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集

余秋雨散文集（精选8篇）

余秋雨散文集 篇1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当然与小城不同，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很有文化。

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作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

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

但这魔力对贝多芬比较具体，那就是当时作为音乐之都的听众基础巴整体氛围。

时至今日，这种魔力凝冻成一种重复式的纪念，艺术不再有勃发的创造势头，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发现激情，一切有关艺术大师在维也纳被接纳、受拥戴、被冷落的种种传说，永远只成了传说。

它当然还是有内涵、有气势的，但是，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处处陷入程序化的纪念聚集，而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又使它不能像巴黎、伦敦、柏林那样为程序化的纪念注入实质性的现代精神，因此显得沈闷而困倦。

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审美背叛和生态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甚至在『维也纳森林”之外。

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当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区农村，走到因斯布鲁克到萨尔茨堡、林茨的山路间。

寻找时，有小路应该尽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会儿当然更好。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不仅背叛了维也纳，也背叛了作为欧洲主干的海洋文明。

整个国家四周都沾不到海，这会给交通、货运、气候、风光带来太大的局限，但他们国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称：“高山之国……”。

它是欧洲的异数，因上极大地丰富了欧洲。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

偶尔游观哪儿都能看出一点美来，但要你认真住下来就不一样了。

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并不全是为了方便。

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

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局促、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本人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不大多与水有关。

但是，眼前的奥地利，分明摆脱了山居的多数弊病，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这在山区本来是最难做到的。

他们的办法是满山满坡都种植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齐楚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绝不羼杂、跳跃。

结果一眼看去，全然单纯朗丽，把种种纷乱和芜杂都抹去了。

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的开阔气韵，如洪波宛曼、云海静谧。

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

被整治过的草地、森林当然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

所有的农舍虽然考究精致，却全部采用纯净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

在形态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绝没有丝毫的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盖和埋没。

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

中国由于贫困日久，一直提倡“战天斗地”，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鲜明的人为印迹，至少也要涂画一些标语口号。

余秋雨散文集 篇2

《文化苦旅》的创作始于1987年, 在1988年《收获》上全年连载, 后结集出版, 是余秋雨游历后的观感。与当时流行散文对现实人生的真实显现不同, 《文化苦旅》更多地承载了作者的想象。作者站在文化的角度审视过往的历史, 是要在如烟的往事中追寻并不如烟的历史。正如他在前序所言, 这些散文是他在“古代伟业的地方徘徊”, “踏在历史的足迹上面”的思索, 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当代关注。历史究竟有多遥远?文化究竟有多厚重?在余秋雨的笔下, 历史就像摄像师手中的镜头可远可近, 文化就像画家手中的画笔可以凝重可以惨淡。这从编入《文化苦旅》并选入人教社课标版初中语文教材的《信客》可见一斑。

《信客》是《文化苦旅》中余秋雨个人比较偏爱的一篇散文, 讲述的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非常重要、但又很少为人所知的劳动群落———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传递物事的“信客”。作者笔下的信客, 作为一种职业, 是民国时期的事, 到现在掐指算来, 并不遥远, 但读完后却有沧桑之叹。这是因为“信客”不仅代表着一种职业, 更体现了一种文化。对于文化这两个字, 全人类广泛公认的定义就有280多种。余秋雨赞成荣格的话:“文化的最后沉淀物是人格”, 认为中国文化不完全表现在我们能背多少唐诗宋词, 而表现在它沉淀成的今天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同时他还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广泛的生态, 主要表现在日常的生活、工作、方式当中。所以, 我认为“信客”这一文化现象, 既是中国人人格的积淀, 也是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聚焦。

作者单线条式地在经纬交织、繁杂磅礴的民国物事中抽取历史, 但并不让这段历史显得单薄, 而是把“信客”置于连接落后的乡村和繁华的城市的纽带地位, 从而把“信客”放在民国大社会的广阔背景下, 赋予了“信客”社会历史的意义。文章提到的“一个个码头, 一条条船只, 一个个面影”、“他们的谈话, 若能记录下来, 一定是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城乡的变迁史料”、“这些眼神, 是中国农村对自己的冒险家们的打分。这些眼神, 是千年故土对城市的探询。”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作者写信客, 不以一事一人点染, 而是选取两代人作代表, 让两个无亲无故的人演绎类似“子承父业”的悲情;也不是截取信客的某一时期做文章, 而是给予一生的关怀, 从生到死。这便具有了个人的历史意义。一个社会有着太多的个人历史, 但少有几人的历史不化作烟尘随风飘逝, 信客又会在这滚滚历史洪流中留下多少痕迹呢?老信客, 以生命为代价, 捍守信任的净土;又以责任相依, 不以贫穷易志, 哪怕是偶尔的一次错失, 也把教训传给后人, 把不安留给自己, 把悔恨带进坟墓, 为的是坚守最后的也是最高的道德操守。新信客热心厚道、洁身自好、宽解人意, 终其一生, 忠实地继承了老信客的祝愿和遗愿。虽然个人为之于社会和历史只是沧海一粟, 但因为每一粟以全部生命的热烈投入, 便成就了沧海纵流、人生本色的壮举。信客以诚信为本、仁义热心、任劳任怨、恪守职责、待人宽厚的人格精神, 就是最绚丽的人生本色。这些人格品质, 无一不是千年传承、代代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无一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瑰宝。然而, 历史在留下金子的同时, 也留下了沙石。老信客贪小便宜丢失职业操守, 村民的虚伪攀比和无理迁怒, 发财同乡的背信忘义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 在文中也屡见不鲜, 让人心情郁闷, 特别是人们对老信客的冷漠, 令人心惊的无常和苍凉。老信客为乡人做了几十年的信客, 任劳任怨, 仅是一次的无心错失, 虽自残一手诚心悔过, 却不能得到人们的一丝宽容与谅解。多年以后, 当面对他的坟墓, 健忘的乡人, 只是“为了看着顺心, 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这是何等的悲凉!

信客,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它还表现为一种极为悬殊的城乡文化背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生活着两个无论思想意识还是经济状况都存在极大差异的生存群落, 一是眼界开阔、物质较丰富的都市人群, 一是长期封闭、闭塞穷困的乡村农民。如果把信客当作游离于两者之间的特殊生存群落, 那么信客所体现的文化现象就为我们展示了三大人群的生存状态。有人说:社会有什么样的需要,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职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上海郊区的农民不满长期的贫穷, 不少人毅然进城淘金, 两地的往来骤然增多, 迫切需要有人勾连两地传递物事, 但由于乡村的穷困和交通不便, 阻碍了邮局的建立, 于是信客应运而生。贫穷和落后居然成了信客这一职业产生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原因, 当时农村的生存状况不难想象。从信客工作的难度看, 他们“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 换车调船”;“一概是肩挑、背驮、手提、腰缠, 咬着牙齿走完坎坷长途”;“所带的各家各户信件货物, 品种繁多, 又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损坏, 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 小心翼翼”;“买最差的票, 住最便宜的舱位, 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充饥”;“一身破衣旧衫, 满脸风尘, 状如乞丐”。即使这样艰辛的工作条件, 也不是横亘在他们生活道路上的唯一困苦。路人的冷漠、为同乡料理后事遭受的呵斥和怀疑、被同乡陷害倍受毒打和委屈, 都时时折磨着他们的精神和身体, 让他们的生存状态更加艰难。信客工作条件的艰辛, 生存状态的艰难, 越是说明乡村的落后, 衬托农民生存状态的不堪。文章虽少有直接描写农村的落后, 但农村的贫穷、乡民的狭隘心态却在文中抒写的原生态文化里可以找到印迹。老信客为代表的强烈的“交接班”意识, 农民不经意地小心防范、攀比心态, 看热闹爱打听的好奇心, 以夹黑雨伞传达噩耗的风俗, 因大部分缺少文化而代读代写书信的现象等文化习俗, 既原汁原味传达出浓厚的乡土情结, 又从侧面反应了农村贫穷、封闭、落后的生存状态, 让我们在体味田园牧歌式温情的同时, 深感埋藏了几千年的无奈。对于城市, 乡民充满了幻想和向往, 都市的升沉荣辱, 震颤着他们长期迟钝的神经系统。繁华的十里洋场, 灯红酒绿的夜总会, 别致的欧式建筑, 都是文明和财富的凝聚。生活在这里的人有着偏近工业社会的生活节奏, 有序、紧张、繁忙。他们有着比农村稍好的生活条件, 更进步的社会环境, 中西文化互相渗透形成的文化氛围。这样的生存状态成了引领时代潮流的方向, 也死死吸引着乡民们的眼球。然而, 都市的生活并没有乡民们想象的那么舒适, 也没有幸运同乡描述的那么丰美, 失业和被剥削常常困惑着大多数的人们, 特别是那些挤进城的少数农民冒险家, 各种困难和凶险成了他们淘金之路上的拦路虎。这就是思想上追求自由、文化上兼容并存、平等开放的城市文化背景下的都市生存状态。信客用自己的理解向农村阐释着城市文化优越, 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接纳城市文化并与之融合, 缩小城乡文化的落差。悬殊极大的农村生存状态和城市生存状态, 在信客眼光的打量和脚的丈量下骤然紧密联系, 使看似浅薄的文化有了厚重的载体。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的那样:“在高层次上我把文化看成人格, 在低层次上我把文化看作生态。”[1]文化, 在余先生眼中就是人格和生态的展现。信客, 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上海文化现象, 不仅为我们展示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诚信、仁义、任劳任怨、恪守职责、待人宽厚的人格魅力, 而且把极为悬殊的城乡文化背景下的三种生存状态袒露在世人面前, 让我们在称颂信客高尚人格精神的同时, 对人们的种种不幸遭遇油然而生沉重的谓叹。也许这就是作者产生写作冲动的原始欲望吧!

参考文献

试论余秋雨散文表现的人文精神 篇3

关键词：《文化苦旅》 文化精神 文化意蕴

“人文”，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关怀是作家将人生、社会、艺术现象当做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主义于它们自身历史的递变，表现出对积淀在现象中的历史文化质的追索。“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反思中，重建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已经是文学创作中的共同认识。余秋雨以现代人文精神为参照系，观照历史事件、历史景观和历史文化风韵，进行历史文化题材的自我内省，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主体关注意识和新的创作趋向，使历史文化题材得到丰富和深入的拓展。在历史文化题材的人文关怀中，探寻中华民族生存的本源，以史为鉴，启迪后人，引发对主体的关注是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他的散文《都江堰》中这样写道：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怎样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残壁断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狂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的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如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潺潺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了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李冰这样的人，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1]

人类特有的禀赋之一是能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想想自己的先辈，体会现在，设想未来。人除了生长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还在人类特有的文化环境中繁育自我的心智和灵魂，在接受教育和成长的同时，也认同着一种称作“根”的人文生态。人类精神溯源的本性在散文中抒发出情真意切的对历史文化的或褒或贬，抑或继承与弃除的强烈渴望。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和国际交流的日益丰富，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速，旧城改造，城市拆迁，拆了建，建了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利了一代，害了百代的工程屡见不鲜。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精神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余秋雨在《都江堰》一文中给出了明确答案。这足以证明他的散文的历史文化意味和极大的历史文化责任感，更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一面，送给那些想为民造福，为民办实事，但事与愿违，把事情办到极端的人。以史为鉴，那些急功近利者，必将遗臭万年！这是忠告，也是启示，更是作者对世人，对历史文化的最亲切得人文关怀。

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修缮，开发与保护，对废墟的存与毁，抑或开发利用是余秋雨文化散文中人文关怀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2]“阳关坍驰了，坍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3]“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中国是穷，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已得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4]“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那个洞窟跟前。”[5]“就这样，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地运到了国外。”[6]“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哪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7]也正是人微言轻，无官无职，一介书生，就算“匹夫有责”，也只好作罢。一味听任王道士之类面对暗乎乎的敦煌壁画“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也算抢救文化遗产。“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就由他们来吞吐了！翻阅余秋雨历史文化题材的散文，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关切，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护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作者希望“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走向民族崛起的未来。“废墟不会阻碍街市，妨碍前进”，相反，“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由此，我们看出作者提出的“废墟的留存”，是以全体的生命和无生命和谐共处为理想，批评了工业文明导致人对自然的，对历史古迹的背离和破坏。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把通常是面向过去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情节置身于现代文明精神结构的构成因素方面，因而开拓了历史文化题材人文关怀的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标立了后人审视历史文化、开发历史文化的新境界。

与历史文化题材有天然联系的是关于广泛地传承于民间的关于民间艺术与民间文化的人文关怀。当前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活群体的边缘状态引起了余秋雨先生的密切关注。其中《贵池傩》、《江南小镇》、《笔墨祭》是其中几篇深刻之作。在《贵池傩》一文，从作者对傩戏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为了生存，傩祭傩戏中又相当一部分内容迎合民间的庸俗，但它们的根本生命力还在于表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作者沉甸甸的人文追思溢于言表。任何民间艺术都表现出一个民族一方地域环境中一种群体的生存需求，反映着人们对于人世善恶、美丑的价值评判。作者通过贵池傩去发现民间艺术蕴含的人文核心内涵，同时也提出了民间艺术、民族文化有一个与时俱进、自主创新，不断改进繁荣的问题。正如作者在《贵池傩》一文中所说：“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鲁莽，在这里才找到摆脱得起点？”[8]

余秋雨散文人文关怀的表现，其深刻之处在于皆以当前人文精神观察历史文物，名胜古迹，民间生活，尤其传统文化结构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文明冲击下的巨大裂变和某些民风、民俗及传统生活观念方式的消解。

余秋雨散文具有鲜明的人文性，浸润着浓郁的人文情怀。他特别关注人的精神文化存在，并在文化层面上思索人的存在价值。所以，他的散文大多取材于文化胜地、旅游景点和文物掌故。作家在作品中以人物建构的话语重新解释了自然山水，即“我心中的山水并不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9]并于抒写人文山水之中展示了文化人格的深度，凸显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化价值，这是余秋雨散文作品的独特魅力之所在。余秋雨是一位戏剧理论家，在中西方悲剧理论方面造诣颇深，惟其如此，他对悲情山水和废墟中的悲剧人物特别感兴趣。他的散文充盈着对人的苦难和痛苦的深切同情，充盈着对悲剧人物和个体生命痛苦和欢乐的真挚关切。从《文化苦旅》中，我们读出了中国文人性情中的感时伤怀，读出了中国文人命运的悲哀和凄惨，读出了历史的沉重感和沧桑感，而《文化苦旅》带给读者的是作家对文人命运的深入思考。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选材十分典型，作家通过写承德山庄评说清朝的盛衰，通过写“宁古塔”写人对灾难所持的态度，从《脆弱的都城》看到生命的脆弱，由苏东坡想到人在苦难中的成熟与收获。《山居笔记》大多写人的悲剧命运，写文人、名人遭受的苦难。作家从文化的视角剖析了造成文人、名人悲剧命运和现世苦难的原因又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人命运中的悲剧底蕴，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余秋雨文化散文中凝结成的悲剧灵魂，给我们以人格上的深切感动；余秋雨文化散文中贯注的对人类的悲悯情怀，让我们产生心灵的震颤。

注 释

[1][2][4][5][6][7]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3月1日出版

[3]《余秋雨散文集》浙江文化艺术出版中心2000年版，引自《阳关雪》。

有关余秋雨散文集读后感 篇4

有关余秋雨散文集读后感

1我不知道能不能算作看过一本书，也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作一本书。想必人们对余秋雨的散文所作的评论已是多如繁星的了，我此举不免有班门弄斧之嫌。我没有看过很多所谓的世界名着，只因自己没有这么高的品味。然而对这些着作等身的大作家评足论道，又不免太肤浅了。终究还是忍受不住激情的诱惑，心灵的撩拨。

秋雨散文历史的气息很浓。像《酒公墓》、《寂寞天柱山》、《阳关雪》等许许多多的篇章其中浓缩了历史，浓缩了人生。秋雨是年轻的，他能冲着王维的《渭城曲》而去寻访阳关雪，仅仅是为了一个多年的梦，为了一份童真。因而他又是洒脱的，试想在各种现代文明的烦扰下，又有谁有这么的一份闲情逸致呢。谁心中无一个饶撩的梦想，但谁依然有这么的一份纯真呢？我们对很多在年轻的心中是新奇的东西已见惯不怪了，甚至对于诸如抢劫、盗窃的现象也视而不见，不知道这些能不能看作麻木不仁，但至少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份童真，我们的心已经老了。

读秋雨散文，就如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秋雨的心是年轻的，他的心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因此他的人生应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中的“阳关雪”，他对对待敦煌文明隐没的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个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该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有了老人的睿智，有了儿童的心情，方有正视历史的勇气。

有关余秋雨散文集读后感

2很早就想写点东西的，在囫囵吞枣看完余秋雨老师散文集之后，但因为工作变化的原因，一直没有时间来写，也没有心情静下来写。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写，只是总感觉心里有点事，这或许就是自己的一点个性。

定下的事情不做完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在这次阅读了多篇美好的文章之后，总感觉应该留下点什么，特别是现在的生活节奏，让自己已经很难在一段时间之内再翻起余老师的文章，只好趁着心里还有点感觉，留下几行贻笑大方的文字。

余老师和季老一样，都是高中时就耳熟能详的大师，但可惜的是，我这个文科出生的人并不喜欢学习语文，唐诗宋词兴致来了还会背上几首，而对于这些文学作品，学起来感觉真是要人命，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学了不考，考了也考不好，所以，很少认真阅读教材上面的文章，听课也是是是而非。这次机缘巧合读到了两位大师的散文集之后，让人对散文又有了一点重新的认识，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自己水平有限，无法写出精湛的体会，只能由着自己的感觉信马由缰。

正如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关于读季老散文集有感的文章一样，季老从自己工作生活的点滴入手，润物无声，让人体会到生活的一种自然美，让人感觉有一种返朴归真、悠然自得的娴静，人生就如同一幅淡淡的山水画;余老师的这本散文集，则从宏观着眼，纵横捭阖，以一个文学家独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将许多鲜活的历史事件通俗易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在冥冥当中感受到几分沧桑和震撼，感受到不一样的厚重和深沉。想到这里，又想起许多当前关于余老师的种种消息，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但人人亦云，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现在感觉起来，读完这本散文集，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来说，让人对现实中的余老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至少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虽然这些文章只是余老师文学作品中的沧海一粟，但从读的这本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文章都让人从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让人思维开阔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同是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品味已经尘封的历史，就如《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风雨天一阁》、《抱愧山西》、《上海人》等每一篇文章一样，都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有关余秋雨散文集读后感

3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它摆脱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散文一字一句都感于心，思于心。其人，其文，始终是心头情感的沉积；其思，其忧，更是我们精神所皈依的图腾。

体现在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而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思考。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有博雅的文化内涵，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

中国的历史走了太远了，中华的文化也沉积了太久了，迎面是一个新的千年，一个新的世纪，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该抖抖身上的尘土，盘点一下自己的包裹了，余秋雨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写道：“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

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文章中没有细节，没有历史人物，没有山水胜迹，但却充盈着闪光的智慧，蕴涵着深刻的思考。残垣断壁中，那优美的语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就像磁石一般强烈的吸引了我。

走进废墟，体会着历史的沧桑，品味着文化的内涵。在敦煌，他怀着无比的热情赞美民族代代相传承的对美与善的艺术的追求与表达；也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面对“道士塔”，揭开民族的伤疤，目光黯淡地心痛于近代内忧外患中民族精神的沦陷和流失。

他驻足桃花、春雨、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面对“白发苏州”怆然发问——现代的中国社会中，从那些紧闭的老房子里“应该走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应该怎样的保留与传承”才可以使“中国的文化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他告诉我们，江南小镇的重生、历史归属感的重生、民族归属感的重生，需要“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需要“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的安适的书斋”，需要“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

他反省整个民族的文化。他从“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评论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文化盛败的因由。在晋商大院里，在“历史的暗角”思索民族软肋与民族精神的缺陷。他关心文人的命运，关心孕育这些文人的母语文化，关心我们的文化的根源，更关心我们文化的发展，并且关心着所有的文化的发展。

他为所有游离在本土文化荒漠中的人们发问：“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比所有的人看的更远、更真实、更深邃。

他的面前是一个繁衍、昌盛了数千年的民族的文化的沉淀，那么，就注定了余秋雨先生的这个思索将是整个民族的，整个历史的。这个思索纵横了五千年，必定是漫长而艰辛的。而余秋雨先生就在这样的时代，平静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整装出发了，纵马思想，游走于整部民族的千古春秋。

在这些思索面前，余秋雨先生也有无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却忘记了去继承？为什么我们要让文化在那样的“江南小镇”里渐渐萎缩、褪色？这是余秋雨先生要问的，也是我们年轻一代人应该思考的。

也许我的民族文化就需要来一次这样的思索，这样我们在前进中才可以走的更远，这样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原里才可以扎得更深。

我们应该怎样走出心灵的荒漠？正像余秋雨先生说的，文化才是我们的绿洲。母语教育最近搭着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车提得很响，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母语文化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

毕竟我们是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毕竟一百年后，我们还是我们，英国还是英国，美国还是美国，我们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将会跟随我们这个民族，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坡上，汲取黄河的水而成长。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源泉。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感情，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就包含着深情；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保持清醒，我们前进就会一往无前。只要我们的中华文明不败，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失败。

感谢余秋雨先生，您的“文化苦旅”带给我们很多的精神食粮。新的观念和审美取向，在感悟人生的同时，又富于人生更高的智慧。

有关余秋雨散文集读后感

4“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是纽约人文学会共同主席——汪班对于余秋雨先生作品的极高评价，在我读来，心中亦有这样的感觉。

余秋雨先生的作品，我是第一次接触，看到汪班先生对余秋雨先生的书有如此高的评价，我心中有一个疑问：真的又这么好吗？

第一篇讲的是“中华文脉为何长寿？”看到这个题目，我不禁想“文脉”是什么，“长寿”又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他冒着生命危险走访各地的文化，心中一直与中国文化对比着，后来，他成了中华文化的阐释者、批评者，我想这是对一种文化怎样的高深理解，才可以理智的对文化进行正确的批判。中华文化带着一种跨越了几千年的韧劲，经历了多少次“死亡”、“濒死”依然重生！仅仅是这个事实，就让这个民族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忧郁者重新燃起心中的火苗，更是一种对生命的自我确认。

秋雨先生将中华文脉长寿的原因归于八因：体量自觉、自守自安、力求统一、惯于有序、简易思维、以德为帜、中庸为轴、特殊门径。可能这些原因以我现在的理解水平来说，很多都无法读懂，但却让我明白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就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经历于千载岁月涤荡，才获得了今天不计其数的文化瑰宝。

《佐临遗言》中的一些人物也让我心生敬佩之情。七月七日，日本正式发动侵华战争，萧伯纳先生本以为黄佐临先生会让自己介绍一个能在英国长期居住的工作，可黄佐临先生却提出要回国，萧伯纳先生吃惊的说：“哪儿已经是战场，仗会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么？”但他只是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会回去，我不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却表达了黄佐临深厚的爱国情怀，也赢得了萧伯纳最好的赞扬：“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在《抱愧山西》中，我了解到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最富有的地方是山西，就像《龚自珍全集》中说：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徒，毋庸议。这对于我一个山西人来说是无比的自豪，在那个时期太谷、平遥、祁县一带可称为“中国的华尔街”，票号、镖局比比皆是，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上一辈人心中一定是人尽皆知，我们这辈人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而有这种误解的远不止一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没有哪个朝代，哪个地方是永盛不衰的，就像唐朝，他辉煌过，可是辉煌过后同样逃脱不掉萧条的命运，我们能够记住他的繁荣，同样也能记住他的衰败，对于山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余秋雨散文 篇5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ruì)，像春天酿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儿女的窃窃私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儿，和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山居笔记> 酣睡在寒风中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不能不去；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现在已成瓮中鳖而家里又有很多麻烦事的学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间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于是在一次会上决定，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耸着被窝的床出来了。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就像老爷一样。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是让人羡慕死了。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个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后来据抬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个享受。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地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名誉未倒，而那些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都未能为自己争来任何好名誉的原因了。

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了。

闲读梧桐

余秋雨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他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和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和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谈余秋雨散文 篇6

当代文坛谈到历史文化散文，就不能不说余秋雨。余秋雨当年凭借《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十分畅销的散文集成为文化散文杰出的开创者和领跑者，“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从文化历史的画卷中展示文化人格的深度，开拓想像的新天地。”It然而，我们在为余氏散文“范式”出现叫好的同时，也不难发现，余秋雨在其部分历史文化散文中却有着“为文而造情”的虚假的“滥情”倾向。他创作中过分泛滥的感伤情调、主观情绪的过量投入使得文章结构和行文出现混乱，小说、戏剧成分的大量引入带来虚幻的文化感伤，抒情话语复杂化和陌生化及其修辞方式的不当使用给人以故作高深、极不自然的感受。显示着他的一种媚俗之态和“滥情”。

抒情是文章打动读者、感染读者的重要手段，“情动于衷”方能“形于言”，杰出的抒情往往能表现出深刻的人格和哲理底蕴。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人的情感抒发的真实。余秋雨散文抒发情感的方式主要是把他对文化的多情和昂扬的生命激情这两者交融在其散文之中。他说：“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我应该尝试用生命和各种各样我的祖先的文化和陌生的外国文化进行对话，进行周旋。”“那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拥抱，生命和生命的冲撞，生命和生命的周旋。”以这种状态写出来的散文带有激情，固然能让人怦然心动，但某些“滥情”的弊端也随之浮现出来。

过分泛滥的感伤情调。余秋雨的大部分散文从标题上看均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景观、名胜，他让我们读到的不是外在的景物，而是这些山水背后的人文和历史。然而，看过许多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读者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余秋雨每走过一个地方，记录一个地方，呈现给读者的都是褒誉之辞，似乎这些地方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都那么令人依恋。也许是作者写作题材选择的刻意(基本取材于文化风景胜地和旅游景点)，也许是商业炒作的必要，总之，余秋雨的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写法让读者感到了一种阿谀奉承之意，真的每一个地方都那么值得写、值得赞美，还是他为商业目的而“滥情”?他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道：“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作者的这种“喟叹”使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是否真是某种历史责任感的驱动，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是令人警醒的长啸，还是一种过于“滥情”的表现?作者感情十分细腻，爱憎分明，本以理性见长，但却在某些文章中把握不住情绪，往往极力渲染感情的幅度，渗入某种感情的夸饰，以至抒写一些“不必要的”感伤，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之感，而文中的“诗化”倾向又使这一情绪过于浓重而走向泛滥。从《文化苦旅》中的道士塔、柳侯祠，到《行者无疆》中的佛罗伦萨、布鲁塞尔，很多篇什，余秋雨都在刻意营造着一种感伤的悲剧效果，让他笔下的“人文山水”，传达出低回与感伤。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多处怀着深幸之感提及27年前在文革大串联时，偶然踏进长沙“岳麓书院”所产生的一种“受用终身”的神秘感。多年以后，他提到这事还是念念不忘：“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个匆忙踏人的庭院，也不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竟然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关键’。”“这项事业的全部辛苦、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千年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人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作者在此对自己早慧形象进行了刻意“张贴”，使自己上升到定高点来俯视，行文中过量投入了主观情绪，似乎不是深切的悟道而是刻意渲染，是通过“滥情”来得到读者的认可，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散文打动人心，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点便是情感的抒发。但在情感“量”上的不加节制乃至夸饰却会适得其反，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感情的真挚，而是一种情的泛滥。

余秋雨散文集 篇7

一.作家雅俗共赏的创作态度

余秋雨的散文不是茶余饭后的絮絮叨叨, 他并不刻意迎合读者, 不是为了娱乐大众。他注重对文化遗迹的深入探访, 常常“背负着生命的困惑, 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 (《山居笔记》新版自序) 他对历史作出理性的思考, 拷问着人类的灵魂和良知, 触动人生的终极关怀, 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跨度和强健的生命张力。他是用生命体验在写作, 用做学问的态度在写散文, 以至作者说:“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无疑, 余秋雨散文的主旨归属于高雅的“知识精英文化”。

但余秋雨并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仅被当作“小众”的精英文化供学者来研究, 他要努力面向大众。在《山居笔记》的“自序”中说:“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 不在立论之勇, 不在跋涉之苦, 也不在考证之烦, 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粹炼得平易可感, 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 用体温焐化坚冰, 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 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可见, 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非常重视读者体验的, 是坚持大众化的。在给青年的回信中, 他阐述了对世俗社会的尊重态度:“世俗社会就像大海, 有污浊、有杂质、有凶险, 但正是它的容量, 它的运动状态, 使它产生巨大的能量, 给地球上的生命以多方面的关顾。” (《霜冷长河》) 他认为可能存在这样一条定律:“任何傲视众生的人都谈不上魅力, 魅力在于交流, 在于发射, 在于广泛地被接受。”

二.雅俗互动、情景再现的创作手法

长期以来, 雅与俗总是对立多于统一, 余秋雨努力进入雅俗文化的中间地带, 探测一个当代文化人能锲入世俗生活的程度。比如他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文化界一想到学问, 便立即产生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 几乎不会想到诸如电视文化这样的领域呢?” (《霜冷长河》) 他以一个高雅文人的身份, 以平和的态度悦纳大众, 也寻求被大众接受。这一文化上的建构理想具体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手法上。

首先是化雅为俗。余秋雨将文化中历来为大众所崇尚甚至仰视, 比较陌生, 曲高和寡的那部分文化资源世俗化, 使他们从神殿走向世俗, 从虚幻走向真实。比如苏轼, 提起这个名字, 凡有点读书经历的人, 几乎无人不知, 一个大文豪, 著名词人, 这是一个在大众心目中千百年来仅供瞻仰、高不可攀的文学奇才, 至于这个人物身上具有的文化深意, 大众并无思考兴趣。但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 余秋雨让读者看到了别样的苏东坡, 让这个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苏轼走下文学的神殿, 把他还原成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文章也写他的文学才能, 但更多的是写他的人生遭际, 他遭到陷害前后的潇洒与慌乱, 被刑讯逼供时的哀号与招认, 贬官之后的成长与成熟。这种平民化的叙述视角接了地气, 聚了人气, 也让读者在为历史人物命运多舛长吁短叹的时候, 有了一些思考, 体会到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限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化雅为俗的例子还有《霜冷长河》中举李清照为例来谈“名誉”问题的一篇散文, 作者没有去分析这位中国第一女诗人的诗词作品, 而是写她国破家亡、婚姻变故中遭遇到的名誉问题。大众的世俗生活中可以没有诗词, 但绕不开家庭的不幸、婚姻的烦恼, 也不能无视名誉, “婚姻”、“家庭”、“名誉”这几个关键词为雅俗间的过渡架设了桥梁, 使得千千万万读者心中一直供奉着的无限优雅的才女李清照走进了剪不断, 理还乱的世俗生活, 就像身边的你、我、她。

其次是化俗成雅。余秋雨不仅主动锲入世俗生活, 他还以学者的眼光、作家的敏锐和丰厚的学养来品评、提炼世俗生活, 将之上升为一种文化高度。这一方面以《上海人》最具代表性。提起上海人, 读者立刻想到了“阿拉、阿拉”的上海话, 想起了上海人精明、骄傲、排外、时髦、吝啬……, 没有比这个群体更世俗的了, “上海人”这个话题本身也够俗的了。但余秋雨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这个世俗群体中看到了“文化”, 从“俗”中读出了“雅”。作者通过对上海人的内心规范的观照, 对上海文明的心理品性作了全方位的开掘, 同时也对上海正统人格结构的调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看完这些分析, 大多数作为“外地人”的读者, 从开始的怒气冲冲, 到后来心平气和, 从对“上海人”情绪化的负面评价, 到后来的理性认识, 对“上海人”也多了理解、接纳与包容。“骄傲”的上海人也会更冷静。作者不仅为“上海人”正了名, 也提升了读者的认识水平,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 来源于生活, 又点化了生活, 从读者的认识感性到理性, 从琐碎走向宏大。余秋雨的这类作品基本上采用从现象到本质的逻辑推理, 以文化理性, 从世俗文化生活中归纳出一些本质的文化意义, 从“俗”中萃取出“雅”。

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立意高远, 但充分考虑大众的审美习惯与接受层次, 而尽量从普通的世俗生活出发, 在生活的原生态中去把握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从而水到渠成地引导大众去认识自身、社会及文明。“文化的发展是双向的:除了从俗到雅的升华和提高外, 还有由雅化俗的通俗化的普及的趋势。惟其如此, 才能成为广大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 为民众所接受, 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1]高雅文化和世俗文化只有在互动中, 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才造就了“雅俗共赏”的审美效验。

再次是情景再现。余秋雨散文往往取材于历史, 历史呈现的方式是静态的、固化的, 教科书式的历史书写方式在读者心中缺乏鲜活感。余秋雨善于把这些“风干”的历史还原为生动的场景。有研究者认为这得益于余秋雨长期研究戏剧, 使得其散文也具有了剧场化的审美效果。在《文化苦旅》的开篇之作《道士塔》中, 作者写了敦煌石窟这一民族瑰宝造破坏的历史悲剧, 其中记载王道士向外国殖民者斯坦因、伯希和出卖文物的事, 作者是这样写的:

“一箱子, 又一箱子。一大车, 又一大车。都装好了, 扎紧了, 吁———, 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 因为老爷早就说过, 没有运费。好吧, 那就运到伦敦, 运到巴黎, 运到彼得堡, 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 深深鞠躬, 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 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 这是平常化缘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 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 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 两道深深的车辙。”

在这段文字中, 王道士当时是否“频频点头”已无关紧要, 作者的合理想象恰到好处得再现了当时的情形, 使每个有良知的读者为民族瑰宝的流失而深深痛惜, 对王道士的愚昧无知无不切齿愤恨。这种“再现”的方式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比比皆是, 作者通过氛围渲染和故事化的叙事方式达到“再现”的效果。

除此之外, 这些散文中常常伴随着作者个人感悟的抒发, 这也增加了读者的体验。还以《道士塔》为例, 作者设想自己面对运走文物的车队, 对当时政府保护文物不力而倍感无奈:“被我拦住的车队, 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 那里也难, 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 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丰富的自我体验让冷冰冰的的历史知识和学术研究有了温度、有了感情。

情景再现的创作手法“复活”了历史中的那些人和事, 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 并最终形成读者与作者的心灵共振。笔者认为, “情景再现”的叙述方式甚至对后来颇受欢迎的“通俗讲史”、“百家讲坛”模式的诞生亦有启发意义。

三.读者深度的文化需求与时代契机

思考余秋雨文化散文广泛传播的原因, 不能不考虑接受者这一因素。改革开放以后, 人们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在文学方面, 作为传统通俗文学作品代表的武侠、言情小说继续拥有大批读者, 此外, 人们对新的文学题材和样式有所期盼。其中有一个较大的读者群体, 他们得益于良好的时代环境, 物质上有了保障, 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 在文学阅读上不满足于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 他们不是专家学者, 但在文学阅读上已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就满足了这些普通知识阶层对历史文化的思考需求。所以, 读者文化修养和精神需求日趋提高是其广泛传播的一大原因。

余秋雨散文首先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这也契合了当时读者的需求。我们简单梳理一下20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几次大的起落。“五四”以后, 新文化运动再次激发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好奇, 文体实验竞相展开, 传统文化受到批判。抗日战争时期, 民族情绪高昂, “五四”以来的“世界文化”的观念被削弱, 中国传统文化重受重视, 作家们不再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文化观念, 而是从民族意识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文革”时期, 传统文化受到猛烈批判, 接下来的改革开放, 让中国人认识到与世界的差距, 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降到低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之后, 人们对它的认识态度是过山车式的, 评价处于或“是”或“非”的两极。而鲁迅提出的对待文化遗产“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原则又是粗线条式的, 读者无法用它来评判具体的文化现象。此时, 出现的余秋雨散文填补了这种空白, 满足了人们需要全面、客观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需求。文中对历史文化不同以往的判断让读者耳目一新;他不作简单的“是”、“非”判断, 而是以学者的理性和平和, 凭借严格的考证让读者口服心服。也可以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契合了读者特定的阅读需求。

四.雅俗融合, 文学大众化的发展趋向

“中国的古代文学从民间创作逐步地演化为文人创作, 即由俗到雅, 其演变轨迹是相当明显的。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由俗到雅的流变不同, 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发展趋向于互为影响的雅俗合流。”[2]90年代以后, 中国很多的优秀文学作品既深刻地反映了生活, 也有很强的可读性。这就是雅俗文学合流的结果。雅、俗文学作为文学的两种表现形态还将继续下去, 但是两者间交融与互动使得这两类文学的美学界限越来越模糊, 原有的通俗文学和雅文学的划分标准就越来越失去了合理性甚至必要性。

在当今时代, 创作主体的文化观念日趋成熟, 读者群体的文化素养不断提升, 文学从精英走向大众, 文学主流文体越来越通俗化, 文学消费主体越来越大众化, 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 也是余秋雨散文雅俗共赏审美效应形成的文化环境。

摘要：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在上世纪90年代独树一帜, 其广泛的接受性至今仍值得研究。雅俗共赏审美效应的成因涉及创作者、接受者、文化环境几方面的因素。作为学界精英的余秋雨创作散文时很好地遵循了平民视角, 重视读者体验, 以化雅为俗、化俗成雅、情景再现等手法, 拉近了普通读者与历史、文化的距离。而读者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 文化消费层次的逐步升级, 也为高雅文学大众化提供了土壤。

关键词：成因,创作态度,创作手法,文化需求

参考文献

[1]牛爱忠, 方国根.俗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诈捐”作家余秋雨 篇8

今年6月,与余秋雨打过名誉官司的“老冤家”萧夏林在博客中炮轰著名学者余秋雨的“诈捐”。这篇名为《余秋雨20万假捐款“真相调查”》的文章被国内多家博客网站和论坛转载,萧夏林认为余秋雨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捐款属“虚拟虚构捐款”。在这篇洋洋数万字的博文中,萧夏林言辞颇为激烈。

据了解,2008年6月12日上海一家报刊登的《〈2008分之1〉公益短片启动 余秋雨任撰稿人》一文中提到,“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余秋雨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20万元,成为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纪录”。

萧夏林在博文中指出,余秋雨在2008年5月23日自己的新浪博客中贴出了《就汶川赈灾捐款答记者问》的文章,其未对文章里记者提问中“余秋雨教授,从报纸和网络上看到,您给四川灾区捐款一次就高达20万元”的阐述提出异议。

萧夏林认为,余秋雨不仅没有捐那么多,而且“捐款恐怕是零”。他分析了去年地震发生后全国4家报纸关于余秋雨捐款的同源报道后提出,“可以确定的是,余秋雨以及他所担任名誉董事长的九久读书人公司当时一共实际只捐款了6万元,这6万元是九久读书人公司名誉董事长余秋雨、九久读书人公司董事长黄育海及其公司的共同捐助。……所以,可以确定地说,余秋雨再怎么捐,也不会超过6万元……余秋雨直接捐款恐怕是零。”

事隔两个月,余秋雨的博客贴出了两篇博文,是关于他捐助的都江堰市三所学校图书馆全部落成的消息。

博文披露,余秋雨先生不仅向这三所图书馆捐赠了3万册图书,还捐赠了手提电脑、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摄像机、照相机、音响等现代化设备。余秋雨先生所捐赠3万册图书的购书成本为30多万元,加上电脑、复印机等相关设备,总花费超过50万元。这些捐助全部由余秋雨先生一人出资。

另外,两篇博客文章不仅贴出了图书馆揭幕的照片,还有图书馆接收捐助物品的清单等等,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辩驳的文字,这似乎是对“诈捐”事件的回应。

在这个年代,知名人士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关注,换句话说就是监督。然而,这一切都要谨慎和严肃,如果草率得出结论,伤害的不仅是名人,连慈善也会搭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