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犯罪风险评估

重新犯罪风险评估（通用6篇）

重新犯罪风险评估 篇1

作的几点思考

犯罪和重新犯罪的问题，是一种与人类文明发展相生相伴的正常的社会现象，就象跳蚤附身于动物身体、老鼠寄生于人类环境一样，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痼疾。因此，对犯罪及重新犯罪的预防，已成为世界性的课题。任何国家，不会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或者因为民主理念的不同就会天然享有豁免权。即对重新犯罪问题，任何国家先天都不能免疫，要依靠的是后天的防疫，来减少、避免这样的风险、减轻或者降低这样的社会危险。

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体制，实践证明是对预测、预防犯罪，减少、减轻重新犯罪的行之有效的好的方法。通过我们对重新犯罪危险性进行正确、准确的预测和评估，通过我们主动、积极地做好防控工作，特别是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我们在一定层度上减少了犯罪，保持了治安环境持续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

我国行刑制度和方式发展新形势下，关于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的风险和相关的分析，从基层实际工作的思维出发，供专家参考。

一、关于重新犯罪的概念

关于重新犯罪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有法律专业性的理解和民众常识性的理解。在民众词典中，普通人的思维里，凡是过去犯过罪的，现在又犯了新罪的，都是重新犯罪，这样的理解同时也是广义的理解。虽然目前国际国内对重新犯罪的法律概念并无权威性的界定，但在我国，一般都是以刑法中累犯的概念来界定重新犯罪的标准的，同时，1985年1月中央政法委批准的司法部《关于调查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重新犯罪、违法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提到的重新犯罪的政策性规定，也是我们的参考基准。总体上，我国的重新犯罪，应该是指因实施犯罪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的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一定期限内（五年）再一次实施的犯罪行为。这里不包括服刑期间（包括监狱服刑和监外执行两种情形）的再犯罪，也没有犯罪次数限制。同时不包括罚金、没收财产、管制、拘役、缓刑等刑罚执行方式，以及判决时余刑不够一年的有期徒刑。

随着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和深化，特别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引入和推行，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问题也就自然走向了前台，笔者认为，对传统的重新犯罪人员的界定，应当相对扩大。所以，重新犯罪人员应当包括刑释、解教和解矫三类人员。

二、关于社区矫正的定位

关于社区矫正的概念，本是西方的泊来品。把这一法律概念和行刑方式的引入，在理论上本身尚在争议和探讨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所以，社区矫正实质上就是一种行刑的方式。

从社区矫正的概念入手我们就可以看出，社区矫正首先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是与监狱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活动，是在非监禁状态下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因此，社区矫正的性质就是刑罚执行活动。作为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而且是在社区中实施的刑事执法活动。

社区矫正的目标就应当定位在为了预防重新犯罪，教育矫正对象进行自我改善，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只重管理执法而忽视教育感化，强调行刑而忽略犯罪人的自我完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同时也说明了社区矫正与预防犯罪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关于预防犯罪的概念

预防犯罪或者叫犯罪预防也是一个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管理系统中的根本性和战略性的议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与普通人的安全利益直接联系的话题。

关于预防犯罪的概念，从专家的观点看，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观点就是指一般的对犯罪可能的事先预防，具体而言，就是指为消灭犯罪原因，防止犯罪发生而采取的各种社会管理、组织和建设的措施。是对犯罪的事先预防，也叫罪前预防。广义的观点是指把犯罪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和防止犯罪发生的各种措施的总和。不仅包括罪前预防，还包括以打击为主的罪中预防和感化矫治为主的罪后预防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预防措施。一句话，预防犯罪就是为防止犯罪发生而采取、实施的一些列措施的总和。

犯罪预防也是我国为维护社会秩序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的指导方针。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也是目标和任务。是我国犯罪预防体系的特殊形式。

犯罪预防是包括社会预防、心理预防、治安预防、刑罚预防四个方面的系统工程。因此，从社区矫正的定位和目的上看，实质上就是刑罚预防的完善和补充。是预防犯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实践趋势上看，社区矫正预防已是预防、遏制和减少犯罪的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

四、关于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风险评估

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使破坏或损失的概率不会出现，或者说智慧的认知下作出理性的判断，继而采取及时而有效的防范措施，那么风险就可能带来机会。由此进一步延伸的意义，不仅仅是规避了风险，可能还会带来比例不等的收益，有时风险越大，回报越高、机会越大。这就是对风险的评估。因此，如何判断风险、选择风险、规避风险继而运用风险，在风险中寻求机会创造收益，意义更加深远而重大。

关于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风险，主要是指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在其非监禁人身自由的情形下，存在的可能重新犯罪，继续危害社会的概然性层度和不确定因素，从实践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类的风险。

第一类风险是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限内，不接受、服从社区矫正的管理，违反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导致收监执行的风险；

第二类风险是矫正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内，实施新的犯罪，危害社会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矫正对象在矫正期满后，没有收到矫正教育的效果，重新犯罪的风险。

收监执行的风险还可能包括在社区矫正期限间，矫正对

象被发现有新的犯罪而被起诉、判决，最后合并执行的情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对这几类风险的存在，如何认识发现，并准确评估和加紧控制，这就是本文探讨的主题了。

目前的矫正实践，对矫正对象重新犯罪风险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依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和根据司法人员的办案经验的初始状态。诚然，经验是宝贵的，但也是有限的。而且正因为经验过多的惨杂了个人的主观性，因而也是不可靠的。因此，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能有相对客观，准确可信的科学的评估方法来指导，并作为工具来使用。

关于对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风险评估，从理论上也属于行为预测学的内容。根据行为预测的原理，尽管制约人们的某种社会行为的因素很多，相互间关系错综复杂，但只要我们通过调查一大批该种社会行为表现不同者的个人及其周边环境的特点，然后，经过统计、对比、分析，我们从中就能发现、寻找到制约其该种行为的影响因素，了解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层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设计出构建定量的预测公式，从而对该种行为是否会发生，进行准确的预测。

五、关于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成因及分析

社区矫正人员与刑释解教人员出现重新犯罪的问题，从实践中来看，有相近似的一面，但从人员性质和犯罪层度轻重及受教育、惩罚的程度上看，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现象又有其特殊性。

刑释、解教、解矫人员的重新犯罪，有其明显的共性。在此，我把专家对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研究成果做一个总体的归纳。

客观影响因素

1、管理改造质量的高低对重新犯罪率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

2、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给人们带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变化，使刑释解教人员因无所适从而显得茫然无助，最终心理失衡、行为失范；

3、回归当地治安状况差，原先的犯罪诱因依然存在，造成的刑释解教人员犯罪人格未难得到根本的改变，重返社会后极易故态复萌；

4、家庭和社会关爱不力，帮教工作相对滞后，社会偏见长期存在，刑释解教人员精神无依、生活窘迫、就业困难，弃旧图新的愿望难以实现。

主观个性因素

1、个人的生活期望值过高，又无技术特长，缺乏谋生手段，回归社会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稳定的经济收入。在个人期望不能实现时，特别是畸形消费，入不敷出的情形下，导致心里失衡，人格变态；

2、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自身综合素质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他们对社会好的方面不容易发现和

接受，对不良社会现象却很敏感且容易接纳，讲江湖义气，为所谓的朋友两肋插刀，一旦有社会违法犯罪人员引诱、威逼，就可能导致其重新犯罪。

3、个人缺乏家庭关爱，遭受社会岐视，刺激个人性格中恶的一面澎涨，在失去理智、冲动情况下可能导致重新犯罪。

社会理念因素

1、社会的控制政策。在我国，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者“不得报考国家公务员，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不能获得律师执业资格”。这可视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一种正式的合法化的社会控制，它其实是一种资格刑，是自由刑的延续。其合法性已经遭到了专家的置疑。

2、社会的集体岐视。刑释解教人员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是较低的：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身份不可能提供太多的机会；另一方面，活动的组织者或参与者不愿意接纳他们，在有限的社会活动中，最能表态社会基本立场的是，刑释解教人员在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项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力时，尤其是被选举权的实现，在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在法律强调的是规范和秩序，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的政治氛围下，在社会的集体孤立下，刑释解教人员的社会技能进一步丧失，自然会生成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困难，职业范围狭窄，工资水平低的社会事实，造成了

控制犯罪的目的制造了产生犯罪的结果的悖论。在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问题上，上述的理论是有充分的实践指导意义的。比如矫正质量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重新犯罪率的高低的观点等。但总体上，社区矫正仍是有其相对特殊性的一面的。

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结构缺陷和家庭教育失调是重新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犹其表现在青少年的犯罪和重新犯罪的问题上。家长的溺爱是导致重新犯罪的一个非常的因素。在社区矫正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单亲家庭的孩子或者父母长期外出打工的孩子，容易走向犯罪道路，这是家庭结构缺陷的直接导致。但是，在矫正过程中，一些父母溺爱子女，怕丢面子，视社区矫正管理为有意刁难，甚至帮助子女对抗或者软对抗管理，这样的家庭环境导致的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比率是很高的。

2、社区矫正缺失直接的强制性措施，没有达到惩罚教育的效果，这也是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一个原因

社区矫正工作既已定位在是刑罚执行活动，但是，实践中执行的一些制度、规定，缺失最重要的强制措施。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教育都不是万能的，没有强制性措

施保障的矫正，肯定是不全面的。同时，没有强制性措施也不能显示出法律的严肃和尊严。

虽然在理论上，我们的矫正工作中，有权对矫正人员进行警告、记过、治安处罚、收监执行等措施，但是，在实践中仍然显得是空乏无力的。首先，在执法主体上不明确，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不修定的情形下，司法行政机关只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我们仍然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底气先天不足，难以显示执法的威严。其次，以打分为基础的考核，形式上有效，实质上是虚设，特别是表现在记分的标准，在设计上，个人感性的评价，大于可考量的实质内容，在客观效果上，要求偏低。其三，在矫正对象不服从管理的问题上，实践中根本行之有效的方法，面对实践中碰到的千古百怪的难题，我们的工作往往显得因无所措从而被动，有时，硬不起来，又软不下去。比如，公益劳动的组织，矫正对象拒不参加的，我们唯一的威胁性措施，就是扣分，没有立杆见效的办法，这与国外，由法官直接判决履行一定的劳动量，交社区监督执行来相比，显然效果是不同的。还有，对驳权对象的管理，要求他们与其他缓刑、假释人员同等管理，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在做不到的情况下，还不如不做。

3、社区矫正工作矫正矫心的方法水平参差不齐，没有达到社区矫正教育的目的，继而发生重新犯罪。

社区矫正教育的本意就是让矫正人员纠正错误，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矫正因犯罪给社会和个人留下的阴影，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所以，矫正工作贵在矫心。在实践中，我们要求为每一个矫正对象，都量身定制一套矫正方案，但由于我们矫正工作人员本身的专业、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在心理矫正的方式方法上各有千秋，因而难以保证最佳的社会效果。

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心理矫正，是社区矫正工作一项全新的探索，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要根据每一个社区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不同心理，制定个性化的辅导方案，帮助、引导其自我调节精神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和进行心理重建，这对我们社区矫正的工作队伍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素质，并向专业化、高标准的方向发展。

帮教矫心，这不仅仅是我们在工作中对矫正对象要有耐心、细心和诚心的问题，还要求我们要做好一个“助动者”的角色，帮助他们寻找问题的根源，引导、帮助他们重新选择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式和方法，确保达到今后遇到类似问题时，能自我调节，从容面对的效果。“爱心——尊重——信赖——沟通——改变”，构成了矫治矫正的丰

富内涵。实践对我们社区矫正司法工作人员提出了新课题，而显然，我们的理念和理论，以及专业技能显然没有达到这一要求。

为了预防重新犯罪，我们必须了解、研究重新犯罪的成因。从实践中看，虽然，刑释解教人员与社区矫正人员在重新犯罪的问题上，有同质相近的一面，但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更有其特殊性的另一面。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更多的表现在特殊群体（如青少年）的重新犯罪问题，更多的表现在社区矫正的管理教育方式和方法的问题上，体现在社区矫正的社会效果上，因而更应当值得我们警惕和重视。

六、关于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分类预防及对策 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主要有五类。被判处管制的人员、被判处缓刑的人员、被人民法院裁定假释的人员、被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及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这五类对象在犯罪性质、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管制和缓刑一般适用于轻型犯罪，社会危害性不大，相应的人身危险性也较小；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主要是生理原因在社区内服刑，将他们等同于健康的人来实行矫正，在操作时会有诸多不便，如无法参加公益劳动等；被裁定假释的罪犯，相当一部分曾是重刑犯，虽接受过监禁矫正，但潜在的人身危险性还是有的；被剥夺政治权利而在社区内服刑的罪犯，有 的是附加剥夺，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重犯，有的是轻犯，情况也较复杂。

为了预防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切实提升矫正质量，深化矫正效果，各地都在探索对矫正对象实施科学、规范、有效的分类、分级管理。但是在分类的依据和标准上，实践中因缺乏统一而百花齐放，各显神通。

有的是根据管理人群的特点来明确重点对象，如：有不服判决和管教行为、有重新犯罪倾向和有脱管现象的人员；因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人员；未成年人。针对重点对象，落实、进行重点管理。

有的是根据不同的刑种进行区别管理。如：（1）对于被判处管制和被宣告缓刑这类矫正对象，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社会危害性也较小，在制度的设置上可相比其他类别予以宽松，给这类矫正对象更多的自由度来适应社会、回归社会。（2）对被裁定假释的矫正对象，由于其所犯罪行较重，虽然在监狱里表现较好，但仍存在潜在的人身危险性，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加强监管。（3）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矫正对象，根据目前社区矫正有关规定，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脯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和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这三种罪犯，本身生理上存在问题，行动不便，让其每月到司法所报到，参加公益劳动，显然是不可行的，对于这

类对象，可以减少矫正活动，加强互动，司法所则需加强与矫正对象的联系，坚持开展走访活动等。（4）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矫正对象，有的是附加剥夺，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重犯，有的是轻犯，依据主观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可参照进行管理。

还有的是根据每个罪犯的不同特点，自由掌握城乡情况、经济状况来加之区别管理，实行宽严相济的方法。还有的就是直接针对目前司法所人员少、职能多的现实情况，直接对矫正人员采取分阶段的教育方式，以减少工作量的方法来进行分类管理。

上述的这一些列分类方式，无不烙印了人为主观的痕迹，都没有形成一套有科学依据的客观评估体系。

实践证明，对矫正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很有必要，但是，如何对矫正对象实行规范化的分类，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只有从预防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角度入手，在认真剖析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根源的基础上，制定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着重从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两方面进行评估，根据得分的危险性指数，再进行分级管理，才能正确处理好矫正与教育的关系，刑罚执行与人性化管理的关系，达到社区矫正的最好的社会目标。

所以，对策就是要从预防矫正对象重新犯罪而对社区服

刑人员进行分类管理的制度。这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努力。

1、建立一个社区服刑人员的综合评估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作为矫正对象判前评估及制定矫正方案、实施矫正强制措施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实践已走到了理论研究的前面。

2、明确重点管理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灵活运用管理形式，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我们司法所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长期在基层服务群众，积累了丰富的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的工作经验）造就了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人性化管理上，做得很好。我们为矫正对象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对未成年犯罪人员教育感化，促他们走上自新之路，针对未成年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其它情形，有针对性的分类管理，分级考核，以及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等等做法，都是实施矫正工作最好的方法和手段，都是人性的措施，这已经不是我们实践中的难题和困惑了。

3、尽快解决司法行政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定位问题，赋予刑事处罚的执行权力，并根据实际工作的需求细化、强

化、实用化一些具体的执行措施，让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人员得到法律的保障，让社区服刑人员认识到刑事处罚的法律严肃性。

在基层工作的司法所人员，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矫正服刑人员不服从管理怎么办的问题，坦率的讲，现行的规定对一些在监狱管理教育过的驳权人员、刑罚强制性意识认识不足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以及故意抗拒管理的矫正对象，刑事处罚的威慑力很不够，甚至显得很不直接，很空洞。在矫正服刑人员违反矫正规定如何处理的问题上，赋予司法所一定的强制传唤、强制禁闭包括警具的使用权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要比等事态严重后再由公安机关治安拘留、重新犯罪后再报人民法院收监执行的效果要明显且见效多多。所以，在大方向上，我们做不到倒不如不做，要做就要做好。

社区矫正虽然是行刑社会化和人性化的体现，但它毕竟包含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虽然惩罚的严厉性远远低于死刑和监禁刑，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它的惩罚功能。只有在这种大背景下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人性化，因此，我们根据犯罪人个体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监督，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或承担必要经济责任，本来就是必要的。绝不能出现完全由着矫正对象的意愿行事或根本不考虑矫正对象实际的情况。

总结以上的理论分析，结合我们的工作实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社区矫正工作中，在社区服刑的人员当中客观上

重新犯罪风险评估 篇2

一、重新犯罪的现状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的重新犯罪率还是非常低的 (只占在押犯的2%-3%) 。但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 我国的重新犯罪率就有节节攀高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重新犯罪犯罪率呈现出一种波浪式的上升状态。从1990年至1996年, 重新犯罪的比重增加了2.64个百分点, 绝对数增加了50422人, 增长47.1%。[1]进入2000年以来, 重新犯罪率持续不断上升, 各地重新犯罪率均维持在15%-25%的高重新犯罪率上。重新犯罪之势如此汹涌, 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

二、重新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 社会方面的原因

1.社会控制力不足

犯罪往往发生于社会控制力不足的区域。比如城乡结合部、无路灯、无监控、桥洞下、地处偏远、人烟稀少的地方等。已有犯罪经验的人员尤其擅长选择在此类社会控制力不足的区域实施犯罪。一是犯罪阻力小, 能方便快捷的实施犯罪。对于抢夺、抢劫之类的犯罪, 可以做到“抢到就跑”的高效率;二是此类区域的目击者较少, 加之犯罪的高效率, 事后连罪犯的容貌都少有人能辨认。这客观上帮助了重新犯罪的顺利实现。

2.回归社会后受到冷漠与歧视

犯罪人服刑完毕后常常受到家人的怨恨、排斥、甚至歧视, 如讽刺挖苦、拒不接纳、夫妻离异等;有的家庭成员人人都有犯罪经历, 矛盾冲突激烈, 缺乏家庭温暖和亲情感召;有的生活及精神压力过大, 丧失信心, 自暴自弃;有的无依无靠, 故意重新犯罪, 主动创造机会重回监狱, 所有这些, 都成为重新犯罪的诱因。[2]此外, 人们普遍都对犯罪持排斥的心理, 认为只要是犯过罪的人都是“坏人”。犯过罪的人不免受到旁人的指点议论, 即使其已经被教育改造好仍然要承受被他人歧视与排斥的巨大压力。这些往往磨灭了那些痛改前非、希冀重新做人者走向新生、回归社会的信心, 在不良诱因的包围下, 就可能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3]

3.帮困扶助工作缺乏

罪犯重返社会后, 极易有挫折感和不适应, 需要帮困扶助机构伸出援手。然而, 据对某一地的统计, 对4132名重新犯罪的刑释人员的调查, 其中帮教不落实的1511名, 占34.13%, 尚未安排帮教的1475名, 占33.32%, 合计达67.45%。[3]在帮困扶助工作在难以落实的情况下,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难度加大, 心灰意冷之后极有可能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二) 个人方面的原因

1.畸形的人生观、价值观

大多数重新犯罪的罪犯都表现出强烈的犯罪欲望, 这与其扭曲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是分不开的。调查发现, 绝大多数重新犯罪者有不正确的人生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贪图享受而又好逸恶劳是其主要表现[5]。有64.8%的重新犯罪人认为自己犯罪是受“拜金主义”思想侵蚀[6], 他们大多无上进心, 缺乏积极的人生追求, 只想通过犯罪手段获取不义之财, 重新犯罪必将卷土重来。

2.文化素质不高, 法律意识淡薄

文化水平较低是重新犯罪人员的普遍特征, 相应地, 此类人员的认识能力也较低, 法律意识不高, 自制力薄弱, 加之藐视法律和侥幸逃避法律惩罚的心理作祟。据调查有72%的重新犯罪人表示“在此次犯罪前没有想过会被处罚”, 较非重新犯罪人高20.5%;持“想过, 但没有想到这么重”的占23%, 两者相加高达95%。[7]

三、预防和控制重新犯罪的对策

重新犯罪由多种原因共同导致, 那么预防和控制重新犯罪就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的长效机制。建议采取如下举措:

(一) 扩大法制宣传, 普及法律知识

我们要强化人们的法治观念, 使刑罚的威慑力在犯过罪的人员心中扎根, 以避免犯罪观念再次滋生。在新加坡, 在飞机上, 广播反复都在重复携带毒品是犯罪, 并且携带到一定的量必须承担极大的刑事责任。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宣传良策, 在公共场所宣传法制, 如地铁、公交车等人流集中的区域, 广播或移动电视播放法治宣传片。

(二) 封存制度的扩大适用

封存制度是指“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 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由此, 我国封存制度旨在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除此之外的犯罪人员, 则适用刑法第一百条的规定, 需要如实报告。

对此, 笔者存有疑虑。的确, 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都在发育过程中, 他们的犯罪带有很大的或然性。但这不代表其他犯罪人的犯罪不具有或然性。仅仅担忧未成年人的学业就业前程, 而忽视其他犯罪人是否合理?只要不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 终究是要回归社会、重新就业的。因此, 笔者主张, 对所有罪犯均应适用封存制度, 以减少来自就业单位对他们的歧视。具有经济来源, 得到社会的认可, 刑释后的人重新犯罪的几率自然能下降不少。

(三) 社区矫正机构的适时参与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 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机构贴近基层, 接近罪犯, 能很好的对罪犯起到监管惩罚、教育改造、帮困扶助的作用。笔者建议, 所有出狱的人员是不是都应先由社区矫正机构接收, 在管教一段时间后再完全释放, 对预防和控制重新犯罪的力度也将极大的提升。

摘要：重新犯罪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上升, 重新犯罪的罪犯作案经验更加成熟和理性, 与初犯相比, 其具有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有必要对重新犯罪的原因进行剖析, 进一步提出预防和控制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重新犯罪,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1]李均仁等.转换观念, 预防控制重新犯罪的上升趋势[J].犯罪与改造研究, 1998 (50) .

[2]李卫华.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中国司法, 2010 (03) .

[3]邢冰.论重新犯罪的原因[J].韶关学院学报, 2006 (01) .

[4]李均仁.中国重新犯罪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2:175.

[5]马永清.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新犯罪原因与预防控制[J].河南社会科学, 2008 (07) .

[6]丛梅.和谐社会进程中重新犯罪的原因分析[J].理论与现代化, 2007 (04) .

对刑释女性重新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篇3

一、 女性重新犯罪的特点分析

（一）农民所占比重较大

以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为例，目前在31名在押累犯中，农民为25人，占在押累犯总人数的80.6%；其余6人为城市无业人员，占在押累犯总人数的19.4%。

（二）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文化素质决定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在当今社会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就难于适应社会对从业人员的文化需求。从学历来看，重新犯罪人员,全是高中以下学历。其中，文盲为4人，占重新犯罪总人数的12.9%；小学学历为9人，占重新犯罪总人数的29%；初中学歷为14人，占重新犯罪总人数的45%；高中学历4人，占重新犯罪总人数的12.9%。从以上比例构成可以看出，学历层次严重偏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三）中老年人居多

在31人的在押累犯中，35岁以上的23人，占重新犯罪的74%；35岁以下的8人，占重新犯罪的26%。

（四）侵占财产型重新犯罪突出

在重新犯罪中侵占财产型犯罪十分突出，所涉罪名主要是诈骗、盗窃。重新犯罪中财产型罪犯为29人，占重新犯罪总人数的93.5%；其他2人，占重新犯罪总人数的6.5%。其中，盗窃罪10人，占总人数的32%；诈骗罪6人，占总人数的19.3%，

（五）毒品犯罪居高不下

毒品犯罪尤其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一种暴利犯罪，重新犯罪率也比较高。其中，贩卖、运输毒品人数7人，占总人数的22.6%。

二、预防女性重新犯罪的思考

（一）提高农村青年整体文化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由于农村的留守女性整体文化素质较低，不能很好地识别其所选择的生财之道是否违法。要想改变这一状况，从短期来看，加大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精神文化建设很重要，教育她们在闲暇时间里，阅读明理、法律常识、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通俗读物，以达到启迪智慧、增强理性、规范行为的目的，进而知法、懂法、守法，减少犯罪。从长期来看，加大对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宣传力度，争取做到所有的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女性儿童都能够有学上、有书读，以提高她们的文化素质，从小养成明理、守法的好习惯，避免若干年后因文化素质偏低、不懂法而走上犯罪道路。

（二）国家财政要加大对农村人口的转移支付

近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分配格局严重失衡，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缩小贫富差距，迫在眉睫。在城市，女性下岗工人、无业人员等，她们大都可以按政策规定取得相应的低保收入，并拥有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所享受的低保覆盖面以及医疗保险的保证程度远远低于城市。面对生活的困境、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期望、抚养子女的压力等，都使她们在盲目中违法、犯法。如果国家财政加大对农村人口的转移支付，改善她们的经济状况，可以极大地减少农村女性犯罪的概率。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困群体生活补助，应重点关注农村女性、农村低保户、农村五保户等特困群众，并随着价格指数的上升适时调高对她们的补助标准，以保证她们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所抚养的家庭成员有饭吃、有衣穿、有钱看病。

（三）大力开展实用技能培训工作

从短期考虑，对服刑人员应进行实用技能教育，开展实用技能的培训工作，以使其在刑满释放后拥有一技之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以增强她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从长远考虑，对于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农村留守女性青少年，如果她们不继续升学，国家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采取适当补助或免费的形式，让她们参加实用技能培训，规定每人掌握一门或多门实用技术，在她们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后，才能兑现这些补贴资金，以调动她们学习技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避免她们长大成人需要抚养子女或赡养老人时，没有谋生之技、没有收入来源而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试行开放式处遇服刑制度，体现刑法人性化

开放式处遇制度体现了行刑社会化、人道化原则，共分为三种：外出制度 、归假制度、周末拘禁制度。这三种处遇制度在我国部分监狱开始试行，如北京市女子监狱，目前使用金属铁艺做围墙，完全通透式的结构，打开了监狱内外的视觉屏障，这在全国乃至亚洲都属首例，是一座最具人性化管理意味的现代化监狱。根据女性特点，监狱规定女犯们在会见日和节假日可以化妆，并为女犯统一配置休闲服装，允许她们在周末更换囚服与家人见面。另外，女犯通过透明的围墙，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这样能够缓解罪犯的心理压力，更加体现刑法的人性化。

重新犯罪风险评估 篇4

项目编号: 2012BZZ107

课题承担单位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课题负责人：胡俊文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科研处处长、法学研究员)

主要研究人员：

贺志明（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政教部主任、教授）

王嫒萍（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政教部副教授）

彭春艳（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重新犯罪风险评估 篇5

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时刻对自己高标准，高要求，时刻做到克己奉公，严以律己，永远保持一名中共党员的优良品质。

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或者是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做到：一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把确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放在事业和人生的首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时刻牢记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是，要严于律已，防微杜渐。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耐得住清贫，顶得住歪风，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努力做到慎微、慎独、慎始、慎终，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三是，要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党员干部，特别是各部门的领导，要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把自己置身于组织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之下，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四是，要扎实抓好反腐倡廉工作，扎实开展廉政教育，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努力使自身和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反腐倡廉教育，使其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章，更好地遵纪守法，规范自己用好手中的权利，在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中形成一股良好的廉政之风，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工作和要求落到实处。

我们每个中共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随时都要加强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要从一些反面典型中吸取教训，深刻反思，珍惜一名中共党员的荣誉，珍惜家庭幸福，珍惜今天拥有的一切。要做到平时学习不放松，牢固树立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观念，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用法律保障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平日警钟要长鸣，要做到以善小而为之，以恶小而不为，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管好自己，为党的事业尽心尽职，做一个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人。持平常之心，力戒贪欲。

新基金重新开闸风险意识不能少 篇6

这纯属巧合?就在一些新“基民”恐慌性赎回基金之际，周三媒体报道证监会又开始批准新发基金，市场顿时大幅反弹。这让前几天从基金阵营中冲出的“基民”暗自叫苦。

新基金停发资金仍在流入

据报道，已有5只股票型新基金的发行申请通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批，在排定档期后分批发行。这一消息被市场认为是管理层释放出的利多信号。

虽然从去年12月开始，证监会就暂停新基金的审批工作，导致积压了20多家基金公司的新基金审批工作。但证监会曾表示，新基金审批工作始终在正常进行，只是由于发行档期的原因，新基金的发行节奏有所放缓。显然事实不是这样。

业内人士认为，新基金暂停发行主要是由于股市火爆，资金通过新基金涌入股市，给股市火上浇油。但停发新基金实际上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资金还是在基金公司的持续营销中大规模地流进了市场。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龚方雄表示：“停发基金未必是好的政策选择，它阻止不了过剩的流动性进入股市。”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基金持续营销的规模已经超过1000亿元。

实际上，证监会停发新基金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做法。道理很简单，新基金不能发，基金公司都动足脑筋，在持续营销上搞花样，大比例分红、多次频繁分红、拆分，争相把基金净值降到1元附近，以适合大部分“基民”的需要。

分红不需要证监会审批，而持续营销降低费率要报证监会，所以最近推出的持续营销方案中，有的连费率优惠也没有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投资者。因为持续营销进去资金太多，对其净值短期总是有影响的，这让原持有人不满，除非基金经理踏准市场节奏，正好在分红之后股市下跌。对新进入者，则不能享受到费率的优惠。

如果有新基金正常发行，那么，新老基金各走各的路，也不会损害到哪方利益。

引发市场揣测

更给市场带来不好的揣测是，发不发新基金成为管理层调控市场的手段。也许管理层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但事实上就是股市火了，不发新基金；股市跌了，新基金发行了。

有识之士指出，管理层是否需要如此专注于市场的涨跌?成思危教授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政府作为监管者不应对股市的涨跌负责，而应当为投资者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保障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还有市场人士建议，管理层要做的除了维护“三公”外，加强对投资者教育也是其职责和义务。毕竟很多新入市的“基民”缺乏有关基金投资常识，这就需要基金公司和管理层共同来做好对投资者的教育工作。

投资者教育还需加强

自去年以来，上证指数大涨，作为当今A股市场第一大机构投资者的基金收获颇丰。因此，赚钱效应使基金成为许多居民首选的投资产品。

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国内基金规模和基金新增开户数双双创出历史新高，截至2007年1月底，中国基金规模已经突破万亿份。去年第四季度选择基金作为最主要金融资产的居民人数，从上季度的6.7％猛升至10％，基金已成为中国居民家庭除储蓄存款外拥有最多的金融资产。但在基金市场急剧扩张的同时，并非所有“基民”都真正了解基金。

在基金规范发展不足10年间，有许多在市场中追涨杀跌、盲目入市的投资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在2001年6月上证指数处于2245点附近入市的投资者，随着指数下跌到2002年1月25日的1451点，其持有的基金资产净值也下跌了19.18％。

理柏基金研究机构中国研究经理周良指出，基金投资者对基金的风险收益水平要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历史统计表明，买基金盈亏的可能跟股票指数盈亏的可能差不多。其实去年股票型、进取型基金的平均涨幅与上证指数130.43％和沪深300指数120.02％的涨幅相比基本持平，并未明显超越。

虽然是分散投资，虽然是专业管理，但是基金的盈亏与股票指数的盈亏是差不多的。这就是买基金的风险收益水平。基金既没有稳定的利息，也并非很多投资者想象的那样低风险，尤其是目前市场热衷的股票型基金。股票涨时大家赚钱，股票跌时一样亏钱。

周良认为，面对基金投资者的爆发性增长，面对资金的大量涌入，在管理费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基金行业要预防潜在的风险隐患，要考虑热情退潮后的应对文策。2001年以来，证券行业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2004年发行了百亿份基金的几家公司也或多或少感受到波动的磨难，2006年货币基金大额赎回带来的后果更是一个近在眼前的案例。

还能买基金吗

南方基金投资总监王宏远也表示，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收益要有理性预期，不宜有基于去年股票基金盈利水平之上的过高预期。

根据国外成熟市场多年的研究表明，股票(包括基金)的长期平均收益率在每年8％～10％的水平，美国近20年的股票基金的年均收益率为15％，即使考虑到中国股市正在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期，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可能走出一个长期牛市，平均每年的收益率能够达到15％～20％已经非常可观。如果按照每年20％收益率计算的话，未来10年股市的累计收益率将达到6倍以上，这已经超过了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股市牛市的水平。投资者对基金的收益率预期一定要理性，理性的投资预期才有理性的投资行为，而理性的投资行为才是中国基金业发展的基石。

对于目前投资者对股票和股票型基金投资热情高涨的局面，王宏远对投资者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其一，目前市况下储蓄资金投资股票资产有可能成为赢家，也有可能短期内产生浮动亏损。但是不参与股票资产从长期看则注定是输家。

其二，在牛市进入第三、第四阶段后，投资者开始直接参与股票投资成为输家的可能性大于成为赢家的可能性。但是投资者通过买入持有基金参与股票投资成为赢家的可能性大干成为输家的可能性。

其三，投资者投资基金一定要本着理性的盈利预期进行长期投资，要从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实际理财需求出发，理性地进行基金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