这段时间“中国梦”这个概念是一个主题词了，因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之后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的时候，首先讲这个“中国梦”，那么什么是“中国梦”？大概有这么几条，1、“中国梦”的思想内涵。“中国梦”的思想内涵是什么？总书记的表述就是这十二个字，“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中国梦”的思想内涵。

2、“中国梦”的实现路径。怎么实现“中国梦”？总书记又讲了三条，第一条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第二条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第三条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就讲了这么三条。中国道路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中国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中国力量就是凝聚共识形成这样一个合力，实现“中国梦”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三条。

3、“中国梦”的精神实质。“中国梦”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每个人都有一个出彩发光的机会，都有一个梦想成真的机会，都有一个和民族、国家一起成长发展的机会，然后又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为什么说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呢？

概括为两句话，一句话是它由人民来实现，人民是主体，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第一点人民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发展依靠人民，下面又有一句话，又不断为人民造福，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也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中国梦”由人民来实现，又不断为人民造福，这是中国梦的精神实质。

4、“中国梦”的文化引领。

中国文化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易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化”就是一切消失在没有形式、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能接受他，成为你的血液，成为你的灵魂，你一讲话、一抬手、一投足都体现它润物细无声的结果，那就是文化。而且关键是成天下，这个天下不完全是指的中国，整个世界最后就是以文化、人文来主张的。

现在的经济危机，各国的专家都从经济上想方设法去挽救，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个经济的危机。其实不然，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本书叫做《展望二十一世纪》，其中谈到了“人出问题了，世界一定出问题”这个观点。什么人提出的？文化人。所以，现在如果还有人把文化理解成边缘的一个点缀，那么，这个世界就有很大的危险。《展望二十一世纪》主要记录了两位文化人对话，其中一位汤因比是英国的历史哲学家，另一位池田大作是日本的思想家、世界和平的活动家，他主张反战，主张和平，曾经获得联合国的和平奖，当年中日恢复邦交，他是一个重要的牵线人。在1972年，他们有个对话，那时汤因比已经83岁了，资本主义还在高峰阶段，他曾经预言：“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代，而且还是人类咎由自取的结果。”他就已经意识到今天了，包括自然灾害。他预言人类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婪而迷失了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的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对照今天发生的一切，是多么 英明的预见啊！比较重要的是，这两个人不是中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日本人，但他们有惊人的共识，他们说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我有一个困惑，我们拿什么作为核心竞争力，拿什么向世界去叫板，拿什么去拼？是我们的科技吗？GDP吗？我认为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文化。而外国人看中的未来世界，可以起最大作用的是我们祖宗的文化，这也是现代人需要深思的。

所以我们的文化界就开始反思，反思的的结果概括为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一定要体现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现在讲这样“中国梦”，“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我觉得他一定要体现或者离不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梦”会体现为很多方面，经济、政治、社会、立交桥、五星级大饭店、动车体现了很多方面，但是最终他一定要体现或者一定离不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传承创新、发扬光大，我们这个文化在国际上有影响力有话语权，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进步最终一定要体现为中国人的进步。

比如说，现在我们到国外去看，我们这个立交桥、五星级大饭店、T3航站楼远远比它强的多，但是仅有这个不够，还要提升我们每个 人、每个公民13亿人的道德修养、文化水准、精神风貌、健康人格整个国民总体素质的提升，一定要体现为中国人的进步，包括道德进步，也就是说大国崛起它需要思想与文化的引领，大国崛起需要道德作为基石和基础。那么，当中国不仅是个经济大国，而且是一个道德大国、文化大国、诚信大国，向世人展示我们的软势力，良好的精神风貌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实现，因此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面都有一份和责任和担当，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实现文化强国的“中国梦”。

网络上总结出 公众最痛恨的七大道德失范现象:

人心冷漠，见死不救。比如广东省佛山市两岁女童小悦悦遭两车碾轧，而18个路人漠然相视；同月24日，在浙江省平湖市世纪商业中心，一名中年男子爬上室外楼梯的5楼，横跨在栏杆上说要跳楼。千名围观者，有的积极劝阻，有的喊着“跳吧，跳吧”，怂恿这名男子跳楼。频频发生的事件，应该引起大家的反思。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是那18个路人之一，如果我们是千名围观者之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危难面前见死不救，良心能安吗。见死不救的人内心深处一定会不停拷问自己。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在你的眼前消失，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啊。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食品、药品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看看那些因为吃了含有三聚氰胺奶粉而变成大头娃的孩子们，看看那些因为吃 了假药而引起过敏性休克、肝肾功能损害甚至死亡的人们，我们就知道应该多重视商家的诚信问题了。

医患矛盾。不良医生收红包、为了提成开高价的自费药，有些不道德的医生让患者做一些没有必要做的检查。更有甚者，不把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放在首位，押金不到位就不抢救。有些患者对治疗的期望值过高，稍有不满就投诉、骂人，有的甚至对医生拳脚相向。有些家属把重病的老人送到医院就没了踪影，他们是患者的亲人尚且无情若此，岂不是更缺德？

不孝顺父母。最近频频发生的全国最年轻博士逼父母在北京全款买房、深圳公务员殴打父母，让我们看到即使学历再高、工作再好，如果他是个不孝顺的人，一样会受到人们的鄙视。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美德之一，不孝之人，何谈道德二字？

利用他人善良骗取钱财。那些利用公众的善良来达到某一目的的人。比如那些假装残疾在繁华街头乞讨的人、假装贫困大学生向行人要学费的人……他们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

4男子打“飞的”重庆行乞。12月6日上午，四个外地人以打工无果、没钱买票回家为由，在重庆沙坪坝三峡广场寻求资助时，被市民举报。民警将四人带回派出所调查，让人诧异的是，这几个声称没钱回家的外地打工者，竟然是从南昌搭乘飞机前来重庆行乞赚过年钱 的。

经查，四人均来自安徽某县，平时在家务农，农闲时节便相邀出门行乞，主要方式就是冒充外来务工人员，不够钱买票回家，寻求资助。民警对四人随身物品进行了清点，发现他们不仅衣着光鲜，手表、戒指一应俱全，还有3人使用苹果手机，其中一人还用的是最新上市的iPhone 6 Plus。这些骗子虽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直接影响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时间长了，大家就不相信有善良的东西存在了。

公民缺少文明意识。

5月15日，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拘留15日。在拘留期满后，又被警方依法进行6个月收容教育。据证实，因嫖娼被收容教育6个月的黄海波获释。昨日凌晨，他获释后首度在微博向公众致歉，称：“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做出了错误的示范，愧对于观众朋友们的喜爱支持，也给合作伙伴们带来了重大损失和诸多困扰。”并表示，“所有对我的惩罚，我全盘接受，未来，我将会用很长一段时间来反思和沉淀自己，并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本来很好的一个演员，就因为把控不住自己，毁了自己的前程。你看看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中，高圆圆牵手黄海波饰演了一对情路波折的情侣，这对欢喜冤家从相识到相爱的经历过程可谓充满了精彩的戏剧性，演多好，你看人家高圆圆现在结婚了，你呢人家昨天结婚，你今天才放出来连喜酒都没有吃上.所以说，一个人你自己应该知道，你有什么、你要什么、你应该放弃什么。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

中央文明办将用3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文明与道德并不完全画等号，但很多不文明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突破道德底线的理由。

不是说改革开放前我们这些问题不存在，而是说现在这类现象更加普遍。见怪不怪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科学大大发展了，民主也在进行过程中，但是我们的道德出现问题了？这是现在有人概括的叫做道德失败，价值失迷，文化失衡、社会失信、人文精神失落，社会公信力下降，面对这样的问题，就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如果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出现道德失范，主流价值观边缘化，社会公信力下降，那么我们的发展不可持续，人民幸福指数也会大打折扣。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三、中国梦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

没有灵魂的民族，只是乌合之众。同样，没有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 的中国梦是白日做梦。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汉族算是一个；当家作主的，到了唐朝很多都是胡人，到了唐太宗那代，很多都是少数民族人；到了宋代都是正宗的汉人；到了元代又变成蒙古人；明代稍微恢复了；清代马上又是满族人。所以，汉人作为主流的种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都没能作主。但是，中华民族一直有，从来没断过，这是因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一直没有断过，不仅没断过，汉文化还吸纳大量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而成中华文化。余秋雨写过《广场的背影》，里面谈到了乾隆皇帝和康熙皇帝对中华文化、儒家文化的痴迷、热忱、崇拜，这种态度吸引了中国的士大夫，所以他们的朝代非常顺利地替换了明朝，没有受到强大的抵抗。所以，只要重视文化，民族就会好。康、乾时代可以说是清代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中华文化发挥得最好的时代。

“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身份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继续生存的根本理由。”如果毁灭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结果就必然毁灭这个民族。正如大家常说的“亡国先亡史”，所以，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它就已经亡国了。现在大家都在讲爱国主义教育，但更需要的是爱民族的文化，爱我们的遗传基因，爱我们的老祖宗。因此，著名学者余秋雨的要求是要学习、要继承、要发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中华民族文化非常需要重建。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超强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一直可以延续很久。在“五四”前期，提出要砸烂孔家店、打击封建礼教，那时，有的人采取的完全是一种虚无主义，粗犷 的态度，不分清红皂白，全部消灭。但也有人认为，把传统的都毁掉中国怎么活下去？没办法活下去了，不知道怎么活呀！这是个文化问题。

比如辛亥革命胜利后，人们开始剪鞭子。但是，辫子毕竟已经留了200多年，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积习，一些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留恋之情，甚至觉得那是一种美，反对剪辫。有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相对抗者；有将辫子盘在头上，蒙上头巾，假装已剪辫者；有被剪掉辫子后跳河寻死者。梁启超的家庭很现代，他的一个厨子在外出买菜时，不小心被剪辫队剪了辫子，回来后却痛哭了好几天。

所以，辛亥革命后，留辫者仍扬长过市，见怪不怪。北大当教授辜鸿铭“五四”时期时还拖着一根花白的长辫子，出没校园，自觉美不胜收，吟诗云：“残雪犹有傲霜枝。”以翻译西方小说名噪一时的林琴南，不但总是留着一根长辫子，而且扬言他的双腿不能给皇帝磕头了，还有何用！常往清东陵去痛哭。末代皇帝溥仪的辫子一直留到了1921年，也没有人强迫他剪掉，后来是自己觉得留辫实在不美，主动请人剪了。

“五四运动”一开始是个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现在，大家一听到“五四运动”就会想到天安门游行，因为它很快就变成了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以后就不停地战乱，国共再次打仗、合作，然后八年抗战，一直到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盛，已经可以跟世界叫板了，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毫无疑问，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主流价值观，也就是我们祖宗的文 化基因遗传的问题，而且创造了现代化的版本，造福于未来。因此，我认为民族的灵魂是最最重要的，而且必须自觉的，如果没有这个灵魂，那充其量不过是个乌合之众。

说到这儿，我想到大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当一个民族还有一些人在仰望天空，那么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如果一个民族每个人都忙忙碌碌，为了鼻子底下那些事，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意思是，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些站得高看得远的伟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一）中国梦的文化根基

支撑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至少有三个大的根基。

第一个根基。自从秦汉以来，我们就形成了政治上大一统的国家。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研究了世界各种文明，他谈到了每一个文明的形成，都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从混乱走向统一，形成统一国家，实现统一的和平。这是各个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中华文明自从商周以来，各种小的邦国就已经联合起来，而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我们就形成了以郡县制为代表的大一统的国家，它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唐代柳宗元写的《封建论》对秦始皇的“家天下”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大一统国家下面实现了真正的“公天下”。郡县制的治理形式能够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间，特别从社会底层中选拔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到国家的管理层，他们可以做宰相，可以做各省部的各级管理人员或者县级的管理人员；汉代选拔孝廉贤良；而隋唐用科举制，科举制 最大的特点，包括选举孝廉贤良等都是从社会草根中间选拔一大堆人进入到国家管理层中去，这是所谓的“官僚治国”，现在的西方称为公务员制度，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权利、财富等能够很自然地流动，不是固定的。平民经过选拔参与国家治理，国家上下各个阶层都有了很大的流动。从唐宋以后，中国做宰相的有一半多出身于平民。这也就使得中国大一统国家早已形成了一种“精英治国”。

我们再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实际上他们的治国理念有很大的差异。可能周恩来的治国理念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大一统的治国理念；而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更多地是想造官僚主义的反，他的理想是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每个地方都成为一个公社，公社领导人由民众选举，随时可以罢免，公社领导人都只能拿低工资。但是后来，毛泽东发现自己错了，他亲自抓的试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不但没有形成所谓真正自由的选举，相反变成了派别斗争、派系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地方。中国陷入了毛泽东所说全面内战。当时,毛主席1973奶奶8月有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郭沫若写了个《十批判书》批判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对郡县制的贬低。毛主席就说郭沫若还没以前的柳宗元立场好，柳宗元称赞郡县制是历史大势。秦始皇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皇帝，祖就是开始的意思，龙是君王的象征，所以称他为祖龙孔夫子的名气是很大，但实际上，对于 治理国家来说，这套东西是行不通的。所以，毛泽东讲了“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十批》是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最重要的是这句话——“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柳宗元字子厚）返文王是告诫郭沫若不要从柳宗元的立场倒退几千年到周朝时代。

他发现秦始皇以来的郡县制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治理国家的模式，有它的合理性。毛泽东的这一首诗实际上是他几十年来治国理念的一个总结，一个反思。实际上，中国的大一统是非常成熟的，郡县制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有这样一套国家管理制度，能保证中国一直不分裂，即使分裂一段时间，最终还是会重建中国的大一统。第二个根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意志和精神。

汤恩比在世界各种文明比较中谈到第二个特点，就是所有世界文明都能形成统一的教会，统一的宗教。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相比，为什么很多文明没能够延续下去？因为他们的统一教会和宗教带来了不断的宗教纷争，甚至长时间的宗教战争，最终导致了这些文明的衰落甚至瓦解。而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实际上没有统一的宗教和统一的教会，但是中华民族早已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意志，共同的民族精神。在中国的思想界占支配地位的儒学最大的特点是讲每一个人现世的生活。从孔夫子以来，人人都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为君子，甚至人人可以为圣贤，这都是人自身的修养。《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每个人都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中国的民族精神不是每个人都归于上帝、归于释迦摩尼，而是每一个人都承担起对自己、对家庭、对乡里、对国家、对天下的责任。所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精神的最高民族境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人能够挺身而出，让中华民族迅速实现复兴的动力所在。

第三个根基，中国早就形成了一种“家国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制度。

刚才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就是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连接在一起了，这不仅仅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建设。我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不是今天才有的。翻开中国历史。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家族在社会保障方面其实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进行义务教育、保证家族的成员以及乡村的子弟能够受到基本教育方面也有着非常深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的一些基本的制度建设。就国家层面上来讲，比方曹操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包括到隋唐的均田制，做的就是土地改革工作。把所有空旷土地都要分配给直接生产者，让他们占有，一部分是可以永久占有，即“永业田”，一部分在他们死了之后回收进行再分配。几千年来，这种制度保障了生产者有自己的土地，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这是国家的责任。

（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核心观念，或者说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价 值是什么？

第一，政治方面，中国人早就已经有了一个几千年来大家认同的、不可动摇的核心观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一次讲话中也专门讲了这段话，“民惟邦本”——只有民才是国家唯一的根本。汉朝初期的贾谊，在《政本》中特别介绍了这段话，“民惟邦之本，民为国之本，民为君之本，民为吏之本”；他还讲到“民为国之民，民为君之民，民为吏之民”；以及“民为国之公，民为君之公，民为吏之公。民为国之吏，民为君之吏，民为吏之吏”。说的就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的命运，也是生命力之所在。所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这一观点是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政治伦理的核心。

第二，经济方面。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经济，一直是以农耕文明为自己的根本，所谓“农本社会，农为本，商为末”。商业虽然非常繁荣，但不能自己生产。近代以来，我们接受了西方的经济学，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的核心观念是每个人都是“经济人”，都是经济动物，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认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核心观念。后来，边沁提出来利益最大化，包括霍布斯等都鼓吹利益最大化和功利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早就有了这些，比如先秦时期杨朱提出的“拨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实际上就是强调了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人，这种观念曾经风行了一下，但是很快就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把“利”和“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观念是“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其实，从孔 夫子孟子到宋明理学家，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强调的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利、利己，而且一定要利他。不仅仅要谋私利，还要谋公利。所以，中国经济伦理中一直强调的虽然不是否认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但是同时一定要把“义”字当先。这个“义”就是一定要把整体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把公共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样，每个人都有各种欲望，但人不能无限制、无止境地满足个人的欲望，更不能不择手段地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必须有一个“道”在前面。以道来制欲，每个人的欲望都要有所克制，有所限制，这就是道。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文化上有多大的追求。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人的体力也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追求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人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道的追求上，这也是中华经济伦理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支配地位的核心观念。所以，在经济发展中，我们一再强调要统筹兼顾：统筹城市与乡村，统筹工业与农业，统筹中部、西部和东部，这实际上都是考虑到“以义制利，以道制欲”。

第三，文化方面。社会伦理或者社会文明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是《中庸》中所讲的“中为大本，和为大道”。所谓“中”就是考虑任何问题时必须考虑到空间上的四面八方，必须考虑到时间上的过去和未来。“中”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世界观，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它看到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存在，一阴一阳谓之道。老子讲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一物都是由对立的两个面组成的，有了对立面才能产生新的思维，万事万物都是矛盾运动的产物，所以 考虑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是简单的“调和，折中”，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有一个整体的世界观。正是因为承认国家和社会的存在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怎么解决这些矛盾？最终是要追求对立面的统一，即“和”，强调的是矛盾渐进式的解决。

我们提出来的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讲就是“中为大本，和为大道”的现代表述方式。

中华文明中的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就是《易经》、《周易》中讲到的——“德施普尔，天下文明”。现在有人发表“中国威胁论”，说中国从古代就是一个扩张的国家，有朝贡的贸易体系。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有那么多周边的国家甚至更远的国家来朝贡，如果讲贸易，我们是亏本的,因为，人家来送一点点奇珍异宝，而我们却要回馈他们大量的金银财宝。明代有很多国家来朝贡，后来明朝财政吃不消了，将以前一年进贡一次改为三年、五年来一次，后来干脆让他们不要来朝贡了。中国历代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德施普尔”，就是以道德文化的普遍交流和繁荣作为对外交流的根本。中国传统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从孔子的观点看，更多是文化上，而不是种族上的，他强调要用先进的文化来影响其他的国家，同样广泛吸收外来的文化充实我们自己，这是一种真正的“德施普尔”。还有我们追求的“天下文明”，普天之下都进入到文明的世界，这对今天的世界来说，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中国现在正在迅速发展中，我们必须承担起更大的世界责任。中华文明每一次的大发展都是广泛吸收了外来先进文化充实自己、丰富 自己而实现的。比如唐宋时，我们广泛吸收了印度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我们还从西方，从西亚、中亚等地区吸收了许多伊斯兰文化的优秀成果，赢得了唐宋时期的巨大发展。明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我们从西方吸收了很多东西充实自己。但是，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中华文明是我们自己的文明，吸收这些是为了更好地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让自己的文明历久而弥新。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 篇5

最近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的视频。在整个视频中我学习到了很多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学到了为人处事的方法。不仅充实了自己更丰富了自身的视野，使自己能够以更积极更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挫折与困难。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而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参加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不仅表明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尊重和认同，也凸现出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创建具有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和人文精神，拓展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重大命题。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依靠否定、割断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照搬外来理论走向复兴。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不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也不可能在民众中间扎下根来；沟通思想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心灵，传统文化是极其重要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恰恰是因为融入了中国元素、变换了中国面孔，才被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得以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生长于中国这片沃土，必然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吸纳、继承和发展，从而被赋予鲜明的中国魅力、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脱离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枝繁叶茂、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 篇6

摘要：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在革命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优良作风。延安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延安精神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大法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是从容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的思想武器；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延安精神形成内涵当代价值

一、延安精神的形成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它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丰富和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延安精神在延安13年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

（一）延安精神的初步形成阶段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是延安精神的初步形成阶段。党中央毛泽东经过一年的艰苦长征，来到了陕北苏区的吴起镇，并决定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共产党人面对环境艰苦、敌重兵围剿、且敌我力量悬殊的困难境地，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战，巩固并扩大了这块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携手合作共同抗日，全国政治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延安及陕甘宁边区也出现了较为稳定的环境，党的自身建设及根据地的自身建设得以逐步加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军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表现出了为伟大理想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道德风尚。优良的精神和作风，正在成为边区军民的行为规范。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主要内容的抗大精神和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主要内容的白求恩精神，是这一阶段边区军民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的集中体现，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标志。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指明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对于正确把握和运用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自觉抵制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具有重 1

要意义。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及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方法的指明，是延安精神初步形成的又一重要标志。

（二）延安精神正式形成阶段

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至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前后，是延安精神正式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以延安精神和大生产运动为实践，所形成的整风精神和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形成的主要标志。

首先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经过几年的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不少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仍然存在学习上的教条主义问题。于是党中央组织领导了全党范围内的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1949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党的思想路线明确概括为实事求是，并对这一概念作了科学解释和说明。通过四年有组织的学习和整顿，使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深入人心，在全党形成风气，党的实事求实的思想路线最终被确立。其次，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灵魂的毛泽东思想逐步得到了全党同志的认同。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全党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胜利前进。再次，延安精神的概念被首次提出来了。整风期间的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的概念，这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标志，为以后正式使用延安精神概念作了重要准备。第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大生产运动中逐步形成。面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遇到的财政经济困难，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展生产自救。广大军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参加生产运动，特别是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屯垦生产，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大生产的艰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南泥湾精神。

（三）延安精神的成熟发展阶段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到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是延安精神的成熟发展阶段。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为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对延安精神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党的七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事实

上作了确认和肯定。在党的七大上正式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成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成为全党根本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其次，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对党的根本宗旨作了进一部明确而深刻的阐述。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党的历史使命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这一表述使党的宗旨更加明确和完整，对增强全党同志的宗旨意识，并在实际工作中践行这一宗旨，具有重要意义。再次，在党的七大上对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了理论概括：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强调这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凝聚力量，增进团结，发挥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的力量和威望所在。这一阶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愚公精神，得到了进一部的宣传和弘扬，在边区广大军民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得以践行。与次同时，延安精神的内涵和根本要求也更加深刻、更加完善。张思德精神、愚公精神、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和运用，是延安精神成熟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

延安精神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他们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思想品德、行为准则、工作作风的精华与结晶。所有这些，融合而成为一种社会精神，就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精神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精神体系涵盖着极其丰富的内容。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

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延安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追求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作为 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并为之奋斗不息。抗 日战争期间，延安成为革命者向往和敬仰的地方，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为了追求理想和信念，追求正确的政治方向，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中，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思想境界得到逐步升华，从而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一生的奋斗 目标。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坚定信仰，人们就会有一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气概，有一种以苦为乐的无产阶级的乐观情怀。可以说，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强的革命信念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它是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我党开展的延安整风(从 I941年5月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经过整风，使党内开始盛行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流毒在思想上得到清算，全党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经过整风，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也正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形成了我党特有的三大优良作风 ：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 自我批评。实事求是首先是一种科学精神，它主张靠真理吃饭，靠科学吃饭，而不是靠吓人吃饭，靠迷信吃饭。其次实事求是也是一种实际精神，它反对夸夸其谈，言行不一，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产生实效。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和实际精神的统一，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人格要求。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于延安精神的各个方面，所以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核心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延安时期，是我党历史上党群关系最密切，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最好的时期之一。无论是党政工作人员，还是干部、战士，都 自觉地为人民谋利益、办好事，培养了党和人民的鱼水之情。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的意见，实行“精兵简政”；推广刘建章合作社的经验，为人民办实事等等，充分体现了我党时刻关心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正是由于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使党的凝聚力、感召力不断增强，从而实现了延安时期党的空前团结与统一的局面，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深厚基础，直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成为党领导革命事业蒸蒸日上的根本原因。它既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核心。

（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特征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特征；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党战胜困难、求得胜利的一件重要法宝。延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扫荡”和蒋介石的经济封锁，解放区军民的生活和财政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下，党领导广大抗日军民开展了生产自救的大生产运动。他们吃小米，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以无比顽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和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实践 中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法宝。

（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根本上说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坚持真理同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要坚持真理就必须修正错误。毛泽东多次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是难免的。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纠正自己错误的勇气和能力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强调：“我们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他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坚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和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实现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在延安时期确立的，是延安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

三、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

党的几代领导人，都一直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承、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胡锦涛同志就任总书记不久，就带领书记处的同志们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并特别强调了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坚持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最近，中央领导又对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以及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贯彻中央的有关精神，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在新的时代，延安精神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凸现出它的重要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决不是简单地照搬过去的一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不断赋予时代内容。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实事求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彭真同志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发扬延安精神，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和延安时期的情况有很多不同了，要根据现在的‘实事’去求现在的‘是’。”可见，有的人认为老是强调延安精神，是“迷恋于过去”，“跟不上时代”，是“保守”、“僵化”，这样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与时俱进”正是延安精神的本质要求。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但是，现在的情况同延安时期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现在我们的党处于执政的地位，是执政党了。很多党员也都掌握了或大或小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讲为人民服务，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究竟是执政为民还是以权谋私？就成为区分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分水岭。由于手中有了一点权力，只要稍为缺乏自觉性，脱离群众的毛病也容易产生。这就不仅提高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标准和要求，也增强了加强群众观念的紧迫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延安精神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内容。我们讲自力更生，决不是同对外开放相对立的，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通过对外开放，来加快发展自己；而我们的对外开放，也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基础和立足点。对外开放中，必须贯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力量、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人认为，现在再来强调艰苦奋斗，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而且，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之一不是要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富裕”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人甚至公开发表“享乐主义宣言”，从理论上来论证享乐主义的合理性，这应当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其实，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同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争取人们的共同富裕，不仅不矛盾，恰恰是完全统一的。艰苦奋斗，不是要叫人做苦行僧，而是提倡一种精神。从全社会来说，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味耽于逸乐，习于奢靡，怎么能够建设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7—368．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 篇7

对于“庸”,最常见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将“庸”解释为动词“用”,“中庸”即“用中”,二是将“庸”解释为“平常”。如果仅把“中庸”解释为“用中”,实际上只解释了“中”,而把“庸”作为一种虚词概念。本文认为,“中”与“庸”都有其各自的涵义。

首先是“中”。“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在于左右平衡,二是在于上下通达。

左右平衡是指事物两极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度的把握。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也就是说君子遵从中庸之道,日常行为总处在恰如其分的位置,而小人违背中庸之道,日常行为任性没有顾忌。因此,中庸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适度原则,也就是“过犹不及”。

上下通达是指人居于世界的姿态。“天地”、“天下”,是在中国典籍中频繁出现的两个词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身存在环境的认识。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可见,在老子眼中,人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存在,与天地道同大。人立于世,必然与周围发生关系,这就需要构建一个通达的环境,也需要人有“允执厥中”的思维态度。通达则执中不偏,不偏则融合通达。由此,人也就构建起个体与世界的桥梁。古人追求“天人合一”,也正是“求中”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其次是“庸”。与其将“庸”解释为平常,倒不如解释为普遍、恒常。因为其普遍性,而更具有合理性和实用性。中国古代的思想自先秦时期就存在重具体而轻玄想,重群体而抑个人的特点。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也就是寓伟大于平凡,寓理想于现实的精神。同理地,道家也有“抱一守中”的思想,例如《道德经》中的“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难看出其中的共通之处在于至真至简,至朴至善。这正是“庸”的内涵。

由此看来,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其“中庸”的精神是贯通的。这种贯通性甚至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卜筮哲学。《周易》中有:“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等等,都是关于人立身处事的思想,倡导君子谦卑、崇德、审慎,体现了“中庸”的思想内核。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中庸”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

“中庸”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仍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体现在修身、处世、治道三个方面。

修身是君子立世的第一步。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就是君子人格最理想的状态。老子称赞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也是要求人们对于个性和修养的塑造要把握好“度”,使人格充盈但不满溢,各方面协调发展。

在处世方面,“中庸”提倡一种中正包容的眼光。以五四文学论争为例,胡适为代表的革命派倡导全面西化,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却也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与激进的革命派相比,学衡派的观点则更加理性中允。他们认为应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恰恰体现了中庸的思想。事实上,这种思想不仅适用于学术,也适用于待人接物。君子相处的理想状态是“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既悦纳自我,也悦纳他人。

最后,论治道,“中庸”更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即和谐公正。如今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其哲学本质也就是“中庸”。为了达到“和谐”,为政者要做到公正公允,平等包容。“中庸”不是取中点,而是取平衡,是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最优决策,使社会在和谐的环境下迸发出更大的生机。

陈赟(2007)说:“‘中庸’的生命力不是根源于它在经典中的历史地形成的位置,而是在普通生命的生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庸’不在既成历史的过去,亦不在某个文本之内,而是深植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诚然,“中庸”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成为一种融入血脉而不自知的文化基因。恰是这种不自知,使得一些人对中庸思想产生一些误解。一方面,如今人们往往把“中庸之道”单纯地看作一种处世哲学,而忽视了它本身丰富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中庸”即保守圆滑,甘于平庸,这便大大曲解了“中庸”的本意。

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时代比现在更接近“中庸”的理想境界。思想的汇通,文明的交融,个性的解放,这个融合通达的境域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生长的可能,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体察和领会中庸的真正内涵,从而使个体完整而自由地伸展,最终上下通达,左右平衡,允执厥中,臻于至善。

参考文献

[1]陈赟:《中庸的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葛楚英:《儒学的普世价值——社会平衡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3]师为公:《<中庸>深解》,作家出版社,2009.

[4]于文明,夏敏:《儒家思想和和谐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