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共8篇)
【摘要】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本文重点阐述依法治国的理念,以及中国的法制建设所经过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一、依法治国的含义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前提是有法可依,依据宪法和其他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依法治国的核心为依宪治国,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以有法必依为中心环节,依法行政、执法必严是其权威性的体现与关键所在,违法必究是其强制力的体现。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做了高度概括:“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中国古代的法治发展历史
“法治”的理论,中国古代最早是由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者管仲提出的,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1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为中国文化扎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弊端。追溯我国法的起源,具体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西周时期,甚至是夏商时期。一路走来,法律的发展史是十分的坎坷与曲折。各种主张也形成了众多的学说和思想,主要主张有“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等。其各种主张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在夏商时期,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实现统治和保障皇权,以神权来宣称“王权神授,代天行罚”的思想来维护皇权的统治。西周时期主要统治思想是“礼治”,周公制礼、以礼治国等宗法制度已成为维护统治和治理国家的核心。“礼治”的基本特征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中虽然主张所有贵族和享有特权的人一律不得给百姓增加义务、王孙贵族犯了罪必要时候也要受到刑罚的平等条列,但是贵族和享有特权的人通常能享受到各种的特殊对待。
马念珍,《浅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想与当代的依法治国》,《法学探索》1997年第3期(二)在秦朝时期,主要治国思想是“法治”。历史上第一位统一全国的君主秦始皇,他以法强国最终统一了六国。其后有‘车同轨、书同文’的改革,以便其统一治理国家,以此可见法的重要性。在秦时期,商鞅以《法经》将“法”改为“律”,在古代法强调内容上的公平正直,律则偏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这与我国现今的要求颇为相似,这在当时为律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商鞅的变法使当时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富强的国家,为后来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商鞅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为秦国的法治奠定了基础。后来秦始皇也继承了商鞅、韩非的“法治”思想并将其推向了极端。法家李斯当时任秦国丞相,他主张“君主必须独治天下”,而当时秦始皇主皇帝独揽大权。秦始皇认为人们一切活动都应该依法律规定的模式运行,所以当时有“法繁如秋荼,而网密如凝脂“的说法。李斯主张”法治“并且法应从严才能达到惩戒的目的。
(三)两汉时期的治国思想除沿袭了一定的尚法任刑之外更注重的是德行。故其主张治国思想是“以德治国”。后来在汉武帝时期,为了满足大统一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以儒家思想为主提出“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其表现主要在立法上,例如“三纲五常”等都是从道德方面来限制人们的行为,也是道德律例化。
(四)在后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其法律制度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主要治国思想是将道家、法家、儒家他们所主张的“礼治”、“法治”、“德治”三者杂糅在一起,综合的治国思想。其比较活跃,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后来各个时期的治国思想也颇为相近。在后来各个时期中,只有在特殊的阶段有一定的变化。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更强调的是“礼治”和“德治”,“法治”虽然在实践中一直被广泛使用,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受到推崇。相比较而言,将“法治”作为治国核心的只有战国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法治”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注意的是秦国的法治在刑罚上都偏重,要与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区分开来。
三、中国近代受西方影响的法制建设
(一)中国近代法学,并不是国人在继承中国古代法学(律学)之基础上诞生的,而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特别巨大的启蒙意义。
1.在中国近代,比较早将西方的法学观传进来的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1839年,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为了知己知彼,就曾组织人员将瑞士著名国际法学家瓦特尔(E.De.Vattel)的《国际法》一书中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其中,就涉及了西方的主权观念和法治观念。林则徐的好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在1842年完成的《海国图志》一书,积极地宣传了西方的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梁廷的《合省国说》一书,也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美国的共和政体、选举制度、宪政理念和三权分立观念。
2.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称为“洋务运动”时期。在该时期,一批启蒙思想家也在林则徐、魏源等人活动的基础上,掀起了新一轮的传播西方法学观的浪潮。从而对光绪的法律改革的思路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3.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也大力传播西方的法学观和法学思想。尤其是在1904—1909年完成面世的《孟德斯鸠法意》一书中,对西方的宪政制度、权力分立、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和观念,都作了宣传和阐述。
4.“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更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上述活动。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在该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传播了许多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学观念。与陈独秀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也通过一系列论文,开始了在中国宣传西方法学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活动。2
(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法学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和诞生所起的奠基作用的活动。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虽然带有两重性, 但作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包括法和法学知识)的携带者和传播者,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介绍、宣传和阐述西方近代法学的使者,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 是中国近代变法活动(如戊戌变法、清末修律等)的积极参与者。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 他们的活动催生了中国近代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等学科的诞生与成长。3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中国建设
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法律经济成本都付不出的穷国, 但也不属于可以付出足够法律经济成本的发达国家;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都不具备的愚昧国家, 但也不属于完全具备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的国家;我国不是一个处于乱世的国家, 但波澜起伏的社会变革对法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
4此,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是一种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好国家, 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终是党的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开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伟大事业。
(二)“文化大革命”中, 国家法制惨遭破坏。针对这种现象, 以邓小平同志 23 何勤华,《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法学》2004年第12期
何勤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4年第5期 4 郝铁川,《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坚定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 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从此打开。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1996 年2 月8 日下午, 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的总结讲话中,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 并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指出: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5
(四)2008年5月4日,应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邀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与中国政法大学生讨论依法治国时,温家宝总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标志。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仅是我们的基本治国方略,而且是每一个百姓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
(五)2014年2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五、结语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法制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法制, 我国依法行政也得到重视和迅速发展。
1984年,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提出:国家管理“要从依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 依法办事”。
1993年,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 严格依法办事”, 确立了依法行政原则。
1997年, 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自此依法行政准则基本确立。这标志着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中国适时地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迈进。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政府是法治政府。
1999年, 《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一项宪法原则, 赋予了依法治国方略以宪法地位, 使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获得宪法性的根本保障, 加速推进中国法治建设。
1999年底, 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法治的关键在于治权, 而治权的重点则在于行政权的控制, 鉴于依法行政在法治国家中的关键地位, 出台了《决定》, 试图推动国务院自身及其治下的所有行政机关的法治建设。此后, 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开始加强制度建设, 严格行政执法, 强化执法监督, 依法行政的能力有所提高。
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 同时明确这是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做到“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要“加强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推进依法行政”。
2004年3月, 国务院出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是具有行政法制建设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 它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 对改善行政管理、推进法制革新、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实施纲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要求, 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 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即到2014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但《实施纲要》只是在体制、机制、法制和领导干部观念等方面作了原则性表述, 而至于法治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符合哪些指标体系才是法治政府, 并未细化。
2004年9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三大目标, 明确依法执政是党执政转型的三大目标之一, 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是从依法治国出发对党执政转型提出的必然要求, 是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依法执政”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丰富和发展, 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注入了新的活力, 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2006年5月17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世界银行在京联合主办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 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中国要“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
2006年9月4日, 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加强政府建设, 推进管理创新》的重要讲话, 强调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 防止行政权力滥用, 提高行政效能, 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是贯彻《实施纲要》的重要举措。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推进依法行政”;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2008年1月15日, 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对截至2006年底的行政法规进行全面清理, 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三级备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体制, 促进地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
2008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决定》指出, 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 提高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紧迫任务。规定了改革行政执法体制,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 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切实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等内容。
2010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这是继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 配合《实施纲要》出台的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意见,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又一重大举措, 再次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这份意见从配合《纲要》入手, 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作法, 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全面推进依法执政, 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发生, 要求行政机关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侵权要赔偿”, 以此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和民众利益, 充分体现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就是“治官”和“治权”。
2012年12月4日, 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提出, 领导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他指出, 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 宪法的根基在于广大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要树立法治思维, 就必须信仰宪法和法律、相信法律,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2012年,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如果没有一个法治政府, 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说, 法治政府建设也是小康社会建成的保障。十八大报告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内容、一项新要求提出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不仅意味着法治政府建设的速度将要加快, 且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心将从“规范执法”行为转向“规范决策”行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移。十八大报告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框架下, 超出了国务院在2004年提出的建设法治政府的立足点, 法治政府建设的地位和政治依据也发生了变化。自此之后, 法治政府建设成为党的号召, 成为治国理政的目标, 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它已经是全党、全国都要做的事情, 而不再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事情。”
十八大报告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这四个方面的能力;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继续推进行政执法创新和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十八大报告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为法治政府建设输入了一些精神和原则层面的内容, 如公平、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 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价值取向更加清晰。
2013年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批示中, 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为法治建设的新目标。
2013年3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 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的主体, 要带头严格执法, 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 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 这是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论述的进一步重申。习近平还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一个新的观点。意思是说, 在国家层面上, 通过依法治国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执政党层面上,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依照宪法执政, 介入或影响国家政权, 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通过长期坚持不懈地依法行政, 到2020年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 所以要把依法行政放在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来共同推进、一体建设。这是运用全局思维、战略思维, 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关系以及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一次新的解读。
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设法治中国”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并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和工作方向。它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 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升级版和综合版:是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是对自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方略的升级, 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而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则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两大重要支柱和改革内容。
综上,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从“和尚打伞, 无法 (发) 无天……宪法有什么用, 我们用文件治国就够了” (毛泽东语) , 到现在的依法治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老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16字方针到十八大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依法行政到依法执政, 再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三位一体;从“2014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新目标;从法治政府建设到法治中国建设;从法治政府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中国用6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别国几百年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用30多年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而且基本适应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纵深发展的一年。《中国经济报告》记者日前就法治中国建设的相关问题专访了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
怎样处理好党的领导和立法机关的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的“两会”即将召开,你认为,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应当怎样处理好执政党的领导和国家立法机关的关系?
陈光中: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是党领导制定法律,不等于党的决定就是法律。前者是党的意志,后者是国家的意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适时地制定和修改法律以体现党的主张,党的主张通过立法程序法律化,才能让全国各级组织和全国公民遵守奉行。例如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计划生育政策改为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12月27日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其第18条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这样就能从法律层面保障党的政策的实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符合世界人口发展趋势,西方国家大多都鼓励生育,中国目前老龄化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造成一对夫妇赡养四个老人的状况较多,这种现状不能持续下去。所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是大势所趋。
党对立法具有领导权的同时,也要让立法部门有立法的主动权。具体来说,日常的立法工作应当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独立进行,但为保障党对立法的坚强领导作用,一是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由党中央提出建议;二是立法规划应当报党中央审查批准;三是立法中事关大局的问题要报党中央讨论决定。总之,党只能管大政方针,不能管得太多、太细。
法治与民主结合,保障人民权益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应该如何着力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换言之,如何建设法治中国?
陈光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个关键问题是必须同民主相结合,而不能单纯讲法治。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法治是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品质,当代法治要将民主法制化。法治以民主为灵魂,民主以法治为保障。归根结底,法治是为人民的主体地位服务的。
古代的法家也讲法治,但目的是为君主专制服务。当代法治要以民主为前提,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包括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对于各种言论要有包容性,既要强调主旋律,也要允许其他声音的存在。在不触犯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应当充分保障言论自由,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当今网络时代,信息沟通时间短、速度快,地球成为地球村,我们必须要承认社会的多层性、文化的多元性,面对现实,理性对待不同意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自信就不怕挑战,不怕风吹雨打,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立于不败之地。何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若没有言论自由,怎么能算真正的主人?
法治为经济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经济报告:经济建设需要法治建设的保障。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陈光中:经济社会是一种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市场规律,市场规律就要把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如工厂、商店、公司等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他们能够创造性地开展经济建设,这就必然要求法治保障。法治能够规范各行各业的主体怎么进行经济运作,从注册登记成为合法的经济主体开始,主体的具体运作都要遵循各种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了人们的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大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法律规范的框架之内,经济主体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不允许任何公权力侵犯私权利。这样让公司企业感觉到自己的权利是有保障的,义务是明确的,他们才会有经营安全感。我们应该给每个企业以安全感和独立的经营权,这样他们才能施展创新才能。
事实证明,企业的安全感越强,创新空间就越大。增强企业的安全感,就要减少行政干预,慎用惩罚手段。企业如果确实存在违法行为,当然应当进行处罚,如果涉及犯罪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有些并非犯罪、或者是犯罪界限不清的企业,如果进行刑事惩罚,会使企业感觉没有安全感。这不仅仅会造成一个企业的损失,其他的企业看到,物伤其类,也会心感不安,将会导致资金外流到环境好的国家。候鸟选择湿地栖息,企业也要选择合适的地方投资。可见法治越健全,合法权益越有保障,就越能为经济发展和防止GDP下滑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因素。过去,中国GDP保持了长期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已经将发展的能力有所透支。2008年经济危机时期4万亿投资存在一定的浪费,造成内需空间窄化。这些问题后来逐渐暴露,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从法治方面来说,应当不断完善法律,来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
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
中国经济报告: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结合国情吸收和借鉴国外的陪审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在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陈光中:人民群众参加、监督司法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民主的表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已经提出要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目前正在探索。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扩大人民陪审范围。在过去,越是重大案件人民越不能参加陪审,现在是死刑案件以外的案件尽量让人民陪审员参加。死刑案件不让参加,因为涉及到判死刑人数的保密问题。我认为,就今后的发展方向来说,死刑案件的禁区也要打破,死刑案件也应该允许人民陪审。除了涉及国家保密的案件不适合陪审以外,包括死刑案件在内,都可以实行陪审。
第二,降低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水平要求。过去我们要求人民陪审员要有大专文化水平并具有一定法律知识。但是西方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只是要求陪审员从普通老百姓角度来分析判断案情,而不要求从法律专业角度来评判。中国陪审员的文化水平条件目前有所改变,从大专改为高中,也不要求有法律知识,这有利于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陪审。
第三,探索陪审员逐步过渡到只就证据事实问题进行判断,而不参与适用法律的合议裁判。这是吸取和借鉴了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制度。
将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化
中国经济报告: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于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方面有着什么重要作用?应当如何加强?
陈光中:对人民监督员,没有法律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所以与人民陪审员相比,人民监督员的法治性比较弱。人民监督员的权利比陪审员要少,这是因为检察机关本身是检察长垂直领导的体制,限制了人民监督权利的扩展空间。法院合议庭在法院内部基本上是独立的,法院上下级不是领导关系,是监督关系。所以,陪审员比人民监督员权利大,有一定决定权。
但是,我还是非常支持发展中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中国的独创,体现人民直接参加监督检察机关。四中全会《决定》充分肯定了人民监督员制度。此项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首先应当使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分量进一步加重,检察工作中比较重要的环节要让人民监督员参加。其次,加强人民监督员制度最关键的一步是要将人民监督员法制化,应当将人民监督员列入《人民检察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
劳教废除后,如何处罚一般违法行为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已经废止存在了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你认为,废止劳教制度有什么重要意义?劳教废止后,法律应该如何填补一般违法与犯罪之间的区域?
陈光中:劳动教养制度虽然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维持治安的作用,但毕竟不符合民主法治发展的要求,因此,废除是必然的。我认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后,没有必要创制某个新制度来加以弥补。因为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大部分行为可以改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来惩罚,只需要对该法进行一些小修改即可。这样也不会关得很长时间,以前劳教一般要1-4年,治安处罚不超过半个月,合并处罚不超过20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取消劳教制度并没有发现社会治安受到多大影响。
因此,国家不用另立制度,而只需对刑法做个别的修改。刑法修正案9在个别问题上已经弥补劳动教养制度废除的空间了,例如盗窃罪的立案标准原规定是一次不超过1000元,多次小量盗窃的则处以劳动教奍,现在刑法修改为多次盗窃小数额财物的也构成犯罪。可见,不需要机械搬用外国做法搞“保安处分”之类的新法律制度。
强化法援制度,确保被告人的辩护权
中国经济报告: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法治中国建设有什么重要作用?应该从哪些方面推进?死刑复核被明确列入法律援助范围,有什么积极意义?
陈光中:发展法律援助事业是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布文件,有关部门正进一步落实。我认为,死刑关乎生命的剥夺,必须加强辩护,对于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死刑复核的案件必须有法律援助。以前死刑复核案件律师可以参加,但是没有要求法律援助,现在明确规定法律援助,那律师就必须参加了。二是应当要求有经验的律师参加死刑复核。目前中国已经明确死刑复核案件都要搞法律援助,但是,参与律师的条件没有明确规定。因为死刑案件重大,保障辩护质量很重要,应当规定,律师至少从业5年以上才能当死刑复核案件的法援律师。
目前,中国对死刑和无期徒刑实行法律援助,我认为应进一步扩展到无期徒刑以下。事实上,判20年、15年、10年也是重罪,包括:抢劫、放火、盗窃等,其中很多被告人收入很低,大部分都请不起律师,这就造成中国刑事法律案件中有辩护律师的比例仅为20%-30%,也就是说,100个案件中有律师参加的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大部分案件没有律师参加,这样对人权保障很不利。我认为,应该把法律援助的范围至少从无期徒刑扩大到重罪,即先扩大到可能判10年徒刑以上的案件。如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到5年或3年。
反腐败须准字当头,加强程序正义
中国经济报告:中央目前在大力反腐,你如何看待中国强化反腐败案件的惩治?从反腐败案件中可发现哪些问题?
陈光中:铁腕反腐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得人心的重大举措,中国确实已经到了不反不得了的地步。反腐败成绩辉煌,但也要防止出现失误。在打老虎方面问题不大。由于老虎地位高、数额大,办理这类案件证据比较扎实,一般不会搞错。而拍苍蝇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基层案件,官不大,数额也不多,处理不好容易出问题。
首先,在案件的前期司法调查阶段,存在搞刑讯逼供、特别是疲劳讯问等变相刑讯的可能,收集的言词证据不太真实。因为腐败案件与一般案件不同,手法比较隐蔽,客观证据难以取得,造成了取证难——往往是行贿人揭发,收贿人不承认,又要加强打击力度。因此,办案人员很容易采取刑讯逼供等方法非法取证。其次,在检察院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由于受外部协调的影响,检察院对事实证据的收集审查难以完全独立运作,把关不严。再次,在案件的审判阶段,反腐败案件与普通案件相比,程序不够规范,污点证人(行贿人)一般不出庭,被告人、出庭证人往往翻供翻证,经不起对质,所以法院不让证人出庭。
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要以审判为中心,庭审起决定性作用,要对质在法庭、辩论在法庭、法官心证形成在法庭。但是,基层的行贿案件中绝大多数证人是不出庭的,即便翻供也照样判。因此,要杜绝拍苍蝇的个别案件经不起法律、社会检验的情况发生。反腐败非常必要,必须深入持久下去,但也要防止出偏差。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样适用于反腐案件。反腐案件也要避免发生冤假错案。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确保依法治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法治司法体制改革建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并且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里也着重强调:“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列为《决定》组成部分,意义重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第九部分设置“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次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目标,相较于既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表述而言,这是一个颇具新意的表述,但它也符合现行宪法第5条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精神实质。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发展和稳定,改革是必由之路,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其他问题往往处于边缘甚至被虚置,这是我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因此,尽管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决定走法治道路,并且在十五大上就正式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在1999年就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也尽管中央近年来始终强力推行法治,但是在改革发展稳定面前,法治很难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尽管我们曾提出“宪法法律至上”;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压倒性地位面前,法治很难处于强势地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被定格为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人们习惯于讲“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其潜台词在于,当关系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事情与法治发生冲突的时候,法治得服从被保障的事业。
建国后一段时期把法治视为绊脚石,甚至彻底废除法治,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投入巨大资源力保社会稳定上,这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与法治之间发生的一场并不美丽的误会。如果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那么依法办事就应当是第一要求。就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如果改革是最大的时代主题,那么法治就应当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改革。
全会《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意味着法治是改革内在的内容,而不只是外在的保障;法治本身就处于时代主题的中心,而不是被忽略的边缘;法治是开展各项工作的轨道,而不是可以随意突破的条条框框。因此,可以这样说,全会《决定》从根本上树立起法治的极大权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传统认识。
二、“法治中国”内涵丰富
十八大后,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命题,全会《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部署安排。有些同志认为,法治中国不过是依法治国的另一种说法。我们认为,法治中国具有比依法治国更加丰富的内涵:“法治中国”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升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规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是中国政治文明进一步提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
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文明和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法治概念到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论述,从古希腊、罗马到后来的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人类法治文明结出了以下累累硕果:(1)规则治理;(2)良法为治;(3)主权在
1民;(4)人权保障;(5)权力控制;(6)法律平等;(7)法律至上;(8)司法公正;(9)程序正当;(10)人人守法。对这些人类反复甄别并传承下来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我国都可以充分借鉴。
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经历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其本质特征与基本标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等。
三、法治中国的基本内容
按照《决定》的内容,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发达国家法治的基本经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不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各级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司法被社会所诟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地方化,这也是导致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次《决定》可以说抓住了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要害,推动司法系统逐步脱离地方控制,真正实现司法公正。要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优化司法职权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决定》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决定》提出,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四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济制度。“《决定》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这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亮点,因为人权保障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这次全会敢于直面并作出了部署,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五是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决定》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说,1978年以来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航标,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必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更为根本和更加长远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它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更在于这是第一份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备法治化特征的纲领性文献。可以设想,未来之改革必定滋养于法治,未来之中国必定享誉于法治的成就,未来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红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3、《奋力建设法治中国》,法制日报2013年3月26日
测试题目共:30,总分值:100 ,测试时间:60分钟红色标记为答案88分
第1题、拿破仑执政法国时,制订了四大法典。(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2题、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3题、法制建设的根基是执法者。(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4题、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司法改革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5题、我国政权组织形式是政治协商会议。(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6题、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7题、重大决策要经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8题、高度重视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曝光。(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9题、全国人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委员长召集。(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10题、200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11题、在我国,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这表明()。(单选题)(分值:3)
A.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B.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C.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适合我国国情
D.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12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养成()的习惯。(单选题)(分值:3)
A. 依法治国
B. 依法制国
C. 依法办事
D. 依法行政
第13题、立法中要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单选题)(分值:3)
A. 立法中,要偏重设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
B. 立法中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的现象是合理存在的C. 应当遵守权力与责任脱钩、权力与利益挂钩的原则
D. 在立法过程中,要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
第14题、现行宪法是于()12月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单选题)(分值:3)
A. 1982年
B. 1988年
C. 1993年
D. 1999年
第15题、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对规章一般每隔5年、规范性文件一般每隔(?)年清理一次,清理结果要向社会公布。(单选题)(分值:3)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第16题、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核心内容和实质是()。(单选题)(分值:3)
A. 少数服从多数
B. 集体行使权力
C.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D.平等原则
第17题、以下不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范是()。(单选题)(分值:3)
A. 法律
B. 行政法规
C. 地方性法规
D. 行政规章
第18题、2013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正式启动,内容之一是实行铁路政企分开,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不再保留铁道部。这项改革旨在(?)。(单选题)(分值:3)
A. 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减少市场监管职能
B. 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政府职权
C.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D.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府
第19题、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都要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依法公开办事(),充分告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单选题)(分值:3)
A. 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
B. 依据、条件、程序和结果
C. 依据、条件、范围、程序和结果
D. 依据、条件、要求和结果
第20题、关于科学立法,下列说法错误的是()。(单选题)(分值:3)
A. 科学立法要求构建科学的立法体制,其中立法权的分配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部分
B. 立法实践表明,立法的产生有赖于科学的立法程序
C. 立法民主化通过多数人表决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调整,这种“多数人决定的方式”尊重大多数人的利益,非常完善,没有不利影响
D. 立法程序实现公开化,法律法规议案的提起、讨论、审议和表决等过程都应当通过合理途径让公众知晓,并尽可能通过新闻媒体对外传播。
第21题、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凡是不涉及(?)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多选题)(分值:4)
A. 国家秘密
B. 商业秘密
C. 个人隐私
D. 当事人不同意
第22题、有专家提出,一个和谐、宜居的城市,应该是“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媒体将这概括为“婴儿车指标。”有同学据此推测,达到这一指标需要城市基础设施完善、行人车辆各行其道、环境优美等条件。创造这些条件,政府须切实()。(多选题)(分值:4)
A. 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B. 保障公民的民主决策权
C. 履行经济和文化职能
D. 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第23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政府机构改革的声音与步伐始终伴随,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路径日渐清晰,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多选题)(分值:4)
A. 树立政府权威的需要
B.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C. 提高为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需要
D. 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需要
第24题、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就是要(?)。(多选题)(分值:4)
A. 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B. 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强化依法行政知识培训
C. 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
D. 积极营造全社会遵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
第25题、继续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推进综合执法,减少执法层级,提高基层执法能力,切实解决()问题。(多选题)(分值:4)
A. 多头执法
B. 多层执法
C. 不执法
D. 乱执法
第26题、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多选题)(分值:4)
A. 合法性
B. 合理性
C. 可行性
D. 可控性
第27题、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着力点是()。(多选题)(分值:4)
A. 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B. 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C.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D. 保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
第28题、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推进行政决策的(?)。(多选题)(分值:4)
A. 法治化
B. 规范化
C. 民主化
D. 科学化
第29题、各类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等事项,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多选题)(分值:4)
A. 行政征收
B. 行政许可
C. 行政处罚
D. 行政强制
第30题、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包括()。(多选题)(分值:4)
A. 合法行政
B. 合理行政
C. 诚实守信
关注就是力量:中国法治在“微时代”推进
骆兰兰李铁柱
“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微博的巨大影响力,在一次又一次重大法治事件中得到印证,成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从“微博打拐”开始,诸多新闻事件中,微博显现的推力令人难忘。中国法
治也借助这种“微力量”,迎来“微时代”。
微言法治:以“围观”参与法治建设
不久前发布的《中国微博报告》称,截至11月底,微博用户已增长到3.2亿,微博每天发布和转发信息超过1.5亿条。是真正的“微博应用元年”。
3.2亿,占中国网民数量(4.85亿)的66%。这3.2亿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场”,这个“舆论场”几乎“围观”了发生的每一起法治热点事件,或发布信息,或评论,或质疑,然后借助舆论的力量一次又一次推动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微博质疑,考验行业公信力。一个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年轻女孩郭美美在微博上炫富,于是“炫富”与“慈善”瞬间冲突,引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乃至整个中国慈善行业的信任危机。中国慈善行业和有着百年历史的红十字会开始了反思现有的慈善体制和机构。慈善立法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微博传播,事故真相第一时间抵达受众。“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第一条求救微博在事故发生后的10小时内被网友转发10万余次,为事故伤员献血的动员微博在12小时内被转发17万余次……无数网民通过微博追寻真相,传递哀痛和关注。网民对事故真相的追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随即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设计、制造、管理等方面的源头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
微博关注,推动相关制度建设。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发生后,校车安全问题立刻在微博上发酵。随着事故原因调查的深入,舆论也从关注甘肃校车事故这一个案转向关注中国校车制度建设上来,最终促成相关部门加紧制定校车安全条例。
回顾这些法治热点事件,正是由于微博的存在,为公众参与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并由此极大地提升了民众参与民主法治建设的热情和程度。那些曾经在微博上被快速传播和放大的事件或者人物,经过网民评论、转发,在不经意间开启了民智,推动了中国法治的进步。
政法微博:搭建创新社会管理新平台
在媒体盘点的政法工作亮点中,政法微博赫然在列。
9月27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法院开通官方微博,由此迈出了政法机关利用微博亲民互动的第一步。
截至目前,短短两年间,公、检、法、司政法机关和政法官员仅在腾讯平台开通官方微博就达7101个,发布微博132万余条,粉丝超过2.1亿余个。政法微博呈现出一种方兴未艾的趋势。
这些政法机关、政法官员或利用微博线索执法办案,或通过新媒体手段提升政法机关的网络公共形象,或与草根网民、社会精英在这一新媒体平台上激烈论争、平等对话、公开交流,全方位铺陈出web3.0时代官民互动、凝聚共识的全新网络政治图景。微博为政法机关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模仿《见与不见》的文体在微博上发布的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缉令《逃与不逃》,让众多网友耳目一新。此后,各地公安机关的微博通缉令相继出现了“淘宝体”、“三国杀版”等多种形式。政法机关在微博平台上采用多种形式发布信息,一改刻板、严肃的传统形象。
微博自首事件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山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中山”收到网友私信,称想了解目前网上追逃人员自首的有关政策,并且询问:“这种情况,如果自首能否取保候审?”中山警方对这则来自微博的自首信息高度重视,并积极动员其尽快自首。在得到“平安中山”的答复后,该网友很快就“主动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在化解社会矛盾、平息网络舆情方面,微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对“女狱警殴打修车老人”事件的应对堪称经典。8月,山东济南发生了一起女狱警伤人事件,济南警方迅速通过官方微博公布大量现场细节,并对动手打人的女狱警及时作了处罚。事态很快得到平息。
“微博为政法机关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这个渠道可以让政法机关能够迅速、快捷地了解到突发事件现场不实的言论,并准确、及时地对不实言论进行引导。”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侯长峰认为。
此外,政法机关在利用微博公开部门信息、服务民生、宣传公共形象、普及法律、执法办案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这些探索积累起来的经验将为政法机关观察社情民意、推动网络问政、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
“如果没有微博,我们可能达不到社会管理创新中最大
程度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一个工具可以代替微博。”江苏省徐州市司法局矛盾纠纷协调处处长李健说。
舆通政和:重构官民互动依法执政新生态
如果说微博给政法机关带来的是全新的执法手段、执法理念,那么当我们将视线再深入一点,微博或许正在改变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正在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官民互动形式。
“
微博的崛起,对中国政府管理产生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说。
目前,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课程表上,“提高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能力”等课程已经开设,微博等新媒体已经被列入中央党校的培训课程,微博的作用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政府官员的重视。的确,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借助微博发布信息、提供服务,微博逐渐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便捷平台。同时,微博也为公众监督政府依法执政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微博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11月17日,“北京微博发布厅”在新浪上线运行,首批20个北京市政府部门的政务微博加入这一发布平台,成为全国首个省市级政务微博发布群。“北京微博发布厅”除了发布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最新政策法规、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最新的工作进展情况外,还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此后,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实名认证的“上海发布”微博平台也开始“发声”,不到10天时间,“上海发布”粉丝数量在新浪网上已突破36万,在腾讯网上突破64万。
“政务微博开通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座里程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主任廖圣清说。
对于政府部门和官员纷纷开通微博,网民则报以热烈的回应,借助微博这一平台,官民之间良性互动日渐增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因开通微博而成为网络红人,拥有数千万粉丝。微博在畅通官民对话渠道、拉近官民距离、塑造政府机构亲民形象方面所产生的巨大无形收益正在凸显。
在很多人看来,微博带来的或许并不仅仅是传播手段的创新,更重要的还在于促进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微博只是一种形式,在微博推动下,发生变化的将不只是公众打开电脑之后看到的内容,还将是政府为公众服务模式的巨大改变,我们拭目以待。”
令人欣喜的是,客观、公正、理性的声音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微博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微博实名制。公众说话的勇气与信息传播的责任,由此得到了较好的统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出建设性的声音,助推政府提高执政能力。
微力量,考验了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同样,对依法执政将会渗透更深的影响力。
关键词:新中国,法治建设,成就
一、国民党“六法全书”的
废除和《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通过, 为新中国初期法律制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949年2月,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 宣布“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 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 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 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这一规定, 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为新中国法制的建立及其立法、执法、司法工作的开展, 廓清了障碍, 奠定了基础。张友渔先生曾经指出:“解放初, 我们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六法全书’代表国民党的法统, 不废除这个法统, 我们就不能确立自己的革命法制。”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两个宪法性法律及其他相关法律, 奠定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法律制度的基础。
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法律思想和原则, 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 为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 迅速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创建, 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 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 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 保护劳动人民利益, 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保护生产力的。”这就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其次, 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 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第三, 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 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 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1954年宪法的颁布, 标志着新中国法治的正式建立, 中国法治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期出现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五个年头, 即1954年9月15日,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1949年到1957年, 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 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 研究生近300人, 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 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 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 立法进一步完善, 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立法进一步完善, 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备, 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截止到2009年4月, 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30多件, 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00多件, 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以宪法为核心, 以法律为主干, 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 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二) 司法机构和司法队伍、司法制度健设不断完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的司法机构建设不断完善, 建立健全了以公安部门、检察院和法院三位一体的司法体系。司法改革初步展开, 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1989年, 第14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报告提出认真执行公开审判制度, 自此启动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法院系统以审判方式改革为重点, 围绕强化庭审功能、当事人举证责任和合议庭职责三大内容, 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创新, 与此相配套, 还加强专门法院建设, 健全审判机构, 强化调解工作及法官队伍建设。
(三) 法学教育和法律普及工作取得巨大成效, 全民的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普法工作和公民的法制教育工作。1986年以来, 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共开展了五个五年周期的普法教育活动, 目前“五五”普法教育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 促进了全民法律素质的提高。这些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坚实、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目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极为繁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能否有效解决我国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化解来自各方的风险和挑战,直接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中的重要作用,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层面的發展战略,需要通过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具体化。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助于观念的变革,但观念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会出现停顿、反复甚至逆转的情况。这就要求我们运用法律制度将科学发展观条文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立健全一整套支持、推动和保障科学发展的长效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的发展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法治建设的进程彰显着政治文明的进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政治文明的成果需要法律确认,政治文明的进程需要法治维护,政治文明的实现需要法治保障。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法治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摒弃人治,厉行法治。当前,我党面临诸多复杂严峻的挑战:国际反华势力在南海的挑衅,国内体制机制弊端、经济增长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尖锐矛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推进党执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的依法执政水平,巩固党执政的法治基础,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二、围绕法治建设的重点环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宏大和复杂的综合性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整体规划、突出重点、统一实施、狠抓落实。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严格执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科学立法要求立法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做到与时俱进,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立法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民主立法,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要求立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使立法更好地汇聚民意、集中民智、合乎民情。严格执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执法机关要公正司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求我们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全民守法,提高人民的法治观念。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我们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继续做好普法工作,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尊重法律、信任法律、维护法律,学法、守法、懂法、用法,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形成一个“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从而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重视道德对公民行为的教育作用,引导公民依法维护权益、自觉履行义务。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引导公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增强社会责任感、家庭责任感,培育全民守法习惯。
(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党在依法执政的过程中,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尊严、权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运用党章党纪,从严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
作者简介:
【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推荐阅读: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11-02
当今中国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11-27
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演讲稿)11-24
中国科技城法治示范区建设动员会上讲话09-06
法治中国论文06-25
观《法治中国》有感05-28
古代中国法治思想11-14
法治中国关于论文11-15
中国特色法治道路探索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