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考核

新型城镇化考核

新型城镇化考核 篇1

测试题 答案

1、田园城市理论是由（）提出。C.埃比尼泽·霍华德2、3、4、5、6、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的集聚与扩散。D.工业化水平相适应的要素和产业 世界“城镇化”进程进入了“工业化”，推动“城镇化”新阶段的标志是（）形成。C.工业城市 中心城区环境保护“退二还一”强调的“一”指：D生态基础设施与环境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才是有质量的城镇化表述正确的是 A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 以下对霍华德设想的“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表述正确的是

B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中心城市，构成城市组群

7、马克思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以“交往”的起源和扩大为主线，全景

式的阐述了城镇化进程的全貌。D.恩格斯8、9、“大都市区”是在（）时期出现在美国、英国A.20世纪30年代 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例证证明，（）是任何人口集聚的物质前提。D产业的集聚

凯文·林奇将城市的“功能的模式”归纳为A.城市是独特的历史现象B.城市是人类聚落的生态系统C.城市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决策系统D.城市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舞台abcd10、安虎森主编的《区域经济学通论》一书描述了产生最早城市的“功能性动因”，其主要观点是（）A.不同专

业化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易，必然产生交易成本B.如果交易效率很低，也就是交易成本很高，人们就不进行交易，人们就不进行交易，因而只能选择自给自足，此时没有市场，也没有城市C.分工是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D.分工网络的扩大与交易费用成倍增加之间权衡的结果，导致交易活动的地理集中，这种狭小的地理范围就是城市 abcd11、经济腹地与核心区之间的联系形态经历（）阶段。A.区域工业化起步阶段B.区域工业化成长期阶段

C.区域工业化成熟期阶段D.区域的后工业化时期阶段ABCD12、在老城区的改造上可以不必考虑保留老城区的特色文化、特色建筑等。B.否

13、《广东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按照“绿色、智慧、包容、人本、特色”的理念，全面提高我省

新型城镇化考核 篇2

6月26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 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着力加强制度顶层设计, 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城镇住房、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重要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

而近期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组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报告中, 也提出, “新型城镇化形势下需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 改革目标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解决城镇化融资问题。”

业内专家分析指出, 前些年, 地方政府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固定的“拿地—融资—建设”的模式, 但如果按既有模式走下去, 土地财政、征拆矛盾、耕地保护等问题继续发酵, 最终可能诱发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

因此, 在今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创新体制机制、解决好土地财政问题, 俨然已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突破口。

(一)

现实教训昭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推进, 并取得了显著成绩。2000年以来, 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 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 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但是, 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不久前提交的一份关于城镇化的调研报告中指出, 一些地方借推进城镇化之名, 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 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超前规划各种工业园区、开发区和新城区, 缺乏产业支撑, 造成很多空城, 占地过多。

2000年至2011年, 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76.4%, 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速, 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加110万亩以上, 但开发强度普遍偏低, 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只有0.3至0.6, 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1.0以上。

当前, 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别在某些方面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继续扩大。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加快推进, 地方政府越发感觉到用地紧张, 表现出两种冲动:城镇化、工业化急需空间的发展冲动;土地财政下的“卖地冲动”。这两种冲动直接影响政府土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跑偏”:在土地占补平衡的背后, 在农村, 一些农民“被上楼”, “被集中”, 没有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有的利益还被损害;在城市,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投向是扩大经济规模、扩张财政收入, 而非用于承载新增城镇人口, 并为其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不少地方还出现了明显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超前于户籍城镇化等城市化畸形现象。在当前我国仍需加快发展城镇化、扩大内需之际, 有必要进一步对原有的城乡土地利用政策进一步优化。

改革迫在眉睫

针对目前城镇化中的问题, 原建设部副部长谭庆琏表示, “真正的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民能住得下, 能生活好。政府要帮他解决衣食住行, 不在于地点。”他强调。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看来,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 是体制改革、以人为本, 并不是以往“投资拉动经济”模式的延续。因此, 必须尽早转变观念。

“由于缺乏稳定的税金来源, 大多数三四线城市、中西部城市的地方政府都主要依赖大规模出让土地、获取土地出让金来偿还地方债务。所以, 在城镇化建设浪潮下, 借助推进城镇化之名, 大搞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越来越多。”他认为, 新城城镇化发展战略提出的初衷就是要逐步改变这一现状。

国土部专家邹晓云则表示, “如何保障农民的利益, 是城镇化顺利拖进的必要前提。现有的土地改革经验是以行政力量推动为主。地方政府在腾挪土地资源之时并没有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

他强调, 未来推动土地改革的关键是对农民的权益进行确认, 随后引入市场化因素。只有权益保障和市场化同时具备, 土地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北京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志也认为, 解决土地问题是新城镇化的前提。

他认为, 假定土地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农民利益得到保障, 那么城镇乡村地区产业化的投资机会增加, 而城乡之间人口出现一定程度的逆流动, 那么城市里的房地产或许会出现萎缩。如果土地问题解决了, 围绕土地进行的一切管理、开发、建设以及规划问题, 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二)

盘活存量土地

从今后十年来看, 中国城镇化仍然需要增加建设用地。原因在于, 有2亿左右农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入城定居, 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 这都需要持续、稳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作为基本保障。

那么, 城镇化的土地需求如何得到满足, 从哪些途径获得这些土地利用规模?

据统计, 全国每年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在600万亩左右, 约合4000平方公里, 即使很大部分用于城市间的公路、铁路、独立工矿、水利设施等, 剩下的用于城市发展, 照理也完全足够。

但实际上, 经过这些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已近8万平方公里, 很多城市已经把2020年规划中的规模用完了。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讲师杨遴杰分析认为, 究其原因, 是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城市中大广场、宽马路处处可见, 吸纳人口的功能用地往往供应不足。同时各地利用土地低价招商引资, 导致工业用地规模过大, 用地效率低下。有研究报告认为, 我国城镇建设用地的四分之一, 即约2万平方公里, 处于低效利用状态。如果对其调整功能以提高利用强度, 则利用强度若能提高一倍, 就相当于提供了1万平方公里的用地规模。

另外, 地方政府及城市内部有大量闲置土地。地方政府融资主要以土地抵押的方式, 土地在抵押期间处于未利用状态。有专项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地方融资总规模在10万亿元左右, 土地抵押占大头, 约6万亿元。按每平方米5000元算, 考虑到银行一般按市价7折放贷, 则约有170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抵押品被闲置。考虑到之前抵押的土地估值更低, 以及政府库存中其他未设置抵押的土地, 闲置面积应该会更多。

还有专家指出, 企业闲置土地规模也不小, 除房地产企业囤地外, 更多是供应低价工业用地导致企业过多拿地后的闲置。这方面缺乏全面数据, 从个案看, 浙江省建设用地动态监管系统数据显示, 截至2012年6月底, 宁波市“晒太阳”的土地共计14.5万亩, 合97平方公里, 包括政府与企业闲置两个部分。十个宁波的存量闲置土地就可满足一年全国城镇化用地量。放眼全国, 经济发达、用地矛盾突出的宁波还不是闲置土地最严重的城市。

而更大的供应来源是集体建设用地, 这部分大有潜力可挖。

目前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总规模达25万平方公里, 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超过300平方米, 远高于150平方米的人均标准。由于农民工难以定居城市, 宅基地又缺乏退出渠道, 两栖化的生活导致城市与农村两头占地, 加上新增农村人口建房需要, 结果是城镇化大步向前, 农村建设用地却同步增长。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 我国农村人口减少13%, 村庄用地却增长约4%, 呈人减地增趋势。如果让农民进入城镇的同时退出宅基地, 让村集体将闲置集体建设用地规模用于城镇发展, 则这部分的供应就足够长期满足城镇化发展需要。

目前, 一些地方已经创造出新的城镇化用地方式, 包括深圳的城市更新办法、城中村改造政策和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政策, 北京提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的新思路, 成都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等。这些方式都在存量土地再利用上做文章:城市附近的集体建设用地由集体或农户在规划条件下通过自主或合作或协议转让的方式来利用土地;远郊区的集体建设用地则通过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渠道进行利用;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复耕, 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交易到郊区, 实现建设区的空间位移。

由此可见, 即使不考虑新增规模, 我国存量建设用地总量可以支撑起城镇化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制度安排, 推动存量建设用地从低效向高效转化, 也推动集体建设用地规模的减少以匹配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前者要解决城市内部闲置和低效存量土地的再开发问题, 后者要解决农民进城后所占集体建设用地的退出问题, 实现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配置。

松绑土地财政

与城镇建设用地问题相关联, 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高房价, 而政府过分依赖卖地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 阻碍了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

在当前建设用地供给模式下, 政府直接参与征地、卖地, 一方面导致土地价格高企, 房地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政府财政过度依赖土地收入, 政府行为被土地“绑架”。与此同时, 大量征地与被征地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由于补偿或者安置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逐渐突出。

万得数据显示, 2010年到2012年,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29398亿元、33477亿元、28886亿元, 占同年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5%、32%、25%, 占同期GDP的比重分别为7%、7%、6%。大量的城市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建设资金都是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审计署的调查显示, 2010年底政府性债务有40%左右是要靠土地收益来偿还的。

杨遴杰指出, 房地产高速发展阶段已过, 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会逐步减少, 银行对政府以土地抵押获取融资的支持力度会下降, 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另外, 社会各界对地方政府长期低价拿地高价出地、利用土地抵押“寅吃卯粮”的做法强烈不满, 土地财政也不应持续。

改变供地方式, 专家们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解决方案。

具体来看, 第一种方案是, 改革土地招投标拍卖制度为零地价或低成本价供地。用地规划调整后, 由政府承担土地购置、开发成本, 并向土地使用者 (开发商等) 按零地价或接近零地价的低成本价格提供建设用地。项目建成后, 销售价格不得包含土地价格或仅能包含低成本土地价格。

“这样, 购房者购房时支付的房价不含地价或仅含低成本地价, 但持有后每年需按房产市场价格的一定比例缴纳房产税。”杨遴杰分析称, 此举可有效降低土地价格, 从而降低房价, 但在土地供给过程中容易产生寻租行为, 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分配。

第二种方案是, 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归中央。除征地成本外, 地方政府所得的卖地收入上缴中央政府, 以避免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卖地收入。这一方案对现行征地制度变动较小, 但土地价格不一定能够下降, 而且会增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成本。

第三种方案是, 政府退出征地过程, 实现建设用地供给的市场化。除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等用地由政府直接参与征地外, 政府不再参与土地征收、出让过程, 这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土地制度的一般安排。

业内人士认为, 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一步到位, 理顺土地供应和价格决定机制。但需对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做较大调整, 也依赖于农村集体决策机制的完善。虽然三个方案设想不同, 但其共同目标是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初期, 可以考虑允许不同地区选择不同方案进行试点, 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逐步优化趋同。

那么, 走出土地财政困境后, 城镇化的建设资金会不会不够?

其实, 最近几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不断扩大, 通过推出市政债解套土地财政的呼声一直不断。

早在数年前,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 通过“市政债+财产税”的组合, 能够形成约束力有效的资金流在时间轴上平移, 有助于解决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融资问题, 并且“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市政债推出事宜”。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表示, 应该大力推动市政债市场的发展。一方面, 通过发行市政债, 可以缓解平台再融资和对银行还款的压力;另一方面, 市政债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清理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债务混乱的情况, 并使地方政府成为一个可以评估信用质量的单一实体。

(三)

考验改革决心

在中国, 正是土地财政为城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成, 土地财政解决了经济建设最重要的一环钱的问题。这也使得中国没有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爆发严重的政府债务问题。不可否认, 中国近十年经济快速增长, 土地财政居功至伟。

然而, 土地财政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土地供给, 政府必须不断扩大城市规模, 并向郊区农民征地。城市的盲目扩张挤压了农村的发展空间, 城乡、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二元差异更为明显。由于透支了未来收益、损耗了消费能力、扭曲了资源配置, 在土地财政模式下, 城镇化只能是简单的城市化、表面的城市化, 只能是注重规模和名义GDP的粗放式发展, 而无法真正关注各种民生问题。尽管土地财政可以筹集大量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 但在耕地问题、环境问题、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资产泡沫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当前, 继续走土地财政之路, 恐怕是越来越得不偿失。

如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所说, “对城镇化道路的选择, 就是对改革道路的选择, 关键是要有一套全新的机制设计, 通过转变利益的分配去转变人的行为。要真改革, 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财政, 必须先从这里动刀。不触动这个根本, 这条道路就不可能转型。政府必须先对自己下刀, 切割清自己的利益, 否则很难取信于民, 取信于市场, 你想去调节别人的既得利益也就不会有底气。”

新型城镇化考核 篇3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现代化；筹资渠道；培育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并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土地出现抛荒现象。土地抛荒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契机，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自由流动，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发展是一个协同推进的过程，需先加快农民群体分化。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土地在城乡之间自由流转。农业现代化需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率。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人的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人的发展的重要路径。因而，要加快农民群体分化，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同时，推动农民职业化。

一、新型城镇化与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城镇化发展为新型职业农民产生创造了条件。新型城镇化发展推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中，不断增强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职业农民的规模不断扩大。新型城镇化发展不仅是地理空间范畴、社会制度范畴，更是一个涉及诸多维度的综合性范畴。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促使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城乡统一市场的形成，优化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推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不断提高耦合度。

（一）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农民群体分化。

新型城镇化有别于传统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要把农业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都需要人的发展，农民群体分化是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社会深度分工的需要。自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粮食产量连年增加。但随之而来的卖粮难，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城镇流动人口，农民工生产技能提升了他们在城镇的生存能力以适应城镇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血液和动力源。因而农民工有转化为市民的期盼和需求。但每个农民工要真正变为市民融于城镇生活则还需一个较长的调适期。首先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力，如水、电、道路、教育的建设需要扩大，以适应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其次要推动城镇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再次是全社会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分担农民市民化成本，实现城市支持农村；最后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进而实现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均等化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加快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的同时还要改善农民市民化的软环境，需要政府、城镇居民和市民化农民的共同协作和努力，消除或改变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或观念，改善居民交流的语言环境，避免动不动就说别人像农民。但要城镇居民改变从骨子里透出的对农民的歧视和不肖，还需市民化农民提高自身素养，尽早融于城镇生活，能被城镇居民接纳。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契机。由于农业发展滞后导致的农业经营比较利益偏低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后城市文化及生活方式对农民的巨大引力，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增加，农村土地抛荒也从季节性抛荒变为全年抛荒，从劣等地抛荒向优等地抛荒，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差的坡地抛荒向水利基础设施完善的平地抛荒蔓延。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土地抛荒是农民自由经营自主择业以及选择扩大的体现，也是人的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逃离农村，可能使农村成为智力洼地，使农村陷于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使农业遭遇发展瓶颈，影响农业生产经营，难以确保粮食安全。但另一方面则又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契机。农村土地抛荒为土地自由流转进而实现劳动、土地的优化配置以及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农业从传统农业发展为现代农业，因而农业经营主体也要随之发生质的深刻变化，须从身份农民转化为职业农民。因而在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农民群体要初步分化，一部分转化为市民，推动城镇化发展，一部分转化为职业农民，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在农民群体分化的进程中，要加快农民的职业技能教育，以适应新的职业要求，尤其是要为现代农业发展培育经营主体。因而，需进一步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步伐。

（二）农民市民化推动新型城镇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使农民市民化更为紧迫，农民市民化推动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需要人的发展。农民市民化推动的城镇化进程是一个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协同促进的过程。城镇化以人的发展为前提，转化为市民的农民要有适应城镇就业的职业技能，城镇能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保证市民化的农民有匹配城镇生活的收入来源。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也要适应农民市民化的速度和规模，政府对城镇化的人口承载能力要有严谨的评估和适宜的发展规划，主要体现在以下诸多方面：水、电、天然气等的供给能力；交通设施承载力；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卫生、环境等的负荷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财政承担力，能否能够构建完备的保障体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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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也为推动城镇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利用人口以及其他资源的集聚效应，深化社会分工。农民市民化的人口集中为企业扩大生产提供劳动力资源，人口集中推动产业集聚，延伸产业链条，促进社会分工更为深化精细化，使生产向更精细的方向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和产品竞争力，为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的人口集中推动第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如推动超市、餐饮以及休闲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深化社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充分发挥第一产业发展的“接二连三”效应。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优化大中城市、城镇和农村的区位布局，有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延伸农业生产产业链，农村生产的农产品可在近邻城镇加工处理后扩散到大中城市，城镇因而成为大中城市的工业品和农村农产品的集散地，成为联接大中城市和农村的重要节点，有利于优化全国交通和物流网络布局。

城镇化发展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首先，农民市民化需要高额成本，市民化成本要合理分担，需要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民共同推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城市反哺农村。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分散农民市民化成本，减少农民市民化的风险。其次，农民市民化是一个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市民化的农民融于城镇生活，也需要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废除一切歧视农民的城乡差别待遇政策，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城镇居民要转变观念，逐步消除一切歧视农民的观念和行为。市民化的农民也要自尊自强，改变原有的陋习和不良行为，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逐步演化融合进城镇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尽快融于城镇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而不仅仅是户籍意义上的市民。市民化的农民将不再是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农民工，而是要成为离土离农不离乡，在城镇具有稳定住所、稳定经济来源、具有一技之长的稳定工作的非农劳动力，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以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

新型城镇是联接大中城市和农村的重要节点，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引擎。农民市民化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深化产业分工优化产业结构并带动现代农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涉及的非农产业，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产业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涉农产业带动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提高。通过在城镇建立农机具合作社、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农用物质运输站、农产品加工贸易公司等，辐射服务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三）农民职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为支撑协同发展。新型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实现的有效载体，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基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推手，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和关键。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需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匹配与平衡，其关键则是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农业现代化建设需用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用机械化耕作代替手工和畜力耕作，用科技农业代替经验农业，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互相支撑。农民市民化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并进而加剧农村土地抛荒现象。农村土地抛荒为推进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劳动、土地和资本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构建城乡统一的大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协同发展。随着农村人口减少，部分村庄变成空心村，为优化村庄布局释放农村住宅地创造条件。但扩大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需要人的推动。因而，需要培育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经营主体。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业产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现阶段，已分化出六类新型职业农民： 生产型职业农民、加工型职业农民、经营型职业农民、装备技术型职业农民、管理型职业农民、专家型职业农民。随着农业现代化从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分化。人始终是现代化的主体，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培育懂技术、会经营、懂管理的现代新型职业农民，也就是要在农民群体分化的基础上实现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农民市民化是适应新型城镇化需要的非农产业劳动力，农民职业化是适应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业劳动力。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武装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用市场观念引导农民，提高经营能力和防范风险的能力；用前沿的管理理念培育农民，提高农民管理农业、精耕细作的能力。农民在打造科技农业、生态农业、规模农业、精品农业的进程中，逐步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现代农业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推动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引向农村，让农民生活向市民生活转变。通过农村现代化建设，引导农民集约集聚居住，以市民社区化生活为方向，在乡村规划、自愿自觉的基础上引导农民社区建设，既能节约耕地，又能改变农民散居的生活方式。在引导农民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要加大投入以推进水、电、气、路、网等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研究

（一）甄别新型职业农民特征。

传统农民具有身份和职业双重属性，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农民的职业特征日益显现，职业农民剔除了身份属性仅保留职业属性。农民一般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占有或长期使用一定数量的生产性耕地；大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劳动；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收入；长期居住在农村。这是农民的一般特征。职业农民强调农民的职业性：拥有一定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自主经营的农场主；拥有一定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从事农业技术工种的技术员；专门从事基层农事操作的农业工人[1]。尹文秋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必须具备自主性、职业性、开放性、技能性等特征[2]。朱启臻则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新特征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市场主体；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稳定性；新型职业农民具有更大的责任范围。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因而，新型职业农民的“新”主要体现在新型职业农民除了符合农民的一般条件外，还需有传统农民不具备的条件：一是新型职业农民必须是市场主体；二是具有高度稳定性，以经营农业为职业；三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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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是相对传统农民而言。传统农业是生存农业，以维持农民生计为目标，依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新型职业农民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产物，依托商品交换的商品经济。新型职业农民必须充分进入市场并成为市场主体，能甄别市场信息把握市场运行规律优化配置资源，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经营现代农业具有较高收入是吸引人们做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条件。新型职业农民的高度稳定性是相对兼业农民而言。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把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作为长期职业，并能保障职业农民的再生产。稳定性是对农业生产经营者提出的基本要求，农业生产依赖经验活动，只有稳定才能不断积累和丰富农业生产经营经验；也只有稳定，农民才能形成长远预期，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稳定性可以避免对农业的短期行为，是新型职业农民区别于兼业农民和资本承包土地的重要方面。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是从责任范围和时代感来说的。与传统农民、兼业农民、工商资本等经营的农业相比，新型职业农民具有更自觉的责任意识、时代意识和更广泛责任要求，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传统农民的责任范围局限于单个家庭，农业的责任就是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责任是满足市场的需求，体现为供给方对需求方的责任，生产者对消费者负的责任。新型职业农民与兼业农民由于收入来源不同，决定了其对土地态度的不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兼业农民，打工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农业弱化为家庭“副业”，种地收入的多寡已无关痛痒，种粮目的沦为“够自己吃就行”，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贡献度，弱化了农业的社会责任；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因此，农民重视农业产出价值和资源优化配置，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负有更多的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新型职业农民与下乡的工商资本的区别在于对生态、土地的影响。工商资本和一些短期的承包户，重视土地的短期收益，为短期利益驱使而掠夺地力，造成地力丧失、环境污染危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新型职业农民更重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不仅对生产负责，也对生态负责，不仅对当前负责，也对未来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给子孙后代留下可以永续利用的土地[4]。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责任范围和现代农业观念远远超过其他农业群体。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还具有对生态、环境、社会和后人承担责任的意识。新型职业农民作为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承担国民经济的基础命脉，对新型职业农民特征的甄别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不可不慎重。因而，要仔细甄别新型职业农民特征，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二）拓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筹资渠道。

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公共教育经费的新来源渠道提出了诸多方案。有的研究者甚至提出将资源税、国有土地出让金、出口退税比例留存等财政资源作为新的公共教育经费筹资渠道[5]。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税收筹资功能。政府利用税收功能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给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其他公共教育以平等地位。因而，除财政支持以外的其他渠道筹集的教育经费可按一定比例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筹集资金建立国民经济体系，政府加大了对农村资源的汲取和农民权益的掠夺，具体表现为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汲取农业剩余，加剧了农业落后和农村贫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农民可用脚投票逃离农村。农村户籍制度则是为了防止农民逃离农村的锁链，用行政管理的方式把农民禁锢在农村土地上，不能自由迁徙，不能自主择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劳动与土地优化配置，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年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显性化。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工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现阶段农民群体处于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的分化阶段，市民化成本分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资金筹集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好处。尤其是各级政府要发挥主导地位，加大财政支持以体现对农村和农民的反哺。同时设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金，广泛吸纳社会捐赠。这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形成共识，让民众了解现代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让人们认识到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不仅是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实现人的发展的必经阶段。因而，需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以提高资金筹集能力。三是发挥银行系统的职能。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应给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低息或无息贷款，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现代农业发展。四是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全社会广泛参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鼓励企业给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资金支持，在企业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根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同给予差别贷款待遇，银行系统可给予承担较多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多的优惠贷款。政府可优先采购承担较多社会责任企业生产的产品，给予公共工程的优先承包权。消费者可优先选择承担较多社会责任企业生产的产品。农民可给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优先供给农产品，以实现整个社会的互惠互利协同发展。五是农村或农业合作组织和职业农民自筹资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社会的责任同时也是农民自己的义务，是农民职业选择的需要，也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农民业务素养随现代农业的发展而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因而要发挥农民的主动性，提高农村或农业合作组织和农民自身的筹资能力及承担意愿。

（三）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

农民始终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承担者和推动者。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成败。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分工分业细化迫切需要新型职业农民的智力支撑，因而，需加快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快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农民群体分化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重大问题的途径，也是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甄别新型职业农民特征。通过对职业农民的信息甄别，遴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逐步演化的长期过程，随现代农业的发展而发展。影响农民职业选择的因素有农民自治、农业合作社发展程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还受资格认证、资金筹措、基地建设的影响；农业生产经营收益则受风险分摊、后续支持、专家咨询等政府惠农政策的影响（图1）。因而，为培育农业现代化经营主体需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全体动员多方合力，建立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精心设计统筹安排，构建多维、立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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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快制度建设，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准入制度。职业农民代表了一种高层次的职业群体，实施职业准入并不是覆盖所有传统农民。农业产业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产业，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建立职业农民准入制度，有利于提高农业地位和产业化程度，有利于国家对农业的支持、监督和管理。只有建立职业准入制度，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才具备有效抓手。建立职业农民的职业准入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职能部门要从实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深入研究和实践论证的基础上适时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是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稳定的保证。因而，必须培育一支稳定的有责任感的高素质的农业从业者队伍。政府要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在构建职业农民准入制度的同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充分体现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属性，科学界定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标准，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动态管理机制。认真甄别筛选职业农民并进行严格的资格认证，只有取得职业农民从业资格者方可享受政府惠农待遇并获后续的培育支持。提高职业农民地位，消除对农民和农村的歧视性待遇，使职业农民身份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同。

二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多元化。农业的特征决定职业农民的培育要分类对待，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实现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多元化。政府、学校、企业、民间机构、农民都可以成为培育主体。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监督管理；农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农民成人学历教育工作并组织实施。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的职业农民要区别对待分层培育，形成农业院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科院、农业培训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等多主体、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育主体。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积极探讨多元化培育模式[6]。

三是强化政府主导，创新培育制度。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涵盖立法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由于政府的农民教育培训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缺失，造成农民教育培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践行其公共服务职能，使职业农民培育驶入快车道，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在健全立法的同时，各级政府还要积极完善培育制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健全培育体系，在理顺各职能部门和各培训机构具体职能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提升职业农民培育基地和师资等软硬件水平。另一方面，则是要依据农业产业发展需要和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需求，制定培育方案，落实培育内容，探索行之有效的培育模式，确保培育质量和效果。

四是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惠“农”支持力度。惠“农”政策是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制度保障，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动力。惠“农”政策包括农业生产经营支持制度和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支持制度两个方面。农业生产经营支持制度方面，要加大对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补贴和支持力度。在稳定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将新增政策性农业项目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则需进一步完善职业农民培育补贴制度，对参与职业农民培育的农民实行免费并给予补贴，以调动农民参与职业农民培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培育质量。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土地、金融、保险、保障等方面的惠“农”力度。政府引导土地向新型职业农民流转；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加快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民房产和农业生产设施“四权”担保融资制度，破解新型职业农民农业规模化经营中的资金瓶颈[7]；健全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分享更高质量和水平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

参考文献

[1]李惠，张梦蝶.职业农民培养模式改革的对策研究[J].职教通讯，2012（1）：66—70

[2]尹文秋.城镇化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 2015（10）： 145—146

[3]贺文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群体分化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J].新疆农垦经济，2016（5）：19—25

[4]朱启臻.新型职业农民特征、地位与存在形式[J].农民科技培训，2013（11）：10—12

[5]季俊杰.新形势下如何开拓公共教育经费的新筹资渠道[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3）：75—80

[6]窦艳芬，姜岩.都市型农业视阈下天津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必要性和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 2014（8）：51—54

[7]杨莹彪.加快培育云南新型职业农民的对策建议[J].云南农业 2015（8）：60—62

新型城镇化 篇4

城镇化是现代化最基本的战略支撑所在，是最强的内需潜力所在，也是当前最大的红利所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作为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九项重点工作之一，城镇化已经被视为未来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基础。当前，许多城市在创建“幸福城市”。幸福城市必定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城镇化实质上就是让更多居民享受幸福生活的过程，不仅市民更幸福，而且农村转移人口也能获得同样的幸福感受。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近二三百年的工业化是人类生存方式发生最大变迁的时期。工业发展促使成百上千座城镇崛起，城镇发展又对工业和人口进一步集聚形成巨大吸引力。可以说，工业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伟大革命，城镇化同其如影随形。工业化创造了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城镇化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推动人类发展进入最辉煌的时代，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以往数千年的总和。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彻底改变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推动着我国现代化进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背离以人为本原则导致城镇化的异化

城镇化起源于人的自然聚集，出发点、立足点和落脚点都应当以人为本。由于传统城镇化以物为本，片面强调规模扩张而忽视产业发展，强调密度而忽视承载吸收能力，强调速度而忽视消化转换能力，强调大、新、洋而忽视空间生态优化，因此导致了“城市病”、城市新居民“水土不服”等诸多弊端。而新型城镇化则新在以人为本，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本质是由偏重城市物质形态的扩张提升向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转变，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更加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由偏重经济发展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由偏重城市发展向更加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我们应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图与深刻内涵，加速由传统物本城镇化向新型人本城镇化的理性回归。

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城镇化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创造，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类也可能偏离以人为本的方向而走上歧途，产生异化现象。产城发展变得结构失衡。产业和城镇盲目发展，可能破坏工业化同城镇化的协同关系：或者城镇没有产业支撑，居民难以就业，成为“穷城”、“睡城”、“空城”；或者进驻企业没有高质量城镇化基础的支撑而难有长期竞争力，留不住人才，产业发展无力攀登技术制高点；或者城镇的包容性差，外来人口长期无法融入，利益矛盾突出。这样的产业和城镇发展均处于低水平，往往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实现集聚变得很不便利。人口向城镇集聚原本是为了更加便于生产和生活，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但是，无序的人口集聚和城镇规划、建设、管理问题使得生产和生活越来越不便利。生活成本提高过快，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供应不足，城镇内部以及城镇之间人流物流不畅。规避风险变得危情四伏。“城”原本是防范灾难和风险的地方，但如果城镇建设和管理不善，城镇生活就缺乏安全保障，反而成为高风险地区。例如，犯罪、车祸、火灾、环境污染、疾病传染、安全事故以及饮食不卫生、群体性事件等会使居民缺乏安全感。

吸纳人口变得阻碍融合。城镇化是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城镇具有吸纳人口的吸引力和包容性。但也可能由于物质和制度上的缺陷，城镇化反而阻碍社会一体化，导致人口社会性分裂和城乡差距扩大。创造财富变得失去幸福。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伟大创举，但低质量的城镇生活可能使人抑郁、焦虑甚至愤懑，并没有让居民感觉更加幸福。增进人的幸福是新型城镇化的精髓

城镇应成为劳动生产率更高、生活条件更好、社会更和谐、文化更丰富、环境更适宜、安全更有保障的居民聚居地，而且能够以其强大的实力带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而要真正实现城镇化的这一性质，就必须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居民基本活动状态是劳作、休闲、居住和通行，城镇化必须给居民提供更适宜的创业就业条件、休闲文化场所、居住条件环境和人车交通便利。为此，需要进行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同时，还应构建特殊时期的应急机制和管理体系。城镇化应为满足居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物质、精神和空间需求提供完备的条件。哪些由居民家庭自己解决，哪些由企业或非营利机构解决，哪些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建立的公共服务系统解决，在城镇化过程中应有系统的规划安排、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都知道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也强调“以人为本”。党的性质和宗旨都决定了凡事都要以人们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我们的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人为本的中国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并特别强调要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强调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防范通货膨胀，控制潜在风险，同时不断改善民生。

目前，如何防止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复造城运动，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只有大规模的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增长，实现政绩的量化，而产业转型不仅短期内无望实现，将农民转换为市民身份也需要大量的民生投入，这对地方政府而言很难实现，毕竟现在承担了太多的债务，也有实现经济增长的任务。

新型城镇化-文章 篇5

----地方投融资平台未来转型方向初探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强力推进，地方投融资平台也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浪潮，数量与规模均呈现膨胀之势。在三十多年快速城市化后，原有“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明显，中央政府适时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这必然对以服务地方建设为主要目的的投融资平台产生深刻影响。“新型城镇化”到底有什么内涵，地方投融资平台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呢？

一、中国城镇化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中国城镇化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造成很多“空城”，占地过多。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

“人的城镇化”滞后。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1.2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这些已进城和将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诸多方面与城镇户籍居民相差甚远，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我国的城乡之间严重不平衡，比如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能达到6比1或更多。我国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同样严重，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

“城市病”困扰城镇化。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二、新型城镇化的涵义

针对城镇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和不健康的问题，中央极力提倡“新型城镇化”，并于2014年3月由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

总结《规划》以及中央领导层在不同场合对新型城镇化的阐述，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具有明显的区别：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新型城镇化注重以人为本，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实现城镇化推进与社会事业发展同步，城镇化成果充分惠及人民群众，在强调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改进公共服务、优化人居环境，实现质量提升。

大、中、小城市及农村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协调发展，不以损害乡镇利益为代价而保城市经济。新型城镇化要求城镇乡统筹发展，总揽发展全局、兼顾各方利益、有序安排时空、协同推进进程。在城乡关系上，既发挥城镇的拉力提高城镇的承载能力和吸纳能力，又通过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来协调城乡关系，形成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长效机制。在城镇化推进的道路选择上，发挥不同规模城镇的优势，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子。

城市布局更加合理。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以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为依托，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合理控制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紧凑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发展主体更加多元。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企业、居民和各类社会组织，以“自下而上”市场主导的方式为主，同时以“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方式为辅地推进城镇化。政府主要在宏观层面发挥引导、协调和支持作用，而其他主体则主要承担城镇化的建设投资和产业发展等微观层面的任务。

更注重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依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提升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注重城镇功能提升、历史文化传承、个性品位塑造，力求高效、可持续、协调发展。

总结来说，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三、新型城镇化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影响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向上，事权向下”导致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分配的不合理，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的背景下，对各地的城市建设大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过去急速膨胀的城市建设需要，地方投融资平台普遍存在“大干快上”的现象，重速度轻精细管理、重主体工程轻配套工程、重建设轻经营维护。由于基础建设存在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也由于地方投融资平台本身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地方投融资平台投资主体与资金来源较为单一，存在依赖土地经营、过于依靠政府信誉（银行借贷、发债等）等问题，再加上工程前期评估不到位、经营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足等因素，使得地方投融资平台普遍面临负债率高、盈利能力差，可持续经营面临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及中央“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地方投融资平台必须适时转变经营思路。

1、围绕城市定位，明确发展策略

城市定位是城市发展和竞争战略的核心。科学和鲜明的城市定位，可以避免陷入“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可以最大限度地聚集资源，最优化地配置资源，从而最有力地提升城市竞争力。

不同城市应根据其所处城市群的状况、其自身在城市群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产业结构特色及历史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确定其城市定位。城市定位及城市发展目标不是越大越大，也不是越时髦越领先越好，而是要结合其实际。长三角是国内较发达、内部协调相对较好的城市群，主要的十六大城市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位，如上海市（长江经济带龙头及中国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宁波市（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区域经济中心）、台州市（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东南沿海现代化港口大城市、中国民营经济创新示范区）、舟山市（海天佛国、渔都港城、海上花园城市）。而全国不少城市却脱离其实际一窝蜂地要建设所谓的国际大都市、或者要成为新兴产业基地，必然浪费资源且难以实现。

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发展策略应与城市定位相匹配。如定位于旅游城市，则必然需要重视景观、绿化、交通、食宿、购物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如定位于工业城市，则必然需要重视热电能源、给排水、污水处理、仓储物流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发展策略还应与城市层级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匹配。国家在《规划》中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也就是说，东部城市群当前的重心不是继续发展规模，而是优化；中西部城市群尚处于培育阶段，规模与质量并重；大城市应适当限制规模，而应提升与周边区域的交通通讯等互联设施；中小城市、小城镇尚可放开手脚大力发展。

根据城市定位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地方投融资平台应明确自身的发展策略，明确应将资金重点投入哪些领域，明确应保持怎样的发展速度等。

2、从城市拓展转向拓展与经营并重

城市化速度将由快到慢。过去2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有超过5亿中国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由于农村适龄劳动力已经大量向城市转移、人口红利已经基本耗尽，未来不可能继续有这么多农村人口向以这么快的速度向城市转移。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出，从2013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增加6.3个百分点，而在过去七年中，这一增幅是9.4个百分点。事实上，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已经开始放缓，2013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增加2.7%，为1996年来最低增速，远低于2000-2010年4%的年均增速。

投资重心将由基础硬件到配套设施及民生与服务。随着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下降，城市房地产等最基础的硬件的建设压力将大大舒缓。城市的功能也将从让更多的人能在城市生存转变为让更多的人能在城市生活得更好。新型城镇化要求更多地关注“人的城镇化”，这就要求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地方投融资平台也应更重视景观园林、轨道交通、医疗教育、节能环保等配套设施建设。

收入来源将由过度依赖土地到以经营性收益为主。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财政性资金注入、土地收益、国有资产存量以及赋予特许经营权等方式对融资平台进行扶持，在地方政府承诺、地方人大同意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确保还本付息前提下，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及国有商业银行的打捆贷款。

在地方可支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土地收益是这一基本融资模式最主要的基础。土地一方面有储备抵押和贷款融资的功能，另一方面，土地的深度开发是土地资产增值的主要渠道，土地增值收益为城市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以及城市“摊大饼”式圈地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可预期的土地收益将越来越受到限制，地方投融资平台“土地开发-增值-受益”的传统盈利模式的局限性将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不少民生与服务性项目（如轨道交通、污水处理等）却可以产生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未来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盈利来源将更多地倾向于项目经营本身。

3、从单一关注城市到城乡统筹发展

过去，城市是地方政府发展的绝对重心，对农村发展相对忽视。而新型城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着眼点是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通过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未来广大农村区域将在政府工作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势必要求地方投融资平台也比以往更关注农村发展，更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具体来说，一是要着力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如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推进土地平整和大规模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等。二是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基础设施。三是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积聚功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四、结语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求转变投资重心、转变盈利模式，对地方投融资平台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又为地方平台提供了改变盈利单

一、盈利难的发展契机。

新型城镇化考核 篇6

宜宾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丁应虎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结合宜宾县实际，更加深刻认识到宜宾县必须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尤其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中大有可为。

一、夯实基础，完善功能，以新型城镇化促进新型工业化

宜宾县按照“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善、富有文化内涵、清新亮丽的滨江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实现“四个新提升”。

（一）城乡规划水平实现新提升。县城控规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及7个乡镇控规和75个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完成，全县城镇规划面积达到91.73平方公里、扩大了12.19平方公里，其中县城规划面积达到13.15平方公里、拓展了24.76%。

（二）城市“两翼”形象实现新提升。城北新区50米和40米主干道及景观工程快速推进，西北地块土地整理开发全面展开、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推进；滨江路综合开发项目全面推进，完成防洪堤填方13万立方米。

（三）城乡环境面貌实现新提升。全面开展“五十百千示范工程”创建活动，完成旧城道路整治、偏街小巷治理和旧城截污干管建设，二二四城市入口景观节点打造工作有序推进。

（四）中心场镇发展速度实现新提升。高场、白花、蕨溪等中心场镇发展势头强劲，观音镇南部新区土地整理开发工作已经启动。仅2010年开工房地产建设项目21个60.55万平方米、竣工项目18个35.88万平方米，新增建成区面积

1.79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高了2.43个百分点。预计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13亿元，增长43.7%，占GDP的12.15%。

二、加快发展，增强动力，以新型工业化促进新型城镇化

宜宾县始终坚持“工业强县”核心战略不动摇，新型工业化强势推进，工业经济实现“四个新突破”。

（一）园区建设实现新突破。组建向家坝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引进了天磊公司投资5亿元实施城北园、豆坝园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园区基础设施投入2.6亿元，城北园50米和40米大道、高捷园入园道路以及豆坝园重件码头及连接道路工程全面竣工。

（二）落户企业建设实现新突破。宜宾纸机、常达机械、志源电子等14户新建企业竣工投产，吉鑫制酒、粤华集团等7个新建项目快速推进，长虹红星电子工业园、四川香酒坊等2个项目已交付用地，中韩合资建中精密机械加工、晶鹏玻璃和天工机械整体搬迁等3个项目征地工作积极推进，杨柳滩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大鱼孔电站主体工程全面完工，重啤集团宜宾公司啤酒灌装生产线等15个技改项目全面完成。

（三）企业集团培育实现新突破。出台了《培育工业大企业大集团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仅2010年全县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3户，惊雷公司成功创建国家级技术中心、产值已达23亿元。县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35亿元，增长36.18%；利润总额9.3亿元，增长40%。

（四）工业招商实现新突破。成功引进投资15亿元的江苏华西集团与晶鹏玻璃战略合作等项目26个，其中投资上亿元项目8个，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69.37亿元。全县工业增加值实现38亿元，增长22%，占GDP的35.51%。

三、规划引领，园区承载，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

宜宾县坚持“三化”联动的发展思路，尤其是通过“三抓三强三提升”来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

（一）抓规划、强龙头，提升城市扩张力。首先，对县城控规进行修编。坚持实施“北拓、南进、西延、东融”四大战略，即：北拓，跨越铁路向北拓展建设城北新区，打造未来中心区，带动城北工业组团开发，发展物流产业；南进，跨越金沙江南进发展江南用地，发展金沙江南岸普安三角地带，建成宜宾县城与市中心城区全面融入的承上启下战略地带；西延，向西延伸至豆坝工业园、向家坝水电站和安边镇，构筑一条完整的金沙江滨江景观带和经济发展轴；东融，全面向东融入中心城区，依靠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加速发展宜宾县。其次，对全县工业产业发展进行规划。目前已编制完成城北园、豆坝园产业发展规划，正在编制高捷园、孔滩园产业发展规划。同时，始终坚持城市建设规划与产业规划有机结合，突出产业集聚和城市建设相融共促。

（二）抓要素、强基础，提升园区承载力。首先，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城北园作为全县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的示范园区，交通骨架已基本形成，入厂连接道路正加速推进。其次，狠抓要素配置。城北园工业发展的水、电、气、通信网络等要素保障已基本到位。按照“一园一主业、园区有特色”的思路，一区四园发展势头强劲。城北园重点发展机械、电子、新型材料等产业，高捷园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农林副产品精深加工，孔滩园重点发展金属复合材料及重大装备制造产业，豆坝园重点发展机械装备制造和仓储物流产业。

（三）抓机制、强融资，提升资本保障力。充分运用市场的手段，把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有机结合，切实做好经营城市这篇文章，在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一是盘活土地资源。2010年土地收益达10亿元以上，直接入库超过6亿元，用于工业园区征地拆迁超过

3亿元。二是大力引进民营资本。建立多元化的城镇基础设施投入机制，采取土地整理代行业主和BT、BOT等投融资模式大力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和园区基础条件建设。三是创建投融资平台。利用土地储备获得了农业发展银行投放2亿元用于城北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创新市政建设承建方式。滨江防洪堤综合开发项目以带方案控价差额的土地出让方式，成功实现防洪堤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地产开发有机结合，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从而使滨江防洪堤建设和滨江综合开发快速推进。

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对策与思考

宜宾县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实现了发展、平稳、突破、求变的结果，但也同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新型工业化水平还不高，城镇工业基础薄弱，缺乏产业拉动力量，城镇化加速发展进程中带来的民生问题等。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的途径与措施。

（一）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强化工业经济支撑作用。一是狠抓平台建设。抢抓全省产业园区调整升级契机，力争将向家坝工业集中区纳入省级重点园区规划发展。进一步创新园区建设机制，积极探索企业主导的园区建设、管理模式。完成城北园50米二期、40米高速公路下穿、长虹24米、纸机16米、东区30米等道路建设，不断提升园区承载力；引进民间资金投入高捷园基础设施建设，并适时启动豆坝园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狠抓产业培育。积极配合做好向家坝水电站、溪洛渡左岸换流站等国家重大能源项目，启动伏龙口电站和李场液化石油气等项目建设，推动综合能源产业加快发展；加快推进惊雷科技新研发产品产业化进程，完成天工机械、天瑞达电子搬迁入园和长虹红星电子、建中精密机械等项目建设，积极发展关联产品和配套产业，促进机械装备制造产业不断壮大；加快红楼梦酒业技改扩张，促进吉鑫制酒、香酒坊酒业建成投产，不

断壮大酒类产业；积极推进伊力集团100万吨PVC项目前期论证工作，优化提升威力化工、伊力射钉、天源离子树脂产品结构和升级，并依托丰富油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化工产业。全面落实加快培育工业大企业大集团的各项政策，通过招商引进和技改扩张做大做强惊雷科技、长虹红星电子、伊力集团、吉鑫制酒、晶鹏玻璃等企业。三是狠抓要素保障。切实加大土地整理力度，全力争取用地指标，不断强化工业发展用地保障。全力完成城北园供水加压泵及管网建设，推进豆坝220千伏变电站及高场110千伏、城北110千伏、观音110千伏变电站建设及改造升级，不断优化电源及网络结构，积极争取天然气和成品油供应指标。完善融资贷款机构和担保机构，健全企业融资体系，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立足工业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集聚发展、集中发展、集群发展的原则，编制完成向家坝工业集中区产业规划。四是创新工业招商。瞄准产业定位，加大优势产业及相关配套产业招商力度，形成优势产业链。突出重点区域招商，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发达的8个省及北京、重庆两个市作为招商重点区域。坚持对外开放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项目招商、会展招商和园区招商。

（二）全力以赴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宜宾中心城区重要组团。一是强力推进“三片齐动”。加快推进北片城北新区开发，不断完善城北新区西北地块一期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城中央”开发，积极探索“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的三方合作模式，高标准打造城北新城。加快推进南片滨江路综合开发，确保县城金沙江防洪堤在洪期前达到设计高程，稳步推进沿江房地产开发，高标准打造滨江生态休闲带。加快推进东片旧城改造，完成二二四进出口通道打造规划设计和项目招商，启动天工机械、晶鹏玻璃旧厂区开发，完成重啤集团搬迁入园方案，强力推进二二四棚户区改造，高标准打造县城入口形象。二是全力做好“城乡联动”。坚持规划先行，加快中心城区各层次规划编制进度，扩大重点地块、地段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乡镇近期建设性控详性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覆盖面。不断提高市政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因地制宜开展城镇园林绿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城镇燃气普及率。深入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切实加大资金投入，突出抓好集镇垃圾处理、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整治等工作，不断提升城乡形象。三是着力抓好“两手互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切实做好城市建设规划，全面落实并不断完善促进城镇化进程的政策体系，坚持推进政府规划、审计、结算，企业参与建设的城镇建设模式，切实规范企业建设行为，用政策推动乡镇场镇加快发展。切实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调节市场资源和资金走向，用市场手段激活民间资金投资活力，促进城镇化加快发展。积极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整顿秩序，规范管理，引进国内一线品牌房地产企业参与我县城市建设，推动本土房地产企业不断壮大。

新型城镇化考核 篇7

本刊记者:中央明确提出, 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 趋利避害。我特别想了解的是, 这个“害”究竟指什么?

彭真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新型城镇化要“趋利避害”。但究竟避什么“害”?为什么“避害”?“害”到了什么程度?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弄清楚, 要么是跟着起哄, 要么是在似是而非的概念上绕圈子。有些人的调子高到天上去了, 就是不着边际, 不敢面对已经存在的尖锐矛盾。中央都在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但他们还是有另一类的空话、套话, 前几年的“城市化”发言也居然拿到现在反驳, 而且煞有介事, 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如此没有针对性, 新型城镇化还怎么深入讨论下去?在我看来, “避害”才能进步, “避害”才能重生。

2012年12月17日晚, 我在中央电视台解读当天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说, 所谓“避害”, 就是要避287个地级以上城市 (三沙市属特殊情况) 规模扩张之害。这些城市只顾“摊大饼”建新城, 老城区、棚户区和城中村都瘫在一边, 1000多万家庭、1亿多居民住在漏雨漏风的房子里, 大床挨着小床, 灶头碰着炕头, 进屋下不了脚, 出门上不了厕所。这些城市一边是高楼大厦, 霓虹闪烁;一边是低矮老屋, 烟雾笼罩。剖开这些城市的经济内核来看, 每个城市都在透支国家的土地、水资源承载能力, 三次产业结构中二产占大头, 二产中又以钢铁、石化和建材为代表的资源型落后产能占大头, 同时陷入交通、环境和就业等多重困境。对什么是新型城镇化一定要敢于谈真问题, 一定要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头, 一定要有把自己的见识、主张尤其是逆耳忠言说出来的勇气。在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方向上, 谁怕下功夫, 谁就找不到真理。

本刊记者:您认为下一步怎样理顺思路?

彭真怀:今年元旦过后, 我在河北省宁晋县、广东省高州市和山东省垦利县等地调研, 当地干部群众对我说, 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几个月过去了, 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现在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他们特别希望中央能有个明确的说法, 讲明白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里?是城里的事还是农村的事?与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干?这些关乎全局的困惑表明, 恰是民气可用时, 兰舟竟发待将声。回京后的两个多月, 我静心关注新型城镇化的各种意见, 在反复推敲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集中的逻辑梳理。

上世纪60年代初, 为了度过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全党就一些重大问题同时开展调研, 很快就形成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决策。我想, 对新型城镇化的不同意见, 有调查不够的问题, 也有研究不够的问题, 而后一个问题更加突出。最近听到消息说,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基本定稿, 今年上半年可能正式出台。从我个人角度看, 这么匆忙是欠妥的。新型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人向哪里去、地往哪里用?怎么拿出有力度、可操作的实施意见?国家发改委有责任深入调研、反复论证, 避免在关键的时刻选择错误的方向。我认为, 在方向不明的时候, 先停下来辨明方向是十分明智的。

本刊记者:截至2012年年底, 全国城镇人口为7.12亿, 人口城镇化率是52.57%, 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国内外的实践证明, 城镇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城镇化速度亦非越快越好。您认为应当如何把握城镇化的速度与效益?

彭真怀:你说的不错, 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 但按户籍人口计算, 大约在31%左右。我多次对其中的水分提出质疑, 但一些人不以为然。最近, 李克强总理也在文章和谈话里指出, 城镇化率的统计口径至少存在15%的缺口, 说明中央对这个情况也有了判断。其实, 早在2010年9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和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就分别指出, 当前的城镇化存在着严重的不完整状态。但今天看来, 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引起警觉。

问题在于, 如果不挤干城镇化率的水分, 就找不出发病的根源。我国现有城镇化率的统计口径, 包括了2.62亿左右在城镇生活6个月以上, 但没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等同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一些城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 扩大辖区面积带来的1.4亿镇区农业户籍人口, 这些“城镇区域”的产业结构并未转型, 缺乏产业支撑力, 缺乏基础设施供应, 实际上仍然是农村。从我这些年的跟踪研究看, 上述两类没有真正转变身份的人口, 约占7.12亿城镇总人口的一半。这一现象在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川渝地区、贵州、湖南、安徽、河南和山西等地的城镇化率差值均在25%以上。

本刊记者:那么, 应当怎样让农业人口有序转移, 成为真正的市民?又怎样最大限度避免“城市病”和“农村凋敝”现象蔓延?

彭真怀:我觉得, 这要从1958年延续至今的户籍制度深挖。在同一片国土上, 这个制度把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占人口2/3的农民, 没有土地却必须附属在土地上。由于他们是农村户口, 就业保障、看病住院和孩子上学受到限制, 甚至遇到事故的赔偿也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进城务工只能拿暂住证, 只能干最累最脏的活, 只能拿最低的工资。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生命建设城市, 是劳作最辛苦、生活最艰难和变动最频繁的群体, 却享受不到同等的国民待遇。据我了解, 全世界用户籍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 目前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 户籍制度反映的都是不平等社会。

我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在过去20年的城镇人口增量中, 有71.8%是农业户口, 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在城镇永久定居。2012年11月16日, 贵州省毕节市海子街镇擦枪岩村5名小学生在街头垃圾箱内生火取暖, 中毒身亡。这5名孩子当中, 有4名是留守儿童, 他们的父亲或者父母双双在外打工。这个残酷的事件, 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人的神经。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户籍制度编织的“农民工体制”, 正在切割和碾碎无数的农村留守家庭。这样的城镇化, 只允许青壮年农民临时性进城打工, 而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却不能跟随他们正常生活, 导致58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和4000万留守老人这一人类历史罕见的畸形社会现象。再加上2.62亿农民工, 全国有4亿多人的生活残缺不全, 相对完整的家庭生活被拆散。

我认为, 用新型城镇化形成新的治国理念, 需要对农民保持必须的尊重, 对农业保持必须的敬畏, 对农村保持必须的清醒。从国际经验看, 很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 都出现过农民贫困、农业凋敝和农村没落的现象。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亏欠农民太多, 压抑过久一定会出大乱子。我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 如果占人口65%以上的农民, 觉得工业化、城市化跟自己没有关系, 自己不是受益者, 或者看不到受益的希望, 弥漫着一股受害者、受损者和受排斥者的情绪, 我们这个国家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呢?因此, 我们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给农民以梦想和期待, 让他们重拾信心跟着党和国家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战略思维, 牵一发动全身, 具有纲举目张的统揽作用。把农民放在心口上, 而不是放在枪口上, 整个国家才有希望。

本刊记者:从您所谈的情况看, 一些地方把推进城镇化等同于城镇建设, 过分注重建成区规模扩张而忽视了人口规模的集聚。这种错误做法应当怎样纠正?

彭真怀:我认为根本的一条, 是要在治国理念上主动扬弃。因为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在治国理念上遵循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思维定势, 64年来缺乏创新和突破。这种理念根深蒂固, 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触动。比如, 我们从1953年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和油料等重要农产品, 糖料、酒类和烤烟等其他农产品, 只能由政府统一低价收购, 再统一分配给城市市民。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2004年才彻底取消。回过头来看这51年, 我们通过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 提高工业品价格, 用“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最初的积累。

再比如,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 (简称《人民公社60条》) , 以集体所有制替代农民土地所有制, 之后经过三次宪法确认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下, 各级地方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大规模转手倒卖农村土地, 推动了“城市化率”一路飙升。本该属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 就如同“丰乳霜抹在了城市化的胸大肌上”。这种城市化完全建立在剥夺农村的前提下, 把农民整体逼进了死胡同。现在, 农村各类群体事件看似偶然, 实质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历史上看, 农民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如何对待农民, 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每个政权的建立初期, 都注意痛定思痛, 惩农民之所恨, 扬农民之所善。最终走向灭亡也在于不懂自我约束, 采取各种倒行逆施榨取农民。我们要有大智慧, 避免治国理念陷入“自动锁定”状态, 尊重和关切农民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强烈要求。现在最需要打破的, 是陈腐的教条观念和本领恐慌, 一说到扬弃治国理念, 就会不恰当地联想到是不是要改旗易帜。这个大帽子扣在头上, 谁都不敢往深处想事情。其实, 改旗易帜与扬弃治国理念不是一回事, 国家政治制度可以不变, 但治国理念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和环境, 站在历史高度作出与时俱进的大判断。

本刊记者:现在很让人困扰的是, 地级以上城市转移人口“进不去”, 小城镇又“没人去”,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彭真怀:仔细分析你所说的这种情况, 我看有一多半是农村土地制度带来的, 群体事件、贪腐案件也大多跟土地连在一起。早在100多年前, 孙中山先生就已经想到了“平均地权、涨价归公”, 有些人现在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呢?还有, 日本、韩国实行土地私有制, 但土地增值部分也要拿出来分享。相比之下, 我们国有、集体土地的增值, 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装进少数人腰包呢?我主张, 新型城镇化先从农村土地制度入手, 逼地方政府下决心放弃倒卖土地的财政。当然, 大家都会觉得疼, 但现在不动, 越晚动越疼。农村土地增值的主要收益, 从道义上必须归进城的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突破了, 农民进城的信心就有了, 既得利益者就不得不让步。没有这一条, 新型城镇化就是白扯。

按照《土地承包法》, 农民有30年土地使用权。但根据《土地管理法》, 农业用地要变成城市建设用地, 必须首先变性为国家所有, 同时给农民一定的补偿。对农用地是一套法律, 对非农用地却适用另一套法律, 相互矛盾。这些年, 我一直为农民土地权利奔走呼喊, 但来自不同渠道的声音提醒我:我们体谅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堪忧, 也了解补偿标准太低、补偿款不到位。不过, 如果只保护失地农民的权利, 那城镇化以及整个经济高增长的大局还要不要维持?如果征地补偿让农民衣食无忧, 地价到底会有多高?那样的话, 城镇化成本不就上去了?成本上去了经济建设不就下来了吗?失地农民的命运是惨了些, 城镇化不就是“小利”服从“大利”吗?这一套又一套的理由, 冲淡了中央为保护农民权利准备采取彻底措施的决策。

从2004年开始, 中央下决心把房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但为什么越调越涨?究竟卡在什么地方?根据我观察, 全国655个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每年都在1.5万亿左右, 占财政收入的六成以上。一届政府寅吃卯粮, 把今后50年到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 干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事。卖地生财当然比种粮食来钱快, 但耕地大量减少, 必然导致粮食生产萎缩, 也必然导致农民既失地又失业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 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19.45亿亩, 2010年已下降为18.26亿亩 (人均仅1.37亩) , 其中2/3为中低产田。我记得, 早在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纲要时, 国务院要求到2020年底必须确保不低于18亿亩耕地。按照这一要求, 从2006年到2020年, 耕地最大净减少量不能超过2700万亩, 年均不到200万亩。但各省用地需求每年都在1500万亩以上, 耕地占补平衡的数据造假触目惊心。没有人思考两个常识性问题, 东部新垦耕地是可以完成的任务吗?中西部新垦耕地又有多少能成为有价值的耕地呢?

我在农村调研时发现, 很多村庄的房屋常年无人居住, 断壁残垣, 荒草丛生, 拆又不能拆, 卖又卖不出,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山东省乳山市樗树崖村约有600处宅基地, 其中荒废多年的房子有200多处。除了正常生育之外, 村里的人口几乎只出不进逐年减少, 加上人口自然死亡, 空置的房子越来越多。这种由人口空心化演变的涉及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域空心化现象, 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点, 但也是希望所在。我的综合测算表明, 按照分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情景, 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1.5亿~3亿亩。再加上打谷场、村边林、取土坑塘等村庄附属用地, 保守估计可有效利用耕地4.5亿亩以上。这本帐算清楚了, 就可以找到新型城镇化开门的钥匙, 形成农村宅基地的退出与盘活机制, 破解建设农村新型社区的土地供需矛盾,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本刊记者:近来与城镇化相关的投资板块, 特别是钢铁、水泥、机械等一波波地高调炒作城镇化概念。但是, 如果继续以投资驱动和“房地产化”为主, 就无法长远承担拉动消费的重任。您认为发挥新型城镇化对经济的全方位拉动作用, 应当怎样重点布局?

彭真怀:记得小时候种地, 长辈总是先把地里的石头、树根和杂草清理干净, 然后再播种。我想, 治国与种地是一个道理。新型城镇化能不能成为未来30年的经济主载, 要看能不能用锋利的手术刀解剖当前正在进行的城镇化, 刮骨去毒才能重生健康的肌体。明白了这一点, 就能正本清源, 就能矫枉纠偏。所谓战略, 并不是“把马放在车前”那么简单, 最重要的是“马往哪里跑”。我建议在全党、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调研, 对当前的城镇化进行全面彻底反思, 采取不破不立、边破边立和先破后立的思维方式及工作方法, 看准了的就下决心干, 明摆着是错的就赶快改, 不能总是在深水区里“摸石头”。

其实, 既然叫新型城镇化, 就一定是与当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化不同。2010年就有各种社会舆论, 批评当前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半截子城镇化”或“不完全的城镇化”, 过激的观点甚至认为是“病态城镇化”或“畸形城镇化”。我一直注意倾听这方面的批评意见, 从中学习、借鉴和体会到了很多真知灼见。综合起来, 我大体上梳理了当前城镇化的十大重症:1.制造了城镇化率的数字泡沫;2.放大了户籍壁垒的制度缺陷;3.暗藏了土地财政的隐性风险;4.侵蚀了耕地资源的保护红线;5.引发了攀比冒进的失控开发;6.催生了商业贿赂的高发多发;7.扭曲了干部考核的评价导向;8.漠视了城市自身的弱势群体;9.割裂了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10.恶化了生存发展的环境空间。

按照我的理解, 新型城镇化是一场根本性的制度革命。为什么这样讲呢?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当时的人口分配耕地,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造成了3.5亿农民从一出生就没有土地, 其中2.61亿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大迁徙大流动。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触及农村产权制度, 占人口总数65%以上的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 (林地、牧场) 的所有者。新型城镇化所承接的, 是过去30年剩下的最难啃的硬骨头, “老百姓越来越难管”, “维稳成本越来越高”, 所有的改革议题都充满着分歧甚至严重对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一种革命性的超越, 并以这种超越体现“中国梦”的历史进步。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大家关注, 当前城镇化的推动者与改革的对象多数情况下是同一类人, 他们已经在“城市化”中获得了地位和财富, 并从容地掌握了操纵局势的话语权。在这种背景下, 我很忧虑新型城镇化所呼唤的各项改革内容, 既得利益者在经历短暂的观望后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面对他们的集体阻挠又该如何破局?但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 否则城乡两极分化到最后就是社会撕裂, 谁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我最近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 没有革命的压力, 推动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换句话说, 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推动改革?关键的问题是, 具有改革意识的执政者在获得应有的权力后, 如何把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改革动力, 从而引领历史走向代价较小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解析新型城镇化 篇8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我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新型城镇化”道路及与此相关问题探索成为当前社会研讨的热点。

一、国际城镇化发展道路

国际城镇化发展道路与城市发展道路是一致的。自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世界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的增长，城市①人口数量也从几十万增加到上千万人，产业变革、人口迁移、城市发展、社会分工细化成为近百年以来社会发展的主脉搏。城镇化发展的过程性、产业结构变迁、人口迁移、发展动力等方面具有一定规律性。

一是城市发展过程具有快慢交替的规律性。在城市化发展初期，工业发展带动了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集聚增加，但由于交通、生活、服务、医疗、居住等问题发展滞后，城市化增速减缓，在这一时期，社会服务、交通、居住条件等逐步改善。此后，城市化进入第二次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技术和管理的变革为核心，大批从业人员集聚到城市中来，工业现代化解放了低层次劳动工人，劳动力素质逐步提高，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值和从业人员比重增加，社会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凸显。此后，城市化进入了第二个缓慢发展期，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促进人口转移趋势放缓。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入了第五个阶段，大中城市人口部分人口转移到周边城镇，城市人口相对减少，中小城镇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二是产业结构变迁存在相同规律。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完全一致的。在农业社会末期，农业产业地位开始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开始提升；工业社会中，第二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第三产业逐渐发展起来；在后工业社会中，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开始上升。

三是从业人口迁移具有方向性。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从业人口迁移原则上是单向流动的，即人口迁移是与产业发展具有一致性。随着工业化的开展，从业人口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而随着人口集聚所需的社会服务的增加，从业人口则又从第一、二产业迁移到第三产业。

四是发展的动力是基于技术改革和管理创新。制造业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设备和技术支持，一部分劳动力人口从农业人口中脱离出来从事制造业；制造业生产流程中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创新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从生产流程中脱离出来从事服务行业。随着社会信息化技术、自动化技术的提升、交通设施的建设，城乡之间的关联度不断加深，技术的变革和管理手段的提高使得城乡差距缩小，城市规模发展趋缓。

二、国内城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

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是我国由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折点，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也是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如大中城市发展困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解决的开端。

不断拓宽的马路和拥挤的交通是大中城市发展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这并没有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人口和城市的双重扩张虽然带来了GDP年均16.2%的高速增长，但其所带来的交通拥挤也不容忽视。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差异性增大，政策制定标准难统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中西部发展、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其根源之一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不一致性决定；二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衡。城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其所具有的人才、资本、技术、交通、区位等优势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农村因区位分散、资源缺乏、劳动力素质低等原因而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即使在目前，由于没有完全打破二元体制对农业的束缚，农业经济发展还面临着政策层面、内外在动力机制、劳动力、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一系列障碍。

收入差距扩大。由于地理区位、发展政策、垄断、特权等问题，我国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收入差距过大归根结底是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问题，虽然我国一直努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如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将农业老龄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完善税收调解制度，调整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破除垄断，进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但由于改革涉及利益阶层的权益，改革步履维艰。

2013年，雾霾一词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重点，2013年，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遭遇到雾霾天气的影响，2013年的北京创下了单月25天雾霾天气的记录。而造成雾霾横行的原因在于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空气的严重污染。人口集聚、交通拥挤、森林减少、水资源缺乏都是造成雾霾的原因。如果城市进一步扩张，其所带来的后果不是人类可以承受的，而这只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生态环境的失衡、水污染、垃圾包围城市等都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解决城市矛盾，构架新型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三、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对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型城镇化是在我国当前经济转折的关键时期提出的，其对于下一步经济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新型城镇化内涵在理解时应注意：

坚持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新”在于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城镇化以城镇居民为主，其选择权在自己手中。如居住权的选择，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的流转和出让等由农户自由选择；企业参与农业活动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主选择；政府可通过政策扶持、政策引导，不能以强制措施干预企业或者农户的选择。新型城镇化不是农民的被城镇化过程，不是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不是农民变工人的过程；是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过程，是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过程，是农民自由选择工作及职业的过程。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新型城镇化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即在发展过程要考虑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城镇化建设规划设计、人口集聚度、产业布局、社区建设都要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考虑资源的高效利用、环境的保护和生态循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施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经济发展模式，在生态环境承载范围之内进行循环发展，确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endprint

坚决维护农民的利益。我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城乡一体化，通过破除城乡的二元体制，实现社会产业、人口的合理集聚。改革的关键点在三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农业现代化、农业社区、劳动力转移这三个问题中，农民是改革的关键点。农民要实现身份、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坚决维护农民的利益，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是确保农民的土地收益；二是确保相对公平。如在目前土地确权过程中，由于村集体对于农民土地承包制度长期的不调整，造成土地在农户之间分配不公平。一些死亡人员、户口迁移人员长期占有村集体土地，而一些因婚迁入人口及其婚生子女确难以分到赖以生存的土地。且由于各地土地承包时间的不一致性，土地承包权时间不一致，不利于全国土地制度的管理。

明确政府的职责。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出之后，相关部门纷纷开始研究支持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资金、技术、财政补贴、免税等政策呼之欲出，足见政府积极性之高。可与之相反的，农民和企业反而对新型城镇化担忧。对企业来说，整个经济增长趋缓状态下，企业资金力量薄弱，投资积极性较低；对农民来说，也担心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权益的受损和“被上楼”。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应明确自身职责，合理引导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协调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针对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政策和法律方面提供指导，为职业转型农民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弱势群体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参与主体意愿。

坚持内在质量提升，统筹协调发展。在土地财政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注重的是城市房地产建设的数量，各地大规模的征用土地，进行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城市中的楼越建越高，城市中的植被越来越少，虽然提高了城市土地的利用率，但是城市生态环境资源遭到破坏，个别城市水资源紧张，地下水资源枯竭，饮水资源全部或者部分依赖地上水资源。城镇化发展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也不是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的发展，城镇化应注重内在质量的提升，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双重提高。

注释：

①城市是指大中城市，不包含乡镇。

参考文献：

[1]辜胜阻.新型城镇化的难点是人的城镇化[J]. 重庆与世界， 2013 （3）

[2]龚义清.国外城市发展的趋势[J].城市规划，1987（1）

[3]朱吉玉，朱丹.国外城镇化发展对中国的启示[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山东省县域生态城镇化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实证研究”（项目编号：J13WC5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