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就是金钥匙（精选4篇）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士比亚说得一点也没错。我第一次自主阅读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我从幼儿园书架上找书看,突然一本封面上画着宇航员和宇宙的书吸引了我。谁带来的?不管了,先看看再说。
我急忙打开书,一页、两页、三页……我像一匹饿狼贪婪地读着。我读得津津有味,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好像自己正在浩瀚的宇宙中遨游。我一会儿和闪烁的星星牵手,一会儿又和美丽的星云游戏,完全没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直到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时,我才发现小朋友们已经下楼活动了,屋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我慌了,忙起身把书往书架上插。哗啦啦——由于动作太快,书不但没有放好,反而把其它的书也带了下来。声音惊动了正在整理教具的班主任吴老师。她快步走过来,一边帮我收拾“残局”,一边亲切地对我说:“看你读书那么专注,就没有打扰你。如果你还想看,就留在这儿继续看吧!”听了老师的话,我高兴极了,便接着回到椅子上看了起来。
午睡时,我把那本书放在了床头。可我怎么也睡不着,好像书中有个小人儿在向我招手,总想赶紧翻开来看一看。吴老师走到我身边,轻轻拍我的头说:“想看书,对吗?”我点点头。“那好,老师破格让你起床看书!”老师趴在我耳边小声说。一听这话,我骨碌一下爬起来,叠好被子,坐到小凳子上专心致志的地看了起来。
回到家,我久就央求妈妈也给我买一本一样的书。妈妈一口答应了,我欣喜若狂的。以后,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这个本书,一遍、两遍、三遍……我如饥似渴、不厌其烦地读着,书翻坏了,被妈妈粘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妈妈索性说:“书太旧了,咱们把它卖了,我再给你买一本新的,怎么样?”我坚持说:“不,这本书是开启我理想的钥匙,我要把它珍藏起来!”
《禁闭》中的存在主义
《禁闭》作于1943年, 是萨特的第二部剧作品。本剧主要描述了三个死后被投入地狱的罪人, 邮政局小职员伊内丝, 巴黎贵妇艾丝黛尔, 报社编辑加尔散以及属过场人物的地狱听差。当他们在地狱密室初始相遇时, 彼此之间设防戒备, 相互隐瞒生前劣迹:加尔散竭力要让他人相信自己是英雄, 实际上他是个在二战中因临阵脱逃被处死的胆小鬼, 同时又是个沉溺酒色, 折磨妻子的虐待狂;艾丝黛尔掩饰色情狂的身份和杀婴罪责, 诡称自己是个为了年老的丈夫断送了青春的贞洁女子;伊内丝则充满敌意地牢记“他人”的存在以求尽可能地包庇自己同性恋的往昔。但是, 他们不仅彼此封闭自己, 同时又相互“拷问”他人, 每个人无时不在“他人的目光”中存在并受到审视与监督。由于他们生前恶习不改, 真实面目迅速裸露。一旦暴露, 便无顾忌, 三人间形成了一向相互追逐, 另一向相互排斥的双向型三角关系:加尔散希望得到伊内丝拒绝艾丝黛尔;伊内丝希望得到艾丝黛尔拒绝加尔散;艾丝黛尔希望得到加尔散拒绝伊内丝。三个痛苦的灵魂像坐上了旋转木马, 永在相互追逐又永远追逐不到的“境况”中, 相互的追逐成了一场不堪其苦的煎熬, 谁也不能得到, 谁也不能安宁, 谁也不能退场, 其苦状若身陷无间地狱。最终加尔散悟得地狱之中并无刑具的道理:“何必用烤架呢, 他人就是地狱!”剧作以加尔散无可奈何地说:“好吧, 让我们继续下去吧”一言收场。萨特试图通过三个已死的“死活人”, 点醒许多在世却如伊内斯、艾丝黛尔、加尔散般作茧自缚, 制造樊笼的“活死人”。1
存在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随着西方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宗教思想给人们带来的归属感快速丧失,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开始在思维上进行自我异化, 认为自己是“人类社会”的“外人”。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 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 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 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 活得精彩, 存在主义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宗教之外“人”的本性, 宣扬人的价值, 使人们开始进一步的探究人的本质。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存在先于本质”, 二是“世界是荒谬的, 人生是痛苦的”, 三是“自由选择”。《禁闭》作为萨特存在主义哲理剧的代表, 遵从了这三方面的原则——三位主人公出现时都已“死去”, 生命终结, 因而本质也被固化, 也就可以对其一生进行判定。没有依从普通剧作的模式按照人物类型和性格去描写人和人的命运, 而是挖掘主人公人格深层的矛盾, 突出了荒谬的世界和主人公痛苦的人生, 以演绎出三位主人公的性格本质。
解读“他人就是地狱”
在萨特精心安排的地狱中, 我们看不到但丁在《神曲》中所描绘的那种炼狱景象, 这里既无刑具也无刽子手。然而这里确实有酷刑——精神与心灵上的酷刑;也确实有刽子手, 那就是存在着的他人2。因此, 当我们听到加尔森最后声称“他人即地狱”时, 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的了。在萨特构建起的“地狱”中, 唯一约束和折磨着主人公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三个被投入地狱的人都力图从对方那里得知点什么, 但又相互干扰, 不希望自己的真实面目被对方探知, 因而在彼此的勾心斗角中又相互折磨。那么, 这种互相折磨、互相敌对的人际关系困境, 是否无法摆脱了呢?萨特也曾就“他人就是地狱”这一概念做出过解释:“要是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恶化了, 弄糟了, 那么, 他人就是地狱……世界上的确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生活在地狱里, 因为他们太依赖别人的判断了。但这并不是说和别人就不可能存在另一种关系。”他进一步解释:“我的用意是要通过这出荒诞的戏表明:我们争取自由是多么重要, 也就是说, 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不管我们所生活的地狱是如何地禁锢着我们, 我想我们有权利砸碎它。”
因而, 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 其实并不意味着身边所有的人对他人而言即是地狱, 而是当一个人和周遭的人无法愉快相处, 关系难以调和之时, 他人对自己而言就会成为地狱了。而研究全剧不难发现, 整个剧情发生的背景是剧中的三位主人公都是已死之人, 自己生前所做事情已无法改变, 所得评价已经盖棺定论, 因而他们就没有行动也无法行动, 只能依靠别人的目光来认识自己。然而问题的关键也就在这里——人只有通过自我选择才能决定自我存在, 只有通过自我选择才能获取自由。在萨特的人学观中, 能否争取对待自己十分重要。人生旅途, 常出差错, 人们很容易去找社会、他人等客观原因但往往忽视了自身的主观原因。在《禁闭》中, 艾丝黛儿不严肃对待自己, 只追求动物本能般的快感, 所以走上犯罪之路, 落入自己的地狱;伊内丝能思考但却被同性恋者的情欲引入歧途, 一意孤行最终作恶;加尔散事前做不出正确选择, 事后又不敢承担责任, 还要以他人的判断来作为自我评价的准绳, 也落入自设的陷阱中不能自拔。因此, 三人之间既相互制造痛苦, 又各自制造各自的痛苦, 叔本华曾把唯我论者称作“关在攻不破的堡垒里的疯子”, 《禁闭》描写的正是关在攻不破的堡垒里的、永受煎熬的三个疯子。3
小结
因此萨特正是通过“他人就是地狱”这一主题, 明写“他人地狱”, 实指“自我地狱”, 希望以此方式呼吁人们不应作恶, 严肃认识自己, 鼓励人们以拥有的自由权力为武器打碎地狱, 自我拯救, 以冲破自我的灵魂牢笼, 为自由的心灵开创新的天地。“自我奋斗、追求自由”作为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 在萨特的《禁闭》中得到完美体现。
摘要：“他人就是地狱”是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的重要观点, 萨特的哲理剧作品《禁闭》很好的阐释了这一观点, 并告诫人们真正的“地狱”是由于错误的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 对自我认识错误的定位而形成的“自我地狱”, 只有理清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才能避免陷入这一“地狱”。
关键词：存在主义,萨特,禁闭,地狱
参考文献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2]成良臣.外国文学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仵从巨.他人即地狱<禁闭>的意思[J].《域外视野》, 2007 (12) .
★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你发现曾经一路上和你一起的人,渐渐地都离你远去了。
★生命的悲惨不在于终须一死,而是活着的时候已经心如死灰。
★世上有太多相似的悲伤,可是自己身上的总是最痛。
★总有一天,我们会被这世界驯服。
★時间和晚钟埋藏了白天,乌云卷走了太阳,向日葵会转向我们吗?
★找一首悲伤的歌,把它唱得很快乐。
★送你归去,沙沙地踏着清晨的铺石路,雪仿佛散发着苹果的香气般落下。
★如果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前进。
★真正的勇者,不是流泪的人,而是含泪奔跑的人;真正的拼搏,不是尽力而为,而是全力以赴。
★“爱”这个字眼儿最不遵守数学法则,假如“给”是减法,你的爱反而越减越多。
★如果一个人低不下去,那肯定也高不起来。
★这个世界既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它是有心人的世界。
★当你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就是你开始得到的时候。
★一个人幸运的前提,其实是他有能力改变自己。
★为人处世要小心,但不要小心眼儿。
★生命是一顿丰富的宴席,有人却宁可挨饿。
★人总是在接近幸福时倍感幸福,在幸福进行时却患得患失。
★树的孤独,风知道;左手的想法,右手明了。
★爱我少一点,但爱我久一点。
★希望是火,失望是烟,生活就是一边点火,一边冒烟。
★踩着垃圾到达的高度和踩着金子到达的高度是一样的。
★生命是充满遗憾的篇章,因为她没有机会让你修改病句。
★每一棵大树的成长,要接受阳光,也要包容风雨。
★人生犹如一本书,愚蠢者草草翻过,聪明人细细阅读。
★没有什么比拥有健康更快乐的了,但人们生病前并不这样认为。
★起点是今生,终点是来世,上车要遵守天长地久规则。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人就像房子,朋友就是窗子,窗子越多,房子越亮。
★认识自己,降伏自己,改变自己,方能改变别人。
★生活就像吃酒席,酸甜苦辣尽在其中,不管你爱不爱吃,它都在桌上摆着。
★我们要保持微笑,给孤单的人一个心情的拥抱。
★人如果不试着活下去,就不会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我昂起头,你永远别想看见我为你流泪的样子。
★就算会有一天没人与我合唱,至少在我的心中,还有个尚未崩坏的地方。
★年少的爱意,是黎明前的薄雾。
一、我的家世和教育情况
张晖（以下简称张）：吴先生，您好！我受所里委托，来采访您。请您先谈谈您的家庭情况，来所之前的受教育情况。
吴庚舜（以下简称吴）：好的。先说两句题外话。从古今人物故事来看，中年发愤遂成大家（如苏轼之父苏老泉）的少，多数还是从小就喜欢学习的人。从我的经历看，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学校和家庭文化的熏陶）是成功之道。
我是四川安县人，祖籍则是江苏常州。明代因仕宦、战乱迁徙到湖南耒阳，清代前期，高祖父的父亲迁到邛崃。高祖吴江（春帆）是嘉道间著名诗人、书法家，有《草亭存草》，他曾撰有一联云：“风月无边，长安北望三千里；江山如画，天府南来第一州。”流传甚广；他对功名没有兴趣，喜欢到处旅游；四川各处的名胜古迹，至今保留了他不少书法作品；那时到海南去不容易，他竟然渡海到了海南，从此自称“过海神仙”。我的曾祖父吴宗兰是个举人，曾任贵州铜仁知县、兴义知府等，在当地有“青天”之誉，著有《白鹤山房诗钞》，用王羲之体抄了整整十本，记载了贵州当地汉族和苗族大量的风土人情，可惜没有刻行，后来毁于“文革”。祖父去世得早，祖母是绵阳人，带着我父亲等五个孩子回了娘家。
我的二姑嫁到了绵阳的孙桐生家。孙桐生是有名的文人，《红楼梦》的脂砚斋批语中有他的一些批语，他还编过《全蜀诗钞》，我二姑成了他家的孙儿媳妇。我因此经常到孙家玩。后来，因为大姑、二姨、么姨等嫁到安县。父亲因军阀战乱也迁居安县，清贫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房子都是租的；父亲通文墨，所以担任过安县女中的语文老师、安县救济院、图书馆的职员，也为别人撰写墓志铭以及对联等书法作品。抗战胜利后，县长任翱为了庆祝，要修西山公园作为纪念，遂聘我父亲做县政府的秘书，专门负责西山公园的建设，为公园撰写对联。但时间不长，任县长离开后我父亲就失去了这份工作，继续过着穷困的生活。
我们家是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但没有财富。我读高中时，借钱读了江油中学，一年后就失学了。我父亲解放前去世，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妹妹、弟弟都要送人。我表姐当时是小学教师，因为要去成都，就推荐我去做老师。所以，我十六岁就开始当老师，妹妹也坐在教室里听我上课。四川一解放，我考上了人民教师，当到教导主任、校长，一直到1955年考上大学之前，都在小学做人民教师。
我小学念的安县私立文江小学，它是沙汀的舅父郑慕周出钱、沙汀筹划办的。郑是旅长，很有钱。就在他家旁边建了新式的小学和幼稚园，占有半条街。我先念的幼稚园，后念小学。小学里挂着沙汀题的校训，至今记得其中有“为社会服务”的字样，学校聘请了很多进步老师任教。沙汀夫人黄老师教我们音乐，比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进步歌曲。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受新文化影响很大。老师讲鲁迅《阿Ｑ正传》。读小学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学校里唱讲胡适作词、赵元任作曲的《上山》：“努力！努力！努力望上跑！”老师还教外国文学，如《鲁滨孙漂流记》、《木偶奇遇记》等有趣的小说和故事。我在课外还阅读了《人猿泰山》、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学校不仅让我们动脑，还让我们动手，比如开美术课、手工课。安县有很多芦苇，我们就用芦苇作手工。我在给王伯祥先生写传记时，曾引起联想。当时还有近郊、远郊旅行等，游戏有荡秋千、滑滑梯、跷跷板、跳绳、推铁环等。安县在成都平原的西北边，到绵阳要走一百多里，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小时虽然贫苦，但生活还是比较愉快的。那时上学讲究读书写字，书法也是一门功课，我父亲也是地方上的书法家。我也经常练字，因为穷，没有那么多纸，所以用草纸练字。后来，母亲发现城外河边有一种黄泥土，颜色特别红，像朱砂一样，可以在草纸上反复写，一张纸可以写四次。我听老师说写字要悬腕，就把一个盛水的碗放到胳膊上练习腕力，母亲还以为我在淘气。
沙汀和我有点远亲。受到他的影响，小学时学校出题问“长大后要做什么？”我就说要当作家。安县除了沙汀是个大作家外，萧崇素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翻译了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我也有影响。清代李调元的出生地也在安县，清代属绵阳罗江。从前安县的经济、交通各方面发展都很缓慢，但文化上有很多著名的大人物，对我都有引导的作用。
张：您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呢？
吴：我只读了一年高中，高中课本都是后来自学的。1955年，我考上四川大学。
川大是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朱德、郭沫若等都在这里读过书。学校规模很大，是当时高教部七所直属高校之一，学校的中文系、历史系、数学系、生物系都很有名，毕业生分配，1959年包了好几个车厢到北京的科研院所工作。
中文系杨明照先生是《文心雕龙》专家，教文学史、文献学，我做课代表。还有一位老师张怡荪先生，年轻时曾写书和梁启超先生商榷，解放后出版过《藏汉大辞典》；张先生教古代汉语很有水平，讲课很风趣，能把古代汉语翻译成大家都听得懂的现代汉语。还有任二北，研究敦煌文学、戏曲文学，我只听过他的讲座，没有听到他系统的讲课。任先生后来不能到文学所工作，十分可惜，他当时就住在鼓楼那边，据说当时行政部门觉得他年纪大。还有一位石璞老师，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张：我知道她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出过一本《欧美文学史》。
吴：是啊。她是钱钟书先生的同学，后来她到北京开会，我还去看望过她。杨明照先生来北京，我也去看他。杨先生还曾一口气爬十一楼到天坛我家作客。学校都肯定我，在两地分居困难岁月，川大中文系领导还曾到北京见何其芳同志，想调我回校任教，因其芳同志留我，没有办成。
我1955年进校，当时提倡向科学进军。在这种气氛下，我读了不少书，小时候我已读前四史，当故事书来看，也读了《汉魏丛书》等较大规模的书。当时也没有什么娱乐，就是看书，我学年论文写莫里哀、蒲松龄，毕业论文写沙汀短篇小说。
为了配合“大跃进”，和北大、南开一样，川大也写过文学史，我也参加了，写的是小说方面。后来风气变了，这套文学史就没有出版。现在看来，是大跃进，价值有限。
我以前想当作家，念了川大后，想当学者。但刚开始读书的时候，自己的知识面狭窄，想写文章可不知写什么，就像进了大森林一样，前后左右都有大树挡着，觉得前人什么都写过了，自己找不到出路。慢慢的，知识系统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多了，就好像进了宝山一样，要找个题目写，俯拾皆是，当然小问题没什么意思，要找大家都感兴趣的写。
二、文学所忆旧
张：您是怎么来文学所工作的？在您眼中，那时文学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吴：对我来说，步入文学所，就是步入实现理想之路。
当时科学院还是全国选拔人才的。我毕业填报分配志愿，第一个就是文学所，第二个是川大，第三个是新疆，最后分配到文学所。当时需要坐火车先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到北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1959年9月15日。因为那天早上毛主席、周总理刚刚参观过北京站，所以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日子。
川大分到文学所一共有五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民间室的祁连休。其他人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精简机构时到其他单位去了，当时连卞之琳先生的夫人也到下面的单位去工作了。
我们这批人来到文学所之后，一开始没有分配到各个研究室。国庆节所里开庆祝会，我第一次见到余冠英先生、王伯祥先生、钱钟书先生等久仰的学者。我代表新来的大学生、留学生讲话，主要就是表达了很兴奋的心情。当时何其芳同志安排我们在图书室抄写卡片等，先熟悉情况。后来何其芳让大家讲讲各自的兴趣和志愿。我分配到古代组。
文学所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专家多，著名学者多；二是图书多，善本多。图书多主要是因为郑振铎、何其芳都爱书。汪蔚林专职管图书，范宁等先生都兼职过图书室主任。那时人少，白天借书方便，就是晚上也可以借书。
文学所还有一点就是人情味浓。来所里后，邓绍基请大家去他家里玩，我和老先生们关系都很好。“文革”中，我被提了两个缺点，一是爱种花，说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在我家乡四川，农民都种花；第二个问题是和老先生关系好。那时老先生绝大多数都进了牛棚，不是问题也是问题。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等于表扬我，而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
张：能否仔细谈谈当时文学所的老先生们？
吴：我从小就养成了尊敬师长的好习惯。无论是小学老师，还是中学、大学的老师。文学所的老前辈，我都出自内心的诚意尊敬他们。
说起老先生们，当时文学所聘任了许多著名的专家。唐弢先生是和我同一年来的，戈宝权先生来所在我后面。当时古代室老专家更多。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文革”前夕已定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征求意见本，但迟迟未出版。记得1965年初中宣部文艺处开会，于光远主持，我发言曾提到此书，希望早日出版。俞先生知道我喜欢书法，我请他写，他就写了一个条幅给我，那是在他获得平反之前。俞先生生活简朴，常穿大褂。
古代组组长是余冠英先生。余先生知识渊博，从先秦到唐代均有学术成果。林庚、冯沅君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曾请余冠英先生审订。余先生在这方面，是权威。不仅如此，余先生在语言上也注意美感，是由博而专的学者。我和他接触时间很长，经常和他谈个人情况。他对我十分爱护。唐山大地震前四川闹地震，余先生让我把家属从四川接来。我1963写《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也得到余先生的肯定，认为研究有突破。余先生认真又虚心、宽容，能容纳各方面意见；待人宽厚，能团结全组同志。
余先生为人正直，不计个人得失。“文革”后期，余先生关注未完成的科研任务，经常在他家里召开会议讨论《唐诗选》的修订工作。有位老先生担心修订后出版不了，余先生笑说“只要书有价值，不出版，藏之名山好了！”余先生关心培养人才工作，经常和年轻人谈心。我和胡念贻为中华书局撰写了柳宗元《天对译注》，胡念贻送他看后，对胡说：“庚舜同志不仅论文有新见，注释也显见功力。”《唐诗选》的初稿因时间短，尚不完善，而钱先生因撰《管锥编》退出编写组，余先生约我参加，并兼作他的助手，从选目到注释，作了全面修订。
王伯祥先生是年纪最大的老专家，文史兼擅，为人慈祥，待我如子侄。我1959年结婚时，王先生晚上专门过来当主婚人。后来谈学问，他对我说搞唐代文学一定要读《全唐文》。六十年代初他让我担任他编撰《中国古代文论长编》的助手，因为我去山东下乡而未果。王先生早年研究过《四库提要》，所以中华书局后来请他标点。我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中曾为他撰写了传记。
孙楷第先生身体不好，住在北大，大家都不认识他。《中国文学史》出版后，我专程去接他到四川饭店赴宴。孙楷第先生搞考证，当时风气不重视考证，其实自己做了研究，才知道考证的重要性。文学所对孙先生礼遇，真正体现了爱惜人才，利用专长，体现了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
吴晓铃先生“文革”前就是研究员了，是元明清戏曲小说的著名专家。他曾在语言所工作，后来才调到文学所。吴先生的知识面很广，将博与专结合得非常好。他对后辈也十分关怀。譬如看了我的传奇论文，他高兴地鼓励我，还对我说如果想看京剧就告诉他，他送我戏票。
范宁先生很活跃，爱整洁。当时穿衣服，俞平伯先生是不拘一格的。钱先生是很整齐的，余冠英先生就开玩笑说钱先生“风度翩翩”。范先生的研究面也很广，从魏晋一直到元明清。他喜欢发表独立的意见，大家都很喜欢和他交流问题。
我的导师虽然是钱锺书先生，他和我合写论文《也论长生殿》，这在他是少见的。但古代组老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我信服杜甫的“转益多师”。除了本所的老先生外，我也曾受到茅盾先生的影响。听了茅盾先生的话，我才下决心在后来主编《唐代文学史》时加入骈文部分，全面反映唐文面貌。
张：钱钟书先生是如何指导您的呢？
吴：钱钟书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最近《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有一篇文章，说钱先生是“孤傲”的，我觉得谈得比较片面，其实钱先生对人还是通情达理、平易近人的。他家住东四头条或钓鱼台，我去他家时，多数是他开门，在门口就能听到他急促的脚步声。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热情、谈笑风生的。我去送稿费、文件等，有时需要钱先生回信的，他就马上打开墨盒，一挥而就。他曾对我说他有一只心爱的铜炉，保姆很勤快，把它擦得发亮。郑振铎先生到他家看到这个铜炉，不断地叹气说“完了”。钱先生是笑着对我说的，连一句批评的意思也没有，他知道保姆不过是好心办坏事。于此可见钱先生的平易近人。
研究所老师带学生不需要手把手教，主要是谈自己的经历和心得，让学生自己去体会。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是以身作则。如要专一，又要博学，他跟我说，治学要先有立足点，然后向其他方向发展。钱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时在自己的膝盖上划了一个圆圈，然后画出射线，作为比喻，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
除了言传，还有身教。钱先生上班比其他老先生都要早。来了就去书库。
做学问一定要熟悉第一手资料，钱先生谈天时说他反复通读过《全唐诗》五遍。我想和强记的他比，我应超过他才行。于是，向余冠英先生借钱买了套《全唐诗》，为研究需要看了六七遍。我研究唐代小说，也是在通读唐代小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另外，钱先生每次看到我的论唐诗的新作时，总是高兴的，说你又读了《全唐诗》。
钱先生生活很有规律，白天专心工作，晚上九点就睡觉。翻译《毛选》时，在沙滩那里。宾馆里伙食好，有黄油，但他不总吃太多，对身体不好。他也散步，注意养生。
张：您还和哪些老先生来往较多？
吴：还有吴世昌先生。吴先生有很突出的爱国思想，他的爱国热忱，很值得人学习。他用英文写《红楼梦探源》，同时对诗词很有研究，创作也很地道。
他喜欢奖掖后进。当时我是夫妇两地分居，一个人住在院部８号楼集体宿舍，吴先生每年寒冬春节都来看我。有一次开组会，我们坐在一起，他笑着对我说：“现在文学所有三吴（即他、吴晓铃先生和我）。”我只好说：“不敢当，不敢当。”
我和他接触多，是因为一起带唐宋文学的研究生，我是他的助手。培养计划、参考书目等，都是我负责写的。我还带研究生去俞平伯、夏承焘等先生家里去听课。学生毕业时请北大、北师大的先生来参加论文答辩，都是我来做。从前很少招研究生，怎么带，有的不熟悉，他常常介绍国外带研究生的情况。他非常爱才，第一次招研究生，一千多人报考，他和我通过荒煤争取了名额，除唐宋文学选拔四人外，还将优秀的考生分配给了王士菁、侯敏泽等先生。
吴先生他为人真率，有不同意见，就会直接说出来。他对以往答辩的不良风气提出要警惕。他说平常要严格要求研究生，对于有的评委为了显示自己常常刁难学生，他不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