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由来

清明的由来（精选8篇）

清明的由来 篇1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的习俗。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并且也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古代人们根据节气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以来安排农事活动。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

清明节也是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主要的纪念仪式是扫墓，扫墓是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孝的具体表现，基于上述意义，清明节因此成为华人的重要节日。

清明的由来 篇2

1940年6月27日,汽车史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美国政府邀请135家汽车厂,请他们展开竞争,设计生产一种既灵活又结实的全轮驱动军用车。这款车的驱动力是当时同类车的3倍,时速105公里。

这种车的名字叫“GP”,是GEN-ERAL PURPOSE (多用途车)的缩写。它的发音与美国漫画家施格于1937年创作的漫画形象中的一种神通广大的小鸟在飞行时发出的“吉普吉普”叫声很相近,因此,美国士兵把这种小越野车称为“吉普”。

1944年6月,“吉普”车随着美国兵横渡大西洋,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指挥官都是乘“吉普”登陆的。这使得“吉普”名声大噪。

2. 达特桑(DATSUV)纪念创始人

达特桑,是日产汽车公司1932年生产的第一辆小车的名字。这款车经过几十年的换代和发展,已成为声名显赫的著名汽车品牌。在日本车与美国车的竞争中,它立下了汗马功劳。

达特桑有2个含义:一是3名创造人田健沼郎、青山禄郎和竹内明太郎姓名的拼写;二是它在日语中自古有“快如脱兔”的字义。1932年给诞生的汽车取名时,起名“达特之子”(DATSUN),但英文“SOU”的发音在日语中不吉利,于是改为“SUN”。

3. 桑塔纳(CANTAMA)山谷强风

桑塔纳,是德国大众1981年投产的车型。桑塔纳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山谷的名字,这个地方以产葡萄酒而闻名于世。在此山谷中经常刮起一股强烈的风。人们把这股风称为“桑塔纳”。

大众公司之所以用桑塔纳命名新车,想必是希望新车型既能像桑塔纳山谷的葡萄酒一般为人们所爱,又能像桑塔纳风一样强劲。

4. 凯迪拉克(CADILLAC)纪念贵族军官

它是美国通用公司生产的高级轿车。之所以命名为凯迪拉克,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凯迪拉克的法国高级贵族军官。据说,这位军官是底特律城的创建人。同时,这款车还选用凯迪拉克家族的族徽——一个缀有7颗闪光珍珠的王冠,来作为凯迪拉克轿车的车标。

5. 旁帝克(PANTIAC)纪念抵御首领

旁帝克轿车生产厂家的前身,是美国通用公司的奥克兰部。轿车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历史上一位印第安渥太华部落的首领旁帝克。据说,他在1763年率军袭击了围攻底特律的英军,并歼灭了一支前来增援的英军,使英军被迫宣布尊重印第安人的领土和权力。

6. 沃尔沃(VOLVO)滚滚向前

VOLVO是拉丁文,本意是“我滚滚向前”。这个词的字母中有2个V和2个O,用它们象征汽车的2个车轮非常醒目,使人过目不忘。所以,瑞典汽车制造厂选用VOLVO来命名其生产的汽车。

7. 赛欧(SAIL)与强手一赛

清明节的由来与传说 篇3

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渐渐地，清明与寒食就合二为一了，同时吃寒食也成为清明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

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流亡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东西。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

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成为春秋时期著名的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原来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山中。

晋文公便让他的军队上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

于是晋文公下令点火烧山，孰料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

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

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在安葬遗体时，发现介子推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

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穿着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缓缓地走到跟前，掐了一节柳枝，编成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为复活的老柳树赐名“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此后，晋国的百姓安居乐业，他们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清明，大家禁止燃放烟火，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插在门上，以此来召唤介子推的灵魂。此后每逢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还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关于清明节的由来 篇4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介子推亦作介之推）。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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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每届清明，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1.清明节的由来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个节日：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般是在公历的四月五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

“清明节”的得名还源于我国农历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冬至后第105天就是清明节气。清明节气共有15天。作为节气的清明，时间在春分之后。这时冬天已去，春意盎然，天气清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勃勃生机。用“清明”称这个时期，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个词。

[2] 冬至后一百零五天谓之寒食，从前这天禁火，冷食，故又称“冷节”、“禁烟节”。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的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晋文公下令禁火。介子推是山西人，所以冷食习俗在山西首先流行。旧时寒食断火，次日宫中有钻木取新火的仪式，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

2.清明节的风俗习惯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踢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相传这是因为寒食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清明节，民间忌使针，忌洗衣，大部分地区妇女忌行路。傍晚以前，要在大门前洒一条灰线，据说可以阻止鬼魂进宅。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离死别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荡秋千

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之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打马球，也是端午之戏之一。马球，是骑在马上，持棍打球，古称击鞠。三国曹植《名都篇》中有“连翩击鞠壤”之句。唐代长安，有宽大的球场，玄宗、敬宗等皇帝均喜马球。章怀太子墓中《马球图》，画出了唐代马球的兴盛：画上，二十多匹骏马飞驰，马尾扎结起来，打球者头戴幞巾，足登长靴，手持球杖逐球相击。《析津志》记辽国把打马球作为节日的传统风俗，于端午、重九击球。《金史·礼志》也记金人于端午击球。宋代有“打球乐”舞队。至明代，马球仍流行。《续文献通考·乐考》记载明成祖曾数次往东苑击球、射柳。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宣宗赏马球之场面。当时的官员王直写的端午日观打球的诗：“玉勒千金马，雕文七宝球。鞚飞惊电掣，伏奋觉星流。炎页过成三捷，欢传第一筹。庆云随逸足，缭绕殿东头。”北京白云观前也有群众骑马击球之典。清代天坛一带也还有马球运动，直至清中叶之后，马球才消失了。近年西安市又出现了仿古马球运动，使这一古老的体育运动在绝迹多年后重又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踏青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四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放风筝

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扫墓

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明《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清通礼》云：“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并相传至今。

清明祭扫仪式本应亲自到茔地去举行，但由于每家经济条件和其它条件不一样，所以祭扫的方式也就有所区别。“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亦作“包裹”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南纸店有卖所谓“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木刻版，把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用来写上区号亡人的名讳，如：“已故张府君讳云山老大人”字样，既是邮包又是牌位。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即可。亦做主牌用。关于包袱里的冥钱，种类很多。

插柳

据说，插柳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

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黄巢起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起义失败后，戴柳的习俗渐被淘汰，只有插柳盛行不衰。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

清明扫墓的由来是什么 篇5

清明节祭祀扫墓的习俗和丧葬礼俗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关系。据载，古代“墓而不坟”，即只打墓坑，不筑坟丘，所以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扫墓祭祀，也就没有相关的记载。后来“墓而且坟”，即埋葬之后在筑起坟丘，使祭祖扫墓的习俗有了依托。到了秦汉时代，扫墓祭祖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

清明节是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主要的纪念仪式是扫墓，扫墓是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孝的具体表现，基于上述意义，清明节因此成为华人的重要节日。

清明节是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106天。扫墓活动通常是在清明节的前10天或后10天。有些地区的扫墓活动长达一个月。

清明节纪念祖先有多种形式：扫墓是清明节最早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延续到今天，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简化。扫墓当天，子孙们先将先人的坟墓及周围的杂草修整和清理，然后供上食品鲜花等。由于火化遗体越来越普遍，其结果是，前往骨灰置放所拜祭先人的方式逐渐取代扫墓的习俗。

不论以何种形式纪念，清明节最基本的仪式是到坟前、骨灰放置处或灵位前追念祖先。为了使纪念祖先的仪式更有意义，我们应让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了解先人过去的奋斗历史。

清明节扫墓常识

一、扫墓时不得嘻笑怒骂、相互打闹

因为墓地是先人阴灵的安居之所，故不可跨过坟墓及供品，大声喧哗、嘻笑怒骂，污言秽语，乱跑乱碰，随处小便，这样做不单只对自己的先人不尊敬，更且对附近的灵体构成滋扰。更不能践踏别家坟墓或对墓穴设计评头品足，会被视之为亵渎，遇到不好的气场，那便惹到一身麻烦回家。

二、多加了解当地风俗习惯

中华民族传承已久，各地都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俗民风，因此要多向老辈人咨询了解一些本地的风俗，虽然有些事情可能看起来有些怪异，但我们要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然存在了很久，就一定有其道理。我们可以在借鉴或遵照实施的同时，将这些风俗习惯牢记并传承下去。

辞别时，首先要注意防火安全，待香烛点完后可离开。离开时要决然离开，不能一步三回头，以免将不吉带回身上或引回家中。拜祭回家后，必要时可以进行净身仪式，可除去因时运势较低时，拜祭所招惹回来的气场入宅。

清明节与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十月初一的寒衣节，并称为中国三大著名“鬼节”，忌讳自然不少，其他忌讳主要有：忌讳探视朋友亲人;忌讳选择清明时期结婚;忌讳搬家入宅;忌讳喜庆类宴请;禁止修建房屋(只适宜修坟、包坟等);忌讳去别人祭扫比较多的山旅游;忌讳说不吉利的话，特别是对亡者不敬的话;忌讳晚上活动不谨慎等。尽信书不如无书，但人有一丝敬畏、多一些顾忌是有益的。

清明节气为何要荡秋千

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获得高处的食物，在攀登中创造了荡秋千的活动。最早称之为“千秋”。传说为春秋时代北方的山戎民族所创。开始仅是一根绳子，双手抓绳而荡。后来，齐恒公北征山戎族，把“千秋”带入中原。至汉武帝时，宫中以“千秋”为祝寿之词，取“千秋万寿”之意，以后为避忌讳，将“千秋”两字倒转为“秋千”。

荡秋千，最初主要是一种女子的游戏，起源很早，南北朝时就已流行，唐代以来更是盛行于大江南北。所以，古代清明节也称“秋千节”。

古代寒食节很隆重，且游戏颇多，荡秋千是个流传很广泛的内容。为啥寒食节荡秋千呢?有一说是让义士介子推的灵魂坐着秋千上天，但查无实据，只是传说而已。唐朝欧阳询主编《艺文类聚》中载：“北方山戎，寒食日用秋千为戏”。只能以此说明秋千和寒食节的联系。后来秋千成为宫内嫔妃喜爱的游戏。历代皇帝之所以都喜欢秋千，是因为秋千含“千秋”之意，意味着江山可千秋永固。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点绛唇》词曾描写道：“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后来荡秋千不限于女子，成为男女皆宜的游戏。民俗相传，荡秋千可以驱除百病，而且荡得越高，象征生活过得越美好。

秋千荡得越高，就预示着将来的日子过得越好。于是，女子们便都放下矜持，兴高采烈地荡秋千。除此之外，在荡秋千的过程中，男子们在帮忙推、送秋千时，容易获得女子的好感。因此，这个过程也为年轻男女交往创造了好机会。

清明节的由来与传说 篇6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6年04月3日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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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

1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介子推亦作介之推）。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每届清明，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清明节由来

清明节是中国民间重要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节”(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般是在公历的四月五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正确的日子是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约在清明前后，因两者日子相近，所以便将清明与寒食合并为一日了！在墓前祭祖扫墓，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甚早。早在西周时对墓葬就十分重视。东周战国时代《孟子·齐人篇》也曾提及一个为人所耻笑的齐国人，常到东郭坟墓同乞食祭墓的祭品，可见战国时代扫墓之风气十分盛行。到了唐玄宗时，下诏定寒食扫墓为当时“五礼”之一，因此每逢清明节来到，“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父母丘墓。”（柳宗元《与许京兆书》）扫墓遂成为社会重要风俗。

而在仍有些寒冷的春天，又要禁火吃冷食，怕有些老弱妇孺耐不住寒冷，也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于是就定了踏青、郊游、荡秋千，踢足球、打马球、插柳，拔河，斗鸡等户外活动，让大家出来晒晒太阳，活动活动筋骨，增加抵抗力。因此，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还有各项野外健身活动，使这个节日，除了有慎终追远的感伤情怀，还融合了欢乐赏春的气氛；既有生离死别的悲酸泪，又到处是一派清新明丽的生动景象。真是一个极富特色，非常特别的节日。清明祭扫坟茔是和丧葬礼俗有关的节俗。据载，古代“墓而不坟”，就是说只打墓坑，不筑坟丘，所以祭扫就不见于载籍。后来墓而且坟，祭扫之俗便有了依托。秦汉时代，墓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

《汉书。严延年传》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还归东海扫墓地”。就中国人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发达、强固来看，严延年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后世把上古没有纳入规范的墓祭也归入五礼之中：“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得到官方的肯定，墓祭之风必然大盛。

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四月四或五、六日，民俗于此期间扫墓。

由于中国广大地区有在清明之日进行祭祖、扫墓、踏青的习俗，逐渐演变为华人以扫墓、祭拜等形式纪念祖先的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一般为冬至之后106天，寒食节的后一天。扫墓活动在节前后可延续十天左右。

清明节气候

清明是表征物候的节气，含有天气晴朗、草木繁茂的意思。常言道：“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时至清明，华南气候温暖，春意正浓。但在清明前后，仍然时有冷空气入侵，甚至使日平均气温连续3天以上低于12℃，造成中稻烂秧和早稻死苗，所以水稻播种、栽插要避开暖尾冷头。在西北高原，牲畜经严冬和草料不足的影响，抵抗力弱，需要严防开春后的强降温天气对老弱幼畜的危害。“清明时节雨纷纷”，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对江南春雨的写照。

但是就一些地区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特别是华南西部常处于春旱时段，4月上旬雨量一般仅10至20毫米，尚不足江南一带的一半；华南东部虽然春雨较多，但4 月上旬雨量一般也不过20至40毫米，自然降水亦不敷农业生产之需还须靠年前蓄水补充。此外，5－6月是一年之中冰雹最多的月份，应当加强对雹灾的防御。

清明时节，除东北与西北地区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平均气温已升到12℃以上，大江南北直至长城内外，到处是一片繁忙的春耕景象。”清明时节，麦长三节”，黄淮地区以南的小麦即将孕穗，油菜已经盛花，东北和西北地区小麦也进入拔节期，应抓紧搞好后期的肥水管理和病虫防治工作。北方旱作、江南早、中稻进入大批播种的适宜季节，要抓紧时机抢晴早播。“梨花风起正清明”，这时多种果树进入花期，要注意搞好人工辅助授粉，提高座果率。华南早稻栽插扫尾，耘田施肥应及时进行。各地的玉米、高粱、棉花也将要播种。“明前茶，两片芽”，茶树新芽抽长正旺，要注意防治病虫；名茶产区已陆续开采，应严格科学采制，确保产量和品质。

清明节传说

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之说。“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图）放风筝

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海商》的由来 篇7

有人说,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 上海历史上有五次大发展都与水有关。

700年前, 当沿海的先民们从松江的华亭 (青龙镇) 成功跨过清水溪开发上海滩时, 这片土地就成为演绎中国近现代史的热土。上海的先民们, 开发了老城厢, 形成了十六铺地区的商业集散地。

200多年前, 上海由老城厢外扩, 填埋了洋泾浜形成了延安路, 引进了国际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形成了南京路、淮海路、外滩的商业中心格局。

150多年前, 上海又开始跨越苏州河, 开发了虹口、闸北、杨浦、普陀、宝山等地区, 形成了上海市的纺织、印染、粮油、面粉、五金、轻工、电力、自来水、钢铁制造加工等产业基地。

30多年前, 上海又跨越黄浦江, 开发、开放浦东, 大胆引进国际资本、人才和技术, 建设成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科技园、外高桥开发区等, 巩固了上海成为我国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

10多年前, 上海又跨越东海, 建设东海大桥, 大、小洋山港, 使上海成为面向东北亚最具竞争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这次跨越, 巩固了上海在东亚地区经济贸易的中心地位, 奠定了国际化大都市的基础, 上海的商业开始了面对世界市场的竞争。

700年间, 上海先后跨越了清水溪、洋泾浜、苏州河、黄浦江和东海。上海的每次跨越都带动了城市范围和经济规模的大发展;上海的每次跨越, 都伴随着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扩张;上海的每次跨越, 都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美丽、富有、智慧和成功。

上海拥有繁华、高雅、现代的商业设施, 上海汇聚了世界顶尖的商业巨头, 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品牌商品。在这座城市里, 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各种美食、购物、消费的快乐, 可以看到最具竞争力的商业业态、商业群体, 可以体验现代商业服务体系的效率。这座城市展现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魅力。

翻开历史, 上海由一个渔村小镇, 演变成国际大都市的过程, 表明上海是一个以商业贸易起家的城市。上海是“依海而生, 因商而市”的城市。

上海在历史上简称为“申”或“沪”。上海的商业理应称为“申商”或“沪商”。但是, 上海商业不同于“晋商”、“徽商”, 它不是建立在我国几千年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商业。严格说来, 上海在形成之初就是一座门户开放的城市, 上海商业的出现更是面对国际化竞争的产物。中国的第一家百货商店、第一家超市、第一家便利店、第一家大卖场、第一家购物中心、第一家奥特莱斯都诞生在上海。上海不仅拥有强大的民族商业, 更聚集了国际上几乎所有的跨国商业集团, 并以上海为基地, 向全国各地延伸、发展。目前, 落户在上海的商业企业, 堪与世界任何大城市相媲美, 毫不逊色。因此, 把上海商业称之为“海商”更为妥当。

商业的功能是“上游可以创造市场, 下游可以创造消费”。“海商”的出现, 使这个城市实现了“交易成本最低, 交易机会最大”, 营造了“海纳百川, 万商云集, 近悦远来”的市场环境。上海开创的大市场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小商品市场、批发市场, 它是一种全新的、组织化程度极高的、包容性极强的、无处不在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强大的现代化的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

上海是充满活力的城市, 它的商业环境、商业圈、商业业态、商品门类、服务内容、营销方式等都具备了国际大都市的功能, 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完善的、多层次、多样化、便捷的服务体系。“海商”不仅创造出大量的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 同时还在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 让上海人的生活水平逐渐达到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

据松江县志记载, 唐代中叶 (约公元751年) , 松江下游航道畅通, 沿海商船多由松江进出。到了宋初, 华亭县改为路秀州 (今嘉兴县) “这时候东南海上贸易日益发展, 华亭以东的海滩, 已成为重要盐场, 人烟浩穰, 海舶辐辏”。宋宣和元年 (公元1119年) 重新疏治松江航道后, 青龙镇又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 有小杭州之称。“青龙镇有三十六坊、二十二桥, 还有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 航运贸易亦相当繁盛”。这时, 上海只是华亭县的一个出海口, 居民寥寥无几。青龙镇位于现今青浦区和嘉定区交界处的白鹤镇, 历史上是上海第一名镇, 在唐代就是海防、航运、对外贸易重镇。

大约北宋中期, 由于松江上游日益淤浅, 下游日渐缩狭, 河口已移至今高桥附近。原来沿海船舶已无法朔流直上青龙镇, 便改从江浦合流处向南停泊于上海浦右, 亦即今黄浦区小东门十六铺的岸边。于是, 宋代后期, 约在北宋熙宁年间 (公元1068——1077年) , 青龙镇随着长江口的迁移, 作为主要港口的地位已经结束, 贸易中心逐渐转移到华亭东北一带, 开始形成上海早期居民点。200年之后, 即南宋咸亨三年 (公元1267年) 正式派镇将驻守, 建立上海镇。元14年 (公元1277年) , 上海设立了市舶司 (即管理中外商船和对货物征税的政府机构) , 这时的上海镇已经是“蕃商云集”, 至此, 上海已成为华亭东北的一个巨镇, 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和澉浦并列为全国七大市舶司。上海县作为独立行政区的条件已经成熟, 脱离了华亭的统辖关系, 同为江浙行省松江府的属县。从明代开始, 上海地区经济发展更加迅速, 商业贸易日益兴盛, 上海已成为“东南名邑”了。

上海地区经济的形成主要有三大支柱, 一是棉纺织业, 二是内河和海上运输业, 三是商业贸易业。据统计, 宋、元以后, 上海地区人口有半数以上是海洋贸易人士。明末清初, 由于沿海滩涂不断扩大, 人口日益增多, 上海才逐步演变成十个郊县的城市格局。

清康熙二十三年 (公元1685年) , 清政府开放海禁。进一步促进了上海航运业的发展。从此, “往来海舶, 俱入黄埔编号, 海外百货聚集”。上海不仅成为棉布进出口量最大的吞吐港, 也是海上贸易的中转站。清嘉庆年间 (公元1796----1820年) , 聚集在上海的沙船有三千五、六百艘。出口的货物主要是棉花、棉布、丝绸、茶叶等;转口的货物主要是食糖、胡椒、海参、燕窝等;入口的以豆饼、大豆、油、肉、木材、小麦、药材、水果等为主。上海港形成北洋航线、南洋航线、长江航线、内河航线、国外航线等五大航线。鸦片战争前, 上海是以商业贸易为核心, 地区经济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国内外的商人追求超额利润的冲动, 同时也使处在上升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1840年6月, 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6月13日, 英军攻占吴淞、宝山, 后又攻占十六铺、老城隍庙。英国用炮火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大门, 打着“求索码头, 贸易通商”的幌子, 逼迫软弱而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从此, 上海沦为英、法、日等国的租界地, 开始了近百年屈辱的历史。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初, 上海的城市人口仅有20万。开埠后, 外国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殖民主义者纷至沓来。以投资房地产, 开设洋行、银行、轮船公司为重点, 从事掠夺性商业活动。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进入, 上海以往十分兴隆的老城厢逐步衰落, 代之而起的却是租界日渐繁荣。大批的外国商船向上海涌来, 外国的纺织品和鸦片大量输入, 我国的茶和丝等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也源源出口。据统计, 1844年上海进口货价值50.1万英镑, 出口货价值48.8万英镑。

上海开埠, 恰逢欧洲经济鼎盛时期。1852年, 法国巴黎诞生了世界第一家百货公司“妇女乐园”, 开启了现代商业的先河。上海由旅澳华侨郭氏兄弟创建的我国第一家百货公司“永安公司”, 是1918年建成开业的, 整整比欧洲晚了60多年。

上海开埠后, 国内外的移民纷至沓来, 城市人口迅速上升, 1900年达到100万。从1900年到1930年的30年, 上海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外滩、南京路、淮海路等现代建筑拔地而起, 构筑了上海中心商业区的繁荣。1930年, 上海城市人口达到300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城市人口达到546万, 实施城市人口户籍制度。1978年上海城市人口达到1100万。改革开放后, 人口流动加快, 2000年上海城市人口达到1764万, 2010年突破2500万。

上海外滩初期的繁荣, 就是贸易兴市的结果。

开埠, 对于近代中国, 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选择。闻名遐迩的南京路、淮海路从诞生之日起, 就成了殖民主义者掠夺资源、倾销商品、宣传西方文明的橱窗和长廊。英国、法国、美国在上海的租界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程童一先生在他的《开埠》一书中阐述道:“租界算什么呢?既不是东方, 也不是西方;既不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属地, 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殖民地。”租界使上海人遭受了歧视与欺凌, 民族意识常常使上海人异常痛苦与敏感;租界又使上海人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与洗礼, 找到了一条条融合东西文化、理念之路。

旧上海的商业可以说是洋人的野心与中国买办智慧的混合物, 民族商业只能在洋行和官商的夹缝中求生存。

上海滩是一座大熔炉, 无论洋人还是华人在这里都将融汇在一起。租界的马路是一座大学校, 到处都有发财致富的机遇, 随时都可掉下莫名的陷阱。上海的每一座楼房、每一个商店、每一家银行都是一个课堂、一本教科书。旧上海的商业具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色。

上海商业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和交易规则。

上海的租界, 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利用强权, 把资本主义移植到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起, 上海的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期, 在对外贸易方面, 逐渐取代了广州, 成为我国的贸易中心。对外贸易的发展, 引起了上海经济一系列的变化。“一切外国轮船, 不论其最后的目的地是哪儿, 它都要先开到上海。”英、美、法、俄、德、日等国都先后在上海设立了轮船公司。原有的船舶修造厂已无法满足贸易的需要。从1860年到1864年短短的5年里, 外国在上海新开设的造船厂已多达9家, 上海的洋行已达100多家。贸易的发展促使国外资本流入我国, 力图控制我国的金融和流通市场。19世纪60年代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外国银行进入上海。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浦江登陆, 1865年4月英国汇丰银行的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在两地同时开业。到20世纪初, 上海已有英、法、德、俄、日、美、比、荷、意等9国68家银行落户黄浦滩, 从而为外商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服务。

上海开埠以后, 随着洋行和外资银行的涌入, 自然出现了一批买办。据记载, 1854年上海有买办250人, 1870年有700人, 1900年有20000人, 发展十分迅速。有人戏称买办是“香蕉人”, 皮是黄的心是白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朱葆三, 他年轻时就到英平和洋行当买办, 从进出口贸易起家, 先后涉足保险、电力、交通、自来水、面粉、丝织等行业领域, 后来当上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 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的买办大多是没钱的时候拚命赚钱敛财, 有钱后就要名, 朱葆三也不例外。客观地说, 买办对沟通东西方文化, 积累原始资本, 延伸中国商人的视野, 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西方资本的入侵, 航运、贸易和金融的发展, 同时也带动了我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大量进口的机制棉纺织品, 要在上海销售, 同时还要销往内地, 除了外国人自己开设拍卖行、叫庄行外, 还必须依赖华商资本, 依赖华商的销售网络, 依赖华商去批发、零售。

上海的商业资本先于金融资本, 先于工业资本, 也先于航运资本。

19世纪60年代初, 上海已经出现了中国第一代商业资本家。1862年, 在虹口诞生了我国第一家“顺记五金洋货号”, 它的主人是23岁的叶澄衷, 昔日的日用杂货铺学徒。它包揽了一些外国船只修理所需的五金材料、机械零件、汽油、柴油、罐装食品、军需物资等。不久, 叶澄衷又开设了南顺记、义昌成记、新顺记、可炽顺记等商号。可炽顺记是上海最早经营进口煤与铁的商号, 新顺记洋货号是专售进口罐装食品的“吃食五金”店, 义昌成号则经营军需物资。到19世纪90年代, 叶澄衷先后在汉口、九江、芜湖、镇江、烟台、营口等地投资五金店达18家之多。叶澄衷靠五金起家, 靠火油发财, 成为“五金大王”、上海巨富。从1875年到1878年间, 他出售进口小火轮十多艘, 1883年又收购了十多艘沙船, 建立了自己的船队。1890年他投资火柴业, 至1897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制造商。在这期间, 他在全国各地还开设钱庄108家。叶澄衷与李鸿章同为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人、投资者。1899年11月5日上海商界的杰出代表叶澄衷先生病逝。1921年4月, 他生前捐助兴办的澄衷蒙学堂 (今澄衷中学) 在校园内为叶澄衷先生铸造了铜像。

往事如云烟, 逝者如斯夫。今天, 我们循着先人的足迹, 把握历史的脉络, 尚可看到上海最初的创业者在这片滩涂上艰辛跋涉时留下的脚印。

1719年, 吴良才眼镜店在老城隍庙 (方浜路、光启路) 开业。

1852年, 老凤翔银楼在老城隍庙前银楼街开业。

1852年, 邵六百创办的邵万生南货店在虹口外白渡桥堍北开业。

1858年, 五芳斋点心店在南京路开业。

1860年, 祝氏兄弟在九江路创办的老介福绸布店被苏州商人程芦舟收购。

1862年, 正兴馆、老正兴馆、同治老正兴馆及真正老正兴馆成为饭店之王。

1875年, 王星记扇庄从杭州迁到上海。

上海现存的特色专卖店、百年老店还有200多家。随着城市的发展, 有的重组做大, 有的裂变成多, 有的销声匿迹。上海的老店犹如浦江之水滔滔, 在清溪与混浊之中沉浮, 在现代与传承之间挣扎, 孕育着新一代上海商人, 演绎着现代商业的变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对于中国来说曾经有过一次机会。一些志士仁人面对日益衰败的大清王朝, 大胆地提出了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的设想。李鸿章、曾国藩、盛宣怀、左宗棠等人也极力推进“洋务运动”, 然而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只能是无果而终。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 一举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1919年的“五四”运动打出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口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贫穷落后的中国露出了一丝曙光。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抬头。

1917年10月20日, 广东侨商马应彪先生投资建设的先施公司 (现上海时装公司、东亚饭店) 在南京路开业。

1918年9月, 郭氏兄弟投资建设的永安公司在南京路开业。

1926年1月23日, 华侨刘锡基、李敏先生投资建设的新新公司 (现第一食品商店) 在南京路开业。

1936年1月10日, 澳州华侨蔡昌先生投资建设的大新公司 (现第一百货商店) 在南京路开业。

这四大公司, 当时都号称“环球百货”。虽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坎坷, 但他们开创了中国民族零售商业的先河, 成为南京路商业街的脊梁, 至今还牵动着中国零售商业的牛耳。

上海的商业, 一直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海商”无疑继承了前辈的精髓。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选择了前苏联的经济模式, 用计划取代了市场。商业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企业的市场地位和调节功能日见萎缩。

当时, 商业企业分为批发商和零售商。批发商按供应范围和环节, 分为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零售商又按行政区划分为市公司和区公司、县公司。商业系统的管理部门分别为商业一局 (主管工业品) 、商业二局 (主管副食品、餐饮、旅馆) 、粮食局 (主管粮油及其制品) 、物资局 (主管生产资料) 、供销社 (主管农用生产资料和农村生活资料) 。商业企业行使着政府调控工农业产品“购、销、调、存”的社会职能。商品生产靠计划统一平衡, 商品价格靠政策统一制定, 商品供应靠指标和票证统一分配, 商业流动资金靠银行统一切块供给, 商业利润靠财政补贴包干, 统收统支。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上海拥有七个国家一级采购供应站, 掌控着国计民生重要物资的生产计划、采购、分配大权。

毛泽东主席曾经对商业部门提出过“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 但这只不过是发挥商业部门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补充作用而已。

建国初期, 1952年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是15.27亿元, 占当年上海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2.58%。当时, 上海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 上海市场还相当活跃。但是, 不久上海就面临着“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化”。商业、服务业的地位急剧下降。196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是30.80亿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仅为19.45%。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人民生活必需的粮、油、肉、蛋、菜、糖等主副食品和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棉纺织品等日用工业品严重紧缺, 供不应求。1964年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第三产业比重略有提高。

1966年进入“文化大革命”, 极左思潮占据主导地位。“四人帮”主导的极左思潮竟然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商业、金融、服务业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批判, 把市场、商品、消费当做社会主义土壤上的毒草要割掉。其间, 竟有人提出“炮轰南京路”的荒唐口号, 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197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为29.62亿元, 仅占国民生产总值17.32%。

1976年10月6日, 粉碎“四人帮”, 中国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直到1978年, 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也仅为50.76亿元, 占比仅为18.61%。

毫无例外, 我国经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一样, 都陷入了“短缺经济”的困境。由于商品匮乏, 凭票、凭证、定点计划供应, 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几乎等于零, 使得整个国民经济缺乏效率和活力。

1978年11月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决定。广东省的深圳、东莞、珠海、中山、番禺、佛山等地率先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 转换机制, 引进外资。利用“三来一补”等政策优势取得先发效应的广东经济, 令上海人羡慕不已。当时, 市场上出现了“南货北上”的强烈冲击波, 包括上海轻工的“糖果、饼干”也不堪一击。上海市政府, 上海各委办局, 区县政府, 各大企业公司负责人都坐不住了, 纷纷南下学习、取经。这才发现, 上海和广东在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之大, 相当于马路上“红灯与绿灯”那样的截然不同。

上海人的头脑经历着激荡、碰撞、冲击, 需要“脑筋急转弯”。

经济转型是痛苦、困难的过程。改革开放使每个企业和个人都面临着既得利益的转移或重新分配。

从1980年起, 我国进入了政府调控下的经济转型期。国家控制的一级采购供应站全部下放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商业部、粮食部、物资部、供销合作总社全部合并为新的商业部。各省市地方政府也纷纷效仿, 撤销商业、粮食、供销、物资等厅、局。上世纪90年代, 上海市也先后撤销了商业一局、商业二局、物资局、水产局、供销合作总社。积极推进站 (国家一级站) 、司 (上海市公司) 的合并。同时把区公司从市公司里剥离出去, 下放给区政府。逐渐放开消费品和部分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彻底改变了“计划生产, 统购包销;计划分配, 统一价格”的商品流通管理体系。

上世纪80年代后期, 消费品市场和商品价格逐渐放开, 实行有计划的市场调节。部分商品价格出现了“双轨制”, 价格“双轨”激化了供求矛盾, 出现轮番上涨的通货膨胀现象。

据上海市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 1980年为106.9, 1985年为128.2, 1987年为147.3, 1989年为205.1。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曾经在198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物价闯关”的设想, 没有获得通过。物价涨幅过高, 人民群众承受能力有限, 意见较大。通胀率过高, 已经成为当时束缚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1991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决定开发开放浦东, 把上海推向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上海开放晚了, 要努力干啊!抓紧浦东开发, 不要动摇, 一直到建成。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 胆子更大一点, 步子更快一点。”还说:“90年代, 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 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 你们要大胆的闯一闯。”

上海没有辜负邓小平他老人家的期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率领全市人民, 突破体制、机制障碍, 冲破思想、观念束缚, 在资本、资金、资源、市场、环境多重约束下, 实现了“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经过连续十多年的可持续、快速增长, 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国际化大都市成功发展之路。

20世纪最后十年, 上海商业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 在市、区两级政府共同推动下, 以旧区改造为契机, 初步建成了南京路步行街、淮海路专卖特色商品街、西藏路综合服务商业街、四川北路便民商业街、豫园小商品旅游城、徐家汇商圈、浦东新上海商城、新客站不夜城。“四街四城”中心商业区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还建成了静安寺商圈、大柏树商圈、五角场商圈、闽行商圈、七宝商圈、真北商圈、松江商圈、青浦商圈、嘉定商圈;衡山路欧陆风情街、雁荡路休闲旅游街、威海路汽配街;乍铺路、黄河路、云南路小吃街;宜山路装潢五金街、长寿路商业街等特色街。

上海从建设现代化、国际级大都市的目标出发。在90年代, 通过吸引外资、银行贷款、上市融资、企业筹措等手段, 基本建成了中央商务区、中心商业区、区属商业中心、郊区城镇购物中心、特色商业街、专业商业街、社区商业服务中心。构筑了国际大都市十大商圈的框架。

上世纪90年代, 上海商业通过流通革命、引进外资、放开市场, 实现了商业业态变革和结构调整, 上海商业发生了质的飞跃。

1991年曲阳地区第一家联华超市的诞生, 标志着我国的商业业态开始实现国际化接轨。连锁商业的发展势不可挡, 像星星之火燎原起来。到2008年上海共有连锁商业企业网点11300多个, 上海在市外开设的连锁商业网点也有5400多家, 连锁商业的门类、品种近100个, 连锁商业已经成为上海商业运行的主流业态。连锁商业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上海的联华超市、农工商超市、华联超市都进入全国的前三甲, 成为上海服务全国的主力军。上海引进的海外军团大多也都是以连锁形态出现的。总部设在上海的家乐福、麦德龙、易初莲花、易买得、大润发、乐购、沃尔玛、宜家家居、百安居、欧倍德、罗森便利等等, 不仅起到样板店的作用, 而且还起到竞争激励的作用。上海的专卖店、专业店不计其数, 大多也是连锁经营。

连锁经营, 是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欧美、日本兴起的。现在世界500强的首位沃尔玛, 就是1964年在美国以连锁经营方式建立起来的食品超市、折扣商店, 经整合而成的大卖场。连锁经营是现代流通产业的重要标志。连锁商业的出现, 迫使具有资本主义典型流通产业的代表“百货公司”成为夕阳产业。

上海连锁商业的出现并取得成功, 是对传统的商业经营方式的革命。

“海商”是上海商业的代名词, 是海派商业的简称。它以当今世界流行的百货业、购物中心、大卖场、超市、便利店、品牌专卖、专营店为代表;以“连锁经营”、“一站式服务”为标志;广泛应用现代管理技术、信息技术、物流技术、供应链整合技术, 衍生出我国商业、服务业现代化的业态。“海商”不仅开创了我国现代商业的先河, 同时还引领着我国商业实现了国际化接轨, 推动了工农业产品产业链的重组, 搭建了链接各类消费者的服务平台, 使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明显提高。

“海商”代表了我国进入21世纪城市现代化的水平、商业市场化的水平、产品组织化的水平、人民生活社会化的水平。“海商”的发展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商业摆脱传统走向现代化实现国际化接轨的辉煌历程。

上海商业在中国这场流通革命中承担着旗手的作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曾经五次到上海视察超市、配送中心。国家经贸委、商业部、国家体改委在上海召开了“发展连锁商业专题会”。在这次会上, 市委书记黄菊同志发表了书面讲话, 指出:“发展连锁商业是一项民心工程, 体现了便民、利民、为民的精神。”

连锁商业坚持规模化、规范化、大众化的方向, 市场份额迅速扩大。从1991年起步, 到1997年, 全市出现919家超市门店, 营业面积33万平方米, 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连锁商业市场占有率达7%。2011年, 上海连锁商业销售额2444.6亿元, 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777.11亿元的36%, 已经成为商业的主流业态。上海人生活中离不开的小菜场、粮店、油酱店、南货店、果品店、烟杂店、日杂店等等, 已经逐步被超市、大卖场、便利店所取代。连锁商业不仅改变了商业经营的业态, 提升了商业信息化、食品卫生、保鲜、运输、仓储、配送能力。还通过强大的集中采购的优势, 提高了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社会组织化程度, 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

引领时代潮流的“海商”, 已经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青睐。

上海从90年代起, 还建设了一批现代化的大型商厦和购物中心:第一八佰伴、东方商厦、虹桥友谊商城、时代广场、正大广场、港汇广场、六百、汇金广场、美罗城、太平洋百货、恒隆广场、中信泰富、梅隆镇广场、久百城市广场、百盛、伊势丹、香港广场、上海广场、新世界、一百世贸商城、莱福士广场、南方商城、百联西郊商城、好美家、好饰家、建配龙、九百家居、月星家居、红星麦凯龙、大拇指广场等等。

2000年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罗康瑞先生与卢湾区政府合作, 在太平桥地区收购并改造老式石库门旧里。保留传统的中国民宅建筑风格, 注入现代化元素和国际流行的休闲、娱乐、旅游、购物要素。把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时尚、宁静与喧嚣、生活与艺术, 有机融合成“上海新天地”。“新天地”不仅成为国内外旅游观光客的首选, 而且也成功地体现了商业旅游业对周边房地产和经济的带动作用。

如果说中百一店、华联商厦、食品一店、时装公司这四大公司在南京路, 在上海, 在中国已经称雄半个多世纪 (改革开放前, 上海市万米以上的商场, 仅有这四家) ;那么, 上海商业在创造奇迹的十多年中, 共兴建了万米以上商业设施400多幢, 为上海的城市功能顺利迈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行列做出了贡献。

大型购物中心是随着城市现代化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商业。通过实现规模经营、多种经营, 把餐饮、购物、休闲、娱乐融为一体;集百货、超市、专卖、专业店为一炉;利用现代化的商业设施和免费停车等手段, 招揽顾客。改变了以往沿着马路条状发展的商业布局。在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 为顾客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务。一位法国朋友说, 现在上海是什么都有, 生活舒适、方便, 气候比巴黎还好。

上海的餐饮业、宾馆业, 是最早放开的行业。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到宾馆、饭店去当服务员、当保安、当接待。据说他们的收入比公务员要高出几倍, 还有机会结交些外国朋友。由于宾馆饭店的菜肴、酒类、饮料、服务费等价格全面放开, 客房及服务收费等价格也放开了, 旅游企业在上海最早获得了工资分配的自主权。因而, 聚集了社会上一批优秀的人才。

1949年到1979年, 上海仅有10多家二三十年代建造的老饭店维护门面, 饭店业停滞了30年。

1979年到1999年, 是上海宾馆、酒店业大发展的二十年。上海利用社会力量吸引各种资金, 先后兴建了上海宾馆、华亭宾馆、虹桥宾馆、银河宾馆、锦昌文华大酒店、波特曼大酒店、扬子江饭店、太平洋威斯汀大酒店、静安希尔顿大酒店、新锦江大酒店、花园饭店、建国宾馆、新亚汤臣洲际大酒店、东锦江大酒店、国际贵都大酒店、四季酒店、金茂凯悦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南新雅大酒店、明天广场大酒店、瑞杰红塔大酒店、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国际网球中心大酒店、光大会展中心大酒店、虹桥万豪大酒店等。上海还建成了一批连锁经营的经济型酒店, 如:锦江之星、如家、7天、MTOOL168等。至2004年末, 上海拥有五星级饭店24家、四星级饭店37家、三星级饭店132家、二星级饭店147家、一星级饭店19家。还有大量的区级、街道、工厂、企业开办的各种类型的旅馆、饭店。上海市总客房数已达17.54万间, 总床位数32.04万张, 年接待2070.13万人次。锦江集团以其经营规模和综合实力, 雄踞全国行业领头羊。上海接待各种会议、旅游、商务、展览的能力大大提高了。

上海的餐饮业百花齐放, 竞争激烈。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 上海人大多是来自四面八方, 生活品位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 偏好不同, 口味各异, 上海人历来比较注重吃。改革开放初期, 餐饮业以单位请客、会餐、公关为主。到90年代后半期,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工作节奏加快, 单位宴请大大减少, 朋友和家庭聚餐增加, 饭店里的圆台面逐渐被小方桌和快餐台所取代, 深受市民欢迎。为居民提供日常家庭用餐的有美林阁、小南国、上海人家、避风塘、苏浙汇、红子鸡、小绍兴等餐馆。在上海粤菜、京菜、川菜、苏锡菜、扬州菜、杭州菜、宁波菜、东北菜、晋菜、鲁菜、闽菜、豫菜等全国16个帮派菜系基本齐全。

改革开放以来, 上海商委积极推进“家庭厨房工程”, 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改革, 努力引进洋快餐, 大力发展中式快餐。

有人说, 看一个城市国际化的水平高不高, 就要看他的生活节奏快不快。如果没有肯特基、麦当劳、星巴克、必胜客、意大利季诺等世界流行的西式快餐, 就不能称其为国际化城市。上海在引进洋快餐的同时, 还吸收西式快餐的管理方式, 结合中式餐饮的特色, 大力发展中式快餐, 如牛肉拉面、东北水饺、永和豆浆、新亚大包等快餐店应运而生。

上海市的中餐、西餐、快餐、简餐, 星罗棋布, 应有尽有, 可以各取所需。餐饮业的“海纳”和“包容”完全体现出“海商”是个全方位开放, 博采众长的商业。

从17世纪开始, 上海就处在中国近代史的前沿, 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开放的前沿。到20世纪90年代, 邓小平同志又把上海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的商业工作者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积极进取, 努力学习海内外商业流通领域先进的、成功的经营管理技术和方法。重塑了具有上海特色、时代特征、与国际化接轨的现代海派商业。

时代造就了“海商”, “海商”引领着我国商业的现代化。

“海商”是继承和发展了的上海商业。“海商”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 市场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大破大立的产物。“海商”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 大量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现代商业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科技手段和信息技术的结晶。“海商”是引进、消化、吸收、包容、创新的结果。“海商”是现代商业的代表、先进商业业态的代表、先进管理的代表、先进技术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海商”代表着中国现代服务业在流通领域的领军地位。

“海商”是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脊梁, 是上海服务全国的生力军。

“海商”的发展, 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下, 在历届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关心、直接推动下, 逐渐形成的。我们不妨从历届市长对上海商业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海商”发展的轨迹和脉络。

汪道涵市长:上海要“海纳百川, 万商云集, 近悦远来”。

江泽民市长:上海商业的发展“没有主渠道不稳, 没有多渠道不活”。

朱镕基市长:上海要“优先发展第三产业, 首先发展上海商业”。

黄菊市长:“根据国际大都市的要求, 完善整个上海商业形态, 从现代化国际级大都市的概念出发, 调整上海城市布局结构, 构建多心组团式都市商业圈。上海商业振兴之日, 就是上海经济振兴之时”。

徐匡迪市长:“上海商业要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不同时期分管上海商业的的副市长裴先白、叶公琦、庄晓天、孟建柱、冯国勤等领导都对上海商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伟大的时代孕育着变革的力量, 变革的时代创造了一代奉献的人。

我是十分幸运的。长期在商业一级站、市公司 (二级站) 、零售店、商业一局、市财贸办公室、市商业委员会工作。经历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 经历了商品短缺到市场竞争的全过程, 经历了推动上海商业由传统走向现代和流通产业革命的全过程。从1985年起, 我曾经有机会先后为四届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服务。亲历了上海商业改革发展的全过程, 参与了商业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 并且也是上海商业实现流通革命的亲历者、执行者。每当我想起那激动人心的10年, 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故事, 想起中央领导、中央各部委和上海市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指导, 想起市、区县及各有关委办局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 想起商业企业家们创业的艰辛, 想起近百万商业职工日以继夜地坚守岗位、勤奋工作, 满脸仍然绽放着春风和笑容, 想起我在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上海市商业委员会一起共事的同志和朋友, 总是激动不已。

现在, 我享受退休生活, 过着老百姓的日子。我将尽量用普通人的视角去写曾经亲历的“海商”, 让更多的人认知“海商”, 体味“海商”。

“海商”是时代的产儿, “海商”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正如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在2004年7月21日召开的“上海商业发展战略工作会议”上, 为上海商业10年发展所下的总结语所说:“上海已经用10年的时间, 完成了发达国家50年的业态革命。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和市场化, 缩短了与国际商业先进水平的差距, 保持了全国领先水平。目前已基本建成了国际大都市商业框架, 实现了从传统商业向现代化商业的转变。”

迈进21世纪的上海商业, 以其业态领先、管理细腻、供应链长、辐射面宽、机制灵活、规模合理、经济效益好, 而闻名于国内外。上海商业, 海纳百川, 融各家之长, 而又独具一格, 形成海派商业。

上海的市场简直就像一个大舞台。它给现代商人提供了竞争国内、国际大市场的机会, 它给成功商人搭建了对接国内、国际市场的平台。这里正在演绎着一幕幕既有“北方人的粗犷”, 又有“南方人的细腻”, 既有“东方人的传统”, 又有“西方人的开放”的大戏。塑造了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和高明、诚信和稳健的文化内涵。任何企业只要你一旦在上海取得成功, 那么你就会唱红全国。打开了上海市场, 就是打开了全国的市场。上海市场独具这样的魔力, “海商”就是这个市场上的主角。

“海商”是座大熔炉, 不论你来自“东、西、南、北、中、外”哪里, 不论你是制造商、批发商还是零售商, 只要你在黄浦江的两岸站住了脚跟, 就都会融为一炉, 你就将成为“海商”的一员。“海商”是以市场化为前提, 国际化为背景, 在激烈的竞争中创造出一大批雄霸市场的企业和企业精英队伍。

“海商”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不断创新的产物, 而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 商业的产生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是人类社会第三次大分工的产物, 把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的环节从工农业生产环节中分离出来, 变为少数人的专门工作, 从而出现了商人。商人所从事的工作, 加速了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节约了用于商品交换和流通的社会劳动成本, 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商业的出现才把人类带入了文明社会。

自古以来, 中国人素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著名的丝绸之路即涵盖了“草原之路”、“绿洲之路”、“海上之路”三大通道。分别打通了中国和蒙古、西伯利亚、东欧, 西亚、小亚细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东南亚、斯里兰卡、红海、地中海、欧洲、非洲、日本等大洲、国家和地区的陆路和海上通道。丝绸之路虽然是商贸之路, 但它已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之路。

中国历史上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士、农、工、商”列为治国之本, 但同时又把商人列为四民之末。祭起一系列“抑商、轻商”的大旗, “无商不奸”的流毒根深蒂固。不能形成贯通全国上下, 运营东西南北中的大商贾。因而造成了我国经济的地域性和割据性特征。著名的晋商、徽商、广商、津商、浙商、锡商等等, 无一不是地方文化特色和地域经济特色所造就的地方商业。

“海商”则不同, 从它诞生之日起, 就打破了地域的界限。

“海商”是引领当代中国商业摆脱传统, 走向现代、实现国际化接轨的领头羊。

“海商”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 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 带动浦江两岸, 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 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的产物, 是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产物;也是我国流通体制转轨、碰撞, 迎接WTO挑战, 实现国际化接轨的产物。

“海商”是上海献给21世纪的礼物。

皇帝黄袍的由来 篇8

从战国到秦汉魏晋之际盛行“五行”(水火木金土)终始说，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按水、火、木、金、土(五行)与黑、白、青、赤、黄(五色)分别相配的“五德”说，穿黑色袍服。因为秦王朝实行的是水德制度，故衣服、旌旗等以黑色为责。晋代实行金德制度，以赤色为贵，故晋代皇帝着红袍。后来，“五德”说受到挑战，一些皇帝也不再以“五德”说为惟一行事准则。到了隋朝，文帝、炀帝着黄袍，但未明令禁止他人穿黄色衣服。《隋书》卷十二《礼仪志》记载，炀帝在大业六年(610年)下诏：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黑，士卒以黄。

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开始在百宫百姓中禁穿黄色衣服，黄袍遂成为皇帝专用之服。《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说，至唐高祖，以赭黄袍、中带为常服，接着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遂禁臣民服。并规定了其他官员的服色：三品以上为紫，四品五品为朱，六品七品为绿，八品九品为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