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想与知足常乐

论理想与知足常乐（精选8篇）

论理想与知足常乐 篇1

（全浩铭，12级车辆工程专业）

摘要: 理想,一个高尚而奋进的字眼,.被教科书赋予了神圣、荣誉的光环。然而理想是否真正完美的给与我们生活的指引。理想的适度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生存。知足常乐又是否是适度理想的结果。下面我将进行讨论。

关键词：理想 知足常乐 乐活

初入大学殿堂，理想的课题被拿出来与残酷的现实去碰撞火花。我不敢妄自菲薄，也不愿高谈阔论。以下只言片语，简略比较了理想，知足，乐活。

一:理想

理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们在满足眼前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同时，对现状永不满足，对美好未来不懈追求而形成的，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

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理想指引着人生的奋斗目标，理想提供人生的前进动力，理想提高人生的精神境界。漫漫人生路，唯有激流勇进，不畏艰险，奋奋力拼搏，方能中流击水，抵达光明的彼岸。科学的理想信念，正是当代大学生乘风破浪、搏击沧海的灯塔和动力之源。

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理想引导着我们做什么人、指引我们走什么路、激励我们为什么学。要想在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除了要正确对待实现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外，还要正确认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实现理想的思想基础，坚定的信念是实现理想的重要条件，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是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

理想是人的心灵世界的核心。有无理想，有什么样的理想，决定了人生是高尚充实，还是庸俗空虚。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是大学生健康成长、成就事业、开创未来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

理想让我们从一个个懵懂少年变成了胸怀天下的有志青年。理想让我们曾备受屈辱的国家变成了在世界范围了有影响力的新生大国。理想让那个农耕火织、自给自足的世界变成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后的高速发展的世界。但是，理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真的全部都是福音吗？未必。

胸怀天下的有志青年有可能因为理想的催促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新生的大国可能有着重拾霸主的欲望。高速发展的世界现在也不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举个例子：2009年2月5日《检察日报》）文强一审获死刑。文强案一审判决，在妻子周晓亚绝望的哀嚎中结束。4月14日下午4点45分，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宣布，重庆打黑中级别最高的落马官员、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因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被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文强违法所得2255余万元，全部予以追缴。但除了不能说明来源的1044万元之外，文强的受贿金额，最终被确定为1211万元，大大低于此前检方提出的1625万元。此外，文强妻子周晓亚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没收个人财产与文强同案审理的重庆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总队原副总队长赵利明、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陈涛，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7年6个月和19年6个月。

这一票人马不会是理想缺乏的人。他们的理想强烈而急切。畸形的理想让他们抛开立刻礼义廉耻，放下了法律法规，不管人民的水深火热。去肆无忌惮的获取，明目张胆的掠夺。最终自己难逃一个牢狱之灾。

现在想想学会适度理想是不是很重要了。

二:知足常乐

“知足之足常足矣，知止常止,终生不耻”至理名言，跨越时空。许多古人自觉走这“知足之足常足”的光明大道，保持其所，死而不亡；但是却有不少人与“知足之足常足”背道而驰，不断地放纵自己的欲望，终得“终生之耻”。有句话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尤为形象地表明了人的欲望永远不知满足的丑态。所以，知足常乐似乎给大家提了一个醒。

知足常乐是一种处事态度——看过一篇米老鼠漫画，讲的是一次误会使得古斯离家出走找工作，结果工作搞得一团糟，根本没人要他，他就靠在树下睡觉，很多压力大的白领就问：

“我们怎么才能活着不这么累？” “累了就在树下歇会儿。”

“歇会儿，可是好多工作都没有做！” “做完了又怎样呢？” “做完了还有新的工作啊！” “有完的时候吗？”

知足常乐贵就贵在一种自我调节，在忙碌的追求中，能改变心态，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面对负担，其实收获的不一定比怨声载道的人少。

知足常乐是一种悠然情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与自然和谐共处、融为一体；“宁静致远，淡泊名志”诸葛亮高洁傲岸的情操；都体现出了古人知足常乐的高尚情怀。对于人间世事，都能以宽广的情怀对待，便可以拥有平平淡淡的自由生活。小时候，我们可以为得到一件心爱的小玩具而喜笑颜开，如今回首，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但其实这就是知足常乐的完美体现。

知足常乐是一种高尚品质——人不免有贪欲，不是所有人在每件事上都放得开。从小的说，无意间占了几次小便宜，便会有一种潜意识：只要有可能，下次还要占便宜。结果呢，看上去做了很多事，其实什么收获都没有。大的说，无数的贪官污吏，从不得不收几百块钱的小礼，到主动去收几千块钱的大礼，最后成把成把的公款往自己兜里塞，还不是一枪崩了。所以说能够克制自己不为利益所迷惑的人，才具有知足常乐的品质。

知足常乐并不意味着不思进取——知足的意思是知道满足，请注意：知道满足是对于目前的状况，不是对于未来的前途。知足常乐的人，他是对于现在适当地满足，使得自己能够得到些许放松，从而精力充沛地投入到未来的学习工作中去，真正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样的人是明智的，更易获得成功；而不思进取的人，他是由于一次或多次成功而被冲昏了头脑，身心上是完全的松懈，从而在未来没有前进的动力，这样的人不理智，会慢慢退步，最终一蹶不振。

知足常乐用在学生身上怎么理解——实质上学生的知足是对于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满足，因为社会的压力是脱离不掉的，而学生也不能在学习成绩上得到满足。所以在大压力的环境下，只有对生活知足，对未来抱有希望，对前途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才能获得常乐。一天早上上学时，我在校车里向外看，看到了光芒万丈的壮丽的朝霞，我便喊朋友们都来看，看着他们若有所思的样子，我说了一段话并记了下来，“停下来，先停一会儿，看看远方的天，一望无际的金色的朝霞，这才真正感觉到人生的美好！”

三;乐活

有这样一票人马自称乐活者，有这样一个集体叫乐活族。他们简单幸福的享受着生活。互联网上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乐活族又称乐活生活、洛哈思主义，追崇乐活生活方式的人又被称为乐活者，乐活者所推崇的是乐活着。乐活，是一个西方传来的新兴生活型态族群，由音译LOHAS而来，LOHAS是英语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的缩写，意为以健康及自给自足的形态过生活，强调“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愿望简单而充实。他们用自己的热情演绎这生活却不过分要求它。因为他们心中清楚，知足者常乐。

论理想与知足常乐 篇2

一、重理想型———曹植

曹植“生乎乱、长乎军”, 他出生时正值乱世, 直至建安九年, 曹操消灭袁绍后挟天子以令诸侯, 北方中国基本统一。幼年的曹植一直生活在富有浓厚政治、文学氛围的家庭中, 父亲曹操集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于一身, 他的周围围绕一批富有才华的文臣武将、士人骚客, 从小就饱读诗书的曹植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及家庭环境和时代精神的感染, 建功立业、名垂不朽的思想早已在幼小的曹植心中生根发芽。他无时无刻不从父辈们身上获取能量和力量, 追求“戮力上国, 流惠下民, 建永世之业, 留金石之功” (《与杨德祖书》) 的英雄式理想。青年时代的曹植曾多次随父从征, 他在《求自试表》中写道:“昔从先武皇帝, 南极赤岸, 东临沧海, 西望玉门, 北出玄塞, 伏见所以行师用兵之势, 可谓神妙也。” (1) 其父曹操同样对他寄予厚望, 在曹操出征孙权之际, 便命令曹植典禁兵, 留守邺都宫省, 临行前曹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昔为顿丘令, 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 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 可不勉与!” (2) 言语之间流露出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导与殷切希望。面对父亲对自己的厚望, 更激发曹植在政治上大显身手, 干出一番不亚于父辈伟业的豪情壮志;面对三国鼎立的政治时局, 他以天下为己任, 在《白马篇》中塑造了一个忠勇爱国、视死如归、策马疆场的游侠少年形象, 这正是他追求建功立业的真实心理写照。在曹植后期人生中, 由于处处受到曹丕的迫害和打压, 为了保全性命, 曹植被迫谨言慎行、小心处世, 内心的政治抱负只能深埋心底, 但与此同时正是由于长期在外迁徙漂泊的生活经历, 才使曹植接触到了自己从未经历过的社会底层, 了解了真正的民生疾苦与社会现实, 这让曾经一度养尊处优、宴饮游乐的贵公子终于醒悟, 并开始对人生理想有了重新审视与认识, 他开始关注国家政事, 渴望为国家排忧解难, 待到曹叡即位, 他开始频频上书请求参政, 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将曹植早期与晚期的政治理想相互对比, 就可以发现二者有着很大的差异, 早期的曹植怀有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式的理想, 未经历过挫折的他再加上任性而为的个性, 在实际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政治上的不成熟与处事上的不理性, 而后期的曹植则洗尽铅华、反思人生, 怀揣一颗忧国忧民的诚心, 真正做“戮力上国, 流惠下民”的努力, 期间还提出一些相当有远见的政治主张。究其缘由, 这都跟曹植后期的生活环境与人生经历有着密切联系。

二、重个性轻理想型———阮籍、嵇康

阮籍家世儒学, 从小就对儒家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其少年时代便好学不倦, 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 并以古代那些品德高尚、乐天知命的贤者为榜样。在《咏怀诗》十五云:“昔年十四五, 志尚好诗书。披褐怀珠玉, 颜闵相与期。”阮籍在十四五岁时十分崇尚孔子的学生颜回和闵损这两位贤人。少年的阮籍除了崇尚贤人外, 还怀有远大志向。其在《咏怀诗》六十一中写道:“少年学击剑, 妙技过曲城。英风截云霓, 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 饮马九里坰, 旗帜和翩翩, 但闻金鼓鸣。”由此可见, 阮籍年少时便有从军立功、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此外, 在其早期的性格特点中还有孤傲、任性不羁、喜好山水的老庄思想成分。《晋书·阮籍传》记载:“籍容貌环节, 志气宕放, 傲然独得, 任性不羁, 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 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 经日忘归。博览群籍, 尤好庄、老。嗜酒能啸, 善弹琴。当其得意, 忘其行骸。” (3) 由此可见, 阮籍的早年个性理想中就兼有儒家和道家的双重特点, 而理想追求则偏向儒家的传统思想。当理想遭到残酷现实的剧烈冲击之时, 个性与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其结果就是儒家理想的那一方面慢慢弱化和内化, 而个性特点更极端地凸显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阮籍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晋书》传说阮籍早年有“济世”大志, 后遇“典午之变”, 名士少有全者, 因此, 他便开始持“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生活态度。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记载的任诞事例最多的要属阮籍。如阮籍不顾叔嫂不通问的礼俗执意给嫂嫂送别的故事, 还有当他听到某兵家一才貌双全的女子未嫁而亡便赶去凭吊的故事。又如书中记载阮籍常到邻家少妇的酒铺喝酒而醉卧其侧及阮籍在为母服丧期间饮酒食肉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有违当时的礼法和常规, 却表现出阮籍率性而为、任达放旷、不拘礼法的个性特征。

与阮籍相比, 嵇康的个性更任性而刚烈, 在嵇康的理想人格中格外突出的是个性解放, 他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 之所以形成这样不受拘束的个性, 一方面跟他幼年丧父、缺乏管束的宽松家庭环境有关, 另一方面便同他自己在后天的学习过程中受到老庄超然外物、任自然、逍遥游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嵇康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性格除了任性而为、无拘无束外, 更显著的要属他“刚肠嫉恶, 遇事便发”的刚烈个性特征, 嵇康的政治态度比阮籍更直接而坚定, 其桀骜不驯、刚直义烈的品性远非阮籍能及。当时著名的隐士孙登就曾对他说:“君才则高矣, 保身之道不足。” (4) 当然嵇康对自己的处境和结局也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嵇康深知凭自己的个性是根本不可能同司马氏合作的, 所以嵇康才处处远离那个是非之地, 一度深居山野而不出。《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 未尝见其喜愠于色’。” (5) 同篇注引《嵇康别传》云:“康性含垢藏瑕, 爱恶不争于怀, 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濬冲在襄城, 面数百, 未尝见其疾声朱颜。” (6) 由此可见, 早期的嵇康的确为避祸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隐者生活。然而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突, 嵇康的超然处世态度并没有坚持到底, 仔细分析, 他口口声声追求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表面上似乎受到道家避世或超世的思想影响而表现为不问世事, 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正是因为他太关切世事、心理有太多不满和忧患, 所以才借“任自然”这种方式宣泄心理情感方式, 这对所有竹林人士来说都是如此, 但嵇康的个性相比其他竹林名士更张扬, 对现实的不满反应最强烈。

三、个性理想并重型———左思

左思出生于儒家文化积淀深厚的齐地 (今山东) , 他家祖上世代传承儒学文化, 良好的儒学文化氛围培养了左思胸怀磊落坦荡的儒者风度。王隐《晋书》曰:“左思少好经术, 尝习钟、胡书不成。学琴又不成。貌丑口讷, 甚有大才。博览诸经, 遍通子史。” (7) 我们不难看出左思早年并非聪慧, 然其十分勤奋好学, 遍观群书, 志向高远。在其所作的《咏史诗》八首, 基本都是围绕建功立业的鸿鹄之志、对门阀制度的控诉及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这三个方面写的, 表现出诗人渴望从政致仕的儒家理想。此外, 左思少年时期除了博览群书外, 还兼善阴阳之术, 如果将这些与其不慕名利、功成身退、高风亮节的诗句“功成不受爵, 长揖归田庐” (《咏史八首》其一) 相验证, 就不难发现, 左思的内心也是仰慕名士风流、追求洒脱自然的。左思好清静, 喜创作。他曾为了写作《三都赋》, 整整十年“退居宜春里, 专意典籍”, 可见左思理想的一个侧面。从左思晚年请官不出、退隐山林的表现看, 除了说明左思在功名取仕处处受阻中彻底认清了时局混乱、仕宦险恶的现实外, 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左思除了追求建功立业的功名之外, 同样向往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安静生活。左思虽然在人生后期选择了归隐, 但不可否认的是左思的归隐选择主是源于保命的初衷和对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 所以将他归于个性理想并重的代表士人。

四、重个性舍理想型———陶渊明

与左思相比陶渊明则更有个性。陶渊明虽在早期重视理想追求, 但仍坚持自己的个性品格, 最终顺从了自己自由本真的个性走向了大自然, 可以说陶渊明是重个性舍理想的典型。陶渊明平生喜好儒家六经, 还深受老庄及魏晋玄学的影响, 个性淡泊名利、崇尚自然。他虽出身名流却并非世族, 祖上荣耀却遭遇家道衰落的困境, 加上身处东晋十六国的动乱时期, 以及深受玄言、清谈的时风熏染, 使得他的个性特点、理想追求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纵观陶渊明的个性特点和理想追求, 可以说他是魏晋以来最富个性的一位士人。一方面他追求“猛志逸四海, 骞翮思远翥” (《杂诗》之五) 的高远理想, 从他一生经历的仕宦之路来看, 执著于理想追求的他一直在仕宦道路上积极探索、勇于尝试, 却每每因为跟自己的理想追求相差甚远而主动远离。另一方面, 陶渊明热爱生活并且享受其中的苦与乐。他嗜酒却常因家贫而不能常得, 亲友们知道他爱喝酒, 有时请他一同共饮, 他也是有邀必至, 一饮必醉, 醉后自去, 从不客气。有一年过重阳节, 他没有酒喝, 坐在菊花旁边等人送来。陶渊明喜读奇书, 却往往不求甚解, 遇到会心之处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还喜弹琴, 但随身携带的琴上却从来不安琴弦, 每有兴致都会忘我地在素琴上弹上一番。陶渊明追求简单、单纯而不做作的平凡生活, 他喜欢和乡间老农闲话家常, 和知己好友们谈诗说文, 甚至在为饥饿所迫宁愿向人乞讨为生, 也不愿意对达官贵人们虚与委蛇、低声下气。他坦然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即使身患重病也毫不畏惧, 提前为自己写好挽歌和祭文;他执著于自己的追求, 在数十年的官宦生活中依然不愿放弃自己回归自然的美好初衷, 一直在找寻回归之路, 可以说陶渊明的“隐”带有更多自愿积极的成分。究其最终毅然选择归隐的原因, 大致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 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 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盛行的时代, 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极易使那些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 应当说与东晋士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有关。

摘要：魏晋士人既标榜个性独立又身兼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重任, 然而乱世之下想要两全其美何其难矣?本文从中选取一些典型代表, 通过比较他们的个性特点与理想追求, 将他们粗略分为以曹植为代表的重理想型,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重个性轻理想型, 以左思为代表的个性理想并重型, 以及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重个性舍理想型四类。

关键词：魏晋士人,个性,理想,差异

参考文献

[1]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2]陈寿撰, 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 2006.

[3]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4.

[4][5][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3.

论理想与知足常乐 篇3

关键词：老舍；理想型；过渡型；人物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671-864X（2015）01-0006-02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出生于北京西城区一个贫民家庭。1924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期间开始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小说正式步入文坛。他擅长写市民，被人们誉为写市民题材的圣手。据统计，他仅在小说中就塑造了五百多个市民形象，其市民形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与之相匹敌。。文章重点论述的是其作品中的“理想人”与“过渡人”人物形象。

一、理想型人物

理想型的人是指继承传统文化优质因素的人。老舍在小说中明确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力量。近代中国人的性格缺陷，跟中国传统文化着重讲阴、讲柔、讲静不无关系。中国文化精神长于主观内省，长于道德的自我完善，长于心理自我平衡。但缺乏一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果敢决绝，义无返顾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既可以造就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化动为静的博大精深的斗士，也容易培养出一味退却的懦夫。

《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优质因素造就的斗士。他抗战前是个闭门饮酒栽花，以苟安懒散为和平的旧式文人，残酷的战争打破了他生活的平静，儿子壮烈牺牲后，他有了巨大的变化。邻居们担心他受儿子的牵连，劝他躲一躲，他拒绝了。他说：“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死了，我怎么陪着………我会高声的告诉他们杀你们的是钱仲石，我的儿子！”在敌人的监狱里，面对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向人民宣传杀敌救国的道理，以前他连蚂蚁都不肯伤害，现在主张杀人了。他由一个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了敢于流血的战士。老舍在文中说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仪、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钱默吟曾对诱惑他投降的敌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里的“节”是指从屈原、苏武、岳飞等具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那里传下来的，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操行节守。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己人格的心理模式。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老北京人的文化优质因素，那么墨家文化则成了理想型市民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部分。墨家尚侠好义，刻苦俭朴，主张“非攻”、“兼爱”的思想对后代文人影响很深。经过历代文人的宣传，尤其在近代武侠公案小说里出现那么多杀富济贫，除恶惩暴型的侠客形象，更是墨家尚侠好义思想那一面的进一步强化和演化。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老舍，他又用这种市民社会的“侠”、“义”意识去教化民众，这种行为可称为剑客式的行刺与自我牺牲。《老张的哲学》中王德敢于和恶棍老张顶嘴甚至在老张打老婆时挺身而出，给老张一记耳光。当心上人李静被买给老张时，他敢于在婚宴上持刀行刺，颇有一股凛然正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科学”的呼声很高，作为受封建文化影响不深的某些青年人，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关注国家，关注自身，看中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有比较强的自我意识，也都执着于各自的人生追求——不管这追求是什么。李子荣在婚姻和恋爱问题上，有自己的标准，不去追逐时代潮流。他宁愿要一个会做饭会洗衣，能互助互谅的老式的妻子，也不要一个念过一两本爱情小说便发疯似的自由恋爱的摩登女性。而且他一直就比较务实，在古玩店工作时，工钱和时间都向马老先生说清楚，以致于马老先生说他：“这份俗气，还会念书，瞧不透！中国念书的人不这样！”他也看透了中国人的官瘾，“老人家是个官迷，糟！糟！糟！中国人不把官迷打破永不会有出息！”马威虽然是年轻人，但他与李子荣相差太远，他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 李子荣是个豪杰，因为他能自己造出个世界来！……”

这种理想型的人是祖国未来的希望，但他们也有缺点，最主要的一点是柔弱。就是那个敢爱敢恨的王德，当他家里人在他神智不清时，给他娶了一个根本不相识的陈姑娘来冲喜，他居然给冲醒了，“不由的心软起来，开始与她（陈姑娘）说话……于是，他死心踏地帮助父亲做地里的工作，不敢再冒险去城中找事。”

斗争实践的日益深入和思想的发展使老舍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开辟自己的艺术世界。以前老舍刻画的理想人物，只是一些像李景纯，李子荣、马威那样的“务实”、“埋头苦干”，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国民。而在抗战爆发后，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创造了瑞全这样一个有别于他以前作品的新人形象。瑞全从北平出发后，从一个幼稚浮躁的大学生转变为成熟的抗日工作者，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对于“民众”的认识的变化。过去民众在他眼里不过是些无知的，肮脏的“愚民”。现在他认识到，“乡民，在许多事情上，不但不愚，而已配作他的先生。”瑞全对民众认识的变化，表明了老舍通过抗战现实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加全面的思考。

二、过渡型人物

过渡人是指在老北京人的心理与理想型市民思想之间矛盾痛苦的人。他们多是青年人，青年人独有的朝气和活力使得他们不可能像老北京人一样完全因循守旧，愚昧落后。对接触过新思想的他们来说，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已经成了他们无形的枷锁，钥匙在自己手里却打不开，于是他们矛盾、痛苦、徘徊。再一个原因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文化造成人的异化，人的个体意识消亡，代之而起的是群体意识的增长。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群体意识就很难在这个文化氛围里生存下去，如果要去张扬个性，很快被群体吃掉。老舍没有描写个体意识被吃掉的那一面，而大量描写个体意识在服从群体意识的精神律动下的矛盾、痛苦、感伤和哀怨。

《离婚》中老李是在压抑诗意、压抑浪漫个性的情况下，与李太太组合家庭的。但他与妻子在情感、性格、举止、言谈诸方面，都呈现不协调状、不相容状。不管他对李太太的俗气怎么讨厌，他还是要在这个家庭中苟活着、敷衍着，而且进一步压抑他对马少奶奶的潜性爱的追求。

祁瑞宣是祁老太爷家族“四世同堂”中的长孙，在家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一家大小的累赘，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但他青年时代曾接受过西方文化影响，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即使这样，他还是未摆脱祖父和父亲的命运。在“国”与“家”发生矛盾时，血缘家族制度使他只能为“家”而弃“国”。但他在“国难”面前矛盾痛苦：他要对国家“尽忠”就不能对上辈“尽孝”；他要对祖辈、父辈“尽孝”，就不能丢开他们走出北平。“在另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他曾对瑞全说：“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为此，他常常自责自谴。当战事紧张时，他终于抛弃这份沉重的文化遗产，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而一旦民族战争结束，他仍然会回到原来他所遵循的文化传统规范下的生活环境里去，去敷衍，去调和，去安分守己。

注释：

[1][3][4][9][10][11][12]老舍.老舍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p255，p107， p312， p256，p20，p35，p37.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49.

[5][6][7][8]老舍.老舍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p49， p39，p449，p613，p186.

作者简介：

成艳军（1984—），男，汉族，河南鹤壁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中国梦与个人理想 篇4

【关键词】 中国梦；个人理想；关系：实现途径

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发表了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讲话“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如何将我的梦融合成中国梦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课题。

一、个人理想和中国梦的内涵

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而个人的需要就成为个人理想的前提。个人理想其实质就是个人的梦想。个人理想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对自己未来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所产生的向往和设想，包括个人生活理想、职业理想、道德理想。个人理想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它具有很强目的性和物质性

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梦想不是现在腾空出世的，它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自觉和自省。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是贯穿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为了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多少仁人志士奔走呼号、上下求索，多少英雄儿女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就是中国梦的基本内涵

“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指在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文化实力、国防实力、外交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重新回到中国曾经有过的世界领先地位”。这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最真的梦，也是我们当代每个中国人发自肺腑的心声。

二、个人理想和“中国梦”的关系

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们应该怎么 看待“中国梦”和个人梦的关系？

一、“中国梦”为个人梦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舞台。1840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碎了“天朝之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接踵而至，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中华民族在列强铁蹄下悲惨沉沦，在那样的屈辱境地，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有自己的梦。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北京的很多人家里有不少外国旗，哪国士兵上门就挂哪国旗，如此含垢忍辱过日子，何敢有自己的梦？

时至今日，我们伟大的祖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人的梦想能成为现实，必然有时代、社会的支撑，就像“小巨人”姚明说的那句话一样，“感谢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使我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百余年前的中国人不敢有梦，百余年后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梦，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梦”。当“中国梦”没有绽放，个人的梦又如何开花？从根本上说，我们每个人梦想生长的土壤，都深深植根于“中国梦”。我们每个人梦想的成长，都有“中国梦”的成长相伴。有了“中国梦”的茁壮，我们才有了做自己的梦的自由。只有当祖国强大起来，有“中国梦”作为支撑，构建一个强有力地舞台，提供一个供个人梦茁壮发展的土壤，个人梦才能够有实现的可能性。

二、个人梦的实现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基石。60多年来，我们有过个人梦被牢牢嵌入国家需要的岁月。用身体搅拌水泥、制服井喷的王进喜，定格这种梦想的姿态。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梦想着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他的梦想不仅推动了“中国梦”，也对整个世界做出了贡献。

这170多年来，正是无数先贤先烈把自己的梦融入“中国梦”，正是一代代人执着坚韧地接续“中国梦”，“中国梦”才有今日之荣光。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没有阴霾，既有“十面‘霾’伏”的尴尬，也有“房叔”“房姐”的不公，正因为还有种种不如意，所以才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也需要更多人通过实现自我的个人梦来共同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三、中国梦与个人梦唇齿相依。我们追逐自己的梦，本身构成了“中国梦”的一块块基石。“中国梦”的建构，又为我们放飞自己的梦想提供了平台和土壤。只有两者辩证统一，才能够使得“中国梦”和个人梦都得以精彩绽放，让每个人在推动时代车轮向前时实现自我的价值。

三、从实现个人理想到实现中国梦的途径

实现个人理想，必然要抱有艰苦奋斗的准备。艰苦奋斗的关键是奋斗，在奋斗中要有吃苦的精神，不要物质化、庸俗化、享乐化，只有拥有吃苦的精神，为个人理想攀登，理想才有可能实现。实现个人理想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要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在当代，很多人由于受到各种困难、挫折和打击就放弃理想，浑浑噩噩，甚至一蹶不振或者仇恨社会和报复社会这都是心理素质太差、急功近利的表现。一个人的强大首先是心理的强大，只有一个人内心强大了，才能无所畏惧，持之以恒，才能实现个人愿望。而内心脆弱，不能持之以恒，在前进路上只会以失败而收场。

2、公平正义是“我的梦”走向中国梦的最重要前提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有权利公平，梦想才能起飞；有机会公平，奋斗才有动力；有规则公平，社会才能进步。实现中国梦需要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的政府谈中国梦是虚伪的，是不现实的。公平正义是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必须保证公民权利平等。政府所做的就是要保证公民机会的平等，只有保证了机会的平等，学生学习才能安心，员工做工才能有心，百姓生活才能有信心。再次，必须保证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是当代公民生活最显要的词，人和人以利益而连接，利益也成为矛盾产生的核心因素。要实现社会的公正，社会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公平保障机制，使弱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

3、爱国主义是“我的梦”走向“中国梦”的动力源泉

从中国历史文化来看，“国家”这个词，先有国而后有家。没有国即无处安身，因此国比家更重要。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这也提出了从个人理想到社会理想实现的途径。爱国主义成为修身的当代一项最核心内容，个人理想也只有在爱国这个大前提下才有意义，中国梦的提出也为个人理想提出了前进的方向，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理想都要以中国梦为轴心。

中国梦的实现也无法脱离每个人个体梦的自我实现，只有充分发挥民智，凝聚人心，把中国的个人之梦，小家之梦都汇聚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中来，才能够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实现共同的中国梦。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并将自己的梦想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结合在一起在实现“中国梦” 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梦想。因此，只有个人理想转化为中国梦，我的梦才有意义；只有人人都有中国梦，中国梦才有价值。如果说中国梦是一幅问鼎世界最高设计奖的大作的话，而我们的个人梦就是里面色彩斑斓、造型各异的构图元素。如果说中国梦是一局环环相扣、胜券在握的棋局，而我们的个人梦就是棋盘上各司其职、稳扎稳打的棋子。只要我们立足自身位置，扮演好我们的社会角色，就可以滴水入川、堆沙成塔，把微力量凝聚成巨大的正能量，让我们的梦和中国梦一起在阳光下画成最美丽的彩虹。

【参考文献】

知足、知不足与不知足读后感 篇5

今天，我阅读了徐文秀写的《知足、知不足与不知足》这篇文章，文章从做官、为人、做事三个方面阐述了不同的观点。

做官知足。主要劝诫那些具有一直想向上爬，不能安心于现岗位心态的人。我比较认同共产党的“官”更多意味着一种风险和挑战。做官绝不是官老爷，更不可谋一己私利。要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利，扛起肩上的职责，尽到一个人民公仆应尽的本分。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做人要知不足。他这里的知不足主要针对领导干部说的，无论做多大的官都不要狂妄自大。做为普通的党员，按我的理解就是做人要谦虚。尤其是技术行业更应该谦虚，虚心向周围的同事、同学、老师请教问题，接受不同的意见、建议、经验等。孔子都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我们普通人。谦虚也不要过了头，要乐于帮助别人。明明你会的东西。当别人向你请教时，你整个不会，那不是谦虚，那就是装了。做事要知不足。按我的理解就是一种干工作的态度。我们在平时、以及日常的工作中，无论做哪项工作都要认认真真。虽不能完美，但也要尽其全力。

知足与快乐作文 篇6

后来，我有想了一个问题——如果我把黑洞无限缩小，那么是不是只装进一个物品就可以装进去呢？我仍然找到了答案——可以的！但前提是你要拥有缩小的力量。

黑洞的需求很大，那么人的需求呢？是多少呢？

——他好像是随着年龄长大的。难道他是一个“缩小”的我们吗？

小时候，一根糖果就能满足我们，够我们开心很长时间；再大些，学校里要买的本子，校服，书籍，笔，大概就是我们的需求吧；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漂亮的衣服，笔盒，发饰才能让我们满足吧；或许在大些，我们所向往的便是要好好学习吧！因为我们该长大了，也懂得了什么叫做学习。

在此之前我所想的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因为我很会观察自己。但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我的理想所需要着什么呢？我怎样才能填满它并实现他呢？这好像是个难题。努力努力再努力？或许是这样罢。但我又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回答，父母。的支持与鼓励！

我现在所有的需求就是父母陪我一起写作业，在吃饭时很愉快的聊天，晚上。睡觉时来个亲密的抱抱，因为好久没和母亲一起知心交流了。

论理想与知足常乐 篇7

孙楷第先生在《沧州后集》中对十三妹形象的评价是:“小说中之十三妹, 前半则剑气侠骨, 简直是红线隐娘一流。及结婚后, 则菊宴箴夫, 想作夫人, 又平平极了, 与流俗女子无以异。一人人格前后不调和如此, 真是怪事。”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这样说:“十三妹未详, 当纯出作者意造, 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 备于一身, 遂致性格失常, 言动绝异, 矫揉之态, 触目皆是矣。”

从文本上看十三妹的形象, 前后期以嫁人为分割点。在嫁人之前, 十三妹是一个典型的侠女, 力大无穷, 饭量惊人, 武艺超群, 淡泊名利。而从安学海正是相认之后, 则开始转变, 嫁人后彻底成了一个计较名利、恪守妇德、精明理财, 并且裹着双小脚, 站久了都费力的淑女形象。前后期放在一起, 则很难合成一个完整的、正常的人物形象, 充满生硬堆叠的痕迹。

笔者认为, 十三妹前后期形象的这种变化, 并不是完全的割离或者分裂, 而是一次在作者有意识的催化下的民间侠女传统、满人妇女习俗与儒家贤妇理想的尝试融合, 是客观的文化演变趋势与主观的作者创作意图共同作用下的一次不够成功的产物。

二

十三妹的前期形象中可以看到侠女传统的影响以及满族女性的性格特点。十三妹的出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士祯《剑侠传》中同样骑着黑驴走在路上的高髻女尼, 而她在客店遇到安公子的场景, 则又和“二拍”中《程元玉酒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很相像。是和唐传奇中的红线、聂隐娘、车中女子等等武艺超群、甚至会各种奇特技艺的绝色女子一脉相承的。而中国的侠女传统中, 还有另外一派, 即江湖上那些真正操刀杀人、买卖人肉馒头, 五大三粗, 豪爽如男子的“孙二娘”、“顾大嫂”等人。两派侠女, 可以说一派是来自唐宋传奇的神秘女性, 一派则是来自宋元话本的草莽伪男儿。两派完全不同的特征, 都集中在了十三妹身上。

另外,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儿女英雄传》中强烈的满人色彩。文康自己是一个满族作家, 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具有满族色彩的语言行为。清代的满族女子的社会地位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是远高于汉族女子的。她们可以和男子打架、摔跤, 性格彪悍泼辣, 倔强, 不拘小节。满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尚武好侠的。

十三妹的后期形象, 则有汉人儒家所提倡的理想贤妇的痕迹, 以及满族出阁之后的妇人的声势。治家理财, 劝夫功名, 最终丈夫金榜高中, 自己获封诰金花, 这些都脱不出明清愈益严苛的封建礼教对女子所提出的贤妇理想。而其在治家理财方面的独特的精明与头脑, 以及手腕, 又明显是典型的满族妇人管家的形象。满族女子在出嫁之后虽然在地位上要低于未出嫁的姑娘, 但是, 其往往掌握家庭甚至是家族的内政与财务, 与汉族女子特别是贵族女子整日守在深闺中不同。

通过前后期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儒家贤妇理想在后期的导入, 取代了前期的传统侠女形象, 而满人习俗则以其不同的方面贯穿始终。前后期生硬堆叠, 无法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正常的人物形象。

三

从历史的眼光, 以更宏观的角度看, 十三妹前后期形象中所体现出的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则可以说是反映了以侠女传统为一部分的民间江湖, 以儒家传统为正统的汉族士林与以满族习俗为内核的统治阶层相互之间的对立、观望与尝试协调。这其实也是当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首先, 我们看侠女传统与儒家妇德走向融合的趋势。从唐至宋元, 再至明清, 侠女形象在不断改变, 其改变的基本特征就是向越来越严苛的封建妇道观的靠拢。唐传奇中飘逸、神秘、奔放、坦率豪爽、任侠使气的侠女形象到了宋元时期, 多了无奈、含蓄、内敛的精神气质, 以及在人世间建功立业的世俗色彩。唐侠女在婚姻上的自主以及来去自如到了宋元明清, 也变成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相夫教子。这些我们在洪迈的《侠妇人》、《解洵娶妇》, 宋佚名的《文叔遇侠》, 元人龙辅的《侠妪》等中都可以看到。而侠女形象的这些变化, 反应出了从宋代以来, 理学所带来的儒家妇德观对女性的钳制在一步步加深。而到了明清时期, 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 对妇女的束缚也越来越重。宋明理学对女性的理想——贤妇, 逐渐成为唐代自由奔放的侠女们的归宿。

其次, 满人习俗与儒家妇德的对立与观望。清兵入关之后, 其满人习气在统治者推行的汉化政策下, 正在逐渐改变, 但对于民族意识和自尊心非常强烈的满族群体, 满族习俗始终是内核。这里不做详细展开。

最后, 我们还要看到传统的侠女形象与满族妇女生活方面的契合之处。都承认女性的能力和地位, 都崇尚武力, 都不掩饰对女性美的欣赏以及对女性的尊重。

四

作者文康则是起到了催化作用。由上文可知, 三者本身已经处在相互碰撞、交流的关系中, 文康则受自己创作意图的影响, 把三者进一步糅合进自己最钟爱的形象里, 力图塑造一个完美的理想的集三者优点于一身的“儿女英雄”形象——十三妹。

文康的创作意图, 其实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 即是以“作善降祥”来对抗《红楼梦》的“不善降殃”。在这样的创作意图下, 他写出了明显在与《红楼梦》对垒的《儿女英雄传》。他需要一个能够拯救家族衰落、体现性情之美之真的人物, 而十三妹“担当”了这个重任, 成为一个“超人”式的百变的人物, 成为各种理想形象的堆积品。面对文康这种呼唤, 传统侠女、儒家贤妇、满族女性用各自的优点回应着他。于是文康出于自己一定要“作善降祥”的美好心愿, 大手把这些都抓来, 以不同的形象与特色去填补不同的情节需要——男人落难时女人有锄强扶弱的能力、男人妻妾多房时女人有谦让房帏的胸怀、丈夫不思进取时妻子有劝取功名的觉悟、夫家家道衰微时主妇有掌家理事的气魄。

因此, 在文康的有意的催化作用下, 侠女传统、儒家妇德与满人习俗在本来已经走向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糅合在一起, 形成了十三妹这个在文学创作上不算成功, 但是却具有特殊意义的堆叠式形象。

参考文献

[1]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89.

[2]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0.

[3]太田辰夫.满洲族文学考.满族文学史编委会学术年会 (材料之二十三) [M].白希智, 译.沈阳: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编印, 1980.

[4]弥松颐.《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的家世、生平及其他[J].文史1985, (24) .,

[5]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论理想的现代学校管理 篇8

使人成为人：现代学校管理的目的观

“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这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教育之所以为教育，全赖乎于此。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人的问题是教育的中心问题，决定了人是教育最基本的着眼点。教育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最高鹄的”(扈中平语)。不论是社会教育的目的还是学校教育的目的都在于人，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在于使人发展为合格的人、真正的人。显然，现代学校管理同样要服务于这一目的。所以，理想现代学校管理的目的应该是“使人成为人”，应该是能够促使育人功能更好实现的管理。而要“使人成为人”，现代学校管理就应该将教育教学和学生的发展作为核心内容。

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育人’’就不关注与学校教育相关的经济等问题，可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即教育教学和学生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教育重视程度的逐步增强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教学问题、学生发展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可是，从现代学校管理的相关讨论看，围绕的大都是体制改革、法人地位、产权明晰等问题。正如褚宏启教授所评论的，按照某些学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进行推理似乎“市场化的制度就是‘现代’的；能帮助政府减负，能舒缓甚至解决教育投入问题的制度就是现代学校制度”。有人甚至认为，“现代学校制度的设计和实践是在教育活动的基本约束下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借鉴。这种借鉴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基于组织对效率目标的共同追求”。再从近年来学校管理实践领域推行的改革看，我们的学校改革似乎总是不断地移植企业改革的方式，国企“市场”了，学校也“产业”了；国企“承包”了，学校也“转制”了；国企“私有”了，学校也“卖掉”了；国企“现代”了，学校也“产权”了……，改来改去的结果是背离了学校管理的应有之义，学校这个本应该充满人文意蕴的地方，却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企业化”了。

事实上，所谓的产权明晰、法人地位、股份制改革等等都是影响学校发展的外在条件，教育教学等直接关系学生发展的因素才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内容，决定着学校教育的效能以及学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可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学校管理究竟应为培养什么样的人服务，学校管理究竟应如何变革以适应培养新型人才的要求等，无论是现代学校管理的理论探讨还是实践探索都未能给予充分地解答。既然教育是“成人”的教育，学校管理是“成人”的管理，那么，现代学校管理就要以教育教学活动为核心，以学生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如此才能促进受教育者的发展，才能使学生成为“完整的人、合格的人、真正的人”。

将人当作人：现代学校管理的人性观

教育的实施者是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还是人。那么，学校管理就应遵循人的规律，尊重人的特性，真正把人当作人来对待。人的特性何在?人又究竟是什么?正如高清海先生所言，“人之特殊就‘特’在，人虽来自于物，却能超越于一切物之上，人是生命存在，却又超越了生命的局限。人就是这样一种仿佛来自两个世界、生活在两个天地，既近于禽兽而又类于天使，身上充满了‘二律背反’式矛盾，既‘是其所是’而同时又‘是其所不是’的那样存在。”现代学校管理应遵循人的特性，以人的“二律背反”性为基础。学校管理者应将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看作能动、自主的生命有机体，在使受教育者获得“如何生存”的技能基础上，更应使其获得“为何生存”的感知，因为人的超越性决定了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性存在。然而，现实呈现给我们的往往是“应然”的反面。如同朱永新教授指出的，教育失误在于不把“人”当“人”，现实中的学校管理也是如此，学校管理的企业化倾向就是证明。

学校管理企业化倾向对企业管理的痴迷是“经济帝国主义”在学校管理领域的一种反映。“经济帝国主义”使学校教育模式化和工艺化，使人的培养具有计划性、批量性和统一性，以工业的生产方式来规范受教育者的培养模式，导致人的发展走向标准化、批量化、一律化。个体间的差异被忽略，人被当作被动且有待加工的客体，被当成工具、物，而不是当作人看待。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卡拉汉在《教育与效率崇拜》一书中就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学校管理人员如何采用商业、企业界的经验和做法，强调效率，降低单位成本，严格运用统一的标准工作程序，一分钟一分钟地利用每一天时间的例证。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学校管理着重追求的是人之“如何生存”的技能，却将人之更为重要的精神性追求淡化，其所见的只是人的“物性”，而非完整的“人性”，导致学校教育的异化，教育活动被当作经济活动来进行。因为学校管理是针对“人”的管理，是为了人发展的管理，所以学校管理活动就应尊重人、尊重人性，这不但是开展学校管理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足点，也应该成为现代学校管理的逻辑起点。

公正：现代学校管理的价值观

公正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正如约翰·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公正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所以，没有教育公正做支撑，社会公正的实现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学校作为实施教育活动的基本单位，就应体现公正的原则，现代学校管理也应成为一种公正的管理。

一定程度上，学校掌握着为受教育者提供何种教育的权力。那么，学校管理所体现的价值观，就直接影响着受教育者能否公正地享有受教育权。依据外因性标准来分配受教育权的学校管理，通过金钱、权力、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等来决定是否接纳受教育者。特别是在

“优质”学校，这种现象越演越烈，“择权教育”“论价施教”不断出现，“现实使我们发现，拥有优势资源的学校近年来的一些微妙变化，即对财源的关注已逐渐取代了对生源的关注；对社会关系的关注已逐浙取代了对教学关系的关注”。(上官子木浯)既没有金钱又没有权力的普通家庭子女则被排除在外，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尽管中央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出台了多项政策，而且将其作为城市免费义务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来解决，可是很多城市优质公立学校并不能给予农民工子女平等的待遇。许多重点学校不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纳入招收范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身份大多被界定为借读；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单独编班；不单独编班就单独编组：在排座位、评奖、评优、考试竞赛、文体活动、入队入团等方面存在歧视。这种学校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以某些人或者某部分人的利益为起点，将学校教育所应追求的公平、正义等价值抛弃，不但使教育公正无法实现，而且也使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择校问题、校际均衡问题始终备受诟病的原因也在于此。

公正不仅是现代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也是学校教育至为重要的功能和价值追求，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社会使命，学校管理作为实现教育公正进而实现社会公正的现实基础，应该是公正的，这是现代学校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包容：现代学校管理的品格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教育管理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境遇，也面临着课程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信息技术发展和知识经济社会的挑战。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如果采取逃避、封锁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封闭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惨痛的，所以，教育管理理念与方式就应做出相应的调整，要以“包容”的心态开放自己，同时积极地吸收、引进其他领域的优秀成果。同样，现代学校管理只有是“包容”的，才能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进而变“挑战”为“机遇”。学校管理的包容性表现在：

其一，参与性。学校不仅是校长的学校，更是教师、学生的学校，它是一个“共同体”，学校功能的实现，学校使命的完成都必须建立在全体相关成员共同合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学校理解为学习共同体、同辈的共同体、关怀的共同体、全纳的共同体、探究的共同体等。学习共同体中，学生和学校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负担着思维、成长和探究的义务；全纳的共同体中，各方面的差异被调和成一个相互之间有共同特定关系的相应的整体……，不论是哪种共同体都对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至为关键。因为教育活动的进行，如果没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的共同努力，即使一方“竭尽全力”，效果也肯定不会是最好的。学生是教育活动的实施对象，教师是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及其教育教学活动的实施者，如果学校管理缺乏他们的支持与配合，就无法顺利地进行。只有学校管理是包容性的，将学生、教师容纳其中，学校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才能更好地实现育人目标。

其二，开放性。学校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分子不可能存在在真空当中，必须以社会的支持为前提条件。家长、社区组织是学校服务的对象和教育者的一部分，他们不仅直接感受着学校的教育活动，而且也直接参与到教育活动之中，倾听他们的声音对学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再者，学校管理只有容纳家长、社区组织，才能使学校教育更加贴近实际，才能被社会认同。另外，教育资源的缺乏一直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巨大障碍，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他国的竞争也势不可挡，学校之间只有打破各自为战的格局，才能实现资源的共享，才能提高教学的品质，提高我国学校教育的整体竞争力。

其三，吸收性。由于现代学校管理尚处于探索之中，而且中国特有的国情背景也增加了学校发展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因此，中国现代学校管理对其他领域的借鉴就在所难免。尤其是学校管理对企业管理的借鉴仍然很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管理不可能完全抛弃企业管理模式。以工业管理为代表的一般管理理论，仍然会对我们的教育管理研究产生巨大影响。此外，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使教育教学活动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教学资源大大丰富，还使学校组织结构扁平化，管理形式更加灵活多样，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学校管理对信息技术的广泛利用也是十分必要的。

自主：现代学校管理的个性

学校是教育活动的直接载体，对民族素质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另外，学校教育还肩负着维护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等重要的社会责任，不管是为民族素质的提高奠基，还是社会正义等社会责任的实现，都要以高标准的学校管理为基础。首先要求学校要变被动为主动，由“绝对服从”式的学校管理变为“自主”的学校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校受制于政府，学校管理是一种“等”的管理，学校的招生计划、课程安排、教材的使用、教学及学校发展等种种事务都是由政府亲自操办，学校完全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学校与政府之间更像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虽然此种管理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因为既没有权力可用又没有责任可担，学校既无动力又无能力，所以导致了学校效能的低下。再者，学校被动接受式的运行模式，不仅造成教育主体“惟命是从”的依附性格，丧失了教育的专业自主精神，而且还造成了教育成本不断提高而教育质量却不断下降的反差。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使学校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学校管理的自主。

实现学校管理的自主，就要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权力。学校应该能够根据自身的专业特点，合理地对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自主地面向社会，全面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形成办学特色，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政府则可以根据自身的角色特征，从宏观的政策、规划、资助、督导等方面对学校实行“影子控制”，以确保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近年来，教育权力分散化改革为学校管理自主性的增强提供了契机，尽管越来越多的“校本”造成了负面效应的出现，可是保障学校充分的办学权，实现学校管理的“自主”却是不可缺少的。

柔性：现代学校管理的气质

诚如上文所述，人是教育的核心，学校管理的重心是人而不是物。虽然企业管理也有向“人”的管理发展的趋势，但是最终目标仍然要同归到物的管理之上，物的管理仍然是其根本之所在，否则企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实际意义。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在于对利润的追求，而物的管理是实现企业利润的前提条件。正是学校与企业之管理对象的差异，造成了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方式卜的不同，学校管理更应该是柔性的。

“教育是一种精神活动，通过教师与学生间精神沟通，构建学生的精神世界。教育产品是精神产品，而且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就是精神世界(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硬性的规范、“规则对人的精神活动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精神活动是内隐的，他人无法把握、无法评价”(褚宏启语)。再者，就像罗伯特·J·斯塔托特所指出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规模太小，不适合用管理或组织中谈论的那些权力方面的捕象词汇。譬如，我们不会说家庭首席执行官(CEO)，也不会担心控制幅度问题或实际的生产率。此类术语在一个家庭环境中听起来显得矫情做作。学校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感情和着眼点上更接近于家庭而不是大型企业。”因此，硬性的管理在学校管理中是难以奏效的，学校应该实施柔性的管理。实施柔性管理不仅是出于学校组织及其管理的特殊性，而且也是出于柔性管理自身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学校文化建设之所以受到推崇也在于此，“建筑物建立起来之后，你看不到它的柱子、横梁与钢筋，但是少了它们，建筑物就会倒塌。文化对于学校教育质量来说就是这样”(杨全印语)。托马斯·J，萨乔万尼认为专业权威和道德权威应当是领导实践的首要基础，与技术一理性权威，心理权威、科层权威相比，道德权威更能“在充分的广度和足够的深度上开启人的能力和意愿”，“它能唤起家长、教师、学生那种得到激励和受到鼓舞的回应，而这种回应将使学校工作有效，使学生成为有作为的人”。总之，柔性管理不仅更适合于学校组织的特殊性，而且柔性管理对学校发展来说也是一种更有效、更重要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