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发展理论

社会工作发展理论（共8篇）

社会工作发展理论篇1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社会工作发展理论篇2

一、企业理论中经济力理论及其局限

(一) 经济力理论

所谓经济力理论, 它主要研究企业或公司如何提高自身的赢利能力, 诸如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垄断优势对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和竞争地位等等。该理论的前提是把企业定位为“经济公民”的身份, 这是一切经济力理论研究的大背景。这个理论的另一个暗含条件是企业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根本目标的, 企业的责任在于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要素的投入, 绩效来源于经济资源产出的效率。这一点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很有代表性。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无论是人们所总结的“个论”还是“通论”, 对其行为的解释从没走出过企业“经济利益”的地域, 始终在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动机、目的寻找经济利益的源泉, 始终围绕“培育、利用优势, 尤其是垄断优势, 获取高额利润”这一教条来探索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来源以及如何利用, 进而解释跨国公司行为, 所以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本质上属于经济力理论。

(二) 经济力理论的局限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 不但是经济利益的折射, 同时也是社会各种利益的交集。特别是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此体会应该更加深刻。难道跨国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经济利益?难道“企业的职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实际上作为社会细胞, 企业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显现, 回答以上问题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源。除了科斯从交易费用角度解释了“企业的性质”, 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角度解释对企业的性质作出解释?毕竟, 企业的本源不但具有经济性也具有社会性。这就意味着企业不仅是“经济公民”, 还“社会公民”。

理论的发展总是意味着实际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诸如:跨国并购浪潮与国际战略联盟、RD的国际化、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柔性化、网络化等等;跨国公司目标向多元化发展, 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重视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强烈关注跨国公司社会伦理形象。而且, 在所有变化中, 都贯彻一个理念, 那就是“人性化、人文化”。这一系列新变化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中无法找到准确的解释, 尤其是当今跨国公司把社会责任作为实现其目标体系的重要途径, 强烈地追求社会伦理形象,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更是无法合理解释。社会力理论的诞生为跨国公司理论开辟了崭新天地, 为合理解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追求伦理形象找到了理论依据。

二、企业理论中社会力理论的发展

社会力理论是跨国公司理论的新发展, 所谓社会力理论, 就是研究企业在新的企业使命和多元目标体系下, 赢得社会尊重和赞誉的能力, 与社会协调一致、与环境相容共生的能力, 并解释跨国公司关注社会和环境的新的经营战略与行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任务是应用道德哲学的基本方法、探索跨国公司实现目标体系的动力源泉和运行机制, 并合理解释跨国公司行为和价值观的新变化。社会力理论的产生不仅是跨国公司理论的必然演进, 更是跨国公司实践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标志着其已经完成了“经济公民”向“社会公民”的转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力 (垄断优势、技术、资源、内部化力量等等) 的有限性, 制约了跨国公司原有经营战略的实施, 使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 经济力已经不能构成全球化经营的动力系统,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迫动性引发跨国公司战略的新变化, 因此, 必须寻求新的动力源———社会力。把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作为培育社会力的核心, 并形成跨国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这为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价值观的转变, 跨国公司的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了, 而是向多元发展, 形成了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 多元目标体系决定了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更关注人性化、人权、公平, 还有与社会和谐。目标的多元化, 决定了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已经无法合理解释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和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和树立伦理形象的新变化。

三、社会力理论的一般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社会力理论的提出, 使跨国公司理论向前进了一大步, 为跨国公司如何获得更具适应性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社会力理论的研究框架也能够为企业理论发展更加一般性的社会力理论提供帮助。虽然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中已经为社会力构成设计了大致的框架, 但其设计源泉其实来自于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 因此社会力理论的发展还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

虽然从起源到今天, 历经“数个世纪”, 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还在讨论之中没有统一的答案, 自然相应的内涵也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1924年歇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这种崭新的思想认为, 企业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 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 远远高于企业的盈利。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出现三种相互联系的观念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提出挑战:受托人观念、利益平衡观念和服务观念, 这三种观念开始扩大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大了, 包括雇员福利 (抚恤金和保险计划) 、安全、医疗保健和退休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20世纪60年代环保主义蓬勃发展,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心由赞助行为、提高产品安全度等类似事宜, 转向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20世纪70年代, 消费者权益运动风云迭起, 企业社会责任又加入了新的内容。

虽然不同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相应的理论认知也存在不同。但从总体上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企业高层作为企业相关者的信托受托人, 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 以履行企业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其中相关的信托受托人实际上指的是公司股东、债权人、职工、消费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而利他行为则是指企业为社会公众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

(二)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传承自国外的相关研究, 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需要和面对国际贸易的压力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与国外一样,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国内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各有看法, 其内涵远未统一。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国主动应对的最好选择, 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 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明显不足。其表现为:一是研究成果少而且观点片面。从国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来看, 迄今为止, 对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研究成果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中, 全面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乎没有。二是缺少创新性研究。目前国内翻译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原著较多, 而国内原著很多都是借鉴或直接引用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科研成果, 针对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很零碎,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三是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与国外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明显不同。可以看到,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 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

四、总结

企业角色从“经济公民”转向“社会公民”;企业理论也从经济力理论发展到社会力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正在逐渐掌握更具加适合发展的能力, 并通过将社会责任整合入企业战略的形式, 在制度上保证了更加有效地将社会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并借此发展出强大的竞争优势。但企业理论的这一新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提供给企业更强的理论指导, 关键在于建立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与企业绩效紧密相联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而这又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竞争的最高境界将是标准和制度的竞争, 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企业要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内容来规划。要把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变成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而且要争取这种投资的效益最大化。

摘要：将企业的发展看作是企业不断获得更加自由能力的过程。从自由的视角, 企业理论的发展被看作是从对一种能力的研究转向另一种能力的研究, 即作为传统企业理论的经济力理论向现代企业理论的社会力理论发展。社会力理论如何从跨国公司理论中发展成更加一般的企业理论, 其核心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 从而完善社会力的构成。

关键词：企业理论,经济力理论,社会力理论,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杨瑞龙, 杨其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邓修权, 夏国平.企业能力理论及其形成背景分析[C].全国第七届工业工程与企业信息化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3.

[3]卢让林, 李子奈.企业理论的发展[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1) .

[4]吕中楼.企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 1994, (7) .

[5]徐传谌, 刘凌波.从新古典厂商理论到后现代企业理论:制度内化与范式转换的理论演进[J].当代经济研究, 2007, (4) .

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篇3

(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河南@洛阳@471000)

摘要: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起步较早,但难以指导中国的实践。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科学发展观借鉴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同时也实现了对西方理论的突破和超越。

关键词: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借鉴与超越

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发展的迫切需要,寻找能够指导社会实践发展的科学理论,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深深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大环境下显得尤其重要。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起步较早且较为完善,有其自身发展的进步性,但并不适合中国,由此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入理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对于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深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1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不适合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论是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贫穷国家,还是饱受战争重创的西方工业国家,都面临着恢复战后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发展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不同学科领域的许多学者纷纷聚焦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不同的发展理念。

早期提出的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认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尺度是国民生产总值(GNP),GNP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会进步。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大多数人生存状况的改善,反而导致贫富差距、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学者们将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平等现象、大多数人的贫穷联系起来,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其典型代表是瑞典哈马舍尔德基金会的“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和阿根廷巴里洛克基金会的“巴里洛克模式”。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指出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发展应该为社会提供基本需求,同时避免贫富差距,这克服了以往理论的部分片面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国著名学者佩鲁出版《新发展观》一书,明确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强调社会发展是全体人民参与并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新发展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找回了失落的人,但所探讨的人相当抽象,离开了经济这一现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虽然不断改进,但始终带有片面性、机械性的倾向,这是其难以正确指导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践的首要原因。

其次,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与发展中国家面对的现实,往往不相适合甚至相距甚远,西方发展理论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之初面对的实际状况并不一致,与他们在当前遇到的具体问题更难符合,因此我们真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指望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寻找出路和答案。比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三农”问题、区域差距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人口和资源环境压力问题等,或者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或者是虽然遇到但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与中国的情况无法比拟的。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举足轻重的,处理不当,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只有立足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西方发展理论是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的。

最后,总体上讲,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制定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此,西方学者并不否认,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西方发展学是战后西方当局为着避免第三世界“陷人共产主义”,从而失去投资机会,失去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产生和兴旺起来的,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不适合中国,难以指导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国需要自己寻找出路,建立自己的发展理论。

2科学发展观: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发展问题也是一样。关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强调讲具体条件,从实际出发。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中国的发展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有发言权,自己的问题也只有靠自己来解决。这就客观上提出了一种要求,建立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科学发展观,立足现实,总结过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新的发展实践的新特点、新矛盾提出来的,具体地回答了中国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是中国自己的指导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

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社会发展理论自觉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提出自己的发展理论离不开对西方国家的学习和借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我们党对待西方文明成果一贯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体现在如何对待现代西方发展理论问题上,就是要借鉴其中的合理内容,为我所用。科学发展观借鉴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优秀成果。

3科学发展观对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借鉴

二战后兴起的以GDP 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性,但并不忽略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正如胡锦涛指出:“全党全国都要增强促进发展的紧迫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充分调动和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的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发展循环经济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条重要举措。由此胡锦涛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人类应制止增长和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角度看待发展。科学发展观以和谐发展为中心,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增长极限论的思想在科学发展观得到了体现。胡锦涛指出:“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

1983年联合国推出了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出版的《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视人的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基本要求。胡锦涛指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992 年,联合国大会把可持续发展正式确立为各国应遵循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胡锦涛指出: 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

科学发展观,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吸收世界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将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融入科学发展观之中。

4科学发展观对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超越

科学发展观第一次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涵盖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自然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多重关系,构成了一个新兴的综合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是对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出现过,但都是在某个领域、一定层次上分别使用过。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观提出,概括为科学发展观,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并将它作为一个国家整个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创新。

同时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政策,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落到实处,使其能真正意义上指导中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合理的发展理念,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只有深入体察民情、社情、国情,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融入党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才能真正实现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不断促进理论自身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卫建林.关于发展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哲学研究,1998,(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社会工作发展理论篇4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黄枏森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摘要】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历史辩证法，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提出科学发展观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它的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同出于人道主义传统，以人为本中的“人”不能等同于“人民”，而是人人、所有的人，而人民是人的主体。以人为本只是价值观，而不是历史观。因此，以人为本不是科学发展观的最高的根本原理，根本原理仍然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原理。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的提法是要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使社会关系协调起来或更加和谐。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根本利益一致，更容易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是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方法是求同存异，树立全国一盘棋，全局着眼、局部着手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1世纪的继承和发展。发表以来便引起我国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已有大量论著对其内容和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解释和阐发，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我在学习中也对其中若干哲学问题形成了一些看法，写下来求教于同志们。

一、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

理论界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是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只要弄清楚了它们各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就清楚了。我们先研究一下科学发展观。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叫发展观，因此，“发展观”这个概念对一般读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其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就有发展观，即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列宁也说过，“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即我们常说的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毛泽东也说过：“在人类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显然，科学发展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然而，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一思想显然不能用于人类之外的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与演化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是与人无关的，不会以人为本，尽管人能按人的需要（以人为本）改造自然界，但这只涉及自然界的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对整个自然界人是无能为力的。除非患了自大狂，人是不会认为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我认为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也就是历史辩证法，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或辩证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曾召开过多次社会发展理论或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讨会，其内容同我们今天谈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但今天谈的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过去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按照这种理解，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以及以人为本思想在其中的位置

科学发展观包括哪些基本内容，我认为理论界研究得还不够。在我看来，根据前面的论述，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至少有三个层次的理解：宇宙发展观、社会发展观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宇宙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应该是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理论，也就是我们有时也谈到的历史辩证法，但历史辩证法在过去一直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像唯物主义辩证法那样，因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静态分析）和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动态分析）从来都是一起论述的，虽然二者在思想上是可以分开的，却没有形成两个组成部分。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即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尽管过去讨论很多，出版了大量论著，也没有形成得到理论界多数人认同的思想体系。今天我们谈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究竟包括哪些基本内容也是一个尚未明确起来的问题，但是，第一，发展要以人为本，第二，全面发展，第三，协调发展，第四，可持续发展，这几点是确凿无疑的。这几点在科学发展观中都具有恒久的价值，然而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极强的针对性。以人为本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人的需要与要求的片面性，全面发展针对忽视政治、文化建设的片面性，协调发展针对忽视贫富差异、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等方面的片面性，可持续发展针对忽视生态平衡的片面性。看来，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理论界讨论较多的是以人为本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问题，其中也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争论。主要的分歧是如何规定“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最根本的最高的原则呢？还是只是它的主要原则之一？能说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发展观吗？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首先是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二者只是形似，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人本主义源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是非马克思主义。我持另一种看法，认为二者同出于人道主义传统，是同一思想的不同表述方式，从字义来讲，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主义，无法说清楚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正如抽象的人道主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出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样，人本主义与以人为本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而出现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提法是中国境内的几个跨国公司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它最初是一个企业管理原则，这些公司提出这个原则是为了纠正企业管理中重视机器设备、轻视员工的偏向。这个原则后来逐渐为各行业所采用。我们总不能说这些跨国公司的管理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是对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如何理解。中国古代如何理解，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今天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人就是人民，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我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与人民不能等同，人是所有的人，是人人，而人民是人的主体，人民主要由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构成，其范围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两种观点与上面谈的两种观点是相应的：如果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则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命题；如果以人为本是以所有的人为本，则以人为本是人本主义命题。但正如马克思不是简单对待人道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对以人为本也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即不但不排斥以人民为本，而且是在坚持以人民为本的基础上容纳以人为本。党中央过去一贯强调为人民服务，从不抽象地讲为人服务、为人人服务，从来都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第一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涉及所有的人的事情越来越多，如生态平衡问题、交通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一句话，发展问题都涉及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人民，于是把人民扩大为人人，采纳社会上已颇为通行的以人为本，同时也坚持以人民为本的核心，这是因为人民与人的区别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在我看来，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人人、所有的人，而人民是人的主体。以人来排斥人民、取代人民，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

第三，以人为本思想的性质问题。以人为本是一种价值观，这是理论界认同的。价值观指的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社会发展以以人为本作为价值观，就是社会发展最后要服务于人的根本利益，其成果归人享用。因此，社会发展的目的是由以人为本思想规定的。意见分歧发生在以人为本是否还是历史观，一种观点认为它既是价值观，又是历史观，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它只是价值观，我赞成这种观点。这个问题涉及1983年那一场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那次争论的一项成果可以说是世界人道主义史上的一次理论上的突破，即区分人道主义的两个方面：历史观与价值观，否定其历史观而肯定其价值观。空想社会主义以人道主义历史观为其理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是违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符合人道主义的，所以社会主义应该取代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由于抛弃了人道主义历史观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才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但他们并未否定人道主义价值观，而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立场改造了、吸收了人道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些观点，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内我们只看见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鲜明对立，看不见对人道主义的具体分析。这种分析于1983年才在中国理论界出现。如果不作这种分析而完全恢复人道主义，其结论必然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不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了。

从我们关于以上三个问题的观点已经可以逻辑地推出这个结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理之一，但不是它的最高的根本原理。那么，它的根本原理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科学的社会发展观的根本原理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原理，这就是人们熟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具体一点说，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简称历史观，它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1983年的讨论把人道主义价值观同历史观区别开来，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继承人道主义价值观，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但那时并未提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关系决定价值观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我认为价值观从属于历史观，但不是历史观的根本原理。简单说，当我们制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时代的发展形势，掌握它的发展趋势、规律，其中就包括所有的人，特别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人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此外没有别的目的，但这个目的的实现不是无正确思想指导的盲目的实践所能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社会主义而不称为人道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之所以称为科学发展观，而不称为以人为本发展观，道理就在这里。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性质

和谐社会理论是什么理论，属于哪一学科部门，这是理论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这就是它的性质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涉及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还是一种社会形态？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按照一般的用语习惯，社会形态是社会类型，不同形态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比较深刻，比较稳定，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状态是社会内部关系、结构的外部呈现，变动性较大，如治世与乱世、战争与和平、贫穷与富裕等等。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谈的是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所应呈现出来的六种状态，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状态之一。胡锦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呈现的状态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第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位一体？胡锦涛同志在上述讲话中还指出，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大家知道，三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据是人类社会现象不外乎经济现象、政治现象、文化现象三大类，此外并没有第四类社会现象，现提和谐社会建设是不是说三分不周延呢？理论界只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理论上，用经济、政治、文化三分法来规定‘社会’的外延，具有不周延性”。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不是因为三分法不周延，又新发现了另一类社会现象，而是由于形势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三类现象共同具有的一种因素日益突出，有必要把它概括出来加以专门建设，因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位一体。那么，这个共同因素是什么呢？它就是社会关系，建设和谐社会也就是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使不和谐或不够和谐的社会关系协调起来或更加协调。

和谐本来就是关系的定语，只有关系才有和谐不和谐的问题。上面所引胡锦涛同志对和谐社会的描写“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讲的都是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人与制度、制度与制度的关系；“充满活力”也可以说是一种关系，即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实质上说也是社会关系，即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这部分人与全人类、今天的人与子孙后代的关系，因为生态和谐或曰生态平衡的坐标系都是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界本身。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存在社会关系，经济现象、政治现象、文化现象中也普遍存在社会关系，反过来社会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文化现象之中。社会关系不是第四种现象，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因素。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通过调整、协调使社会关系和谐。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指由非政府组织、社区、社会群众举办和从事的活动，如社会救助、慈善活动、公益活动、民间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与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是交叉的，也可以与它们区别开来而自成一类。这种观点当然不能说错，但似乎有点过窄，因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也是非常需要和谐的。

第三，如何理解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前面谈到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社会形态，那么，它同社会形态的关系如何呢？《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一句话“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看来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所谓本质属性就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一些属性，这些属性应该是很多的，如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共同富裕、道德高尚、关系和谐、秩序良好、公平正义、人人平等，这些属性都具有很高程度的抽象性、普遍性，不仅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具有这些属性，其他社会形态如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些属性。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和谐社会或社会和谐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问题。社会和谐是否只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于非社会主义社会中呢？这个问题应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关系是非常多样的、非常复杂的，而且是多变的，要做到一切关系和谐显然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和谐只能是一定程度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阶级对立，消灭了两极分化，由于人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更容易构建和谐社会，因为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差异更容易协调，矛盾更容易解决，因而可以达到更高程度的和谐。但是，搞不好，矛盾也会激化，社会也会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那样不和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由于贫富差别的扩大，由于人们根本利益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更难实现社会的和谐，但开明的统治者只要善于找到恰当的协调差异、缓解矛盾的办法，也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谐。可见，和谐与否，能否形成和谐关系，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并无固定的关系，尽管不同社会经济制度能够提供不同的构建和谐关系的前提，这些前提会对和谐的程度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的特点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同时存在和发展，它的社会关系比单纯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都复杂。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的社会关系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都要复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关系，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其他社会形态比较起来既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条件，但总起来看是更重要，更复杂，更困难，更有赖于科学的指导和理念的创新。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说尽管一般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关系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一致的，也要加以有意的构建，否则也不会出现作为整体的和谐社会。

这里涉及一个根本利益上有分歧的两个阶级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否构建和谐关系的问题。这两个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对立的，即不和谐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为了正常社会生活的延续，这两个阶级需要、也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和谐关系。在我国虽然不能说存在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在民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着在根本利益上互相对立的阶级关系，这种对立可以通过调整、协调、协商、互相让步来缓解，进而达到两利。如果这种阶级关系根本不可能达到和谐，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不可能的。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途径作了非常具体详细的规定，我想就方法论问题谈些想法。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简单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此理论界是没有分歧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应该是没有分歧的，但事实上有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几年前就有同志提出过中国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和合哲学。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以后，有同志认为其哲学基础就是和谐哲学或称和谐思维，还有同志认为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和谐马克思主义。我感觉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确，和谐哲学究竟是什么？是关于和谐的一套哲学理论还是异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和谐作为核心的哲学？大家知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对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的具体化，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任何其他哲学。但是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理论体系中虽说不排斥和谐（和谐是对立面的统一原理中的内容之一），毕竟没有具体论述过这个问题，更没有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目标，因此，今天我们应具体研究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构建一个和谐理论，并称之为和谐哲学，我想这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这正是哲学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任务。然而，如果把和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并以和谐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就错了。不敢说有人明确这样立论，但这种倾向是存在的。

有一种观点似乎有此倾向。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是革命时期的哲学，而现在是建设时期，应该以和谐哲学取代斗争哲学。在我看来，我国历史发展确实是从革命时期转变到了改革与建设时期，革命时期确实强调斗争，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管在什么时期都有指导意义，都是全面的哲学或辩证的哲学，不是片面的哲学或形而上学哲学；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哲学，不是斗争哲学或统一哲学。毛泽东曾说过：“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这决不能被看成是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哲学的正式的称呼。他一生无疑是强调斗争的，但绝没有忽视统一。他对斗争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在他所有的哲学论文中是一贯的。他曾批评过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当他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多次使用的称呼是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也完整地称呼过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这样叫过。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斗争哲学有一个理论根据，就是因为它主张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大家知道，这个原理是列宁根据恩格斯提出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提出来的，毛泽东也是坚持的。许多人认为这个观点难以成立，因为斗争也是相对的，毛泽东也谈到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相对性。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能否成立？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在辩证范畴中，一方绝对一方相对的范畴是很多的，除运动与静止、斗争与统一而外，还有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本质与现象等等。当我们把矛盾双方对比，说一方是绝对的，另一方是相对的时，并没有否认在一定条件下绝对的一方可以是相对的，相对的一方也可以是绝对的，列宁也说过绝对与相对的区别也是相对的，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其二，承认斗争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否就是承认斗争哲学？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个原理没有否定统一，相对绝对只标明地位或特点的不同，并不是说绝对高于相对，绝对是重要的，相对是无关紧要的。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其中国当代形态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它只能被新的科学的哲学原理或从其他哲学引进的哲学原理所丰富和发展，而决不能被推翻或被其他哲学所取代。哲学基础或思想路线也就是总的思想方法或者说最根本的改造世界的方法，此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讲，我认为有两个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一是构建和谐关系的方法，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法，下面分别谈一谈。

第二，求同调异是构建和谐关系的有效方法。大家知道，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就主张通过求同存异的方式来达到同亚非国家和平共处的关系，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由周恩来向印度提出的，得到印度政府的赞赏。1954年五项原则被写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之中，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后来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几乎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和谐共处与和平共处有明显的差别，和平只是不打仗，而和谐则是互相协调、互相合作、互利双赢，因而从和平共处发展为和谐共处便使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二者的联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和平共处可以说是和谐共处的初级阶段，而和谐共处是和平共处的高级阶段。首先必须和平共处，才谈得上和谐共处，和谐共处符合和平共处的前进趋势。实际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也有和谐共处的因素。五项原则最初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其中“平等互惠”就是和谐共处的因素。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就把“合作”，也就是“和谐”，在宣言的标题中明确提出来。今天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建议，正是中国建国以来一贯的和平共处方针向和谐共处方针的顺理成章的必然的发展。

我认为以求同存异来达到和平共处和以求同调异来达到和谐共处的区别和联系，不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但道理是相通的。

我们一般谈到求同存异时指的都是国际关系，不把求同存异看作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我认为这个原则对于处理人际关系也是有意义的。一定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分歧当然可以通过争论来解决，但在不同情况下求同存异也许更为合适，这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宽容。但宽容毕竟还不是和谐，为了达到和谐，有必要协调差异，即求同调异。

和谐社会应当指这样一种社会，其中各式各样的人的关系都是和谐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和谐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天生就和谐的，即不是自发地和谐，毋宁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自发地不和谐的。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总有许多差异，差异并不就是矛盾，并不就是对立或冲突，但差异往往会导致矛盾、对立，乃至冲突，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阶级之间的差异天生是不和谐的、矛盾的，更易导致对立和冲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中，虽然不存在完整的资产阶级，但剥削关系是存在的，这种关系往往导致不和谐。其他不和谐因素也不少。因此，和谐关系必须构建。但怎样构建？第一步是求同，第二步是调异。同不等于和谐，但也不等于不和谐；异不等于不和谐，但也不等于和谐。但是，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共同之处则易于导致和谐；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相异之处，则易于理解两个人不和谐的根源，再加以协调，就可以达到和谐。

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把差异保留起来，还达不到和谐，必须加以调整，使差异成为互补而不是互伤，相生而不相克，两利而不两害，才谈得上和谐。如何才能做到呢？以中国社会内部人际关系而言，首先是求同，要求得共同基础，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半世纪以前鸦片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现代化渐渐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愿望。中国人最初希望通过封建主义的形式实现现代化，失败了；后来希望通过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现代化，也失败了；最后尝试通过社会主义的形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走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这就是中国人能够构建和谐关系的共同基础。但是，中国人之间也有许多差异，这些差异不会由于有了共同基础而消失，仅仅加以保留，差异发展了就可以导致对立和冲突，因此，达到和谐的第二步就是调异，要协调中国人之间的千差万别的差异。

两个主体构建和谐关系有多种手段或多种途径，最主要的手段当然是协调两个主体之间的差异，而协调差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是思想的协调，这就需要对话、交流、理解、解释；另一方面是利益的协调，这就需要改革、创新、调整、新的安排，总之，想方设法使双方互补、互利。有时还需要调和、妥协，调和、妥协在过去曾被完全否定，调和、妥协都是贬义词，但事实上调和、妥协广泛使用于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之中。看来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调和、妥协，而应具体分析，如果不违背原则而又有必要，调和、妥协是应该允许的；如果违背原则，或并无必要，则应采取其他途径来协调关系。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专门用一节来讨论妥协问题，他把妥协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的妥协”，“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谈的是革命运动中的问题，我认为这对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也有借鉴意义。有时也需要斗争。有分歧，有对立，就有斗争。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也有心平气和的论辩；解决对抗性矛盾要斗争，解决非对抗性矛盾也要斗争；判刑是斗争，批评也是斗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辩、与人为善的批评是大量存在的，也是十分需要的，甚至对抗性的斗争也不是完全不需要的。总之，不能把和谐与斗争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和谐就排斥斗争，事实上，斗争是实现和谐的必要手段之一。当然，从总体上说，我们主要还是依靠协调差异的途径来实现和谐。我想用十六个字来概括这种方法：分析同异，从同出发，协调差异，构建和谐。

说到这里，我想对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谈点与众不同的看法。

中国有崇尚和谐的传统。孔子被看做倡导和谐的代表。他的一些尚和的话脍炙人口，例如“和为贵”。但是应该指出他的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话“君子和而不同”在表达方式上却是不确切的。根据上面我们的论述，不要同是达不到和谐的。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君子不仅要同，还要和”，而不是“君子要和不要同”。因此，历代注疏家都不按照字面来解释“君子和而不同”，而是加以纠正，把它解释成“君子要和而不仅要同”。因此，我认为对于孔圣人的话也有个正确理解的问题，不能简单引用。

第三，全局着眼，局部着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方法。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无数局部构成的有机的全局，它的局部就是各式各样的因素，有空间（地域）各个部分，也有高高低低的层次，还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还有每一个人及其家庭。要由这些因素形成一个中国和谐社会，不但要各个因素构建起它们各自的和谐关系，而且要构建起各个局部之间的和谐关系，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可想而知，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有效地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点，全局着眼，局部着手，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一个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总目标分为若干局部来加以说明的文件，它把从现在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目标区分为八个方面，它们是政治法律方面、经济生活方面、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公共服务与管理方面、思想文化方面、创新能力方面、社会公共秩序方面和生态环境方面。这个《决定》的整个结构就是论述不同方面或不同层次的构建工作，全文分为八章，除第一、二章带有总结性质而外，其余六章就是构建工作的六大部门，每一部门又区分为低一层次的若干部分，例如第三章“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又区分为七个部分即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劳动关系协调、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满足人民文化需要和促进生态和谐。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待于所有这一切大大小小的部分内部的和谐关系的构建。可见，这种构建决不仅是一个个部分工作的完成，而且是各个部分形成有机整体的实现。例如，我们不仅要构建一个个和谐城市，而且要构建各个城市间的和谐关系；不仅要构建城市的和谐关系和农村的和谐关系，而且要构建城市与农村的和谐关系。具体说，就是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业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业不断增收，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等等。

协调工作是非常复杂和艰巨的，两个庞大事物之间的协调，比两个人、两个单位之间的协调要难得多。例如东部与西部，无疑都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因此而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它们都大大发展了，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这种发达与不发达的差异将成为导致不和谐的根源。这就需要统筹，也就是分析差异和协调差异，使有些差异互相适应、互相补充，使有些差异逐渐缩小，达到东部与西部的和谐关系，即双利双赢的关系。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不仅有发达程度上的差异，而且有自然环境、资源、人口、民族、科技水平、资金、文化、历史等等方面的差异，其中许多差异如协调适当，是可以互补双赢的。东部在科技、资金、文教卫生上优于西部，而西部在自然资源、国土资源、劳动力数量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而且由于西部发达程度低，具有比东部更大的发展可能性，如能优势互补，东西部在发达程度上的差异便可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和谐关系便可以构建起来了。

《决定》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重点分步骤地持续推进”，这正是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的充分体现。

社会工作发展理论篇5

2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考试论文）

耿文诚

思想理论是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思想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维系一种社会体制的基础，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任何科学的原则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纵观中外历史，没有哪一种制度如中国的封建制度如此久远与漫长，到如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这主要归功于封建制度思想的建立和健全、发展与完善、包容与吸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理论主要由儒学构成，儒学源渊于中国的宗法社会，形成于春秋时代。儒学形成后主要历经了四次较大的理论发展。汉代儒学代表董仲舒以建立皇帝的权威为核心的“天人三策”被汉武帝所接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统治的依据和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汉武帝尊儒，使儒学理论获得快速发展与传播，同时也创造了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盛世。此为第一个发展期——两汉经学。汉以下各朝各代儒学理论均有发展，如唐代的《五经正义》、《孝经》等都是儒学理论发展的表现。到了宋明时期，以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等为杰出代表的理学家使儒学理论获得重大发展，此为第二个发展期——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明清之际，儒学思想家们在对宋明理学和封建专制的批判反思中，重新复归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此为第三个发展期——清代经学（经学的复兴）。鸦片战争后之后，中西文化的碰撞成为儒学的第四个发展期——现代新儒家。儒学的发展还具有包容性，它不仅包容了先秦诸子百家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对道教、佛教理论的吸收与包容使儒学在封建社会中具有更强的活力和广泛的适用性，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理论。

资本主义社会是继封建主义社会之后私人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最后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形态，它主要有3个阶段：封建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18世纪末由封建资本主义阶段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19世纪未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从西欧北美逐步扩展到全球五大洲，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它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庞大的社会化大生产，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新的灾难。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逐步加深，社会贫富两 1

极分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结构性的大量失业、腐蚀性的腐朽文化，破坏性的社会犯罪等等资本主义固有弊病，无法根治，大量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资本主义理论家也在不断的探索与发展其理论，其中也吸收了不少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其用，改良资本主义制度，致使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仍然“垂而不死”、“腐而不朽”。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四个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四次历史性飞跃。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阐述了实现这一伟大变革的途径、手段和社会力量，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第一次历史飞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创立了列宁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列宁主义的诞生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第二次飞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最重大的事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基本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历史飞跃。

20世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原有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比较落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处在困惑和困难的境地。到20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发展面临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称之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历史飞跃，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新阶段。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进程。到1936年苏联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时，初步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随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一步发展并且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模式进而推广到十几个欧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他曾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苏联一国实践到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丰富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认识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斯大林逝世后，通过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越来越多的科学社会

主义者逐步认识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偏颇和弊端，但在修正斯大林理论的同时没有有效地创建适宜新时期发展的理论，致使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东欧诸国基本上仿照苏联模式，没有形成适宜自身发展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强攻下全部发生巨变，投向资本主义的怀抱。总而言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内因就是缺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效发展。

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又艰难的事业。20世纪，社会主义从理想成为现实，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尽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挫折，但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停息。社会主义进入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定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显示了社会主义美好光明的前景。

社会主义前途是光明的，但现在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贪污腐败问题、经济发展问题、民主法制问题、环境生态问题等等都在侵蚀着社会主义的肌体。只有不断地改进与完善社会主义理论，吸收资本主义以及其他领域先进的思想意识形态并将其糅合进社会主义理论中，才能使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久长，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社会工作发展理论篇6

课题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探析

学院：年级：姓名：学号：

2015年11月6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探析

摘要：新中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摸索出了属于中国自己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中国在建国初期打下的社会基础下迅速发展地发展起来。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经历了继承徘徊、初步形成、逐步发展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特色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从三个历史时期下经济建设、文化及生态建设、政治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简要分析。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发展；毛泽东思想

一、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前的徘徊

（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三大改造完成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共产党人继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毛泽东思想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独具创造性的科学理论，是全体共产党人的智慧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一。毛泽东思想萌芽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国民革命时期，在土地革命时期初步形成，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成熟，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得到继续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经曲折。

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在不断地实践和创造中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充分认识了当时的国情，制定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完成了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是实行“第二次结合”的理论成果，为找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世界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只有前苏联，中国刚发展社会主义，只有向苏联学习，于是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农轻工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拥有了原子弹、氢弹，打破了核垄断;掌握了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技术。这一切，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二）三年饥荒，十年文革的教训

主义”的总路线，这条路线反应了党和人民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了“大跃进”的错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大炼钢”等做法，直接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另外，公社化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降低，再加上粮食大量出口前苏联以获军事上的增长和各地区的自然灾害影响，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种盲目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不切实际地贪多求快的结果导致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遭受了严重损失和挫折。1

【】 1966年，由于领袖毛泽东对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评估，从而发起了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毛泽东认为社会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引发此次革命的是关于新编剧《海瑞罢官》内容的讨论，之后中共九大制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该路线是严重脱离当时国家实际的，严重损害国家发展的，它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家动荡。之后出现了四人帮叛乱，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局面。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后果，也即是人们在评价这场**时首先考虑的问题和出发点，是它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当时官方并没有公布死于非命的人数，而后官方公布的数字也是不完整的，外国观察家估计的数字，出于不同的政治倾向，结果相差甚远；即使从官方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来看，死亡人数也是惊人的。1980年审判“四人帮”时，[2]官方的起诉书指控“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要对“十年**”（1966—1976）期间3.4万名无辜者的死亡负责。起诉书本身表明，死亡人数远不止于此。起诉书还提供了一些具体事件的详情，仅在西南的云南省就有1.4万人死亡。在人口稀少的内蒙古，有1.6万人死亡。2

【】

文革进行了十年之久，1976年，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于10月6日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为元、王洪文。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刚刚经历了一场国家浩劫之后，一切事物百废待兴。拨乱反正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思过去的曲折，考虑未来的出路。党内开始酝酿对社会主义的若干体制进行改革。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同年恢复了高考制度。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这一历史进程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开端，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3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开始初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该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心底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冲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理论吧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家形式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是由邓小平起草的、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探讨的决议。在决议中，邓小平公正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与过，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卓越贡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它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科学分析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基本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科学价值和长远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主题，为形成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线指明了方向；对全面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作出系统部署，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指导我们坚持正确方向、辨别是非曲直、开展思想斗争的理论指南。这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历史进程。5

【】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新世纪之初，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概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国家、国际形势下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果。2000年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全党同志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时，要牢记三个代表的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又不符合的要积极调整，勇于纠错。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注意思想的根本要求，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写入了十六大新党章。这是继邓小平理论后的又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该理论内涵丰富，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创新。6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要始终

【】坚持，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统一，把科学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

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充实和完善

（一）科学发展观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行改革，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建设进程一直在稳步增长，在新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下，为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又一重要科学理论，它全面地阐述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建设的重点问题和和实践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指导思想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显得更具科学性！我们不能牺牲生态环境来搞经济建设，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谋福利。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被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二）中国梦

走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一代又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带领下逐渐强了起来，各方面发展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但我们不能止于现状，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还需要不断改善，我们还没有实现全面小康，我们还要不断改革，不断发展。于是总书记提出了要“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中国梦，民族复兴的路；中国梦，人民的梦中国梦，不仅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梦想的总结概括，更充当着新历史时期社会进步的精神指引，而如何实现中国梦，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逐步的，同中国具体国家状况结合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是永远的主题，同时理论指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生态、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最优的效果，这样中国就可以以社会主义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林祖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学案例 [2]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3]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启示篇7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其基本观点认为, 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 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 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 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 (1) 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 (2) 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 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 (3) 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 (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 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 (4) 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社会体系, 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 (5) 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 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综合起来看, 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 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 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 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 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 (2) 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 使竞争普遍化, 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 (3) 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 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 (4) 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 (5) 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 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 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属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而且也必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 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 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经验。

总之, 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 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时代的局限性, 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活的理论, 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7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7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75.

社会工作发展理论篇8

关键词:“两型社会”;粗糙集;模糊聚类;评价模型

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推动东中西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决策。在此背景下,建立一个科学的“两型社会”评价模型,对相应的指标拟定科学的段性目标值,对“两型社会”建设进行客观评价,既是对“两型社会”建设发展战略的定位,也为推动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有序地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发展方向。传统的社会评价方法都是利用已有的信息建立函数或关系模型进行评价,而且在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时,往往是根据经验进行主观赋权,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从而容易造成评价结果失真。本文在研究聚类和评价指标权重的问题上,提出了适用处理大量不精确、不完全数据的粗糙集模糊聚类模型(RS-FCM)。该模型能够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挖掘出指标权重,避免了人工赋权的主观性,并且能够利用粗糙集的属性约简特性对指标进行筛选,约去冗余指标,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1.两型社会的内涵

“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其核心内涵是经济、社会、人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持续和和谐发展,将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两型社会”是一个涉及产业发展、消费方式、文化定位、社区生活、日常行为等诸方面的综合、系统工程。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采取有利于资源节约的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实现资源高效及持续利用,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发展模式。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以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为前提,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模式。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实质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现代发展模式。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所以我们将其统称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即“两型社会”。

2.基于粗糙集模糊聚类的“两型社会”发展评价模型(RS-FCM)

2.1粗糙集理论(Rough Sets)

粗糙集(Rough Sets)理论最初是由波兰数学家Z.Pawlak于1982年提出的[1],它是研究不精确、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数据的一种新的数学工具,是处理模糊空间的一种数学方法。粗糙集方法,是基于一个或一组关于一些现实的大量数据信息,以对观察和测量所得的数据进行分类的能力为基础,从中发现推理知识和分辨系统的某些特点、过程、对象等。粗糙集理论不仅为信息科学和认知科学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也为信息处理提供了有效的处理技术。

2.2模糊聚类(FCM)离散化

在“两型社会”发展评价的研究中,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的指标,其指标值的值域都是连续的。粗糙集的数学基础是集合论,难以直接处理连续型的属性值,一般要求由实际数据构成的信息表中各个属性值必需用离散值表达。如果某些属性的值域为连续时,则在处理前必需经过离散化。

目前,对连续属性离散化的研究中已经提出了多种方法,比如:根据决策表的相容度[2]、微粒群

算法[3]等方面进行的离散化方法。本文采用模糊均值聚类(Fuzzy C-Means Cluster,简称FCM)的方法对每一列的属性值进行聚类,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达到离散化指标数据的目的。

设X={x-1,x-2,……,x-n｝为n元数据集合,如果确定分类数目c,FCM聚类方法就是把X划分为c个模糊子集

S-1,S-2,……,S-n,首先对每类平均位置的聚类中心进行猜测,z-1,z-2,……,z-c,表示c这个模糊子集的初始聚类中心,给每个数据点相对于每个聚类中心分配一个模糊隶属度(相似程度),隶属度u-ij可以表示数据x-i点到聚类中心z-j的距离,然后构造一个优化目标函数来对这些值进行评价,对每一个点在基于目标函数最小化的前提下重复更新聚类中心和隶属度,不断地把聚类中心移向一组数据的中间位置,其目标函数为:

约束条件为:

通过迭代算法,找到目标函数的极小点:

2.3基于粗糙集的指标权重挖掘

传统的评价方法在确定指标权重的时候大多是通过设计问卷、专家打分来实现,这样确定的指标权重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往往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应用粗糙集对指标权重进行挖掘,通过可辨识矩阵计算属性重要度,根据属性重要度客观的提取指标的权重,就是为了避免人工赋权的主观性。

可辨识矩阵是由数学家Skowron提出的。可辨识矩阵可定义为信息系统中当决策属性不同且条件属性也不完全相同时,元素值为互不相同的属性组合[5];其定义为:

系统,是两个属性子集,,是对象在属性上的值,可辨识矩阵为

根据来对条件属性进行排序,可辨识矩阵中某项的长度越短,该项就对分类所起的作用越大,而且该项出现的越频繁,该项就越重要,因此,对可辨识矩阵排序时,除了按长度外,在长度相同的情况下,出现频率高的属性重要。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基于可辨识矩阵的计算属性重要性的方法[6]:

在生成可辨识矩阵的时候,每个属性出现的频率被记录,以供以后使用。在计算属性的出现频率时,并不是简单的计数,而是加权的,加权的大小根据属性出现在可辨识矩阵中的长度。因此,对于一个可辨识矩阵,相应的属性的重要性的计算公式为:

通过式(6)可以得出第个指标的重要性,将的重要性作归一化处理即得到各指标权重,第个指标的权重为:

2.4基于粗糙集属性约简的指标筛选

本文采用的是基于可辨识矩阵的启发式属性约简,该方法在可辨识矩阵的基本约简方法上提出改进,能够有效解决基本约简算法中当决策表比较复杂、条件属性较多时对存储空间要求过大的缺点,而且操作简单,非常实

用[7]。

属性约简就是在保持知识库分类能力不变的条件下,删除其中不相关或不重要的知识。基于可辨识矩阵的启发式约简运算的详细算法如下:

(1)将所有属性按重要度排序;

(2)选择其中重要度最小的属性,将该属性约简;

(3)判定约简操作是否成立,若成立,删除因条件属性约简引入的冗余样本和不相容样本,约掉该属性,转(2);否则恢复约简该属性前的样本数据,结束约简。其中第(3)步的判定条件为:

(8)式中,为由于执行本次约简操作而引入的不相容样本数,为执行本次操作前知识表中样本的数量;为若执行本次约简操作,整个约简过程引入的不相容样本数;为执行任何操作前知识表中的总样本数量;和为两个阈值,一般取5%和10%。

3. 实证研究

表1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单项指标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生态资源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例

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达标率水环境质量达标率噪声环境质量达标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污染控制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率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度

二氧化硫(SO-2)排放强度强制性清洁生产通过验收的比例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工业用水重复率

环境建设环境保护投资占GDP的比重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生态环境指标为例来说明该评价模型,选取2007年长株潭地区23个区县的实际数据通过粗糙集模糊聚类评价模型分析长株潭地区各个区县的生态环境。

3.1建立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品质的现代化的生态型宜居城市群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目标定位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主要指标是:社会文明、经济富裕、环境优美、服务完善的新型城市群。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结合长株潭三市的生态资源现状,综合借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8]、国家环保总局《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修订稿)》[9]等[10]综合提出了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2评价指标值的离散化

根据评价指标信息表的设定方法将原始数据填入信息表中,信息表中的行为样本对象和对象的各属性值,列为属性及各样本的属性值,限于篇幅,原始数据表和评价指标信息表没有列出。

用FCM进行信息表离散化的具体操作是:信息表中属性值离散化是根据属性逐个处理的,进行聚类的样本都是一维变量,即一列属性值,具体实现方法可以调用Matlab中的fcm工具箱及findcluster函数完成聚类的运算,根据聚类的结果将样本所属的序列号作为它的离散值[11]。根据聚类结果将信息表离散化。离散化部分结果如表2所示,ABC…R代表上述指标体系中的18个指标,…代表长株潭三地的23个区县。

3.3评价指标的权重挖掘和指标筛选

根据可辨识矩阵的定义可以计算可辨识矩阵中的元素,其中表示第个区县,表示第个区县,因为可辨识矩阵是对称矩阵,因此我们只需计算一半的元素:

根据可辨识矩阵的启发式约简算法及其权重挖掘方法,前述指标属性重要度为:

根据属性重要性按照从大到小排序:

ARQMKLEBGHPJIFCDON,根据可辨识矩阵的启发式约简算法的属性约简规则依次约掉指标N、O,在对指标D约简的时候这样不满足式(8)的约简条件,停止约简。我们可以去掉指标N和H。约去的评价指标为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和工业用水重复率,这也基本符合现实。

我们将剩下的指标按照公式(7)计算权重,可以得出各指标的权重:

从上述指标权重我们可以看出森林覆盖率在所有指标中的权重是最高的,表明森林覆盖率是一个地区生态环境好坏最直观的反应。也提醒政府部门要注意林地的开发和水土的保持,优化林木结构,发展优质高效林业。权重仅次于森林覆盖率的是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垃圾是对城市环境的一个大的挑战,加强城镇垃圾的处理对于美化城镇环境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

3.4综合评价

通过计算长株潭三地生态环境各项指标加权得分及其综合得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长株潭三市生态环境评价结果

地区生态资源环境质量污染控制环境建设综合得分综合排名

长沙市88.9268.7755.7956.49269.971

株洲市79.7749.6845.9740.35215.773

湘潭市76.6955.6759.3444.77236.472

从上评价结果来看长株潭三地的生态资源得分相对较高,表明该区域具有较丰富的生态资源;但是在污染控制和环境建设方面三地得分并不是很高,从而使得总体的生态环境状况不够优良;从综合排名来看长沙市位居第一,长沙市在环境建设方面的得分比其他两个地区要高出许多,作为省会城市,长沙市在环境建设方面的投入比株洲市和湘潭市要高,环境配套设施也相对较好。株洲作为工业城市综合得分相对较低,主要在污染控制方面得分较低。数字显示三地大气污染源在株洲市集中度较大,长沙和湘潭相对分散。株洲市内的清水塘工业区是三地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如何治理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是当地政府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评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长株潭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资源分布不均,比如森林覆盖率,水资源等等。整个地区内森林资源和水资源都比较丰富,但是多集中在农村和城市偏远地区,人口密度集中的城区人均绿地面积和可用水资源远远低于农村;其次长株潭地区为湖南省经济集中地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外来人口增加,引起生活废水、生活垃圾规模增长,而城市相关配套设施没有到位从而引起城市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各城区的城市规划要综合考虑到经济扩张的要求,及时更新配套设施,在生态资源的建设方面也要扩大投资,加强建设;最后在生态控制方面,长株潭三地各区县的指标很多都达不到国家建设生态城市的标准,在今后的发展中各地在引进项目的同时要注意控制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指标,严格把关、加强控制。只有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去控制把关才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影响环境,才能真正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4. 结语

长株潭城市群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时刻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放在首位,对自身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价是一项不可忽视的过程。本文提出的基于修正粗糙集模糊聚类法的社会评价方法,结合原始数据通过粗糙集的可辨识矩阵挖掘出各项指标的权重,克服了传统评价方法中的主观确定指标权重的缺点;并且在属性重要度的基础上进行属性约简约去冗余指标,有效地提高了评价方法的科学性,能够更加准确地对长株潭地区的生态环境做出客观地评价,而且本方法计算简单,操作方便,相信对于指导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Pawlak Z.Rough Se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1982,l1(5):341—356.

[2] 苗夺谦.Rongh sets理论中连续属性的离散化方法[J].自动化学报,2001,27(3):29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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