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特征分析

市场特征分析（共8篇）

市场特征分析 篇1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农药市场随着农业种植结构不断调整、技术及市场环境不断改进，其市场特征也不断变化。目前，华南地区农药市场主要形成了以下特征：

1、农药需求较为旺盛。广东地区位于热带、亚热带，多数地区常年发生病虫草害，因此农药销售时限长，再加上作物种类繁多，外向型、高经济效益农业基地较多，使该地区农药需求较为旺盛。

2、高毒农药大幅减少，农药产品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由于高效、低毒农药广泛应用，且杀虫剂有效成分含量有所提高，所以杀虫剂需求量略降；而杀菌剂市场较稳定，除草剂需求量则看好上升。

另外，随着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以及有机农业栽培的推广，优质生物源农药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其市场份额呈一定的上升趋势。

总体来说，广东各市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因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不同，所种植的作物、销售市场均不相同，所以农药使用也有差异，但总的前提是推广使用无公害高效、低毒、低残留杀虫、杀蟎、杀菌剂，特别是各省区的蔬菜商品基地及水果、瓜、豆类等商品基地更是如此。

3、境外农药公司大量入驻广东。全球排名前20位的跨国农药公司除个别企业外，几乎都在广东地区设有办事处，其产品具有品牌优势，在市场中大多为价高质优系列，凸现出华南农药市场对高端产品较强的接受力。

4、农药市场营销手段先进且多样化。营销手段主要包括两方面：①营销手段和工具的先进和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电视广告、招贴画报、横幅广告、产品宣传单、农村墙体广告等外，农村科教电影广告、包装广告、礼品配赠、有奖销售、技术培训、服务上门、科技咨询等各种新营销手段都在农药营销中发挥作用；②营销目标下移。随着“决胜终端时代”的来临，农药经营将逐步改变重点面向分销商促销的现状，转而将营销战场转向终端营销，甚至直接面向农民顾客进行促销。

5、农药销售渠道出现新变化。农药的销售渠道呈现出农资系统、农技系统和个体经销商三者并存的态势，近年来又出现了4种新情况： ①以农药经销集团为主组织的连锁销售网络； ②以农药生产企业为主组织的连锁销售网络；③生产企业入驻直销其产品的大型农药或农资超市；④在我国部分地区陆续出现了邮政配送这一新的农资流通形式。

6、市场产品供过于求，竞争激烈。近年来，由于国内外许多农药企业均把华南地区作为一个重要市场进行开发，使该地区农药市场货源充足，产品供大于求，竞争激烈，多个厂家同一品种产品在同一地区销售的现象广泛存在，致使农药经营已成为买方市场，如何将自己的产品构建成卖方市场已成为国内农药企业必须面对的难题。

7、农药企业原药生产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省为例，广东农药企业所需原药几乎全部从省外购买，因此当地生产的农药产品成本相对较高，而农药原药则有一定的市场。

8、病虫草害的抗药性上升较快，尤其是某些虫害（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小菜蛾、甜菜夜蛾）已对目前使用的大多数常见农药产生高抗药性，这使得农药产品的市场生存能力大打折扣。

9、农药产品售后服务缺位。近几年，随着区域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特色农作物种植规模化、农作物栽培集约化要求农技服务必须专业化，目前国内企业农药产品的市场售后专业技术服务与外企相比还存在很大的不足。

当前，广大终端用户希望生产厂家、经营者深入到他们中去，服务到他们的田间地头、菜园、果园。可以说，在市场竞争中，谁能深入到终端，做到对病虫供应货真价实的有效农药，谁就能赢得市场；谁能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为农业生产服务到终端，为广大农户提供优质产品，用好的农业科学技术为广大农民提供解决防治病虫害的难题，谁就能赢得华南区域的广大市场。

10、销售模式有待创新。在销售模式上，有的厂家采取代理代销方式，其优点是企业运营成本相对较低，但厂家容易受制于某些经销商，如由于赊销模式，厂家在资金回笼、促销手段及结算价格等方面常有较大的压力；而部分经销商之间为了竞争市场互相倾轧，互相窜货，压低产品价格，造成市场混乱，要挟生产企业作出让步等等。在市场环境下如何建立厂家与经销商互信互赢，包括营销过程中如何选择经销商、组织货源、协调立场、制定整体市场营销计划、合理配置和管理下级分销中心，已成为生产厂家在产品进入市场前要加以认真考虑的首要问题。

此外，从作物种植结构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发展趋势来看，广东市场还存在以下几个特征：（１）种植效益影响农药使用情况。在经济发达、生产力高的区域，种植的经济效益高的作物大多使用科技含量高的新农药，而经济上尚未发展上去、生产力水平低的区域，所种的经济作物效益低，则不易接受推广使用新农药，而是大量使用常用农药，如广东珠东三角洲等地的蔬菜、水果、瓜类等大多供应港、澳市场，在产品使用上，以无公害新农药产品为主，老产品需要量则呈减少趋势。

（２）淡旺季区分较为明显。

（３）病虫害发生变化影响农药产品的使用。华南区域长年高温多雨，各种作物生长季节较长，病虫害较多，生理病害也出现逐年加重之趋势。除了常见的“老病害”，新病害也不断出现，旧的疑难杂症尚未攻克，新的疑难杂症已接连发生，令人防不胜防，以致不少农民感叹“大田种作物离开了化肥农药，有谁还能保证有收成！”

当前，农民普遍反映农作物病虫害越来越多，越来越难防治。不论是叶菜类、茄科作物、瓜类、豆类，还是果树等病毒类病害都越来越严重。柑橘衰退病、碎叶病，龙眼、荔枝“扫帚病”，香蕉束顶病、花叶心腐病及近年来出现的黄叶病（待确定），茄科作物病毒病和西瓜枯萎病年年都有大面积发生，损失惨重，甚至有种无收。

细菌性及类细菌病害对短期作物特别是果树中的一些种类为害极大，甚至能造成“全国覆灭”。华南各省区的柑橘种植区域，今已成无法找到无柑橘黄龙病树的净土。近年来，在两广，一些柑橘园进入高产期后发生黄龙病，以致不得不挖掉，损失巨大。

市场特征分析 篇2

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2008年, 我国中央空调总体销售额 (各品牌在全国市场的总体出货额) 与2007年基本持平, 但出货额有所下滑。事实上, 由于很多项目都是2007年中标, 2008年出货, 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暂时缓解了2008年市场的“尴尬”局面。可以预测的是, 2009年的市场前景不容乐观 (图1) 。

2008年, 我国中央空调市场呈现了以下几个特征, 品牌格局特征、各细分产品市场特征和主流区域市场特征将在以下的章节中加以阐述。

(1) 巨头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8大品牌 (大金+4大美资品牌约克、开利、特灵、麦克维尔+国产3大品牌美的、格力、海尔) 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上升, 达到了65%以上, 比2007年增长了10%左右, 其中国产品牌美的、格力的增长尤为明显, 增长率分别达到26%和30%。在8大品牌中, 约克、美的的销售规模首次突破30亿元大关, 格力的销售规模首次突破20亿元大关。值得关注的是, 在行业原有8大家的基础上, 海信日立在2008年的销售规模突破10亿元大关, 逐渐成为一线品牌“俱乐部”中的一员。其在全国各区域市场取得了均衡发展, 在山东、华东、华南地区进一步巩固市场份额, 在西南地区更是异军突起, 在恶劣的市场环境中能取得如此佳绩, 实属不易 (图2) 。

(2) 行业整合日益加剧。2008年, 无论是大金和麦克维尔的产品线整合, 还是英格索兰公司宣布其成功完成并购特灵公司, 抑或是开利公司与美的电器在华建空调合资企业, 无不表示各大品牌都在扩充自己的产品线, 以求扩大市场份额。可以预测的是, 市场进入“拐点”势必会使品牌集中度和渠道整合度越来越高, 一些中小型品牌和实力不济的经销商尽管在2008年还“安然无恙”, 但在2009年乃至今后几年的时间内将被陆续淘汰出局。

(3) 企业调整及时有效。2008年初, 众多品牌着手销售策略、内部组织架构、人事等方面的调整, 效果显著, 如东芝提出的“南征北战”计划, 盾安坚持“经销为主, 直销为辅”的销售策略;大金、美的、海信日立、三菱电机等品牌通过与经销商合建品牌终端店, 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各品牌通过技术推新、服务升级、质量鉴定等举措切切实实地行动起来, 既大力推广了品牌形象, 又促进了销售。而下半年, 面对困境, 不少厂商开始及时调控, 坚持“少拿单, 不拿劣质单”的原则, 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4) 行业发展更趋规范, 自2008年6月1日起, 在中国生产、销售和进口的冷水机组必须加贴能效标识, 低于能效等级5级的产品不得在中国生产、销售、进口。而多联机空调机能效强制性标准自2008年9月1日起也开始实施。毋庸置疑, 能效标识制度的实施将加快中央空调行业向节能方向的升级换代, 一些新规定的出台使得整个市场发展更加趋于规范, 也必将带来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5) 节能减排备受关注。2008年, 无论是4月份的制冷展、11月份的暖通年会, 还是全国各地的协会学会活动, 都将“节能减排”作为行业的重要责任。而品牌也针对陆续推出“节能环保”新品并大力宣传, 一些主推水/地源热泵等节能产品的品牌在2008年开始以史无前例的推广力度活跃在市场上, 显示出行业紧跟时代的主题和勇于肩负的社会责任。

(6) 渠道力量明显上升。2008年, 企业对渠道的重视提升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在传统家用空调行业竞争激烈、家用空调经销商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下, 以美的、格力等国产品牌为经销商的转型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和支持, 经销商规模和能力的提升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 品牌也逐渐收获到渠道带来的丰厚回报, 销售额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7) 区域市场表现各异。华东地区尽管在整体市场容量上没有获得明显的突破, 但无论是水机品牌还是联机品牌都在此寻找市场的新突破口, 在行业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 华东依然成为2008年几大区域市场中的亮点。华北地区尤其是北京以及周边市场由于奥运会的结束, 市场发展进入平静期。值得关注的是, 天津逐渐成为了华北市场的新星, 尤其是滨海新区的开发和建设给品牌带来了机遇和信心。华南地区受楼市影响最早, 与之相关联的家装市场下滑明显, 整体市场表现平平, 几个多联机品牌在华南尤其是广东市场增长明显, 这多少给市场带来了一抹亮色。福建尤其是厦门和泉州地区的市场容量在2008年的增长比较明显, 这也引起了品牌的关注 (图3) 。

2008年, 由于受到“汶川大地震”的直接影响, 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的中央空调市场遭到了重创, 但成都、重庆2地的市场容量和潜力已经得到众品牌的重视, 大金、海信日立等多联机品牌已经发力且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东北市场需要重点关注的是, 大连市场的容量在2008年占据了整个东北市场容量的40%以上, 包括大金、东芝、海信日立、三星等品牌都在这个市场上斩获了知名房地产项目。华中市场所辖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并没有在2008年取得明显增长。西北市场目前依然是水机品牌占据相对优势的市场, 多数多联机品牌还没有全面进入。

业内人士分析, 宏观环境的恶化对暖通中央空调行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由于暖通中央空调行业的特性, 各方压力综合在一起, 在未来将通过2～3年逐渐释放。预计受经济危机和“5.12大地震”等诸多因素的后续影响, 2009年国内整体市场的销售将有所下滑。如果说2008年的储备项目还可以帮助一些品牌“相对滋润”地挺过2009年, 那么2010年无疑将是充分考验品牌实力和意志力的一年。

全流通预期下的市场特征分析 篇3

流通权溢价淡出将压低股价重心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股市在起步阶段，独创了股权分置的模式，没有实现全流通。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保证了在当时的政策条件下，证券市场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三分之二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以致形成了世界股市所罕见的二元股权结构问题。尽管，在公司的招股文件中都明确表示，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只是“暂时”的，但客观上作为股票发行契约内容的一部分，人们都是在认定它们不上市的前提下，再来以较高的溢价认购这些公司面向社会公众所发行的流通股。这样，由于在流通权上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具有良好流动性的社会公众股自然也就获得了相应的流通权溢价。应该说，能够获得这种溢价，流通股东是支付了同股不同价的不菲代价，但在市场不存在全流通预期的情况下，这种流通权溢价也是不小的。特别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股市还存在小盘股溢价的问题，也就是在相似的业绩情况下，小盘股由于比大盘股具有更好的流动性而股价明显高出一筹。这种流动性因素的膨胀（中国股市换手率普遍高于海外市场就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客观上导致了流通权溢价的强化。客观上，过去中国股市之所以能够维持很高的市盈率，从表面看是因为市场力量比较热衷于投机，而内在的制度上的原因就在于股权分置，只有少数社会公众股才有流通权。2001年，国家一度进行过减持国有股的试点，这实际上是向投资者展示了未来将实现全流通的前景。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股市出现了持续的下跌。这两件事情的内在联系，值得深思。

显然，在全流通预期下，今后不同股东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将逐步增加，这对于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股票的估值水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此同时社会公众股的流通权就成了一张行将作废的支票，它的价值是要不断下降的。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几年的调整，现在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已经大幅回落，股票的流通权溢价已经减少了很多。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溢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流通股的市场价格就明显要高出非流通股的场外转让价。这种状况，随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深入，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变，换言之流通权溢价最终是要淡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投资者应该认识到，从股权分置到全流通的改革过程，也是流通股价格重心不断下移的过程，这是一个大趋势。也因为同样的理由，今后人们分析股票价格，将更多地从价值投资的角度出发，而基本回避所谓的流动性因素。这对于更为真实地揭示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在较充分的市场化条件下建立股票的定价基础，推动股价的进一步向投资价值回归，具有积极的作用。

“对价”因素主导个股行情

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提到，社会公众股取得流通权溢价是有成本的，而且也是以国有股、法人股承诺暂不上市为前提的。现在，要改变这一切，实际上就是要变更当初发行股票时双方都认同的契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这样做的话客观上就需要那些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东作出某种事实上的补偿，以平衡由于契约改变所导致的双方利益变动。说到底，也就是非流通股东要以支付对价的形式来换取流通权。反过来也可以说，社会公众股的流通权溢价，将通过对价方式转移到社会公众股东手上。于是，在全流通的预期下，社会公众股东能够获得怎样的对价，就成为相关股票的一个新的，当然也是临时性的基础性定价条件。对价率高的股票，有机会出现阶段性的行情，反之则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

目前，已经有三一重工、清华同方、紫江企业等三家上市公司先后公布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方案，披露了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的对价数量。应该说，这些方案尽管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基本原则还是一致的，就是非流通股东拿出部分资产赠予流通股东，其对价率大体为30％，即流通股东一般能够获得相当于增加30％股票的补偿（祥见附表）。不过，考虑到上市公司情况的千差万别，特别是公司净资产在形成过程中不同股东所起的作用大相径庭，而且几年来各上市公司的股价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不能认为三个试点公司所的提出的方案框架一定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实际上现在要确认基本对价率，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的政策背景下，由于通常是非流通股东控制了上市公司，因此愿意支付多少对价，主动权是在非流通股东这一方的。但是，又由于实施了分类表决，流通股东具有相当程度的最后裁决权。这样，就形成了提议与批准权的分割。因此，一个不利于非流通股东权益的试点方案，可能根本就出不了台，而一个严重有损于流通股东权益的试点方案，也就不能获得通过。于是，支付怎样的对价率，最后只能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在这个层面上，投资者评判股票的价值，就不可能不考虑今后如果实行全流通，流通股东能得到多少对价的问题。对价因素，因此也就成为了影响股市行情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这里，上市公司的一些具体情况，譬如股权结构简单与否、非流通股股权是否被质押、经营是否稳定、有无受过监管部门处理等等，在价格评判过程中就会得到较多的关注，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关系到非流通股东能否支付对价这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开始以后，大盘的价格重心要向下，而由于对价因素的明朗化，则为出现个股行情提供了条件，对价率自然也就成为股票定价中的重要参照。近期，一些被认为是属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板块的股票，在大盘下跌中保持了相对强势，这可以认为是市场对这些股票定价时引入了对价因素。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因素将在更多的股票上得到体现。当然，那些业绩很差、非流通股东股权被冻结的上市公司，由于很难支付对价，也就丧失了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条件，它们的流通权溢价，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在近期的市场表现中，人们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全流通预期下，个股会出现进一步的分化，出现局部的个股行情的机会，应该说也不会小。

“新老划断”逐渐产生比价效应

在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同时，管理层首次提出了一个“新老划断”的问题，也就是对今后上市的新股，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再承诺暂不上市，也就是从一开始就搞全流通。这样做有其必然性，否则一方面在费劲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更多的股权分置案例，结果只能是更加积重难返。可问题是，如果“新老划断”开始，也就是会出现“新股新办法，老股老办法”的现象。由于是以全流通为前提条件，新股就很难再象现在这样以较高的市盈率溢价发行，这和老股会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新股和老股又都在同一市场中交易，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比价关系。于是，实行全流通的新股必然会对未实行全流通的老股产生价格牵引，并且带来较大的震荡。今年年初推出新股询价发行制度以后，由于新股发行价的定价方式有所改变，结果就导致了大量同一板块股票的严重下跌，这就是比价效应的力量。而“新老划断”所产生的比价效应，无疑比新股询价发行要大得多。虽然，现在管理层已经明确，“新老划断”没有时间表，而且国资委的负责人也多次表示，即便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但从出资人的角度出发，不会将股权全部转让出去，需要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这实际上表明，这里所说的全流通预期，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已，对于控股的国有股东来说，获得了股票流通权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全部行使。然而，尽管如此，这种原则性的表述还是不能在根本上改变投资者对全流通的预期的。现在既然这种预期已经出现，那么市场就必然会有反映，而这种反映就体现在对老股的价格重新评判上。很显然，鉴于全流通预期中包含“新老划断”的内容，这将整体改变市场的定价基础，虽然这种改变，不会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那样对市场产生直接的刺激作用，并且其进程也可能是比较缓慢的，在演进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反复。但是，由于比价效应所带来的对于大盘的冲击这一趋势，投资者是不能不加以考虑到的。

市场特征分析 篇4

摘要 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再加上劳动力短缺造成了劳动力工资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异常严峻。文章分析了这些特征背后的原因，并指出了在此基础上我国劳动力市场未来可能会遭遇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劳动力短缺；劳动力转移；长期性；工资上涨压力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36X(2011)11-0172-04

一、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并存

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异常复杂，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并存成为其中较为典型的特征。

(一)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表现为劳动力供给绝对总量依然丰富

2011年春节以后，全国各地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民工荒”，除了东部沿海地区之外，包括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等在内的中西部省区同样遭遇了“招工难”，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纷纷展开了一场农民工“争夺战”。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面临着新一轮上涨的压力，甚至出现提高工资也有招不到工人的情况。在如此背景下，学术界中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不断有人声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一个由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低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被倒逼调整的阶段。而本文并不这样认为。数据表明，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伊始，我国劳动力市场有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妥善安置的措施，包括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吸纳就业、鼓励返乡农民工就地创业等等，这些举措部分解决了农民工返乡的就业问题。但是由于基础设施的阶段性特征，农民工的返乡就业呈现出极大的临时性，而且。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并不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因此，目前仍有大量的返乡农民工滞留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赵显洲，2010)。根据张车伟(2008)的估计，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要实现70％的城镇化率，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能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蔡?P(2009)、袁志刚(2010)等学者也指出，2020年之前，我国不会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高速时期。因此，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拥有充足的劳动供给，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至少目前还不能证明新一轮的“民工荒”现象就简单的代表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二)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内生性制度演进下的长期性。在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过程中，制度变迁作为人们对于自身生活体系的自觉架构，其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所演进的内生性使得向城市转移成为一项大家默认的隐形制度并积累下来，而且这种制度的积累会增强农民工群体的耐久性。相对应的，由于农民工群体主观能动胜的增强、农民工就业模式的变化、农民工的供需结构以及农民工行为选择的理性化等因素，劳动力短缺呈现出内生性特征。民工荒因此就很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延续下去。

第二，人口结构的影响。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趋势所孕育的未来劳动力短缺趋势在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转换之前是不会变的，因此，要求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经济增长过程相对于宏观经济过程而言，具有比较长期的特征，而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相对于经济增长过程而言，则更加长期而缓慢。

第三，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现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已经开始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3／4的农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另一方面，短缺与剩余并存，农村仍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尚在途中。根据《2007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披露的数据来看，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4的村庄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6％、76％和76.4％。大部分的村庄对于自己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情况表示担忧，认为能够转出的劳动力都已经转出，再没有可转移的劳动力了。这种年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今后将会随着人口结构转型过程中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而愈加严重。

从一般逻辑上看，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是相悖的两个概念，然而，这种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并存的现状，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显得异常复杂，而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更是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

二、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压力

表面上，我国劳动力工资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源于劳动力的短缺现状，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诸多厂商开始主动提高工资待遇的情况下，许多企业依然招不到工人。由此可见，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单靠提高工资并不能改变劳动力短缺的现实。

(一)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制度因素一直是阻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障碍，特别是分割性的劳动力市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最终结果是工资率的趋于均衡，然而，由于制度性分割的存在，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分别决定，并且绝对水平存在差距，城市工资普遍高于农村，因此，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根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理，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应该是工资率低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趋于减少，工资率高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趋于增加，这种调整的最终结果必然形成两个市场上趋于均等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个原理的前提是不存在阻滞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在存在诸如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就业歧视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呈分割状态，劳动力的流动性受到严重约束。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依然受到城乡两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无法实现自由流动，再加上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导致了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并存，加剧了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这种分割性造成城乡生产要素并不总是能按照提高市场效率的方式进行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不断下降，造成了劳动力供给总量的相对不足，农民工工资面临上涨压力便不足为奇。虽然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但是城乡分割的制度不变，即使部分大中城市为了吸引人才和资金出台一些条件较高的进城落户政策，但对广大的农民工来说，这些并没有实质性的现实意义。

(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加上沿海地区土地紧张，劳动力成本上升，为了较快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秩序，国家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强调中西部对东部相关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进行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到的行业也呈逐步扩大的趋势，致使劳动力需求上升，原来是劳务输出地的中西部各省区转而成为劳务短缺地。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东部地区务工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下降8.9％，占全国农民工比重的62.5％，比上年下降8.5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外出民工则分别增长33.2％和5.8％，占比分别较08年上升3.8和4.8个百分点。因此，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挽留本地农民工进行就地转移，而原本劳动力就短缺的东部地区劳动力的价格不得不上涨，相应的中西部地区也纷纷调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撇除生活成本等因素，中西部某些地区的农民工工资甚至要高于东部地区。劳动力工资的普遍上涨，进而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就可以促进总需求结构的改变，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同时，东部地区民工工资的提高，进而各项成本的提高，可以迫使这些城市将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从而带来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加快产业的优化升级。

(三)农民工返城意愿不高

由于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和隐形成本的存在，农民工回流的现象日趋严重，回城意愿受到严重抑制(盛亦男、孙猛，2009)。所谓机会成本，是指做某种选择而放弃另一选择的最高代价，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则是留在农村可得到的预期收益。在迁移成本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到满足城市需求的条件下，粮价上涨、农业税取消和种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使得农民收入提高具有了实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迁移成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向城市流动的收益不再足以补偿迁移成本。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隐性成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身份歧视带来的心理弱势、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子女教育的完成度较低等非显性成本因素。这些问题加重了农民工进城的生活负担。实际上，这些隐性因素致使农民工生存状况堪忧的情况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农民工工资的折扣率，它们本质上造成的结果是农民工实际收入的减少。随着政府一系列针对农村和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考虑城市生活成本、家庭、子女等诸多因素的条件下，会倾向于选择留守生活成本较低、生活环境较为熟悉、社会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需求扩大的要求，况且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的迁移成本的存在还没有充分进行到消除城乡工资差距的程度。

(四)农民工行为趋于理性化

农民工行为选择的理性化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工长时间城市生活经验的累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未停止过，而随着生活经验的累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开始不仅仅关注现实收入，也开始理性的关注成本和其他诸多因素。而且，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在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农民工对工资的要求不再只是简单的纵向上的绝对量的比较。比如去年月工资一千；今年一千二。月薪多了二百，但若劳工成本每月增三百，这样务工的净收益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也正是目前我国农民工的生存现状。目前，我国大中城市房价集体上涨，而这些城市又是农民工大量积聚的地方，房价的上涨使得房屋租金也水涨船高，一线城市差不多涨了20％，而且可能会越来越高。加上近来各类生活品价格回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突出等诸多现实，进城打工的成本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不经济。

另一方面，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近30年中，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变化和更替。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向城市进行转移、拥有较少务农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日益崛起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调查显示，随着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农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第二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其文化程度起点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小学及其以下的务工者比例骤减，而高素质务工者比例较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有所上升。而教育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层次、工资水平、社会流动等各个方面，也是农民工行为选择趋于理性化的现实基础。

三、未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的问题

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以及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的压力这些现实问题，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完全调整好之前是不会变的。因此，可能给我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带来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劳动力有效供给总量的限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时期伴随着急剧的人口转变，从人口在生产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类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类型的加速过度。这个人口转变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劳动年龄人口从迅速增长到逐渐减速的增长，直至停止增长的变化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总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5.05％。而且2008年民政部发布的《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指出我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随着劳动力老龄化趋势的日趋明显，产业结构形成用工年龄需求与劳动者年龄结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1990年，安徽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4岁，而2009年，平均年龄则升至37岁，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根据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理，劳动力短缺的经济含义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个现象是由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所引致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超越发展阶段造成的，一旦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源泉不能及时替代人口红利源泉的话，将会导致中国经济过早丧失比较优势。在高速经济增长方兴未艾，就业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格局必然发生根本性转变。

(二)劳动力需求的不可持续

目前呈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部分表现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伴生物，随着经济的渐趋平稳，市场是否依旧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庞大的劳动力需求依然是个未知数。在经济危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时候，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性财政政策扶持，使得我国经济较快的走出了低谷，然而在财政支出刚性的约束下，我们不能保证政府能够连续较长的时间出台诸如4万亿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当世界各国因为杠杆化太高而崩溃的时候，中国通过加大杠杆而暂时走出了危机，M2／GDP在2008年短暂的回落

之后，2010年将会达到1.96％，硬启动的风险在逐步加大。有数据显示，2010年国家综合负债率高达86％，财政风险空前增大，这种单纯依靠政府的高投资而带来的外生性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和农村将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给农民工的低技能要求岗位却会越来越少，两者的冲突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依然是一个长期过程。

(三)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目前，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无人照看的老人等问题来讲，这种转移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以留守儿童为例，根据全国妇联2008年2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人。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占当地儿童总数的18-22％。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家庭问题、学习问题、安全问题、心理问题和品行问题日渐突出。假如一味的强调这一劳动力转移过程已经完成，无疑会使我们忽视这些已经产生的社会问题，长此以往是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综合发展的。

四、政策选择

综合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如劳动力短缺会加大企业用工成本，引起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加速消失，使得低水平、简单重复过剩的生产无法维持下去，但从另一面看，可以促使企业转向依靠自主创新、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来降低成本，形成持久的更大更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也可以加快技术和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能够直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也有助于把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高投资、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必须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合理的引导，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以及持续发展。

(一)偏向“三农”的制度红利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产权保护和合约执行两个方面的成本在交易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通过制度变迁能有效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就说存在“制度红利”。而截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制度红利具有明显的偏向性。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了配合该战略，政府把社会资源集中用于工业和城市，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积累的任务，由此形成了资源配置上“以农养工”的分配制度。即使到现在，这种农业和农村资源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也没有扭转过来(蔡?P，2006)。如此偏向城市的资源分配制度长期把农村和农民排除在城市化、现代化之外，最终导致了农村和农民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在出现问题分摊成本时，成为首先被考虑的对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我们应该加大政策调整力度，把发展目标转向农村，以发展农村、农业、富裕农民为中心，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所获得的制度红利逐步让渡给农村、农业和农民，通过偏向性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调整与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发展均衡的和谐局面。

(二)技术创新

经济组合里的生产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说，一种资料的缺少可以用另一种资料的增加来补偿，却不必改变生产方法。放置于劳动与资本两者的关系，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组合中，无限的劳动追逐有限的资本，表现为劳资关系中资方的绝对控制优势，这时依靠低劳动成本的生产方法也可以维持下去。一旦劳动力开始短缺，大量的资本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经济组合便会受到限制，这时单纯依靠资本的增加无法对冲劳动力缺失对整个经济组合的影响，现有的生产方法也就无法继续。这就需要我们对生产方式进行变革。无疑技术可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也只有技术的创新才能成为短缺劳动力的替补，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化解目前我国劳动力短缺的有效途径。

(三)城镇化下移

论网络市场及其特征与功能 篇5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网络市场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Internet上的网络市场是今天和未来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就网上供给而言,最关键、最现实的事情是向客户提供一个充满魄力的、特色的、交互式反馈信息的网页。

1 网络市场的演变

1.1 网络市场演变的阶段

从网络市场交易的方式和范围看,网络市场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者内部的网络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工业界内部为缩短业务流程时间和降低交易成本,所采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所形成的网络市场。第二阶段是国内的或全球的生产者网络市场和消费者网络市场。其基本特征是企业在Internet上建立一个站点,将企业的产品信息发布在网上,供所有客户浏览,或销售数字化产品,或通过网上产品信息的发布来推动实体化商品的销售;如果从市场交易方式的角度讲,这一阶段也可称为“在线浏览、离线交易”的网络市场阶段。第三阶段是信息化、数字化、电子化的网络市场。这是网络市场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特征是虽然网络市场的范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网络市场交易方式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在线浏览、离线交易”演变成了“在线浏览、在线交易”,这一阶段的最终到来取决于以电子货币及电子货币支付系统的开发、应用、标准化及其安全性、可靠性。

第一阶段,生产者内部网络市场阶段。60年代末,西欧和北美的一些大企业用电子方式进行数据、表格等信息的交换,两个贸易伙伴之间依靠计算机直接通信传递具有特定内容的商业文件,这就是所谓的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后来,一些工业集团开发出用于采购、运输和财务应用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仅限于工业界内的贸易,如生产企业的EDI系统,收到订单后,会自动进行处理,检查订单是否符合要求,向订货方发出确认报文,通知企业内部管理系统安排生产,向零配件供应商订购零配件,向交通运输部门预定货运集装箱,到海关、商检部门办理出口手续,通知银行结算并开EDI发票,从而使整个订货、生产、销售过程贯穿起来,从而形成生产者内部网络市场的雏形。

70年代以来,美国认可标准委员会陆续制定了许多有关EDI的美国国家标准。80年代,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工程技术和辅助制造系统的广泛应用,使工程师、设计师和技术员得以通过公司内部通讯网传送设计图纸、技术说明和文件。当时,由于Internet还没有普及,大多数企业,甚至使用EDI的企业也没有意识到该网络的威力,仍然主要依赖传真和电话方式与其它企业进行联络和沟通。由于EDI在传送过程中不需要再输入,因而出错率几乎为零,大大节约了时间和经费(可节约企业采购成本的5%～10%)。美国公司通过EDI方式的企业贸易额达5000亿美元(包括通过EDI方式采购,但经其它方式支付的活动),全球企业通过EDI方式的商品劳务贸易总额为1620亿美元(只包括经电子方式完成从购买到支付全过程的贸易活动)。

192月,我国外经部成立了国际贸易EDI中心,即现在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CIECC)。借助于中国电信公用网,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实现了与联合国全球贸易网等国际商务网络的联结,并在全国33个城市开通了节点(连网点)。这种先进、高效的贸易方式很快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外贸与进出口企业的加入。目前已有86000多家企业加入电子商用网这一最新交易场,包括一些名牌企业如青岛双星、广东华宝、科龙、上海华高、杉杉集团、国成塑料、雅戈尔集团,还有中国包装进出口公司、中国五太进出口公司、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等50多家企业加入,其运营情况良好。

第二阶段,国内的、全球的生产者网络市场和消费者网络市场。企业用Internet对国内的或全球的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其发展的前提是家庭个人电脑(PC)的普及,升高“假象购物商品区”的商业空间魅力,同时利用信用卡连线来清算,以加速“假象购物”的进展。目前,应用互联网络的邮购,其最大特征是消费者的主动性,选择主动权掌握在买方的手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推销方法,即演变为消费者的“个人行销”导向。“在线浏览、离线交易”阶段是我国和全球现阶段主要的网络交易方式,其基本特征是用户通过互联网络浏览网上商品,将感兴趣的商品放入网络上的“购物篮”,确定购买的物品之后,根据“购物篮”所载内容自动生成订单,网络企业会通过电话与顾客确认此份订单及顾客的身份、送货地址等资料,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送货到顾客指定的地点,顾客收货时付款交易。目前,我国政府正积极地推动这种电子交易方式在我国的发展。11月12日,北京成立了电子商务工程领导小组,这标志着基于互联网络(Internet)的电子商务在北京正式实施,其工程业务模式由四部分组成:企业间的网上交易、持卡用户与商户间的网上购物、网上检索、导购及促销活动,企业或商户的财务管理以及供应链等网上企业管理。这表明网络营销发展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第三阶段,“在线浏览、在线交易”阶段,这是网络市场发展的最高境界,网络不再仅仅被用来进行信息发布,而是实现在线交易。这一阶段到来的前提条件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过程、交易过程、支付过程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其中最关键的是支付过程的电子化即电子货币、电子银行、电子支付系统的标准化及其可靠性和安全性。

1.2 网络市场的现状

目前,从网络市场交易的主体看,网络市场可以分为企业对消费者、企业对企业、国际性交易3种类型,企业对消费者的网上营销基本上等同于商业电子化的零售商务,企业对企业的网络营销是指企业使用Internet向供应商订货、签约、接受发票和付款(包括电子资金转移、信用卡、银行托收等)以及商贸中其他问题如索赔、商品发送管理和运输跟踪等。国际性的网络营销是不同国家之间,企业对企业或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互联网的发展,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向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为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网络营销技术开辟了广阔前景。

具体说来,从网上交易的业务看,有6种类型:

(1)企业间从事购销、人事管理、存货管理、处理与顾客关系等,在当今美国此类业务的营业额约为60亿美元,且发展速度很快;

(2)有形商品销售:先在网上做成交易,然后送货上门,如书籍、花卉、汽车、服装等;

(3)通过数字通讯在网上销售数字化的商品和服务,使顾客直接得到视听等享受,目前主要销售的是音乐、电影、游戏等产品;

(4)银行、股票、保险等金融业务,目前全美约有330万个金融交易帐户,估计在未来3年内每年的增长速度将达到61%,本世纪末达到1.4亿美元;网上股票交易额在19第二和第四季度

之间暴涨了1.5倍,当年网上股民完成的交易额占全美股票交易额的17%,是前两年的2倍以上;

(5)广告业务,美国去年网络广告收入约为10亿美元,估计将达到77亿美元,超过整个媒体广告收入7%的年增长速度;

(6)交通、通讯、卫生服务、教育等业务。

1.3 网络市场的发展趋势

随着Internet、WWW的迅速发展,集计算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一体的网络营销已对传统的贸易方式形成巨大冲击,并以其快捷、方便、高效率和高效益的显著优势成为21世纪国际、国内贸易的主要方式;不久的将来,一个全新的、无接触的、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时代即将到来,它终将取代现有的实体化的市场时代。

首先,因特网技术正在逐渐走向成熟,企业间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电子网络已加速普及。

实现网络营销的基础设施的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已基本成熟。网景公司总裁克拉克说:“Internet即是人人都在寻找的信息高速公路”,“它将彻底改造产业结构,包括广播、出版、金融、购物、娱乐,乃至电子消费业……这是一场深刻的变化”。目前,全球的大企业乃至中小企业都在快速地推进自身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这具体表现为Intranet即企业内部网的广泛应用;根据Microsoft Company(微软公司)的估计,全球50%～80%的大企业都准备在20世纪末完成自身的信息化建设。企业内部网的采用,将使企业的内部结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生产系统的智能化、组织管理过程的信息化、业务流程的精简化、数据信息交换的敏捷化等等。

另外,PC电脑的价格一降再降,进入家庭的速度每年以10倍的速度剧增。现在个人电脑的价格还在下滑,比尔.盖茨说:过去的创新主要是在一定的个人电脑价格下增强功能,现在的创新还要降低价格;今天一台称职的`电脑,价格不到1000美元,且更低的价格正在打开市场;如果以的时间范围来看,未来电脑的价格将和普通型的电视差不多;事实上,电视和电脑的分离是多余的,因为届时,即使是有线电视系统提供的选台器,都会有处理器,它比现在更贵的个人电脑的功能还强大。个人电脑在家庭中普及或现有的家用电器的信息化、网络化,是新的“电子空间市场时代”到来的基础。上述分析意味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乃至休闲和娱乐都将走向电子化、信息化和网络化。

其次,全球各国政府和社会乃至个人对加快信息化建设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采取了各种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性的措施。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41%的家庭拥有了个人电脑,大约47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5%)使用因特网;劳动力中,有信息专家3.1万人;有7个提供学习信息技术的机构和6个研究与开发中心。近来,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几乎实现了计算机化,商业部门计算机化的程度更高。新加坡政府于年8月公布了《电子商务初始化方案》;197月政府颁布实施《电子交易法》,为新加坡的企业开展网络营销提供了法律依据。

再次,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网络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使世界经济逐步迈向“无国界”的新经济时代,世界级的商家领袖们如比尔.盖茨等,把这一新的经济时代描述为“无摩擦的经济时代”、“无接触的经济时代”、“数字神经系统的经济时代”、“企业把触角伸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经济时代”等等。电子商务即网络营销是推动这一新的经济时代到来的最有力的手段和机制。如今,电子商务的网络营销理念席卷全球,众多的企业已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最佳途径是发展电子商务;从Internet、Intranet到WWW等概念的提出,从IBM的E-business(电子商务)到北大方正E-government(电子管理)等解决方案的出现,都标志着现代企业力图通过电子商务把自己的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通过网络营销以10倍的速度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成为网络市场竞争的赢家。

又次,全球消费者的网络购物观念和网际生活方式正在快速地形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篇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答：（1）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各类不同的企业都进入市场，国有大中 型企业在市场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2）在分配制度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缓解社会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在宏观调控上，由于存在着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具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较资本主义国家强得多，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把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

中国城镇奶粉消费市场特征分析 篇7

1、城镇奶粉消费量的变化特征。

城镇居民奶粉人均消费量正在减少, 市场正处于衰退阶段。中国城镇居民奶粉消费量从1995年到2003年的9年间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2%, 在2003年达到最高人均消费量0.56千克。但是2003年后人均消费量开始进入持续下降状态, 以平均5.2%的速度下降, 到2007年时人均消费量只有0.45千克, 仅相当于1999年的人均消费量。因此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奶粉消费量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条S曲线, 目前正处于曲线下降部分状态, 具体见图1。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推知中国城镇奶粉市场在1995年之前处于导入和成长阶段;从1995年到2003年中国奶粉市场经过了成熟阶段;从2003年开始进入衰退阶段, 目前正处于需求持续下降状态, 这种下降趋势最终会在某一消费水平处于稳定状态。

(资料来源:《中国奶业年鉴》, 2008年。)

2、城镇奶粉消费市场的地区特征。

中国城镇奶粉消费市场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经济不发达地区人均奶粉消费量和人均消费支出都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西藏、安徽、湖南和江西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人均消费支出均超过全国平均消费量, 但是销售价格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在奶业资源匮乏而经济较发达的地方, 如海南、广东和重庆等地人均消费量也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销售价格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具体情况见表1。

(资料来源:《中国奶业年鉴》, 2008年。)

3、城镇奶粉销售的渠道特征。

中国奶粉的销售渠道主要有便民商店、超市、批发市场、超大仓储、集贸市场、百货商场等七个主要销售渠道, 从2000年到现在其销售渠道结构处于持续变化之中。2000年通过超市、超大仓储、便民商店和批发市场销售的奶粉占所有渠道销售量的比例分别为34.13%、21.69%、11.4%和10.38%, 是所有渠道中所占比例排在前四位的渠道, 但是随后的8年通过超市、便民商店和批发市场这三个销售渠道销售的奶粉所占比例持续下降, 到2007年时分别降为21.5%、6.6%和5.4%;相反, 通过超大仓储销售的奶粉的比例则持续上升到44.2%。目前销售渠道结构中比例最高的是超大仓储为44.2%, 超市第二为21.5%, 便民店第三为6.6%, 具体销售渠道结构见图2。

4、城镇奶粉细分市场特征。

中国奶粉市场主要分为婴幼儿奶粉、学生奶粉、女士奶粉、孕妇奶粉、中老年奶粉和其他奶粉等6个细分市场, 不同细分市场的销售量在所有奶粉销售量中所占的比例也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2000年时销售比例最高的两个细分市场分别是其他奶粉和婴幼儿奶粉市场, 两者在奶粉销售量中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56.67%和29.16%。随后的发展趋势是婴幼儿奶粉市场的份额不断快速上升, 其他奶粉市场份额不断迅速下降, 到2007年时婴幼儿奶粉市场份额已经达到77.2%, 而其他奶粉的市场份额下降到12.2%。同时孕妇奶粉的市场份额也由2000年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2.6%, 中老年奶粉市场份额由2000年11.1%下降到2007年的6.6%。因此, 目前婴幼儿奶粉市场的份额占据绝对优势, 其他各个细分奶粉市场份额所占比例很小, 具体情况见图3。

(资料来源:《中国奶业年鉴》, 2008年。)

二、中国奶粉消费的影响因素

1、替代品的影响。

城镇居民奶粉的消费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变化, 呈现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03年以前, 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奶粉消费量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处于正相关关系状态。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以后, 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奶粉消费量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处于负相关关系状态。同时城镇居民的酸奶消费量在2003年时达到最高的增长速度并且随后一直维持高速度增长状态, 液态奶的消费量在2003年达到最高的人均消费量, 随后就进入稳定状态。这说明城镇居民在大量消费饮用方便的液态奶代替传统的奶粉消费, 同时也在使用更适合消化的酸奶替代奶粉。这一点也可以从奶粉消费的地域特征上得到印证。在经济落后的地域, 城镇市场上的冷链设施少, 液态奶和酸奶对奶粉的替代能力差, 因此这些城镇市场的人均奶粉消费量在全国处于最高水平, 见表1。

2、消费习惯与偏好。

消费习惯与偏好是影响中国居民奶粉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中, 奶粉往往被看成婴幼儿的食物, 一旦过了婴幼儿期, 则应以其他食物为主食才更有利于成长。因此, 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 只是婴幼儿时期体内乳糖酶较多, 可以把奶粉中的乳糖分解以利于吸收。但由于以后不再饮用乳品, 体内的乳糖酶含量逐渐降低, 使得大部分成人后的中国人既不习惯奶粉的膻味, 也易出现乳糖不耐症, 从而导致他们不偏好奶粉。

3、营养知识和保健意识。

营养知识对居民奶粉消费行为有较大的影响。现代科学证明, 乳品是营养最全面的食品, 对改善居民的营养、平衡膳食结构、补钙和增强体质均有重要的作用。但部分缺钙的中国人由于不知道这一点, 往往花大量的钱购买价格昂贵的补钙药品, 也不去饮用价格适中的奶粉。在每年的“国际牛奶日”, 各大中城市举行了“奶与人类健康”的宣传活动, 向广大市民宣传乳品的营养价值, 使部分城市的奶粉销售陡增20—30%, 反映营养知识对居民的奶粉消费行为有较大的影响。

4、奶粉质量。

奶粉质量是影响奶粉消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一影响在三聚氢胺事件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因为许多国内乳品企业都存在三聚氢胺问题, 所以消费者在三聚氢胺事件暴光后大幅度减少国内生产的奶粉的消费, 直到现在为止消费者的信心都没有完全恢复。因为消费量急剧下降, 使得许多大型乳品企业的现金流中断而陷入经营困境。但是国外奶粉企业的产品质量没有出现突出的质量问题, 所以国外奶粉企业生产的奶粉受到广大的奶粉消费者青睐, 销售量迅速上升, 尤其是国外奶粉企业生产的婴幼儿奶粉的销售量和价格都大幅度同时上升, 显示出奶粉质量对消费的巨大影响。

5、价格。

奶粉价格对奶粉消费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二者间为一种负相关关系, 且影响的大小因不同消费者群体而异。对婴幼儿、老人、病人、孕妇等必需消费群体, 奶粉价格对需求影响不大;对收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 因奶粉消费支出只占其食品消费支出的一个较小比例 (2007年为0.67%) , 所以奶粉价格对他们的消费量也无多大影响;但对收入水平低的居民来说, 奶粉价格则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需求价格弹性达-2.14 (CIAT, 2000) 。

三、研究启示

第一, 奶粉是一个乳品中的产品类别,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奶粉会存在一个较长的生命周期, 其销售会在成熟阶段停留较长时间。但是具体的产品形式表现出标准的生命周期形状。因此, 奶粉会存在一个较长的生命周期, 但是各个具体的奶粉产品会依次进入衰退期, 这意味着新形式的奶粉会逐渐取代现有产品。正如传统奶粉进入衰退期后为各种加强营养成分的奶粉所逐渐取代一样, 新的奶粉将会取代现在的主流产品。第二, 奶粉消费市场的区域特征表明乳品企业必须选择自己的目标市场, 并且必须进行目标市场的时间上的战略组合以维持持续成长。经济发达的主要地区和城市目前应该通过营销策略加以稳固并使其维持一个较长时期以便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充沛的现金流, 经济次发达的二三级城镇地区应该投以大量资金使其从成长阶段进入成熟阶段以便为企业的成长提供新的增长点, 在更远的将来可以在二三级市场处于成熟阶段时向农村市场提供开拓资金。这样从地理区域上的战略规划可以帮助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把握战略方向。第三, 不同奶粉细分市场的销售量所占比例的变化表明奶粉已经从以往的主要面向各个群体的营养品向婴幼儿的成长食品转变, 乳品企业必须通过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实现产品质量和安全上的独特竞争力, 因为父母选择婴幼儿食品的主要利益诉求是营养和健康。第四, 不同销售渠道的奶粉所占比例的变化表明奶粉已经从早期的零食性产品向日常性食品转变。企业必须加大超市或大型仓储的市场占有率, 这表明企业必须通过促销, 尤其是广告投资增加自己品牌的知名度, 必须通过质量和安全性提高自己品牌的美誉度和顾客忠诚度, 因为日常食品的广告弹性较大, 这就是中国乳品企业经常争夺央视标王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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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玉成:中国乳品市场进入壁垒与产业发展[J].农业技术经济, 200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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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特征分析 篇8

关键词：原生态文化现象；市场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3-0075-08

我国原生态文化的出现，显然具有社会转型的背景，这与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走向有关，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因此。虽然在内容上原生态文化可指称为传统的或民族民间文化，但事实上它是当代范畴，缘起于经济市场化这一背景并表现着这一趋势的相应特征。深入认识原生态文化，必须把握原生态文化基于产业化的市场化特征。根据原生态文化活动的基本情况，具体地看，一是原生态文化的产业分工性；二是原生态文化活动的商业化；三是原生态文化活动的符号化。

一、原生态文化活动的产业分工性

目前，原生态文化概念的运用，实证主义者仅仅把它当作现代背景下示度出来的传统文化指认以及需要保护的一种社会反应。其实这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观点，仅仅把原生态文化指称为可能流失的对象性的传统文化要素，而不是一种生产行为。实际上，原生态文化是发生于当代的，属现代范畴，而且根据调查，许多原生态文化现象以企业的生产出现的，如安徽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市雅竹秀原生态楠竹家具有限公司等等，它们把传统资源引入现代生产，这是特定文化主体为适应社会转型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开展的一种生产活动，原生态文化现象必须理解为一种再生产活动，归结为主体的行为去理解和把握。诚然，原生态文化的发生属于当代社会背景的现象，实质上是市场经济的行为在文化领域的渗透、拓展，是传统文化要素实现为经济资源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传统文化进入文化产业化的相应过程和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不再是某种纯粹的自我娱乐、精神需要或宗教仪轨的表达，而是把它们当作文化产品推入市场实现经济目标的资源和项目。显然，作为一种生产行为，其具有了经济目标，而运作过程具有以产业化为背景，采取分工性进行经营的方式出场。

原生态文化现象作为当代社会的实践范畴，它是融入经济活动得以展开出来的，实质是当代经济结构中的一个方面，是当代分工体系深化的一种结果，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分工性的生产行为和特征。就此，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它的产生具有国家产业化的背景；二是它以文化生产的分工性机制形成为前提；三是它以文化要素转变为经营性资源为特征。

1.国家产业化的背景。1978年我国决定的向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实施，这是真正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路径的实质就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社会生产按照市场规律采取分工的产业化的方式进行。这些方面，我国采取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的深化推进。到21世纪初，随着市场生产主体的不断培育，产业分工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深入到第三产业。从国家产业化背景看，2000年左右我国产业分工进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阶段。当社会分工进入到第三产业时，文化产业化就成为了必然。事实上，这一阶段就是我国文化产业化的开始，文化公司开始在社会上普遍起来。从国家改革发展的战略安排看，也是这一时段文化的产业发展逐步上升为国家发展的主导政策，到十六大、十七大，包括文化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发展战略进入了国策层次。十七大六中全会，我国出台了最高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安排文件，不仅着眼于价值观为核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也着眼于经营性的国家文化产业建设。这是原生态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或者说就是这个背景的产物，即应当理解为文化产业化的表现。原生态文化出现是社会对文化资源的分类性经营行为，重构传统资源并推入市场的文化再生产现象。其中，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保存较好，同时基于他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他们就成为了原生态文化活动的主角。但本质上，原生态文化在实践上属于生产的，特征上具有当代国家文化产业化的背景。

2.文化生产的分工性机制形成。文化资源变成经济要素，需要一定社会基础的，尤其是传统文化资源进入市场。这不仅是需要重新构筑文化资源的价值，而且需要建构文化消费机制，即发展文化消费主体。在这一层面上，它的社会机制是个体的独立及其社会交往的普遍化。可以说，个体的独立及其社会交往的普遍化程度如何，它决定了文化生产的分工性机制是否形成；或者说，只有个体有了普遍化的社会交往，文化生产的分工机制才会形成。注意，普遍交往的前提就是个人作为主体的普遍确立，即个人从传统共同体分离出来变成了普遍的事实，主体实现多元化，从而社会的需要就多样化，为文化消费提供条件。更重要的是，个体的普遍分离，人力与物力的流动，使文化消费成为可能。分工与交换是互为前提的，文化的产业化就是文化进入市场，使一定主体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另外一些主体的需要，即文化生产进入新的分工体系。要实现这个转型，就是个体的普遍分离和人力与物力的普遍流动。具体地看，如少数民族民间节庆，在改革之前和单纯的农耕社会生活中，它仅仅是特定人们自己文化生活的内容和方式，不能变成经济要素，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向农村的渗透，少数民族的节庆就变成了乡村旅游的资源，变成了经济经营的要素。当然，这个结果伴随着个体的独立，普遍交往的发生才成为可能。文化资源分布有不同空间，只有个体主体能够流动并形成物质流动，才会形成市场性的消费需要，从而使文化要素变成了经济要素。文化产业化就是文化生产的分工推进，只是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机制，而机制的建立也同样需要一个过程，在我国它们同构地发生、发展。诚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改革开放和在推进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以及传统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独立的一定的生产主体并普遍化，这是一个过程。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经历30余年的努力，改革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基本建立。因此，促进文化产业化的社会分工机制建立是在改革深入到了一定的层面才能形成。而一旦社会普遍交往即普遍分工和交换形成之后，文化产业化就变成了必然，从而文化范畴的生产在内部也发生活动的分离（分工），原生态文化基于传统资源的再生产就是这种分离的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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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要素转变为市场经济资源。原生态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它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的，其构成生产的资源在于它具有价值性。也就是说，原生态文化发生，作为文化要素进行再生产在于它在当代有了价值规定的经济意义。因此，传统文化被予以原生态文化规定，就是把单纯文化要素变成生产的经营性资源。传统文化变成经营性资源，这是原生态文化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的普遍分工和交换出现，传统文化要素才可能变成经营性资源。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因社会变迁而增添新的功能。原生态文化就是传统文化的这种功能的新表达，并构成了原生态文化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综合上述，原生态文化现象作为当代社会的实践范畴，它是一个再生产范畴，以经济活动展开出来的，构成当代经济的一个方面，作为当代分工的一种结果，表达了一种分工性的经济生产行为和特征。

二、原生态文化活动的商业化

原生态文化在本质上是传统文化资源的市场经济再生产形式，因此，商业化就是原生态文化的基本规定或主要特征之一。在商业化规定里，传统文化以原生态文化表达，在价值构成上不仅包括着作为使用价值的方面，而且还包括作为交换价值的方面，并且是以使用价值的方面来经营交换价值的，表达了文化生产的经济目标。关于原生态文化活动的商业化，可以从产生背景的商业化、主体行为的商业化和资源利用的商业化来理解。

1.产生背景的商业化。原生态现象的产生具有商业化的社会背景，一是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国家在文化产业化发展层面进行了战略安排和推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把经济活动改革为以商业化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国内基本的生产方面都必然地服从这一体制性改革的走向，文化的再生产在相关领域也是这一政策规制的结果，原生态文化属于具体反映之一。而事实上，原生态文化就是社会适应市场经济转型，向产业化变迁形成的一种传统文化再生产模式或路径，实质上是文化领域的商业行为。原生态文化出现是人们对文化资源的分类性经营行为，对传统资源重构，赋予新的价值功能并推入市场的文化再生产现象。广西桂林阳朔的“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打着“原生态文化”的旗号宣传、经营，就是重构当地少数民族歌舞、服饰等文化，推入市场的经济行为，据有关方面披露，其目前演出产值每年达到几个亿。总之，原生态文化在本质上是属于实践的，其实践的当代特征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整个社会经济的商业化就是其兴起的时代背景。

2.主体行为的商业化。原生态文化属于历史范畴，具有主体的规定。过去，人们对原生态文化的认识仅仅当作对象去把握，即原生态文化仅仅被当作某一种文化类型、实体呈现出来，被予以单纯的“客体”处理了。这样，没有看到客体背后的主体，也不对这个主体进行研究，即使关涉了文化主体，文化主体也被客体化了。因此，往往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客体是从属于主体发生和存在的，把握文化的主体本质才具有根本性。关于原生态文化的认识，需要研究这一现象中的主体。而就主体的行为特征看，商业化是基本的。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认为，原生态文化的发生因由不在经济层面上，而在于文化本身，是现代化冲击产生自我保护的寻找传承的反应。当然，我们不否认文化的这一点，但是关于传统文化保护还有文化遗产的理论和行为，这难道不是保护、传承吗？为什么在此之外还需要创造一个原生态文化概念出来呢？问题的实质在于二者的区别，文化遗产保护是原貌性保护，而原生态文化实践是生产性保护，前者不具重构性，后者具有重构性。为什么要重构呢？实质就是人类自己基于市场经济背景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的再生产。而这种生产的主体行为已经完全属于商业化的。从我们对“原生态文化”概念使用谱系的调查看，商业文化活动和企业或企业产品使用的最多。下面在表1列出的一些例子，看看这些公司的冠名就明白了。

表1中仅是部分案例。而从这些案例的企业或公司对原生态概念的使用，纯属市场经营运用的，反映主体行为的商业化并构成了原生态文化活动的特征之一。

3.资源利用的商业化。原生态文化缘起于一定主体的活动，但是这一活动是基于一定客体进行的，即对传统文化的重构利用是基于一定资源进行的。这些资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使用，而是当作资本要素的资源来运用，即传统文化资源资本化，这个过程包含了原生态文化资源的商业化本身。原生态文化以生产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对待客体是包含改造和加工的，并不像一些人类学者所要求的那样，把传统文化当作不可动的保持原汁原味的方式进行。实际的方式是根据当代的社会需要，适时地进行改造和利用。如侗族大歌，这一文化遗产有人以原生态文化去对待，这个方式就是确认传统侗族大歌的基本要素，再保留基本要素的前提下，把它们引入乡村旅游表演或都市舞台演唱，它们变成了盈利性资源（节目）来利用。这个转变过程，侗族大歌过去的演出环境和演出目的变了，它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侗族大歌了。那么，人们在这种场合对侗族大歌作为特定传统文化来享用、消费并当作原生态文化来对待，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原有意义上的所谓“原生态文化”了。这种原生态文化活动，其资源时时都在被改造和重构之中。而这方面，企业的经营则更加显著了。就此，我们从目前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境内以原生态冠名的企业和产品观察可以得到确证，见下表2。

以上所举的以原生态冠名的企业和产品，它们对传统资源、技术的利用是一种以市场经营为机制的再开发行为，这与过去自给自足的利用完全不同，使用原生态概念并不只是表达资源、技术的传统、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一符号来实现其经济目的，是纯粹的商业化生产。

三、原生态文化活动的符号化

实践生活的符号化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特征，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内容，但对人类来说，符号的发明、使用是十分广泛的，这无需例证。符号的利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有些学者把符号特征当作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并规定为人的本质。符号的使用就是人类生活实践的一种方式，理解人类的文化行为，符号分析是一个重要维度。符号的本质应归结于人类实践的需要并从实践的中介性去理解，即符号在人类认识、生产活动中，具有意义的价值象征、工具运用和信息传播的功能等，当然这种功能又基于时代性形成每个时代的内容和形式，并在不断创造、演变、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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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文化活动蕴含了当代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符号化特征，或者说，它是基于市场经济转型对传统资源重构利用本身进行符号化（资源及其生产的社会信息功能建构）的一种方式。原生态文化就是这种文化产业化的经济行为的符号，这种符号化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一是资源类型划分和指示，二是经营路径选择，三是信息传播方式，四是价值的表征。

1.资源类型划分和指示。原生态文化现象的出现缘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是基于文化产业化为背景的，具有商业化的特征。而实际上，原生态文化活动就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产业化形式。它的特殊性首先在于所利用的资源是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因此，本身的生产过程存在客体资源选择和分类并需要把其传统的规定反映出来。原生态概念的使用就是对这种客体资源选择和分类进行的符号性指示。“原生态”概念的使用有一个倾向性，即紧扣文化的传统性，一般地把源远流长、内容独特文化事项归入“原生态文化”的客体，基于这样的资源归类，通常把“原生态”的属性解释为原始、原生、原初、原貌的文化形态，概述为原汁原味。这里，原汁原味的使用在于强调对象的文化内涵和负载的信息、技术及其特征与现代文化的区别，实质是强调了文化内容的传统性。

而且由于文化的族群性存在，“原生态文化现象”与民族性是直接关联的，在某种意义上“原生态文化”主要就指的是民族民间文化，因为作为传统存在的文化大多是以民族形式存在的，而且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形式。少数民族一般居住在边陲地区，受现代化的冲击相对较小，从而传统文化容易保存，以致原始、原生、原初、原貌的某些民族民间文化得以保存下来，构成了传统文化的资源。原生态文化不仅在内容上具有传统性的关切，而且在价值意向上也具有传统性的关切，并以此形成了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总之，原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生产现象，它是对以传统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化经营的划分和指示，即属于特定文化资源类型的划分和指示符号。

2.经营路径选择的标识。从文化的主体本质及其实践性看，原生态文化的实质是人们基于产业化的背景对传统文化进行再生产的一种活动。这里，“再生产”不仅指产量或规模扩大的“扩大化再生产”，而且主要指文化项目的“价值增值”，还包括作为“价值增值”前提的即文化项目（产品）使用价值的改造、重构或者新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利用等等。“原生态文化”现象发生于当代现代化转型的这个背景，与市场经济的转轨是有关的，它应归属“文化产业化”的一种特征。诚然，“文化产业化”就是对文化资源的商业化开发和利用，当传统文化资源进入产业开发渠道时就必然产生价值重构现象，“原生态文化”就属于这样的范畴，具有重构性的特征。原生态文化的重构就是那些基于传统资源进行产业开发的路径，而使用原生态概念对这一活动的指称就是要达到对这一主体行为即经营路径的标识，并具有这种专向指示的符号化作用。

3.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人类实践包括目的、对象和实现的手段，手段就是实践中介。中介包括认识活动的工具。如语言、生产工具（劳动器具、交往信息与传媒等）。原生态文化作为特殊的文化产业化现象。必然地反映为社会性的一定形式，尤其商业化经营的背景下，基于分工和交换的使然，其社会化更加强烈。这种趋势，首先是如何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重构性生产并成为社会分工体系的内容；其次，市场对于交换价值的追求，又必然地谋求相应产品在市场份额上的不断扩大。因此，一种市场新产品的出现，企业首先要进行信息作业，想方设法地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认同自己，构建消费主体，即建立市场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传统资源的文化产业对原生态概念的使用，就是一种信息传播的符号建构和运用。原生态文化的符号化，它是社会关于这种资源类型的企业或产品的总体指称，也是具体个别企业对这个符号的运用，它形成了专指性的信息意义。当然，“原生态”概念的内涵广泛，至少包括传统性、民族性、稀缺性、独特性、生态性。而具体产品对原生态信息的符号设计和构制，它是根据产品的特性和功能进行选择的，每一种产品的信息建构都是特殊的，但都基本传递了上述要素的内涵。就此，我们可以从一些实例来当进行解析和证明。如原生态旅游，它是指以民族民间文化或原始的生态环境和优良的自然风光为对象的旅游开发活动。目前国内以原生自然环境和民族风情与民间传统文化为资源开发的旅游项目，都常常以“原生态”冠名和进行宣传，有的就以此开辟旅游路线。如广西自治区贺州市的一处风景名胜旅游专线打的是“贺州十八水原生态旅游”牌子，内蒙古阿尔山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阿尔山的温泉、森林、湿地、草原、火山遗迹、冰雪为资源开发的旅游专线成为“原生态旅游”，等等。这些旅游公司就是对自己旅游线路的资源进行传统、生态、独特、稀缺归类后予以“原生态”的符号设计和冠名，借此来实现自己公司、产品的宣传和传播。它们对“原生态”概念的运用就是一种符号化的选择和处理。

4.特定价值的表征。我国“原生态文化”现象的出现具有现代文化产业化进程的现实前提，这些“原生态文化”产业的产品，不仅瞄准了传统文化在资源结构上的稀缺性，而且瞄准特定价值的时代性。就前者而言，首先是关于传统产品、技术的独特性和作用，强调它在人们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和重要价值，并且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传统文化的流失，使得它们的意义更加重要和凸显。因此，原生态概念就包含对其独特性、稀缺性的价值表述。其次，由于近年工业化的生产形成大规模的生产和大规模的消费，资源过度开发，工业污染激增，造成生态环境压力，使人们在实践上必然地加以应对，这包括生产中如何借助传统生态知识和技能的层面，“原生态”的文化产业就包含在这个内容之中，形成了生产的“生态”属性或目标。这样，原生态文化现象不仅是顺应工业化所出现的产物，而且是反思工业化的不足和力图对之矫正的产物，从而具有追求“生态”的价值意向。这个“生态”目标，既贯穿在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也贯穿在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内容的文化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之中。在实际的生产中，它们的“生态”属性或目标追求，一是力图在生产方式上采取生态模式；二是研究发明新的产品来消除因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灾害和实施环境治理等。因此，“原生态”概念的使用包含了生态价值的旨趣和性质。原生态文化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指称的符号，在内涵上他包括了它这种特定价值的表征，这是符号化过程中所包含的重要价值构建之一。

总之，原生态文化概念，它是传统资源文化产业化过程的现象，它是这一类型企业或产品符号化的范畴，同时作为这一类型企业、产品以及文化活动，又发挥着符号的作用，构成了社会转型时代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责任编辑：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