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
甲方（医疗机构）：
乙方（患者方）：性别：年龄：
身份证号码：住址：联系电话：
甲、乙双方就患者(身份证号码：)
于年月日因诊治在甲方门诊（或住院）治疗期间发生的医疗争议，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以便共同遵守。
1、治疗经过：
2.甲方已经告知乙方发生医疗纠纷后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解决纠纷的所有合法途径，如：共同委托本地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等，但乙方自愿放弃就本医疗纠纷其所享有的上述权利。
3.补偿数额和给付方式：
甲方就本次医疗纠纷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4.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不再以任何理由（包括后续治疗、并发症等）就本次医疗纠纷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或要求第三方追究甲方责任。
5.9.本协议一式 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附件一份（为乙方与患者的授权关系文件。
10.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乙方：(签字)(患者本人)
甲方代表：(签字)
(患者家属)
关键词：医疗纠纷,协议效力,诉讼请求,诉讼技巧
一、基本案情
原告金某与原告苏俊 (化名) 系夫妻关系, 2013年3月25日, 原告金某临产, 到被告中心卫生院住院要求行“剖宫产术”,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并签订手术和麻醉知情同意书, 于当日进行手术, 术中取出一女婴, 出生后1分钟Apgar评分2分, 为重度窒息, 立即给予清理呼吸道、气管插管、吸氧、保暖及纠正酸中毒等对症抢救治疗。抢救30分钟后, 婴儿仍无自主呼吸及心跳, 医师经会诊后口头建议原告放弃抢救, 原告予以同意, 最终婴儿死亡。婴儿死亡后, 原、被告发生纠纷。2013年3月27日, 原、被告共同请求原告所在村委会的“四职干部”到被告处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 两原告及其双方父母均参加了调解, 经“四职干部”主持调解并征求两原告同意后, 由原告苏俊父亲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关于金某生孩故亡补偿精神协议》 (签订协议时原告苏俊在签字现场, 以下简称“赔偿协议”) , 原告苏俊父亲签字时声称“我可以当儿子和媳妇的家, 我签字没事的”, 协议约定:一次性补偿精神损失、亲友误工等合计40000元, 款于2013年4月10日前付清。签订协议当日, 被告给付原告苏俊父亲20000元, 苏俊父亲出具收条, 婴儿遗体由原告带回处理。
几天后, 原告认为被告在产前医学检查和生产过程中, 未严格按照有关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对原告金某进行检查、筛查及评估, 对新生儿窒息未及时进行复苏, 擅自中断抢救治疗。同时, 在新生儿死亡后, 两原告未授权原告苏俊父亲的情况下, 被告与原告苏俊父亲签订的“赔偿协议”应为无效协议。据此, 原告向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与原告苏俊父亲签订的协议无效;2、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143220元、丧葬费1602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3336元, 合计172582元。庭审中, 原告提供被告病历一份, 证明原告金某住院分娩及婴儿死亡的事实, 同时证明医务人员未尽到相应职责, 致婴儿死亡的事实。第二份证据“赔偿协议书”, 证明被告与原告苏俊父亲签订的“赔偿协议”没有得到两位原告的授权, 应为无效协议。
被告答辩认为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原告父亲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在原告在场的情况下签订, 构成表见代理, 且该协议是在第三人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的, 应为有效协议, 这些事实由原告所在地的村“四职干部”出庭作证予以证明。若人民法院认定该协议无效, 则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及医疗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 若原告不能提供该项证据,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被告为支持自己的观点, 请求村“四职干部”出庭作证, 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应为有效协议。
案件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案由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还是合同效力纠纷;2、原告苏俊父亲与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的行为是否够成表见代理, 该份协议效力如何。3、如果“赔偿协议”无效, 被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医疗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二、裁判结果
某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或医疗行为存在过错, 且原告在庭审中自认婴儿死亡与被告的医疗行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此, 应认定被告已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原、被告在纠纷发生后双方经第三方调解达成“赔偿协议”, 被告履行了“赔偿协议”的部分义务, 原告也自愿将死亡婴儿自行带回处理, 应认定为两原告对协议内容是明知和认可的, 因此, 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据此, 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评析
本案是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相关的案件, 医疗纠纷发生后, 医患双方经常会选择医患双方自行调解或请求第三方调解, 以使纠纷达到及时解决, 因此, 如何妥善处理好此类纠纷对缓解医患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一) 本案案由应当为合同效力纠纷
原告之女因窒息经抢救无效死亡后, 原、被告共同请求原告所在地的村“四职干部”作为第三方主持调解, 经调解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4万元的调解协议。基于本案讼争的事实已由第三方调解完毕, 且双方已经签订“赔偿协议”, 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4条2款“医疗机构与患者已达成调解协议或在第三方调解组织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的, 患者以同一事由又起诉至人民法院, 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处理”的规定, 本案案由应当为“合同效力纠纷”。
(二) 原告苏俊父亲与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应为有效协议
2013年3月27日原告苏俊父亲与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是经第三方主持调解的情况下达成的, 协议内容已经两原告口头同意, 签订该协议时原告苏俊也在签字现场, 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因此, 原告苏俊父亲的签字行为足以使被告相信原告苏俊父亲有代理权, 同时, 该份协议签订后, 被告已经支付20000元, 原告收到该款项后, 原告自愿将原告之女的遗体运回自行处理, 根据《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 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庭审中, 主持调解的村“四职干部”均到庭作证, 证明本纠纷调解的整个过程及原告自愿签订“赔偿协议”的事实, 在原告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赔偿协议”无效的情况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该协议应为有效协议。
(三) 本案中原告第一项诉请为确认之诉, 第二项为给付之诉, 是两个独立之诉, 原告应分别向人民法院起诉, 同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合并审理。在审理过程中, 如果人民法院认为《赔偿协议》无效, 应当先确认《赔偿协议》的效力, 如《赔偿协议》有效, 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能被驳回, 如果《赔偿协议》无效, 按无效协议进行处理, 同时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对给付之诉进行判决。
四、诉讼技巧
第一, 根据医疗侵权案件律师实务, 医疗纠纷经人民调解或第三方调解达成协议后, 其调解协议的效力相对地高于其他证据效力, 因此, 原告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调解协议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 一般不宜请求确定合同无效。但是, 如果原告认为调解协议存在《合同法》第54条的情形, 原告可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或向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根据本案的案情, 原告可将第一项诉讼请求调整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或变更) 原告苏俊之父与被告签订的显失公平 (或重大误解) 的“赔偿协议” (根据案件情况择其一) ;第二项诉讼请求另案主张, 待人民法院作出撤销 (或变更) “赔偿协议”判决后, 在依照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或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主张权利。在这种情况下, 原告胜诉机率可能会比较大。
第二, 司法鉴定意见是医疗损害案件至关重要的证据, 也是主张变更或行使撤销权的重要证据。笔者建议:原告起诉后, 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医疗损害鉴定申请, 请求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的医疗行为与原告之女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 鉴定后根据鉴定意见及其他相关赔偿证据计算赔偿数额, 如果赔偿数额与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约定的数额差距悬殊太大, 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如果原告认为在签订“赔偿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 还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在医方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有可能会认定“赔偿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的情形, 予以判决撤销或变更“赔偿协议”。
第三, 根据《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 变更、撤销之诉的诉讼时效为1年, 系除斥期间, 因此, 原告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及时行使权利。
关键词：医疗纠纷；调解；探析
随着我国医疗行业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逐渐成为公众所重点关注的内容。据有关调查显示，全国各地的暴力伤医、医闹扰乱医院正常秩序事件时有发生，医患矛盾逐步激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纠纷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当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严重抑制了我国医疗行业的发展。而科学合理的调解机制是化解医疗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医疗纠纷概述
（一）医疗纠纷的概念性探究
“医疗纠纷”是我国医疗服务行业中仍存在争议的概念性问题，诸多学者与专家对于医疗纠纷的概念，都有其独特的理解与定义。从广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医疗纠纷属于医疗卫生监督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不属于社会矛盾的范畴，然而，医疗纠纷又涉及到医疗服务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分歧，代表了我国服务机构与广大人民的切实合法权益，在解决双方纠纷问题的过程中难免要损害其中一方的实际权益，因此，在广义理解上，医疗纠纷属于医疗行为以外的社会问题，具体指代一种社会现象，具有高度的客观性与理论性。从狭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包括患者在内的社会公众，在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治疗，反而受到了不法侵害，危及自身合法权益，这在原则与法律角度都是不容轻视的严重社会现象与具体问题，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接受医护人员的治疗与护理，因经济问题或者其他问题而引发分歧和纠纷，这都包括医疗行为以外的社会问题当中，属于医疗卫生机构监督与管理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在狭义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医疗纠纷仅指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因医护人员的不规范治疗、护理等医疗行为而引发的分歧和纠纷，其表现出的问题性质极其恶劣，是我国当下急需处理与解决的重点问题。
（二）医疗纠纷的特征
1.患者与医疗机构间的纠纷
根据我国医疗服务的相关法律规定，医疗服务机构在患者前来就诊治疗的过程中，双方都应签订明确的合同关系，确定医疗服务从属，使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免除其他烦恼，切实保障患者的实际权益。但有一点需要额外明确，在我国除非是某些个体诊所，在传统的医疗服务机构当中，医护人员都不属于单独的一方，在医疗法律当中都代表所属医疗机构，其医疗服务行为也都代表所属医疗服务机构的职务行为，在发生纠纷的过程中，所属医疗机构需要承担主要责任。
2.因医疗行为引起
狭义的医疗纠纷只能是因为医疗行为不当所引起的，费用问题、服务态度问题等医疗服务行为均不属于狭义的医疗纠纷，因此，在法律责任明确的过程中，应根据医疗纠纷的实际情况进行准确的评定。
3.医患双方对医疗服务所产生的分歧
在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很多医疗纠纷被认定为只存在双方之间的争议纠纷，医患之间产生纠纷的原因不明确，致使医疗纠纷问题在实践环节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我国公众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危害。同时，部分医疗工作者在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并未清楚地了解到自身工作的实际性质，致使医患纠纷问题一旦出现，便很难有效解决，致使医患双方都存在争议，围绕医疗服务行为问题展开利益纠纷。
二、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实际情况探究
（一）调解机制的含义分析
根据我国传统文献的解释，调解机制是通过劝导协商与说服教育来进行探查与判定事件的一种重要方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维护双方的实际利益，做到公平分配。医疗纠纷的调节机制，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具有其先进性意义，能够有效预防纠纷解决过程中的突发情况，为医患双方提供了确切的安全保障。
（二）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应用探究
1.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的调解
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的调节模式，在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与约束性，能够有效制止医患双方的争吵与纠纷情况，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以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依据，使医患双方在良好的法律途径保护下先后进行纠纷事故的陈述与分析，有效解决民事纠纷、经济纠纷与一般违法行为所引发的医疗纠纷
事件。
2.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最早是由民间组织所开办的处理民事纠纷的职务部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演变直至今天。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处理医疗纠纷事件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自身浓厚的民族色彩与卫生行政部门所授予的调解职能，使人民调解委员在处理医疗纠纷事件时往往能够快捷、有效地解决双方的争论与矛盾，以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为根本，在事故责任明确认定的情况下，正确解决医疗纠纷问题。
3.以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为主的调解
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具体指的是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所委托的第三方调节机构。在实践环节，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所委托的第三方调节机构对医疗纠纷问题进行相应调解，在明确双方责任与医疗服务问题行为的过程后，实现专业化调解，帮助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与患者更好的处理纠纷问题，保证双方的合法权益，避免医患纠纷引发为更为恶劣的矛盾问题。
4.以法院诉讼为主的调解
法院诉讼是医患双方合法维护自身权益的主要选择方式，在医患双方争论意见无法统一时，双方往往需要借助法院，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进行事故责任与经济损失赔偿等问题的明确定义。在法院诉讼的过程中，我国各级法院都应秉承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判与决断，有效解决医患纠纷矛盾，以此构建完善、和谐的社会公共环境。
三、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目前，我国现有的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各地发生的医疗纠纷的处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对调解结果不满意，对调解行为产生质疑，或者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对调解人员的专业性产生质疑等。为此，对我国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进行完善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完善医疗调解过程中的财政支持与立法保障工作
我国调解制度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尚未形成完善化的运作与监察体系，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更离不开政府财政与相关法律的支持与保护。因此，在进行优化与创新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解决医疗纠纷事件的学习项目，使调解制度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同时，我国政府更应该积极调拨专项资金，使专项资金实际应用于医疗纠纷的解决工作当中，通过立法保障与财政支持，促进我国调解制度的发展与进步。
（二）建立专职、专业调解人才队伍
传统的医疗纠纷事件中往往涉及多学科的文化与理论知识，医疗纠纷调解人员在进行调解工作的过程中理应掌握相关的专业化知识，因此建立一支专职、专业的调解队伍十分必要。在人民调解机构中配备专门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实务工作的相关人员，并要求具有专业知识，可以从社会上公开招聘，通过严格的业务考核程序和培训之后，上岗参与调处工作，也可以聘请已经退休的医疗专业人员、公检法法律服务人员等热心医疗纠纷调解事业的相关人员参与到调解机构中来，建立专职、专业调解人才培养机制。
（三）实现医疗保险制度的全面覆盖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疗纠纷事件中的主要保障性因素，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然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仍没有明确落实，我国诸多城市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实践应用过程中仍存在的诸多障碍与影响，其中包括，被保险人在落实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过程中还需要提供地方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医疗责任保险的种类与赔偿范围存在相应的要求与限制等，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落实与推广，对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医疗纠纷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是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面临的障碍。如何有效化解医疗纠纷，建立解决医疗纠纷的长效机制，逐渐成为我国医学界和法学界研究和讨论的重点问题。在我国今后的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中，政府部门应积极完善调解制度，实现全面覆盖的医疗责任保险体制，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实践探究与优化创新，有效解决我国医疗纠纷事件所导致的问题情况，切实保障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合法利益，为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徐立伟.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现状与完善[D].硕士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10（3）.
[2]何有振.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研究[D].硕士论文，山东大学，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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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第一条 办理机构处理土地权属纠纷机构为各县国土资源局。处理意见经局办公会讨论通过，报县人民政府下达处理决定。对部分在全地区范围内有重大影响或者涉及到两个县以上权属单位的土地权属纠纷，由林芝地区国土资源局地籍科负责协调处理。
第二条申请
1、土地权属争议的一方必须书面申请。
2、申请书应包括申请单位名称、法人代表名称、四至、联系方式、争议土地座落位置、争议事实及理由。
3、申请单位如果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出具委托代理证明书。
4、申请单位必须具有法人资格，无法人资格的单位应当由其上一级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提出申请。
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如村民小组等 )的上一级具有法人资格的村民委员会不提出申请的，该集体经济组织内有三分之二成员要求处理的，也应该受理。
6、申请书及其附件应当按对方当事人数提供附件。
第三条 受理
1、收到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后 ，各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初步查阅有关档案，向局领导汇报并提出是否受理意见，七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2、初步决定不予受理的，写出书面不予受理的理由，报县政府下达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受理的`，组建三人或三人以上的调查小组。
4、五日内向争议另一方送达争议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同时要求争议另一方提供答辩意见，如果另一方不提供答辩意见的，不影响调查处理。
5、农村土地经营承包纠纷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予受理。
第四条 调查
1、收集争议双方各自的理由及各种书面证据。争议双方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
2、实地勘丈，绘制宗地图，标绘双方主张界线。
3、查阅地籍档案及各历史时期的其他档案：如土地详查资料、变更调查资料、法院判决、双方协议、《土地管理法》实施前有关部门的用地批复及建筑许可证等。
4、所争议的土地必须与争议双方有直接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事实，防止争议双方通过争议、协议的方式瓜分国有和集体的后备土地。
5、在三个月内完成调查处理意见，特殊情况需延长的应经过批准。
第五条 调解
1、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先行调解，根据基本事实，对照法律法规规定，在实事求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原则下，公平合理、互谅互让地组织双方协调。
2、经调解协商如能达成一致意见，应由双方签订权属争议协议书， 双方单位和法人代表( 或经授 权的代理人)签名盖章。承办人签名，县局盖章。协议书可作为土地登记依据进行土地登记。
3、经调解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也应将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书面记录存档。
第六条 处理
1、调查小组初步提出处理意见。
2、经局办公会讨论形成正式处理意见报请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3、由县人民政府下达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县政府批准后由县国土资源局下发处理决定，但要在此决定中注明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1、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土地权属争议实行复议前置原则，未经人民政府处理或行政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乙方(被申请人)：_______
事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列双方因___年___月___日发生的_________学生伤害事故引起争议。甲方于___年___月___日向___提出调解请求。现经______主持调解，双方协商，自愿达成协议如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
1.参与调解的当事人应当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中小学校的学生大多是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如果是未成年学生到伤害，应由其法定监护人代理其参与调解处理，签订调解协议书。
2.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主持人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政策的规定进行调解，不导违背法律或者敷衍塞责，更不能滥用职权、构私枉法。
3.调解协议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调解的整个过程都要在自愿为基础上进行，任何一方都不得用胁迫、欺作的手段迫使另一方做出违背自己意恶的任何表示。
4.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当合法，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终利益，也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否则该协议的相关内容则为无效。
5.调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对事故的一致看法，先简述事故的基本情况，再就事故的认定和责任划分统一一个原则性的看法，为事故赔尝及其他处理提供一个基拙。如果事故的有关情况相当简单、清楚明了，这一部守也可以不写进协议中。第二部分为对事故的处理意见，必须具体明确;有多项定的，应分条列出。
协议人：xuexila
甲方：学生_______家长：_______
乙方：学生_______家长：_______
经学校调解双方家长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现已付清乙方的住院费用(____年____月_____日―――____年____月_____日);
2、甲方应另附给乙方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及一切费用_______元(包括车费、住院期间的.生活费等费用);
3、甲方负责乙方的后续治疗、检查费用，直至痊愈(痊愈是指：医院出具的完全康复证明);在校疗养期间由甲方和校方共同监护;
4、康复后在_______市公安局做伤情鉴定，鉴定的费用由甲方负责;
5、学校政教处负责监督此协议的执行情况;
6、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第三方：_______学校政教处留一份。
甲方：_______
乙方：_______
第三方：_______
———施蒂尔纳
一、现实的妥协———司法产品概念的提出
(一) 中国式法治模式下法院角色———司法产品多样化的需求
中国的法治模式是一种以“治”为根本取向的模式。 (2) (3) 因此, 各级法院被至于各级政法委员会 (以下简称政法委) 领导之下, 服从于政法委职责需求。各级政法委下设综合治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综治委) , 综治委作的任务就是协调多种力量实现“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那么作为党领导下的法院, 也当然的成为“综合治理”下的重要一环。这就要求法院的角色应当是全方位的:
一是作为裁判者, 法院显示为司法机关, 以国家赋予的司法权, 就当事人之间既已存在的纠纷作出公正裁判, 设定双方新的法律关系。
二是作为管理者, 法院显示为党群机关, 以国家赋予的管理权, 主持当事人纠纷解决, 引导双方当事人和平解决双方纠纷, 维持现有法律关系。
三是作为服务者, 法院显示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专家身份, 为当事人私力救济提供方案, 引导纠纷解决。
这三个方面的角色对应法院参与“综合治理”的三个不同的层面, 其对应的三种司法服务分别为正在进行的判决、具有既判力的判决和调解、法律建议, 即本文开始就谈到的法律视线之外法院调解, 三者具有的国家强制性也是逐层递减。
(二) 法律视线之外法院调解的客观存在———司法产品多样的冲动
司法产品的多样, 不仅因为法院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一环, 现实政治体制、司法权威不足、民众对公权力依赖等内在冲动也是推动司法产品多元化的内在冲动。对于基层法院而言, 这种冲动更为明显, 让司法本身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一是法院无法拒绝地方党委政府的要求。二是法院试图弥补诉讼裁判不足的冲动。 (4) 三是私人对于国家解决纠纷的依赖心理。
我们不能说存在即合理, 但如果没有对这种多样的司法产品进行分类管理, 制定相应的规范, 任由法律视线之外的法院调解的野蛮生长最终将损及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 损害司法的权威, 也不利于法院在正常的社会管理中发挥应有作用。
二、妥协中求存———司法产品分类的必要性
为应对社会转型期间, 利益阶层和纠纷的多元化, 救济的方式依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公力救济、社会救济以及私人救济。然国家权力的全方位渗透导致各类救济形式的同质化, 司法产品的供给作为救济方式之一也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 因此有必要从定位和制度上进行分类定位。
政治学家邹谠分析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 提出“全能主义”的概念, 他是这样形容中国社会的:“各种正式组织, 包括党委政府、司法机关、工青妇组织、新闻媒体等, 都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建立并纳入国家控制范围的组织形态, 同时也承担着对外保卫政权, 对内实现治理国家的职能。在这种社会形态下, 上述正式组织既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说理的地方, 但却又共享着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导向。” (5) 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全能主义”靠强有力的行政性政治整合, 实现包括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 (6) 这样虽然有利于社会治理, 却必然导致纠纷解决的同质化, 即国家公权力控制着纠纷解决从启动到结束, 从协商到执行的全过程, 从而衍伸出以下恶果:
一是司法泛化。诉讼和裁判本应作为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最后途径, 但由于法院调解的提前介入, 使得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能看到法官忙碌的身影。 (7) 这种泛化一方面导致法院和法官的精力被大量的牵扯。 (8) 另一方面法院或者法院为了化解矛盾纠纷, 在不同的阶段提供了不同的调解方案, 导致当事人选择混乱, 最终损及司法的权威。
二是私力救济的死亡。私力救济是当事人双方相互博弈的过程, 博弈可以在信息充分, 当事人理性的过程中产生最佳的经济效果。但由于法院的提前介入, 当事人可能因为第三方的在司法方面权威而影响了自身的判断, 最终接受的丧失主体意志的结果, 也会让当事人愤愤不平。那么, 在中国目前政治体制之下, 法院既要多方位参与社会管理, 又想树立司法权威, 就必须对法律视线之外的法院调解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避免审判权的行政化和空洞化。
三、克制的存在———司法产品多样提供范式
既然司法必须供给多样化的产品, 但产品的供给首要考虑供给的能力, 之后进一步对产品的效力进行分类, 确保供给的准确性。
(一) 实践中的悖论对司法产品供给的限制
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法院在供给司法产品的时候存在着两个悖论:
一是司法结构的资源是有限的, 而法律服务、调解与判决获取维持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源都要从中分一杯羹, 势必发生争夺。 (9) 如果法院更多的供给法律服务、调解产品, 虽然可能会降低司法的成本, 但是在硬币的反面, 司法的资源必然要向前两者倾斜, 那么判决的资源将有可能不足, 进而导致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
二是法律服务和调解能否发挥作用, 取决于法官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以公共善和根本正义为目标, 是以具有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为评价标准, 是公民在事关支配公民社会立场的基本观点之间寻求相互重叠的共识面。 (10) 可以说, 法律是社会公民公共理性的集合, 司法过程就是法官运用法律这个“公共理性集合”的体现。法官的工作重心应当是专研运用必要的司法技术和司法解释使得裁判理由符合公共精神。因为, 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就是裁判是否能够体现公共理性。然而, 不同于裁判有法可依的情况, 不论是诉讼中的调解还是法院提供的法律服务, 其法官个人的公共理性有很强的依赖性, 需要法官保持高度的公共意识, 基于公共理性提出调解方案, 用公共理由说服当事人妥协让步、达成合意, 而不能杂揉法官个人目的或审判权本位主义的需求。○11这种事实上是道德层面上对法院和法官的要求, 在事实运作上没有任何的程序和法律来规范法官的公共理性。调解优先和诉调对接改革实践中公共理性不足的问题应当引起实务届和法律界的足够重视。因此基于以上两点悖论, 在法律服务和调解的两项司法产品供给上必须严格的限定其范围和效力, 以防止出现前文所述的对民事诉讼的破坏。
(二) 司法产品供给原则和多样要求
正如前文所述, 由于司法产品的多样和不同的差异, 因此司法产品的供给需要各自遵守严格的供给规则, 具体如下:
1. 严格遵守程序和追求真相的裁判
与调解不同, 审判权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程序公开、结果公开、法安定性、法律续造、合法听审以及法官受法律约束。她是在当事人之间已经无法维持现有法律关系, 要求通过适用法律来确认保护实体请求权, 因此, 这就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严格遵守程序法律规定, 追求案件真相, 判断当事人之间的是非曲直。这些都与下文将谈到的调解的追求价值不同, 因此, 不计司法成本的程序和真相追求, 是裁判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途径的必然要求, 也是司法公正的立基之石。
2. 追求平和与裁判分离的调解
我们从调解与裁判的目的来分析, 调解的目的在于维持当事人之间既有的法律关系, 并维持的法和平, 其着眼于解决未来潜在的争议、挽回关系受损之局面、重塑个人或商务关机以及共同策划未来前景。○12而裁判的目的截然不同, 其着眼于依照既有法律, 解决已经存在的争议, 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因此, 让裁判法官同时实施以利益为导向的调解活动和以程序为导向的裁判活动, 不仅会模糊审判法官的形象, 而且也无助于调解成功。因此, 《欧盟调解指令》也强调“调解由不拥有裁判权限的人员实施。”而在西班牙调解制度的最新发展中, 我们也看到了“调解条款或约定在当事人之间虽只具有合同的约束力, 但一经提起法院, 却可以使当事人一方已经提起的诉讼程序中断。”○13在目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 调审分离也是学界提出的重要口号, 欧盟各国尤其是德国在调解和解方面不同的程序规定,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 严格限缩和不具效力的法律服务
法院提供法律服务应当严格限缩, 而且其启动也需要一定的程序, 否则就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对司法程序重复的反感。一般而言, 法院提供法律服务应当限缩在公共事件领域, 这里的公共事件以在辖区范围内有重大影响或者涉及党政部门重要决策为立足点, 并且以本地党委政府的请求为程序要件。对于私人之间的纠纷, 还是适合交给私人合意处理。否则法院司法权不仅涉及社会治理, 还入侵了私人的领域,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关键词：人民调解委员会；纠纷；利弊
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民间人际交往甚密，熟人社会的文化基础使调解成为普遍接受的解决纠纷的手段和途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也明确规定调解作为的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之一。调节有其独到之处，它是以纠纷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即调解是一种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方式。第三方的介入，平衡了双方地位悬殊的矛盾，使谈判在公正、合理的前提下能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自愿决定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过程具体如何进行、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何决定。
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调解在历史和实践中的实用性，在医疗纠纷解决中创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这一“东方智慧”被很多西方社会采用。为了明确将通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一条法定途径，我国政府通过政策和法律对其地位予以明确。
不仅在《宪法》、《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中对人民调解制度予以规定，而且先后出台相关的专门规定，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等，明确规定人民调解的性质、地位、工作程序、经费保障等。另外，国家有关部委也已经意识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并专门出台了有关规定，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运行、业务指导等方面内容进行规定。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或卫生行政机关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辖区内的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由卫生行政部门或司法行政部门保障，实质上是由政府购买服务，为患者提供了一条利用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
在实践中，利用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医疗纠纷有其优势。
一、人民调解制度和其他纠纷解决途径相比，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立时间短，速度快，而且普及型较强，运作比较成熟，成效比较明显，最重要的是程序简易，患方接受相对容易，回避了患方因为知识文化的差异带来障碍。
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具备专业调解和平衡的优势，比较方便快捷地解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吸收专兼职的医疗、法律专业人员参加调解，能够在专业知识方面建立权威，消除双方协商解决纠纷时可能遇到的患方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增强患者一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同时第三方的介入，平衡了纠纷双方了力量的对比，使患方在心里上不失衡，从而能够在谈判的过程中控制情绪，避免了因为心里失衡带来谈判过程的偏见和过激，导致谈判的中断，有利于和谐氛围的形成，最终在双方自愿和平和的状态下解决争议和分歧。
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医患双方均不收取费用，免除了许多患者对纠纷解决费用的担忧。医疗费用的负担已经给很多中国家庭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加之纠纷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人民调剂委员会免费服务减轻了患方经济上和心里上的负担，从实际角度考虑是有利于医方的，对于谈判环境和结果都是有催化和促进作用的。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有利于政府精简机构和提高效率，也缓解了由医疗领域所引起的针对政府职责不满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目前阶段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专业性长效机制难以持续。尽管立法规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吸收具有医学、法律知识的人员参加调解，但在实践中，具有医学和法学专业背景的人才很难流动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来，即使兼职参与，也往往由于时间的冲突而无法实现每次调解会议有足够的专业人员参与，大大降低第三方参与所产生的积极的效果。无法形成处理医疗纠纷的稳定长效的力量，处理医疗纠纷的局限性慢慢会影响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患方的诚信力，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二）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矛盾的尖锐也影响调解效果的发挥。医疗纠纷发生多是由于造成了患者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严重受损，或者是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因此医患双方冲突较为激烈，而人民调解委员会相比较诉讼解决所具备的法律强制性和威严性是薄弱的，在处理的过程中，医患双方的心理约束力就比较差，导致很多做法和程序等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很难奏效，其结果是调解成功率不高，效果不够理想。
（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经费方面的困难。对已经出台的地方性规范文件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地方政府大多位于经济比较发达，地方政府财力较强的东部地区或大城市，其中多规定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经费保障。这样的模式对于中西部许多不发达地区来说，是存在困难的。而且，尽管地方性规范明确规定由政府提供经费支持，事实上能够提供的经费非常有限，很多时候成为空头支票，这也严重影响这一途径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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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法律分析
对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法律分析
摘 要 为了规范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内容和形式，本文以法律角度对本院签订的医疗纠纷调解协议进行分析，强调要提 高对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法律认知，加强内容审查，正确认识法律效力，扩大适用范围。
关键词 医疗纠纷 调解协议 法律
作者简介：韩惠泉，安徽省临泉县人民医院质控办，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卫生法、医院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260-02
医患调解是化解医疗纠纷的最直接的方式。规范的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不仅体现医疗机构对医疗纠纷的重视程度，还可以有效避免再次纠纷或累诉。本文旨在通过对本院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整理，试从法律角度对协议的合规性进行分析、提出建议，以进一步规范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内容，维护患者及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一、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定义、内容
（一）定义
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它主要是医疗机构和患者及相关利害关系人之间为了解决对医疗护理行为的争议而经双方自愿、平等协商后一致达成的一种合同。
（二）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内容
本院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内容主要是：甲方（医疗机构）、乙方（患者及相关人员）的基本信息；患者在院基本情况、治疗过程、患者现状、后续治疗情况；如患者死亡，乙方是否同意做尸检；甲方告知患者解决的方式、乙方自愿选择调解方式；给付金额与方式；违约责任；生效办法；双方签字盖章（乙方列有患者本人、父母、配偶、所有子女、委托代理人），后附证明材料或授权文件。
（三）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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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分析评价的方法，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司法解释和政策性文件，对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评价。
二、存在的问题
一份完整的医疗纠纷调解协议能全面了解医疗纠纷的主体、内容和处理结果。有瑕疵的调解协议会给医疗纠纷的处理留下隐患。从我院签订的部分调解协议可以发现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一）主体不适格
与患者的关系一栏中，有“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其他关系人”的选项，而“直系亲属”这一选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词语，且与另一选项“法定监护人”有相互重叠之处。有些情况下，患者的相关亲属或其他关系人在签署协议时缺少委托代理关系证明，没有经过患者本人或者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的授权而签订的协议不能正常生效，属于效力待定合同。
（二）缺少医疗过错鉴定依据
在本院签订的调解协议中，患者一方主动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的只有1例。没有过错责任划分依据的调解从根源并不能彻底解决医患纠纷的主要争议。但是也应该看到，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的时间一般比较长，纠纷的当事人往往更倾向于快速解决金钱问题。
（三）纠纷过程书写简单
纠纷过程书写过于简单，没有附上诊疗经过、争议焦点，无法反映纠纷内容。
（四）协议文书缺失
有些医疗纠纷调解成功后，并没有填写正式的协议书，仅有补偿金额的欠条，缺少基本的医疗纠纷原始资料。
三、建议
（一）加强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内容审查
1.增强对法律概念的认知，明确协议的主体
谁才是协议的当事人？其中一方当事人毫无疑问是患者就诊的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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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难点在于如何明确对方当事人的范围。对医疗行为有争议的人有时候不仅仅是患者本人，也就是说医疗纠纷调解的对方当事人与诉讼法上的原告的范围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参考民事诉讼法或其他民事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请求人。民事诉讼法上的原告要求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侵权责任法》第18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请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指出“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赔偿纠纷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则明确医疗赔偿纠纷民事案件，患方起诉的，下列人员为原告：患者本人；患者死亡的，其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但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的除外。
从不同的法律文件可以看出，医疗纠纷的赔偿权利人的范围交互交叉，并不统一。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必须包括全部的权利请求人，具体的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应该为：原则上为患者本人；如果患者能证明自己的伤残等级，还要加上患者的被抚养人；如果患者死亡，除了患者生前的被抚养人，其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患者的配偶、子女、父母）也是赔偿权利请求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除非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不存在或者明确放弃继承权，那么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才得享有赔偿金额的请求权。
根据《民法通则》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的规定，法定监护人是针对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而言。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其配偶、子女不能称为法定监护人，而应该是“近亲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协议中的“直系亲属”并非一个确切的法律概念，由于协议中的金钱赔偿可能涉及到继承问题，建议协议中与患者的关系一栏中应为“本人、配偶、子女、父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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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近亲属（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他关系人（需注明：如被抚养人）”。
还要注意的是，现实中医疗机构不可能对患者的亲属关系进行充分调查，遗漏协议当事人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有相关权利请求人的特别授权。
2.推动医疗过错鉴定
虽然医患双方调解的初衷是快速解决问题，但双方最好能依据权威的医疗鉴定机构或者医院领导层会议进行合理的责任评定，在此基础上的赔偿依据才更让双方信服，今后也不至于协议因“显失公平”被撤销或宣告无效，因为医疗纠纷处理的关键环节在于对医疗过错的责任认定。既然是对医疗机构过错程度的认定，在协议中要避免非法律用词，赔偿项目可以不一一列出，但是要明确是对医疗过错行为的补偿。
（二）正确认识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1.性质之争
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性质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事实上，讨论医疗纠纷是医疗服务合同还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是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应明确的。随着社会不断变化进步，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竞合现象也在不断发展。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法律的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害行为。而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可否认这两者都是债。《民法通则》第84条明确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和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侵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也就是说债是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医患双方就医疗纠纷发生赔偿数额的争议时，就产生了债的法律关系。双方都有权利选择采取哪种方式解决争议。即使认定了医疗机构存在侵权行为，医患双方仍然可以以合同的形式来明确责任的归属，因为“法律并不禁止受害人放弃其权利，除非这种权利本身又是其依法应承担的义务。”
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属无名合同。根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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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则》、《合同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只要不是涉嫌故意隐瞒重大医疗过失行为、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条款的行为，双方可以在自愿、公平的基础上签订协议，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会被法院撤销或宣告无效。
2.效力之争
有些人认为协议的法律效力要弱于司法机构的裁判或调解，事实上，司法机构的裁决也是要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上两者依据相同，没有高低之分。再者，法院宣告合同条款的效力是基于对合同的合法性审查，不是因为司法机关的权力大于民事主体。另外，医患双方就医疗纠纷签订调解协议后，再次因该纠纷诉至法院的，原则上法院以合同纠纷来处理，不再以医疗损害责任为案由审理，如《意见》规定：“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前，已与医疗机构就医疗赔偿争议的解决达成过调解协议，按合同纠纷处理，不再按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审理。当事人坚持要求按医疗赔偿纠纷审理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调解协议无效或需要被撤销的除外。”因此，医患双方应当遵守他们签订的合法合理的协议。
（三）扩大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适用范围
当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医患双方进行协商，还有第三方调解机制，如各个地级市正在完善的依托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之下的医疗调解委员会；卫生行政部门调解等行政手段也是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之一；而提起民事诉讼是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也是最强有力的司法途径。医疗机构和患者一方是医疗纠纷的主要当事人，要灵活运用并重视调解协议的作用。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不一定是双方解决的最后程序，并不阻却司法或行政程序的介入。调解协议可以适用法院判决、调解、裁定程序过程之前、之中和之后。在协议条款合法、合理的前提下，医患双方自主协商始终是较为理想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四）其他建议
医疗机构及全社会要加强对患者一方权利救济途径的宣传，确保医患双方用合法的手段来解决纠纷。医疗机构要加强医疗纠纷资料的管理，重视协议文书的法律意义。最重要的是医疗机构一方要提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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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识，尊重患者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健康权和生命权，保障医疗安全质量才能从根源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参考文献：
（一）继承遗产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格式
人民调解协议书（继承遗产纠纷用）
（）呼 人调字 号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被继承人的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被继承人的
被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被继承人的
被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被继承人的
被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 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被继承人的
纠纷的主要事实和争议事项：被继承人 于 年
月 日死亡。遗产范围及存放保管地点：。
与被继承人系 关系，与被继承人系 关系，与被继承人系 关系。确定
为法定继承，为遗嘱，声明放弃继承。有身孕，应保留胎儿的遗产份额。因
提出，引起纠纷，申请调解。
本案各方当事人自愿将继承遗产纠纷申请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经审查，本案符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条件，在人民调解员 主持调解下，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继承，遗嘱内容，履行方式 履行期限。
2、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3、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4、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5、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6、没有继承权。
本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自觉和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双方自愿于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向呼图壁县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一经司法确认，本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一方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协议一式 份，由双方当事人、调解组织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履行方式
，履行方式
，履行方式
，履行方式
申请人（签名）被申请人（签名）调解员（签名）记录人（签名）
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年 月 日
（二）继承遗产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格式说明
1、关于纠纷双方当事人。继承纠纷当事人一般较多，应将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列为案件的当事人，包括：(1)配偶，即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或者妻，已经离婚的或者尚未结婚的不是配偶，不享有继承权；依据婚姻法的规定，构成事实婚姻的相互享有继承权。(2)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相互之间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养子女与其亲生父母相互之间由于没有法律关系，所以不具有继承权；继子女与其继父母之间由于形成抚养关系而相互具有继承权的，不影响与其亲生父母之间的继承权。(3)父母，与子女相对应。(4)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5)养孙子女，与养祖父母之间互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里所谓的养孙子女，是指由其养祖父母直接收养为孙子女的情形，而不是指由养祖父母的子女收养为子女从而形成祖父母与孙子女之关系的情形。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把第二顺序继承人列为案件当事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中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且不论男女继承权是平等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俗称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第二顺序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的法定扶养、赡养义务关系。此外还要把遗嘱继承人全部列为纠纷的当事人。
2、关于继承遗产纠纷的主要事实。（1）写明被继承人死亡时间，以确定开始继承的时间。表述为被继承人××于×年×月×日死亡。（2）写明遗产的范围及存放地点和保管人。表述如：“座落于×地的多少平方的房产一套；储蓄于×银行的存款人民币多少元，现存折由×人保管；存放于×地的电视机2台，等。”（3）当事人与被继承人的关系，即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关系。可表述为：“××与被继承人××系配偶关系，××与被继承人系父子关系。”（4）写明继承方式。继承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法定继承，一种是遗嘱继承。此外，还有遗赠扶养协议。公民死后，如果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的，财产继承应按遗嘱的内容执行。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按法定继承方式进行：被继承人生前未立遗嘱，或者遗嘱全部无效；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遗赠受领人放弃受领；遗嘱继承人、遗赠受领人先于遗嘱人死亡；遗嘱未加处分的遗产；遗嘱部分无效，无效部分所涉及遗产。如表述为：“××、××、××系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遗嘱继承人。”（5）写明有无胎儿的情况。如有有怀孕胎儿，而该胎儿出生后应属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应当为胎儿保留继承份额。（6）写明是否有放弃继承的情况。（7）写明纠纷的起因。
3、关于继承遗产纠纷协议内容。协议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各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份额、遗产分割方式、协议履行方式、履行期限等。
继承遗产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范例
人民调解协议书（继承遗产纠纷用）
（2015）呼大人调字1号
申请人姓名 石艳华 性别 女 出生年月日 1962年10月2日出生 民族 汉族 职业 农民 住址 呼图壁县大丰镇南村
身份证号码 ***222 联系方式 *** 申请人姓名石艳丽 性别女 出生年月日 1968年1月6 身份证号码 ***222 联系方式 *** 申请人姓名 石卫东 性别 男 出生年月日 1969年5月12日出生 民族汉族 职业 农民 住址 呼图壁县大丰镇南村
身份证号码 ***221 联系方式 *** 被申请人姓名 黄绍泉 性别 男 出生年月日 1929年6月12日出生 民族 汉族 职业农民 住址呼图壁县大丰镇南村
身份证号码 ***221 联系方式 *** 与被继承人系 夫妻关系
被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出生民族汉族 职业农民 住址 呼图壁县大丰镇南村 日出生 民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申请人的
纠纷的主要事实和争议事项：被继承人 姚秀清 于 2002 年 6 月 14 日死亡。遗产范围及存放保管地点： 被申请人黄绍泉与被继承人姚秀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位于呼图壁县南村30号楼西单元一楼西户70型楼房1套，交购房款27124元；2003年7月，姚秀清因生前在采油厂从事家属工劳动237个月，即自1966年7月至1986年3月，获得退养家属一次性退养金利息差6744.4元，由被申请人黄绍泉领取。
被申请人黄绍泉 与被继承人系 1986年1月30日登记结婚再婚的夫妻 关系，申请人石艳华、石艳丽、石卫东 与被继承人系 被继承人姚秀清与其前夫生育三子女 关系，—————— 与被继承人系 ———————— 关系。确定申请人石艳华、石艳丽、石卫东和被申请人黄绍泉为法定继承，申请人石卫东 为遗嘱继承，2002年4月27日，被继承人姚秀清立录音遗嘱一份，内容为：将其个人财产70型楼房的一半处分给儿子石卫东继承。———— 声明放弃继承。———— 有身孕，应保留胎儿的遗产份额。因 三申请人提出要求继承遗产，引起纠纷，申请调解。
本案各方当事人自愿将继承遗产纠纷申请 大丰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经审查，本案符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条件，在人民调解员 张坚 主持调解下，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申请人石卫东继承遗产所占份额 占房产的50%，即
由被申请人黄绍泉居住使用位于南村小区30号楼西单元一楼西户的70型楼房；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石卫东房屋分割款7万元，履行方式 现金支付 履行期限 2012年2月15日前。
2、申请人石艳华、石艳丽、石卫东继承遗产所占份额 各占退休金利息差1/4，即 被申请人黄绍泉支付申请人石艳华、石艳丽、石卫东利息差各1686.1元，履行方式 现金支付 履行期限 2012年2月15日前。
3、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4、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5、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6、没有继承权。
本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自觉和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双方自愿于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向呼图壁县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一经司法确认，本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一方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履行方式
，履行方式
，履行方式 本协议一式 5 份，由双方当事人、调解组织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申请人（签名）石艳华等三人 被申请人（签名）黄绍泉
2012 年 2 月 1 日 2012 年 2 月 1 日
调解员（签名）
关键词：农村纠纷；调节机制；困境
正是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才把研究和调查的目光转向农村的纠纷调解机制，来应对这样一些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农村的纠纷调解机制是否与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相契合，支撑农村纠纷调解机制运行的内在因素又是什么，这一机制还有那些不足，如何进行完善等等。本文以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镇黄行村为样本，对农村法制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农村法制建设的几点对策，以期活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黄行村情况简介
黄行村位于白蒲镇东北角，东临如东县新店镇，现黄行村由原黄行、顾井、湾楼3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共有31个村民小组，总户数1106户，农业人口3582人，区域总面积约7000亩，其中耕地面积4160亩，全员劳力1315个。虽然黄行村地理优势不明显，但民风淳朴，干群关系融洽，连续多年被评为如皋市文明村。
二、目前黄行村纠纷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
调解虽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村民的法治理念日益增强，观念的碰撞产生了诸多调解方面的矛盾。
（一）调解制度的“公正”问题
只要是一种纠纷的解决模式，就不能片面地追求解决而必须还要是一种公正的解决。否则，背离了公正就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激化矛盾，虽然从激化到矛盾的真正爆发还需要时间和数量的累积，但是每一次的不公正都为引发更大的纠纷和冲突埋下了隐患。相对于诉讼，公正问题在调解中就显得尤为突出，因为诉讼至少还有着一系列的程序作为保证，程序的严格遵循不仅可以实现程序正义本身，而且有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然而，调解所依赖的只能是调解员良好的素质和当事人彼此之间的相互合作。
（二）调解制度的“强制”难题
这里的强制一方面是指调解过程的强制，另一方面是指调解協议的强制。调解的一个显著的优点就在于它的自愿性，1989年国务院通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六条就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应当遵守以下原则：……（二）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三、黄行村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
（一）严格调解员的选任
相对于诉讼而言，在调解机制的运行当中“人”的作用更为凸现，甚至不太恰当地说，调解的中“人治”多于“法治”。在这样的前提下，选任什么样的人作为调解员对于整个调解制度的成败得失是决定性的。农村调解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和挑战，归根结底都跟调解人员的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如果能够选任出称职而又合格的调解员，那么农村纠纷调解机制的各种难题即使不是迎刃而解，也至少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的缓和。
（二）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
如果我们将农村调解机制置于制度层面进行考察，那么它的良好运行除了人的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还要回到制度本身的建构上，既然人性难以完全信赖，我们就只能希望以制度来约束并不可靠的人性，从而使人性向“善”（善良）使制度向“善”（完善）。一提到制度人们就会自然地想到程序、监督等，然而具体到农村的纠纷调解机制，这一问题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其他的制度相比，调解需要的制度束缚恰恰是“微量”的。它的最大优势之一就在于灵活性，相反调解机制一旦陷入制度所预设的种种“圈套”，它就会面临致命性的挑战：一方面它的便捷灵活的特点没有了，另一方面它的正式性又无法与诉讼相提并论，如此一来就等于抽取调解制度的精髓而留下没有太大意义的躯壳。制度约束的松散性也并不意味着调解可以“无法无天”，它也仍然是在法治建构的背景下展开的，有着一些它所不能触碰的“高压线”，例如对于刑事案件的回避、直接强制手段的回避等等。提高民众的法律素质不能局限于那些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体法，例如婚姻法、继承法、土地法等，还必须普及与人民调解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使得群众能够以法律为标准来监督和检验调解工作的是非得失。
（三）明确制度的层级构建
在对农村纠纷调解机制的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在促成调解的诸多因素中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权威情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权威情节在某种程度上既是“暴力”的异化，也是“官本位”心态的变形。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解层级设置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使得纠纷在这些逐级上升的调解层级中被不断过滤、消解。因此，调解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在于明确调解制度的层级建构并将其规范化和实质化。而在对这种调节制度进行程序性改造和完善的同时，也决不可忽略了对于其解决纠纷的公平、公正的实质性要求。
四、结语
在黄行村，与其他村落一样，调解也许会在某一天和其他的很多事物一样，悄然地走进自己生命的终点，淡出历史的舞台，这一切的发生或许会是明天，但决不是今天。于是，对于农村调解我们要做的仍是“改革”，还不是“革命”。至于这场改革由谁来改、改什么、怎么改，虽然本文对之做了一个基本的讨论，但是这种讨论却是有限度的，因为，“武器的批判是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的”，农村调解制度的改革问题最终的回答必须由改革的实践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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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患关系现状及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我国医患关系有激化的趋势,医疗纠纷愈演愈烈。患者方的利益虽然在得到了较多的保护,但由于解决机制的不完善,亦因个别患者方缺乏法律意识,因医疗纠纷而干扰医院的正常医疗工作秩序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华医院管理学会2005年6~7月份对全国270家医院调查结果显示: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现象;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围攻、威胁院长情况[1]。这种紧张的医患关系成因复杂,既有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还有管理监督不力等原因。其中不利于患方积极处理纠纷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1 医患之间缺乏信任
医患之间缺乏信任,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医务人员不能设身处地替患者着想,而是较多地考虑医疗机构和自身的利益。而有些患者对医务人员也缺乏理解,不了解医学的复杂性,对医务人员的行为总是怀有戒心,以致对应当予以理解的事情也不能正确对待而纠缠不休。
1.2 医患沟通不够
医患沟通不够、医疗纠纷增加,是医患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有统计表明:在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中,由于医患沟通不够,医患关系不和谐导致的纠纷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
1.3 患者申诉和维护权益渠道不畅通
患者申诉和维护权益渠道不畅通是影响医患关系的直接原因。我国虽已于2002年就实施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但发生医疗事故之后,由于维护权益成本太高,患者要想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权益,实际上仍是件很难的事情。
2 医疗纠纷现行主要处理制度的缺陷
2.1 行政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多数情况下不主动介入,主要看当事人的意愿。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与卫生技术人员的行政管理机关,有责任对医疗中的安全、质量问题主动介入。
第二,范围仅仅限于判别是否是“医疗事故”,是事故的可能予以处理,而对不构成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则基本不予处理。
第三,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医疗纠纷程序不严谨,出现各地的不统一、有关人员行使权力随意性强。
第四,卫生行政部门完全以鉴定结论为处理依据,而鉴定中使用的证据的真实性疑义没有有效的法律解决措施,即鉴定的权威性不足。
第五,卫生行政部门普遍存在对患者“冷”、对医方“温”的态度,得不到患者的信任。
2.2 诉讼解决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从患方角度来看,诉讼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需要做鉴定的,鉴定程序冗长,使患方耗费金钱、时间、人力,但是结果却是未知数。
第二,对患者来说,举证、发言涉及医学和法律的双重难题,在这两方面都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而作为医学行业中的一员,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任何专家愿意为患方出庭说明专业问题。
第三,医疗纠纷审理的法律适用方面存在混乱。在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的认定上,《民法通则》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不一致处,司法解释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不一致处,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确了在医疗纠纷的审判中应该参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由于出发点不同,导致了审判人员在审判中对医疗纠纷的具体适用法律的不同,判决结果自然不同。
第四,司法机关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调解,使诉讼中的调解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3 独立第三方调解的国内外实行情况
3.1 我国诉讼外调解解决医疗纠纷概况
我国近几年在部分地区建立了非官方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如山西省、北京市卫生法学会、北京丰台地区、苏州、浙江省的宁波市、台州等地。文献介绍,山西省、北京市的调解机构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北京卫生法研究会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成立第1年,医责险报案630件,受理625件。全年结案392例,结案占受理案件的62.7%。其中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300例,占结案的77.0%。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患者三方反馈意见,基本满意度达到85%以上[2]。这是非常有成效、很鼓舞人的成果。
3.2 我国台湾地区诉讼外调解解决医疗纠纷机制
台湾的调解机制也有法院调解、卫生行政机关成立调解委员会调解。此外,台湾还有其他许多民间团体也参与了医疗纠纷的调解或者协商,如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简称消基会)、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简称医改会)、各地的医师公会等。根据调查,有42%的患者家属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会选择“消基会”调解。
3.3 国外运用诉讼外调解机制解决医疗纠纷的经验
日本厚生省的内部资料显示:从1989年到2000年3月,全日本的国立医院、疗养院(所)因为医疗过失而导致医疗机构赔偿的医疗纠纷私下和解的超过半数以上。在已经提出的医疗纠纷诉讼中,又只有40%被判决,50%是通过和解结案的[3]。
美国100个住院病人中,就有1个会出现医疗事故,但是其中对医疗机构提出医疗行为侵权之诉的仅仅为1/8。1997年,美国仲裁协会、美国律师协会以及美国医药协会作为发起机构,联合成立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调解不成的,提交仲裁。仲裁员还是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即转入仲裁程序。根据报告,医疗纠纷的85%左右的争端的解决是采用了调解这一方式[3]。
德国对于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除了通过法院寻求解决的途径外,采用最多的还是庭外解决的方式。调解处是德国设立的专门负责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机构,由各州的医师协会单独或者几个州的医师协会联合设立,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调解处的工作人员由法律人士和医师组成。设立调解处的优点,首先是由于该机构的办公费用都是由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支出,因此病人或家属在求助的时候,几乎不用支付费用。其次,由于避免了患者与医生之间“对簿公堂”,也有利于整体医患关系的和谐。
4 我国设立中立第三方调解机构建议
4.1 建立中立、公平的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调解委员会”
诉讼外解决制度能否具有生命力,其关键在于“第三人”是否是真正中立的。基于医疗纠纷无法克服的“专业性”,真正查明或者发现医疗纠纷的真相,需要医学专家参加,因此在制度中排除医学人士的参与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从组织机构上保持其中立的地位。因此,调解委员会应当与卫生行政部门、医学会、医师团体、医疗机构等无组织关系。实践表明:有些地方实行医疗责任保险后,该机构设置于保险公司。该做法的弊端在于,保险公司是双方当事人之一,由他设立的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其公正性容易受质疑;有的地方由卫生法学会组织,也有的由地方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等等。但这些调解机构有运行经费、人员配置、社会活动能力、调解的权威性等方面的问题,在工作开展中有很大的困难。
鉴于以上简单分析,笔者认为该机构应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管辖为佳。首先,司法机关是以管辖涉法事务为责,医疗纠纷自然是其责任范围内事项。其次,司法机关与医方、患方均无行业等方面的关系,中立地位确切。再次,司法机关是国家机关,具有权威性。
4.2 调解委员会调解人员组成
调解员的人选应该包括法律专家、医学专家,这是不可缺的专业人员。仿照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制度,建立医疗纠纷调解人员库。在纠纷个案处理方面,随机抽取各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人员;或者由委员会自行选择调解员;或者由当事人选择调解员。
4.3 由国家设立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调解机构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医疗纠纷的调解均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是调解的法律性质决定的。但是应当确立一种理念,即调解结果应当得到尊重、执行。鉴于国家与民间的地位的不同,建议由国家设立、司法机关管理与监督,建立组织健全、制度完善、有人力、物力保障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这样的机构既有权威性,又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刘跃,张圣泉.医患和谐十法[J].现代医院管理,2006;(2)14.
[2]刘洪田,张云霖,吴舒玲.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是解决处理纠纷的新平台.中国医院管理,200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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