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选（精选9篇）
徐志摩，浙江海宁人，现代诗人、散文家，是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柔美、清丽、音韵和谐，颂扬理想；表达对爱情、自由、美的追求；擅长细腻的心理捕捉、缠绵的情感刻画，深得青年人喜爱，诗集有《猛虎》、《云游》、《志摩的诗》等。
胡适，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诗人、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其思想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代表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着》、《胡适学术文集》等。
郭沬若，四川乐山人。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五四”时期，发表新诗《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诗集有《星空》、《瓶》、《前茅》、《恢复》等。
冰心，原籍福建长乐，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诗人.笔名冰心.其诗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诗集《繁星》和《春水》等。季羡林，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著名东方学家、梵文学家，诗人,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
响之深远是极其突出的，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其著爱国诗歌有《泰山颂》等。
席慕蓉, 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 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她于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一本新诗集《七里香》，在台湾刮起一阵旋风，其销售成绩也十分惊人，她的诗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其代表诗集《七里香》、《时光九篇》、《边缘光影》、《迷途诗册》等。
北岛，北京人，《今天》杂志创办人之一，他是“20世纪中国现代诗承上启下一起向未来的有力的一环，一座不可忽略的里程碑”。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代表作：《回答》、《结局或开始》、《一切》。
海子，安徽省怀宁县，著名诗人，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在诗人短暂的生命里，保持了一颗圣洁的心。他曾长期不被世人理解，但他是中国70年代新文学史中一位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结集出版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
郑愁予, 祖籍河北宁河，现代诗人。郑诗大都以旅人为抒情主人公，被称为“浪子诗人”。他的诗歌，一种是豪放、爽快、豁达的“仁侠”精神，酷似李白；一种则是曲折动人、情意绵绵、欲语还羞的婉约情
韵，宛若李商隐。代表作《莳花刹那》《刺绣的歌谣》《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等。
戴望舒，浙江杭县人，现代诗人。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戴诗美丽而富于感情，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代表作有《雨巷》，并因此作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外还有《寻梦者》、《单恋者》、《烦忧》等。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余光中文学语言繁复善变，力求在“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等。
顾城，原籍上海，生于北京，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被称为当代仅有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有人形容“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间流出来的”。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等。
舒婷，祖籍福建泉州，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诗作《致橡树》是朦胧诗潮的代表作之一，其诗，意象明丽隽美，思维逻辑缜密流畅，且手法多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等。
西川，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西川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先锋诗歌中“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倡导者和集大成者。西川的诗宽容、开放、不太注重体制，有散文化倾向，更多地是追寻着一种诗原汁原味的本质，写的是诗最初的原生状态，出版诗集有《虚构的家族》、《大意如此》、《西川的诗》等。
汪国真，祖籍福建省厦门市，当代诗人，他的诗集和小语集，连续获得三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汪国真的诗歌，主题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汪国真在1990年出版第一本《年轻的潮》后引起巨大轰动。卞之琳, 江苏海门汤门镇人，当代诗人（“汉园三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抗战期间在各地任教，曾是徐志摩的学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断章》是他不朽的代表作。在现代诗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他是近现代史上中国的著名诗人、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早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旅欧留学，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所作新诗多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语言通俗。他一生著作甚丰，创作了《扬鞭集》、《瓦釜集》、《半农杂文》等。
翟永明，生于四川成都。诗人。1981年开始发表诗作。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被誉为“东方最美丽的女人”。1984年其组诗《女人》
以独特奇诡的语言与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文坛。代表诗篇有《女人》《静安庄》等。
冯至，现代诗人，翻译家，教授。冯至的治学方法是“洋为中用”，学风特点是严谨，人品是诚实、正直，谦虚、平等待人和爱国，1941年他创作了一组后来结集为《十四行集》的诗作，影响甚大。《昨日之歌》、《十四行集》、《西郊集》等。
严力, 出生于北京，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1979年开始绘画创作。1979年为民间艺术团体“星星画会”的成员，参加两届“星星画展”的展出。1985年夏留学美国纽约，1987年在纽约创办“一行”诗歌艺术团体。主要作品《这首诗可能还不错》、《黄昏制造者》、《严力诗选》等。
清代诗论家王夫之在论“兴观群怨”时说:“于所兴而可观, 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 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 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 群乃愈挚。处于四情之外, 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 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 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 (《姜斋诗话》卷一) [1]兴中有观, 观中有兴, 群中有怨, 怨而能群, 说的是“兴观群怨”四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 读者在鉴赏文学作品时, 总会融合着认识与理解、情感与思维等诸要素而运作的, 艺术美给人的美感也是由诸功能组成的, 人格教育正是通过这些综合功能来实现的。“兴观群怨”说在古代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对我国诗歌的社会功用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且以“兴观群怨”说为代表的诗歌诗教理论传承至今, 在当下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对当代诗歌创作和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和价值体现。
中国当代诗歌, 指的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诗歌。可以说, 当代中国诗歌的第一页, 是与中国历史的新进程一道揭开的。新中国的成立, 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 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同时也带给诗歌了划时代的意义。“兴观群怨”这一传统的诗教理论在这一时期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了新的诠释。《中国当代诗歌经典》[2]这部书中共收录了139位当代著名诗人的142首诗歌, 选入的诗歌大多是短诗, 着重于艺术的简练、节制、含蓄和内在张力, 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并且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好诗”,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 与“兴”有关的诗歌有23篇, 诗句优美, 意蕴悠长。如闻捷的爱情诗《苹果树下》, 把爱情比喻成苹果种子, 春天播种、夏天成长、秋天收获, 歌颂和赞美甜蜜而又羞涩的爱情;舒婷的《秋夜送友》, 好友比作“雷击之后的老松”, 自己则像“南来北去的飞鸿”, 感叹与朋友相聚的时间之短, 但友谊长存。还有孙静轩的《瀑布穿过森林》、公刘的《运杨柳的骆驼》等, 这样的篇什大致占收录诗歌总数的1/7。
与“观”有关的诗歌较多, 生活诗、写景诗、状物诗等等, 体现着诗人关注生活、体味生活的视角。如杜运燮 (xiè) 的《秋》描写着秋日的风景:鸽哨发出成熟的音调、没有浮云的平易的天空、秋花秋叶秋阳, 诗歌中洋溢着对秋天的喜爱和对丰收的赞美;郭小川的《乡村大道》中, 诗人通过对乡村大道的抒写, 把它比作一座座无始无终的长桥、一根根金光四射的丝绦、一条条险峻的黄河、一道道干涸的沟壑, 赞美着它的明亮和丰沃, 它的坎坎坷坷、曲曲折折。这样的诗还有邹静之的《一个故事》、丁丽英的《一天早晨》等, 大致占收录诗歌总数的一半。
与“群”相关的诗歌有16首, 诗中体现了人民的心声, 表达着民众的情感, 如臧克家的《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食指的《这是4点零八分的北京》:“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等等;
与“怨”有关的诗, 抒发着诗人的情感、抱负和胸襟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如北岛的《回答》中坚定有力的声音:“告诉你吧, 世界, /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这样的诗还有艾青的《鱼化石》、宋琳的《告诉云彩》等, 约占收录诗歌总数的1/4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兴观群怨”说对当代诗歌还是有其价值所在的, 它的文学功用仍在当代诗歌中绽放着魅力, 焕发着光彩。“兴观群怨”说在当代诗歌领域中得以运用, 并通过诗歌作品的感染力量, 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和心灵, 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
不可否认, 传统的观念和理论有其不适合这个时代发展和进步的因素, 孔子所阐述的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 是受制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的, 也就是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兴观群怨”说是以周王朝的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前提下提出来的, 男尊女卑、重礼重孝,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就是这种伦理道德的体现。由此而观, “兴观群怨”说还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宗法制度、封建社会, 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 是以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作为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主要出发点和目的。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 提高人民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 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切文学活动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 也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切文学活动的价值观的核心。而如何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兴观群怨”说, 如何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必须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他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 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 这是决不能替代的。”[3]要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加以整理、区分、思考、分析, 分辨出哪些是民主的、革命的、对人民有利的东西, 哪些是腐朽的、反动的、对人民有害的东西, 批判性的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这样, 才能根据新时代的需要, 对艺术进行革新和创造。“兴观群怨”说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被一代又一代的诗人继承和发扬, 正是由于它能够反映和表达人民的心声和情感, 是民主的、革命的东西, 并且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始终为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服务。
摘要：“兴观群怨”说在古代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对我国诗歌的社会功用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且以“兴观群怨”说为代表的诗歌诗教理论在当下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当代诗歌中仍有具体体现, 并对当代诗歌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兴观群怨”,当代,诗歌,价值
参考文献
[1]出自《姜斋诗话》卷一.转注:毛宣国.中国美学诗学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7:141.
[2]王家新.中国当代诗歌经典[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1.
星夜美丽
月光的清辉映照着无边的宁静轻风如诉
黑黝黝的远山传来神秘的信息
高人夜观天象 可知祸福凶吉一道流星闪过
八十八个星座的天空
将对应人间怎样的命运？
紫微星异常发亮
狮子座星陨如雨
这异端的天象
是带来灾变还是吉运？
我仰望星空
大地寂无声息
亿万斯年
日月还是永不停歇地运行
怀 念
今生我再也不能与你相遇
今生我对你的思念
就是那辽远的天空和深冬的寒冰今生啊，我荒废的青春如何返还？
一个人在月色下行走
我想起了贫寒的乡村那昏暗的灯光想起了槐花在风中静静开放
那小小的花朵散放着洁白的芬芳
想起了你那纯洁美丽的微笑
那逝去的温暖啊一去不返
是哪一个午夜，哪一次梦里
你沉默的目光远远的凝视着我
那样无助，那样忧伤
我呼喊着你
你默然转身
我看见了你脸上那晶莹的的泪滴
我将背负行囊独自远行
这漫漫旅程
我将背负火焰和海水
从炽热一直走到生命的冰凉
澄 明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推开窗户
天空明净 清爽
流动的轻风带来淡淡的花香一杯透明的水
微微搅动起心的明亮
世界比想象的还要辽阔和风习习的早晨
清新的阳光充盈天地
你给我看海天一色的幻境
从梦幻的云端下来
可不可以就此走向无限童年就是这样
大风吹过山岗
云游的孤儿回到了故乡
惊 蛰
第一声春雷就惊醒了梦魇
第一次苏醒就看见了闪电
被雪藏千年的那一柄宝剑
黑暗中再一次闪烁它凛冽的寒光
乍暖还寒的初春
我独自在山间行走
我听见血液沸腾的呼喊
“我要出來！我要出来！”一个声音从远方传来：
“让火苗成长
但你再不能回到过去”
给我爱 给我光
给我飞越的信心和力量被你的目光注视
我漂泊的灵魂
会轻轻地升上天空
大海在远方回响
曙光穿过厚厚的云层我在春梦的中途醒来
一滴雨水就使大地倾斜
青 春
看得见山坡上的那间小屋一只鹰在蔚蓝的天宇下回旋那是哪一年的青春岁月
青涩的种子在心里悄悄发芽
一望无垠的是青青的麦田
多么美丽的春天
你的秀发在阳光下飞扬
爱的柔波在微风里轻轻荡漾
我没有抓住那一闪而逝的初恋的青春但是在梦中我曾经呼喊出来
蛇在雷霆中扭动身体
在暗夜里冰冷无言
游魂十四行
“更深的寂静，是春天群山不可接近的梦幻。”
——埃利蒂斯
春天在明澈的小溪前
照见了自己的影子
一朵暗自伤怀的水仙花
随粼粼的水波一闪而逝
是那星夜里群山逝去的叹息
只有闪光的诗章还温暖着寂寞的心灵而今寒冬已至
嘈杂的人声中难以听到真实的声音
在大地和天空游走的灵魂你还能在黑暗中坚持多久迎来新的黎明神圣的洗礼？
那时你将为谁泪流满面
你是否会说我一无所有
说我在庸庸碌碌中度过了余生？
公 社
它的内核来自法国的巴黎公社
寄托了那个年代人们美好的希冀和情感它曾经在祖国的乡村生根发芽
并大面积开出如火如荼的花
初春的风啊，它冷峻而有力地吹过大地
祖国的山河以革命的名义红成一片
报纸和新闻上都说，一大二公的公社
亿万改天战地的社员，他们的干劲热火朝天
他们在公社里起早摸黑，辛勤劳作但是没有几个人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那公社里苦寒的母亲
背负饥饿的孩子一脸茫然
一个时代乌托邦式的理想
已经黯然地随风而逝
现在人们把公社叫做乡镇
它正在瘦身，或是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消失
工 地
到处都能看见建设的场景听到机器的轰鸣道路正在延伸，楼盘还在升高
一个个劳作的工人
在堆放钢材、沙石和水泥的工地上操劳
仿佛一个国家的心跳
在吊车、推土机之类机械的运动中起伏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没有停歇的工地都能看见忙碌的身影城市一日日膨胀，乡村一天天瘦小
几十年的世事变幻
让人们回忆起过去的岁月恍若隔世
加速！再加速！
石子，在奔腾的河流中也动了起来
被投资拉动的经济一路升温
是不是该以另一种方式
让经济的温度降点下来？
繁忙的工地折射着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很多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和幸福
而是在越来越快的节奏中
感到了那种焦灼和身心的分裂
泅 渡
我要一个人
在崎岖的道路上找寻真实的自己我要一个人
渡过那条漫长而幽暗的时光之河但是我还没有好好练习学会游泳
一下水，我就成了一只落汤鸡
我希望我的心在忧患的历程中
能变成一颗闪光的珍珠
但是我只是一个心为形役的囚徒
困于尘世，找不到自我
风不断地改变着方向
痛苦它就像风一样不曾停止
总感到有声音在河流的远方呼唤我
终其一生
我能否泅渡过那条漫长的生命之河？
太 极
在中国，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打太极的人
看似绵软无力的太极拳
其实是动静皆宜，刚柔相济
这有点像中国的哲学，它太博大精深
看似虚虚实实，锋芒不露
实则一招一式都暗藏杀机
我们的哲学还讲究阴阳平衡，和谐中庸
看似一团和气，实则是勾心斗角
太极，它从无极而生
不偏不倚，随曲就伸
它能四两拨千斤，使英雄所向无敌
但是我们打太极的哲学总不敌西方的科学我们神武的君王在列强面前往往一再屈首
歌
让我倾听那逝去年华悠悠的歌声为梦幻的水晶拂去那时光的尘埃
仿佛我还活在芦苇花开的故乡那温馨的昨天我忆起对你的爱
夏天的阳光打在我的脸上留在这个世界的鞭子和血
仿佛那一天我们并没有走远歌声被阳光带上高高的云端
仿佛就是那首萦绕在我脑海的歌让我的神思在回忆中一次次恍惚
雨后中国
風渐渐小了
经受了那么多风吹雨打的大地它泥泞曲折的道路
在阳光的照耀下逐渐干爽明亮
承载了太多的沉重和苦难
我们都不愿回首那伤痛的往昔如同在太阳温暖的光芒里
我们不愿忆起那寒冷的冬天
这是雨后的中国
有人点燃火焰，驱走严寒和阴霾龙的故乡日新月异
长江黄河翻腾着奔向浩荡的大海
雨后中国
我们可以自由地聆听溪水的歌唱
我们可以在平和清新的空气中
感触一个日渐清晰的未来向我们走来
刀 锋
在深夜里寒光一闪
一片刀锋上殷红的血迹划过梦魇里痉挛的脑海瑟瑟的风声在旷野里颤栗
仿佛是大地正在沉沦
仿佛是夜空正在旋转
我听见沉默已久的土地发出了阵阵低沉的呻吟
在逝去的记忆里呼喊
我经历的核心
被锋利的刀锋划开
让时间的灰尘深深掩埋
将生命投入烈火与修辞的熔炼诗歌，你刀锋上的舞蹈
我独自承受
直抵黑暗心脏的彻骨疼痛
公 牛
（唐）宋之问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寒食》（唐）韩翃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闾门即事》（唐）张继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清明》（宋）王禹俏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苏堤清明即事》（宋）吴惟信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寒食上冢》（宋）杨万里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郊行即事》（宋）程颢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明）高启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墳上子孙来？《清江引 清明日出游》（明）王磐问西楼禁烟何处好？绿野晴天道。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探莺花总教春醉倒。
墙有耳。伏寇在侧。
管子引逸诗
鸿鸿将将。
佹诗
天地易位，四时易乡。
列星陨坠。旦暮晦盲。
幽暗登昭。日月下藏。
公正无私。反见纵横。
志爱公利。得楼疏堂。
无私罪人。憼革二兵。
道德纯备。谗口将将。
仁人绌约。敖暴擅强。
天下幽险。失世英龟龙为蝘蜓。
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刳。
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
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
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复。
忧无疆也。千秋必反。
古之常也。弟子勉学。
天不忘也。圣人共手。
时几将矣。念彼远方。
何其塞矣。仁人绌约。
暴人衍矣。忠臣危殆。
谗人般矣。琁玉瑶珠。
不知佩也。杂布与锦。
不知异也。闾娵子奢。
莫之媒也。嫫母力父。
是之喜也。以盲为明。
以聋为聪。以危为安。
以吉为凶。呜呼上天。
曷维其同。
鬼谷子引古语
女爱不蔽席。男欢不尽轮。
国语引人言
兄弟谗阋。侮人百里。
兵在其颈。佐雝者尝焉。
佐斗者伤焉。祸不好不能为祸。
韩非子引鄙谚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
莫众而迷。傭自卖。
哀而不售。士自誉。
辨而不信。
韩非子引古谚
为政若沐也。虽有弃发之费而有长发之利也。
韩非子引古语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
韩非子引先圣谚
不踬于山。而踬于垤。
规有摩而水有波。
我欲更之。无奈之何。
汉书引逸诗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亲省边陲。用事所极。
九变复贯。知言之选。
后汉书引逸诗
皎皎练丝。在所染之。
狐援辞
先出也衣絺紵。后出也满囹圄。
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
有人自南方来。鮒入而(左鱼右见)居。
使人之朝草国为墟。殷有比干。
吴有子胥。齐有狐援。
己不用若言。又斮之东闾。
每斮者经吾参夫二子者乎。
黄泽谣
黄之池。其马歕沙。
皇人威仪。黄之泽。
其马歕玉。皇人受縠。
浑良夫譟
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
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
集韵引逸诗
佞人如(左虫右犀)。
祭辞
皇皇上天。照临下土。
集地之灵。降甘风雨。
各得其所。庶物群生。
各得其所。靡今靡古。
维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薄薄之土。
承天之神。兴甘风雨。
庶卉百物。莫不茂者。
既安且宁。维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灵。
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惟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
以正月朔日迎日于东郊。
祭侯辞
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
故亢而射女。强食尔食。
曾孙侯氏百福。
祭侯辞
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
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
强饮强食。诒尔曾孙。
诸侯百福。
家语引逸诗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
天之以善。心报其德。
峤诗
何自南极。至于北极。
绝境越国。弗愁道远。
金楼子引古语
宁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满车。
宁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宝珠。
金楼子引殷纣时语
车行酒。骑行炙。
百二十日为一夜。
晋儿谣
恭太子更葬兮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其兄。
晋书引逸诗
诸葛亮如何选秘书-从诸葛亮《心书》看当代秘书应具备的素养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有人用“万古云霄一羽毛”来形容他的渊博学识,而诸葛亮在选贤任人方面也有过人之处.他在其所著<心书>中曾经系统地提出了对“如何知人”的看法,也就是他选拔人才的.七条标准:
作 者：王舒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刊 名：秘书工作英文刊名：SECRETARY WORK年，卷(期)：2008“”(12)分类号：C93关键词：
如何吸引游客, 了解游客的兴趣和爱好是必要的。古代诗歌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意境深远, 感情浓郁, 文字优美, 读起来朗朗上口, 作为语言文学艺术中最美的一种艺术形式, 它能最精炼、最集中、最强烈地反映社会生活。正如《礼记·曲记》中所言:“入境而问禁, 入国而问俗, 入门而问讳。”因此, 旅游景区深刻挖掘其文化内涵, 以古代诗歌为载体, 寻找“诗”味, 寻找情趣, 迎合大众需求, 已成为景区发展的法宝之一。
从整体来看, 当代旅游景点对古代诗歌的开发利用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利用古代诗歌本身, 扩大景点知名度
1. 诗歌题目中含有旅游景点名字
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是吊古怀乡之佳作。诗人登临古迹黄鹤楼, 泛览眼前景物, 即景而生情, 诗兴大作, 脱口而出, 一气呵成, 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珍品。由于崔颢的《黄鹤楼》在古代诗坛地位显著, 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也因此名声大噪。黄鹤楼濒临万里长江, 雄踞蛇山之巅, 挺拔独秀, 辉煌瑰丽, 很自然就成了名传四海的游览胜地。
坐落于湖南省岳阳城西的岳阳楼, 濒临洞庭湖, 衔远山, 吞长江, 气势磅礴, 很早就成了旅游胜地。但该楼之声名鹊起与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是分不开的, 二者甚至是“文以楼生, 楼以文传”的关系。范仲淹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 全文360余字, 字字珠玑, 文章情景交融, 内容博大, 气势磅礴, 语气铿锵, 尤其是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了作者的高洁抱负, 这种高洁的品格成为了广大入世士大夫学习的榜样。自此, 《岳阳楼记》传千古, 岳阳楼也名满四方。可以说, 一首名诗往往就会拉动一个地方的旅游经济和旅游文化, 成为一种取之不竭的隐性资产。
2. 诗歌诗句中含有旅游景点名字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北宋诗人苏东坡的名作《题西林壁》。当我们读到后两句感受作者因身在庐山之中, 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 只能看到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时, 庐山丘壑纵横、峰峦起伏, 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风景便不由得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借助庐山的形象, 通过自己的感受, 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哲理, 不仅耐人寻味, 更使庐山成为许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而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则使得我们每想起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意象时, 便仿佛置身于苏州的寒山寺, 作者淡淡的客愁, 在姑苏城的夜空中摇曳飘忽, 从而为那里的一桥一水, 一寺一城平添了千古风情, 也使得寒山寺能扬名中外。
3. 诗歌描绘的景色本身是旅游景点
如:杜甫的一首《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让读者在体会泰山雄伟的同时, 不禁闭上眼睛跟诗人一道神游于泰山的绝顶之上, 感受在泰山顶上俯瞰群山的气概。深远的意境再加上其蕴含的哲理, 使得整首诗被誉为咏泰山的绝唱, 也使得泰山流传千古, 为人传颂。
我们再来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山势险峻、参差错落的山岩直指天空, 狂奔的巨流汹涌澎湃, 猛烈地冲击着岩石。这是何等的雄奇景观!读过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人都知道这描写的是黄州赤壁的景色。大江东去, 浪淘尽, 将东去的江水, 写的是如此气势磅礴, 故垒西边, 则将读者引到赤壁之战时激烈的战斗场面中去。无法回到历史中去, 如今有机会能到古战场感受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 赤壁这个旅游景点能不成为旅游者选择旅游地点时考虑的对象之一吗?
同样读过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的人都知道这描写的是庐山瀑布的壮观景象。作者新奇的想象, 夸张而又自然, 新奇而又真切, 将庐山瀑布描写得雄奇瑰丽。不仅显示出作者那种“万里一泻, 末势犹壮”的艺术风格, 也使庐山瀑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人产生想身临其境体会“银河落九天”雄伟气势的冲动。
4. 诗歌中描绘的事件或故事发生在旅游景区
我们来看一个对这个元素运用比较成功的例子:伟大诗人白居易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写成了千古流传的《长恨歌》, 这曲哀婉动人、缠绵悱恻的人间神话, 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故事。华清池位于西安临潼骊山脚下, 是中国著名的温泉胜地, 而流传千古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感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年, 唐明皇李隆基思慕天生丽质、倾国倾城的杨玉环, 召其入宫, 赐为贵妃。花容月貌、能歌善舞的杨贵妃令唐明皇宠爱有加。安禄山叛乱后, 明皇携杨贵妃逃至马嵬坡, 被众将士所逼而赐死杨贵妃。杨贵妃香消玉殒, 明皇肝肠寸断。后人传说他们在月宫相会, 而他们的“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 演绎了一曲至爱至真的爱情绝响。
现如今, 陕西旅游集团公司倾力精心打造的中国首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 在真山真水实景实地中, 让这段人间至情和大唐盛境再现和复原在华清池畔。舞剧《长恨歌》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为主线, 以舞诉情, 以势造情, 将这段缠绵悱恻的爱情传奇艺术地再现在骊山脚下的九龙湖畔, 演绎出了一场让人置身其中, 恍若梦境的爱情盛筵。自2006年, 舞剧《长恨歌》公开演出以来, 之后每年的4月至10月, 每晚8点30分都在华清宫上演。《长恨歌》公演六年来, 引发无数的惊奇与赞叹, 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见, 利用诗歌故事的神奇魅力, 不仅能令旅游者得到更充分的精神愉悦, 在更大程度上也推动着全国旅游文化业的繁荣发展。
5. 诗歌描绘的人情风俗是旅游景点所独有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金陵五题--乌衣巷》写到“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中写到的朱雀桥为东晋时建在内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桥, 在今中华门内。乌衣巷得名于三国时吴曾在此扎营, 吴兵皆穿乌衣。六朝时, 成为东晋名相王导、谢安的宅院所在地。乌衣巷位于今南京秦淮河南岸夫子庙文德桥边, 成为瞻仰东晋名相、抒发思古幽情的地方。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乌衣巷》使得乌衣巷和朱雀桥不仅成为怀古思今意向的典型代表, 更成为一种情怀, 一种寄托。历代文人名士在此抒发桑梓情思, 抚今追昔的同时, 在无形中已为乌衣巷和朱雀桥做了效益可观的免费广告。
二、文化名人本身就是一种高认可度、高联想度和高美誉度的文化品牌, 具有强大的溢价能力。
文化名人在提升旅游资源的品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带动的旅游价值有:学术价值、教育价值、寻根价值、体验价值、探奇价值、了解风土人情价值等等。
从景区对诗人名气的利用方式来看,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利用著名诗人的出生地, 扩大景区知名度
提到唐代著名诗人, 不得不提的就是李白。李白, 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 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 (巴西郡) 昌隆县 (712年更名为昌明县, 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 。青莲, 因为哺育造就了旷世奇才李白而且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1994年被省政府命名为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
如今青莲已成为旅游景区, 景区内太白祠、陇西院、粉竹楼、明贤词、月圆墓、洗墨地、磨针溪等历史悠久的文物景点可以让你追寻诗人的遗迹, 进一步地了解李白出生、成长的故事。渴望感受“诗仙”风采的人, 无形之中都成为了青莲旅潜在的游客。
2.著名诗人曾到景点游览过
比如前面提到的黄鹤楼, 崔颢的一首七律这样写到:“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是吊古怀乡之佳作, 一气呵成, 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珍品。传说李白登此楼, 目睹此诗, 大为折服。说:“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颢题诗在上头。”严沧浪也说唐人七言律诗, 当以此为第一。崔颢的《黄鹤楼》已让黄鹤楼声明远扬, 加上其他诗人的名气, 使今天的黄鹤楼更加的威风和神奇。
黄州赤壁的闻名与北宋著名词人苏轼也有着直接的联系。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 常在此逸兴吟哦并写有流传千古的一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后人因此将赤壁和苏东坡的名字联在一起, 名日“东坡赤壁”, 从而让黄州赤壁因此而成为举世闻名的人文景点。
3.著名诗人曾在景区居住过
成都杜甫草堂, 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公元759年冬天, 杜甫为避“安史之乱”, 携家由陇右 (今甘肃省南部) 入蜀到成都。次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 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 茅屋落成, 称“成都草堂”。他的诗“万里桥西宅, 百花潭北庄”中提到的便是成都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 公元765年, 严武病逝, 失去唯一依靠的杜甫只得携家告别成都。杜甫离开成都后, 草堂便不存, 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 重结茅屋, 使之得以保存。如今的杜甫草堂是经元明清多次复修而成。杜甫先后在此居住近四年, 创作诗歌流传至今的有240余首, 草堂故居被视为中国文学史的“圣地”, 草堂也因此深深扎根于游客的心中。
4.著名诗人卒于此地
唐代诗人白居易, 字乐天, 晚年又号香山居士, 一生中谱写了大量诗篇, 内容多为反映人民疾苦, 通俗易懂, 广为流传。白居易于唐武宗会昌六年 (公元846年) 八月逝世。白居易的墓园, 也称白园, 位于洛阳香山的琵琶峰上。一座半圆形的墓冢前, 立有“唐少傅白公之墓”碑, 周围苍松环立, 翠柏成行, 山花簇拥, 庄严清丽。站在这儿, 东眺嵩岳少室隐约可见, 西瞰长桥卧波水平如镜, 北顾邙山蜿蜒起伏, 南望窟龛密如蜂巢, 游目骋怀, 妙趣倍增。白园让前来的旅游者欣赏祖国美丽的山河大川的同时感受到了拂面而来的文化气息, 使旅游者徜徉于有着深厚的名人文化内涵景观之中, 让文化的厚重润物无声地渗入到了游客的心中。
5.宋代女词人李清照, 被誉为“词国皇后”, 曾“词压江南, 文盖塞北”。自明朝以来, 中国出现了四处“李清照纪念馆”和多处“藕神祠”。在山东济南有“章丘李清照纪念堂”和“山东济南李清照纪念堂”, 另外还有“山东青州李清照纪念馆”和“浙江金华李清照纪念堂”。座落在词人故里山东省章丘市明水镇的纪念堂采用宋代建筑风格, 整个建筑布局精巧和谐, 格调朴实、淡雅、大方, 恰当地体现了女词人的身份、气质和风度。
作为“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 她将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 同时, 她词作中的笔力横放、铺叙浑成的豪放风格, 又使她在宋代豪放词坛上独树一帜。多处的李清照纪念馆充分利用了李清照在词坛的显著地位, 其经济效益也是不言而喻的。
巧妙利用古代诗歌及其诗人的独特魅力, 积极运用古代旅游诗歌中的元素, 对于开发旅游文化资源, 满足中外旅游者的审美需求, 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旅游景区应坚持加强对古代诗歌中旅游文化内涵的研究, 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发挥古代诗词文化的文化魅力, 在提高游客文化素养的同时也为景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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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有《论诗十二绝句》，表达了他对诗格和诗史的看法，或曰：“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 古人书。”或曰：“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又曰：“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需争。”他主张诗应是真阅历、真性情的自然抒写，不该刻意工巧，堆砌故实，卖弄学问，以至“无人得解”。而对唐以后不可能再有好诗那种十分保守而又极为普遍的陋见，他则认为是无事生非、自寻烦恼，不符合诗歌发展规律，并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的创作实践来证明其谬误。在清代文学的发展中，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理论，张问陶都堪称大家，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家族特性尤为突出，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涌现出不少具有杰出成就的文学创作群体。关于张问陶，《清史稿》本传在赞其“以诗名，书画亦俱胜”的同时，又提到他是“遂宁人，大学士鹏翮玄孙”，并谓其兄张问安“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可见其深厚的家族传统。本传中提到的张鹏翮在康熙朝曾任相当于宰相一职，长于政务、治水、外交，而不以诗名，不过旧时为官都必须读书应考，而文辞诗赋必在修读之列，所以读书做官的人，也都多多少少有做诗的才能。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张鹏翮奉旨随索额图等出使俄罗斯，勘定中、俄东段边界，为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作出了贡献。他出使途中写有《居庸关早发》一诗：“谁道边城景物凄？三更斜月早闻鸡。光连古戍摇河影，寒逐清霜入马蹄。龙虎台高秋色迥，军都山晓曙云齐。天公有意怜行役，雨洗征尘路不迷。”此诗气势宏伟而格调高古，写出了寥廓的边塞和壮盛的军容，虽有征途之苦，而全无衰飒之气，情景交融，一气呵成，堪称一首气盛言宜的好诗，即使放在唐人描写边关的名作之中，也毫不逊色。从张鹏翮至张问安、问陶再至张知简、知雄，张氏家族能诗者代有其人，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目前这部诗选就突显出此点，也突显出养育了这样一个具有人文气息的家族之地域环境，即四川遂宁蓬溪黑柏沟这方土地的文化底蕴。
我祖籍遂宁，父亲张崇琎年轻时移居成都，我就于1947年在成都出生。在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小的一个，出生时父亲已年过花甲，在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在极为模糊的儿时印象中，我还依稀记得家里有《船山诗草》和《经史百家杂钞》等书。在我三、四岁时，父亲就为我启蒙，开始教我识字，并常给我讲《聊斋》故事。上小学时，他就让我读《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我记得家里大人们曾说，我们家里几辈人起名都是依据一首诗，据说是康熙皇帝曾在北京懋勤殿召见先祖张鹏翮，其后张氏家族即以此诗命名，每一辈取用一字，诗曰：“懋勤顾问，知遇崇隆；清正仁厚，进德立功。”我父亲是“崇”字辈，我们兄弟姐妹都是“隆”字辈。然而在我中小学成长的年代，全国各地大讲特讲的是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加之“文革”劫难十年，家族和传统都被视为封建观念而彻底破除。儿时那本来就模糊的记忆，在那样的环境里更受到极大压抑。然而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力量，外在压力能够一时阻碍其发展，却终究不可能扼制其成长。一旦环境改变，潜在的精神力量就会重新焕发其生命力。现在回想起来，所幸即使在“文革”中以知识为反动、极端反智的年代，我也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没有减低对古典文化的热烈兴趣。“文革”后我先进入北大做研究生，后来去美国哈佛读博士，毕业后留美任教加州大学十年，近十多年则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我虽在国外多年，主要从事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历来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喜欢古典诗词。尤其现在我自己也已过花甲之岁，于故土亲情体会益深。数年前与十多年甚至数十年未见的兄姊在成都重逢相聚，深有所感，曾作七律一首云：“一世浮沉两渺茫，弟兄阻绝隔参商。独夫唾弃难销恨，万姓牺牲可断肠。锦里重逢疑是梦，席间把盏喜若狂。去留有数何须叹，聚散亲情意味长。”尾联即化用船山《戊午成都人日不寐即事有作》句意：“战伐悲人日，羁栖负锦城。去留应有数，聚散岂无情。”拙诗词句浅白，然皆真情实感，直抒胸臆，庶几无愧于先人论诗之宗旨。此或即船山所谓“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者欤？
传淮先生书稿既成，来函索序。余忝为張氏后人，愧无高论，拜读之余，有不能已于言者，乃不揣浅陋，缀拾数语如上，是为序。
诗歌创作本身困难重重，尤其当诗人把个人写作放到文学史的进程和当代生活的整个背景中来考虑，他的每一步都可能前面是悬崖，后面是深渊——假如一个人糊里糊涂写出好诗，当然不错，但出自糊涂的诗作不大有希望成为文学传统(诗学)的一部分——了解当代诗歌，从了解当代诗歌感到棘手的难题着手或许最有意思，难题就是破绽吧，而破绽即通道。这里讨论的三个当代诗歌的“困惑”与“知识界”的近期关注热点多少存有血缘上的联系，或可增添一点交流的余地。
自己的生活
我们从讨厌的地方开始。谈中国诗首先讲老外，这太糟糕了。
德国诗人歌德展望过一种题材、主题和写作技术摆脱地方性樊篱的世界文学，他的《浮士德》确实称得上是一部国际化的作品。我们这些其它国家的读者同意自己身上活跃着一个靡菲斯特。我们身上也活跃着一个哈姆雷特，一个猪八戒。歌德的成功在于发现和塑造。生活在欧洲的美国诗人庞德，算是最具有国际化写作风格的现代诗人。他写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的差不多所有事情。庞德的朋友艾略特和庞德一样从美国到欧洲生活，不同的是他如愿以偿，将他对现代社会的观察和评价作为“人族礼”丰富到了英国保守主义的文化传统。他的作品描述了工业社会里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越过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界线，他技巧新奇、大量用典、处处涉及唯有个人意义的地点的诗作唤起普遍同感，他的诗也被认为具有“国际性”。反艾略特的奥登一路诗风更是洋溢着“国际化文本”的超地域色彩。其中受奥登提携、被前苏联驱逐到美国的诗人布罗茨基身上融合的国际化因素最为多样，他征服中国诗人的魔法说穿了，就是“国际化的写作风格”。他的写作融会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生活体验，英式和俄式两种文学传统，英语和俄语两种写作语言的表达优势，他从当时苏联社会必然导向的抒情诗过渡到美国社会容易导向的叙事和评论时事的英式“民主”诗歌风格，完美地实现了当代东方诗人，尤其世界情结扎根在意识深处的中国诗人的写作梦想。鉴于当代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的启蒙老师是欧美诗歌，后来加上异国情调生活方式的诱惑，中国诗歌日益严重的“国际化”忧虑显得顺理成章。顶尖诗人和刚刚起步的诗人在他们的诗作和诗论中不时透露相应的几个念头：将实实在在的欲望和虚幻的灵魂对立起来，塑造享乐(邪恶)与良知(真理)的人性之斗争，像歌德；利用全人类的文献，探讨人类的历史和幻想在虚荣心引导下的错误，像庞德；展示现代生活的荒芜和时间为生存安排的悲剧，像艾略特；在潜意识和超验的心理、精神层面重新进行抒情诗写作，像超现实主义的艾吕雅和清新粗浅的勃莱；运用关于语言的语言(一个滑稽而难听的名词——元语言)写所谓关于文学的文学作品(但又不是文论)，目标是成为作家们的作家(自大到这样的程度，要做小作家的文学标准和写作源泉)，像博尔赫斯；既然所有地方的人都生活在城市和城市的阴影里，那就写城市缭乱、快速的悲哀，像纽约派的奥哈拉和大名鼎鼎、随随便便的阿什贝利……
坦率地讲，国际化写作风格的确非常诱人，它也不是不能通过恰当的途径成为地区性语言的诗歌的某一个写作目标，问题在于这个宏伟目标是不是帮助我们有力地探索自己的情感。如果这个目标反而在我们和我们的生活之间塑起一道隔墙，或者还要危险，迫使诗歌和写作接受以“人类的普遍性”名义实施的制度化标准，那它就蜕变成了一个坏目标。诗人或许可以从畅销商品获得关于“人类普遍性”的忠告——敢于讲人类的普遍性，转换成另一方面的具体细节就好理解了，即谋求出版、朗诵，甚至翻译和出国开会、最好有那么一些外国人的灵魂被打动了，那么诗人就不必害怕向商人学习——商品卖出去的原因一是有用，二是实用。然而诗人一定会向庸俗、马上流行所附带的低格调战斗。可是商品的启示还有着更深一层意义。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诗人感觉到诗歌写作的天才和技巧，包含了“写什么”(内容选择)，而不仅仅是“怎么写”(完美的形式)。由“国际风格”产生的具体写作问题表面上是“怎么写”，后来变成不少诗作无论哪个方面都乏味的真正弊端，却是“写什么”。一些诗人只写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的东西，少数是题材，多数是主题。另一些诗人讨厌国际化腔调，又反过来只写中国的特殊的东西，多数是题材，少数是主题。前者和后者都不排除在某个时候产生奇迹般作品的可能性，让人担忧的只是出自极端准则的奇迹难于避免暴力的品格。
松弛地考虑写作范围，写我的和我熟悉的生活，本地和国外“题材”作为有效的写作资源会朴实地涌出记忆。“写什么”这一困惑随之上升为一个明确的、无休无止的疑问，写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诗人的探险从这一困惑开始，写啊写啊，作品一部部完成，他仍然不知道他的那些在重复掂量的时候变换着记忆和语言中的位置的经历究竟有什么意思。就像张曙光那首写女儿出生的非凡诗作《给女儿》突然写到一位记忆中的客人，一次旁听到的谈话，从西藏农奴制的闲聊引出医院弗尔马林气味：母亲的死。多么可怖的跳跃！他想到这些但不知道——不完全是假装不知道——它们的意思。
而母亲平静而安稳地躺着，展示出
死亡庄重而严肃的意义
或是毫无意义
那时你还没有出世
每一个诗人都渴望了解他感兴趣和不感兴趣但只好注意的事情，他的经历，他的现实。有时他不得不远远地离开目前的生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干一些好似毫不相干的事情。他真的钻进时光隧道到过去纠正先辈和童年的错误，或站在未来回答现在的提问。然而他是从他的生活出发，并最终回到他的生活，那样他才有资格怀疑他所有努力的意义。
叙事技巧
不论诗人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他的生命在他所在的地方怒放或是衰败，他的情感从那里的各种意义的白天和黑夜中产生。他打算写他了解的东西，就必定涉及到他认为有意思或摆脱不了的相关场所。即使他把写作范围限制在虚构的历史舞台上或幻想的世界里，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暴露他自己的境况：拥有的和奢望拥有的场所和经历。接受采访时诗人可以满不在乎地讲，见鬼，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创作一首诗要联系到如此无聊的生活现实。遗憾的是只有坏诗人每一首诗都能够实现斩断作品与现实的联系。近几年旅居国外和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诗人多数写得越来越差，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还在写他们已经不了解的中国现实。国外读者或许还能认同他们写的那些异国色彩的中国生活，国内读者当然不买帐，他们会说“修辞越豪华越苍白”。他们希望从国外汉语诗人那里看到汉语写国外生活的效果，看到另一类型的汉语诗。令人费解的是国外汉语诗人一写国外就写成惊羡不已的观光记录，和国内不入流的诗人一样，糟透了，好像他们是一群没有烦恼、没有尴尬的游客。他们是害怕触及他们生活的痛楚呢，还是固执而片面地相信诗必须是“纯粹和纯洁的”抒情诗？
其实现代诗的革命成功地减弱了抒情诗的夸张和抽象。往抒情诗里加进叙事成分，或者通过叙事来实现意思和情绪的跳跃，诗看起来既不那么神经质，也拓宽了抒情诗的领域。九十年代汉语诗歌取得如此不同凡响的进展，部分原因在于诗人叙事技巧的成熟。最好的诗人的叙事技巧简直令人惊叹。八十年代，大家还只会写抒情诗呢，写得尖锐就了不起了。那时我们还年轻，只有愿望、热情、不满和愤怒，而没有经历、回忆、思考和判断。那时除了个别早熟的诗人，诗人采用叙事的写法，要么简单到日记的程度，彻底消灭了想象力，要么用老外的套路写老外的事情，像儿童的恶作剧。九十年代，一代诗人到了中年，慢慢结束了不算太长(十年左右)的学徒期，更多一点的诗人终于能够写出当代生活的现代诗了。过去穆旦做过努力，汉语诗一度有点现代诗的样子，后来(受翻译工作影响？)穆旦又回到他反叛过的浪漫主义。所有致力于把诗写成现代风格的当代诗人都应当向孤独的穆旦致敬。诗人孙文波曾经埋怨同辈诗人的写法没有越过英美诗人五十年代的范式，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起码在信息量的层面倒已经同时进入了九十年代。当代中国诗人的使命却不仅要使自己的写作方法平行于今天世界上的崭新手段，还需要这种方法是从汉语的现实中脱颖而出的，将其用来辨别我们的情感、描写我们自己的生活正好恰如其分。陈述句构成的叙事技巧满足了诗人们的愿望，个人的不安全感，家庭的日常冲突，城市里一闪而过的噪音，肮脏的暗中交易，我们这个急躁的时代一切清晰、朦胧的事物无不得到了正面的表现。诗人们自己半开玩笑地挖苦这种现实主义的技巧进步说：好啊，诗人，你上厕所的刹那间痛快也意味深长地传达到我们这里，和着尿臭味的悲哀萦绕在“脑海和心灵”里。话说回来，诗人们的自我嘲笑毕竟带有胜利的喜悦和大度。可是在九十年代，在诗人带着许许多多被细腻描述的场所走进酒吧的时候，他们的叙事技巧回过头来给他们一顿如同陈述句一样单调而冗长的鞭打：场所是不是太多？情节是不是左右了诗人的想象力？叙事的时候夹进去的评论是不是有点儿无可奈何的投降？不管现代和當代诗学是否用枯竭文学的观念否定了跳跃的愿望，诗至少不能拖着读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不停地赶路。
诗最好还是能够带领读者飞翔。纵然大同小异的叙事诗造成了拥挤和阅读事故，叙事技巧本身并不应该对此负责，技巧高超的诗人会在他的作品里布置一些秘密的隧道，读者可以随时停下来转入另外的方向。最有才能的诗人会在诗里铺设一些跑道，读者一旦发动起来就可以起飞。这些诗人之所以在他们的叙事技巧成为时髦的模仿对象后不被困住，得益于他们的综合才能。中国新诗的历史是作为一部青年运动史受到挑剔的诗歌读者冷淡的，青年诗人用抒情诗写他们的愤怒和幻觉是他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中老年诗人也只会写青春式的抒情诗则只能用不负责任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消费热血的青春性写作直到现在还受到过分的崇拜，为什么有人认为一个诗人已进入中年即表明他的激情下降了，而不是随着写作深度和高度的增加而增加了？一个诗人随他愿意一辈子写抒情诗并不妨碍他成为好的、宽广的、得体的抒情诗人，抱负再大一些的诗人一方面要思考如何正确地推动文学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得考虑把诗写成重要的文学作品。对他们来说，单纯的抒情和单纯的叙事都不够，他们要的是十八般武艺。没有戏剧写作的才能，没有宏大场面的组织才能，没有系统的个人诗学观念，一个诗人希望自己的诗歌从生活的道德理想上升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肯定是比较渺茫的。
道德观
我们得从“重要的文学作品”后退一步，回到当代诗歌的写作现实来讨论一个奇怪的、似乎不应该存在的、致使当代诗人分裂成不同派别的争论。这个争论困扰当代诗人已达十几年之久。有的诗人坚持认为诗歌和诗歌写作仅仅是语言问题，另一些诗人则坚信诗歌和诗歌写作属于道德问题，是诗人在生活和个人内心向恶势力进行斗争的简洁的记录。假如诗歌只有这两种对立的选择，一个丰富的诗人可能一会儿认为诗不过是一堆语言，一会儿认为诗就是卓尔不群的道德观。他的书桌上同时放着哈耶克和人民日报，而他垂着脑袋为欺骗了一个老朋友痛苦地流泪，自然会选择道德理想做为写作中剔除内容和采纳词汇的偏激的价值标准。过一段时间他轻松地想到，嗨，我读到的和我写下的不就是一行行文字吗？眼下这种社会氛围里，把诗看作纯粹的语言艺术，说不定是最为极端的道德行为呢！而语言、文字的力量既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又确实不可限量。臧棣的一首分解(解构)未名湖神话的诗作《未名湖》正好写到了这个奇特现象。
虚拟的热情无法阻止它的封冻。
在冬天，它是北京的一座滑冰场，
一种不设防的公共场所：
向爱情的学院派习作敞开。
假设把诗看作语言的艺术作品，某种程度上语言就是语言自身的材料了。文字从语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变得活泼、自由、快乐。不接受道德观念的约束，像一个个符号的文字形成的语言作品理论上任意地适用于任何事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因为文字只解释文字自身。作者被排除在作品之外，作品中出现的“我”与作者之间失去了生活、体验和伦理联系，它只是一个字，作品里的第一人称而已。诗人的傲慢隐蔽起来了，他谦逊地同意自己的工作是向读者提供图画板似的文本，诗歌作品要靠读者的创造性阅读来完成。一下子，国际化风格找到了最佳写作空间。还有比放弃意义、思想、甚至(原始的生活)内容的冷静的文本制作更少区域局限的诗风吗？诗人为写作设置了一个相称的追求：文体。一个诗人必需克服侵略性的社会意志，集中精力研究形式，形式是诗歌的全部内容、全部思想、全部魅力，它在合乎几何学原理的前提下要充满乐趣。世界上有好几位智力过人的文体作家非常吸引人，他们的书的中译本俘虏了几代文学青年，纳博科夫的小仙女啦，博尔赫斯的镜子啦，艾科的连环案啦，洛齐的国际会议啦，他们是文体作家，诗人布罗茨基后来也是文体作家，他后来不写生活，只写关于生活的生活，他用他的形式、他的文体解释那些对于事物的解释。他们愉快地创作关于书的书，像蒙田讲的那样。几年来信仰文字自身力量的中国诗人遇到但羞于坦露的沮丧出自汉语的国际地位，出自游戏经验的欠缺，还是出自误会——对于文体，对于语言的欢乐，对于文字的世故的裙带关系的恐惧——？还是因为只有爱好，而没有绝望。没有先此之前的低于文学的绝望？
从相反角度看，文字只解释文字自身，反而限制了作品的适用范围。语言的艺术作品具有的游戏性质无法满足人类的确希望从诗歌中获得的更深入的欢乐——痛苦灵魂的镇静剂，一阵微风，一滴清水，或者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决心：来自生命深处的勇气。道德主义的诗人有时也能够承认，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生存状况之中把诗歌写作降低(简化)到修辞的标准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他们有两个理由证明剖析自我的情感和写本地生活是当代中国诗人最低道德尺度的写作选择。他们认为诗歌不能成为关于文学的文学，特别是在生命临近被复制的危险时期，诗歌应当坚定地充当我们的理智与我们的生理生活(劳动和原始情感)之间的栈道。其次，他们认为当代中国诗人拒绝探索自我(生活、生命和情感)，拒绝承担社会责任感(良知、批判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是残忍的麻木不仁。他们的偏激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狭隘的偏见，他们敢于这样讲：坚实、深入的写作只能是狭隘的。听上去狭隘反而是对写作的赞美。他们有一点点纳粹气息的自由主义——多么中国化的混合——他们就在这种含糊的热度监督下书写自己的愤怒：针对他们的婚姻，针对他们的邻居，针对他们的档案，针对他们的城市……总之，他们反对把诗歌和诗歌写作学术化。他们的作品阴沉而压抑，不明朗，不美，好像可以像生活本身一样全部删掉。他们实现了另外一类诗人的梦想。
以上三个困惑合起来组成一个首要问题，写什么？
先决定写什么，然后再说怎么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