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诚信论文（共11篇）
1.实施相应的会计委派制度
实施相应的会计委派制度，从而解决会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是信息化环境下会计审计诚信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
在信息化的环境下，企业会计审计过程中，实施委派制度能够走出以往那种依附于相关单位负责人的模式，从而提供一些虚假的会计信息，使企业内部所有者能够更好的获取相应的会计信息，达到企业会计信息对称的目的。
除此之外，还应当不断地完善企业会计审计诚信环境，建立健全相应会计审计法律法规，促使企业会计审计工作不断完善，会计审计工作人员道德意识的不断提升，增强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2.完善相应的会计制度
完善相应的会计制度，是解决信息化环境下会计审计诚信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而要想完善相应的会计制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展开相关的论述。
首先，在现阶段信息化的环境下，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信用档案，并据此建立一个较为科学完整的信息化的信用管理体系，不断加大奖惩力度，提高企业会计审计中的诚信意识，
以及企业会计审计中整体的道德水平，促使企业整体管理水平能够不断的提升，使企业在未来社会中更好的发展。
其次，应当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健全公司管理机构，并且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完善企业内部的会计准则，使企业内部从事会计审计的工作人员能够依据企业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工作，
严格执行相应的规范，提升自身的职业素质以及道德水平，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水平，提升企业整体工作人员的诚信意识，促使企业在未来社会中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3.提高会计审计人员的职业素质
随着现今社会会计信息化不断加深，我国企业在会计审计信息化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我国企业会计审计一直处于理论阶段，
在相应的研究开发以及实际应用中还未达到相应的标准与要求，主要原因就是我国企业中会计审计人员职业素质较低所致，因此应当提高会计审计人员的职业素质。
在信息化环境下，对会计中相应的电子数据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审计和检查，加大企业会计审计软件的改善，对企业会计审计中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提高企业内部会计人员相应专业知识的同时，不断提高企业会计审计工作人员的财务软件的操作水平，促使企业内部相关会计审计人员素质不断提升。
4.建立健全的会计监督管理体系
现在，会计监督并没有被绝大数人所人同，在当前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所制定的会计监督制度执行的也不尽人意。
因此，应当依据相应的法规制度，建立完善的会计审计监督管理体系，加大企业会计审计执行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尽可能的提升企业会计审计信息质量，解决企业会计审计诚信问题。
对企业内部的会计审计工作人员实行相应的考核体系，要求相应的会计审计制度能够严格的执行，尽可能的提高企业内部会计审计工作人员整体的素质。
二、结束语
在现阶段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状态下，会计逐渐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制定决策的重要因素。
独立审计质量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公平和效率, 关系到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审计质量不仅是独立审计的生命线, 也是市场的生命线。近几年独立审计师质量和审计独立性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
(一)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与此相关的研究认为, “八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已建立广泛的声誉, 因而具有提供高质量以保护其声誉的动机。来自对财务报表研究的证据也支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高的质量。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未预期收益市场反应程度强于非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客户未预期收益的市场反应程度。
(二)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
行业市场份额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并非均衡分布。行业领导者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意味着其能够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 与此一致的是, 当审计师是行业专家时, 公司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还有证据表明, 经行业专家审计的财务报表具有更高的质量。
(三) 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
这主要由法定的审计师轮换制度所引发, 考察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程度是否会影响审计质量。支持方认为, 长期任职于某公司的审计师更容易屈从于客户。此外, 由于审计师对客户进行初次审计时需要熟悉客户的相关业务, 这有可能导致审计质量的低下, 这也成为人们反对进行审计师轮换的理由。Mayers et al. (2003) 发现, 没有证据表明审计师较长任期会影响审计质量, 一些 (较弱的) 证据表明审计任期增加时应计利润具有更高质量。
(四) 公司高管人员背景与审计质量
近来有研究考察, 如果被审计客户的高管人员是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前任雇员, 即需要考虑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前任雇员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否会影响审计师的谨慎性和客观性。此外, 由于公司现任高管曾经任职于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该事务所的审计方法和程序相当了解, 从而具有更大优势来欺骗审计师。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客户的高管成员中有其前任雇员, Menon and Williams (2004) 发现, 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如果雇佣了其原来的合伙人, 客户的异常应计利润更高。
(五) 国家法律制度与审计质量
有研究考察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如何通过对准则的影响而影响到审计师行为, 四大客户的应计利润更小, 这与审计师更加谨慎有着一定的关联。也就是说审计师行为受到投资者保护方面法律制度的影响。
三提高独立审计质量的政策建议
(一) 创新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的监管体制
要赋予监管机构准立法权与司法权, 增强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另外, 防止受到相关利益左右, 做到执法公正。力求公司监管体制创新, 实现监管化、法制化, 确保法规真实性, 从而提高审计师的独立性, 加强审计质量。
(二) 促进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的市场化
促进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市场化, 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依据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现状与体制特征, 必须通过证券发行、企业上市、上市公司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与创新, 促进资本市场由原来的为国有企业脱困、筹集资本等单一功能向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宏观产权多元化、资本市场化等功能转变。跳出证券市场规定单纯依赖利润指标的框框, 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生机活力。这是证券市场改革的必然方向, 也是形成良好的独立审计环境、提高审计服务质量的关键。
(三)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 外部治理的关键是监管的有效性和法制的完善。强制力约束公司的经营行为,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保障内外部治理的有效实现, 落实监管与监督, 使公司问题得到及时的发现、惩罚和纠正。
(四) 加强监管力度, 增强法规建设
在我国, 由于监管机构人力和财力的限制, 只对少量的审计报告进行抽查, 真实性主要依靠行业自我规范和同行监督。由此可见要揭露审计黑幕是不可能的。由于监管者的疏忽麻痹、放纵和大意, 使得收益和违规风险极不对称, 良知无法抵挡金钱与利益巨大的诱惑, 因此很多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和诚信铤而走险。加强法制建设, 建立与注册会计师行业相适应的处罚条款, 让“诚信”成为公司的立身之本, 成为相关行业人员的底线与法则。
四结语
近几年审计师质量和审计独立性问题饱受关注。审计质量问题十分复杂, 涉及因素众多并会随着环境改变发生新的变化, 产生新的问题, 研究和探索还将持续进行。
参考文献
[1]蔡春.审计理论结构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2]胡春元.审计理论结构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3]曹玉俊.审计独立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 2004 (04)
[4]郝振平.审计监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J].审计研究, 2001 (6)
关键词：信息环境下；会计审计；诚信问题；建议
一、会计审计诚信问题概述
会计审计诚信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求会计工作者在从事会计审计工作的过程中要讲究诚信，实事求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给会计作弊行为带来了更多的操作空间，利润诱惑因素变得更多、更繁杂，所以在信息时代如何确保会计审计工作的诚信开展是需要相关工作人员一直关注和努力的方向，而就目前情况来看，会计诚信问题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有较高的职业素养、精湛的专业技术，更需要其完善相关的服务理念，在遵守我国既定的法律规范和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确保会计审计工作高效、高质的完成。
二、信息环境下产生会计审计诚信问题的原因
就目前情况来看，会计诚信审计诚信问题是现阶段业内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而之所以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下会计审计工作中会产生诚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环境下会计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峻。信息环境下，信息传递和交流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同时给信息舞弊等行为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而就目前信息环境下会计信息的传递和使用状况来看，相对于所有者，经营者对于会计信息的利用和知晓权处于更加优势的位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作经营管理工作的不断进步，企业的经营主体和所有主体往往不是同一主体，这样一来，由于会计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就很可能导致企业的经营者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也就导致了审计诚信问题的发生。
（二）我国既有的会计制度不够完善。就目前我国企业所使用的会计制度来看，依旧处于发展的阶段，现行的会计制度很难满足信息环境下企业的需要，进而导致企业更多的经济活动并面没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对其进行根本的约束和保障，新的会计制度也很难在企业内部转化成为对应的财务信息，这样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会计审计工作的开展，也就给会计审计中诚信问题的出现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三）企业缺乏良好的会计审计工作环境。就目前企业的实际审计工作来看，缺乏良好的审计工作环境是导致诚信问题的又一重要因素。即一方面表现在企业对于会计审计诚信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高，对涉事人员诚信培养教育的力度不够高，涉事人员抵不住信息环境下给其带来的各种诱惑，自身操作信息化软件的技能不够高，进而导致了虚账、假账等诚信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是一些企业会计审计工作的防范工作中存在一些缺陷，即在利用计算机等应用设备开展会计信息审计工作时并没有设立防火墙等界限，缺乏对设备的维护和安全管理，进而加大了会计审计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的可能性，也就导致了会计审计工作中各种诚信问题的发生。
三、有效解决信息环境下会计审计诚信问题的建议和意见
由上述分析可知，会计信息不对称、既有的会计制度不完善、缺乏良好的会计审计工作环境等因素都是导致企业会计审计工作中存在诚信问题的重要因素，而如何有效的缓解和解决企业会计审计工作中的诚信问题，笔者在掌握了以上原因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所掌握的理论知识提出了几点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意见，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一）在企业内部建立和落实会计委派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和落实会计委派制度是有效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会计审计诚信问题的重要方法。即在信息化环境下，要突破传统的主要依附于单位负责人的会计审计面模式，而是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各个部门，形成各个部门有责任，人人肩上有任务的工作氛围，进而就可能将企业会计审计工作中可能遇到的诚信问题在事前做到预防和规避，使企业的内部管理者能够及时、有效的获得相关的会计信息，在促进企业会计信息对称目的实现的基础上确保企业会计审计工作的高效开展。
（二）做好会计审计制度的完善和优化工作。做好会计审计制度的完善和优化工作是解决企业会计审计工作中诚信问题的根本保障。这就要求企业从以下两个基本的方面着手。即一方面要从现在的信息环境出发，建立完善的信用档案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完善的信息化信用管理体系，在管理体系中通过完善想相关的奖惩制度，规范各项会计审计行为等措施来提高企业的会计审计工作质量；另一方面，要以我国相关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体系为依据，建立健全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保证其能够切实的应用到企业的会计审计工作中去，以确保企业的各项会计审计工作都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询。
（三）做好配套的监督控制工作。在企业的会计审计工作中做好配套的监督控制工作是确保企业会计审计工作得以高效运行的又一重要方法，即企业一方面要在企业内部成立独立的会计审计监督机构，并明确监督机构各个人员的职责和义务，落实岗位责任制和轮岗制；另一方面要以我国既有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在企业内部建立具体企业特色的监督控制制度规范，细化相关的准则和标准，并根据企业的审计业务活动不断的完善和优化，以从根本上使会计审计诚信问题得以规避和防范。
（四）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会计审计环境。良好的会计审计环境的营造和构建和建设企业会计审计工作诚信问题，提高会计审计质量的又一重要举措，所以企业领导首先要加强对企业会计审计工作的重视程度，以身作则，并做好适当的宣传和引导工作，使得企业能形成一个人人重视会计审计、参与会计审计的工作氛围；其次，要加强对企业涉事工作人员的培养力度，通过建立和完善与涉事人员直接关联的奖惩机制来有效的提高涉事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并通过优秀典型的引导来端正涉事人员的工作态度，避免人为道德因素造成的失误；此外，要加强对审计人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力度，使其能够数量的操作信息环境下会计审计工作软件，进而使得人为技术失误造成的会计审计诚信问题得到有效的规避。
（五）在企业内部营造安全的信息处理环境。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安全的信息处理环境是规避企业会计审计工作中的诚信问题，提高会计审计质量的又一保障措施。具体操作中企业不仅可以对相关工作人员身份及相应的缺陷确认进行设置，还可对一些重要的会计数据信息进行加密处理，同时还可以采用防火墙等技术手段来提高财务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进而使得企业的会计审计诚信问题在信息环境下得以有效的规避和解决。
结语：总之，诚信问题对会计行业来说至关重要，它是会计行业的行业规则、立业之本，但就现阶段会计行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来看，诚信问题却在挑战着会计行业的底线。所以作为多年的财务会计工作者，一定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把握自己从事会计行业的初衷，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善于发现现阶段会计审计工作中存在诚信问题的原因，并及时的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共同为营造一个良好的、诚信的会计环境而努力。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是对信息环境下会计审计诚信问题的探索性分析，笔者将在今后的学习和实际工作中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努力。
参考文献：
[1] 张珺.大数据时代对会计和审计的影响分析.[J].《财会学习》.2016（03）
现代社会，处处提倡诚信，诚信是我们做人的原则之一，商场要讲诚信，否则就会全局尽失；医院要讲诚信，否则就有可能逝去一条生命；政府要讲诚信，否则就会失去民心；在学校里，我们也要讲诚信，尤其是要诚信考试，只有诚信考试，才能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才能考出我们真实的成绩，考出我们每个人的良好品质。
有些同学平时不好好学习，在考试中作弊、弄虚作假，让自己变成“长颈鹿”交头接耳，左顾右盼、做夹带、发短信，行为实在狼狈，令人不耻。
同学们，作弊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违反学校纪律，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虽然一时的作弊有可能使你跨过及格线，有可能使你取得暂时的较好成绩，但是不文明，不诚信的行为葬送的却是你的尊严，形象和荣誉！所以，我要对那些考试有“小动作”的同学说：我们要诚信考试，用诚信捍卫自己的尊严，自己的良知，班级的荣誉。
有一次，我借了朋友的书，说好在第二天中午去把书还给她。可是，老天翻脸比翻书还快，到了第二天，天空却下起了倾盆大雨。望着屋外，我顿时懵了。这时妈妈走了过来，摸着我的头，问我怎么回事。
“我答应去给同学送书，天却下雨了。”我闷闷不乐地说。
“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要去做。”妈妈说着，递给我一双胶鞋让我换上，妈妈还去找了一个塑料袋把书装进去裹好。
“雨下得这么大，你一个人去不安全，妈妈陪你去。”妈妈给我一把雨伞，她自己也撑了一把伞，我们开始上路了。
朋友家离我家有二里多路，由于道路没有硬化，路面坑坑洼洼泥泞不堪，我们是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艰难地迈进。
一不小心，我脚下一滑，跌倒到地上，手里的伞飞得老远。“妈，不去吧!我们回家。”我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不行，继续走。”妈妈先把伞拾起来，紧接着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等天晴再去送，行不行?”我哭着向母亲哀求道。
“那怎么能行呢?诚信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南门立木;曾子为了得到他儿子的信任，把家里的猪杀了;韩信为了取信于曾帮助他的老婆婆，把她当亲生母亲一样供养;华盛顿为了取信于父亲，承认樱桃树是他砍的;宋庆龄为了取信于同学，冒雨赴约……”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平静地看着我。
，发生了一起至今严重影响社会风气的时间，那就是彭宇事件，该事件是在当时，一位名叫彭宇的男士在下公交车以后，扶起一位摔倒在地的老人之后，反被老人控告是他将自己撞倒的，并且要求了赔偿，金额数量极其庞大，而在彭宇本人的坚持反驳下，使得整个社会都对此有很大的争议，有的人认为确实是彭宇撞倒了老人，理应赔偿，也有人指出是彭宇做好事被讹诈。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不论法院判决的结果如何，人们都潜意识的对以后遇见老人摔倒有所顾忌，不再敢直接上前扶起老人，给社会风气带来了很大的反面影响。
那么，仅仅是一起事件就导致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吗?其实不然，除此事件以外，全国各地都发什么过大大小小的类似事件，在潜移默化中，人们之间就慢慢的消磨了彼此间的诚信，而彭宇事件是一个爆发事件，不能作为诚信丧失的`总体原因。
一、研究基础
1. 审计质量与审计意见决策的关系。
Francis (1999) 等的研究表明, 审计质量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从审计供给来看, 审计质量的差异即发现与披露重大错报的能力与表现的差异, 反映了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方面的差异;而从审计需求来看, 不同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审计质量的需求也存在差异, 反映了注册会计师诚信度方面的差异。因此, 如果研究审计意见决策时不考虑审计质量的两个构成要素———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与执业能力, 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2. 诚信执业能力对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
从诚信角度看, 在客户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一是审计证据评价问题, 二是是否在审计报告中予以披露的问题。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 注册会计师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 其在做出审计意见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权衡不同因素所产生的可能影响。一方面, 被披露问题的客户公司可能因不满注册会计师的客观反映而更换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的代价是失去客户以及与此相关的未来准租;另一方面, 注册会计师也有可能因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而避免了法律诉讼并维护了职业声誉。从执业能力看, 审计意见决策可划分为判断持续经营能力与选择具体审计意见类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与审计质量密切关联。识别客户公司是否存在持续经营不确定性, 属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能力范畴。考虑到财务健康的公司通常情况下不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因此选择存在财务困难的公司作为研究审计意见决策的样本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适用性。在样本组内, 注册会计师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审计意见决策环境, 这为研究注册会计师诚信度和执业能力对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提供了便利。
3. 注册会计师诚信度的度量。
本文假定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的经济依赖性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负相关, 以此作为度量注册会计师诚信度的基础。在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的经济依赖性的衡量方面, 理论上应以公司的审计费用、非审计费用等占该事务所所有审计客户的审计与非审计费用总额的比例等来衡量。但由于国内目前审计费用披露标准不一致, 且一家公司聘用几家会计师事务所支付的审计费用没有分开披露及无法区分审计费用与非审计费用, 故其不是理想的衡量方式。国内的审计收费是以公司的资产规模为基础的, 其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最高, 因此本文借鉴国外的做法, 以各公司的资产总额对数作为审计费用的替代变量, 据以计算客户的重要性。
4. 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的度量。
事实上, 国内外许多审计失败案件之所以发生,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审计业务的执行或复核人员缺乏对客户所在行业相关知识的了解。胜任能力的衡量方面, 常用的指标是行业市场份额, 即以特定行业为出发点, 考察特定行业中某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会计师事务所在某个行业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往往是其在特定行业的经营战略、行业专长投资、行业知识与技术积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可以作为胜任能力的替代变量。行业市场份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IMSik=蒡Jj=1REVikj/蒡Ii=1蒡Jj=1REVikj
其中, 分子为i会计师事务所在k行业的客户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分母为k行业的全部客户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若IMSik大于等于10%, 则定义i会计师事务所为k行业的专长事务所, 并令其变量IMS_Dik=1, 否则, 令IMS_Dik=0。国外相关研究一般将行业专长的IMS阈值定在10%~20%之间。
二、样本选择与模型构建
1. 样本选择。
如果样本组内的各公司之间财务状况存在显著性差异, 那么各公司之间获得的审计意见的差异, 反映的可能是财务状况对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 而不是注册会计师独立性或执业能力的差异性。为消除研究样本之间持续经营能力方面的差异带给审计结论的影响, 本文在参照国外相关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剔除金融与房地产类公司, 将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且符合以下标准之一的公司作为样本: (1) 当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 (2) 当年净营运资本为负; (3) 当年营业利润为负; (4) 当年留存收益为负。共得样本计451个, 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样本在各年度之间的分布以及在各种具体审计意见类型中的分布见表1。
2. 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基础上研究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与胜任能力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MAO) 决策的影响, 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Logit (MAO=1) =β0+β1*I MPOR+β2*IMS+β3*RECEIVABLE+β4*INVENTORY+β5*CFTL+β6*CACL+β7*NWTL+β8*LTDTA+β9*TLTA+β10*NIBTS
(1) 因变量。上述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是MAO。如果样本公司被出具了持续经营有重大疑虑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则因变量MAO的赋值为1, 否则因变量MAO的赋值为0。
(2) 考察变量。模型中的考察变量是IMPOR和IMS。IMPOR是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的经济依赖性, 代表注册会计师诚信度。前期研究证据表明, 规模越大的客户向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费用越高, 出于维持客户的考虑, 注册会计师有可能向规模大的客户妥协。考虑到审计收费数据存在大量缺失的情况, IMPOR作为连续变量, 在具体计算时, 等于所审客户的资产总额取对数后, 占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所有上市公司总资产取对数后的总额之比率。IMS是行业专长, 代表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有证据表明, 提高行业专长实际上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一种自觉行为与追求目标。IMS为虚拟变量, 以年度IMS≥10%为划分行业专长的标准。
(3) 控制变量。其中, RECE和INVE分别为应收账款与资产总额的比例、存货与资产总额的比例, 二者是注册会计师潜在法律诉讼的替代变量。另外, CFTL为经营现金流量与资产总额的比例;CACL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NWTL为所有者权益总额与负债总额的比例;LTDTA为长期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TLTA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NIBTS为息税前利润总额与营业收入净额的比例。这六个财务指标与非标准审计意见决策存在显著相关性。
三、统计描述与实证分析
表2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 全部样本中注册会计师对其客户经济依赖性 (IMPOR) 平均值为0.045 5, 范围从0.01至0.96, 说明IMPOR因各样本公司在其注册会计师客户组合中的重要性程度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行业专长 (IMS) 的均值为0.079 2, 说明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介入财务困境公司审计业务的比例很低。
单变量、多元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3、表4。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从表3、表4可看出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MAO) 与注册会计师对其客户经济依赖性显著负相关, 说明注册会计师对于越重要的客户, 越倾向于不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独立性可能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决策。而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与行业专长显著负相关则表明, 越是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 越倾向于不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原因在于执业能力强的注册会计师在客户选择方面存在着巨大优势, 可以优先争取到优质客户。MAO与各因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0.40以下;各因变量之间, 除了CACL与NWTL的相关系数达到0.717之外, 其他因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在0.40以下。整体而言, 自变量之间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从实证研究角度来看, 注册会计师诚信度是影响非标准审计意见决策的显著因素, 而执业能力不是影响非标准审计意见决策的显著因素。
四、结束语
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特定制度安排, 对于投资者决策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注册会计师社会公信力如何, 是否诚信, 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能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至关重要, 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信赖程度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 注册会计师应在向资本市场传达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信息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不是出于盈利目的一味回避执业风险, 这应成为行业监管与引导的重点。
参考文献
[1].蔡春, 鲜文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的检验.会计研究, 2007;6
[2].刘学华, 徐荣华.持续经营有重大疑虑审计意见表达方式实证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8;6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全，诚信理念和社会经济信用关系较为淡薄，导致诚信成了一种十分稀缺的资源。在我国诚信的缺失犹如市场经济的败血症，渗透到了商业、金融、生产、政府部门等方方面面，成为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诚信机制打造诚信社会构建
1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种种表现
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十分重视诚信建设，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各项活动，构建诚信机制，打造信用政府，创造诚信环境。经过几年的努力，政府的公信力，企业的信用度，个人的道德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仔细盘点起来，虽然整个社会的诚信环境有了明显好转，象牛肉注水，鸡鸭灌砂一样手段低劣，易被觉察的欺骗行为少了一些，但在各个地区，不少企业和个人中都还存在着手段更加高明，欺骗金额更加巨大，性质更为严重的失信行为，诸如视合同为废纸，价格欺诈，坑蒙拐骗，统计数字弄虚作假，产品假冒伪劣，恶意耍赖逃债等等有悖于中华民族优良道德的痼疾，造成交易成本上升，市场风险加大，人际关系扭曲，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2诚信缺失的结症所在
2.1经济实力影响着一个企业的信用水平。目前，我国大部分国有、集体企业都已转制或破产，大量私营企业应运而生，在众多的新老企业中，规模偏小，不具备现代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实力十分有限。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为了求生存谋发展，一些企业揠苗助长，少数企业甚至饮鸩止渴，采取不讲信用，不计后果的短期行为，从而影响了整个企业的信用水平。
2.2产权不明晰也是诚信缺失在体制上的一个原因。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明晰的产权是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主体才会讲信用，才会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去惩罚对方的欺骗行为。
2.3经营者的道德素质也决定其信用水平。尤其是在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中，其道德素质更是信用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我县大多数的私营业主和个体户都没有经过严格规范的职业道德教育。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意识十分淡漠，为了私利，不讲职业道德，欺诈、违约、赖债、造假无所不为。
2.4相关法律不健全，执法力度不足也为失信行为打开了绿灯。目前，我国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都有对诚实守信相关的原则规定，但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至今还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系统规范信用方面的法律条文。再加上一些执法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让一些失信者和地方保护主义者可乘之机。
2.5社会信用体系不完整，客观上助长了失信行为的发生。目前，对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估基本上还是一项空白，由于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建立：使得社会获取信用信息的成本增加，最后导致信用信息的使用率和当事人逃债成本的下降，客观上助长了失信行为的发生。
3构建社会诚信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几年来，我国因诚信缺失而造成的损失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由于诚信的缺失，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人们不敢放心消费，造成了内需不足，每年国家因此而损失上千亿元。由于诚信的缺失，使得信贷风险增大，在众多企业资金严重紧缺的同时，几万亿居民存款都沉淀在银行的柜子里，不敢贸然放出，不仅制约了金融的信贷扩张能力，还缩减了金融对企业的支持力度。由于诚信的缺失，还使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由于诚信的缺失，还使得我国目前每年签订的四十多亿份合同，履约率仅有一半，在造成高达数千亿元损失的同时，大大削弱了人们的投资信心。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各级“两会”代表、新闻媒体、人民群众都在不断地呼唤诚信回归，呼唤诚信已成为经济生活和文明建设的主旋律。面对入世后的严峻挑战，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面对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我们无法漠视诚信危机的严重威胁，要发展我国的经济，要提早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唯有推进诚信建设，构建诚信机制，打造诚信社会。这是摆在我国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个企业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
4构建诚信机制，打造诚信社会的几点建议
诚信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全面系统、复杂的工程，面广量大，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是单靠某些部门、某些措施就能完成的。笔者认为构建诚信机制，打造诚信社会，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4.1要深化和完善政府的信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按照其组成可以划分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其中政府信用是整个信用体系的重心和基础，是建立真正的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前提条．件。政府信用也是一种生产力，对整个社会信用具有带动和推动作用。建立政府信用，首先要改革政府的行政方式，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绘企业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第三，政府公务人员也要把诚信原则贯穿到履行管理、监督和服务的职责中，讲实话、办实事、讲信誉、重效率，提高自身的公信力。
4.2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社会信用管理体制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以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政府综合信用管理体系，二是以企业为单位的企业信用管理体制，三是个人信用管理体制。三者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共同构建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目前我国全国性的综合信用管理体系尚未建立，企业信用管理也不多见，个人信用管理除了上海外，基本上还是一项空白。因此，政府、企业、个人的信用管理建设必须同时推进。
4.2.1建立政府信用管理方面。应由政府出面协调组织、银行牵头、工商、税务、法院、技术监督、人事等多家部门共同参与，成立一个专门的信用管理公司，进行信息的征集、评估、管理、服务、查询、发布等，信用管理对象应涵盖绝大部分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4.2.2建立企业信用管理方面。各个企业应与政府管理部门协调，独立建立一套完整的信用管理机制，该机制应包括信用管理阶段前期的资信调查和评估，中期的债权保障，以及后期的应收帐款管理和追收。在组织上大企业应有相应的人员和机构。在具体的业务上，要建立完整的客户档案，信用管理部门依靠完整的客户调查资料，全程跟踪、评价客户的信用状况和确定客户的信用额度，对逾期的应收帐款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4.2.3建立个人信用管理方面。建立个人信用档案，进行个人信用管理，不仅有利于促进信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还利于银行和社会团体了解和掌握个人的资信情况，减少和降低个人信贷风险和商业赊销风险。
4.3诚信建设必须坚持道德教育与法律约束同时并举必须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诚信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引导以诚待人、以信立身。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通过道德教育使每个劳动者都熟练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道德规范，树立起敬业精神。通过道德教育，在企业中推崇诚实经营的理念，使诚信成为每个企业的自觉行动，从而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
在学校，我是采写校园新闻的宣传员，在各地媒体也发表一些新闻稿，弘扬着教育的正能量。我一直坚守“先做人，后做文”的理念，努力把每一篇文字都打造得更加具有真实性、时效性与文学性。
周末的时候，我打开一家教育网站，浏览学习其他学校的新闻时，发现某校的一篇新闻标题很吸引人，便点击进入了。可没成想这竟是“挂羊头卖狗肉”事件，标题提到的是甲校，而新闻内容中的学校领导却是丙校，明显是粘贴上去的，真是忍俊不禁。这时候，我与网宣员老王之间的往事涌上心头。
老王是教育系统中有名的通讯员，也负责他们学校网站的维护工作与新闻稿件的上传。一次偶然的机会，市里召开年度宣传工作总结会议，我才得以与老王相识。老王当时在会议上提出的“网宣员的诚信观”让我铭记于心，他义正辞严地说:“有些同志，为了得到单位的奖励，就胡编乱造新闻，此举实在有损新闻的真实性，给我们国家的网络诚信工作添堵。”
会后，我与老王同桌就餐，又向他探讨“网宣员的诚信观”。老王捏着胡子笑呵呵地说道:“这个写新闻嘛，和做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要讲究诚信，乱编新闻者，则失信于读者。”
旁边有人郑重其事地点头，随声附和：“嗯嗯，俗话说文如其人嘛？”我向老王抱拳，以茶代酒，敬了他一杯。
自从同老王的交流之后，我的“诚信观”就愈加鲜明——做诚信之人，写诚信之文。
而看到这篇假新闻，我也是怒火中烧，心中忿忿不平，便拨通网站的电话，无奈没人接听，就转而给他们的邮箱里发邮件，将新闻的链接和我的联系方式传给网站的.管理员。
周一上班的时候，我照例打开邮箱，收到网站编辑的回复:“陈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对本网站的关注，对于您反映的这则新闻，我们已经予以删除，作者也已列入我们网站的黑名单。网络诚信事关民生，恳请您以后继续监督我们网站的工作，咱们共同营造一个诚信、安全、文明的舆论氛围。”刚刚读完，这时一位高中同学给我打来电话。
“喂！老陈啊，中午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饭聊聊……”几番推脱，最终还是答应和他一同聚餐。
无事不登三宝殿，同学找我原来是让我写个报道帮忙宣传他的产品。接下来，他便开始对我进行“洗脑”，说产品的质量如何如何好……我平生最厌恶广告虚假宣传，便向同学解释我不能帮他的原因，可他恼羞成怒，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拍案而起:“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黑心商人虚假宣传，广大的消费者才生活的胆战心惊。网络是舆论宣传的重镇，但不是谣言的发源地。如此这般刁难，你还是另请高明吧！”话罢，我起身离开。
有一句老话叫“天道酬勤，商道酬信”，自古以来，诚信一直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基础，是做人的根本和道德要求。从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而亡国到商鞅的“立木取信”而终使秦国成为春秋霸主。这些典故无不告诉我们“诚信”至于国家的意义。这些宝贵的历史之鉴，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一部分，也逐渐地演化为我们的传统美德。我们从小受诚信的熏陶，懂得要真诚的对待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拿出“诚信”之心，这是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须肩负起的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代社会，诚信是我们正常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中国能在2001年顺利加入世贸组织，评的是这张以诚信为保证的入场券。在经济贸易领域，中国以诚信为基石，不断扩大与世界的交流，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文化的交流，更让世界感受到了这个以诚信为准则的东方古国迷人的魅力。中国靠诚信骄傲地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校园生活里，也不能没有诚信。新学期伊始，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因为心中怀着诚信而相识、相知，因为有了诚信，我们获得了人间最可贵的友谊，如果说友谊是钻石，诚信就是钻石所闪烁的耀眼光辉，钻石因光辉而美丽，友谊因诚信而可贵。一个人拥有良好的信誉就如同拥有无形天价的财富。只要你会去经营它，不去损害它，那它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宝藏。
工商领域的诚信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走向，也关系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因此，向来被学界关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留下了极多的诚信资料，也记载了丰富的诚信案例，所以总被学者们拿来说事。但如果仅仅限于寻找参照或者简单比附，难免失之肤浅。
例如，在晋商介绍与研究的文章书籍中，几乎离不开诚信问题。有案例，有分析，还有总结概括，正面反面似乎都说得差不多了。但笔者总有个疑问：晋商式的诚信，能否复制到当代来?或者换一种时髦的方式表达以晋商为代表的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诚信，能否使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之所以产生这种疑问，关键在于晋商式的诚信具有特定的含义。概括而言，这种诚信是一种伦理式诚信。而西方兴起的现代化模式，在它们的土壤里诞生出的是另一种诚信，即契约式诚信。二者的不同，不可不察。
一、两种诚信的表现与差别
讲述晋商的诚信已经有很多文章，无须作者饶舌。但有一个现象，却没有被学者们深究，而这个现象恰好鲜明反映了晋商诚信的特色。这就是晋商的诚信与关公崇拜的关系。凡是晋商，没有不供奉关公的，在关公身上，或许可以解读出晋商诚信的内在机制。
关公是中国民间妇孺皆知的人物。如果说孔子的形象过于高大，老子过于深邃，庄子过于豁达，孟子过于迂阔，韩非子过于峻刻，从而妨碍了社会认同他们的普及性，那么，关公则是一个朝野上下、三教九流都能高度认同的光辉形象。儒者可以接受他的彻夜读《春秋》，侠者可以接受他的“千里走单骑”，统治者赞扬他的忠贞不二，老百姓感叹他的义薄云天。就连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流氓韦小宝，也都要处处学习关云长。所以，在传统中国，“武圣人”的实际社会影响是大于“文圣人”的。可以看到的一个明显例证，就是关帝庙建设到了村一级，而孔夫子的文庙不过建设到县一级。二者在民间的神力大小，由此可见一斑。最早由西方传教士马丁·马蒂尼1655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有收藏)，绘制了每个国家的代表人物图像，中国的代表人物就是关公。
在晋商那里，关老爷比财神更重要。尤其是在各地的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中，关公的神韵随处可见，不仅这些会馆供奉的主神是关公，而且其建筑的样式也基本上属于关庙格局。后来，关圣帝君干脆就变成了武财神。这不仅仅因为关公是出自解州的山西乡党。而且更是因为他身上包含了乡土中国的最高价值准则。否则，单纯从乡党关系上来看，同样是山西名人而且比关公早得多的介子推，为什么就得不到这份民间的殊荣?答案应该在关公体现的“精神”上面。
官方对关公的解释，重在“忠”字；民间对关公的崇敬，重在“义”字。忠和义，都是典型的伦理观念。关公的精神，立足于传说中的桃园结义。由此，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忠义二字，是传统中国伦理规范的高度凝结。所有的晋商，在经营中都强调义字当先。所谓诚信，不过是义的表现形式而已。
但是，如果进一步发掘，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的“义”，是有逻辑对象的。就拿关公来说，他只会对刘备讲义，而绝不会对孙权讲义。曹操用尽方法，按小说的渲染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赏赐无数，最后的结果却是“封金挂印”，不辞而别。对这种各为其主的“义”，曹操予以充分的理解。也就是说，这种义，是建立在事兄如父的纲常伦理基础上的。这一点，正是传统儒家学说强调的“亲亲”原则的演绎。
正是这种伦理，使传统中国构成了一个亲族社会和熟人社会。所有的道义，首先在亲族那里发挥作用，然后扩展到熟人圈子。这个熟人圈子会在社会活动中呈现出滚雪球式的扩大趋势，从最亲近的人向外逐次扩展，以道义决定的诚信强度也逐次衰减。虽然曹操没能赢得关羽对刘备那样的忠诚，但却也换得了小说虚构的“华容道”捉放之恩。如果完全是生人，那情况可能就有点不妙。君不见，水浒传里的李逵对宋江倒是一片忠心，然而挡了宋江之道的陌生人就倒了大霉，只有吃板斧的份儿。所以，中国人的道义以及由表现这种道义的诚信，是看人下菜的。费孝通先生曾经把这种社会结构，精辟地概括为“差序格局”。
西方的社会发展过程，也形成了他们的诚信准则。但是，这种诚信，同中国人的伦理式诚信大不一样。他们的诚信，建立在契约基础上。中世纪的封建制，通过分封采邑建立了国王和贵族、领主和附庸的权利义务关系。附庸不履行兵役和劳役义务，领主就有权收回采邑；而领主不保护附庸，附庸就有权另找领主，或请求法庭给个“说法”。在这种局势下，贵族要忠于国王，但又可以反抗违背契约的国王。由此，产生了欧洲式的法制传统。以英国为例，1215年，英国的封建贵族不满约翰王违背传统横征暴敛，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领导下反抗国王，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英国的宪政传统由此建立。当然，只要国王按规矩来，那就还是好国王。
这样，使得欧洲式的诚信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是以熟人、亲属为前提，而是以规定权利义务的契约为前提。契约的达成(不管是成文契约还是习惯契约都一样)构成了诚信的界限，一方的诚信，必须有赖于另一方履行义务方能实现。如果一方违约，甚至会导致兵戎相见，国王违约也不例外。这种兵戎相见不是中国式的叛乱，而是国王也不得不认可的权利。欧洲后来的革命，不管是尼德兰、英国还是法国，其正当性皆源于此。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诚信，以关公为其象征，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式诚信；而西方传统的诚信，以英国的大宪章为象征(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式诚信。这两种诚信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的诚信所要承担的是道义责任，而欧洲的诚信所要承担的是契约(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在一定意义上是无限的，而契约责任肯定是有限的。
最简单的如债务，在中国，是父债子还，而且还天经地义；在欧洲，有着“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之语，即人身责任不能转嫁给他人。晋商当年不管东家投资多少，所有债务都必须由东家绝对负责。假如一个商号，东家的资本是十万两，而他的家产有上百万两，那么，这个商号超出十万两以外的债务绝对跑不了。如果东家的家产不够赔，也不要紧，他的保人、他的子孙，一个都跑不了也少不了。如果他只承担出资的十万两，多了不干，那就明显不合道义，路人也看不过眼，更不要说亲近之人，社会上下都会把你视为骗子。许多当今的研究者都认为晋商的无限责任模式对东家的压力过大，妨碍了晋商的资本运营，那是以今日的契约文明眼光来看晋商，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试想有一个晋商创立了有限责任的模式，宣称他只承担与出资相称的债务责任，恐怕当时不会有人愿意同他做生意，第一个做不下去的
恰恰是他。
欧洲的情况恰恰相反。一名骑士，接受了封地从而承担了服兵役的义务，假如兵役期为三个月，兵役期内他得尽职尽责，三个月一到他会立马走人，多一天也不干。至于国王的安全，服兵役期间骑士不尽责会失去荣誉，而期限一满立即与他无关。欧洲曾经有个国王就吃过这个大亏。他在同邻国打仗期间，没有记准手下的士兵兵役期，仗正打在节骨眼上，有多一半士兵的服役期到了。这些士兵在到期的前一天还在顽强作战，到了服役期满这天，他们才不管打仗输赢，反正自己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呼啦啦回家去了。
道义责任是不能用法律约束的，所以，靠的是自我约束，道德自律。当然，外在的压力也是有的，这主要表现为道德声誉的压力，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礼治”传统。中国传统的“月旦评”、“物议”、“舆情”之重要，在史籍中比比皆是。对于晋商来说，名声特别当紧，名声一旦倒了，那就彻底玩完。而契约责任靠的是法律约束，发生权利义务的争议就上法庭，即使是国王也要服从法律，由此产生了司法独立的雏形。如果国王不听法官的也不要紧，还有宗教领袖(大主教或教皇)可以仲裁，甚至动不动会请个外国名人来充当第三方。法国国王就干过几次给英国国王和贵族诸侯的冲突当调停人的事。
显然，两种诚信有着巨大的差别。接下来的问题是，两种诚信的差别出自什么原因?中国式的伦理诚信能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
二、两种诚信的源流和走向
中国的国家起源同西方不一样，所以，两种诚信有着起源上的差别。在中国古代的国家诞生之时，并没有打破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以血缘、亲缘关系结成的氏族部落，在夏商周三代依然如故。所以，中国早期的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疆域清晰的国家，而是按部族活动范围形成的。区分国民的标准不是居住地和职业分工，而是血缘和亲属关系。所谓宗法制、分封制、国野制，实际说穿了是同一回事。凡是本族，就是同国。“国人”即同族，“野人”即外族。这种状况，直到战国的郡县制出现，才有了根本的改观。
正因为中国古代国家是部族国家，所以，在政治统治上的原则是“亲贵合一”，在治理方式上是以礼治国。周公制礼，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本格局。尽管后来政权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治国思想在西周已基本定型。秦始皇统一后，试图以法家思想为主导建立一个完全按照成文法治理的国家，结果很快失败。从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尽管在成文制度上继承的是秦始皇的遗产，但在统治思想上却继承的是西周礼治的遗产。所谓“汉家自有制度，以王霸之道杂之”。王道来自周公，霸道来自秦皇。
这种体制下，亲属远近和等级差别就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它，社会就一片混乱。因此，按血缘、辈分等等区别远近贵贱，按族属关系管理社会，就是势在必然。所谓礼制，核心在“孝悌”二字。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亲属称谓关系恐怕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实际上就是这种伦理型社会的符号结构反映。
这种社会结构，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方略。治国首先要齐家，齐家首先要修身，家国同构，由此而产生了忠孝同构，为国尽忠和为父尽孝是一个道理。《论语》已经说得很清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汉代选官，察举的基本科目是“孝廉”，就是这种准则在人才评价上的反映。历代王朝，对官员的“守制”(即辞职为父母守丧)格外重视，也是这种准则的折射。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所以聚居基本固定，即所谓“安土重迁”。这样，使血缘和亲缘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且与地缘关系交织互补。从中国以姓氏命名的村庄数量之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即使遇到战乱灾荒，被迫迁徙，往往也不打乱族属关系。中国的许多家谱都可以上溯多代，不管是真是假，祖先几乎要追溯到黄帝才算罢休。同姓之人，“五百年前是一家”成为口头禅。所以，哪怕社会有形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多大变化，这种无形的伦理纽带不绝如缕。
随着社会的发展，狭隘的家族血缘关系已经不足以维系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于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这种伦理观点和规范会渗透到“外人”之中。最便捷和最基本的方式是，先把“外人”变成“熟人”，进而变成“自己人”。结拜就是改变人际关系的有效方式之一。至今山陕地区流行的“拜设”(即异姓结拜，有学者记其发音为“板升”，而且以“百姓”、“堡子”等猜测乱加解释，实际上都与方言原意相差甚远)，就是外人变成自己人的象征。晋商对待“相与”，绝不是仅仅生意伙伴，更重要的人际关系的伙伴。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晋商能与他们的“相与”真诚相待，做出无法用单纯的生意经来解释的行为。如果仅仅从商业互惠角度看待“相与”，那么，1936年双发公杨东家给复盛公乔东家磕个头，就减免了他的一半债务(2.8万大洋)，可以说是一种愚蠢。然而，乔东家是精明的，他赢得的是人望、道义和声誉。
要把陌生人变成熟人关系，需要较长时间的人际磨合。而经商总有面对生人的时候。“一回生二回熟”，如果对方只同你打一次交道怎么办?现今就有不少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主儿。对此，晋商的策略是多管齐下，其中最主要的“管道”就是担保责任和官商勾结。从晋商开进蒙古草原开始，这种在陌生地区从事商业的策略就十分普遍。依靠担保防止一次性诈骗，依靠官府对“生人”予以强制。直到如今，所谓官商勾结，无非就是把官员执掌的面向陌生人的公务关系变成熟人关系而已。从这一点上来探求官商勾结的源头，可以补充寻租理论的某些缺失。官商勾结不仅仅是寻租的利益问题，而且是社会的熟人关系问题。
西方是在氏族部落基本瓦解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如果说，中国早期国家是建立在部族地基上，那么，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西方国家则是建立在部族的废墟上。以希腊为例，其城邦国家形成后，其治理的基本方式就是社会契约。正是因为有着这一社会基础，西方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中才会诞生出社会契约论。
欧洲的早期居民，其社会流动性远远大于传统中国。古代雅典不是以农立国，而是工商立国，靠贩卖橄榄油过日子，因此，很早就有了沿地中海的拓殖活动。由地中海到北欧，再到亚非，逐渐扩大。后来新航路的发现，只是把拓殖由欧洲扩展到了全球。拓殖的海上迁徙，基本上不是家族式的，而是职业式的。即所谓“有用的同伙比自己的亲属更重要”。这种过程中，结社、契约、仲裁发达起来。最终使西方走上了现今的道路。
三、现代化过程中的两难
由于现代化范式是西方开创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以西方为楷模。这一过程一般从器物的模仿开始，再到制度的移植，最终会走到观
念与价值准则的引进。而在这种过程中，多数学者会认为，西方的契约式诚信是现代化的不易之道。由此，无论是从理性分析角度，还是从情感认同角度，都会对西方式的契约式诚信予以较高评价，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会赋予其某种不验自明的真理性。
本文认为，伦理诚信和契约诚信，并无优劣之别。它们的区别，是人类发展在不同条件下自然而然的结果，都是不同社会进化的产物。这种进化过程，就像人类的肤色差别一样，不能说白皮肤就优于黑皮肤或黄皮肤。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相应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
管理学有一个基本准则，就是追求相应思想和方法的适用和成本。任何一种思想，哪怕是再好的思想，如果缺乏适用条件，这种思想就会被现实大打折扣，甚至会被现实改造得面目皆非。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不遗余力地推行了不少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但其效果总是差强人意，事倍功半。不能说一点收效都没有，而是说往往吃力不讨好。不适用的逻辑后果就是成本居高不下，无法形成优势。迄今而言，中国尽管已经变成了世界工厂，但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我们的竞争优势究竟在什么地方，值得思考。如果从制度成本的角度来看，恐怕中国移植西方模式的制度成本远远超过了原产地。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后发优势，说是梦呓确实过于刻薄了一些，但比较渺茫。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学者探讨本土资源，同官方强调中国特色的政治努力不谋而合。但是，问题在于，伦理式诚信能不能作为现代化的思想支柱?说尖锐点，关公能不能穿上西装?青龙偃月刀能不能换成机关枪?
当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少，但很多人都回避这一问题。现代化的浪潮摧毁了滋生伦理式诚信的社会基础，我们能否寄希望于传统的复归?那些号称以中国式的“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没落世界的论者，是否先不要忙着拯救西方，而是反求诸己看看能不能拯救自身?真正身体力行试图重振传统伦理体系的努力，是悲壮而且可歌可泣的；而那些把传统玩弄于书斋里的文人，不过是搅起了历史长河里的几处漩涡而已。要复归传统，就要承受瓢食箪饮的简陋；而要现代化，就得放弃熟人社会的坦然。西方范式的现代化，在中国处于两难处境之中。
感叹人心不古，倡导伦理式诚信，稍有不慎，就会同现代化的走向和法治化的要求背道而驰。那些提倡“汉服”的传统斗士可曾想过，所穿的汉服是不是妻子手织的?如果用的是机织布，那就已经背离了传统。再追溯下去，“有机事必然有机心”，这种倡导是不是投机就大有可疑之处。《秋菊打官司》的矛盾与冲突，全部集结在秋菊不过是想借助现代司法为自己讨一个传统式说法，而现代司法的逻辑结果并不能满足秋菊的要求，尽管对违法者的处罚比秋菊预想的更严厉。
而试图以现代化手段建立契约式诚信，则会同民众习惯发生剧烈冲突。就以在西方人眼里近乎神圣的合同为例，在我们这儿，有谁从内心里真正尊重合同?即使有合同的外在形式，所反映的内涵也是人际关系的改变。在西方人看来，在合同上签字意味着对上面规定的事项负责；而在中国人心里，在合同上签字意味着双方已经变成了准熟人关系。如果法律不考虑这种内涵的不同，就有可能双输。比如，古董买卖，按传统惯例，买了赝品(以卖出方不违反行规惯例为前提)，只能说买者眼力不济，自认倒霉。按传统，这种买了赝品的主儿会把自己的失误当作耻辱，而不能责怪卖者。但是，按现代的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卖主的这种行为属于欺诈，要严厉惩罚。而这种惩罚，又因为同行规惯例的冲突得不到有效履行。其结果就是传统被法律破坏，法律被传统消解，传统与法治俱失。从近代以来中国的屡次现代化努力，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
目前，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已经出现了某种令人担忧的迹象，即传统的伦理诚信被瓦解，而新型的契约诚信又未能建立。比如，传统中国的民间集资方式——抬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好的效果，然而，随着现代化对熟人伦理制约的责任解除，同传统抬会类似的非法集资方式开始专门“坑熟”(除非主持人能够具有高度的道德信誉，才能保证其正当效果)，已经造成了不少问题。出路在何方，值得学界关注。
四、糅合两种诚信的可能途径
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对抗性思维方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完全寄希望于以传统的伦理诚信支撑现代社会，非但不能促进现代化，反而有可能引起倒退。塔利班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完全寄希望于引进西方模式建立契约诚信，会遭遇到无形的甚至是不自觉的抵制，使它陷入看不见摸不着的传统场域，最终消解至无影无踪。我们不能小看传统的力量，它在消解异质因素上，比金庸小说中的化骨绵掌还厉害。
或许，中国可以融合二者。这不是以东方智慧去拯救西方，而是寻求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处。
在如何把伦理式诚信与契约式诚信融为一体的尝试中，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问题。孔子曾经与叶公讨论“正直”这一概念。“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简单说，叶公认为，儿子证明父亲犯了盗窃罪，这就是正直。而孔子不以为然，认为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为了亲情而互相隐瞒过错，这才是正直。对此，古今政治家和法学家不乏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朝野都认可“亲亲相隐”的准则。也就是说，司法要服从于伦理。在传统中国的法律体系中，亲亲相隐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认。汉宣帝地节四年的诏书规定：“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外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大明律》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直到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三等亲以内的姻亲。显然，1949年以前的中国法律体系，一直对法与情的关系遵从伦理准则，“屈法以从义”。
至于“大义灭亲”，只不过是要求“亲”服从于更高的“义”。比如，谋反、叛逆等等，即使属于亲人也不能回护，这并不违反伦理准则。
与中国的“亲亲相隐”比照，西方社会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从不得自证其罪出发，也有与中国“亲亲相隐”类似的法律规定。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规定同中国的“亲亲相隐”貌似而实不同，它来自于权利义务的相应界定，而这种界定的性质是社会契约。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的是把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与西方引进的契约准则有机融为一体。实现伦理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关系的伦理化。如此，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可以做到上通天理，中达人情，下适本土。某些家族式企业在现代转型中，既保留了浓厚的家族色彩，又形成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对此，值得学界探讨。
回到晋商的例子。晋商当年的兴盛发达，不全是死守传统。比如，以用人而言，晋商的基本准则是“用乡不用亲”。显然，“用乡”是传统伦理的继承，而“不用亲”则是传统伦理的修正。在现实生活中，晋商已经对传统伦理的某些内容进行了改造，而这种改造又以不破坏伦理中的“道义”精神为前提。而近代晋商的没落，又恰恰与不知通变求达密切关联。这种通变求达，并不一定要求彻底摧毁传统，而是以人为的努力，推动新的“惯习”的形成。就拿晋商崇拜的关公来说，关公的形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三国到当代，关公已经多次“变脸”，不过，从道义精神而言，关公依旧是那个关公。
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言，大革命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而这个新的社会恰恰是来自于传统。大革命中的先行者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库朗日也在《古代城市》中对这一点深有感触：“《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一大功绩是证明了1789年以后有多少过去的政治制度、习惯思想，在新法国依然存在，新法国不知不觉成了君主制法国的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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