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通用8篇）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篇1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隶书→楷书→行书

(殷商）（周)（秦）(汉）(魏晋)草书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地方，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范，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具备了简单文字的特征，这就是汉字的萌芽。

汉字形成为系统的文字是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在商朝早期，就是甲骨文的出现。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在商代，国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卜, 甲骨就是占卜时的用具。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师，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然后用火炷烧甲骨上的凹缺。这些凹缺受热出现的裂纹就称为“兆”。巫师对这些裂纹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结果，并把占卜是否应验也刻到甲骨上。经过占卜应验之后，这些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官方档案保存下来。

甲骨文是一种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为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汉字又经历了铜铭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形式，并一直沿用至今。

汉字的演变过程是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的过程。小篆使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渐成扁方形；楷书诞生以后，汉字的字形字体就稳定下来：确定了“横、竖、撇、点、捺、挑、折”的基本笔画，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画数和笔顺也固定下了。一千多年来，楷书一直是汉字的标准字。

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以形声字为主体的表意文字体系，总数约有一万个，其中最常用的是三千个左右。这三千余个汉字可以组成无穷多的词组，进而组成各种各样的句子。

二、汉字的特点：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之一，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同其他民族的文字如英文相比，汉字就在于每一个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对世界的文明、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这已是一个引起世界广泛认同的观点。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智慧的浓缩，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其形状之丰润、结构之精美、意境之深邃、韵律之悠扬，是其他文字无可比拟的。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文字演变中，汉字以其独特的形、意、韵，缔造了书法、诗词（格律）、成语、联谜等四大足以令拉丁文字汗颜、令华人华语扬眉的瑰宝。本文试图通过对四者的赏析，来分辨语系的优劣、审视饶文的真伪，并借此弘扬伟大的中华文化。

一、书法----飘逸的形体美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表达意愿，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书写效果都是一致的，无论汉字也好，拉丁文字也好，人们都有自己的认知方法，都有自己的接纳基础，站在这个角度，汉字似乎确实平庸得很。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站开一点，或跳高一点，再来审视我们的汉字和他们的拉丁字，就会发现有一种差别在眼中悬浮起来，这种差别，是视觉上的差别，是审美上的差别。说实话，从表象上看，拉丁字委实不能与我们的汉字媲美。

拉丁字永远是线条的、浮滑的、单调的，英语的26个字母无休止地重叠组合，就注定了这种单调的永远存在。在视觉上拉丁字永远产生不了美感，在书法上拉丁字永远产生不了大师，这是通过与汉字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汉字是表意兼表形的文字，汉字更是注重审美形象的文字，有人说汉字如歌如画如符咒，我要说汉字更如诗如梦如眼睛，每一个汉字，都能敲击人的心灵，勾引人的魂魄，这是汉字形意性的显著功能。在美感上，汉字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堂堂正正凸显中华风骨

方块的汉字象人的脸庞，尽管有善恶忠奸之分，但仍充满人类的气息，全没有拉丁字一般的诡异和陌生。汉字横竖不偏不倚，撇捺不妖不娆，可谓堂堂正正、规规矩矩。透过汉字，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品格厚道，沉稳坚定，向往和平，诚实守信，并践行着忠为重、孝为先、和为贵、诚为本。

2、飘飘洒洒展现中华风韵

拉丁文字无可逾越的，是汉字的书法。

他们固然也有笔迹学，也能通过笔迹侦查犯罪、透视心灵，但这只是展示科学、分辨人性，而不能发掘字体的美感。

从仓颉创字的那天起，书法就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唯真唯美的活力之源，我们珍惜自己的文字，欣赏自己的文字，并用聪慧和灵秀时刻美化着自己的文字。无论是才子学士，还是粗人莽汉，都以字迹漂亮为荣，而以字迹丑陋为耻，这一文化背景，造就了一代代的书坛圣杰，也形成了一个个的书法类别。颜筋、柳骨、张草，隶书、行书、篆书，其作品让世人侧目，其风韵让外人垂涎。

值得一提的是，汉字对书法的讲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华人在书法上的造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这世界有共同的音乐、共同的绘画、共同的科学，惟独没有共同的书法，这是汉字给华人的馈赠。

3、清清白白折射中华风貌

汉字独立成体，与拉丁文拖泥带水的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规则产生美感。汉字是规则的，横排竖行斜列，齐齐整整，清清白白，令人想起整装待发的士兵、成熟待收的庄稼，给人的印象是纪律、秩序、忠诚，从而在心中获得美的愉悦。如果我们能从这些地方来认识汉字、享受汉字，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象第一印象对人的感受犹显重要一样，汉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美的，汉字的形体充满着美的光芒。我们要抓住世人的第一印象，坚守汉字的阵地，让汉字汉文化在世界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成语——浓缩的意境美

饶先生在文中最重要的论述是：“以拉丁文字为代表的表音语系的优点是好写好认好读好记，运用表音文字为主的人类就象一群青少年人，有敢想敢说敢干的闯劲，开拓创新能力强，善于发挥自己的潜能，推销自己，主张人尽其才。直爽、坦率，重视独立的个性自由、平等。重视效率，主观能动性强，强调人是世界万物的主宰者，主张人能动地改造世界。世界科技和社会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无疑是表音文字字母摆脱象形、书写右倾、独立组词的影响的优点之一；善于分析、解剖，力求专业、深入、准确和精细，思维方式是直线性的，逻辑思维强，工作、学习、生活追求简单、方便、实用，这是受表音文字简单却无法省略笔画、必须精确和字母线性排列的影响的另一优点。”

我们知道饶先生所例举的优点确实是欧美人的优点，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优点果真是拉丁文字所造就的吗？

由此我们注意到了饶文中的几个关键词：效率、准确、方便、简单、独立组词和线性排列。

我以为线性排列不能创造出效率和准确，而只能制造出冗繁和复杂。比如英语，在26个字母无规则、无穷尽的排列组合中，就造成了基本概念的相互排斥、相互剥离和相互混淆。以牛为例，我们的“牛”字，笔画简单，以撇为角，以竖为脊，“牛”的形象栩栩如生，再配之以“小”、“肉”、“母”、“公”、“水”、“奶”、“油”等，仅两个字，就把每一个概念表述得十分准确，而在英语里，牛是Cattle、小牛是Calf、牛肉是beef、小牛肉是veal、母牛是cow、公牛是bull、水牛是buffalo、牛奶是milk、牛油是butter，各异其状，看不出科学、看不出方便、看不出效率。

《夜的眼》的作者王蒙在作品被译成英、德、俄等拉丁语系的文字以后，所有的译者都向他提出过一个问题：“眼”是单数还是复数，是“eye”还是“eyes”？当时王蒙沉默了，因为他不屑于回答这类问题，一个简单的“眼”字所展现的灵性和所涵盖的内蕴，不是单数和复数能够概括得了的。它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双眼，它可以象征黑夜的向往，它可以指向文中的孤独的电灯泡。一个“眼”字，可以派生出眼神、眼球、眼界、眼力、眼光，可以联想到心眼、慧眼、开眼、天眼、打眼，简单的一个字，其意深邃、其情悠远，这才是效率。（参见王蒙《汉字与中华文化》）

我们的成语正是这种高度浓缩了的深邃和悠远。在祖国的文化宝库中，成语以其言简意赅、掷地有声而自立于民族文化之林，并表现强劲的生命力，这与它自身的三个特点是分不开的。一是高度的浓缩性。一个成语，就是一段历史，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道场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成语，来勾画一段历史的演变，来描绘一个故事的始末，来透视一道场景的盛衰。成语的高度浓缩功能，是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法国有滑铁卢战役，苏联有莫斯科保卫战，盟军有诺曼底登陆，但是，无论是法语、俄语还是英语，都无法用四个字把战争描绘得淋漓尽致，荡人心肠。而我们汉字，仅凭“四面楚歌”就足以勾画出楚汉相争的惨烈和项王背腹受敌、孤立无援的绝境；仅凭“风声鹤唳”便足以描绘出东晋谢玄是如何指挥8万水师击败大秦天王苻坚90万大军的，在这个成语中，苻天王的惊慌之态、疑惧之意，都跃然字间。二是深刻的哲理性。一个成语，就是一种思想，就是一种理念，就是一种启迪。仅以“大”字为例：“大智若愚”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智者，“大海捞针”告诫我们不要作不切实际的妄想，“大言不惭”教我们懂得羞耻，“大器晚成”让我们学会奋斗。在世界文化中，令人奋进、发人深思、给人启迪的名言警句当然也多如牛毛，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言语能够象汉字汉语言一样精辟、简炼。古罗马帝国有“条条道路通罗马”之说，译成汉字是七个字，不译成汉字更加冗繁，而我们定睛一看，不就是“殊途同归”吗？四个字！三是隽永的表象性。一个成语，就是一幅画面，就是一种心态，就是一类行为。“挺身而出”把英雄跃然纸上，“道貌岸然“把虚伪鄙夷嘴边”，“负荆请罪”看出道歉之诚恳，“浑水摸鱼”刻划人心之奸诈……成语的花园千姿百态，我不愿也无需花篇幅去罗列和解读，唯一要说的是：成语貌似简单，却包罗万象。一个成语，有时胜过万千说教和万语千言。

成语是因汉字特殊的结构、底蕴、组合锤炼而成的，它的存在，使汉字充满意境，使汉语言充满睿智，使汉文化充满生机。它和汉字汉词一样，以小见大，以简代繁，以偏概全，展现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发展史和华人厚重的审美观，是汉字优秀于其他文字的重要体现。

三、诗词——铿锵的韵律美

拉丁语系同样产生着伟大的诗词作品。我们决不会因为唐诗宋词的优美而否认拜伦雪莱泰戈尔普希金带给我们的倾倒与感动。正如汉语诗词一样，拉丁诗词同样充满着激情或哀怨、渴盼或惆怅、理性或情感，站在这个角度，人类通过诗词所表达的对真的颂扬、美的向往、假的鞭挞和丑的嫌恶的意愿是共通的、一致的。

不一致的，是我们的汉字所赋予诗词的韵律之美。

众所周知，汉字的音节是单一的，汉字的音调却清晰地刻定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音阶，这一刻定使我们的语言更加轻重有序、错落有致、铿锵有声，而不象拉丁文一样有囫囵吞枣的感觉。这种美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押韵的灵性之美。一首诗词，甚或一番言语，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话催人睡眠，有人说话令人兴奋的主要原因，其间最关键的，就是在表达的过程中是否把握了押韵这一要素。试以徐志摩《再别康桥》为例：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在这里，“彩”和“来”都是“ai”的韵，把“来”和“彩”放在韵脚之上，读来朗朗上口，听来如丝如缕。但是，如果按拉丁文的写法，“云彩”完全可以用“白云”或“云霞”取代，这样一来，该诗的意境顿失，作者的灵性全无，听众立即会冒出“不过如此”的感觉。又如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个“残”是残败、凋零之意，但如果改成“百花败”、“百花凋”之类，相信这首诗绝不会传诵千古。因此，押韵所赋予汉语诗词的灵气是其他语言所不能企及的。

2、平仄的错落之美。绘画要浓淡相调，建筑要高低相衬，做事要张驰相守，做人要刚柔相济……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世间万象的美感产生于错落之中、形成在跌宕之间。汉语诗词的平仄运用，也许是对这一概念的最好诠释。还是以李商隐《无题》为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诗对仗工整，立意奇巧，音调也非常和谐，上句的音调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下句是“仄仄平平仄仄平”，读来如珠玑落盘，不绝于耳。但是，如果没有汉字特定的平仄错落，下联改动三个字也未偿不可，乃变成“蜡炬化水泪刚干”，这还象诗吗？只会使人如蛆在喉，今生再不想读诗。

3、文采的柔动之美。文采是能够柔动韵律的，正因为之前所说的汉字的意境幽广、文采斐扬，才使得汉语诗词有别于拉丁诗词那种单纯的激情和豪迈，单纯的理性的张扬，而使自己声情并茂、意趣相彰。在其他语系里，诗词大多是个性自然的流露，因此其感染力主要停留在夸张，生命力主要停留在哲理。比如“啊，我的太阳，我的太阳……”这类文字，是其他语系诗词中常见的，其声富感染力，其情富张扬力，但其境，却缺乏景的交融和柔美的动感。汉字汉语言中丰富的底蕴，使我们既有诸如“大江东去”、“气吞万里如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迈不逊于“我的太阳”，又有“杨柳岸，晓风残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温婉和“江枫渔火对愁眠”的雅致，而后者又是“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涛”所无法比拟的，汉字的诗词里，灌注了更多信息量，人们的思绪随着信息的流动而流动，比之相对单薄的其他诗词，更富动感，更富韵律美。

中华诗词是世界文学里的一支奇葩，这支奇葩的构成，与汉字息息相关，相依相存。脱离了汉字，诗词的生命力便无从谈起，也只有汉字，才能让诗词璀璨有形、潋滟有致、铿锵有声。

四、联谜——奇巧的雅趣美

饶先生的文章，有一段不仅是我反对的，而且是我心生反感的，他说：“改革后的汉字，首先必须好写，这包括笔画少（1－3画即可）、断笔少；好认：最好是以现在的偏旁部首为基础，再借用拉丁字母；好读……取消立体的、包围或半包围结构，全部改成独立符号、线性排列。”他还着重创造了一个字：“比如„众‟，可以改成„人人人‟或„3人‟”。

我反感饶先生的这段论述，倒不是因为那个“众”字把我们的视觉神经搞得七零八落，而是因为作为文化人的他，竟对汉字的结构美如此的漠视！

在这里我必须提及我们的楹联和灯谜。古往今来，一副妙联，羡煞多少文人墨客，一字绝谜，难倒多少能工巧匠。我们的祖先，在对对联不断的创举中，在对灯谜不断的发掘中，活跃了思维、启迪了智慧、陶冶了情操、品味了雅趣，对联和灯谜，实在是华夏文明中的一双明珠。

对联为华语文化所独有，这是汉字的功劳，也是汉字的骄傲。因为只有象汉字这样独立的字体，独特的结构，才能够为对联的出现提供载体。对联既然是华语字系所独有，因此倍受华人喜爱，这种喜爱已经超越了一般空泛的理论阶层，而融入到广大华人的喜怒哀乐和衣食住行。从社会阶层上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山野村夫；从作联目的上讲，高至考官取仕，低至酌酒行乐；从作联风俗上讲，重至婚丧礼仪，轻至年节喜庆，上述种种，无人不联，无事不联，无物不联，楹联因此也派生出春联、寿联、婚联、挽联等诸多种类。

华人对对联的喜爱，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奇巧，和因此带来的雅趣。“蒲叶桃叶葡萄叶，草本木本；梅花桂花玫瑰花，春香秋香”，还有什么能比这联更上下契合？它的合情合理，它的丝丝入扣，非智慧不可得到；“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倘异日再叶鸾占，休向生妻谈死妇；汝依严父哀哉，小儿女终当有母，若今后得酬乌哺，须知继母即亲娘”，如怨如叹，如泣如诉，催人泪下；“吸烟摇扇，眼前风云聚会；屙尿打屁，胯下雷雨交加”，在情景交融中，在诙谐幽默里，令人捧腹；更有那千古绝对，比如“解解解元之渴”，三“解”同形异音异义，至今无人对得，更引发许多奇思遐想。

灯谜里的字谜也是一样，它充分利用汉字结构上的组合，巧借世界万象，故布疑阵，引人入歧。解开灯谜，需要灵慧的头脑，广博的学问，是促使人们好学上进的有效方法。我最喜爱的字谜如“无边落木萧萧下”，谜底是“曰”，原来，“萧萧“是指宋齐梁陈四国中齐国君萧衍和梁国君萧道成，齐梁之下是陳，陳无边是東，東字落木即“曰”，何等广博，何等机敏！

中华的奇联妙谜浩如烟海，多如牛毛，我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我写联谜奇巧的雅趣美，一方面是为汉字的神奇而自豪，一方面是为祖国的文化而发表由衷的骄傲。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篇2

一、文字本于图画

现代史学家认为文明开始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世界上所有的自源文字都起源于图画，如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及中国殷商的甲骨文，都是起源于图画的古老文字体系。文字画有一种向巫术发展，一种是用来记事或传递信息的图画，那么这种图画就是文字的前身。据有关汉字起源与演变的最早资料分析，汉字是从原始图画发展而来，这是多数学者的主流观点，唐友兰先生在《古文字导论》中，曾提出“汉字的起源是图画”的主张，即以原始图画为基础的象形符号，它是在当时先民们需要生存、交际和发展的情况下逐渐演变和推进的，并以这些象形符号为基础，进而成为与之相适应的文字。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陶片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原始图画最初的一笔，也是古汉字最初的足迹。汉字是表意文字，是通过象征性图形符号，表达语言中的词或语素的意义，象征性的图形符号是图画文字的雏形。如甲骨文、金文中的图画符号【1】：

郭沫若先生结合各种出土资料、民俗和文献记载，认为中国早期的文字，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刻划系统，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即所谓的“字为初，本为画”。大量考古发现证明，图画的产生比文字早很多，从现存的新石器时代的套管上刻画的蛙纹、鱼纹、席纹、水波纹和回纹，以及山洞石壁上的岩画，五器上的线条图形等表明，人类在完成从图画到文字的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阶段——图画文字。刻划符号与人类思维具有直接关系，为使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能够保存，我们的先民以刀代笔，刻划了象形意义明显的图画文字。一类是早期刻划在陶器上的几何符号，以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为代表；另一类是表示具体事物的象形符号，以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为代表，他们都透发出原始图画的美感。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认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认为是符号，我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和晚商青铜上的动物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与古汉字相对应的文字比较，其相似度很高。如：

牛（）、羊（）、鸟（）、鱼（）。

图画文字孕育了原始文字的雏形，它启发了先民们的造字灵感，后来逐渐出现了早期的象形文字，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有的像太阳在云气上面，有的像太阳在云气下面，还有五峰并立的高山，意思是太阳在云气中上升，高出山顶。甲骨文（）、金文（）的“旦”字同他非常相似，很显然是从它演变而来。于省吾把图画符号“”解释为原始的“旦”字，这也是一个会意字。可见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字画，而是原始文字了。从大汶口文化和半坡出土的陶器看，它们无论是符号还是图画，都离不开象形的基础，“象形”与“图画”有同源关系，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

二、汉字与原始图腾族徽

文字画是图画发展成了文字的第一步，与原始图画密切相关的事物是古代图腾。从出土的陶器或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很多的族徽，这些族徽是先民们的原始图腾，从史料和民俗学资料来看，我国先民与世界其他各民族都曾出现过图腾崇拜阶段，它是原始宗教的最初形式，大约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整个民族部落的标记，许多氏族往往以它命名，图腾崇拜和偶像崇拜也会在古器物上留下大量图腾号。【2】

我国上古的氏族社会不断发展和分化，逐渐向家族和宗族方向发展。图腾的标志也逐渐表现为族徽，这些族徽中的动植物图案，如太阳、月亮、山川和树木以及石斧、弓箭的族徽图案，后来有大部分直接在造字中被采用。研究古文字的专家们认为：“用象形符号表示族名，很可能是原始表意文字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3】以裘锡圭等古文字家们的观点，可以从商周时代的早期金文中留下大量的族徽中找到根据。这些族徽中明显表现为植物的象形符号、动物的象形符号，和人的象形符号的结合，寓意氏族或家族与这些动植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在族徽中，其中“亞”字形的族徽占了较大的比例，而其形“亞”也是汉字的一个常用字【4】。

先民们从自己氏族和家族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出发，为在众多的氏族中立有一席之地，他们总会在自己的族徽上，充分体现自己的强大，汇集所有智慧和想象，把氏族和家族的特色与个性，完美地表现在族徽上。这种象形标志物的诞生、再造、识别和演化，无疑成为汉字产生的一种契机，也为早期的图画符号跨入文字的行列，成为一种自然的过度或阶梯，这就是“图画文字”。而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图画文字”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部落的族徽就能反映出大量的信息，如某群体以动物为名，并相信其为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群体成员的身体装饰、处所、日常用具等都通过族徽来传达出一定量的信息。这种图画（族徽）的表示方法超越了语言的表达限制。图画文字所要传递的信息可以使对方根据图画（族徽）的内容来理解所包含的意义，这就已经近似文字所起的作用。图画符号以其整体的优势——象形、象意，奠定了汉字起源的基础，因此原始图腾族徽是汉字诞生的自然阶梯。

三、象形甲骨金文是图画文字变成汉字的开端

世界上的文字体系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属于前者。目前，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字源有序，字源于画。“表意图形文字”，本质上是象形文字，用字形表示事物的形状或喻意。汉字虽经历了数次变革，但字形结构总体还是相对稳定的。汉字在字形结构上与昔日的甲骨金文有着密切的继承和演进的关系，从大量的甲骨金文的造字方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象形字、会意字占的比例很高。以“龙”字为例，甲骨文中的“龙”字（），很直观地看出来上面是龙头，头上有饰物，张着大口，龙头连着弯曲的龙身。金文“龙”字（），右侧龙身已经变形，逐渐脱离龙头。小篆的“龙”字（），右侧龙身完全脱离龙头，龙身与龙头并齐，为了美化字体结构而牺牲了象形的结构。隶书的“龙”字（），右侧仍为龙身及龙身上的花纹，而隶书与其他书体的不同写法是字形加宽舍去一些上下空间，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差异。

从甲骨金文字典中可以看出汉字大部分都源于象形，可以用图画形式表现出来，明确了汉字的原始属形。如“亻、大、卩、人、孑”等部首，这些部首都是由人的各种姿势演变而来，如“大”就是正面立姿人形，“卩”就是跪姿人形，“人”就是侧面立姿人形。凡与这些部首有关的字，必然都与人体有关。如图【5】：

东汉许慎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这也是《周易·系辞·下》所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画画，即应物象形，象形是汉字的灵魂和基础，它更趋向于符号化、抽象化、简笔化。如“日、月、山、水、雨”等等，都是象形字。如图【6】：

利用好甲骨文、金文所提供的信息，使今人能系统地了解汉字从图画演变成文字的过程：汉字的图画—图画文字（甲骨金文）—图案字（篆体字）—表意图形文字（现代汉字隶书、楷书，宋体字），可见以象形为主的甲骨文、金文带领图画文字走上了汉字演变的路程。

综上，汉字是上古时代先民们在物质生产、社会结合和原始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资料和考古学看，虽然汉字起源和发展有多种说法，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皆为成长于中国本土的新石器文化之上的社会生活，使汉字逐渐成为象形符号的灵魂，并以直观表意的图画符号相结合为基础，具有以形够意、以形表意以及形声合义的特点，所以笔者认为汉字起源于社会生活，它是以象形为基础、由图画符号逐步演进而来的。

摘要：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有关汉字的起源自古以来中说纷纭,结绳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仓颉造字说和图画说等。我国学者历来认为图画说(原始图画与象形符号)是汉字产生的主要源头。本文将会就汉字的起源和初级阶段的演变过程做一定的研究与考察。

关键词：图画文字,原始图腾族徽,象形,甲骨文金文

参考文献

[1]钟明善:《中国书法史》,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2]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3]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第43页。

[4]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一)》,台湾.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3页。

[5]周万:《打开通向书法的奇异之门——解读<图解汉字起源>》,2011年4月9日《中国书画报》,第2版。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篇3

一、“花捧字”纹饰的起源

如果我们追溯“花捧字”的源头，可以发现这种纹样首先在瓷器上大量出现是在明代的前期。这时期的“花捧字”，花基本上是莲花，字则基本是梵文文字。从这些特征我们可知，它是从使用梵文的藏传密教中产生并传播到汉地来的一种纹样。明代前期诸帝（洪武到正德）对藏传密教的青睐，是“花捧字”流行的主要原因。

梵文“花捧字”寓含着怎样的意义呢？这与密教特别看重的观想修行方法有关。在密教众多观想方法中，最基本的一种称作“月轮观”。所谓“月轮观”，就是要求信徒在修行时，想像有一轮圆月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并且越来越大，直至充满宇宙。因为月亮有光明、清静、清凉等特性，而这正是修行者应该具有的三种心境。修行者通过“观月”，可使自己排除杂念，身心处于一种清静的状态。

在完成“月轮观”之后，进一步的观想方法是想像月轮中有一朵莲花升起。这莲花代表修行者内心（自性）的清静、光明、清凉，它的出现也称作发“菩提心”。这象征“菩提心”的莲花是什么样子的呢？密教典籍《金刚顶经》有偈云：“清静如满月，当观八叶莲。”可见，密教此时所观“莲花”为“八叶莲”，所以这种观法也称作“八叶莲花观”。

修行者发菩提心“观八叶莲”之后，再进一步的修行法是观想莲花中升起一个梵文字。这个梵文字在现代密教中读作“阿”字，所以这种观想方法叫“阿字观”。“阿字观”是与“月轮观”、“八叶莲花观”衔接递进的第三种重要的观法。

要理解“阿字观”修法，首先要了解梵文“阿”字的意思。梵文“阿”字原本是梵文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是一个音节。在密教理论看来，这个字意义非凡，它的发音是一切创世纪的原音！同时，它又是密教主尊毗卢遮那佛的种子字。因此，密教信徒最看重这个“阿”字。“阿字观”法是这样的：观想、念诵这个从清净的莲花中升起来的“阿”字，将它幻化成毗卢遮那佛，然后自己又融入到佛的影像中，与佛成不二之体，由此达到修行的目的。

二、“莲捧梵字”纹饰

明代早期的“花捧字”，基本样式就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捧起一个毗卢遮那佛的梵文种子字，即“莲捧梵字”纹。在永乐大钟上和永、宣、成化官窑瓷器上，我们都可以看见这种图式的经典造型。毫无疑问，这些“莲捧梵字”正是密教“阿字观”修法的形象再现，与日本传承下来的唐代密教“阿字观”图样基本一致。只是明代用的梵文是兰札体，唐代密教和现代密教用的是悉坛体，文字写法有所不同而已。

明代早期民窑瓷器上“莲捧梵字”有很多，见图1至图7。莲花以单枝为主，莲花捧着的兰札体“阿”字，写法明显有所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6和图7，里面的两个“莲捧梵字”不是毗卢遮那佛的种子字，而是阿弥陀佛的种子字。这表明明代民间密教“阿字观”修法并不严谨。阿弥陀佛是汉地佛教净土宗的主尊，“莲捧梵字”出现阿弥陀佛的种子字，应是密教汉化现象。

另一种原因可能与明代民间瓷画工匠对“莲捧梵字”这种纹饰的宗教意义与梵文写法陌生有关。因为明代佛教总体而言，是显教占据主导地位，密教修行方法在民间影响不大。加上当时出版印刷技术落后，后来就是高僧大德辨认梵文字也难免要出差错。因而不同的工匠在上百年间画梵文，难免以讹传讹，出现多个版本。

明朝到嘉靖皇帝的时候，崇佛风气骤变。从皇帝到社会大众，抛弃佛教转而信奉道教，密教在这个时期遭到了沉重打击。瓷器上的“莲捧梵字”图案，嘉靖时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明万历到清代中期，随着佛教的复兴，“花捧梵字”仍然在瓷器纹样中常见，只是写法上更加五花八门而已，见图8至图14。

三、“花捧字”的演变

“花捧字”这种艺术形式，从明中期开始演化，形成更受民众喜闻乐见的新颖装饰纹样。这种创新最初运用于花捧八宝或杂宝，并一直延用到清中期，见图15至图24。嘉靖之后到清代中期，瓷器工匠对“花捧字”纹样的改造应用更加大胆。具体方法：一是将上面的梵文字改为汉字“寿”、“福”、“喜”、“”、“吉”等，体现汉族文化看重的美好寓意，见图25至图35；二是将下面捧托之花，在莲花之外又增添灵芝、牡丹等植物。灵芝寓长寿，牡丹寓富贵，从而使“花捧字”的寓意更加吉祥；三是将“花捧字”形式演变成花绕字，见图36、图37，并进一步将绕字的花卉变为蝙蝠，进化出“四蝠捧寿”、“五蝠捧寿”等图案，见图38、图39。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篇4

464班刘永美

研究课题：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问题的缘起：

文字是记录语言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之一。正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的知识才能记录下来，正确地传承下去；正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的精神文明才能发展；正因为有了文字，科技才能不断进步；正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社会活动的痕迹才能被记载，减少了重复的研究等不必要的麻烦。文字记载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使无形的东西在有形的文字的记录下变的清晰而有意义，所以文字的产生，更快的推动了人类的社会文明，更快的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任何媒介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程的结晶，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随着时间的延伸，汉字也在改变着，更加的简洁，方便我们的使用。我们作为汉字的使用者，更应该深入了解汉字的起源与发展，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汉字。

故，我们小组决定将“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作为研究学习的课题！

研究该题目的意义：

文字在人类历史上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文字的诞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文字是人类书写语言的符号和跨时间、跨地域交流信息的重要工具。文字记载了人类的知识与社会活动，是一种更精确更易保留的沟通形式。文字的出现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后世人少走弯路、减少了重复研究。文字对于文明的传承和交流具有深远意义。时间虽无形，却对文字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字能记载岁月、保留时间，而时间可以使文字更加完善、更加通俗易懂。但是，时间也是文字的一个破坏因素，正如大自然风化金字塔，时间也正腐蚀着文字，腐蚀着文字所代表的历史文化。时间总是赋予文字新的含义，新的理解，让有的文字失去了原有的美感与意义，甚至是理解的上的误差，有时甚至造成了对于文化的误解。即使是同样的文字，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们也有着不同的解读，一些语言的精髓也就很难被后世人所理解，所以人们应更重视文字的这种历史力量，更关注它的发展与传承。

研究计划：

该报告的完成方式 ①上网查找资料、②去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③向老师咨询

通过以上几种途径方式查找、归纳、整理，最后总结出该学习报告。该报告中引用的资料、图书： 课内： 语文书 历史书 课外： 《中国通史》 《文史百科》

通过这次研究得出的结论：

汉字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当今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文字，也是当今世界上应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是流传到现代的唯一的历史硕果，是文字家族中的最老的寿星。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发展需要历经时间的考验。汉字作为中国人衡量文化精华的标尺，深深融入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自然而然成为了民族精神的图腾。从甲骨文起源，金文的出世，到大篆，小篆的飘逸，再到隶书，行书草书的刚劲，最后到我们如今最为广泛使用的优美的楷书，汉字在这崎岖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它的蜕变，所以，中国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完全可以说得上是一部历史，纪录中华大地兴衰存亡的宝贵见证。

通过这次研究我的收获与感悟：

收获：经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我们不但培养了合作，共同学习讨论的能力,查找资料的能力，应对困难的能力，也对文字有了粗略的认识，我学习到了不少有关汉字发展和起源的知识，如汉字的产生、汉字的作用、汉字的造字原理、字形结构等，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学知识，就应该在点点滴滴的积累中得以升华与传承。

感悟：中华精神，世代传承。汉字是个奇迹，它的起源又充满了神话一般的色彩，我为中国古代先人的智慧感到赞叹。它是最优美的文字艺术。不必游遍名山大川，不必历数五千年文明，也不必诉穷造纸印刷术，更不必阅尽西厢红楼镜花缘，只需一句汉语，只要一个汉字，或形或声，便能让人感动得眼泪涟涟。经历了多少磨难辛酸，或象形、指事、会意，或形声、转注、假借；经历了多少岁月沧桑，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到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就是这横竖撇捺折勾点织成的一方方土地啊！我常想，每一个汉字该是怎样的一则故事，该是怎样的一注生命，该是怎样的一缕形音意的精灵！作为炎黄子孙的我，在深感自豪的同时，理应将汉字的博大精深的渊博揽入怀中，植入心田。用心品味汉字的神韵，扎实地掌握汉字的基本功。我会努力把本次探究所感悟的内在价值落实到实际学习生活中去的。

以下是我们整理的资料：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一、汉字的起源

事物的形成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汉字也不例外。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六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根据学者研究，它是起源于图画，经长时期演变，才形成文字。

就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还不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可以称为原始文字。汉字是一种独立创造的文字，它无疑是在经历了相当长的原始文字阶段以后，才发展成为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所以汉字起源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下述两方面的内容：汉字是怎样从最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的；汉字这一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然由于缺乏原始汉字的资料，对这两个问题目前都还无法作出确切的答复。

（一）、关于汉字起源的旧说

关于汉字的起源，自古以来流传多种说法。主要有结绳说、八卦说、图画说、河图洛书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

（二）、跟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及其研究情况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汉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三）对汉字形成过程的推测

由于确凿可信的夏代以前的汉字尚未发现，商代前期汉字的资料又很贫乏，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还曾使用过跟所表示的对象没有内在联系的硬性规定的符号，把这种符号用作所有权的标记。原始社会时期使用的甲类符号，显然有很多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我们姑且用一个现成的词——“记号”，作为这种符号的专称。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要克服表意字和记号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难，只有一条出路：采用表音的方法。这种由表音的符号和指示字义的符号一起组成的字，就是文字学上所说的形声字，表音部分称为声旁，表意部分称为形旁。

人们为了使文字跟它们所表示的词的联系更为明确，一方面在一些被假借的字上加注形旁，另一方面还在一些表意字上加注音符。形声字起初都是通过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指示字义的意符或音符而产生的。就汉字的情况来看，直到它已经成熟之后，这仍然是形声字产生的主要途径。

形声字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达语言的明确性，是文字体系形成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汉字一定也经历过跟纳西文相类的、把文字跟图画混合在一起使用的原始阶段。不过二者的具体情况肯定会有较大的不同。纳西文主要是用来帮助经师记忆经典的，所以图画的成分很多。原始汉字当然不会长期停滞在这种阶段。

文字排列方式跟语言中的词序不完全相应的现象，在甲骨文里偶尔也能看到。这些都可以看作古汉字曾经经历过把文字跟图画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阶段的证据在形声字出现之后，原始汉字大概还经过了多方面的改进，才最后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估计在不断增加新字的同时，至少还需要进行这样一些改进：逐渐摒弃图画式表意手法，简化字形并使之趋于比较固定，使文字的排列逐渐变得与语序完全一致。

对汉字的形成过程目前只能作以上这些很初步的推测。

（四）、对汉字形成时间的推测

由于缺乏资料，对汉字形成过程从何时开始的问题，目前还无法进行认真的讨论，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我们只能主要根据商代后期汉字的发展水平来推测汉字形成完整体系的时间。

汉字脱离原始文字阶段而形成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应该已经有一段不太短的时间了但是另一方面，在商代后期文字里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原始的迹象，这些现象在西周以后的汉字里基本上已经绝迹。从这方面看，商代后期距离汉字形成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似乎也不会很远。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象形文字出于商代后期（盘庚、武丁以后）的卜人集团”。这未免把汉字形成的时间估计得过晚了。

汉字的发展前景：

汉字起源的传说 篇5

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她的产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古人对汉字非常崇拜，从战国时代起，人们开始探索汉字起源的问题，先后出现了多种汉字起源的传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结绳记事和仓颉造字的传说。

（一）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就是在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之前，人们靠结绳处理事务，帮助记忆。日常生活中，人们遇到一件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用不同的结来代表不同的事物，大事就结大结，小事就结小结，物品多就多结一些结，物品少就少结一些结，甚至还用不同颜色的结来代表不同的事物。通过这种方法人类的生活信息得以记忆和传递。不仅中国古代有结绳记事，现代西南地区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还有结绳记事的习俗。如云南的独龙族、傈僳族、纳西族等，在解放前就用结绳的方法记日子，有的还用打结的羊毛绳传达消息，召集群众。古代美洲秘鲁的印地安人也使用结绳的方法记事。

那么，结绳记事是汉字产生的来源吗？当然不是。用绳子打结，既打不出点横竖撇等笔画，也打不出天地日月山川等字形。但是，文字产生之前，结绳的方法发挥过文字的记

事功能则是真实的。现代汉语中，人们常说的“了结”、“完结”、“结算”、“结果”、“结清”等词可以说是结绳记事在语言中的遗存。

（二）仓颉造字说

传说仓颉姓侯刚，号史皇氏，长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里长有两个瞳孔，是黄帝的史官，专门负责记载各种事件、数据等信息资料。

在仓颉发明文字以前，人们只会说话，不会写字，要把事情记录下来很不方便。传说有一次,仓颉的母亲出外采桑，仓颉一人在家编筐。突然，一位好朋友跑来告诉他，山上的一只猛虎将本村一头黄牛咬死吃掉了。仓颉十分气愤，约了伙伴去除害。临行前，他在墙上画了一只老虎，又画了一个圆圈，里面点了一点，意思是他出外打虎，太阳落山才能回来。仓颉的母亲回来，见墙上画了一只老虎，旁边还有一口井，误以为自己的儿子被老虎逼得跳了井，伤心得晕了过去，由于过度刺激，不久便去世了。仓颉既后悔又难过。从此，他便骑着驴骡，离开家门，体察各地风土人情，决心创造一种新的记事形式，取代落后繁杂的记事方法。

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寻找灵感。有一次仓颉看到有几位老人在岔路口争吵：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往东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

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机会。仓颉上前一问，原来老人们都是看着地上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事物呢？于是他便把自己看到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虫鱼、草木器具按形状描摹下来，造出了各种不同的符号，用来代表不同的事物。比如，他用一个圆圈中间点一点代表太阳，用镰刀的形状代表月亮，用侧立的人形代表人……仓颉把这种符号叫作“字”。

传说仓颉造字成功那天发生了很多怪事，大白天下起了小米雨，夜间听到天地间有野鬼凄厉的哭嚎声，甚至连龙都藏到深深的水底去了。

仓颉造字的传说是我国流传最为广泛的汉字起源故事。在今天的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还有十几处仓颉造字传说的历史遗迹。那么汉字真的是仓颉造出来的吗？

汉字的起源 篇6

一为结绳说。《北史•魏本纪》中说，北朝魏的先世“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记录了原始社会部落或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在文字出现之前，以结绳记事的方法，把战争、猎获、会盟、选举、庆典、联姻、生育、疾病和灾害等大大小小的事件记录下来。在《周易•系辞下》中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对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二是八卦说。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纬•干•凿度》认为：乾卦，天字的古文;坤卦，地字的古文;离卦，火字的古文;坎卦，水字的古文;巽卦，风字的古文;震卦，雷字的古文;艮卦，山字的古文;兑卦，泽字的古文。

三是仓颉造字说。此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里有“仓颉作书，后稷作稼。”《荀子》《韩非子》也有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着书”。许慎《说文解字•序》有“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仓颉，传说他是黄帝的史官，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供联盟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宋淳化年间，有一部著名的书法集子叫《淳化阁贴》，其卷五载有古篆书二十八字，传说是仓颉所写。

四是图画说。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出土于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有四个鸟形图案，与古汉字中的“鸟”(上行)和“隹”(下行)对照，十分相似。《说文》说，“隹”是短尾鸟的总名。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和晚商青铜器上的鱼形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拿它们与古汉字中的一些“鱼”比较，其相似的程度，足以使人确信汉字是从原始图画演变出的。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篇7

一、苗族人类诞生神话演进的三个阶段

(一) 人类起源神话的第一阶段:“蝴蝶妈妈”的神话

1、流传在黔东南地区的两个版本:

(1) 燕宝搜集整理的《苗族古歌·砍枫香树》写道:“树枝变成布谷鸟, 树根变成黄鹂。树梢变成鹡宇鸟, 树叶变成燕子飞, 树疙瘩变成蝉儿鸣, 木片变成了鱼种, 枫树心心生妹留, 妹榜 (蝴蝶) 生从树心来, 还有一些树皮屑, 都变成臭虫了……还有一些长须根, 变成申勇英雄汉。”

(2) 马学良、今旦搜集整理的《苗族史诗·砍伐古枫》又是另一番情形, “砍倒了枫香树, 变成了千万物, 锯木、鱼子、蜂蜜、蝴蝶、飞蛾、猫头鹰、鹰鹞、继尾鸟, 等”蝴蝶妈妈生下的十二个蛋经孵了三年后, 孵出龙虎蛇等动物和人类的始祖姜央, “子是生氽哈, 丑时生姜央, 寅时生老虎, 卯时生雷公, 辰时生水龙, 巳时生长虫。”由这两则材料我们看出, 枫木心生蝴蝶妈妈, 然后再由蝴蝶妈妈的蛋生苗族的人类始祖姜央。

2、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土段村流传着有一首苗族古歌《根忍纳》这样写道:

一株根忍纳, 被人砍成几节, 生出了蜜蜂、蝴蝶等根忍纳指的是梧桐树, 其中的两只蝶, 蜻蜓破蛋出跟蝴蝶妈妈的蛋生人类始祖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人类诞生神话的第二阶段:“人母犬父”的神话

1、流传在湘西矮寨地区的两则材料:

(1) 翼落神话。梗概是:在远古神农时代, 神农想得到西方恩国的五谷种子, 就贴出告示, 如果谁取到恩国的五谷种子, 就把自己的七公主婚配给他, 后来一小伙子 (代勾) 和一五彩斑斓的大龙狗拥有特异功能, 十八天后到达恩国。由于谷种在谷仓里, 防守严密, 有十六层岗, 在晚上, 翼落五彩的皮毛闪烁出五色的光焰, 与恩国国王平时亲自巡仓的灯相似, 卫士们以为是国王来了齐低头打拱下跪, 于是翼落急中生智, 在粮食附近防火用的水缸里打湿身上, 再到五谷堆里打个滚, 满身沾满谷种, 嘴衔了一大口, 回到了东方。神农宣布将七公主 (加佳) 许配的时, 小伙子发现翼落不见了, 便喊了声“翼落”, 神农一听, 就说“女儿许配给翼落”。就这样龙狗的名字变成了小伙子的名字。小伙子带着加佳回到了南山, 生了六男六女, 演化成了苗族。

(2) 盘瓠神话。大意是:在颛顼时,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 把自己耳朵上长了大肉瘤放在名叫“瓠”的碗里, 又用铜盘盖着。那个肉瘤在“瓠”里长大, 变成了人, 老太婆把他取名叫“盘瓠”, 盘瓠长得很快, 不过几天就长成一个彪形大汉。这时的颛顼在跟一个强敌打仗, 颛顼宣布:“谁能砍下吴将军的头, 就把七女儿嫁给他做妻子”。盘瓠前去挑战, 砍下了吴将军的脑壳。颛顼问他是何人, 盘瓠说“我叫盘瓠, 是用我的龙狗的血败了他的飞刀, 然后砍下这头的。”颛顼一时高兴起来, 又想说盘瓠好又想说那狗血灵, 于是把狗和盘瓠连在一块儿了, 说道:“你…真是…一条好狗”, 把盘瓠说成了狗, 封其为护国将军, 出征开拓疆土, 后来盘瓠带着妻子来武陵山, 生了十二对男女孩子, 逐渐形成一个民族。盘瓠便成了苗族的祖先。这两则材料中叙述的都是把人说成了狗, 跟七公主婚配的是实实在在的人, 而且是人在狗的帮助下才达到了目的。

2、《苗族通史》上传说的大意是“神犬翼落与神母 (公主) 婚配后生了六男六女, 儿女们长大后经常询问父亲是谁。

一日神母 (公主) 不在家中, 兄妹们到处打听自己的父亲, 水牛告诉兄妹说他们的父亲就是守门的那条狗。兄妹们羞怒之下, 把神犬翼落杀了, 神母归来后惊问其故, 气得要杀掉儿女以祭神犬。神农求情, 杀了多嘴的水牛来敬祭犬父翼落, 杀牛时请大舅、二舅、三舅把牛捆在柱上, 用梭镖一镖一镖的把牛刺死, 尔后敬祭。”在《苗族通史》的记载中, 我们看到的是人狗婚配, 而且这时的人觉得狗作为自己的父亲形象, 有碍雅观。兄妹羞怒之下将狗杀掉可见其端倪。

(三) 人类诞生神话的第三阶段:“兄妹成婚”的神话

贵州苗族地区流行的“兄妹成婚”神话;《苗族史诗》中大意是这样的:发洪水, 天下只剩下兄妹二人, 姜央老了还是没找到伴侣, 只得娶妹妹为妻, 可妹妹不答应。后来经过了一系列的考验和巧合使得妹妹答应与哥哥成婚。兄妹俩婚后生下个肉坨坨。姜央一气之下, 将其剁成肉片后撒遍九座山。肉片马上变成千万百姓。

二、苗族人类起源神话的原因分析

(一) 从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来看苗族人类起源神话的演变

1、从苗族的“蝴蝶妈妈”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生物共同体认识。枫树化生出来的物质很多, 比如:第1则材料中枫树化生为布谷鸟、黄鹂、蝴蝶、鱼等。在第2则材料中枫树所变化的是继尾鸟、蜂蜜、蝴蝶等。两者相比, 较枫树所幻化之物共同点只有蝴蝶和鱼, 从前面的枫树、桐树化生, 所幻化之物都与幻化物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而是生成了本身以外的物种, 由此我们知道苗族的生育观念是模糊的, 是一种生物共同体认识。因而将人类始祖“蝴蝶妈妈”的诞生归源于树木所生就不难理解。《枫木歌》表现了早期人类追溯万物由来的一种朴素见解, 也折射着人类童年时期现实生活的影子。枫树生蝴蝶妈妈, 蝴蝶妈妈生人类及一切动物, 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苗族对枫树—蝴蝶的求同、认亲与崇拜心理之由来。

在苗族的“蝴蝶妈妈”神话中我们看到了化生母题与卵生母题在同一神话中的融汇。理查德·利基在《人类的起源》中认为:“神话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让非人的动物甚至是自然物和自然力 (如山和河) 也具有似人的动机和情感。这种拟人化的倾向自然来自出现意识的背景。意识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情感中进行模仿来了解他人行为的社会工具, 把这些同样的动机转嫁到世界上非人的但是无论如何是重要的事物是简单而自然的延伸。”如果认同这一观点, 我们可说人类和大自然起源于蝴蝶妈妈的意识要比前面的树生万物出现得晚。因为蝴蝶妈妈的蛋是由其与“泡沫”“游方”而生下来的, 是两种物质结合的产物, 蝴蝶妈妈与泡沫游方属于感生神话的范畴, 类似的感生神话在我国上古文献中有过许多记载, 如《史记·殷本纪》说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史记·周本纪》说姜塬践巨人迹而生稷;《史记·秦本纪》说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这些有母无父的感生神话发生在母系氏族社会, 人类的生育观念已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变, 不同于前面的化生型, 开始在人类本身以外寻求生育子女的原因。

2、《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中没有关于盘瓠神话的记载。“在属于同一个部落图腾下的所有男人和妇人都深信自己系源于相同的祖先, 并且具有相同的血缘, 他们之间由于一种共同的义务和对图腾的共同信仰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 图腾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 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 从宗教信仰来看, 人们对图腾具有一种出乎自然的崇敬和保护关系, 从社会观点来看, 它不仅表示出同部落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也划分出了与其他部族间的应有的关系。仅从苗族被称为“盘瓠蛮”、“盘瓠种”这一事实来看, 显然它是经历过以犬图腾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历史阶段, 从苗族的氏族图腾构成中, 也可以寻找到犬图腾, 另外, 苗族的嫁娶仪式演说的“召娶词”内容讲的就是盘瓠神话, 关于狗为先祖的神话, 说明盘瓠崇拜对苗族的婚姻影响之深。《苗族古歌》关于人类起源神话的叙述的最后是以兄妹成婚来完成了芸芸众生的产生, 在其古歌的叙述中可谓是自成一体, 然而从前面叙述中我们知道苗族存在有关于人母犬父的传说, 而且它弥补了苗族寻求人类起源过程中的跳跃性。苗族先民并不是一开始寻找女性本身以外的生育子女的原因时就意识到了男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人母犬父”神话恰巧对两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以上搜集到的“人母犬父”神话, 无论是翼落传说, 还是盘瓠传说, 我们可以看到只是将人叫做狗的一种误叫。假如我们认为人类的生育观念是不断的进化的话, 我们可以相信这些盘瓠传说是盘瓠神话的较后阶段。

3、苗族关于“兄妹成婚”的传说是苗族现存的人类起源神话的最后阶段。其中反映了人类认识到女性不再是唯一的生育主体, 也不再将人类起源原因, 而是动植物生人或与动植物相结合, 开始认识到男人在生育过程中的重要性, 于是在神话中, 就突出了男女的结合繁衍了芸芸众生。根据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中关于故事成分的基本派生形式的最为重要的确切标准的第一条, 我认为其同样适用于创世神话。即“对故事组成部分的幻想式解释先于纯理性解释”。兄妹结合过程是经历过了复杂的思想斗争的, 可见人们这时的生育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即认为兄妹结婚是不妥的。

(二) 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苗族人类起源神话的演变

1、母系氏族社会中的生产力发展。在母系氏族公社中, 世系按母系计算。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处于领导和受尊重地位。其成因国内史学界一致认为:主要是由于社会分工, 女性从事采集活动或原始农业, 比男子从事的渔猎活动可以为氏族的生活提供可靠的食物保障。正是由于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这种重要地位, 决定了妇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优越地位。

2、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地位的确立除了前面提到的在采集方面较男性具有优势之外, 另一原因主要就是由于她们在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生育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也与当时人们的生育观念密不可分, 即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男性在生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与原始生产力水平采集渔猎经济相一致的是先民们认识能力的低下, 当时人丁兴旺是氏族生存发展的头等大事, 妇女又是人的直观的生产者和养育者, 以致对人类生育机能的认识也是感性的, 直观的或幻想的。在他们的心目中, 男女的生理结合是与生育无关的。由此产生了各种感生神话, 各种卵生神话产生, 苗族神话中蝴蝶妈妈的蛋, 以及洪水神话中的葫芦救人体现的妇女崇拜在人类起源中的局部反应。

生育秘密的破解恰恰是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而来的。在农业革命中, 传统的采集经济开始向农耕经济过渡, 男人因其体力优势而愈益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女子的权威从生产领域到生育领域都出现危机, 而在危机中日渐崛起的是不断显现出其生产和生殖能力的男人。单偶婚开始取代对偶婚, 实现了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变革;对男根的崇拜开始盛行。在苗族人类起源神话中, 就体现“洪水兄妹”神话, 传说中的兄妹结婚, 是古人探索人类起源所创造的—种想象, 它反映人类认识到男女结合才能生育, 于是才有了“兄妹成婚”神话。

综上所述, 苗族关于人类起源神话的演变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的生育观念的改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摘要：本文梳理了苗族地区流传的人类诞生神话的三个流变阶段, 并从人们生育观念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分析苗族人类起源神话的演变的原因。

关键词：苗族,人类起源神话,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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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 篇8

关键词：词汇自测定方法 汉字 起源 字测定方法

当代国内学者主要运用考古文物资料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由此得出的结论因“对资料的不同定性及汉字起源在阶段上的不同认识而有所不同”[1]（P239），有“三千多年说”[2]（P16）、“四千—五千年说”[3]（P55～58）、“六千多年说”[4]、“七千—八千年说”[5]、“八千多年说”[6]、“九千多年说”[7]、“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说”[8]（P74）。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说法，因此，笔者认为，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只能把年代一步一步向前推移，无法科学地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不可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意大利著名语言学家阿里内（Alinei，Mario）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lexical self—dating）来测定印欧语言分化的具体年代。这种方法用于建构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新方法，弥补了我国汉字起源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笔者试图提出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方法，称作“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本文讨论该方法的理论背景与基本观点，论证其理论可能性。

一、理论背景

20世纪90年代，阿里内等人根据“乌拉尔连续理论”[14]（P3～14）（The Uralic Continuity Theory）提出了“印欧语言研究的旧石器连续范式”[11]、[13]（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以下简称PCP）。他们认为，语言的历史要比传统理论界定的几千年久远得多，按照托拜厄斯（Tobias，P.V.）的观点，语言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250万～100万年的“能人时代”之前[15]（P87～94）。与语言一样，词汇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lexical periodization）[13]、[16]（P132）。

为测定印欧语言起源及分化的时间，阿里内在指出其它语言年代测定方法——如最早文字记录测定法、语音嬗变测定法、词源测定法、斯瓦迪士[17～18]（Swadesh，M.）的语言年代学方法（glottochronology or lexicostatistics）的各自特点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作为文化与语言系统之间的接口（interface），词汇记录着言语社团无数次文化历史变革的轨迹，是言语社团历史的全景体现，词汇的历史对研究言语社团的历史与文化发展有相当大的价值，透过词汇这面镜子可以看清语言发展的整个历史。具体说来，一个词就如同一个考古现场，它揭示的不是某个单一时期的历史，而是像考古层位一样揭示了多个时期的历史，测定一个词产生的年代与考古一样，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层位与之对应。只要词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事件本身发生的年代可以确定，词产生的年代就可以测定。根据词的不同性质，词汇自测定方法区分了“历史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traceable referents）和“历史不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untraceable referents）。人类劳动的所有产物和绝大多数社会产物都产生于特定的时间，指称这些对象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是可测定的，而那些用于指称自然产物、先于人类存在的事物、情感和抽象概念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很难测定，甚至不可测定。

二、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基本观点

（一）汉字的历史相当久远

阿里内等人提出的PCP推翻了吉布塔（Gimbutas，M.）的“黑海——里海起源说”[19]（P155～198）和伦夫鲁（Renfrew，C.）的“小亚细亚起源说”[20]，认为印欧语言的分化时间不是红铜时代也不是新石器时代。印欧语言从原始印欧共同语分化成各种非标准变体或方言的过程极为漫长，到冰河时代结束时（距今约1.2万年），原始印欧语已经分化为原始凯尔特语、原始意大利语、原始日耳曼语、原始斯拉夫语、原始波罗的语。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一直生活在欧洲[13] 、[16]（P135）。

笔者认为，与印欧语系诸语言一样，汉语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可能在我国人类“还是动物的时候，就有了语言”[21]（P2）。许多国内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如孙常叙认为：“现代汉语，这一民族的共同语言，是在形成民族之前的部族和部落中就已胚胎，孕育，逐渐滋长壮大了的”[22]（P170）。刘民钢认为：“原始中国语的诞生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根据人类诞生发展的时代推算，它不可能早于450～500万年，依据现代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可比较性和古人类及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迟于180万年。”[23]（P111）

“文字的起源问题与语言的起源问题难以分开”[24]（P39），作为汉语的一种重要模态（modal）（“语言的多模态性”，汉字的历史也相当久远，不仅仅因为目前所见最早用汉字记下的文字资料距今已有3000多年，更重要的是，“早在商代以前，中国汉字已经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过程”[29]（P3）。裘锡奎认为：“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30]（P55）；“凡是象形字，虽则都是原始字，可是它们的发生时代不会一样，兕和象的图画，也许两万年以前就有了。”[30]（P77）可以看出，他对文字产生年代的推定远远超出了赵诚[7]界定的九千多年。诚然，相对于个人而言，九千年相当久远，但相较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九千年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而已，把汉字起源时间或者“汉字系统成型”[8]（P68～83）时间限定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都是不科学的，这些观点不仅低估了史前人类的语言能力，还小视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

（二）应该按照我国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来考察汉字的历史

阿里内认为，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过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16]（P132）黄亚平认为：“对汉字起源、形成问题的讨论一定要有人类学眼光，仅用纯文字学的理论是不够的。”[31]（P23）根据吴新智提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我国人类进化发展模式的主流是连续进化，附带有少量与境外人群的杂交。”[32]（P276～282）笔者认为，汉字在我国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是连续发展的，要弄清汉字起源年代问题，就必须按照我国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来考察汉字的历史，而不应该把汉字看成是某个时间突然产生的事物，也不应该把汉字看成是由汉民族独立创造的，更不能把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的年代直接认定为汉字的起源年代。

（三）汉字与汉语不是附庸关系，二者同时起源，同步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文字观——“文字是口语的符号”[33]（P55）对西方学术界影响至深，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也没能逃脱，以致于在讨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时仍然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34]（P47）但索绪尔可能意识到汉字与印欧语言的文字之间的差异而对亚氏文字观的普适性产生了怀疑，他对人类的文字体系进行了二重区分：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对中国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34]（P55）鉴于两种文字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索绪尔明确指出，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而“许多汉字研究者忽略了索绪尔的二重区分，将索绪尔对欧洲文字性质的判断，视为人类文字的共同属性，并用以指导汉字改革的理论实践”。[35]（P414）因此，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后才产生的，文字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是辅助语言的交际工具。”[29]（P25）

让·雅克·卢梭也说过，文字的最初形式并不描绘语音，而是要么像墨西哥人那样直接描绘对象自身，要么像古埃及人那样以象形的方法来描绘对象[36]（P25～26）。陈望道认为：“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绝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37]（P74）哈里斯（Harris，R.）指出，文字并不只是为了记录口语，文字与口语是两种平行的符号系统，文字远比语音更有权势[38]（P35）。笔者认为，就个体发生（ontogeny）而言，汉语与汉字可能有先后之说，而就系统发生（phylogeny）而言，二者应该同时出现于群体的社会活动之中；汉字与汉语并非同出一源，认为汉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记录汉语是不科学的，有盲目跟风之嫌，持此观点者没有真正弄懂索绪尔的理论，也没有真正认识汉字的个性特点，有削足适履之嫌；更不能认为汉字产生的基础是汉语，汉字的产生基础是汉字使用者所处生存环境的特征及他们在与所处生存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和所处生存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申小龙认为：“汉字的象形象声象意之构造是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结果，它真实而又客观地反映当时代全社会的认知水平和认知成果。”[35]（P430）

汉字与汉语之间不是附庸关系，它存在的理由不是为了表现汉语，它也绝非用于记录汉语的符号，二者作为一个硬币的不同侧面，应该同时起源，同步发展。

（四）汉字形成的历史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

阿里内认为，受神创论和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突变论（Catastrophism）者”和“均变论（Uniformitariamism）者”，就语言而言，语言的发展变化是渐进的，而非突变的[16]（P122～126）。孙常叙认为：“语言的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爆发的。汉语从氏族语言、部落语言、部族语言转变成民族语言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消灭旧的语言另创新的语言，而是经过长期的逐渐发展，通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使语言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22]（P170～175）笔者认为，与汉语一样，汉字形成的历史也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它是我国人民在社会活动中随着社会及自身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由某个人突发奇想单独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圣王”或“巫师”[31]（P24）的专利。正如唐兰所言：“所谓仓颉作书及文字起源于结绳或八卦的传说都是不可靠的，最初的文字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众人的创造。”[3]（P12）

汉字形成的过程与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一致。人类不可能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一次性认知所有的事物或某个事物的所有特征。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人类仍然处在认知世界的漫漫征途中，而作为我国人类表征其认知的世界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汉字的形成过程也自然是渐进而漫长的。

（五）汉字形态具有稳定性

阿里内认为，保持稳定是语言发展的规律，变化是例外。[13]、[16]（126～128）汉字形态也是这样。“稳定是汉字发展传承的基础”，“在汉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字形的稳定和统一是一条主线”，“汉字是一个在多因素制约下形成的相对平衡稳定而又不断发展的系统。”[39]（P74）有人比较现代《新华字典》和汉代的《说文解字》两部字书，发现其中有50%左右的字汇的形体和字义完全相同，这些均是汉语基本词汇。[40]（P35）另据研究[41]（P143），从《玉篇》《干禄字书》《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龙龛手鉴》到《复古编》，再到现代汉字，楷体汉字字形结构表现出高度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六部字书中出现的字，形体与3500个现代汉语常用字的规范字形全同者共2185字，占3500字的62.43%。笔者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之前，古今汉字形态与意义吻合度应该更高。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汉字的形态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但汉字形态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汉字形态自古至今始终保持固定不变，而是在保持字形稳定和统一的基础上的“动态平衡”[39]（P74）。实际上，汉字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次改革，如秦始皇的“书同文”、唐代的“辩证文字”、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字改革”等等，但这些文字改革并不是以一种文字替代另一种文字，并没有导致汉字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万变不离其宗”，或者说“形变而神不变”，在保持汉字基本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这些调整使得汉字形态更加规范，更有利于人们交际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

（六）汉字起源年代可以自测定

以往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研究要么运用考古资料，要么“运用传统文献流传的汉字起源的说法”[1]（P238），这些方法无法客观而科学地确定汉字起源的具体年代。作为“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写符号系统”[35]（P424），它包罗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映射社会文化的每一个细节，展示社会文化的多维层面，是一座恢弘的历史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为我们提供了早于历史文献的远古历史文化信息。[35]（P430）虽然无法找到最早的汉字记录，但作为历史的“活化石”[40]（P11）、“文化之根”[8]（P125～152）、“文明之母”[8]（P153～176），这些最早的汉字记载着我国人类进化的历史、传承着中华文化、孳乳着华夏文明，就像“基因”一样仍然存在于当今的文字之中，所谓“前人所以垂后”[42]（P316）。透过这些信息，找出这些汉字的“基因”，并以地质学之父赫登（Hutton，James）[16]（P128）、[43]（P31）提出的“现在是通往过去的钥匙”（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为指导原则，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所谓“后人所以识古。”[42]（P316）

当然，基于汉字自身的汉字起源年代测定方法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汉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汉字起源于何时”这一类问题，而是着重解决裘锡奎先生提出的问题：汉字这一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汉字是怎样从最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30]（P22）

三、结语

受文物（献）资料自身的局限性的制约，加之“一般通过训练而成为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文字学家很少将他们的研究与现代语言科学联系起来”[24]（P39），因而难以摆脱“神创论”“突变论”“个人英雄主义”“文字附庸论”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以往学界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的局面。本文提出的“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试图摆脱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制约，消除其中的错误思想，结合文字学与现代语言科学，提倡汉语和文字并行，同时起源，都是在其使用者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产生并同步渐进发展的。鉴于汉字久远的历史，以及汉字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笔者认为，以“现在是通往过去的钥匙”为指导原则，回溯我国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汉字起源年代的测定在理论上来说是可能的。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理论背景和基本观点，旨在介绍本测定方法的理论来源，论证其理论可能性，其实践操作部分尚未涉及，笔者拟另撰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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