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负面清单（通用10篇）
1、政治纪律
山头主义
《条例》第五十条提到：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案例】甘肃省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金晋哲是已落马的甘肃省原副省长虞海燕的“心腹”。在虞海燕担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金晋哲竟要求其分管的年轻干部学习虞海燕和自己的讲话，写出学习心得汇报，甚至还编印成册，并按每个人的忠诚度予以不同程度的使用提拔。
【点评】山头主义，拉帮结派是表象，利益交换是目的，危害党的团结统一是本质，把党内同志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新《条例》明确严惩山头主义，是为了正本清源，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两面人
《条例》第五十一条提到：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案例】党的十九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炜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成为十九大后落马首虎。此后公布的通报用词严厉：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理想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两面人”。
【点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严查两面人，就是要及时把这些党内的害群之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
干扰巡视
《条例》第五十五条提到：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案例】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原市长黄兴国“打探涉及本人的问题线索，对抗组织审查”;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对中央巡视组进行干扰，中央巡视组不仅要提防被监听，还要想方设法确保举报人安全。
【点评】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利剑出鞘，一些腐败分子千方百计干扰巡视，妄想蒙混过关。新《条例》增写对干扰巡视的处分规定，让巡视利剑更加锋利。
2、组织纪律
拉票贿选
《条例》第七十五条提到：搞有组织的拉票贿选，或者用公款拉票贿选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案例】2016年9月，发生在辽宁省的拉票贿选案受到严肃查处并被公之于众。全省45名全国人大代表参与贿选，近千名“政商精英”牵涉其中。
【点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查处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辽宁拉票贿选案等一系列大案，体现了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意志。新《条例》对拉票贿选从重加重处分，正是这种决心意志的体现。
3、廉洁纪律
利用未公开信息买卖股票
《条例》第九十四条提到：利用参与企业重组改制、定向增发、兼并投资、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决策、审批过程中掌握的信息买卖股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通过购买信托产品、基金等方式非正常获利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案例】不久前，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受贿、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一审开庭。检察院起诉指控：2009年至2015年，陈树隆作为相关股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上述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1.21257411亿元，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3746627亿元。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也被起诉指控：作为相关股票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该股票，情节特别严重。
【点评】一些领导干部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在利益诱惑面前丧失原则，搞监守自盗，专业性、行业性腐败往往手法隐蔽。新《条例》中增加对股票内幕交易等行为的处分规定，紧盯金融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释放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强烈信号。
违规揽储
《条例》第九十五条提到：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吸收存款、推销金融产品等提供帮助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案例】福建省龙岩市委原书记黄晓炎调到龙岩后，其妻子供职的厦门市一家商业银行很快在龙岩设立了分支机构，其妻是筹建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之一。短时间内，这家银行在龙岩吸纳存储五六亿元，一年存款达数十亿元，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款存储占了绝大多数。
【点评】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相关负责人把单位经费、项目资金存到指定银行，银行则“投桃报李”，或给予高额回扣，或为其亲属安排职位、发放高薪，形成利益输送灰色链条，成为备受关注的隐形腐败。破除“潜规则”，必须立下“明规矩”。将违规揽储纳入“负面清单”，意在最大限度地挤压相关经济领域的权力寻租空间。
4、群众纪律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条例》第一百一十二条提到：在扶贫领域有克扣群众财物、拖欠群众钱款、吃拿卡要等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案例】陕西省原副省长冯新柱“对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不力、消极应付，且利用分管扶贫工作职权谋取私利”。今年上半年，浙江共通报了80起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的典型案例，同比增长81.8%;河南共通报这一类型案例65起，同比增长47.7%;青海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71件，同比增长200%。
【点评】“老虎”露头就要打，“苍蝇”乱飞也要拍。一些党员干部，对扶贫惠农资金物资吃拿卡要、截留私分、优亲厚友，破坏党群关系，严重影响脱贫攻坚大计，必须加强监管从严惩治。
保护伞
《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提到：利用宗族或者黑恶势力等欺压群众，或者纵容涉黑涉恶活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案例】今年4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洁云路分局原局长成健接受审查调查，打响了该省深挖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的“第一枪”。据查，2012年11月至2018年2月，成健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社会人员所送贿赂，为其经营的多家涉黄赌毒场所提供保护。
【点评】扫黑除恶既要抓涉黑组织，也要打掉后面的“保护伞”。只有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除恶务尽，才能换得朗朗乾坤，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安全感。
5、工作纪律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条例》第一百二十二条提到：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的;(二)热衷于搞舆论造势、浮在表面的;(三)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中不见诸行动的;(四)工作中有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的。
【案例】参加省管干部轮训班，5天学习时间有2天私自安排他人顶替上课;应参加的厅务会议和其他专题会议共109次，以各种借口缺席63次……海南省林业厅原副厅长王春东曾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被公开通报，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点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体表现不同，但根子上都是违背党的性质宗旨。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6、生活纪律
家风
《条例》第一百三十六条提到：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案例】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之子，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的妻子，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之子，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一个个腐败领域的“夫妻档”“父子兵”“全家腐”，透视出家风的重要性。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
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贸区在挂牌成立第二天宣布出台《外商投资注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这一管理模式甫一问世，便成为了财经热门词汇。然而半年多过去了，与上海自贸区收到的持续的广受欢迎的舆论反映不同的是，2013版负面清单可谓是屡遭诟病。
遭遇质疑
所谓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学术上的说法是，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
简言之，负面清单是为投资领域而列出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其管理思路是—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合法。
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提到：“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
据了解，此份上海自贸区列出的2013版负面清单内容长达10页，罗列了近200项金融、房地产、娱乐及媒体等诸多行业的外资参与限制内容。
然而，自从负面清单公布之后，批评之声就没有停止过。有分析称，尽管中国官员称自贸区的成立对于经济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负面清单中的限制产业和管理措施数目之多，令人对其开放度存疑，可能令该实验区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大打折扣。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11月底，新增的投资企业约近1400家，其中38家是外资企业，占比不到4%。自贸区对外企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据了解，我国对于外商投资市场的准入管理根本依据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外资三法，基本产业政策是分为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和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经对比发展，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与《目录》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目录有着极高的吻合度。并且，负面清单还增加了30多项新的限制规定。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由此撰文指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流于形式，并无实质突破。他认为，负面清单凸显出了政策设计模式存在着根本缺陷。
“负面清单的公布使得香港、澳门松了口气！”有网友在微博中如此铿锵留言。
对于业内外的质疑，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设计参与者王新奎曾坦言，“2013版负面清单”因没有先例和范本，设计过于仓促，故质量不高，总结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国内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到底如何，没人搞清楚；二是负面清单到底如何设计，还没达成共识；三是法律问题，外商认定标准，到底是注册地标准还是住所地标准。
如此说来，在缺乏科学的量化分析、人大授权以及法律依据之下，仓促将2013版负面清单推出或许是其引发非议的原因所在。同时亦有银行界人士和专家表示，这份内容广泛的负面清单同时反映出，在以多大程度及多快速度对外开放封闭行业的问题上，中国各部门之间尚存在博弈。
仍不失为一次制度变革
虽然沪上自贸区2013版的负面清单不时传来负面声音，但舆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负面清单列出的具体外资限制内容上，而对于负面清单本身作为一种管理模式的引入，则基本取得了共识。许多分析师认为，对外商投资的管理方式由“白名单”转变为“黑名单”，将使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是一次对政府与市场边界重新界定的制度变革，仍然值得称赞。
据了解，对于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一般项目最快4天便可以拿到营业执照。而将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即事前审批将修改为了事中监管和事后处罚，意味着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力受到抑制，势必将会压缩政府部门在核准项目过程中的寻租空间，从根本上讲利于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角色从参与者回归为监管者。
虽然负面清单带来的正面意义颇多，但管理风险也不容小觑，有观点认为，与高度自由的投资市场相伴随的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异常流动的风险，而这将更多的体现在金融业方面。
事实上，作为一种国际上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负面清单目前已经获得了70多个国家的广泛使用。以美国为例，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施行到目前已与4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双边投资协定（BIT）。
从美国政策与法律层面来看，据了解，美国政府并未出台一份统一的负面清单列明所有对于外国投资有限制的行业。除一些敏感行业外，美国对外国投资大多持开放态度，外国公司或个人在美国投资任何行业领域一般并无任何审批的要求。而对于被限制的行业以及限制的方式则散见于美国联邦法律和个别州的法律。
目前，美国所倡导的TPP和TPIP以及其他世界影响较为广泛的贸易协定也都采用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但负面清单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则较少应用。对于中国而言，过去一直采用的是正面清单，也就是划定企业可以投资领域的清单。有专家表示相比正面清单的明确范围，负面清单的主要用意在于国家对于国民待遇（即给外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的待遇）等正面义务的承担。例如在2013年7月11日，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过程中，中方宣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如果真正落实到位，将会大大推进我国的市场开放，撼动目前计划、僵化的投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虽然短期的冲击在所难免，但是从长期来看，开放竞争必将推动中国产业的发展和升级，特别是格外受到外资青睐的服务业等领域。
2014版待升级
据了解，上海自贸区2014版负面清单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牵头制定。那么2014版的负面清单是对于2013版的完全颠覆还是仅仅在其基础上进行修补呢？对此，据王新奎透露，2014版负面清单将淡化对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参考。
2014版负面清单将会把所有外商投资受限的部委条款列出来，逐条跟相关部委进行讨论，先作加法，再作减法。按照王新奎的说法要“先发胖、再瘦身”。
另据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新培在某论坛中透露，2014版负面清单的调整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提高透明度和开放度。他表示，对限制类但无具体限制措施的条款将分类处理，其中对需保留的，应明确具体限制措施；对没有保留必要的，则尽量取消。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2014版负面清单必将是对于2013版的一次全新优化升级。而其出台的具体时间表要经过对于2013版负面清单推行的效果进行评估、分析之后，才能定夺。据上海自贸区管委会的相关人士对记者透露，预计此轮负面清单最迟将于4月份出台。
另外，在上海市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负面清单的修订工作的同时，各地也在探索复制、推广这一管理模式。并且其适用的领域也在扩大，而不仅仅局限在外商投资方面。
近期，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他指出，今年简政放权的力度不能减，要进一步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更多、更快释放改革红利，有效遏制权力寻租。对目前仍保留的审批事项，要公布目录清单，听取基层和群众意见。对那些反映多、意见大、又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还是要继续取消下放。清单以外，一律不得实施行政审批，更不得违规新设审批事项。
李克强总理表示，实际上这也是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行探索。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十八届五中全会前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定了三件大事。一件事关“十三五”规划，其余两个都事关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会上被审议通过。
这两大党内法规可不简单。在今年1月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就特别提到，要“着手修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
此后的大半年里，王岐山都在忙这事儿。5月浙江调研、7月陕西调研、9月福建调研中，王岐山都提到了“修订条例”。在7月31日，他又分别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党组主要负责人，部分专家学者座谈会，就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征求意见。
王岐山如此看重这两大法规的修改，正是希望用制度的力量，真正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新版《准则》《条例》相比过去有许多重大的修改，其中的4大变化尤其值得你关注。
1、《准则》覆盖所有中共党员，普通党员纳入管理不留死角
此前，《准则》的全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很明显，主要针对的是党员领导干部。此次修订后，名称变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所针对的对象覆盖了全体党员，也就是说，普通党员也被纳入到了《准则》的覆盖范围。
将普通党员纳入廉洁从政准则，太有必要。一直以来，总有些人以为我又不是大领导，只是8700多万党员中小小的一个，哪里会管到我？这种侥幸心理和“小官巨腐”的产生不能说没有关系：中纪委网站文章显示，今年1-8月，北京市纪委共查处“小官贪腐”290人, 涉案金额共计3.23亿元。“小官”身份与巨额贪污数字之间的强烈反差，为百姓痛恨。
另外，“准则”一词是指行为或道德所遵循的标准、原则，有一定的示范和标杆意义。《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覆盖全体党员干部，也是向全党明确了是非荣辱，明确划定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有助于形成自觉自律、不想腐的氛围。如果普通党员有一天当上领导，其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也将更加牢固。
2、纪法分开, 与现行法律重合的70多条全部剔除
两大法规重新修订后的另一个明显变化就是：纪法分开。
据统计，原《条例》的178条中，有70多条与现行法律有重复，有很多违纪的情形已经明显触犯了法律底线，新版修订后将这些全部剔除。
这也一直是王岐山对纪委工作要求的核心：纪法分开，纪严于法、纪在法前。
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时，王岐山就提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无数案例表明，领导干部往往是从违纪开始，进而违法。此后，王岐山又在多个场合强调“党纪”与“国法”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同，王岐山曾明确：党纪不能替代国法但严于国法。
现在，这一要求终于落实到了实践层面。此次的修订可以说是为党纪“减负”，去除掉重复内容，让党规更加明晰，举例来说，像“贪污、受贿”等词汇就很可能不再出现在党纪中，因为这些在刑法上全部是有罪名的。如果一名党员要等到违法了才受到纪律处分，明显说明了党纪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
另外，此次修订也是为党纪“加码”，在法律底线之前更为党员划定了一条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动辄则咎，这样才能有效堵塞小错酿大祸的漏洞，从源头上阻断不正之风和腐败滋生的通道。
3、突出政治纪律，严惩拉帮结派等违反政治规矩行为
对于《条例》来说，突出政治规矩是又一亮点。12日的政治局会议指出，“严明党的纪律，要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
今年5月,王岐山在浙江省调研时也曾提出，修订党纪处分条例要突出两个重点，一个是解决“纪”、“法”不分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把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出来、具体化。
怎么具体化？在一次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在线访谈节目中，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提到，“有些干部聚在一起搞同乡会、同学会，黄埔一二三期什么的，看似漫无目的，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这就不符合规矩了。”对这种现象，苏静明确指出，“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是纪律所明令禁止的，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
可见，无论是借同学会、同乡会等拉帮结派还是明目张胆地搞团团伙伙,这些都是违反政治规矩的具体表现。有专家指出, 这次修订将重点突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并把没有成文制度规定的政治规矩纳入到处分条例里面去。
4、树“高线”划“底线”, 对生活纪律等6大类开负面清单
对于“底线”，大家这两年一定不陌生。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他们的落马与被拍无不都是因为触犯了底线。
要说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查，而是在其看来，现行党纪党规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因此即使犯了事儿也可以搪塞过去。
现在不一样了。修订后的《条例》将旧版中的各类纪律事项整合成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6大类，纪律的重要性得到突出。更重要的是,此次修订还开列了“负面清单”。也就是说，以后哪些事不能干，会非常明确标示出来，非常具体。如此一来，那些仍抱有侥幸心理的党员干部可要小心了。
“底线”之上是“高线”，这个“高线”就是《准则》。旧版的《准则》针对廉洁从政行为分八个方面规定了52个不准。52个，多吗？好像不多，但还真不好记。王岐山就曾在多个场合提到，几乎没有人能够完整地把“52个不准”全背下来。
与之相比，新修订的《准则》则旨在告诉广大党员“要”做什么、“该”做什么，而不再是“不准”做什么。正如王岐山所说，“公民不能都踩到法律的底线上，党员也不能全站在纪律的边缘，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以德治党。”而这一道德“高线”也并非脱离实际、高不可攀，而是一个实事求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高标准”。
1、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政纪律的自觉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对一些铺张浪费，慵懒散、奢私贪、蛮横硬现象监管力度要进一步加大。
2、坚决执行上级各项决策部署与本旗及自身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开展工作不够，有些工作措施针对性不够强、成效不明显。
3、艰苦朴素作风不够，廉洁自律、过紧日子的意识不强，抵制不良风气的意志不够坚定。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理想信念方面。能够做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还有差距。一是在学懂上做得还不够，仅仅满足于对“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等核心要义的知道和了解，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哲学意蕴认识还不够深。二是在弄通上做得还不够，有单纯为了学理论而学理论的倾向，不能完全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三是在做实上做得还不够，对如何结合工作实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改革发展实践思之不深、研之不透。
(二)政治规矩方面。政治敏锐性和警觉性还要提高，要深刻吸取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反面典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的深刻教训，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做到无条件地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还需要更严更实，对一些单位主要领导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情况不及时报告的情况，我虽然进行了严肃批评和严格督查，但没有较真去处理。对少数干部身上出现的“心中无术胆子大、办法不多点子多”“对上吹吹拍拍、汇报工作增加影响，对下盛气凌人、横眉冷对”“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等问题，看到了，指出了，但公开批评和从严追责问责还不够。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对“老爷思想衙门风、小人思想嫉妒风、庸人思想懒惰风、糊涂思想跟疯风”感同身受、极度厌恶，大会小会上点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人，私下里也和有些人进行了谈心谈话。邪气压不住，正气就上不来。下一步，还要结合党内学习教育，刹住我们身边的不正之风，让大家不断看到党员干部队伍的新气象。
(三)担当作为方面。能够履职尽责，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但用“三严三实”的尺子来度量，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担当负责、攻坚克难的精神有所弱化，缺少碰硬精神，担当意识、责任意识有待加强;二是督查指导、狠抓落实的韧劲不足，对一些既定的事项、确定的工作，存在依赖开会、发文推动工作，比如，有些事情会议安排了、文件下发了，但议来议去、转来转去、推来推去，最后没有很好落实;三是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不够有力，整体性思考谋划不够，缺乏创新性的举措和办法，使得工作停留在一般性号召上，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够。
(四)改进作风方面。能够充分认识到“四风”的危害，并能防止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但在转变作风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有急躁情绪，缺乏耐心，对下属批评多、鼓励少，要求多、帮带少。二是存在忙于事务性工作多、静下心来思考少，对业务工作用心多、对其他工作关注少，布置安排多、督促检查少的现象。三是在业务接待和对外往来时，面对大是大非虽能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但有时考虑兄弟单位情谊、地方政府情面及人情世故、乡风乡俗的原因，执行标准把关不严，出现了“同城接待”的问题，尽管进行了整改，但需永远牢记。对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的通知》要求，自己能够经常深入群众、深入站所、深入施工现场，但还存在一些不足。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深刻反思，产生以上几个方面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一)理想信念方面。虽然在理想信念上是坚定的，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学习的热情不是很高，因而放松了思想武装，思想建设比较弱化。表现为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抵御各种风险、经受住各种考验的能力有所不足;理论联系实际思考问题不深入、不持久;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胸襟和眼界不够开阔。
(二)宗旨意识方面。在思想上也想在自己的职责内把事情办好，把职工群众的事情办好，也不愿留下骂名。但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受体制机制的制约，受处(室)职能交叉的限制，宗旨意识有所淡化。工作热情有所减退，缺乏应有的进取精神，有安全着陆、得过且过的思想。
(三)党性修养方面。总认为自己是一名具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受党教育几十年，党性修养已经达到了标准，因而对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重视不够。认为中央的大政方针是管全局、管全面的，落实中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就可以根据实际进行变通处理，在考虑问题中习惯本位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
作为国企改革顶层方案的首份配套细则，《意见》首次完整公布了“负面清单”。“其中，石油和军工领域是最大亮点。”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负面清单圈定了需要国有独资或控股的领域，但并非完全杜绝民资进入，而是明确了哪些领域民资可以进，进到什么程度，以及用什么方式进。尤其在社会资本最为关注的石油天然气和军工领域，负面清单的出台很大范围打开了民资的市场空间。”
《意见》要求有效探索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其中，“负面清单”包括：首先，重要通信基础设施、枢纽型交通基础设施、重要江河流域控制性水利水电航电枢纽、跨流域调水工程等领域，实行国有独资或控股，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依法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参与建设和运营。其次，重要水资源、森林资源、战略性矿产资源等开发利用，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在强化环境、质量、安全监管的基础上，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依法依规有序参与开发经营。第三，江河主干渠道、石油天然气主干管网、电网等，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特点实行网运分开、主辅分离，除对自然垄断环节的管网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外，放开竞争性业务，允许非国有资本平等进入。第四，核电、重要公共技术平台、气象测绘水文等基础数据采集利用等领域，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支持非国有企业投资参股以及参与特许经营和政府采购。粮食、石油、天然气等战略物资国家储备领域保持国有独资或控股。第五，国防军工等特殊产业，从事战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涉及国家核心机密的核心军工能力领域，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其他军工领域，分类逐步放宽市场准入，建立竞争性采购体制机制，支持非国有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维修服务和竞争性采购。
“本次负面清单正是政府‘放权’与行业‘退出’的实质性动作，也是混改的核心。”李锦表示，“尤其是石油领域的改革，根据《意见》，将在石油天然气主干管网部分实行网运分开、主辅分离。也就是说，之前业内讨论的将三家石油公司的管网抽出来单独成立石油管网总公司或许将成为可能，这将为石油领域的重组和混改提供空间。”
对于国防军工领域混改，有券商人士表示：“目前央企有11家军工企业，本次负面清单圈定了‘从事战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涉及国家核心机密的核心军工能力领域’仍为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除此之外分类逐步放宽的市场，或有约三分之二之多，未来民资大有可为。”
此外，《意见》还提出，对其他服务国家战略目标、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生态环境保护、共用技术平台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加大国有资本投资力度，发挥国有资本引导和带动作用。
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也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分析称，包括能源、交通、医疗、教育、通信等在内的领域一直是民营资本进入意愿比较高的领域，明确列出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降低了民营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不确定性。
在《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企被粗略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在后来发布的《意见》中，对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企的分类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说明。
具体到商业类企业，《意见》强调，对于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改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
《意见》指出，国企混改要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非公有资本投资主体可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
《意见》还强调，要有序吸收外资参与国企混改，可引入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合资合作，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产业分工，提高资源全球化配置能力。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切实加强风险防范。
《意见》提出，开展不同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结合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改革，开展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选择有代表性的政府投融资项目，开展多种形式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试点，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
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对某些与国民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在一些实行对外资最惠国待遇的国家，有关这方面的要求也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让外资企业可以对照这个清单实行自检，对其中不符合要求的部分事先进行整改，从而提高外资进入的效率。但是在我国，对外资进入目前依然实行政府审批制，这使外资企业很不适应，常常在审批过程中陷入扯皮，降低了外资进入的效率。[1]2释义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学术上的说法是，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与负面清单相对应的是，正面清单（Positive List），即列明了企业可以做什么领域的投资。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利用正面清单来确定覆盖的领域，而负面清单则用来圈定在这些开放领域清单上，有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问题的限制，这种做法也被当下不少国家采用，从而有效利用正面和负面清单的手段，在开放市场的同时，保护部分敏感产业。3模式准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以下简称“负面清单”），以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等为依据，列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内对外商投资项目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准入措施。负面清单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2011年版）分类编制，包括18个行业门类。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T国际组织2个行业门类不适用负面清单。除列明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禁止（限制）外商投资国家以及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禁止（限制）的产业，禁止外商投资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项目，禁止从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营活动。自贸试验区内的外资并购、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境外投资者以其持有的中国境内企业股权出资，应当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涉及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在自贸试验区内投资参照负面清单执行。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后续《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我国签署的自贸协定中适用于自贸试验区并对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有更优惠的开放措施的，按照相关协议或协定的规定执行。背景
负面清单一词出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所列的9项主要任务和措施中，“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位列第三，排名仅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之后。《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
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由上海市负责办理；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由上海市负责备案管理，备案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工商登记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相衔接，逐步优化登记流程；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试验区内试点开展涉及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 内容
2013年9月30日，负面清单公布。清单写明，新闻机构，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业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制作业务，目前均属外商投资的“禁区”。在娱乐场所方面，电影院的建设经营受到限制，须中方控股。广播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业务，也仅限合作的方式。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属于外资不能进驻的领域。
此前备受关注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吧），也在“负面清单”的禁止之列。博彩业（含赌博类跑马场）、色情业，外商也不能在自贸区投资。在体育场馆中，高尔夫球场的建设、经营明确禁止投资。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虽未禁止，却受到一定限制。根据自贸区总体方案，外商独资的医疗机构获得了准入的机会，中外合作的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也将开放。负面清单则显示，医疗机构投资受到三条明确的限制：投资总额不得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不能超过20年，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至于教育领域，则进一步明确了总体方案的限定。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只能以中外合资的方式开展。如果外资试图投资非经营性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机构，以及非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仅限合作，且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义务教育以及军事、警察、政治、宗教和党校等特殊领域教育机构，经营性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机构，属于明确禁止的范围。措施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依据法律法规作了大量梳理，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列出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190条管理措施。约占试验区内1069个小经济行业分类的17.8%。对于未列入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一般项目，最快4天企业可以拿到营业执照、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等。
对于列入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试验区将按照原有办法进行管理。而对于未列入清单的外商投资一般项目，则将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把项目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把原来合同章程的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4发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日前就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发表谈话，他表示，同意采用这种模式是适应国际发展趋势的需要，与中国正在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一致。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负面清单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
目前为止，我国对外资的管理一直采用的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模式，在这份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制订的目录中，列出了我国鼓励、限制、禁止外商进入的行业。所有的外商投资和商业投资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负面清单是给不开放的行业和受限制的商业活动列一个清单，明确告诉对方哪些领域和行业是限制或禁止外商活动的。那么，只要未列入名单的就是法无禁止皆可为。
"相比较而言，负面清单管理可以简化对外资进入的审批管理，同时扩大开放。对外资来说，在外资准入方面更加透明，对于增强外资信心，鼓励、吸引外商投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5清单自由贸易协定（FTA）采用负面清单已经有相当长一段的时间。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被认为是最早采用负面清单的FTA之一，在美国和新加坡达成FTA之后，这种制度也被亚洲多国所仿效，但各国的做法并不一样。
例如在金融服务业领域，美国-新加坡FTA就在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子领域采取了正面清单的形式，韩国-美国FTA则进一步将正面清单拓展至金融服务的投资领域，并以一个混合清单的模式允许双方金融投资领域子项目的开放程度。但日本-墨西哥FTA则将金融服务领域排除在投资之外。
一般在FTA中，各国会利用负面清单在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做出不同程度的安排，在服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往往会引入对本地市场份额的要求，在投资领域则会对业绩有要求，并对高管和董事会成员的国籍做出限制，这事实上来源于双边投资协定。
业内通常认为，知道什么是不允许的，比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更能帮助服务业供应商理解在国外如何开展业务，并且负面清单也适用于未来新出现的服务活动，因为这些新的活动在FTA制定之初可能还没有出现。
但是在看到负面清单优越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正面清单的意义。知道哪些是不允许做的意义取决于开放的程度，但当某个领域的限制清单就像一本电话本一样厚时，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或许更能帮助商业人士来开展业务。一些行业观察人士认为，带有对现有政策约束可能性的正面清单可以给政府提供重要的自由呼吸空间，当政府只有有限的行政能力，来汇总所有有贸易限制政策的领域清单时，这种自由空间的给予尤为重要，包括子领域的开放，或者是一些对外资参与敏感的产业。
6挑战对于外商来讲，更重要的是负面清单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如果依旧是之前《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禁止和限制投资类别，那负面清单的价值就大大缩水。
以美国为例，截至目前已经与4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双边投资协定（BIT），最新一起生效的是与卢旺达的BIT。美国在其附录里对核能、采矿、航空运输、通信、金融、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做出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例外，早期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的BIT都是按照产业大类加以说明，并未列出详细产业中的负面清单。但需要注意的是，与美国签订BIT的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G20成员国一个都没有参与。此外，试验区内的内资企业如何审批，也尚待明确此次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停的是三部涉及外资的法律，《公司法》却不在其中，有待厘清。
学院为加强教师队伍管理，确保课堂教学的高效性和实效性，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满意度调查活动，针对教师教育教学行为列出了负面清单。
具体内容如下：
一、不备课就上课。
二、在校期间不讲普通话，用方言与学生交流。
三、汉字书写不规范。
四、穿着不合宜（拖鞋、背心、短裤等）。
五、没有执行候课制度，上课迟到。
六、擅自离开教室做私事。
七、不到下课时间提前离开教室（早退）。
八、拖堂，影响学生课间休息。
九、上课接打电话或玩手机。
十、坐着讲课。
十一、酒后上课。
十二、上课期间将学生赶出教室或因迟到将学生拒之门外，随意停学生的课。
十三、课堂上播放与教学无关的视频。
十四、未经教务处批准、登记擅自调课。
十五、个别学生违纪，全班学生停课挨批。
十六、利用教师身份，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和教授违背有关政策和法规的内容或者对社会不满的牢骚以及道听途说的网上传言。
十七、课堂上过多关注优等生，对于学困生缺乏关注。
十八、室外课“放羊”式教学或者让学生自由活动（需要自学时，教师必须提出自学要求并进行指导），致使学生脱离老师视线。
十九、上课期间截留学生在办公室或其它地点写作业或帮老师做其它事情。
二十、上（下）课师生不相互问候。
在既往的市场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管得过多、过宽却又不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了“监管者漠视运营者，运营者漠视投资者，投资者漠视风险，所有人一起漠视市场”的怪异现象。政府应划定市场的边界，而非给予某些社会主体特权。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形势愈加复杂，市场管理难度日益增大。此时，国务院推出“负面清单”，不仅仅是完善市场、行业等规范，更深刻显示了新常态下治理方式的新思路，显示了政府在新治理方式中的新定位，显示了政府在新定位下对于治理能力的新要求，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应当有所不为，即治理思路应从“要你做什么”，到“不要你什么”。过去我们是由政府来进行挑选、评估、准入。这实际上是让政府替代了市场的职能。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市场主体的庞大数量和庞杂本质已经把过去的行政审核机制远远抛在了后面。市场一日千里，供求关系瞬息万变，竞争关系眼花缭乱。由一个或者几个机构对市场个体的正常经营进行“指导”，甚至直接对市场经营判定“输赢”，已成为市场良性发展的掣肘。甚至一些过度干涉、大力扶持、恶意叫停等背后都是强大的寻租链条和腐败基础。对于市场微观个体的管理方式，已经决不能再执行这种横加干涉、“要”这“要”那的思路，而应当适应市场化的大势，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提高市场准入透明度，在降低相应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的基础上，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主动权。只有落实市场主体自主权，才能真正充分的激发市场活力。
政府应当有所为，即治理思路应在法定框架内积极干预市场。现在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市场化就是“自由化”。这是对政府治理思路的另一种曲解。市场价值规律是一项基础规律，无形的手在完全市场下才能发挥最好作用。然而，即使没有政府，各种“有形的手”仍随时随处存在。这是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的，也是市场的不完全和不成熟决定的。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市场是不受政府监管和干预的。政府的目标，不只是达到市场均衡，而是要在市场均衡时达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有效监管，正是实现市场公平和最佳均衡的基础。因此，此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示禁止和限制准入措施，将目前分散在各类法律法规中的有关市场准入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一单尽列”，就能使各类企业主体和社会主体在进入市场时，明确知晓自己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和权利义务，以及需要符合和达到的标准要求。这无疑会极大地降低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时的各类成本，同时为降低市场潜在风险做出有效预防，为市场的健康发展设立了高效的“防火墙”。
事实上，好的政策不仅仅是政府工作的指导方向，也是整个市场个体的良好指引。负面清单的出台，也告诉市场个体，需“有所为有所不为”。
市场个体需有所不为，即经营主体须明了“不能”做什么。《意见》不再对不同身份和性质的市场主体提出不同的准入要求。企业是市场主体，在充分激发动力和活力的基础上，必须依法合规，严守底线，知道“不能”做什么。“法有禁止不可逾越”，一些“潜规则”将无处藏身，“法无禁止即皆可为”，将极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各类市场主体就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为中国经济“稳增长”汇聚更大合力。
市场个体需有所为，即经营主体明了自己“要”做什么。过去由于政府机构介入较多，将政府信用为企业信用背书，使得企业发展缺乏真正动力，企业盈利缺乏合理方式，企业运营缺乏正确监督。企业常常埋怨政府管得过多，但其实，又有很多企业希望在自己有需求时，政府多管。这种“悖论”常常导致矛盾，甚至法律纠纷。当前，企业也应该适时转变思路，在获得更大自由的同时必须明白，你的选择是自主选择，你的结果是市场选择，要不要，你决定，后果自负。
不论是“宽松上限，严格下限”或“鼓励竞争，明确边界”，国家治理能力将在考验中得以提升，只有合乎市场真实需求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治理方式，才是最好的。
教师师德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号)精神，进一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要，规范全镇教师从教行为，提升师德师风建设水平，城关镇中心学校决定从2019年2月开始在全镇学校实行教师师德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一、负面清单涉及内容：
以《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育部“十条禁令”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对下列行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1、体罚、变相体罚学生行为；
2、歧视、侮辱、驱赶、拒收学生行为；
3、乱收费、乱办班、乱订教辅资料行为；
4、不服从学校工作分配行为；
5、不遵守单位考勤纪律和病事假制度行为；
6、拒不进行课堂教学改革，不完成教学“六认真”行为；
7、不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和要求行为；
8、过多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行为；
9、其他师德师风问题行为。
二、负面清单的认定情形：
1、各级在工作巡查中发现，有严重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禁令，或相关规定要求的；
2、被举报查实的；
3、在重大迎检及活动中被上级部门或领导批评、通报的；
4、由教育主管部门确认的。
三、负面清单问题类型及处理办法：
1、较轻问题清单：教师违规行为影响不大，后果不很严重的，事态控制在城关镇内的。对当事人进行口头批评，全镇通报，当年师德及考核扣除5分，当事人写出书面检讨（字数在1000字以上）；
2、较重问题清单：教师违规行为由教育局（或镇党委政府）领导交办督办的、或监察室调查属实、或处理善后工作不力，负面影响控制在县教育系统内的。中心学校对当事人进行全镇通报批评，当年师德及考核扣除10分，不得参加任何层级的评优评先活动；当事学校要写出情况说明和整改报告（字数在1500字以上）；个人要写出书面检讨（字数在1000字以上）。
3、严重问题清单：教师违规行为给单位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媒体曝光（炒作）在社会上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或县教育局主要领导及以上领导做出批示督办事项、或不配合处理善后工作、有重大潜在危害的；或影响范围虽控制在县教育系统以内，但处置极其复杂，涉事金额较大的。除执行较重问题清单的处理外，当事学校不得参与当年评优评先活动，校长、分管领导写出书面检查（字数在1000字以上），当事人的师德及考核扣除20分，当事人当年不得参加职称评定和岗位晋级，直接安排到其他乡镇交流；问题特别严重，受到上级纪律处分的，当事人当年师德及考核直接评定为“不合格”等次。
《城关镇教师师德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与上级文件不符的，以上级文件为准。此制度自出台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