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农民问题

也谈农民问题（精选7篇）

也谈农民问题 篇1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自从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农民问题就成了帝王头痛的事情。请问，哪一个朝代，没关注过农民？哪一个朝代，最后不都是激起农民造反的吗？好多能人，将帝王比作“船”，把农民比作“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汉代以来，朝廷就开始重视农业了，解决了农民问题，那个朝代就能长期久安。朝之所以能鼎盛，根本原因就是重视农业、重视农民、重视农村，即现在政府所说的“三农问题”。一个朝廷，如果忽略了农民，这个朝代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朝代就要灭亡了。好些朝代，都是农民领袖造反，最后推翻它的政权的。试问，唐朝、宋朝、元朝，哪一朝不都是由农民兴风作浪而垮台的？看来关注农民问题，就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

今天，党和政府一再关注农民，把“三农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率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获得最大的好处，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最近几年，又在农村全额减免农业税，农民自己种粮自己吃。接着，又对种粮的农民实行政策性贴补，按田亩进行补助。这是开天辟地的一项优农政策。政府只想让农民安心在家种田，可农民的心眼很高，他们看到城市发展了，就往城里挤，好多农民现在撂荒出外打工，与城里人争饭吃，与自己读大学的儿女争饭吃，致使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农民问题：农民工进城。国家对这些农民工依然重视，他们做工工钱捞不到的时候，政府出面为农民工讨钱。这些在媒体上不是披露出来了吗？

也谈农民问题 篇2

《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3期发表的张璟玮、徐大明的《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以下简称张文),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一个专门论证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关系的实证研究。该文以2002~2006年历年的“南京语言调查”为基础,对南京市的语言使用情况与人口流动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与相关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人口流动促进了普通话普及”。该结论并不新鲜,但由于是在实证的基础上一步步论证下来的,因而更具说服力。

不过,在认同之余,本人对于张文也有一点遗憾,因为它没有解释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我国仍有大量流动人口并不说或不会说普通话。单就张文提供的数据看,2005年,南京市非定居人口共有161万,其中79.1%的人掌握了普通话,这就意味着还有20.9%的非定居人口没有掌握普通话。这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以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进城农民工为例:有学者2005年曾对武汉、长沙、广州、深圳与东莞5个城市的外来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将近35%的农民工根本不会讲普通话,只有不到1/4的农民工,其普通话水平达到能与人顺利交流的程度(谢晓民,2006);还有学者在对北京、南京两地外来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仍有23.53%的农民工,其普通话“很不标准”或“不标准”(夏历、谢俊英,2007)。正因为有大量流动人口,尤其是不少农民工还不能顺利地使用普通话,相关部门才为此专门要求在此类群体中积极开展普通话的培训工作。如,200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普通话培训工作的通知》(教语用司函[2005]32号);而在2007年度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把普通话作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内容之一,以进一步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语言交流沟通能力(1)。

众多事实说明,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中,既有人说普通话,也有人只说自己的方言。那么,流动人口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呢?普通话为什么会有选择性地在流动人口中普及呢?尤其是那些流入异乡的说话人为什么仍能坚持自己的方言呢?对于这些问题,仅仅一句“人口流动促进了普通话普及”显然过于笼统而且难以解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与深化“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这个话题。

为此,我们拟采用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研究途径,算是对城市语言调查的一种补充。2003年以来,本人一直都在关注家乡———安徽无为县傅村的社会变迁及语言变化,迄今已积累了大量数据与资料,有些可直接用于此次研究,而主要数据则来自2006年本人对傅村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农民工不仅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而且具有往返城乡的特点。因此,从农民工入手不仅可以保证此类研究的代表性,也可将城市与农村联在一起以弥补城市语言调查的不足。包括张文在内,人们针对流动人口而进行的语言调查,基本上都是立足城市而展开的,调查者与被试往往是陌生的并且只有一次接触,调查内容主要是被试在城市的语言生活及有限的社会信息,但被试在老家的相关信息我们往往不得而知,比如:他们在老家的语言及社会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老家与现在的城市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是如何来到这个城市的,来到城市后他们与老家的联系多吗,等等。一句话,城市语言调查并不能让我们了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之前的相关情况。流动人口的特点就是“流动”,如果只关注流入地而不关注流出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不可能全面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特性,因而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说或不说普通话。

二调查的对象与方法

傅村是个自然村,隶属安徽省无为县洪巷乡龙泉行政村,属江淮官话的洪巢片。依据龙泉行政村2003年的统计,傅村共有76户307人,属于我国最为常见的中等村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傅村就陆陆续续有人进城打工。据本人2004年7月在傅村的走访,傅村当时有91人在无为县之外的城市打工,这还不包括随行的20位家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至少1年的打工史,有的甚至长达17年。他们一般都是去了上海、南京、铜陵等以及江浙一带较为富裕的中小城镇,而且以跨省流动为主,他们去的省内城市就是铜陵市。而且,傅村农民工大多数都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城镇打过工,只在一地打工的反而少见。

一个农民要想在陌生的城市养活自己甚至全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决定了进城打工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一般而言,出来打工的往往都是素质较高的那些人,亦即农村的精英。傅村就是如此,从年龄看,傅村农民工在16~54岁之间,平均年龄仅33.4岁;而留守的傅村居民(这里不包括16岁以下或正在上学的)平均年龄竟高达45.6岁,其中不乏七八十岁的老人。文化程度更是直接反映了傅村农民工的精英性。据调查,傅村留守居民竟有55.4%的人从未上过学(即文盲),而傅村农民工的文盲率只有26.3%;而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各个指标上,傅村农民工的比例都明显高于留守居民。

可见,傅村进城农民工具有分布广、流动性大以及更年轻、更有文化等特点。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相应的调查方法。在被试的选择上,我们将范围限于上海、铜陵与南京的傅村农民工,并采取“滚雪球”的方式在这些城市进行抽样。这主要考虑到傅村农民工几乎遍布小半个中国,要调查到每个人似乎不太现实,而上海、铜陵与南京是傅村农民工最多的三个城市,如果找到一个往往可以牵出另外一个,找起来比较容易。在具体调查时,我们按事先设计好的问卷对被试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或电话采访,调查主要在2006年7~8月进行,其后几个月内还有一些零星的电话回访。我们共获得49位傅村农民工的有效数据,其中上海35人,铜陵9人,南京5人。

三傅村农民工的语言状况

(一)傅村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

1.普通话水平还比较低。调查显示:在普通话水平方面,“能熟练与人交谈”的只有2人,“基本能交谈”的有14人,“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有20人,“不会说”的则有13人。其中前两项累计16人,约占被试总数的32.6%,后两项累计共有33人,约占被试总数的67.4%。这就是说,只有1/3的傅村农民工能用普通话与他人顺利交流。但是,所有的被试都表示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傅村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总体上处于“听力好于说力”的阶段。

2.基本不会说打工所在地的方言。调查显示:能用当地话与人“熟练”或“基本”交谈的皆为0,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有8人,不会说的则有41人。可见,虽然工作、生活都在当地,但傅村农民工对当地话没什么兴趣。

3.傅村农民工普遍认为普通话“更好听”“更有用”。调查显示,在回答“哪种话更好听时”时,有35人选择了普通话,14人选择了老家话;在回答“哪种话更有用时”,43人选择了普通话,仅有6人选择了老家话。这说明傅村农民工在语言态度上明显倾向于普通话而非老家话,这与我们2005年在傅村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付义荣,2007)。

(二)傅村农民工的语言使用

1.傅村农民工平常说得最多的仍是老家话,即无为话。调查显示,在回答“你平常说得最多的话是什么?”时,有9人选择了普通话,约占被试总数的18.4%;选择老家话的有40人,约占被试总数的81.6%,没有人选择当地话或其他语言。可见,大多数傅村农民工说得最多的仍旧是老家话。

2.傅村农民工在城市遇到同村人时仍习惯使用老家话,但若遇到老乡(同县但不同村的人)时,则会视双方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语言能力进行选择。调查显示,即便从傅村来到陌生的城市,傅村人彼此仍使用老家话,这与他们在老家没什么区别,其原因就在于老家话仍有其潜在的价值,发挥着密切邻里关系的作用。在回答“见到老乡时你一般会说什么话?”时,被试们虽然也都选择了老家话,但其中一个被试这样说:“如果是个熟悉的老乡,那我当然会说老家话;但若是个不认识的人,那就得看情况了。他要是说老家话,我就说老家话;他要是说普通话,那我也说普通话。”可见,傅村农民工在与老乡交谈时,会根据对方与自己是否认识以及说什么话来决定,当然这是以自己会说普通话为前提的。

3.傅村农民工与外地人(无为县之外的人)交谈时一般会使用普通话,但有时也使用老家话。调查显示,在与外地人交谈时选择普通话的有31人,选择老家话的有18人。

这一结果似乎与傅村农民工的语言能力有些矛盾,因为用普通话“能熟练与人交谈”或“基本能交谈”的一共才16人,而此次却有31人选择了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这意味着“不会说普通话”或“只会一些简单用语”的傅村农民工也选择了普通话与外地人交流。确实如此,调查中就有13位“只会一些简单的普通话用语”的被试和2位“不会说普通话”的被试选择了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每当遇到这两类被试,我都会追问一下。对于前者,一般会问:“你对普通话不是只会一些简单用语吗?那还怎么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对此被试们往往回答:“这些(用语)够了,我们与外地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对于后者,我会问:“你不是不会普通话吗?怎么还用普通话与外地人交谈呢?”一个被试回答:“我只是这么希望的,不用普通话还能用什么呢?”另一个则回答:“普通话我也不是一点都不会,再说我们老家话与普通话差别也不大,连说带比划别人也能听懂个大概意思。”可见,这两个被试一个将主观的语言期待当成实际的语言行为,另一个则不能区别普通话与老家话。

另外,有18个人选择老家话与外地人交谈。遇到这类被试时,本人会接着问:“外地人能听懂我们老家话吗?”对此问题,不同城市的傅村农民工有着不同的回答。在铜陵与南京的14位被试中,共有11人选择了老家话与外地人打交道,其中铜陵8人,南京3人,他们一般回答:“能听懂,这边的人讲话与我们老家差不多。”事实确实如此,铜陵、南京与傅村都处于江淮官话区内,看来与他们说话的都是当地人。令人奇怪的是在上海的傅村农民工,也有7人选择了老家话与外地人交谈。对于我的疑问,他们的回答一般是“能听懂”。我继续问:“上海人怎么会听懂我们老家话呢?”他们又答:“上海人当然听不懂,但与我们一样来打工的其他外地人有不少是能听懂的。”事后了解,这些外地人其实都来自江淮官话区,主要有安徽诸县(如含山、和县、庐江、繁昌和枞阳)(2)以及江苏的溧水。

总体而言,傅村农民工所能使用的语言主要是老家话与普通话,但对老家话的使用远远多于普通话:一方面会说普通话的人比较少,而每天常说普通话的人就更少了;另一方面,在面对本村人、老乡,甚至一些外地人时,傅村农民工仍旧选择老家话,相反,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却极其有限。这一结果似乎与现代城市有些格格不入,据2004年12月26日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我国城市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已达到66.03%,农村为45.06%(3),而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98年的调查,全国大中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率已达71%(陈章太,2002)。可见,今天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话社会。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大部分傅村农民工为什么还是一口方言而没有转向普通话呢?

四傅村农民工与老家话

无论是在傅村,还是在城市,我们的语言态度调查都说明傅村人对自己的方言并没有特别的忠诚心理和态度,因此我们只能从别的方面理解傅村农民工为什么如此普遍地使用老家话。

(一)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交模式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傅村农民工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使用老家话,那就必须有一批同样会说或能听懂老家话的交流对象。2004年7~8月,本人曾就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适应情况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具有明显的内倾性,平时交往的仍以亲戚和老乡为主,与城市居民并无多少来往(付义荣,2005)。在这次问卷调查中,我们又专门考察了傅村农民工与外地人的交往情况。调查中,本人让被试尽可能多地列举所认识的外地人,而“认识”的标准就是看他们能否说出外地人的基本情况(姓名、性别、职业等)。从所认识外地人的数量及构成看,傅村农民工大致有三种类型:

1.封闭型:不认识外地人。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24人。

2.半封闭或半开放型:只认识房东或同事(都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农民工)。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18人,每人平均认识1.3个外地人。

3.开放型:除当地的房东、市民外,有的还认识第三地的农民工、市民。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7人,每人平均认识4.2个外地人。

在这些类型中,封闭型的傅村农民工几乎占了一半;第二种类型的傅村农民工虽有18人,但他们显然都属于被动地认识外地人,因为身在异乡总是要住房或工作的,而且认识的人也非常有限;第三种类型的傅村农民工交游最为广泛,但他们只有7人,仅占被试总数的1/7。这再次证明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确实存在明显的内倾性,他们的语言状况显然与这种交往模式存在某种关联(见表1)。

表1中的“会说”包括“能熟练与人交谈”与“基本能交谈”两种情况,而“基本不会说”包括“只会一些简单用语”与“不会说”两种情况。由表1来看,封闭型傅村农民工平常说得最多的都是老家话,其中只有3人会说普通话,仅占该类型总数的12.5%;开放型的7位傅村农民工有6人经常说普通话,而且全部会说普通话;半封闭或半开放型的傅村农民工,其普通话的使用及水平也正好处于封闭型与开放型之间。可见,傅村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当一个傅村农民工来到城市后,认识的外地人越多、越广泛,他就越有可能使用普通话,普通话水平也越高。傅村农民工之所以普遍使用老家话,是因为他们经常和亲戚、老乡们打交道。但问题是,傅村农民工来到城市后为什么仍经常和亲戚、老乡们交往,和外地人尤其是当地市民反而不怎么来往呢?

(二)傅村农民工的就业模式

与傅村农民工类似的语言使用规律,社会语言学已多有揭示,其中以Milroy(1987)的“语言与社会网络”最为著名,她对贝尔法斯特市的几个工人阶级社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语言中的标准形式,其原因就在于男女不同的交往模式:男性只在当地社区的工厂工作,所结交的也都是本社区的人,而女性则往往要到社区之外的城区找到一份工作,结交的多是社区之外的人。那么,傅村农民工的交往模式是否也与其就业模式有关呢?

内倾性的交往模式不光是傅村农民工,其实也是当前中国农民工的一大特色,而且该模式几乎贯穿于农民工进城的各个环节,就像李培林(1996)所说的:“农民工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也基本如此。例如,在铜陵的那9位傅村农民工共来自4个家庭,这4家户主分别是一对洪姓兄弟与一对刘姓兄弟。一开始只是这4个人来铜陵打工,并且都是依靠各自的亲戚找到工作的,待自己稳定下来后,又陆续将家里其他人带了出来。目前,他们中有蹬三轮的(3人),做建筑工的(2人),卖蔬菜的(3人),做煤炭销售的(1人)。南京的那5位傅村农民工则来自两个家庭,其户主是一对徐姓兄弟。开始是徐兄在其亲戚的帮助下在南京做建筑工,干了两年后自己买了一辆三轮车帮人送货,有了一定积蓄后又在南京秦淮区租了一个小门面卖起了日用百货。其间他陆续接来了自己的妻子和一对儿女,后来他又将自己的弟弟与弟媳带到南京,并帮助他们租了一个门面做起了同样的事情。上海的那35位傅村农民工,其就业方式也大致通过亲戚、老乡获得的,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这种依靠亲戚、老乡等非正规渠道实现就业的方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产生“滚雪球”效应,即某个人一旦在城里稳定下来后,他就会将自己的家人、老乡带到城里来打工。正因为如此,农民工在一个城市往往以“扎堆”的方式在一起工作或生活,诚如一社会学者描述的:“中国农民工在流动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现象: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某一工厂企业、某一建筑工地或某一行业中,往往集中了农村某一地区某几个村庄的人群。”(翟学伟,2003)傅村农民工就是如此,调查中,当我在一个单位或出租房内找到某个傅村农民工时,一般都会在该单位或附近地区找到好几个傅村农民工及其他同乡。

其实,无论是过去在家种田,还是如今在城市打工,中国农民工都生活在一个主要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中,这已是中国社会学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汉林、王琦,2001;朱力,2002;翟学伟,2003;李怀,2007)。当然,农民工对血缘与地缘关系的依赖并不只是对乡土社会的留恋,更是因为城市并没有真正向他们敞开怀抱。例如,许多城市为了保护本地工人的就业,往往颁布一系列政策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或为企业招聘外来农民工设置配额;或规定企业在没有城市工人可用时,才能雇佣农民工;或限制外来农民工就业的工种;或向外来农民工及其雇主收取各种费用(这些费用的一部分则被用于安置城市下岗工人)(谢桂华,2007)。两相比较,农民工自然会选择,甚至可以说也只能选择他们在老家已有的网络关系。或许这样一段话最能概括中国农民工:“农民工故有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对其求职起着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惠及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缺少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城市与社区支持的情况下,血缘与地缘关系网络可以帮助农民工减轻忧愁和负担,避免农民工陷入孤苦无助的处境。这种初级的关系网络不仅为大多数农民工提供了第一份职业,而且提供了必要的感情和心理支持,同时帮助农民工逐渐适应和融入社会。”(李怀,2007)

当了解傅村农民工的处境后,我们已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普遍使用老家话了。因为进城后的傅村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无论是就业,还是社交,他们仍不得不依赖亲戚、老乡等传统的网络关系。正是这种相对封闭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才使得傅村农民工普遍地使用老家话,老家话在这里仍然起着密切乡邻的作用,和他们在老家时一样。

五傅村农民工与普通话

所谓普通话的普及,无非是让一个本来不会说普通话的人学会并使用普通话。在傅村农民工中,会说普通话的共有16人,其中9位经常说普通话(见表1)。本人曾专门询问过这些会说普通话的傅村农民工是如何学会普通话的,结果有15人次选择了“在外打工自然学会的”,6人次选择了“看电视”,3人次选择了“在校读书时学的”,那9位经常说普通话的都选择了“在外打工自然学会的”。在这三种习得途径中,后两种其实与人口流动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将重点分析经常说普通话的这9位傅村农民工。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已说明人口流动确实能够促进普通话的普及,但问题是,都是从一个村子走出来的,为什么有些人能在打工中学会并经常使用普通话,其他人就不能呢?傅村农民工在语言使用上的这种分化,与他们内部正在发生的社会分化是相适应的,而社会分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农民工的职业分化。

进城之前,傅村农民工同住一村,同事一业(农业),同说一语(无为话),甚至每天交往的人也没什么分别,无外乎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因此具有很大的同质性。来到城市后,由于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再加上城市对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傅村农民工最初从事的往往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脏活,比如当保姆、捡破烂、建筑工、挤牛奶、蹬三轮等。对于追求富裕、幸福的傅村农民工来说,当然不会就此满足,因此一部分人开始尝试其他相对轻松而又收入高的工作,比如有人开起了小百货店、理发店,甚至还有人搞起了煤炭销售等。如果将这种职业上的差异与语言使用联系在一起,或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对应关系(见表2)。

表2中的“普通话使用者”是指“以普通话作为平常说得最多的语言”的傅村农民工;“老家话使用者”指“以老家话作为平常说得最多的语言”的傅村农民工。由表2来看,“普通话使用者”主要集中于商业与服务业,这些行业往往需要一定的资本、技术或人脉关系。据了解,这些人目前从事的都不是他们在城市最初的工作。比起最初的工作,现在的这些工作除了具有收入更高、体力消耗更小、工作环境更干净等特点外,还都需要经常和外地人(主要是顾客与生意伙伴)打交道,在此形势下,学习并使用普通话也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反观“老家话使用者”,多数人都从事一些比较艰苦的体力活,如建筑工、挤奶工、捡破烂等,此类傅村农民工共有28人,约占老家话使用者的70%。对于这部分人平常仍说老家话,我们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工作几乎不需要与外地人打交道。

然而,“老家话使用者”与“普通话使用者”所从事的也有相同的工作,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依旧说老家话呢?经调查,他们与做同样工作的“普通话使用者”其实存在某种依附或主次关系。同样是摆地摊,有一对傅氏兄弟就是“普通话使用者”,而他们的妻子就是“老家话使用者”,平时出摊、进货、与人砍价等重要工作基本上是由这对兄弟来做,他们的妻子更多的是做家务,或帮助丈夫整理摊位、货物等,并不怎么直接面对顾客;同样是开小百货店,有一对徐氏兄弟就是“普通话使用者”,而他们的妻子及一个孩子都是“老家话使用者”,这三人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些辅助性工作;同样是做厨师,“普通话使用者”中的厨师与“老家话使用者”中的厨师本是一对师徒,前者在饭馆承包了厨房,经常要和老板打交道,而后者只是在前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并不怎么抛头露面。可见,“老家话使用者”中的摆地摊者、开小百货店者、厨师只是相应工作的辅助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从事此类工作的人。

在“老家话使用者”中,还有一些人从事蹬三轮、贩卖蔬菜的工作,这些工作经常要与很多外地人打交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普通话使用者”呢?本人为此曾电话回访了其中一个被试(洪某,在铜陵市蹬三轮车载客),他的一席话可以帮我们解开谜底:“我虽然每天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但铜陵这个地方,你知道,又不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五湖四海的,什么人都有,这边除了铜陵人之外,就数我们无为人多,其次就是枞阳人,这些人说话,你知道,都和我们差不多。所以,在这说老家话没有什么不妥的,要是说普通话,拿腔拿调地费劲不说,还没什么用。”这段话突出了铜陵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循此思路,我们发现,这些蹬三轮与贩卖蔬菜的“老家话使用者”都来自铜陵,而且铜陵市傅村农民工使用普通话的概率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比如在总共9位“普通话使用者”中,铜陵仅有1人,上海则有6人,南京也有2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或许在于铜陵与傅村在地理、语言等方面异常接近。铜陵是距离傅村最近的城市,傅村人去铜陵犹如去无为县城,个把小时就到了;语言上,无为话与铜陵话同属于皖中江淮官话;历史上,铜陵与无为一直往来密切,现在的铜陵人口有很多都是从无为移民过去的:比如,上世纪50年代,铜陵作为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就从周边的无为、枞阳等县招募了大量工人,仅傅村就有两户人家应招去了铜陵,改革开放后,傅村又有人陆陆续续地以买户口等方式在铜陵上学、就业,铜陵已成为傅村人真正实现城市化的第一选择(付义荣,2004)。身处这样的城市,即便你从事开放性的工作并经常和外地人打交道,但这些外地人无论是铜陵本地的,还是从邻县移民或暂时过去的,在话语上都能与自己相通,在这种情形下,说老家话并不会妨碍交流。那么,那位煤炭经销商又为什么要说普通话呢?经调查,他把铜陵的煤炭销往全国各地,表面上在铜陵打工,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所交往的外地人远不止铜陵一地,这与那些蹬三轮、卖蔬菜的傅村农民工显然不同。与铜陵相比,上海、南京的情形就不一样了。这两个城市与傅村隔得比较远,不仅历史上少有往来,而且语言上的差异也相对明显;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都是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流动人口不仅多,而且来自全国各地。对于傅村农民工来说,如果在这样的城市从事开放性的工作,就意味着他要碰到很多与其话语不一样的外地人,在这种情况下若再继续使用老家话,无异于自绝“财路”,甚至“生路”。

至此,我们发现这9位“普通话使用者”都具有这样两个特点:(1)他们都从事开放性的工作,经常要和外地人打交道;(2)他们与这些外地人之间已难以用老家话进行沟通。在我们接受调查的49位傅村农民工中,凡是兼具这两个特点的都是“普通话使用者”,否则都是“老家话使用者”。这就是说,当一位傅村农民工感到老家话已难以满足他的工作需求时,他就会开始学习并使用普通话。

六结论

傅村农民工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一方面,大部分人仍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从事的只是一些非常低端的工作,其就业与生活仍依赖传统的关系网,方言仍是他们密切乡邻的最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亦有一小部分不甘现状的人开始尝试更好的工作,并因此不得不和很多外地人打交道,渐渐地他们脱离了原本较为封闭的工作及生活,在此情形下,方言已难以胜任,而普通话就成了这部分人开展工作并拓展事业的最有效工具。由此可见,单纯的人口流动未必能够直接推动普通话的普及,只有经过开放性的职业与交往等中间因素才会发挥其推普的效能。

也谈中职教育问题 篇3

【关键词】中职;教育;问题;建议

近日关注了很多书籍和文章，很多来自改革前沿的权威人士都对中职教育有着全面深刻的了解与认识，并有着强烈改革意识、有着先进的办学理念，对中职教育的核心问题有着独到的思考和见解。下面，也谈谈我所关注的中职教育问题。

1．办学特色

众多中职学校面临的问题大都一样：生源不足、质量下降、体制不顺等，丛生的现象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隐性的问题：很多中职学校对自己的定位还不够准确，其表现为办学特色不够明显，无法真正实现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中职教育将迎来更加激烈的竞争，办出特色，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就业”二字上下功夫，我们应力求将好的就业出路作为我们的办学特色。比如我校的旅游专业，学生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错的文化修养、较好的专业能力，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这既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又带动了该专业的招生。以小见大，如果各专业都能如此，不仅就业问题迎刃而解，而且招生问题也不在话下，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建议在学生的就业上下功夫，成就中职学校的办学特色。

2．人才培养模式

中等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中等职业学校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在生产、服务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他们应当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能够将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结合起来；具有基本的科学文化素养、继续学习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必要的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和一定的创业能力；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具有基本的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2.1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要根据专业特点，核心专业课要开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辅助课要开足开充分，尤其是文科，学生的知识结构要合理，知识面要宽。课程设置要不断根据市场、企业的需要及时做出调整和改革，不能死套一个办法，沿用一个计划，道理很简单，市场在变，企业在变，而我们的不合理的课程却不变，可想而知，培养出来的学生肯定不能适应企业需要。

2.2做好就业指导

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就是要培养出适销对路的人才，可以结合当地的经济结构和学生的就业取向，给学生上好就业指导课，帮助学生分析就业形势，行业背景和行情，让其了解市场和企业需要，做到不盲目、不盲从、有信心、有准备。

3．改革考试考核方式，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对中职学生的考试考核方式不可机械化，必须进行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3.1可实行学分制

目前，中职学校的课程设置及考核方式可参考高校实行学分制。各专业有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及非专业任选课，从提高学生技能及开阔学生视野与知识面的角度出发科学合理地进行课程改革，不一定要补考，让学生选修自己喜欢的科目修够学分即可。

3.2严格学籍管理制度及毕业证发放制度

在校生要遵守学校纪律，不考试没有成绩，不能取得毕业证。学生就因为学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甚至不参加考试依然可以补考，最终仍然可以拿到毕业证而有恃无恐，应坚决杜绝这种现象。

3.3严格就业制度

课程结束才能就业，要保证学生在校人数及在校时间。不允许提前就业，但要留专业顶岗实习时间，可参考高校，设置在最后一年的第一学期，让学生知道在一定时间确实要到单位岗位上去实践，在校期间为之做好准备，回来之后要认真总结，思考实践所得，并完成毕业前所有课业及任务。

4．因材施教

4.1德育教育要放在首位

不仅要有入学教育，德育教育应贯穿学校教育的始终，要有连贯性。要成才先成人，要让学生先成为一个道德健全的人。

4.2根据专业特点让每一个学生有一技之长

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要接受就业考验，培养学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掌握一技之长以谋求一份工作。学生入学之初，就应该接受学习教育，努力让其明白学习的目的，端正其学习态度。

4.3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根据学生特点，充分发挥学生的特点特长，让学生自主地参加各种活动和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提高技能，丰富实践经验。同时老师要鼓励、积极引导而不是代替他们做，给他们方法，让他们试着做，让其感受自己做的乐趣。在鼓励、激励声中，学生也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种种困难，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成绩。

5．“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5.1让专业教师真正“专业”

每学期增加适当的专业培训机会，让我们的老师真正“专业”；或者邀请著名企业家、培训讲师到学校给老师们“洗脑”，适当的时候还可以让学生也参加。

5.2加强校企合作

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对话，重视与企业合作。一是走出去，让我们的专业老师走出去，真正接受一线的专业教育，积累实践经验；二是请进来，邀请企业专业人员来我们的课堂，比如旅游专业，邀请酒店、旅行社从业人员来讲课，深受学生欢迎。

6．目前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学校应该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办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应紧紧围绕学校和学生来考虑问题。比如二者的共生关系，二者如何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形成良性循環等。目前，很多学校存在以下普遍性的问题：

6.1对学校的定位不够准确

往往表现为办学特色不够明显，当然这有很多制约因素，比如：学校办学的困难（教育资源、资金支持问题等），社会认识与评价，市场操作下的自主招生等。

6.2对学生要求不够合理

现在是宽进口、宽出口，导致向社会输出学生质量不高，给学校带来非良性循环，建议突出学生自主学（下转第86页）（上接第80页）习能力，切实锻炼和提高其动手动脑能力，让其在校期间能够拥有一技之长，满足就业需要。

围绕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具体问题有：学校的产、教两张皮，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等；专业特色不够明显，表现为课程设置机械化，大胆改革和革新力度还不够；教师知识陈旧，更新少，实践经验知识更少等等。

7．意见建议

中职学校要发展，综合以上问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突破：（1）给学校一个更精准的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2）帮助学生树立这样的目标：掌握一技之长，谋求一份工作；（3）鼓励学生，让学生在自主中学习，开掘其潜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4）加强教师的职业教育，要求教师有一定的从业经验；（5）加强德育教育，先教会学生学做人，做适应社会发展的人；（6）坚定职业教育的信心，自主创新，开拓进取，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决不含糊。比如教育资源、资金来源等一些长期困扰职业教育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方法解决一部分。■

【参考文献】

［１］赵志群.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新概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也谈农民问题 篇4

从青藏高原北调的1000亿m3水,经过金沙江王大龙水库第一次分流,除用以补偿因中线调水损失外,可将大部分水纳入黄河,以支持西部大开发用水;“引洮济渭”进行第二次分流,以解决关中地区干旱和渭河的水流条件;在黄河大柳树水库实行第三次分流,用南北干渠将水引向大西北,解决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流域的生产生活用水,生态用水,使沙漠变绿洲.

作 者：高双营 GAO Shuangying  作者单位：中国水利水电五局,四川 成都 610021 刊 名：四川水力发电  ISTIC英文刊名：SICHUAN WATER POWER 年，卷(期)：2006 25(2) 分类号：NO1 TV212 关键词：西水北调   引洮济渭   引水向西   解决大西北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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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失地农民问题 篇5

方忠敬

●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的总数已超过4000万人，而且每年还以2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多数面临着“种粮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等生计问题。

●产生问题的原因：征地制度不完善，补偿标准偏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失地农民长远生计和基本保障不落实；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备，失地农民就业难。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积极落实再就业优惠政策；加快发展经济；建立健全土地补偿机制。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用农村土地的面积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长远生计、基本保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一、目前失地农民的存在问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每征一亩地，将造成1.4个失地农民，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的总数已超过4000万人，而且每年还以2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这些失地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技能较弱，多数面临着“种粮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等生计问题。一是就业难。失地农民就业问题非常突出，调查显示18—25岁的失地农民中，无业者或找到不太满意工作者占到近九成，特别是一些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劳动技能的纯农户,更是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难以保障。二是社保力度弱。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已经起步，但

总体滞后，力度脆弱。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没有完全落实, 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不足三成，参保的门槛很高，而享受的标准又很低。参加者中不满意的达三分之一。三是生活水平下降。超过半数的失地农民与征地前比较生活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国家统计局对近3000家农户调查显示，耕地被征收前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765元，征收后下降了26元。而且土地征收后，大多数农民增加了三项生活支出。使不少被征地农民生活负担有所加重。一些失地农民已成为贫困人口。据调查，在东部某省历年累计200余万失地乡村人口中，有30万人左右是失地贫困人口。中西部地区问题更为突出，西南某省20％的失地农户仅靠土地征用补偿金生活，25.6％的失地农户最急需解决的是吃饭问题，24.8％的失地农户的人均纯收入低于625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四是群众情绪低落。土地可以说是农民的“生命线”。失去土地之后，许多农民的生计、生活成了大问题，形成了“生活难、就业难、入保难”。许多原本较为富裕的农民，特别是那些中老年的、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在失地、失房、失业后，情绪低落、怨声载道。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征地制度不完善，失地农民补偿标准偏低。按照现行的征地制度，农民的补偿原则是以“土地原用途”为依据，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主要的前两项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一补偿办法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被征地多为城郊农村，而这些地区的农业多为包括生态农业、精品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在内的现代都市农业，其土地的产出价值远高于普通的粮食、蔬菜价值。二是这一补偿办法忽视了土地的增值部分。我国大部分土地以拍卖的方式出让，拍卖价格基本都在百万元以上，而村集体拿到的补偿款一般为3万—5万元，农民拿到的，只一万元左右。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失地农民长远生计和基本保障不落实。土地不仅是农民的谋生之本，而且是其生存的基本保障。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性障碍，在我国农村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失去集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功能为一体的土地，农民也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一次性的低标准的土地补偿费根本无法解决失地农民长远的生计问题，更无法解决他们的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问题。一旦土地补偿费花完，他们将陷入窘迫境地。

(三)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备，失地农民就业难。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较低，谋生技能缺乏，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较弱。一下子离开了千百年来熟悉的土地，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他们变得无所适从。因此，需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使他们拥有一种谋生的手段，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近年来，政府在农民职业培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农民自觉接受教育培训意识薄弱，居住分散无法就近获得培训，缺乏廉价甚至免费培训等原因，部分失地农民还是难以得到教育培训的机会，因而影响他们的就业。

三、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综合考虑，统筹兼顾，既要有利于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又要从保障农民的生活需要出发。要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出路问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为此，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安全网。在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正规的社会保障之外。笔者认为，首先政府和用地单位要从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失地农民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要设身处地为失地农民多考虑，在执行征用地政策上，给农民的补偿标准能执行上限的决不要执行下限，能求高的不要求低。在此基础上，动员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大病

医疗保险等，将被征地农民安置补助费，按照统一进入社会保障的办法，划入劳动部门“社保”专户，统一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统筹和生活补助。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既要有别于城镇职工基本养劳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又要考虑与城镇职工基本养劳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相衔接。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关键要落实保障资金。本着“群众能接受，政府能承受”，则采取“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予以筹集。要按照“政策引导、适当补贴、农民参加”的原则，宣传引导被征地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医疗问题，防止农村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

第二，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目前，要加大对农民科技培训投入力度，不断扩大培训规模及资金支持，满足农民对培训的需求。同时，要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培训，在培训前，根据农民的需求设计符合实际需要的培训内容，培训内容要围绕当地农业结构调整、生产技术等开展培训，要坚持以“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方针，不断拓展培训机制，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提高农民的各项技能，特别是针对用工单位需求和农民的需要，进行“订单式”和“菜单式”培训，切实增强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和专业技术素质。

第三，积极落实再就业优惠政策，建立再就业创新机制。要争取和落实失地农民优惠政策，构建符合城乡统筹就业要求的就业管理制度。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彻底取消限制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性政策，对吸收失地农民的企业，应享受安排城镇下岗人员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同时要加大扶持力度，帮助失地农民创业发展。在失地农民群体中，有一部分人头脑灵活，具有经商致富的能力。为此，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给政策、给教育、给培训、给贷款，帮助这些失地农民创办个体私营企业。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农民参照下岗失业职工的办法，发放“再就业优惠证”，享受与下岗失业职工同等的再就业优惠政策。同时，享受新办企业和小额贷款担保的优惠政策。第四，加快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发展是第一要务，就业的基础是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使他们安居乐业。为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实践证明：

二、三产业在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要大力发展外向型企业，强调这些企业要最大限度地优先安置失地农民。

第五，建立健全土地补偿机制，确保失地农民长期受益。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市场价值为依据，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成本。按照一定要维护好群众的利益、一定要严格依法办事、一定要注意节约土地“三个一定要的原则”，严格土地征用，并且始终坚持“凡征必补、补必到位”，对土地补偿标准、补偿款的发放、兑付时限都做出具体要求。明确规定，凡是对农民土地补偿款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的项目，一律不准开工建设，确保土地补偿金及时足额拨到农民手中。要防止补偿安置费用的截留、挪用和滥用。同时为避免有限的补偿金短期内被“吃光分光”。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积极探索经营土地补偿金的路子，把土地补偿金留在村集体作为开发建设资金，通过村民入股、合作开发等形式建设标准车间向外出租的方式，让“死”钱变“活”，“小”钱变“大”，实现了土地补偿金的多次增值，让失地农民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收益。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农民富才能全民富，农业兴才能百业兴，农村安才能天下安。三农问题说到底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可靠的社会保障。切

实做好三农服务工作、特别是做好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是推进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力保障。

农民创业问题 篇6

（一）农民创业户数

（二）农民创业产业分布

（三）农民创业的动机

（四）农民创业的路径

（五）农民创业的组织形式及收入状况。

二、河北省农民创业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农民现有创业资金缺乏

（二）农民获取市场信息缓慢

（三）缺乏创业经验和胆识

（四）缺乏创业环境

（五）政府对农民创业的鼓励政策不完善

三、促进河北省农民创业的对策与建议

（一）为农民创业者提供一个顺畅的融资渠道，,建立农民创业融资体系

（二）加强市场信息服务，建立农民创业网

（三）加强技术服务，建立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也谈解决学生问题的策略 篇7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还有人说, 不善于提出问题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同样, 不会认知学生问题的老师也是不称职的老师。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 教师可以先对问题进行梳理, 并将问题归类, 针对不同类别的问题, 采取不同的解决之策。

搭建平台, 让学生“答问”。对于学生内部现场能够解决的问题,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通过头脑风暴, 充分地交流、讨论, 然后搭建平台, 放手让学生答疑解惑, 并让其他学生进行补充, 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这样做既能让听者有心, 又能使说者受益。台下聆听的学生一部分是带着问题寻求答案的探索者, 通过台上同学通俗易懂地讲解, 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满足感;另一部分是已经知晓答案的明理人, 他们会仔细倾听台上同学的发言并与己之观点相对照, 寻找差距, 查漏补缺, 亦或另有高见, 争相补充, 会有“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之成就感。而台上的同学呢, 在与老师、同学分享自己观点和看法的同时, 对于问题重新审视, 又经历了一次复习与巩固的过程, 对问题的解答过程加深了印象, 或又产生了新的认知, 同时对于培养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胆量也会大有裨益, 会有“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的自豪感。

提供资源, 让学生“解问”。对于学生现场无法解答的问题, 教师也应不急于公布所谓的标准答案, 而应该提供解决问题的资源, 教会学生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对于教师来说, 学生所提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种:意料之中的问题和意料之外的问题。聪明的教师对于学生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是有预设的, 而且对于这些学生可能遭遇的难点是有解决办法的, 会准备相关的资源来引导学生去解决问题。即使面对突如其来、意料之外的问题, 即便资源准备不足, 教师也大可不必紧张, 仍可指点迷津, 引导学生课外去搜集相关资料, 寻找解决之策, 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 而且还能激发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留下遗憾, 让学生“探问”。面对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教师偶尔也可不去解释和说明, 不妨也留下些许悬念或遗憾, 给学生留一些思索的时间和空间, 以激发其深入探究的激情和热忱。教师自身也有这样的体验, 面对一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可能会茶不思、饭不香、寝难安、梦难求, 大有“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势, 随时随地都在思考, 竭尽全力想要拨开迷雾、解开迷团, 一旦灵机一动, 计上心来, 可能就会有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的欢呼雀跃, 可谓“众里寻她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今后遇到的任何疑难困惑, 也会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不达目的不罢休,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