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案例

群体性事件案例（共8篇）

群体性事件案例 篇1

1月4日，浙江乐清市发生150余辆出租车集体停运事件，期间，有少数司机拦阻过路车辆，强行拉下乘客，甚至有不愿停运的司机遭到殴打。好在，乐清市方面积极应对、妥善处臵，4小时内就化解了这场公共危机。

乐清出租车停运，是今年见诸报道的第一起突发群体性事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妥善解决，就平息群体性事件而言，这个开头还不坏。在“矛盾凸显期”的当下，既然不大可能完全杜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必须找到妥善应对、处臵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结乐清市的做法，从事件定性到处臵理念，从对话过程到信息发布，可以作为处臵类似事件的教科书。

社科院日前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预测，当前群体性事件仍保持多发的态势，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另一方面，并没有真正“超稳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在正常维权通道不畅的情况下，民众表达诉求的“被迫”通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群体性事件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应对失策、处臵失当，导致事件升级失控。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就堪称反面教材。

停运事件发生后，乐清市没有将事件升级，而将之视为一次“集体上访”，这样就避免了判断失误导致措施过激。处臵群体性事件，一开始的定性至关重要。

最怕的是捂盖子、打棍子，先扣个“不明真相”的帽子，随意动用警力压制，这往往导致小事闹大，甚至无关的人也被裹挟进来。如果定性为非法停运、围攻政府部门，一开始就将停运司机臵于违法的境地。而定性为“集体上访”，就表明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方式有些过激，但仍是表达诉求、维护权利的行为。

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防止群体性事件升级，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查清真相，及时披露信息。乐清官方主动与停运司机代表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诉求，“合理诉求下决心解决，不合理诉求不迁就但耐心化解”，这样的区分也非常关键。一般来说，通过停运这样极端的方式表达诉求，多数人是利益受到了侵害。当然，在这类事件中往往掺杂浑水摸鱼者，甚至有“黑势力”的影子，但只要果断区分善意和恶意，合理的引导解决，不合理的耐心化解，恶意破坏者坚决打击，就能防止事件升级。

我们还注意到，停运事件发生在1月4日，而在5日，相关新闻已经通过新华社发往全

球，在突发事件的报道和信息公开上，也可圈可点。

当然，群体性事件也好，集体上访也罢，要从根本上减少不稳定因素，必须切实追求公

平公正，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与民争利、决策伤民；还需要充分发挥人大、司法、信访等制

度设计的功能，畅通表达通道和救济渠道。

无论如何，乐清停运事件能够收获不坏的结局，表明中央对于处臵群体性事件的三令

五申起到了效果，表明以前一些地方所交的“学费”没有白交。这个结局更表明：只要真心

以对，倾听呼声，多数民众是通情达理的。在得到解决问题的明确答复后，乐清出租司机表

示，相信政府，期待政府，感激政府。这样的态度令人感动，希望所有的地方政府能深长思

之。

正确认识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1．正确看待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由一种矛盾引发导致多种矛盾聚集而失去控制的事

态。维护社会稳定一个最具体、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不出大的群体性事件。但是，当前我国经济

快速发展，改革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

社会治安进入了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刑事案件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特殊时期，影响了社会稳

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可避免地成为严重影响社会

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正确认识和看待群体性事件。

2．群体性事件事出有因。当前，我国进入社会矛盾易发、多发期，群体性事件诱因多而复杂。一

是社会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完全到位，依法行政理念不太牢，一些基层组

织战斗力不强，社会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呈弱化趋势，民众的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为寻求国

家权威的保护，而采取极端方式的体制外的对抗性群体力量就会产生。二是利益性因素。由于经

济社会变革引发利益格局大调整，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就业方式等方面发生明

显变化，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的调整之中心态失衡，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或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或因企业破产、转制而引发群体

性事件的；或因旧城改造、新区开发、征地拆迁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还有因环境污染等问题

导致群体冲突的。三是法制性因素。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形成以群体性闹事而谋求解决问题的错误观念，以为“会闹的孩子有奶吃”、“法不责众”，相互仿

效，于是形成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反常现象。四是作风性因素。当前经济

社会中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决策失误，腐化变质，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五是国际性因素。当前，西方

敌对势力不断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我们面临的渗透和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敌对势力经常利用诸如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对我们捣乱

破坏，并把渗透破坏的重点转移到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上来，妄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3.群体性事件并不可怕。有句话很有道理：“起火先冒烟”。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群体性事件也不例外，也有它的发展规律，即有一个酝酿、发生到发展的过程。只要我们认

识到了它的发展规律，群体性事件是可调、可防、可控的。一般而言，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有

这么几个阶段：矛盾不受重视而前期积累；偶尔因素引发，冲突扩大；处臵不当造成矛盾激化。实

际上，群体性事件真正“突发”的并不多，有的事前已有苗头，有的有明显的群体活动，有的出现

集体上访，有的发生群众聚集的信息。但由于一些地方缺乏信息预警和应急机制，缺乏防范，弄得

措手不及，处理比较被动，而且往往又带来连锁反应。甚至有些群体性事件处臵不当，还被敌对势

力插手利用，在一定条件下，个性问题可能会转化为共性问题，局部问题可能会转化为全局性问题，经济问题可能会转化为政治问题，非对抗性矛盾可能会转化为对抗性问题，以致造成局部地区的社

会动荡。但是需要清醒认识的是，群体性事件的表现是“突然发生”，而事实上是某一方面矛盾运

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表现。只要我们不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并积极应对群体性事件，是完全可以

预防和控制的。

二、积极做好前期预防工作

对群体性事件应本着“处臵与预防并重”的原则，关键抓预防。我们应把预防工作摆在首位。

1.减少或避免诱因出现。针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诸多诱因，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和群众维权机制，减少社会矛盾。坚持“以人为本”，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民人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以

人为本”要求国家、政府在立法和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制定的法律、政策更符合人民的意愿。要切实转变机关的办事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

2．制定处置工作预案。及时收集、报送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警性情报信息，实行分级预警，把

预防工作的重心下移、关口前移。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掌握、发现一切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线索、苗头，以便防范工作有的放矢。

3．组建处置工作班子。成立领导机构，相应分别成立处臵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劳动保障、环境保护、民生问题等若干工作班子和非正常死亡等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臵小组，做到矛盾不

化解班子不解散。

4．加强应急处置演练。通过演练活动，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以利于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突

发。

三、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要积极应对，妥善处臵。

1.立足“早”字。要及早应对，掌握主动权，控制局面。一是按照“现场第一”的原则，应

急小组和工作班子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启动预案，靠前指挥调度，把矛盾调解到基层，把

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按照“就事论事”原则，公安部门要在第一时间对所发生的时间进行

立案侦查，调查取证，尽快查明前因后果。三是按照“信息公开”原则，在上级规定的时限内上

报、公布准确真实信息，查明多少，公布多少，并跟踪滚动播报事情真相，掌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2.把握“快”字。处臵群体性突发事件应迅速、果断，把事态控制在初期。一是切断增援源

头。运用“切割”原理，组织有经验、有能力、有威望，说话算数的老干部、老同志，分头做好家

属、单位、家乡相关人员的工作，防止他们赶赴现场增援；交警部门要加强对后方增援主干道的交

通管制力度。二是抓紧现场化解。应急处臵小组、工作班子和涉事辖区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与涉

事群众代表进行谈话沟通，劝说疏通，及时劝访接回；三是重点分化瓦解。建立分化瓦解组织网络，对组织者、挑头者，实行一事一包、一人一法，分散化解，快速处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升级。

3．强调“治”字。要综合施治，本着“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和“区分性质，讲究

策略，严格执法，冷静稳妥”的原则，对群体性事件及时处臵。一是加大舆论宣传。把握公众立场、公众心理、公众情绪和公众关注的事情，进行党的政策和法制宣传教育，确保现场公众不采取违法行为。二是权威人士表态。根据涉事群体的诉求，能现场答复的及时给予答复，不能现场答复、需事后研究处理的明确告知处理时间和方式方法，消除群众的疑虑。三是加强控制。在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找出混在群众中聚众闹事的“骨干分子”，对其进行强制管制，剔出现场，另行化解或依法打击。四是加强治安监管。对现场进行摄像、录音，搜集掌握现场信息，作为事后依法处臵的资料依据。五是落实问责制。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今后，要进一步强化领导责任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切实摒弃相互推诿扯皮的不良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策略

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应重点抓住以下几个环节。一是统一领导，协调各方。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较复杂的社会背

景和引发原因，同时其群体结构、动机等十分复杂，而且往往反映的问题不单单集中一个点上，有可能涉及面非常广。因此，群体性事件处置必须坚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协调、统筹各有关职能部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从社会稳定大局出发共同协调处置群体性事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二是准确把脉，剖析根源。遇到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领导者首先要学会以静制动，以冷制势。要冷静的分析事件的起因，剖析事件的根源所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要迅速查清事实真相，弄清楚引发事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楚是由一般性矛盾引发的事件，还是由特殊性矛盾引发的，对一般性矛盾引发的问题，在处理上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比如农民负担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社会保障等热点问题。对因特殊矛盾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处置上则需要决策果断、行动迅速、快刀斩乱麻，以免造成被动。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会发生，肯定是群众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合理的，应该而且可以解决；有的是不适当的过高要求，一时无法解决；有些则属无理要求，根本不能解决。对此要理清思路，分类处理。

三是深入一线，直面矛盾。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领导者要有身先士卒的大无畏精神，处变不惊，沉着应对。要深入到一线做工作，面对面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控制事态发展。实践证明，领导者到一线做工作，能有效缓解紧张气氛，迅速降温，为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赢得主动权。特别是面对一时的混乱局面，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沉得住气、保持头脑清醒、镇定自若，以理智、宽容、忍耐的态度，尊重上访者的权利，倾听他们的诉求，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释之以法，做出负责任的解释和答复。一定要注意真诚接待群众，不打官腔，要态度诚恳，以心换心。即使对极少数有过激行为或别有用心、有意挑起事端的人，也要注意场合，讲究策略，万不可在群众不明真相，正在火头上时，动用警力解决问题。要始终尽力克制，不乱方寸，终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配合。总之，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做工作，决不能“拖、等、看”，否则等到事件性质变化了、情况恶化了再采取措施，就会十分被动。

四是因情施策，对症下药。因群体性事件具有变化性。因此，领导者在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事件性质的发展变化，稳妥、科学、灵活地采取对策，对因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群体性上访、游行、静坐等，要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尽量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对因对社会不满的人，敌对势力插手或因群众情绪激化而产生的冲击党政要害部门、堵塞铁路和公路干道、打砸抢烧等行为，要先“打散”止住，再做工作，同时要收集掌握证据，依法从严打击处理煽动人员、为首人员及幕后策划者。许多社会问题不是孤立的某件事，可能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涉及法律问题又涉及政策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经济问题，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处理起来往往难度很大。对这类问题，必须既尊重历史，又面对现实，依据法律法规，依据国家政策，依据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又坚持原则立场，紧紧守住底线，不能动摇。同时，还要周密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目前政府有没有这个承受能力，会不会有连锁反应，会不会导致情况反弹等等。当然，要特别注意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以免形成更深层次的对立，使事件升级。同时，处置群体性事件，一定要超前思维，要有预见性和果断性，提前把可能将群体性事件引向恶化的人员控制好，防止对社会有强烈不满

情绪的人趁机进行恶意扇动以扩大事态，给处置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

群体性事件案例 篇2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规定,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1) 根据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 (Robert J.Heath) 的研究, 突发事件是指对全国或部分地区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重要威胁和损害, 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急需快速作出决策的紧急公共事件。 (2)

政府信息公开就是指政府有权力和义务, 根据公众的愿望和需求, 对除国防、外交、司法等领域的机密以外的、不危及社会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所有信息进行公开, 并使公众能够方便获取的行政管理制度。 (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施行不到两个月的时候, 贵州瓮安县发生了打砸抢烧的突发群体性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许多人的深层思考, 但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从事件的最初起因, 到事后的各种传闻, 再到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提问, 暴露出了同一个问题:信息不通畅。 (4)

二、“瓮安事件”:信息传播受阻促成的暴动

2008年6月28日, 贵州省瓮安县发生震惊全国打砸抢烧事件。《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称, 无论从事件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 “瓮安事件”都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因此对“瓮安事件”进行分析, 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特征, “瓮安事件”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在每个阶段中, 由于事件发展程度不同, 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信息发布方式也各有区别。 (6)

1、潜伏:政府对于传言的忽视

6月21日下午6点多, 瓮安县第三中学初二学生李树芬晚饭后, 与同学王娇外出。当晚12时30分左右, 李树芬的哥哥李树勇接到王娇电话, 说李树芬在瓮安县城西门河大堰桥“被水淹了”。从此时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 到6与28日群体性事件爆发, 前后长达六天的时间里, 各种传闻和猜疑无人澄清。这些传闻和猜疑主要有:其一, 李树芬为何会自杀?其二, 李树芬是被强奸的。其三, 为何警察多次硬抢尸体、破坏现场。其四, 李树芬死亡的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其五, 死者的叔叔在讨回公道时, 被警察打死。其六, 死者的叔叔、爷爷、奶奶被打住院抢救。其七, 死者亲属向政府讨公道时, 政府官员避而不见。 (7) 公众在不知情的条件下, 很容易接受流言。政府本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布有关信息, 澄清传言。但当地政府没有这样做, 种种传言得不到澄清, 成为引发暴动的导火索。

2、爆发:不法分子的加入引发暴动

6月28日下午, 群体性事件爆发, 万余名群众打砸抢烧县政府、公安局等机关单位。6月29日3时许, 近万名群众全部散去, 事态暂时平息。但上午6时起, 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又向瓮安县委县政府方向聚集围观。少数不法分子混杂其中, 局势一度紧张。下午19时, 武警官兵和公安人员开始强力清场, 现场人群逐渐散去。 (8) 在暴动发生前的几个小时, 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及时与群众沟通, 或者利用广播等媒体迅速公布信息, 安抚情绪, 也许暴动就不会发生。但在6月28日下午3点30分左右300多群众抵达瓮安县政府办公大楼示威请愿, 停留达半个小时无人接待。虽然此次暴动与瓮安县长期以来社会治安差, 社会矛盾交织分不开, 但是政府信息不透明, 与群众沟通不畅, 是关键因素。

3、管理应对:滞后反映导致事件扩大

事件发生当晚, 现场的视频、照片就已传到网上。6月28日晚, 大量有关此次事件的消息在互联网上疯狂传递, 人们急于知道事实的真相。但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发布信息, 而把精力集中在网络封堵上。6月29日, 相关部门组成应急指挥部, 下设8个工作组, 其中宣传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人员上网跟帖。 (9) 瓮安县政府还从全县部分机关、学校选调来十几名熟悉网络的人每天负责收集信息, 并对失实信息跟贴澄清。

4、事件平息:背后有深层原因

7月1日, 在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政府针对性地辟谣展开。当日, 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贵阳举行了“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表示, 有证据表明当事女孩死于溺水, 并非被奸杀。黔南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毅也做出澄清:“县委书记王勤不是瓮安本地人, 夫妇二人在瓮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此次发布会上, 针对公安局曾多次硬抢尸体、破坏现场的传言, 分管的相关干部澄清, 从未发生过公安机关硬抢尸体破坏现场的情况。 (10) 之后, “瓮安事件”得到初步平息。

“瓮安事件”的事实证明, 在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 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及时、真实、准确地发布信息, 正确地引导舆论, 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至关重要。可见在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危机中, 合理利用媒体及时公开信息, 发挥媒体沟通的功能, 让民意得到重视与回应, 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应对类似危机。

三、突发事件的管理需要媒体介入

从“瓮安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 作为政府与公众中介的媒介, 在突发事件的应对和管理中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罗伯特·希斯在《危机管理》一书中将媒体的作用概括为:一是提供信息, 指导公众在不同的危机情境中行动;二是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三是危机发生时警示公众;四是为危机管理者提供信息, 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 可以理解和分析较大的危机;五是提供有关做什么、去哪里、联系谁及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 以控制并解决危机。 (11) 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 政府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积极的姿态来实现互动发挥和利用媒体的功能。

“瓮安事件”首先由互联网媒体发布信息, 引起广泛关注。在官方消息发布之后, 政府开始公布信息, 媒体对该事件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报道, 例如, 李树芬死亡案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暴动?不法分子都是哪些人?等等。更难能可贵的是, 媒体对“瓮安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探讨和反思, 促使政府正视该事件。贵州省政府7月1日公开召开新闻发布会, 次日相关部门对李树芬进行第三次尸检。政府的积极态度, 帮助媒体迅速介入事件的调查, 并为公众打开了解真相之门。人民网在2008年7月3号发表评论《由贵州“瓮安事件”叩问信息公开》;2008年7月初, 《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瓮安事件调查:一起刑事案件如何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等系列深度报道;7月15日《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深度报道《瓮安事件调查:警方与黑帮关系密切成公开的秘密》;新浪网等门户网站对瓮安事件始末进行了专题报道;在“瓮安事件”过去两个月后, 《瞭望》新闻周刊还发表系列文章还原这一事件。

总结“瓮安事件”和类似事件的应对经验, 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 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关注:

1、建立危机预警机制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 媒体的预警效果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促使预警事件为公众广泛知晓;二是促使公众态度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化;三是公众乃至整个社会积极采取相应行动。 (12) 广泛的认知是良好预警效果的前提, 是促使公众态度转化和行为改变的第一步。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突发性事件频发, 作为社会环境检测站的媒体, 将为政府提供良好的决策参考。

2、利用媒体与公众沟通

在信息多元化时代, 受众能够运用多种媒体获取信息。在突发事件中如果政府不及时公布确切信息, 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流言和传闻就会通过各种渠道, 传达给公众, 使恐慌进一步扩散。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报道机制赋予了国家领导的通讯社、报纸以报道的权威性, 并在受众中培养了较高的公信度。受众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基于对媒体的信任, 主动寻求有官方背景的主流媒体的信息。新闻媒体及时大量地发布真实信息, 发布权威信息, 既是满足受众知情权、求知心理的需要, 也是制止流言, 降低恐慌心理的需要。

3、危机发生后, 利用媒体开展政府公关, 进行形象塑造

危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 既是灾难也是转机。危机的到来虽然破坏了政府系统的稳定与常态, 但同时迫使其重新进行抉择, 是挽回损失, 再树形象的时机。

社会的传播方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不断革新, 朝着自主性强、互动性强、分散化等方向发展。在应对突发事件时, 政府要认识到传播方式的变化, 努力争取媒体的支持, 充分发挥媒体的功能。新闻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 危机发生后政府应该和媒体形成良好互动, 重新塑造自身形象。

参考文献

[1]、郑萌:《“疑危”从有还是从无---谈公共安全事件中的危机判断》, 《新闻战线》2007年第3期

[2]、阮璋琼:《危机传播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 《东南传播》2007年第11期

[3]、李晓玲:《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着力点》, 《传媒观察》2008年第4期

[4]、周虎城:《公共危机中的传媒责任》, 《今传媒》2008年第4期

[5]、李希光、孙静惟:《突发事件、危机与媒体关系---突发事件与危机发布 (一) 》, 《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05期

[6]、汤南:《浅论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功能与作用---以

[5]·12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为例》, 《新闻知识》2008年第9期

解析群体性突发事件 篇3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特征；分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8—0070—02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概念

由于“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影响范围也较大，因此，学术界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也针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突出的表现在其研究成果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不同称谓上，如“群体性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突发性抗争事件”、“群体性暴力事件”、“聚众活动”、“集群行为”、“集合行为”等等。

在群体、突发和事件这三个词语中，围绕“事件”一词，群体和突发都是用于描述“事件”的某种状态或某种性质的定语。由于很多事件是突然发生的，或一些事件的主体表现为群体性质所以有人将“突发”和“事件”放在一起表述为突发事件；有人将“群体”和“事件”放在一起表述为“群体性事件”。不同的表述方法，反映出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事物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事实上，在当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着不同的界定。有些学者强调事件发生的突发性，认为突发事件一般指一定社会、历史及自然条件下，由特定因素诱发、超出通常时空和心理额度并难以控制的事件。这种定义强调了突发事件的不可预测性。

有些学者强调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和破坏，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形成一定的规模，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危害社会稳定，干扰正常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事件。该定义强调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群体性矛盾引发的，个体性矛盾通常不会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由于爆发比较突然，因此常常会出乎意料。

有些学者则强调特定社会群体和群体矛盾。如刘援朝对于带有“信仰”色彩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定义，认为所谓“信仰型”群体事件是指有人打着某种宗教信仰、邪教信仰（包括各种非法宗教组织信仰、会道门组织信仰）、各种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带有信仰色彩的民间习俗）和带有明显信仰色彩的其他旗号，为了某种目的聚集群众，进行非法活动，对社会稳定构成消极影响的群体事件。这种定义针对主要由信仰问题引发、带有特殊性质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范围相对较为狭小，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有些学者则主要强调社会转型的影响。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认为，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或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积累、激发，由部分公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对峙状态的群体事件。该定义从社会转型的客观现实出发，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各种利益主体、社会主体之间各种矛盾、摩擦和冲突的出现或过激表现。

综合以上定义的基本要素，本文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作如下定义：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行为人，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心理条件下，采取自发或有组织的聚众方式，与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发生矛盾或对抗的行为和活动。这些聚众方式主要包括：群体上访、请愿静坐、罢工、罢市、集会、游行示威、阻塞交通、围堵或冲击重要机关、重点工作和要害部门、打砸抢烧等。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征

群体性突发事件虽然主体多元、爆发频繁、数量庞大、原因多样、后果难料，但是不同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也具有相对普遍的特征：（1）群体性是其基本特征。指寻求共同利益的人的聚集状态，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人群聚集，那么所谓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也就无从谈起了。（2）突发性是其重要特征。由于某种外部偶然事件的刺激，在极短的时间内，使大量的人群聚集，事件的发生往往出人意料、令人猝不及防。（3）利益性是其目标特征。寻求共同利益的人参加的群体性事件，具有较一致的利益诉求，其要求解决的是特定的利益问题。（4）情绪性是其群体心理特征。情绪性特征在个人心态中存在和作用，也在群体心态中存在和作用。人与人之间通过暗示和模仿，情绪互相感染，参与人员的非理性因素逐渐增长，以至达到狂热的程度。（5）冲突性是其表现特征。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社会深层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事件的双方主体在利益要求上是对立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在经济生活中，经济成分、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普通群众与有关部门之间在资源分配、市场占有、生产经营、劳动关系和分配收入等方面的利益矛盾逐步突显。同时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法制不健全、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市场管理方式落后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使利益矛盾不断聚集起来，加大了社会风险。（6）多变性。群体性突发事件性质复杂，具有引发因素多、聚众方式不同，因此其表现形式是多变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参与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与参与人之间的情绪相互影响，因此其演变的结果是多变的。

三、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类型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

根据参与主体的不同，群体性突发事件可以分为职工群体参与的、居民群体参与的、农民群体参与的以及特殊群体参与的。

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政治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和非政治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政治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大多与政治阴谋有关，往往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以颠覆国家政府为目的，故意制造事端；或利用社会矛盾，策动群众与国家对抗。绝大多数群体性突发事件都是群众感到切身利益受到影响和侵犯而引起，不带有政治意图，仅仅只是表达利益诉求。根据发生区域，群体性突发事件可以划分为局部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区域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和全国范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根据参与群体的人数规模大小，群体性突发事件可以分为小规模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较大规模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和大规模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超大规模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通常，小规模是指有几人、十几人或几十人参与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一般是以单位的、局部的、区域性为主要发生地和影响范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较大规模是指由上百人到几百人参与的，一般是以区域性为主要发生地和影响范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大规模是指由上千人到几千人参与的，一般是以区域性为主要发生地和影响范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而超大规模是指由上万人参与的，一般是以区域性为主要发生地和影响范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在总结上述几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从控制和心理两个纬度来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分类。而从社会角度来说，控制纬度主要针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而言，即是否发生严重的大规模暴力冲突等。心理纬度则主要考察事件参与者的行为动机，是否直接针对政府表达诉求或采取行动。根据上述标准，可以将群体性突发事件分为四类：（1）可控、非对抗性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一类群体性突发事件大多发生在不同的群体之间，由于群体间的矛盾或利益争端而导致，跟政府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政府仅仅只是充当协调者和仲裁者的角色。尽管事件的处理会间接反映出政府管理的缺陷，促使政府改进管理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但是事件本身并非针对政府的行为。这类事件涉及的群体人数并不太多，因此通常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群体性动。（2）可控、对抗性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一类群体性突发事件大多针对的是政府行为，其目标对象直指政府管理者。政府某些管理制度的缺陷，管理的不到位或者管理者素质低下，出现有违法行为或其他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时，民众会将矛头指向政府。民众会通过群体行为的方式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政府的不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民众通常会采取游行、静坐请愿等方式来表达诉求，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一般来说，当民众与政府进行接触时，最先通常会采取合法的途径来实施对话，其目的在于向政府表达意愿，而并非有意与政府对抗。因此，对于这类群体性突发事件，政府只要不采取过激行为，通常都是可以有效控制局面的。（3）不可控、非对抗性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一类群体性突发事件通常是由第一类群体性突发事件转化而来。事件发生的最初并非是针对政府的行为，大多数都只是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但是，随着局势发生变化，如果现场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矛盾出现转移，矛头转向政府管理者，或者在现场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之后，这类非对抗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很可能会转化成为不可控、非对抗性群体性突发事件。这类事件的发生通常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成分，但是其破坏力不亚于对抗性冲突。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个体的情绪通常也会随之失去控制，在混乱的情况下很多意外难以避免。（4）不可控、对抗性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一类群体性事件常常伴随着极端的暴力行为，并且常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四、结语

目前，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越来越广，行为方式越来越激烈，而且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如果不能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将会引发更大的政治问题，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干扰改革和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因此，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概念界定、特征和类型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掌握和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从而有效地应对。

参考文献：

[1]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陈秀梅.领导者应对突发事件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陈月生.群体性突发事件构成要素特征和类型的舆情视角[J].理论与实践，2006，（2）.

[4]许文成，彭玉辉.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和应对[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1）.

[5]王来华，陈月生.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含义、特征和类型[J].理论与现代化，2006，（5）.

群体性事件 篇4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

■事发经过■

11月3日凌晨5：30，我市主城区部分出租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少量出租车的顶灯和顶盖被敲打，出租车驾驶员由于担心自身和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运做法，给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带来不便，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妥善有效处置。3日下午开始，市区内出租车陆续恢复营运；到11月4日晚12：00，主城区出租车基本恢复正常营运，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截至昨日上午8：00，主城区的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营运。

■停运原因■

崔坚表示，引发这次出租车停运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今年以来，全市32家出租车公司擅自决定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每日增收管理费（也就是“份儿钱”）50元至70元，由此全年将增加驾驶员负担2万元以上，从而减少了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其次，出租车驾驶员认为出租车起步价等较低；

第三，是出租车加气难，等时过长；

第四，“黑车”非法营运，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

■处置措施■

停运事情发生后，市委书记***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各种原因，提出了处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处置意见。

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王鸿举市长正在国外考察）、副市长刘学普、凌月明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市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责成市交通、市经委、市公安、市物价等相关部门形成快速处置方案，与运营企业及出租车协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置措施，从五个方面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置：一是全力做好停运期间的运输保障。及时加强对停运期间主城区客流情况的监控，重点加大出行高峰期公交车发车密度，在一些客流量较大的主干线路，投入部分机动运力保障市民顺利出行；二是立即纠正各出租车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费的错误做法，将管理费标准降至原有水平。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也表示坚决拥护市政府提出的这一解决措施，承诺对出租汽车免除当天管理费、承担车辆毁损维修费用等多项举措，积极做好驾驶员的引导和鼓励工作；

三是经与国家天然气有关部门协调，从11月4日起，重庆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的供气量，以缓解“加气难”问题；

四是加大打击“黑车”的力度，继续保持打击“黑车”的高压态势，规范出租车经营环境和营运秩序，切实保障合法经营者利益；

五是加强监管，在主城区统一设置了25个交通执法点，对阻挠正常营运的不法分子予以打击，抓获了部分击打出租车顶灯和顶盖的不法分子，及时进行教育训诫。/

5四个配套举措防止类似事情发生

崔坚说，尽管事情已经平息，但为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市政府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确保出租车公司已经作出的承诺兑现到位，减轻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

二是大力推进加气站的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

三是对现行的出租车营运体制进行调研，推进运营体制改革。

四是此事的发生，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南京周久耕事件：“说起周久耕事件，我们觉得这和一些网友关注周久耕的所做所为、对他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是分不开的，所以还要感谢我们的网友。”徐安表示。他认为：网民对一些腐败的官员、对一些社会不公平的事情进行监督，也表明群众法制意识、监督意识日益提高，“这是个好事”。

但徐安同时强调：“作为我们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查处案件比较依据事实，必须要有证据，不能够仅凭网上的一些议论、一些传闻，就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就信以为真，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他介绍，“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网友的监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纪委启动了党内监督的程序，调查发现了他的违纪问题，又移交给检察院。检察机关经调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证据，最后确认他受贿、贪污一百多万。“依据这个事实、证据，我们才对他进行判刑。起诉书上写的那些事实，并不都是网友们议论的，网友并不了解这些。”

“所以，网络舆论监督还需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比如说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都建立了网上举报的网站，也希望网友们有线索和有需要投诉的问题，通过网络进行专门反映。”徐安表示。[

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阻挡，或作为“反腐利器”一味推崇，都有失偏颇。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如果纪检监察机关仅为树立“严查快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洪水猛兽”和“反腐利器”

2008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监督年”，由网络监督引发的反腐倡廉热点事件不断曝光，网络对党员干部的舆论监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发挥了其他监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同样也曾因“周久耕事件”引起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监督工具像网络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可以为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司法部门提供大量而直接的监督线索，也可以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动职能部门积极作为，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

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如何应对“仇贪仇腐”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在网络曝光后，由于情节恶劣或当事人身份特殊等原因，网民群情激愤、反响强烈，在很短的时间内掀起舆论讨伐的高潮，从而引发网络监督热点事件。在涉及热点的跟帖、评论中，除了大量的举报线索和意见建议外，也夹杂着一些偏激的言论、极端的观点甚至是恶意的诽谤。如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占了上风，迅速蔓延，原本正常的舆论监督就有可能演变成非正常的群体舆论暴力。

对网络监督热点事件，既不能“避、拖、捂、护”，迟迟不予正面回应；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听风就是雨，先入为主，草率表态，随意定性，放弃冷静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严格执行程序，依法办事。妥善应对网络监督热点也不例外。如果一味迎合“仇贪仇腐”的激愤情绪，快意恩仇，枉法行事，不但违背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甚至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周久耕事件”发生后，面对网民激愤的情绪和质疑，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严格按照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规定程序初核，并采取免职的组织措施，进而立案调查、“双开”，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严格依纪依法办事，使周久耕案件的查处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网民的一致认可。一些专家认为，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以“不隐瞒”应对“山寨”信息

处置网络监督热点事件，争取时间极为重要。网络舆情出现异常苗头后，纪检监察机关要与组织、宣传、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被曝光后，引来大量的跟帖和热议，网民期待了解真相，尤其是利用“人肉搜索”，将一些“山寨”信息发到网上，往往使问题愈发扑朔迷离，更加激起其他网民对真相的渴求，很容易引起炒作。这种情况下，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组织力量核查，及时查明真相。只有不隐不瞒、实事求是地还原真相，让网民得到真实、透明的信息反馈，才能止住不实传言，获得理解和认同，避免节外生枝和事态恶化。

网络披露的问题往往错综复杂，并参杂着较多的感性成分，对当事人所涉问题的定性处理尺度很难把握，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纪检监察机关把政策性、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违纪性质，综合考虑违纪情节、违纪后果和认错态度，作出恰当处理。对“周久耕事件”的处理，如果当时纪检监察机关仅仅为了树立所谓“严查快处”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的表象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本人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提升网络举报平台公信力

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这么高的比例，除了网络监督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现有网络举报在内的各种举报，还存在渠道不畅、效率不高和处理不规范等情况，各职能部门要提升网络举报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使法定网络举报平台的特殊优势得到切实发挥。

南京市纪委监察局2002年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网络举报，并不断拓宽和完善网络举报的渠道和方法，先后在南京纪检监察外网设置了“信访举报信箱”、“纪委书记信箱”和“监察局长信箱”三个网络举报平台。“周久耕事件”中，在网络对其贵烟名表进行热炒的同时，很多群众也通过网络举报信箱提供了大量具体线索，为我们快速查清周的违纪违法事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网络监督”的制度化保障

由于网络监督目前缺乏法律规制，网民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网络监督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其大众化和匿名性的特点，在监督权力行使主体、揭露腐败现象的同时，容易造成不良信息的迅速传播，甚至侵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因此，网络监督走向成熟理性，还有一个过程。

越是正义的行为，越要秉承节制理性的方式，遵循制度路径去履行监督权利和职责。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明确网络监督的基本原则，网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保证等等。通过制度规范网络监督，保证网络监督在法制化轨道上健康发展。（本报记者马昌博、鞠靖摘编整理）深圳林嘉祥事件：

处理：交通运输部党组2008年11月3日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经初步调查，针对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待问题查清后，按照有关规定再进行严肃处理。教训

根据交通运输部、深圳市联合调查组和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兼纪检组长、副局长林嘉祥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酒后在公共场合言辞不当，行为不检，社会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2008年11月5日，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给予林嘉祥撤销原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并发出《关于林嘉祥有关问题的通报》，要求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部党组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林嘉祥酒后言行失控的事件充分说明，当前交通运输系统个别领导干部作风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但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党的宗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要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认真查找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狠下工夫，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扎实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部党组指出，必须进一步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林嘉祥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还存在着漏洞和薄弱环 节。各级党组织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贯穿于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在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规范领导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上下工夫。既要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觉性，又要通过制度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性。要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等党内监督制度；针对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干部监督等制度。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组织、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监督。

部党组认为，必须全面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林嘉祥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态度粗暴，工作方式简单，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上存在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大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把关注民生、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党风政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心系百姓冷暖，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和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对执法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有效解决粗暴执法、执法犯法等问题。要进一步畅通群众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渠道，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进一步加强对舆情的跟踪分析研究，健全重大舆情应急处置机制。

学生群体性事件处置 篇5

为了加强对校园安全活动的管理，防止打架斗殴、故意伤害他人等意外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工作预案。

一、指导思想：切实深入开展安全教育活动，杜绝重大不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教学秩序和校园的稳定和安全。

二、工作目标和原则 ：教育为先、预防为主，管理落实、人人有责，及时控制。

三、组织机构及职责 1.领导小组

组长：陈勤波 副组长：阮金儿

成员：钱 波 邹龙杰、吴 冰、俞忠华、柳丽娜、董莲群、柳建云

职责：全面负责校园打架斗殴故意伤害他人事件的处理工作；安全工作的宣传教育；依法履行安全职责，做好督查工作。2.协调工作组

组长：阮金儿 成员：班主任

职责：负责打架斗殴事件的双方协调工作；负责与领导小组汇报联系工作；做好对突发事件处理过程的记录工作。3.信息工作组

组长：钱波 成员：袁蛟龙

职责：向领导和上级相关部门如实汇报突发事件及处理情况。

四、预防控制措施

1.班主任认真细致调查处理，不得拖拉。2.发生比较严重的打架事件，由年级组长出面协调处理，其他教师帮助协调。

3.若发生致伤事件，首先将受伤学生送医院进行治疗，伤势严重者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组织送往最近的大医院治疗。同时报告领导小组，通知受伤学生家长。信息组迅速上报主管局并做好详细记录。

4.对有些学生纠集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到校园进行斗殴、故意伤害他人事件，教职工发现后要立即制止，并及时报告学校领导，同时拨打110报警。

5、对打架斗殴的学生要根据现场情况，做细致地协调工作，稳定局势，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五、工作要求

1.加强教育，抓好预防、宣传工作。定时召开专题校会、班会，教育学生不带各种利器到校；利用致家长一封信形式，号召家长配合学校教育孩子不参与打架斗殴事件；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黑板报等载体，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加强学生的法制、安全和心理健康教育，逐步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

2.发现学生打架斗殴、故意伤害他人的情况，不及时制止和汇报的，由于不负责任造成重大损失的教师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三七市镇中学

群体性事件应急演练 篇6

一、演练目的

1、评估大梁风电场防群体性事件应急准备状态，发现并及时修改防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执行程序、行动检查表中的缺陷和不足。

2、评估大梁风电场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识别资源需求，澄清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应急职责，改善其协调问题。

3、检验应急人员对应急预案、执行程序的了解程序和实际操作技能，评估应急培训效果，进一步提高应急响应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4、为了切实维护好我大梁风电场的社会政治稳定，妥善处理大梁风电场建设管理领域各种群体性事件，为大梁风电场创造一个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5、提高全员防群体性事件安全意识。

二、演练计划和方案

1、工作原则

要遵循“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原则，妥善、冷静、果断的处置每一件重大群体性事件。

（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公司领导下，对全办范围内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负总责；各科室和办属各处对对责任范围内较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负责。具体处置过程中，坚持“分级响应、条块结合、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岗位责任制。

（2）预防为主，化解矛盾。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坚持做好科学发展观和创先争优的各项工作，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取得员工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制定和出台政策措施，加强并规范信访工作，从源头上防止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要建立健全预警工作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将事件控制在萌芽阶段、控制在基层，及时消除诱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各种因素。

（3）依法处置，防止激化。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处置，自觉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政策的严肃性。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宣传、协商、调解等方法处置群体性事件，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慎用武器警械，加强对群众的说服教育，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对发生暴力行为或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要及时、果断采取措施，坚决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快平息事态。

（4）快速反应，相互配合。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应急处置工作责任制。员工之间要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及时争取其他有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并确保信息收集、情况报告、指挥处置等各环节的紧密衔接，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事态；应切实加强沟通和交流，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5）加强教育，正确引导。要将法制宣传、教育疏导工作贯穿事件处置的整个过程。要通过新闻媒体、现场广播、印发通告等方式，广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群众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合法、正当渠道和方式反映问题。群体性事件一般不公开报道，确需公开报道的，要按照公司的有关规定，逐级进行审批并组织好信息发布工作。对国内外歪曲性报道或谣言应及时予以驳斥和澄清，正确引导舆论。

2、组织机构

（一）处置重大群体性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对涉及全局的特别重大、重大群体性事件，办根据工作需要，成立处置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事件的处置。

组

长：朱振海

副组长：史仰泽

成员：王瑞显

王

强

领导小组下设应急办公室，由史仰泽同志兼任，领导小组负责现场统一指挥和力量的调度，负责情况综合、收集信息、上报下达，应急办公室负责处理具体事务，要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工作预案。

应急值班电话：0937-5585995

（二）应急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统一领导、指挥、协调特别重大、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确定应急处置工作职责及具体分工；

（3）决定事件处置决策和应对措施，指挥、协调组织实施；

（4）决定事件的信息发布、舆论引导、记者采访等新闻工作重要事项；

（5）研究解决事件处置过程中的其他重大事项。

三、群体性事件应急演练记录

突发事件概况：

2014年12月19日早上09:00，大梁风电场某外包工程因外包单位未将农民工工资付清，一群农民工因不明事情真相，欲将我大梁风电场大门进行拦堵。

09:05，大梁风电场值班人员通过视频监控设备发现这一情况，立即上报我大梁风电场厂长和整体性事件应急小组组长，并立即启动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

09:10，大梁风电场厂长和应急小组已全面到达现场并进行现场情况了解和沟通。

09:25，在厂长和应急小组的全力劝解之下，农民工堵门情况得到缓解，被堵大门基本疏通，农民工们选出三个代表和大梁风电场厂长进行祥淡。

09:30，农民工代表和大梁风电场厂长在大梁会议室进行详细、全面沟通，厂长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协商、调解下，农民工终于明白了他们的工资不是大梁风电场给发的，而是因外包单位拖欠他们的工资，他们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去维护自已的权益，而不是通过违法的手段而达到目的。

10:00，农民工全部已撤走，大梁风电场群体性应急预案解除。

四、演练总结

1、主要负责人能够迅速赶到现场开展疏导、劝解工作，告知当事人相应的救济渠道及正当的申诉方式，通过合法手段和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大梁风电场领导小组及全体员工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能够快速及时响应应急预案，在信息收集、情况报告、指挥处置等各环节的紧密衔接，员工之间相互协作、相互配合良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事态发展扩大。

城乡群体性事件前期防治 篇7

一、概念综述

群体性事件是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 转型期国家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 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 个人和社会群体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本文将这种群体行为或者集体行动分为群体性利益诉求和群体性事件, 前者主要以利益集团为核心, 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探求群体性利益的最大化, 通过集体行动来表达出来。而利益集团是指“因兴趣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 并意识到这些共同利益的人的组合” (阿尔蒙德) 。罗伯特·达尔认为:“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的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 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哈蒙·齐格勒认为利益集团是:“一群人自觉地联合起来, 加强自己的力量, 在同本组织有关的问题上商讨共同的对策并且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行动”。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所说, “集团有效地推进了成员的共同利益, 通过结成集团, 个人可以享有集体利益却不承担集体成员的成本, 即能以较小的成本付出获得公共物品”。笔者认为群体性利益诉求和群体性事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在合法的前提下通过群体共同目标行动, 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要素构成的组织实体。

在西方学著作中, 群体性事件一般被称之为集群行为、骚乱等。美国学者帕克在其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 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定义“集合行为”, 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 是一种情绪冲动”。中国台湾学者吕自明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群众的“自力救济”, 是指人们主观地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 社会正义不能伸张, 因而采取法律之外的行动, 如示威、街头抗议、封锁、强制性破坏活动等等。吕自明的概念强调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更多的则强调其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 如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等行为。 (表1)

从表1不难看出, 群体性利益诉求与群体性事件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合法的、非暴力性的抗争, 而后者主要是通过暴力对抗来实现群体利益。可见, 群体性事件是在社会利益分化加剧而现行制度体系无法提供有效利益表达的条件下发生的。鉴于此, 政府应转变传统的管制模式, 以加强社会自治的多元治理模式来代替社会控制, 防控结合, 重在预防。

二、群体性事件事前预防

在整个社会利益分化的前提下, 政府既要承认利益多元化的客观事实, 又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至少不能因为保护少数强势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的闭塞, 使得民间组织或者社会团体在体制内无法沟通。正是因为民情不能上达, 管理层又接不了地气, 导致大量的利益分化不能通过体制内政治方式进行表达和协商, 只能通过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进行释放。如果有完备的利益表达机制, 民众直接的利益表达通道畅通, 则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可以通过谈判或者从新定立契约的方式来解决。图1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关系。 (图1)

在图1中, 风险的初步形成是社会矛盾的积聚和共识人群的形成, 核心的逻辑是对风险源进行控制, 风险源是暴力性群体性事件的根源, 触发事件是实现风险向危机转化的条件。

可见, 风险源形成以后, 如果没有控制相关因素, 则这样一个共识将通过一个特定的方式表达, 比如申诉、控告、指控等来表达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被剥夺了的诉求权将会演化为暴力等手段, 政府应加强矛盾已经形成的情境触发因素和群众集会回应, 否则团体活动则催化和加速这一过程。在情景因素之前我们应该知道是利益分配调节机制或者社会保障机制滞后还是贫富差距过大损坏了社会公正原则形成了风险, 是利益性抗争还是其他政治性诉求。对组织策划人群的多元性进行瓦解, 坚决防止事件之外的人也插手。防止其他群众煽动不明真相的人, 制造事端, 增加事件的矛盾性、复杂性、不可控性。

现实条件是风险源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慢慢积累变化的过程, 由量变到质变, 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根据格罗斯曼和哈特、哈特和莫尔提出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即GHM模型, 该理论以契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 以剩余控制权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目的。认为人们是有限理性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 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 拟定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 不完全契约是必然和经常存在的。因此, 应根据契约不完全程度来相机抉择对剩余控制权的配置。该模型表明调整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方式可以消除或至少减少由于实力不对称所引发的机会主义倾向。不同性质的契约对应于不同性质的治理结构, 契约越是不完全, 那么与之匹配的就是更低的激励强度以及更多的行政控制。因此, 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解决群体性事件最有效途径之一是对剩余控制权的有效配置。如果契约不完全程度高, 则政府掌握剩余控制权的配置, 这样不利于矛盾的解决, 反而可能会增加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如果契约不完全程度中等, 则双方可通过其他社会团体或者直接进行利益表达;如果契约不完全程度低, 则群众拥有更大的剩余控制权, 此时政府只能依法行政, 按照先前契约、惯例或者法律行事。因此, 通过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可有效控制风险源, 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几率。

三、政策建议

(一) 增强基层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控制力。

近年来, 在城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各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基层政权社会控制力弱化, 公信力下降, 人民群众中出现了“宁信中央, 不信地方”的心态。究其原因是在基层, 有些地方漠视群众利益, 不依法行政, 对群众屡次反映的问题能拖则拖, 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当政府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下降时。基层政权的权威受到人们的质疑, 为了寻求公平公正, 更高层次的国家权威机构自然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 建立信访工作与预警机制相结合制度。

基层政府要认真对待信访工作,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对群众信访问题要联网处理, 建立数据共享平台, 跨部门联合, 涉及多部门解决的要成立工作协调组。对已处理的问题要在电子政务或其他新闻公告中及时公开, 减轻纠纷排查、处理矛盾。对各部门已经着手处理但仍在解决之中的问题, 要和司法、公安等机关联合行动, 加强对事件的控制力, 防止事件向不利的方向发展。矛盾纠纷要统一受理、统一登记、统一管理。信访工作者也不应该是单纯被动的等待群众上访, 应该主动排查不稳定因素, 民意如水, 宜疏不宜堵, 把问题消灭的萌芽状态。

(三) 完善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

一般地说, 完善的诉求机制可以有效缓解危机, 较畅通的理性化沟通渠道与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有效的沟通渠道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重要保障, 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够迅速洞察民意, 利于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 并及时疏导和解决。完善的沟通和利益诉求机制能有效缓释和消解社会张力, 避免矛盾的激化。一个发育成熟社会应该走多元治理道路, 应重视并积极培育社团或其他组织, 这些专业化的组织使弱势群体有一个可以交流感受、释放压力、提出要求或意见的渠道和环境, 有利于矛盾的缓解。

摘要：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而弱势群体是各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本文梳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整个流程, 注重从事件发生前期环节进行剖析事件触发的机理。当风险源形成后, 如果不能有效控制, 则会在偶然性的触发事件影响下演变为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如果基层组织和事件当事人是信息对称, 即完全契约情况下, 通过完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使弱势群体能够进行利益诉求, 则能有效缓释和消解社会张力, 避免矛盾的激化。

关键词：群体性利益诉求,不完全契约,群体性事件

参考文献

[1]张弛, 杨帆.利益集团[J].学习与实践, 2007.8.

[2]Mancur Lloyd Olson, Jr The Logic of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st ed.1965, 2nd ed.1971.

纪委调研群体性事件的背后 篇8

这是吕梁市纪委在一份名为《关于资源型发展中地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课题研究》(以下简称“《课题研究》”)中提到的话。研究报告成文于2009年9月9日。仅仅一个月后，白家峁事件爆发。

“可以说，自家峁事件完全印证了我们报告中发现的这一问题。”吕梁市纪委常委张黎平对《瞭望望东方周刊》说。

失衡的发展和敏感的利益

没有人能准确说得出吕梁这块土地下究竟蕴含着多少资源。目前，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为298.6亿吨，此外，还有铁、铝等40多种矿产资源。

“开过煤矿之后，觉得干什么来钱都慢。”曾经在孝义开煤矿的许建国对本刊记者感慨。2004年，许建国从一个温州人手里接过一个煤矿，当起了煤老板。2007年，为了避免因年产不足被关闭，他买下了更大些的元金煤矿，年产15万吨。

“煤矿形势最好的时候，有的矿一天就能挣500万元。”许建国笑着回忆那些日进斗金的日子。

“这个城市的快速发展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张黎平说，他在2009年年底的一个座谈会上提到了“三个掩盖”，即城市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人均收入的增加掩盖了一部分老百姓仍然生存在贫困线上；财政收入的增长掩盖着社会事业发展的缓慢。

张黎平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吕梁市纪委书记张效彪去兴县时，碰到了当地老百姓围堵告状。其中涉及蔚汾镇关家崖村的整合问题。该煤矿曾经是国有煤矿，整合之后，划给了华润联盛集团。由于周边开矿50余年，造成老百姓房屋裂缝、水源断流、道路难行等，虽多次反映，但有关企业和部门毫无说法。于是村民们抓住这次整合的机会，提出了补偿不合理的问题。

“这件事之后，张书记就在思考，整个吕梁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认为，这不一定只是兴县的问题，可能是全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张黎平说，这之后，吕梁市纪委开始就群体性事件在6个县市区，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

建言资源整合

张黎平等人进行课题调研的时期，正逢山西省最大规模的一轮煤炭资源整合。在这次资源整合中，吕梁市的矿井数将由重组前的355个变为重组后的110个。

《课题研究》中指出，从长远看，资源整合对提高开采的技术含量、增加资源利用率、促进安全生产、提升产业规模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毕竟涉及到各方重大利益的大调整、大分配，因此，深层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也不可避免。

整合中，整合主体由政府来确定。因此有相关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这种所谓的“拉郎配”很有可能存在暗箱操作的成分，“谁的实力大，谁的发言权多，而且在目前的体制下，打着国家的幌子来满足个人私欲是很容易的。”

吕梁市纪委的《课题研究》中同样提到了“拉郎配”，并指出，在整合主体和整合对象上的行政“拉郎配”及时间限制，必然导致整合双方处于不平等的谈判地位，为后续稳定埋下了危机。据调研，大多数县市区由哪个主体整合哪几个煤矿，是政府已经明确的。另一方面，又有十分紧的时限要求，到期签不了协议，被整合煤矿就要关闭。这种政策规定使整合双方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谈判地位。

“识大体”的许建国认为自己在孝义的煤老板中算是幸运的。“孝义以前有108家煤矿，这次整合，直接关停的有六七十家。许建国的元金煤矿最终被省煤运集团整合，评估价是4000多万，双方签订合同说分三次付清。如今，许建国还有一半的钱没到手，“开始想不通，后来想通了，大势所趋嘛，至少比那些直接关闭的矿好多了。”

利益攀升导致矛盾加剧

和白家峁的老百姓一样，介休市绵山镇城寺村的村民们直到2009年的这一次整合，才发现，村里的矿早就转给了个人。

村民李新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村里的煤矿1985年就投产了，当时年产30万吨，属于集体企业。1999年，被个人承包下来，但仍属集体所有。2006年煤资整合中，由于原承包人资金不足，就再次转让出去，新的承包人把产权买断。2009年该煤矿被整合时，村民们才知道集体的煤矿已经归到了个人名下。

“奋斗了20多年的煤矿，怎么就成了个人的?”李新民很气愤地说，数十年的矿开下来，村里的生态被毁得一塌糊涂，还有村民在矿上送过命。这次整合后，承包人拿到了39％的股份，村里只能拿到40万元的承包费。

张黎平告诉本刊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政策不允许个人开矿，所以当时出现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乡镇企业，由乡镇出资开矿；一种是村办企业，由于一些村子前期投资，后续资金跟不上，就转给了个人。还有一种情况，是村里完全拿不出钱，由个人出钱，然后规定他每年给村里交一定金额。“后来国家倡导以个人名义开矿了，特别是出台了谁投资煤矿归谁的政策后。将大部分煤矿转为个人所有。”

张黎平等人在和部分干部群众座谈中听到这样一个声音，资源是国家的，虽然煤矿现所有者投入了前期资金，出了资源价款，但许多煤矿在初办时，乡村两级也投入了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就没有了说法。

张黎平认为，导致矛盾愈演愈烈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去煤炭价格不高，开煤矿也不是很赚钱，有的村里也不愿意投资。到后来，价格高了，见了利了，老百姓当然也会眼红，“但总的问题，就是产权上没有衔接好。”

“一企一事一业”的倡议

“这些年，煤老板们发了财，但当地老百姓们跟着这个企业享受到了什么?”张黎平记得，小时候，在自己的家乡柳林，每年夏天，河里都有满满的河水，清澈见底。到现在，基本干涸了。“这其中的代价让谁去承担?在兴县的魏家滩，过去没有企业的时候，老百姓吃的西红柿一斤只要几毛钱，现在有了企业，环境破坏了不算，西红柿也涨到了两块钱一斤。”

据统计，2007年1月至2009年9月，吕梁市涉及煤矿的46起群体上访中，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上访就有27起，占58.6％。

这一次的调研后，吕梁市纪委倡议了一起轰轰烈烈的“劝富济贫”活动。

该活动被概括为“一企一事一业”，大意是吕梁市政府“提倡资源型企业按税前利润的15％(后因税制调整降为12％)或吨煤利润捐出30元，投入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一事)，或创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一业)”。

“这个活动是由有名望的企业家发起，我们动员。”张黎平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做至少能缓解一些矛盾，让老百姓找到一丝心理平衡。

据了解，活动发动至今，吕梁的多名民营企业家已经筹集了近360亿元，其中63亿元用于公益事业，近300亿元用于富农的非煤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