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的近义词

支援的近义词（精选11篇）

支援的近义词 篇1

一、“鄂兴对口支援”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弊端

对口支援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 - 市场 - 社会”三方在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正确定位,必须充分发挥三者各自的优势和长处。在鄂尔多斯市对口援建兴安盟项目中,目前已基本形成了“政府援建基础设施,企业援建经济项目”的合理分工,节约了政府的资源,同时又调动了社会资源,形成了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然而,缺乏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和物资的筹集机制,使得经费短缺已成为制约对口支援工作可持续发展和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关键性问题。单一的财政资金来源导致低效率,政府调控失灵就会出现资源浪费、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单一的财政资金来源具有高风险,一旦支援地发生经济危机,就将面临沉重的财政负担。近两年鄂尔多斯市自身受经济危机影响,巨大的财政负担呼吁着合理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亟待多元资金来源的介入。“兄弟式互助”必须从情感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必须从单纯的行政指令与事实行为、上升到法律规定与制度行为。

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无偿”的财政资源均衡行为,然而,横向对口支援的最终目的在于,以对口援助为契机促进府际交流,变“单向支援”为“双向合作”。显然,在目前应急性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行为下, 无法实现对口支援的双赢效果,行政指令也无法实现向市场行为的和平过渡。由此,建立起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明晰对口支援横向财政转移资源的运作方式,提高市场与社会的参与度,才能实现构建横向对口支援长效机制的路径目标。

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及其效果评估

综合来看,可以从几个角度认识横向转移支付的目标 :王绍光(2002) 提出了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服务于国家统一的政治逻辑。朱汉清(2002) 通过考察财政的横向公平,提出了横向转移支付的“效率”目标。陈秀山和张启春(2003)认为“横向平衡目标本身是规范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设计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从而提出实现其区域均衡效应的目标走向。安体富(2007) 认为“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灵魂”。刘铁(2010)针对重大自然灾害及突发事故,提出“将临时性的横向转移支付措施上升到法律层面,变成一种长效机制。”伍文中(2012)则提出了横向转移支付的伦理基础,即共同富裕论、政治稳定论、民族特殊论、生态补偿论、基本权力均等论、灾害及突发事变论。

而对于目标实现效果的评估,学者产生了意见分歧。一方面认为转移支付制度无法实现构想目标。刘溶沧(2002) 在总结了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模式后,认为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实现横向平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张明喜(2006)通过对1995-2004年各省 (市、区)的经济数据的实证检验,认为“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同样,乔宝云(2006)也基于实证研究,认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抑制了地方财政的努力程度”。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转移支付制度是有效的。李波和陈明(2009)基于湖北省2004-2006年县级转移支付数据,得出了“转移支付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的结论。范子英(2010)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认为“地区性的转移支付由于间接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因此是有效的。”

三、对口支援中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

( 一)科学界定对口支援中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边界

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财政政策的一种手段,属于分配范畴。这就要求其分配应遵循公平原则,其功能定位应首先围绕民生工程,尤其是涉及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生活方面应大力投入,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应明确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在整个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在职能界定上回归理性,在财政职能范围内充分发挥其作用,避免出现越位现象或缺位现象。

(二)扩大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明确支援方和受援方的职责

2014年是“鄂兴对口支援”实施第4年,支援项目进入精细化阶段,亟需自治区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快资源配置速度。要提高对口支援中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资源配置效力,支援方不仅需要加大支付力度,更应了解受援方需求,切实满足当地需要,不能应付国家给予的使命,搞形象工程。同时,支援方也要不断地壮大自己,通过企业援助、社会资金投资等方式,变“无偿”转移支付为“双赢”对口援助。

(三)构建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组织结构框架,实现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体制化

内蒙古自治区为推进对口支援工作,成立了“鄂尔多斯市对口支援兴安盟工作办公室”(简称“援兴办”),走出了探索对口支援长效机制建设的第一步。同样,为了确保转移支付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也需要建立专门管理横向转移支付资金的组织机构,如德国和澳大利亚的“联邦拨款委员会”。结合我国的国情,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负责横向转移支付的执行和监督 ;或者在财政系统中单列一个管理机构,专项负责横向转移支付事宜。

省域内对口支援过程中政府援建与企业援建并行的思路,体现了我国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一大特色,即政府间转移支付资金“双向流动”并存,事实上反映出转移支付形式过于繁杂,不够规范。可以考虑优化转移支付形式,减少对财力较充裕地区的税收增量返还, 增加对财力较薄弱地区的税收增量返还,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调节地区间财力分布的目的。

走出去的企业需要后方支援 篇2

我们发现，目前活动在非洲的中国“民营企业”有三类：一类是品牌企业，如华为等，他们在国外主要以承接大型工程为主，但这类企业寥寥无几；第二类是一些把工厂移到非洲的制造业企业，因为税率和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这些企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低成本，避开西方国家诸如配额之类的非关税壁垒；最后一类，也是最多的，便是小贩，他们背着包，四处兜售自己包里的产品。这些“背包族”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人和中国品牌的形象。通过这次“非洲之旅”，我们的同行人员也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说，大家认为：

第一，民间经贸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多年来，我国对非洲国家给予了许多援助，有些政府援助的经济项目，由于体制方面等原因，投产后不易形成好的经营成果。民间经贸投资完全是民营企业自己决策，风险自担，干下去的一定是能赚钱的，有钱赚证明运行得好，双方都会获益。如此，就会促进双方的外交和政治关系。

第二，商会、银行等机构应向国外延伸。“走出去”的企业就像是远洋作战的部队，需要得到后方的有力支援。过去，工商联和商会等组织都是立足国内，服务国内，在新的战略背景下，服务工作有向国外延伸的必要。既是延伸到国外，则由于环境的变化，这部分工作就要因为新的情势而有所改变，至于如何改变，如何适应，还有许多的新课题亟待研究。

第三，应高度重视文化“走出去”工作。只有文化先行，才能为经贸“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氛围环境。走出去的华商应恪守商德，为所在的国家发展经济做贡献，同时要树立良好企业形象，这样才能取信于当地人民，从而得到长远的发展。

支援的近义词 篇3

卫生半年工作总结

自我省“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活动开展后，在县卫生局的领导及组织下，我院本着提高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医疗救治，使农民就近得到较高水平的基本医疗服务，缓解基层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和提高基层医院管理水平的宗旨。现将半年工作总结如下：

2011年04月01日，支援医院下派人员（xx）支援我院。

1、自支援医院下派人员到达我院，并未因我院食宿不周，交通不便而抱怨，而是积极的投入到的工作中与我院广大医护人员一同坐诊、下村开展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共为医院的发展劳力费心。

2、下派医师不仅与我院医务人员同甘共苦，还额外肩负着培养帮扶我院医务人员的工作，他们在门诊病区开展正常医疗工作的同时还开展技术培训，集中授课，弥补我院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的不足，以自身的经验和专业技术作参考为我院的建设提出了诸多建议。

3、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活动的开展中，作为受援医疗单位，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弊病和不足，但新鲜力量的加盟和高级技术人才的流动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总之，上级对口支援我院，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对口支援工作给我院带来的明显变化，在规范管理、规范行为、规范操作、规范诊疗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改善，医护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我们决心，一定抓住对口支援难得的机遇，在各领导关心支持下，在各位专家的精心指导下，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进一步提升医院综合实力，促进对口支援工作健康持续发展，使我院的各项医疗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xx卫生院

疫情防控的支援服务心得体会 篇4

平萍说，疫情发生以来，活跃在全省4.8万个社区和村庄的妇联“四组一队”巾帼志愿者起早贪黑参与联防联控。她们密切关注返乡人员动态，拿起小喇叭，走村串户，宣传防护知识，巡防排查重点人员，严防死守重要卡口，劝导群众不聚会、少外出，并为一户户隔离群众代买代办、送去生活物资，切实当好宣传员、监督员、战斗员、勤务员。南阳市西关社区王书爱的手机上每天都留下2万多步的行走记录，群里其他工作人员的步数也都在万步以上。这些平凡娘子军用实实在在的脚步构筑起守护社区村庄的有效防线。

为了团结引领广大巾帼志愿者在守望相助、关爱一线中传递温暖。省妇联发起“豫爱共行，防抗疫情”公益项目和“三送”——娘家人暖心服务行动，募集资金286万元，支援湖北、河南疫情防控，通过筹措物资、提供暖心服务等方式，为全省援助湖北医护人员家庭一送暖心包、二送爱心菜、三送贴心帮，为“逆行者”们守护好“家港湾”，目前已为732户家庭送去爱心菜1464份，让远在湖北的白衣战士感受到来自家乡“娘家人”的关怀和温暖。

此外，妇联组织面向邻里家庭，团结引领广大巾帼志愿者专家团队在心理疏导、居家服务中奉献爱心。发起“宅家战疫 阳光计划”，组建专家群、工作群，通过每日线上公益微课，分享健康防疫、家庭教育课程，受众数十万人。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祝福祖国 记录温暖”作品征集，引导学生居家创作展示才艺。通过12338热线等渠道，为群众提供心理咨询等服务。

支援的近义词 篇5

为加大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宣传工作力度，昌东镇组织开展防疫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大街小巷、社区小区，用手持喇叭广播，发放《致湖北武汉来赣返赣人员的一封信》及相关宣传单页、张贴宣传海报等“接地气”的做法，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真正把疫情防控宣传送到居民家中。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山湖村于1月30日组织全体党员开展“新型肺炎联防联控”党员志愿者活动。支部书记胡春根同志，带领党员同志们举起右手宣誓：“联防联控很重要，我是党员我带头。”随后全体党员志愿者带着横幅、手拿宣传单，循环播放防疫口号，深入村内宣传。

为解决疫情期间行动不便的独居或高龄老人以及武汉返乡居民在居家隔离期间物资供应问题，蓝湾社区党组织成立了“爱心送菜”志愿小分队，组织党员志愿者定期上门，购买生活用品，逐户送去“爱心菜”，倾倒生活垃圾，用真心，真情帮助居民，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山湖村志愿者徐金义同志得知昌东镇应急物资匮乏，捐赠方便面100箱、八宝粥100箱、农夫山泉100提，为志愿者点赞!

志愿者们积极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戮力同心、团结一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与此同时，艾溪湖管理处也组织各村(社区)开展了疫情防控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积极践行志愿服务精神，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带头宣传、科学排查，以实际行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健康告知书》、LED显示屏、悬挂横幅、张贴指示牌、流动广播、入户走访等形式广泛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同时，在各村(社区)住宅小区出入口卡点提醒广大居民自觉戴好防护口罩，并进行体温测量，发放宣传单，告知居民防疫的重要性，发现疫情线索及时联系相关部门、单位，齐心协力，积极营造理性和谐、不造谣不传谣的良好社会氛围，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部分小区居民因不方便外出购物，志愿者们还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购买生活物品，提供上门服务，他们的行为获得居民们一致称赞。

支援的近义词 篇6

关键词：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建议

一、对口支援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 对口支援工作经费匮乏, 支援高校成本收益不相称

对口支援工作是在没有任何专项经费的情况下, 以政治任务的形式启动的。就目前而言, 对口支援工作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自身的固定办学经费。随着对口支援工作的逐步推进, 各方面工作都对经费的支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 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双方都普遍感到经费短缺, 并已成为制约对口支援工作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瓶颈和关键性问题。

对口支援工作的实施, 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都付出了较高的成本, 尤其是支援高校, 不仅要为受援高校提供相应的科研启动资金、图书资料、教学仪器和双方交流人员的差旅费、招待费及生活补助[1], 而且由于对口支援工作人员、经费的调配问题, 还会给学校的正常工作带来影响和延误。而就对口支援工作可带来的学术收益 (学科水平的发展和提高、人才的锻炼) 、政治收益 (学校知名度、美誉度的提高) 和经济收益 (学校资金的增加) 三方面收益而言[2], 目前支援高校只是在政治收益方面有所收获, 学术收益则微乎其微, 经济收益是入不敷出。受援高校的收益情况虽然比支援高校要好, 但与其付出的成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 对口支援工作政治色彩较浓, 高校主动性不强

由于对口支援工作是教育部以政治任务的形式启动的, 导致一些高校仅仅把对口支援工作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在思想认识上并没有把它作为自身工作使命的一部分, 从局外人的立场上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不仅不能很好地促进受援高校的发展,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支援高校自身发展的一种负担。况且, 对口支援工作实际运行经费的不足, 支援学校和受援学校的资源消耗得不到及时的补充, 学校支付的成本得不到有效补偿, 使得双方失去了继续参与对口支援工作的热情和动力。长此以往, 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的积极性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政治任务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和一定的强制性, 决定了现行对口支援工作的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不仅主导对口支援政策的制定, 同时还主导对口支援资源的分配。这种模式虽然可以发挥政府集中管理的优势, 以其强大的政权力量整合各种资源, 瞄准主要方向进行快速直接的支援。但是, 对口支援工作的实施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各支援学校和受援学校, 他们才是对口支援工作的主体, 而现行模式并不能充分体现他们的主人翁地位, 致使实践中高校主动性不强。

(三) 对口支援工作实效考评指标不明确, 高校责任意识模糊

对口支援工作实施以来, 相关各高校都积极贯彻落实教育部提出的“以人才培养工作为中心, 以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建设为重点, 促进受援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 为受援高校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要求[3], 严格按照对口支援的有关政策和规定, 通过领导和教师互访、干部挂职锻炼、科研合作、选派专家讲授课程或开展讲座、联合举办学术会议、联合培养研究生及图书、设备资源共享等多种形式, 开展了一系列对口支援活动。

对于如何考评对口支援工作实际成效的标准问题, 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各高校通常只能以相关活动开展的次数这一量化指标来衡量对口支援工作的成效。虽然量化的数字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高校间对口支援工作的开展情况, 但仅仅通过数字的简单描述, 很难反映出受援高校得到了哪些实质性的发展, 也不足以考证其发展的程度如何。而没有这些实质性的考评指标, 必然给对口支援高校双方以可乘之机, 使其滋生懈怠思想, 从而模糊高校在对口支援工作中的责任意识。

二、今后开展对口支援工作的建议

(一) 统筹增加专项资金投入, 形成对口支援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对口支援仅靠国家部署、学校政治自觉是不科学的, 资金保证是建立对口支援长效机制的基础。由于对口支援工作没有任何专项资金的支撑, 而且支援高校支付的成本与其所获的收益不相称, 长此以往支援高校自身发展也会面临较大的经济问题。根据经济学的理论, 市场经济主体一切理性行为选择的依据和宗旨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这说明支援高校完全处于经济负收益 (纯支出) 状况的行为是非理性的, 也是不可长久的。伴随对口支援范围的不断扩大, 如果没有中央专项经费的保障, 后续的对口支援工作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因此, 无论是从对口支援的长远发展还是从扩大对口支援范围的角度看, 要做到理性而长久地推动西部地区高校的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必须使支援学校在与西部地区高校交往活动中获取经济方面的正收益。这就迫切要求国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对对口支援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 通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拨款或政策性金融信贷支持, 设立中长期的、稳定的对口支援专项经费, 加大对口支援资金的投入力度, 以解决对口支援经费短缺的问题。

对口支援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 因此, 今后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积极采取各种措施, 广开渠道, 鼓励企业、个人及其他更多的社会闲散资金对对口支援工作进行多元化的投入。目前, 可在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下, 统筹各种对口支援西部计划, 把此项资金支持列入支持西部民生问题的整体计划中。不仅如此, 我们还应想方设法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 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 坚决杜绝对口支援工作中搞形式主义、走过场, 要坚持“办实事、求实效”的原则, 切实发挥种子的“植入效应”, 形成对口支援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 促进对口支援高校之间的良性互动, 构建对口支援的双赢机制

对口支援如果仅从讲政治的高度来推动是乏力的, 只有通过实现支援“双赢”, 才能激发对口支援的内在动力[4]。这就要求我们以战略联盟的思想为指导, 建立对口支援高校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支援高校而言, 要切实从两校发展的实际现状和未来需求出发, 积极利用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地缘优势, 把握好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时机, 紧紧围绕阻碍和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与受援高校通力合作, 携手促进对口支援工作的不断发展。同时, 支援高校应该确保对口支援工作的常规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要把该项工作纳入到本校整体发展规划中, 从双方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处理和对待对口支援工作。只有这样, 才能将对口支援工作做到长期化、稳定化、深入化, 对口支援的效果才能逐步显现出来。

受援高校应该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对待对口支援工作, 要站在对口支援主体的立场上, 真正发挥对口支援的主观能动性。这要求受援高校一方面要有自己的思路, 有强烈的改革发展意识, 变被动接受为主动谋求发展, 科学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主动利用支援高校的办学经验, 建立适合西部区情和自身校情的办学理念, 指导并促进受援高校的内涵式发展;另一方面要把对口支援工作与当地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相结合, 积极寻找可与支援高校形成互动的合作领域, 力争和支援高校一起主动承担服务于西部大开发的各种攻关和建设项目, 着力为受援学校自身增添新的活力, 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 全面提高受援高校的自主办学能力和整体水平, 力求对口支援的实效性。

(三)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 健全对口支援的考评机制

对口支援考评指标的不确定, 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高校淡化对口支援的责任。因而, 为了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出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深化认识, 不断提高对口支援工作的质量和效益, 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努力实现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必须建立相应的考评对口支援工作实效的评价指标, 逐步健全和完善对口支援工作的考评机制。

对口支援工作是全方位的, 往往涉及高校办学的方方面面, 从理念导入, 到物质捐助;从学科提升, 到管理完善;从干部交流, 到学术合作[5], 这就需要全面、合理、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从对口支援的实践情况来看, 所有工作归根结底都是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展开的, 而学科建设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学科建设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 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服务是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学科建设是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综合平台。因此, 合理考评对口支援工作的绩效指标就是学科建设, 其中又包括学科特色、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条件建设、学术交流等六大方面内容, 评价支援高校在推进受援高校建设与发展方面的实际成效, 必须从这六个方面着手, 看这六个方面是否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就此而言, 健全对口支援的考评机制, 也即要求对口支援高校双方在对口支援工作实践中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切入点和抓手, 严格加强对学科建设六方面内容的监管、考核与评价。

总之, 对口支援工作是我国教育部门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 推动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创新和有力举措, 是高等教育领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10) 》的具体体现和理性选择。在今后工作中, 我们应在不断扩大对口支援范围的同时, 及时建立并逐步完善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制度和运行机制, 进一步加强对口支援模式的创新, 力争形成对口支援长期发展的良性机制。

参考文献

[1][2]刘晓光, 董维春, 唐昕.对口支援西部高校政策的问题与建议[J].中国高教研究, 2006, (12) .

首支援外医疗队的北非岁月 篇7

缺医少药的阿尔及利亚通过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尤其是中国。

中国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支持由来已久。早在1958年9月，阿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的非阿拉伯国家。当年12月，中阿两国建交。为了支持阿独立运动，中国政府向阿临时政府无偿提供了价值约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军火和现汇援助。1962年，为解阿独立后的燃眉之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将9000吨进口小麦直接转拨阿方。

因此，阿尔及利亚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请求。

友邦来信

1962年12月中旬的北京后海，结着厚厚的冰。

后海北沿44號的卫生部大院里，一个贴着国际邮票的狭长的白色信封，摆在了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29岁的工作人员钱君琦的办公桌上。

这是一封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叙亲笔签名的法文信函，由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通过外交部转来，还附有大使馆致卫生部的一封简单公函。

钱君琦所在的对外联络室共两个处，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处，有9个俄文翻译，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处，有1个英文翻译。1960年苏联专家从中国大撤退后，工作任务逐渐转移。“主要是跟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搞南南合作。”今年79岁的钱君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由于室里没有相应语种的翻译，钱君琦临时找人翻译出了这封信函。原来，阿政府请求中国派医疗卫生代表团访阿，并希望中国派出医疗队长期在阿工作，提供具体的医疗援助。

外事无小事，钱君琦立即将这份报告呈交对外联络室主任张惠新，经由卫生部上报中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很快做出批示。

1963年元旦，在西方国家还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北京第一个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派出医疗队，支援阿尔及利亚。

3月5日，以西安医学院副院长魏明中为团长、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谈泰阶为副团长的5人代表团，先行赴阿考察。

考察回来后，谈泰阶被确定为医疗队队长，卫生部原卫生干部进修学院院长助理陈海峰被确定为副队长。队员主要从湖北省挑选，时任湖北省卫生厅人事教育处人事干事的陈金容具体负责遴选工作。

现年77岁的陈金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泰阶和陈海峰都是来自新四军的老革命。“谈泰阶没解放的时候就化妆成老百姓进城，政治上等各个方面绝对可靠，政策水平、管理能力都过硬，所以选了他。”

医疗队虽然以湖北为主，但也加入了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医疗实力较强的地方的医务人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站住脚，怕被人家赶走。我们要走出去，从医疗、文化等方面援助人家，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统战。”陈金容说。

查三代的政审

卫生部下发的通知中，对需要什么科室、哪个级别的医生、要多少等各项指标，都有明确规定。根据下达的任务，选拔首先在武汉市和省直医院中进行。

首先是挑业务，在各个专业里面选最拔尖的，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多是主治医师、科主任。为了显示技术过硬，还采取高职低派的作法，主治医师派出去当住院医师用，年轻的外科医生当护士用。

然后是政审，条件是：没有港澳台关系；直系亲属没有历史问题，没有复杂社会关系；平时表现好，工作积极，没有出过医疗事故。“政审非常严格，要查好几代至少是三代，有一点点情况的都不行。什么都要有旁证。”陈金容回忆。

好多业务尖子政审不合格，政审合格的业务上又不是尖子，很难挑，只好放宽标准，开始几批出不去的，后来都出去了。

紧张而严格的选拔，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许多人接到通知时，离出发仅有3天时间了。

3月上旬的一天，湖北中医附院的检验士徐贤泽刚下夜班，就接到通知，让他赶紧去一趟人事科。时年29岁的他，已有11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了。

人事科长冯庆余告诉他，准备出差。他问去哪里，被告知是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他一听就蒙了。

“我说，啊，出去搞么事？他说，去搞医疗队。我问去多久，他说，去半年，做一年准备。”现年78岁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冯庆余还告诉他，他们共送了3个人的材料上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很不容易”，并再三叮嘱他要保密。

3天后，徐贤泽拎了一个小皮箱，带上简单几件衣服，去了武汉卫生局报到。走时，连他所在的科室主任都不知道，只有怀孕7个月的爱人为他送行。爱人很支持他，但要他给肚子里的孩子留下名字。他已经想好，说男孩叫彬，女孩叫文，取文质彬彬的意思。

3月中旬，第一批医疗队员从各地到北京集中，一共13个人。钱君琦带队，到位于王府井的出国人员服务部置装。每人发给置装费500多元，差不多是当时一个医生一年的工资。徐贤泽记得，是自己选布料定做衣服，一人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一件秋大衣、一套睡衣、两双皮鞋，还让他们买了箱子、挎包等。剩下几十块钱，他要上交，钱君琦说不用了，“我做主给你买件衬衣”。

在北京的半个月时间匆匆而过，每天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注射疫苗、学习“反苏防修”材料和最简单的法语日常用语。外交部礼宾司专门请了一位刚回国的大使夫人，给医疗队讲外交礼仪，怎么用刀叉怎么喝汤，女同志不先伸手就不能握手，上电梯女同志在前男同志不能挤，在外面喝酒不能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出发前，卫生部领导给他们开会，交代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派医疗队出国，任务艰巨，外面情况不熟悉，要做三种准备。“第一种，就是到那里扎下根，能够挺下来；第二种，挺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撤回来；第三种，去了以后，情况异常，马上撤回来。”徐贤泽说。

扎根赛以达

4月6日，中国医疗队第一批13人，从北京出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在7天7夜的难熬旅途中，徐泽贤想，白求恩能做到的，他们也一定能做到。

对首次派出的医疗队，各地的中国大使馆都非常重视。到了莫斯科之后，大使馆来人把他们接进了使馆的招待所。徐贤泽记得，在使馆吃第一顿饭时，一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第一句话就跟他说：“这里不定量，尽量吃。”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吃饭吃不饱，他身上都是浮肿的，“腿上一按一个窝”。

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后，他们搭乘午夜航班，经停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摩洛哥的拉巴特，前往阿尔及利亚。莫斯科还是冰天雪地，贝尔格莱德却青草如茵像绿毯一样，而阿尔及利亚所在的地中海，则是一片碧蓝。

4月16日，医疗队抵达了工作地点、位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赛以达。

赛以达靠近撒哈拉沙漠，人口中大部分是草原牧民，生活贫苦，体质虚弱，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医院医疗设备简陋。

“我们有思想准备。当时国内就说，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医疗队的放射科医生、今年88岁的魏金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赛以达省综合医院有280张病床、一个中心门诊部和9个门诊点，医疗设备已被破坏殆尽，法国人撤走时，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整个医院只剩下一名保加利亚医生，和两名保加利亚护士。

所缺的设备和药品，医疗队造了表，报回国内。医疗队在赛以达工作期间，国内用船运了两三批药品设备过去，包括显微镜、抗生素等。

从6月份开始，国内又陆续来了两批队员，医疗队全部到齐，共24个人，22个共产党员，两个团员。中国医疗队很快全面接管了医院工作。

一开始，许多人半信半疑，认为中国医生比不上欧洲的专家。魏金元曾经诊断了一个胃溃疡病例，病人不信，专门跑到170公里外的大城市奥兰做检查，两边的检查结果一模一样。

中国医疗队真正得到认可，是在眼科医生刘钢做好白内障手术以后。白内障在当地被认为是无法医治的病，那些重见光明的人惊喜交集，奔走相告。“所以还是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哪里能站得住脚。”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继续扩大中国医疗队的影响，医疗队进一步提出“深入农牧区，面向农牧民”，在省医院之外开辟新的巡诊基地。两名医疗队员被派到梅谢里亚县医院工作，负责门诊和80张病床。此外，中国医疗队还负责14个农牧区门诊点和1个妇幼保健站。

“我们主要是为人民服务”

工作之外，中国医疗队要过的还有生活关。

第一批队员出发一个月后，卫生部收到紧急电报，希望国内派个厨师过去。

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湖北人习惯吃米饭，但阿尔及利亚人主要吃法国面包，“又细又长的那种”；土豆打成泥，“像喂婴儿一样”；牛排3公分厚却有2公分生，切开后还带着血水，令人难以下咽。

中国厨师来了之后，医疗队第一次吃到了肉包子，徐贤泽吃得瘫在那里动不了。“所以后来的医疗队都配备有厨师，这是原来没想到的。”卫生部对外联络室干部钱君琦说。

医疗队的管理非常严格。医疗队设党支部，由正副队长兼任党支部正副书记，直接由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党委领导，具体工作由使馆文化处负责。一个月过一次组织生活，一般是传达使馆的意见，有时候使馆参赞也过来讲话。

每天晚上都集中起来政治学习，或学习法语。“基本上没有休息，反正就是不让你一个呆着胡思乱想。两个队长完全像管理部队一样把我们管着。”徐贤泽说。

和国内的联络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信使2人一组，每月往返一次，用X光都不能照射透的袋子装信件，由外交部转交。徐贤泽曾好几个月没有收到信，心急如焚，后来才知道，他爱人生了个儿子，正坐月子不能写信。

医疗队规定，不能随便外出，外出前必须先跟队长报告。男队员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去，女队员须有两个男队员陪着。

在这里，有些东西见所未见。仙人掌长得像树一样大，还结果子。徐贤泽曾在街上看见有人买来吃，非常好奇，可是又不好意思买来尝，因为要注意“新中国医务人员”的形象。

当时，他们的生活补贴是正副队长140第纳尔（两个第纳尔约等于一块人民币），教授120，徐贤泽等副教授100，主治医生和厨师70，由国家财政拨款。国内的工资照发，徐贤泽的月工资60多元人民币，已算高的了。

但在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收入比中国人高得多。当地刚毕业的护士一个月工资就有600第纳尔，比中国的教授还高；当地普通工人都有车，他们在国内却连自行车都没有。

队里要求他们，如果有人问他们的工资，就答复说：我们主要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去援助他们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落差很大，回来很多年都不敢说，现在才敢说。”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归期，延了又延

12月24日，周恩来在外长陈毅的陪同下访问阿尔及利亚。阿官员对中国医疗队的表现称赞有加，周恩来听了以后十分高兴，要求大使馆安排接见。

12月26日，周恩来一行访问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医疗队全体成员全程陪同。徐贤泽记得，当时有很长的车队，他乘坐的那辆车编号是17。按照使馆武官的要求，每到一地，他们一下车就赶紧往前跑，把周恩来和陈毅呈马蹄状围起来，“让其他闲杂人等插不进去”。

医疗队党支部规定，只能跟阿尔及利亚总统说一句法语“总统阁下，你好！”跟周恩来说“总理，你好！”多余的不能说。但徐贤泽跟总理握手时，只顾傻笑，居然忘记说这一句了。

中阿双方最初约定了半年援助期，但半年到期时，却受到阿方的强烈挽留，一再延期。“不愿意也得愿意，想回来，但不敢说。”徐贤泽坦承。

不论到哪里，中国医生总被当作最尊贵的客人。医疗队两次受到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接见。当地人常常打破女主人不见客的习俗，破例让女主人也坐下来陪着聊天。

有时候，医疗队也会被邀请参加婚礼。“接到邀请后，队长就说小李、小王、小刘你们三个做准备，今天参加婚礼，被点名的人马上下去修脸、擦皮鞋、穿西服。”徐贤泽说。送礼一般“软硬兼施”，硬的就是茶叶和檀香木扇子这些小礼品，软的就是法文版《人民画报》这类宣传品。

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一待就是整整两年半，直到1965年10月才回国。

徐贤泽第一次见到儿子时，这个叫彬的孩子，已经两岁多了。他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陌生的爸爸，在大人们的起哄下，张口就叫“哥哥”，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从无偿援助到共同负担

1965年12月8日，第二支医疗队33人，赶赴阿尔及利亚。同時，中国开始向桑给巴尔、索马里、刚果、马里、突尼斯等更多国家，派遣医疗队。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尝试跟部分受援国商谈，改变“无偿原则”，推行国际通行的“共同负担”原则。援外医疗队也开始给更多人出国锻炼的机会，不再像第一批那样只派专家。为了改变“赤脚医生”形象，中国医疗队逐步要求往大城市去，而不仅仅在艰苦落后地区。

“刚开始也不知道医疗队能够派50年。”今年79岁的钱君琦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停感叹。2010年，她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国援外奉献奖”银奖。“医疗队深入民间，实际上对外交起了配合作用。花费比较小，收效大，这是行内的一致评价。”

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及利亚与阿尔巴尼亚等23国联合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双阿提案”。提案获得通过，中国重返联合国。

对口支援情况 篇8

城乡医院对口支援情况工作总结

安顺中山医院是一家综合性民营医院，位于安顺宁谷加油站旁，交通便利，人员往来相对集中，自建院以来，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目前我院已经逐渐办成了安顺市西秀区较好的民营医院之一，为宁谷镇及其周边患者提供了一个“服务好，质量优”的医疗环境。按照《对口支援工作实施方案》的安排

现将本以来我院的对口支援开展工作总结如下：

一、积极申请与上级医疗机构，如302医院或地区医院，制定对口支援计划实施方案。

1、医院管理方面：积极到上级医院接受医疗、护理、院感、医疗安全管理培训及指导。

2、技术受助：由外科、内科、妇产科、放射科、院感科共10人，安排到上级医院进行医疗技术、手术、查房指导、院感管理工作等受助。

3、人员培训：积极到上级医院进修。

二、工作开展情况：

医务科按照上级医院对口支援实施方案，制定了医疗工作计划，我院采取主动接送上级医院派出人员，保证其每月定期到位到岗。积极申请上级医院给予技术援助、培训和指导。建立远程会诊及疑难病例病例制度和硬件条件。从而提高我院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水平和服务质量。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我院今年5月才正式开业，人员少，工作压力大、业务繁忙，人员难以落实。存在顾此失彼的现象，需要周密安排合理调配，保证我院与上级医院的申请对口支援工作落实到位。

安顺中山医院

对口支援工作小结 篇9

工 作 小 结

为进一步加大对农牧区卫生工作的支援，本着互帮互学，共同提高的原则，以提高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综合素质，解决医疗中的疑难问题，使农牧民就近得到经济、方便、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确保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的健康的、持续发展。2009年我院被确定为被支援的乡镇卫生院，由奇台县人民医院10人来到我院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援工作。

今年三月被下派的工作人来到我院进行支援工作。院领导非常重视，给她们解决吃饭和休息等生活问题，让他们可以安心在我院工作

支援人员对我院的具体工作如下：

1、奇台县人民医院下派思想作风好，业务水平高的五官科骨干医生骆军威到我院开展支援工作，时间为一年，重点以开展五官科为主。

2、奇台县人民医院下派身体健康、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能够指导乡镇医务人员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工作的医师高燕在我院做带教，以此加强我院的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的工作水平。

3、奇台县人民医院下派身体健康、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能够指导农村护理人员开展规范操作工作的护师李金荣在我院做带教，以此带动了我院的护理工作。

4、奇台县人民医院医师高燕在我院每月一次的村级例会上，给我卫生院的医师和村医讲内科基础知识，以此加强我院的内科工作水平。造福患者。

5、按照奇台县卫生局的工作要求，在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我院就在5月31号，6月1号两天在医院组织了这项工作。奇台县人民医院五官科骨干医生骆军威、奇台县人民医院内科医师高燕、奇台县人民医院护师李金荣也积极投身到流感防控工作中。

①内科医师高燕主要就儿童健康知识咨询、消化内科保健知识咨询做了细心的解释。

②护师李金荣帮助散发宣传单。

③五官科骨干医生骆军威向家长讲解了儿童预防弱视、近视的保健常识，还帮助散发宣传单。

通过对口支援和相互协作，提高了我院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对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能力以及填补了我院多年来不能治疗牙病的空白。

奇台县西北湾乡卫生院

脱发可以“后方支援” 篇10

这是香港媒体采访当地一些知名人士（男性）所提出的一个问题，不少人选择阳痿。他们的理由是脱发是别人看得到的，而阳痿只有自己和伴侣知道。

他们的回答可能有说笑性质，但是脱发和阳痿一样，对于男士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会造成沉重的打击。脱发的治疗，至今仍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尽管现在出现了不少治疗脱发的药物，有些病人能收到较好效果，但仍有不少病人用药之后收效甚微。

大家也许听说过皮肤移植，比如说因创伤、烧伤等原因导致面部皮肤缺损，可以从身体的其他部位移植一块好的皮肤覆盖上去。在这个思路的启发下，便出现了头发移植，亦称植发。植发通常采取的是自体头发移植，头发从何而来？它取自脱发患者的枕部毛囊及头发（供发区），然后移植到脱发的“地中海”或“空地”（受发区）上。

“后方支援前方”、“地方支援中央”，听起来像政治口号，但却是头发移植技术的真实写照。所以，打算接受头发移植的患者，需要明确一点：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毛发移植作为治疗永久性脱发的手段，它也不能无中生有。因此受术者必须有残余的健康毛发区。外科手术只是将这部分健康的毛发移植到脱发区域，整个过程仅仅是进行移动或转移，就像我们植树一样，只是将树苗从彼处移到此处而已。手术并不能使头发的数量增加，不能产生新的头发。

对于一个自然走向衰老的人来说，自然脱发往往从头顶部开始，而脑后部（枕部）和脑两侧（颞部）头发的生存时间是最久的，这两个区域的头皮毛发不受自然衰老脱落的影响，它是可供毛发移植应用的区域，医生往往选择这个地方做“供发区”。这些移植后的毛发经过短期的外科手术创伤恢复，可保持原来毛发的所有生长特性，在新的移植区域内继续生长。

常规操作是：经过各种准备，医生在患者后脑勺隆突下方，将头发剪至2～5毫米长（不能剃光），以便手术操作和识别。这个部位的头发，将在接下来的手术中被移植到秃发区——“支援中央”。将这些头发“连根挖起”，适当处理后将其放入偏冷的生理盐水器皿中。然后，在患者头顶部秃发部位局部麻醉，用环行钻刀切入头皮直到一定的深度，反复挖至达到计划的数量为止。受发区洞穴准备好之后，便可将这些移植物轻轻地植入该孔洞中。

目前，世界各地进行的头发移植手术，只限于自体头发移植（非异体头发移植）。由于自体头发移植后不会产生排斥反应，所以它的成活率高达90％。供发区的毛囊植入受发区后，仍然保留原来枕部头发生长期的特性，与枕部头发同步生长，短短5～6个月即收到较好的美容效果。这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或戏称“后方支援前方”、“地方支援中央”的自体头发移植。

虽然这种手术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若供发区头发不多不浓密，受发区面积太大，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另外，有的患者要做2～3次手术，才能收到预期效果，其费用不菲。头发移植主要运用于鬓角后移，发际线上移和头顶部局部性头发缺损。头发的移植更适用于眉毛、睫毛的加浓加密，也可作为阴毛种植。眉毛、睫毛和阴毛的种植因不受来源限制，效果更好。

据《健康天地》

支援的近义词 篇11

1 对口支援存在的问题

1.1 认识不足, 缺乏积极性

1.1.1 支援医院将对口支援当作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额外任务, 缺乏长期支援的考虑, 主动意愿不强。

1.1.2 受援医院认为对口支援是支援医院迫于形势的作秀, 是派驻医生获取评定职称的捷径[1], 只是消极等待支援, 热衷于要钱、要物和设备, 缺乏借助支援提升和发展的积极性[2]。

1.1.3 上级主管部门掌握着对口支援管理权, 或者某些领导将其当成政绩工程, 过度行政干预, 再加上支援医院与受援医院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利益关联,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支援的成效[3]。

1.2 医院管理体制的局限性

公立医院隶属于政府主管部门或企事业单位, 医院不具有法人产权, 产生了较高的组织成本和协调成本, 医院治理效率低下。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 医院的整体规划、资源使用、人事安排、收入分配等分别由不同的行政部门指导[4],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责权利并没有理顺明晰, 导致医院处于“多龙治水”的状态, 对医院监管常常出现越位、缺位、错位和失位问题。由于对对口支援的调研力度不够, 给予支援 (受援) 医院的发言权不多, 不能依据医院的需求进行安排, 甚至没有构建一套完整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进行合理的奖惩, 影响了对口支援的效果。

1.3 医院运行机制不健全

1.3.1 医院补偿机制有待完善。

支援医院完成了对口支援任务,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一直以来对医院的补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补偿水平偏低; (2) 补偿范围太窄; (3) 补偿方式不明确[5]。政府在下达支援任务时, 很难有精确的经费预算, 只是象征性地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至于具体操作中, 给予医院的补偿究竟需要补多少, 应该怎么补, 还有待深入研究。

1.3.2 激励与约束机制尚未健全。

(1) 医生方面。影响医生职业行为表现的因素有多个方面, 主要包括医生自身、患者、管理层、社会环境等, 其中政府是影响医生职业行为的根本因素[6], 包括政府投入、政策导向等, 在对口支援中对医生的激励与约束尚处于不断的摸索和总结阶段, 比如支援医生的职称评定与晋升发展、派驻医生之间的团队合作、薪酬激励;对受援医生进行技术培训、手术示教、规范管理 (这是支援工作的重心) 之外, 对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指导是否也纳入考核范畴, 对支援的时间、纪律和内容方面的约束是否科学合理等, 需加强研究。 (2) 医院方面。公益性考核侧重于医院服务水平和社会效益的考评, 除了对医院的财政补偿机制、院长激励与约束机制外, 对支援的考核与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目前, 国内尚无专门针对公立医院公益性的评价标准[7], 需要完善的工作主要有:一是明确评估主体, 政府、社会力量 (包括患者) , 还是公立医院自身;二是如何科学设计考核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 以便对考核对象做出客观评价。

1.3.3 信息管理未与时俱进。

主要表现在: (1) 未能主动、及时公示派驻医生的信息。派驻前, 医生详细信息的公示;派驻期间, 医生的表现、考勤和信息报送;任务结束后, 对医生的考核评估 (优劣奖惩、树立典型、推介宣传) 。 (2) 受援医院未能及时更新信息。受援医院未能结合支援医院的优势制定本院的发展规划、人员配置、流程设计、管理制度, 也未能及时更新, 做到最大限度地方便和服务群众。

2 建立有效对口支援机制的思考

2.1 重视对口支援工作

首先, 作为政府设立的医疗服务机构、支援主体的公立医院, 有多重职责和功能。一方面为全社会成员提供无差别的公共医疗服务是其基本义务, 同时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 经济效益是其追逐的目标。另一方面要履行政府赋予的、基于某些领域的特殊需要而确定的特定社会目的的公益责任和义务, 比如面向基层医院的对口支援。其次, 对于受援医院, 要切实转变观念, 将对口支援工作当成发展的重要机遇, 必须积极充分利用支援资源发展自身。受援医院管理阶层要增强管理意识, 逐渐灌输“抢、抓、创”理念, 摈弃“等、靠、要”思想[8], 主动出击, 积极配合上级部门的调研, 与相关部门特别是与支援单位进行组织规划, 并为支援医院派驻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确保支援工作顺利完成。

2.2 深化医院管理体制改革

2.2.1 政府要着力为对口支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公立医院进行转型、改制、整合等优化重组, 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建设。在确保公共医疗服务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医院在对口支援中的作用。政府可以采取差异化的政策, 制订和优化管理措施, 建立对口支援的长效机制。

2.2.2 理顺部门之间的责权利。

由于公立医院的多头管理, 造成协调的困难和效率低下, 因此, 应明晰对医院监管部门的职能, 简化有关程序, 改变过去“多龙治水”的管理状态, 强化协调与合作。比如有些地方借鉴国际经验, 成立医院管理局, 进行专门管理。

2.2.3“放权”和“参与”结合。

加强对口支援的调研力度, 适当放权。一是赋予地方政府和受援医院在卫生决策方面更大的自主权、人事与管理责任;二是对口支援卫生服务向有条件的民营医院开放, 让各类医院都参与到项目中来。给予支援 (受援) 医院一定的发言权, 多听取受援医院的需求呼声, 根据实际妥善安排。也可以先让双方自由接“对子”, 寻求双方的“对接点”。卫生行政部门等上级部门进行宏观决策、方向引导和考核监管, 保障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的同时, 保证其服务质量的可靠性。

2.3 建立和完善医院的运行机制

2.3.1 建立科学的组织治理机制。

(1) 支援医院要建立专门机构, 调整和充实人员。院长要对对口支援工作统筹规划, 分管院长要直接抓具体事务, 确定负责人, 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和权利, 做到组织、人员、任务三落实[9]。 (2) 受援医院要相应地设置管理机构, 明确分工, 落实责权利。

2.3.2完善支援医院的补偿机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政府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给予专项补助。毕竟完成政府指令派遣医疗队、支边、支农、义诊等专项任务时,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需要经济为后盾。虽然支援医院完成了对口支援任务, 但一直以来对医院的补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 需进一步完善支援医院对口支援补偿机制, 比如可以就补偿的额度、范围、方式、标准等进行研究, 增加补偿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透明性。另外, 在支援医院承担对口支援任务时, 国家在投入政策上可以适当倾斜, 进行补偿性投入。当然, 对支援医院进行财政补偿的同时, 强化财务监管是必要的, 这是落实财政补助政策的关键环节[9]。

2.3.3 建立医生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对口支援成效的关键在于医生以及针对医生的制度, 有必要面向医生制定出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保障对口支援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1) 政府层面。由于政府是影响医生职业行为的根本原因, 因此政府可以在两方面强化对医生行为的影响。一是通过政策导向、人事管理制度、晋升发展制度等法律法规直接影响医生的对口支援的方向与趋势;二是通过下拨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额度、补偿方式等来影响医院收入结构, 间接影响医生的诊疗行为[10]。 (2) 医院层面。通过薪酬制度、岗位制度、职称制度、培训发展制度、绩效考核制度来影响和引导医生。 (3) 精神层面。通过树立典型人物以带动和促进医务人员对口支援、无私奉献的精神, 把完成卫生支农等政府指令任务的优先纳入奖励范畴。另外, 建立投诉举报查处制度, 落实对口支援中的缺勤、违纪、医疗事故等投诉, 实行责任追究制。

2.3.4 建立支援医院公益性考核监督机制。

公益性考核则是侧重于医院服务水平和社会效益的考评。目前, 国内尚无专门针对医院公益性的评价标准[9]。 (1) 围绕公益性研究制定支援医院公益性绩效考核办法, 科学设计考核指标体系, 设置考核标准, 以便对考核对象做出客观评价。 (2) 应该建立多层次绩效考核体系。引入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相互促进、相互监督的机制, 形成政府评估、社会力量评估 (尤其应考虑患者的诉求, 如满意度) 和医院自评的合力, 确保支援医院对口支援医疗活动的各个环节合法、有序、高效地推进, 从而约束或激励支援医院的诊疗行为[11]。

2.3.5 强化信息管理。

(1) 支援医院应主动、及时公示派驻人员支援信息。主要包括:一是派驻前期, 人员所属部门 (科室) 、数量、人员简介 (职务、职称、学历、科室、支援时间) 等信息公示;二是派驻期间, 人员的表现, 涵盖巡诊医疗、教育培训、管理建制等内容, 同时完善派驻人员考勤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三是项目结束, 完成考核评估 (考核检查工作的实施、考核的结果进行运用, 作为优劣奖惩的依据, 并与其晋升、薪酬以及发展相结合) 。 (2) 受援医院要强化信息管理。受援医院要在医院门诊大厅或住院部等地方, 采取在信息公示栏公示、张贴海报等多种形式, 向当地群众公示派驻人员的姓名、职称、所属医院、专业特长、支援时间等相关信息, 并及时更新, 方便群众选择就医。 (3) 加强卫生支农宣传工作 (树立典型、舆论宣传) 。国家卫计委可建立派驻人员支农的信息库, 并在官方网站设立支农信息查询系统, 并要求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 (有条件的医院) 按照要求及时填报相关信息。各地各医院有条件的可以在从本系统网站建立相关的专题, 进行推介和宣传。

2.3.6 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管理机制, 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1) 对口支援双方的工作应坚持以病人为中心, 可考虑积极而合理地推进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 (政府应鼓励和引导) , 建立分工协作的机制, 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急慢分治的就医格局[12]。这样既让患者享受多层次医疗服务, 看常见病又能看大部分疑难重症, 一定程度上又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2) 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对在受援医院就诊各项检查申请单实行免收挂号费, 并做到检查结果通用, 不做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新格局, 不仅让患者享受了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还将降低医疗费用, 某种程度地缓解了群众“看病贵”的问题。 (3) 对困难患者做好慈善医疗服务, 比如对他们推行低费或免费的医疗服务项目。对困难患者开展和推行如门诊免收挂号费, 减免诊疗费和大型设备检查费、单病种住院服务的减免等服务性减免项目。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和推行困难家庭老年人 (儿童) 大病救助和康复项目, 不仅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 更是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2.4 寻找各方的利益关联点, 探索合适的支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