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与美国司法

律师与美国司法（推荐8篇）

律师与美国司法 篇1

美国法律制度隶属于英美法系。在核心的庭审环节中，与大陆法系明显不同，法庭采取以律师辩论为主的抗辩制方式进行。因而可以说，律师在美国整个司法体系中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在美国的里程碑式案例——辛普森杀妻案的司法实践中，“天价豪华律师团”作为一个最为夺人眼球的元素出现在公众视野前。因此，经过阅读相关参考书目后，我想从律师的角度入手，考察美国的抗辩式庭审法律制度。律师，究竟是成为了正义的推手，还是金钱的仆从？

首先，辛普森辩护案的“明星辩护律师团”的标志性特征便是价格及其昂贵。他们在使辛普森获得无罪判决的结果中可谓功不可没。那么，在这种律师作为关键角色出现的抗辩制中，“昂贵”是否成为了实现法律资源公平的门槛？即法律在实现过程中是否破坏了作为其基础的公平公正等核心价值。不可否认，律师与一般人一样，在自我规制过程中存在着自利的倾向。通过市场竞争的过程，法律服务越好，收费越高。即能力越是出众的律师，他们为经济实力越雄厚的委托人代理的可能性就越大。可以从辛普森案的辩护过程中看出，首先，辛普森的律师团运用了大量“技术性辩护”，通过种族主义等字眼对陪审团施加诸多影响。而事实上根据调查，在美国的刑事法庭上，像辛普森这样因获得了律师热心辩护而“逍遥法外”的委托人还是少见的。与之相比，更常见的是代理不足而非代理过度。虽然贫穷的被告有权要求法庭指定律师，但由于律师所获利益不足以支撑成本，大多数律师还是倾向于进行辩诉交易。其次，辛普森团队依靠出色的法医专家找出了公诉人侦办程序中的重大缺陷。这些在重视程序正义的美国法庭上给当庭的陪审员们施加了极大影响，也为其获释奠定了基础。在犯罪嫌疑人个人与检方的对决中，检方一般更常处于资源的优势地位。由于财力的不平等，依靠传统的抗辩方法揭露对方专家证词中的错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是所有诉讼方都承受得起有效挑战的成本。而公诉人和企业被告通常能负担大大超过他们对手的专家来帮助自己。只有在辛普森这样极少数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被告律师指出了公诉人证词的重大缺陷，但是据称他们在此过程中却耗费了几百万美元。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告并没有能力获得这种帮助。所以，无论是市场力量还是律师管制制度，都不能有效抵消这些结构性激励因素的缺憾。只要委托人的资源或经济利益太少而无法支付充分代理所需要的费用就会导致不合理的辩护。极端甚至出现了针对不负责任的律师“在庭上睡觉的三段论分析”。美国司法的探求理论的根本前提是：正确的结果产生于在公正的法庭上进行忠于当事人各方的竞争性陈述。但事实上，很多纠纷都未进入诉讼，进入的超过90%都在庭审前和解，经过庭审的也很少符合理想化了的对抗制程序模式。此模式的前提即为：对抗双方具有大体相等的动机、资源、能力以及获得相关信息的机会。事实上由于贫富差距、诉讼成本高昂、人们不能获得均等的法律援助机会，这些理性化的对抗制程序模式更像是特例。因此所谓“司法的竞技理论”的基础就变得摇摇欲坠。“对于法院的老手来说，许多陪审团就像是12个决定谁的律师更好的人，而决定法律高手分配的通常是金钱而不是公正。”对抗制允许委托人用钱购买正义，只要他们买得起。法律直接面临着成为有钱人工具的危险。可见在以律师为主角的高度市场化的抗辩制下，金钱对法律正义构成的影响力之甚。

其次，对于辛普森案，在绝大多数民众都认为他有罪的情况下，辛普森通过天才律师的帮助被无罪释放了。这给舆论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将之视作美国法律正义的崩溃。那么，在辛普森“明显”犯下杀人罪行的情况下，律师们应不应该为他作无罪辩护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实际是最重要的角色，作用在于确保无罪推定和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当然他们有时被英雄化，有时被妖魔化。在每一个诉讼阶段，审判程序的设计既要降 ①

①《为了司法/正义：法律职业改革》 【美】德博拉·L·罗德

低错判无辜的风险，又要确保所有人都能够享有正当程序。所有制定法和宪法上的制度设计都立足于以下前提假设：被告有一个诚挚的律师代表着他的利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正当性正是依赖于称职的、具有职业道德的辩护律师们的参与——他们勤勉

②地帮助当事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为事实上有罪并不等于法律上有罪，从事了犯罪行为的委托人常常可以运用正当防卫来减轻情节。同时，罪行最残忍的案件也是公诉人最想胜诉的案件，这些案件也是政府最有可能滥用权力的案件，因而辩护律师进行审查的需要也就最强烈。美国诉讼程序对“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以及对其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的影响”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即包括无罪推定、免于自证其罪和法律代理权的保障。如果律师因为委托人看似有罪或暴露了某些有罪的信息就取消其辩护，那么程序保障机制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律师提出强烈质疑的这种可能促使执法人员更好地行事职权并尊重个人权利。就好像在辛普森案侦办过程中，检方对证据采集的巨大疏漏所带来的深刻教训为其今后的规范办案敲响了警钟。不可否认，不受制约的检察权具有危险性，我们保护个体权利的文化承诺是以司法界同样承诺为这些权利进行辩护为前提的。因而，坚持检方应该遵守法律程序的律师实际是在维护法治。律师的积极辩护是美国的司法制度落实的中坚力量。但是公众依然对这些律师们心怀芥蒂。虽然人们承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在实践中又认为罪犯的权利不应该高于无辜受害者的权利。这些律师难道可以将人的最基本道德放在一边而只顾自己的职业利益吗？这也是在辛普森案中，人们对这些天价律师们为一个“明明犯下杀人罪行”的富人作无罪辩护的最为诟病之处。在强调竞争性的抗辩制司法程序下，律师在忠于当事人与恪守道德规范的冲突应怎样调和？对于律师的角色定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律师应该保持道德上的中立，应该尽职为委托人辩护而不是评价委托人。根据个人权利理论，建立在道德中立基础上的“忠于当事人的原则”是保护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最有效途径。美国这种对忠于当事人的程序的信任是一种更广泛的世界观的一部分，而正这种世界观构成了美国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基础。优先考虑人身自由的做法根植于一种更加宽泛的文化信仰。如果律师业以自己的道德价值来筛选案件的话，那么个人自由便会处于高度危险之中，结果便可能是“律师独裁”。大多数律师认为，司法界对于正义并不享有任何特权，对于其正义观念也不该承担任何公共责任。合理的代理并不是对委托人行为的认可。保证一个有效的代理不仅有利于避免一些非正义的结果，同时也强化了各种社会价值观和表达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

但是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如果人们不能大致公平地获得法律；如果遵守程序正义的结果往往是破坏了实质正义，那么法制体系就丧失了“公正”这一基础。现在的问题不是律师有什么权利“强加”其道德观念，而是他们有什么权利免于承担所有人应该承担的基本道德责任，不对其行为后果负责。律师们“道德上保持中立的承诺大多成为律师们代理声名狼藉的富人的正当理由，而没有成为律师们代理名声不好的穷人的正当理由。”这或许就是现实的另一个侧面。如果法治赖以存在的制度框架遭到侵蚀，那么无论是律师还是委托人的长期利益都无法得到满足。单纯忠于委托人利益的职业角色会破坏法律秩序。耶鲁法学教授罗伯特-高登说过：“为了委托人利益，提供许多法律咨询并助长违法行为的律师，很可能使法律归于无效。”从长远看，一味追求委托人个体的自我利益很可能导致委托人整体的自我毁灭。那么抗辩制中律师对委托人的忠诚与对道德的服从之间的矛盾应该怎样调和呢？律师应该怎样为其辩护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呢？

律师不能仅仅依靠某种理想化的对抗制和立法程序模式来应对道德困境，要根据在特定情形下系争的全部社会利益来评价其社会义务，不能简单地退避带某种固定的角色观念中。即否认个人为公共后果承担责任的角色观念，或者过分考虑委托人和律师自身利益的角色观念。有道德感的律师需要考虑委托人的长期利益和短期需求。委托人的信任和机密有权获得 ② 《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二卷 刑事审判 【美】约书亚·德雷斯勒 p49 重视，但必须与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进行权衡。律师们有责任防止第三方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尊重法律体系所赖以建立的诚实、公正、诚信等核心价值，促进整个法律体系的公正和有效。因此在为当事人出谋划策时至少应当从道德上提出广泛的参考意见，以免助纣为虐。

我想，抗辩制下的美国律师制度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但律师不能将其职业范式或利益置于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的道德底线之前。无条件地为当事人辩护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如果美国的律师将对抗辩论制更多地看作是对真理的寻求而不是一场竞技运动，那么这些道德标准就不会看似不公正了。”另外金钱在抗辩制下所起的作用有些过于强大了。如果对律师有其他的激励因素，如改善法庭指定律师的工作条件及社会的法援制度，以使法律资源的获取更为平等。为了使对抗制不会干扰发现事实和寻找解决方案，律师需要更加坦率、协作、文明。结果可能是更少的诉讼费，更少的相互攻击和不公正。从长远来看，如果体制的核心目标是公正和真理，而不是因律师运作和产生的偶然性副产品，那么委托人也会像普通大众一样从这样的体制中获益。

律师与美国司法 篇2

在现代社会中, 传媒对保障民众的自由有重要作用。因为它保障了民众自由发表意见和思想的权利, 也保障了民众获取信息的权利。而司法独立旨在保障民众能在法庭上获得公正的审判、防止人权遭受来自社会上其他力量的践踏, 可以说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制度。故而两者在现代社会都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但在现实中, 两者客观上也存在冲突。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热情日益高涨, 同时由于网络舆论的兴起, 传媒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 甚至能够实现“实时报道”, 所以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往往能激起广大民众的激烈讨论, 有时还会出现“媒体审判”的现象。

媒体审判可能妨害无罪推定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保障被追诉者人权的重要原则, 它表明了任何人在未经刑事审判确定有罪之前, 都应该被推定无罪。该原则同时表明, 只有经过法院的判决, 才能确定一个人是罪犯, 在此之前, 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能将他/她称为罪犯。而当前一些媒体在法院尚未做出判决之前, 凭着自己收集到的证据, 先入为主地、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性质做出判断, 对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定性, 甚至借助自己的影响力, 影响社会舆论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这实际上是对媒体角色的错误定位, 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原则, 侵犯了被追诉人得到公正审判的诉讼权利。

我国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那么, 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 是在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 还是在侵犯被追诉人获取公正审判的权利呢, 值得我们思考。诚然, 在任何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社会中, 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皆为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价值, 但关于传媒与司法的冲突, 无论是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 抑或是在传媒业逐渐发展、公众逐渐关心司法运行情况的我国, 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平衡此两种价值的价值冲突, 美国通过成文法或者判例, 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总结, 值得我们借鉴。

二、美国的做法

美国在立国之初就特别重视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 《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托马斯·杰弗逊就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如果由我来选择, 有政府而没有报纸, 或者有报纸而无政府, 我不会有任何迟疑地选择后者。”[1]刚开始美国也仿效英国用“藐视法庭罪”来惩罚妨碍司法独立的媒体, 但在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该修正案重申了美国民众享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施加任何限制都可能违反了这一修正案, 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就认为:“预先制约言论与出版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的最严重和最不能容忍的侵犯。”

然而, 美国宪法修正案中还有第六条:“在一切刑事诉讼中, 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与第六修正案保护的公正审判两者存在矛盾时该如何处理。对于大众传媒带偏见的报道, 美国通过判例法主要确定了以下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是司法自身补救措施。

(一) 藐视法庭罪

美国的藐视法庭罪是从英国普通法继承而来的, 但自从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后, “原则上不对新闻作事先的约束”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 然而新闻自由并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 任何拒绝服从法庭命令的人仍可能因为藐视法庭罪而受到处罚, 这是一种迅速做出的司法判决, 被控此罪者可能会发现, 自己将遭受数小时的监禁。[2]那么, 在言论自由受到如此高度推崇的美国, 作出藐视法庭罪的判决的正当性在哪里?

法院判处藐视法庭罪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维护法律、法院的权威和法官的权力, 二是保护法律争议中诉讼人的权利。在今天, 法院极少以“判处藐视法庭罪维护了法官的尊严”为由来解释运用此项权力的合理性。[3]如同Craig v.Harney案中判决书所称的, “有关藐视法庭罪之法律的创设目的并非在于保护可能对公共舆论潮流敏感的法官, 法官应该是意志坚强、有能力在逆境中前进的人。”因此, 美国法院越来越将注意力从保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与尊严, 逐渐转向保护在刑事诉讼中被告的权利。

在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以后, 183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宣明有关藐视法庭之法律的法令》 (Act Declaratory of the Law Concerning Contempts of Court, 1831) , 对藐视法庭罪的适用范围、对象加以限制。该法规定, 联邦法官仅能即决性地 (summarily) 惩罚发生在法庭内的不当言行及“近乎”或“附近的” (so near thereto as to) 妨碍司法的不当言行。[4]同时, 在一系列的判例中, 美国法院总结出不少原则来说明藐视法庭罪的适用情况, 从中可见美国对判处该罪的谨慎态度。

一是审而未结原则与合理倾向原则。首先, 在诉讼进行中或者案件尚未作出判决时, 出版物不得作针对法庭和法官的批判, 不得发表未加证实的案情信息。其次, 批判只要具有法官所认定的可能影响司法运作的“合理倾向”, 就可加以惩罚。[5]

二是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该原则于1941年Nye v.United States和更著名的Bridge v.California案中确立起来。在此之前, 任何与司法程序有紧密关系的行动都可能受到即决性的藐视法庭罪的处罚, [7]而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将这种“紧密关系”限定为仅仅包括地理上的, 而不包括因果性的, 只有存在对司法程序的“极其严重”的实际恶意和“迫在眉睫”的险情, 法院才能适用藐视法庭法。

除了用上述原则限制法官使用藐视法庭罪的权力外, 美国还有一系列限制法院使用判处藐视法庭罪权的方式, 而是要求法官在特定情况下必须经陪审团审判才能判处该权, 限制法官的即决性判处权。首先是法院自身作出的约束, 如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Barnett (1964) 的判决书中说:“根据宪法, 不用陪审团的简易程序只能对轻微犯罪作出惩罚。”即在没有给予被告人以陪审团审判的刑事藐视罪中, 所判决的刑罚不得超过6个月的监禁。其次是立法限制, 如1964年民权法规定, 当藐视法庭罪的刑期超过45天时, 应当用陪审团审理藐视法庭罪案。从中可见美国法院对判处藐视法庭罪的极其谨慎的态度, 不断削弱法官判处该罪的权利, 但它依然存在着。

(二) 控制报道的限制性命令

为了救济带有偏见的媒体报道, 保护诉讼人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法官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颁布限制性命令, 或者如新闻记者所称的“缄口命令” (gag order) 。这种方式在著名的Sheppard v.Maxwell (谢泼德诉麦克斯韦) 一案中, 由大法官克拉克阐明出来。Sheppard被控杀妻, 初次审判被判处有罪, 但他上诉至最高法院, 在最高法院判决重审此案的判决书上, 克拉克大法官说:“无论是检察官、被告的辩护律师、被告、证人、法庭工作人员还是执法官员, 只要处于法庭的管辖范围内, 都不能自行其是。在辩护律师和新闻媒体之间对于那些可能影响一个刑事审判公正进行的信息交换不仅仅是一个遵守规则的问题, 更是需要给予强烈严厉指责并受到纪律处分的行为。”[7]

在Sheppard v.Maxwell案中克拉克大法官之所以建议使用限制性命令, 是因为在被告人接受审判的过程中, 媒体大规模预审报道已经形成了足以影响陪审团的偏见。从克拉克大法官的话中, 可以看出“缄口令”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针对新闻界的限制性命令, 一种是针对审判参与人 (主要是对检察官和律师) 。前者意味着对媒体实施事前的限制的命令, 从而常常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冲突而被判违宪;后者旨在限制诉讼参与人向媒体提供信息, 从而断绝媒体可以获得带有偏见的信息的渠道, 必要情况下这种缄口令还是能够得到支持的。

(三) 司法自我补救措施

当报道已经实际上制造了偏见, 使得法官不得不考虑到陪审团可能受到的影响时, 法院应该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种偏见的影响, 这就是美国法院处理传媒与司法冲突的司法自我补救措施。尽管成本相当高昂, 但却是美国法院最常采用的方法, 目的主要是尽量不损及新闻自由的价值, 一般而言, 法官应对传媒偏见报道的方式主要有:

一是预先甄选陪审员。这种程序主要是通过交谈等形式, 以检验一个候选的陪审员是否存在对案件“先入为主”的偏见, 对于有偏见的候选陪审员, 应该让他/她回避该案件, 即判定他/她不适宜担任陪审员。

二是变更审判地点。将审判从一个受新闻媒体报道强烈影响的地区转移到另一个被新闻界所影响不至于那么大的地区, 并从中选出新的陪审团, 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然而在现代社会中, 传媒的影响如此普遍, 变更审判地点的费用如此高昂, 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三是延期审理。这种做法是预设了延期数周甚至数月审判, 社区中的人就或多或少的忘了媒体关于案件的报道, 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有效, 但它却牺牲了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 同时, 它也会使得证据更加难以寻找。

四是隔离陪审团。为了断绝选出来的陪审团接受外界舆论的影响,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将陪审团隔离, 尽管这会付出高昂的成本, 同时也将使得陪审团成员饱受煎熬, 甚至产生另一种偏见。在著名的世纪审判O·J·辛普森杀妻案中, 陪审团就被隔离了, 最终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被判无罪, 与媒体的初期预测相悖。

五是警诫陪审员。一旦陪审团组成, 法官就会告诉其成员, 他们只能根据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来判决, 而不是以他们从媒体上所获得信息为基础做成判决, 但是, 陪审团成员会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这种警诫值得怀疑。

六是重新审理。在所有的补救措施都归于失败的情况下, 重新进行一次审理。

三、当下我国如何处理好传媒与司法的冲突

从前述美国对处理传媒与司法的冲突的经验来看, 对传媒的限制与惩罚是越来越谨慎, 更多的是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 如同1994年《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所说的, 在处理媒体与司法的冲突时, 应将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内。

在我国, 应当承认的是, 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都是非常珍贵的价值, 对于我们建设民主社会与法治国家意义重大。考虑二者的冲突, 应当放在实现社会公正这一更大的目标下讨论。我国媒体的监督从一定程度上更有助于司法权公正的行使, 特别是在一些涉及“权贵”的案件中。所以, 笔者倾向于认为, 我们更应该呵护刚刚成长起来的、初见端倪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 而不应该设置针对媒体报道的“藐视法庭罪”。

那么, 法院如何应对媒体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的介入与报道?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法院从自身行为做起。当前出现的“媒体审判”现象, 民众对许多案件的判决结果持怀疑、批评的态度, 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政府部门 (包括司法机关) 公信力低、民众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等原因所致。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 应当学习德国司法机关的相关做法, 加强“危机管理”, 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向媒体公布权威消息, 破除偏见报道的影响。其次, 在判决书中, 应当进行更加充分有力的说理, 才能做出令当事人、其他民众信服的判决, 并将判决书等司法文书通过网络等途径公开出来, 消除民众的疑虑与不信任。同时, 虽然新闻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力, 但传媒也是社会中的一个组织, 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广大媒体从业者应当加强自身的职业素养, 在报道司法案件中做到客观报道、公正评判。

摘要：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两者存在冲突, 特别是近几年“媒体审判”的现象时有出现。美国在处理两者关系的实践中, 通过严格适用的藐视法庭罪、控制报道的限制性命令、司法机关的自我补救措施, 较好地平衡了两者的利益, 保障了诉讼参与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对我国当前处理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媒体审判,藐视法庭罪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杰弗逊著, 刘祚昌, 邓红风译.杰弗逊文集.北京:三联书店, 1993:1325.

[2][美]唐.R.彭伯著, 张金玺, 赵刚译.大众传媒法 (第13版)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351以下.

[3][美]唐.R.彭伯著, 张金玺, 赵刚译.大众传媒法 (第13版)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381.

[4]侯建.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及其调整——美国有关法律实践评述.比较法研究, 2001, (1) .

[5]陈斯喜, 刘松山.冲突与平衡: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信春鹰.公法 (第三卷) , 法律出版社, 2001.

[6]所谓即决性判处藐视法庭权 (summary contempt power) , 是指法官可以身兼检察官、陪审员、法官多重身份于一身, 即既控诉, 又决定罪名成立, 同时进行量刑, 在此种程序中, 被告无法传唤证人, 也不能申辩, 见[美]唐.R.彭伯著, 张金玺, 赵刚译:大众传媒法 (第13版)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382.

律师与美国司法 篇3

关键词：律师；委托人；特权

一、美国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特权的概述

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是指委托人可以就其与律师之间的秘密交流，以及就正在进行的诉讼或预期诉讼的过程中，委托人与律师之间所进行的秘密交流拒绝作证，并阻止他人对同一事项提供证言。具体来说，针对一些特定类型的秘密信息委托人享有拒绝说明的权利，并且有权禁止他人透露。美国《联邦证据法》认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可能会使一些具有很强证明力的信息无法发现或者无法当作证据来使用，但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这种特权确实又有存在的必要。

纵观美国的证据法，其对美国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的主体、客体进行具体的列举，并且理论界针对委托人的身份是否属于特权保护的范围，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传统理论认为，委托人的身份不属于特权保护的范围，因为委托人身份并不属于获得律师有效法律建议的秘密事项。但是，有时候委托人的身份又属于特权保护的范围。例如，委托人向他的律师咨询应当缴纳多少税款，因为涉及委托人和律师之间交流的秘密性问题，所以应当将其纳入特权保护的范围。因此，委托人的是否属于特权的保护范围，关键是看特权规则的理论是否支持这样的保护。

此外，对于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如何行使以及行使的期限等问题，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也进行了专门的规定。而且为了使这项特权制度更加严谨和科学，也制定了一些例外规则。

二、美国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对我国的借鉴

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在英美法系国家发展的相对比较完备，但在我国仍然是一项新生的制度，刑事诉讼法也只是作了一些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存在着诸多不完备的地方。比如，特权的行使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未规定特权与其他条文冲突时的解决机制等等。鉴于此，我们可在吸收与借鉴美国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1.进一步明确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的功能

构建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时，首先就应当先明确其应当具有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使一项法律制度才更具说服力和可操作性。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的功能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保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赖利益。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而双方之间的相互信赖是建立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这种相互信赖，不仅是律师开展各种业务活动的前提，而且也是作为律师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2）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有效地阻碍控诉方从辩护律师口中得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言词证据，对于保护被告人的利益具有不可言喻的重要作用，并且与目前刑诉法所极力倡导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证据规则是相吻合的。虽然这与我国传统的诉讼价值观相悖，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逐渐开始从控辩双方激烈的对抗向更加注重保护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向发展。

2.明确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的具体内容

首先，将委托人纳入权利主体。由于我国的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的行使主体是律师，但是既然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正当利益，所以将拒绝披露或禁止他人披露与律师秘密交流信息的权利赋予他们也就显得理所应当，所以委托人也应当作为享有特权的主体。

其次，保密信息的内容进一步扩大。委托人将案件的具体情况向拟聘请的辩护律师进行诉说后，可能由于费用或者其他原因最终却没有达成委托代理协议，若不能将这部分交流信息纳入保密信息的范围，则会损害法律服务的公平性，严重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再次，对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的期限作出规定。由于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秘密的信息交流，一旦泄露出去，所造成的损失将面临无法弥补的境地，因此不能因为委托人的死亡或者委托单位的解散，而不再进行保护。这不仅与国际惯例相契合，而且也将《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9条体现的淋漓尽致。

最后，进一步完善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开放性的例外规定。由于一些开放性例外条款，这样可以使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秘密交流的信息的保护范围更加广泛，也使得该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变得更加科学合理。例如可将物证、律师与委托人关系形成前就已经存在的书证、委托人自愿向第三人泄露的信息等排除在外。

3.明确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的适用程序

首先，在诉讼程序中，对于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交流的一些信息，当其他人强烈要求披露时，权利主体必须及时有效的引用该项特权，否则应当视为自动放弃。此外，该项特权针对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应当适用。比如，在审前阶段，如果权利主体主张此项特权，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得针对应当保密内容强制权利主体进行作证，而是应当在审理阶段由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是否属于保密内容的判断。

4.明确法条冲突时的解决办法

鉴于刑诉法第108条规定的与第46条辩护律师特权的例外规定相冲突，因此，笔者建议对第108条增加例外的规定，这样可以为这项特权制度修改留下较大的空间，同时对于增强法条之间的兼容性和系统性，从而达到维护法律制度权威性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对委托辩护这种特殊信赖关系的保护。

三、结语

法律天然具有一种道德理性，在其形式的外壳下，流动着伦理道德的血液。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从某些方面来说，有利于彰显伦理道德原则，更有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可能会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从而妨碍诉讼的效率。而对于我们来说就要找到两者之间最佳平衡点，从而使得该制度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参考文献：

[1]时显群，章进著：《律师与公证法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2]胡旭晟：“论法律源于道德”，载《法治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4期.

[3]Christopher B.Mueller， Laird C. Kirkpatrick， supra note 49.

[4]Baird v. Koerner， 279 F. ed 623， （9th Cir .1960）.

律师司法建议书 篇4

本院在审判原告张某某诉被告XXXX交通设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地面(公共场所)施工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发现:

原告张某某为了寻找到肇事土坑的施工人XX公司，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包括不得不求助于媒体报道，到最后还是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肇事土坑系XX公司施工所挖掘，以至于法院只能根据间接证据进行事实认定。本案一审、二审穷尽了各种法律手段支持了张某某的索赔请求，而XX公司也确实是应当对肇事土坑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施工单位。

比较起来，本案中的张某某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有些类似案件中受害人的举证意识不强，举证能力有限，法院根据受害人提供的间接证据有时真还不能认定正确的责任人，因而有时受害人的索赔请求真还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样的案件如果多了，显然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构成不利。 为此，特建议：

对一些突发性的民事权益损害事件，针对不能及时准确确定民事赔偿义务人的情况，从为民事受害人及时提供民事

权益救济的角度出发，也从尽快消除突发事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建立一种突发性事件中公民民事权益保护救济应急机制。

这种机制的内容是：以区委政法委牵头，区司法局、公安局、建设局、城管局、街道等职能部门和地方为成员单位，组建XX区突发事件民事权益保护救济中心。该中心的.价值在于综合发挥各部门的权力职能作用和专业技能作用，准确、及时、有效地化解突发事件中的民事侵权纠纷。只要是在XX区辖区内发生突发性的公民民事权益损害事件，中心在接到救济报告后，就立即有针对性地派出工作组，迅速查勘现场，迅速通过各种途径确定正确的民事赔偿责任主体，同时提供法律援助，协助民事权益受害人采集固定证据，之后及时建议和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实在调解不成，则建议当事人依法起诉，通过司法裁判理性解决纠纷。这样就能够尽可能将民事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尽可能切实维护民事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当事人动辄将民事纠纷交由法院裁判，从而使社会尽可能减少一桩纠纷，增进一份和谐。

以上建议，请研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函告本院。

二○XX年x月三十一日

(院印)

律师文化的思考司法制度论文 篇5

按《辞海》的解释，“文化”有三重含义：“1、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2、泛指一般知识。3、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阐述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的精神财富，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历史源远流长，任何人也难以穷尽其内涵。 本文作者认为，就“律师文化”而言当归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即为律师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指律师这一职业群体所共同具备的人文素养和专业水平。具体来说就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所积淀的由“服务理念和核心价值、道德、知识、专业素质、语言沟通能力、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及团队文化等”诸元素构成的总和。

一、律师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服务理念，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职业的核心价值

《律师法》明确了我国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职业使命。“两个维护”之所以成为律师的职业使命，是因为权利是公民和其他组织赖以生存和进行社会生活的根本，对其至关重要。权利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其不可缺少。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限，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人们生产或生活等社会活动中常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产生种种不平等的因素，使权利受阻碍，甚至遭非法侵害、剥夺。有阻碍就必须有疏通，这是现实需要。基于这种社会活动的现实需要就产生了律师制度，出现了以专门维护权利为职业的中国律师。只有律师积极参与“权利疏通”，公民的权利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有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积极维护法律的实施，我国社会才能真正进入法治社会。因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服务理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职业的核心价值，法律至上，广布法理写文章，向社会主体阐释法律精神和传播法治原则。

二、律师应明德、博学、缜思、慎行

律师是个高智商、高文化、高修养的职业，在世界范围内对律师的要求都很高。因为，社会上的`事物是复杂多变的，作为一名律师，没有渊博的法律知识、精深的科学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是不可能准确地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解释或应用到具体的案件之中，并定纷止争、化解冲突、维护人权和法律尊严。基于此，律师要以“明德、博学、缜思、慎行”为最高境界。 明德，要求律师求公正，趋平和，守诚信、遵师道。社会的法制造就了律师，市场经济发展了律师，“律师应该有商业头脑，但律师绝对不能成为商人”，成为当事人的雇佣军，只要收了钱，就毫无原则地为当事人说话，搞假证，甚至教唆翻供。律师应积极追求并维护社会的公正，以和善之心待人，以和善之心持事，以和善之心立行。有诗云：“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境界。”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律师事业的腾飞首先源于纯正的心灵和良好的信用。以“诚”待人，以“实”处事，以“信”取胜，应成为律师执业活动的基本准则。倘若律师丧失诚信，其直接后果是丧失当事人的信任，而其潜在的恶果将导致整个律师业的社会公信度的衰退。为确保律师服务的诚信度，应健全律师诚信体系建设，用制度的力量来保证守信者获益，失信者受诛。 唐朝韩愈《师说》中论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律师是法律之师，传播法律文化、传播法治理念。“水唯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律师应克服好为人师的毛病，不可不懂装懂，以讹传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害人害己。 博学，要求律师知识面要广博，博览群书，触类旁通。律师工作的本质是一项理性的职业，平衡和理性的判断是敬业律师的职业财富。平衡判断既要求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又有捕捉事实的法律细微末节的洞察能力。由此要求律师，一要悉法，研修法律，争取机会与同业交流切磋、学习或改进法律技能。交流产生价值，联谊促进发展。二要通法，不仅要掌握立法背景，理解立法精神，明确立法目的，而且要探求立法者具体的规范意思、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不仅要懂民事，而且要懂刑事、懂经济。要对各类法律烂熟于心，了解法律哪里不公平、哪里有漏洞。更为重要的是更懂得和更愿意运用法律的程序来纠正法律本身的偏差，敢于对法律的不完善处进行质疑。无知孕育了教师的壮大，纠纷造就了律师的兴盛。三要学贯中西，文史哲不分家。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四要博闻强记，处处留心，勤于积累。在社会这个大课堂，只要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会“民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慎思，要求律师要有精细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敏捷深邃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想出别人不能想出的办法。 慎行，要求律师处理委托人的事务应三思而后行。律师工作独立性很强，其业务活动与他行业相比有着更为浓厚的个人色彩。当你为当事人当参谋，作决策时，因受个人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的局限，倘若急于决断，稍不慎就要出问题，给当事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在服务活动中，律师弄错法律关系，错误行使请求权的事并非鲜见。因此，律师处事应遵循古训，“三思而后行，可以为师焉”。

三、律师应“在法不言法”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语言是社会潮流的“体温计”，中国市场经济已造就了一批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对法律已不再陌生，律师在中国企业经营者的心目中地位日益跌落，不再受企业家追捧。倘要保存地位，就必须与其沟通，将法律语言转化为工商语言，把“民法法条”的说教转化为市民社会的“生存发展理念”，变“在法言法”为“在法言官”、“在法言商”、“在法言民”、“在法言学”、“在法言世”、“在法言情”;把“公司语言”转化为企业家的“MBA语言”，用“市场调节经济”比“用计划管制经济”好，是《价格法》解决的问题之一，“现代企业制度”比“人民公社”好，是《公司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律师能提炼，总结，并进行知识扩展，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句句不谈法，而句句不离法，就能同企业家产生共鸣;把入世后的“WTO语言”转化为综合提高民族竞争力，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国际化语言。如美国的波音公司要将产品推销中国市场，把“波音7E7”改成“787”，因在中国文化理念中“8”是一个吉利数，“8”即“发”，代表着特殊的和谐含义。这一微小的改变让这个公司打败了欧洲的“空中客车”，一次向中国销售了60架客机。如果律师了解各民族文化的理念，就增加了与所有民族精英对话和交流的机遇，其价值绝不可低估。用新语言表达新理念，就能创造新价值。

四、律师应有为权利而斗争的勇气。

法律的目的是和平，而达到和平的手段则为斗争。律师真正而全部的工作是挑战权力，包括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司法机关的权力。要履行并实现这一使命，就要有挑战权力的勇气。任何社会都有个权力制衡问题，律师制衡作用的力量是通过一种民间的力量。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律师包括律师制度、律师职业看作是社会民主制度的捍卫者、私权的保障者。律师一天到晚和各种层次的人打交道，了解人民的脉搏，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百态律师先知。律师救弱扶贫，要勇担挑战权力的重担，为权利而斗争。作为一个律师，其使命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他人的权利而斗争。律师的任务是使当事人懂得自己有哪些权利，如何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如何行使保护自己权利的程序。律师为当事人处理法律事务的过程，就是一个为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为权利而斗争，对于律师来说，本身就包含着为一种信仰而斗争，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一种执著的信念来追求，在我们的律师队伍中，有的仅仅为了赚钱，而有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而赚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而赚钱。律师的最高信念，无论作为一个服务之道还是作为一个治国之道，但为权利而斗争，就是律师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好体现，也是律师的最高精神境界、精神追求。法律所经过的路程不是香花铺路，而是腥血涂地。中国的法治之路即坎坷又艰辛，但为了保全权利，实现社会正义，律师应不偎强权，挺身而斗!

五、律师应以团队文化，打造大牌律师

律师的业务活动有着浓重的个人色彩，律师习惯于单兵作战而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可单兵作战是无论如何战不过团体的。在现代信息社会，脱离集体单靠个人力量进行创新也是不可能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律师事务所的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公开的信息共享、优势互补，依赖于律师之间默契的信息交流和信息反馈，越来越需要团队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要在中国律师中打造大牌律师，品牌律师，就必须走团队发展之路，打造出规模宏大、管理先进、财力雄厚、声名显赫的名牌律师事务所。因为成就一个大牌律师，个人因素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打造大牌律师的机构。一个律师，他的头脑再好，技能再精湛，如果一生栖身于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的小型事务所，他终究也成就不了一个大牌律师。律师事务所就像是一家工厂，规模小、档次低的工厂，很难制造出名牌产品。只有当工厂达到相当的规模，它才有可能问鼎“名牌”二字。可以说，大牌律师是个人奋斗的成果，但更是环境铸造的产品，是打造的结果。 当代人已经发现，自我实现离不开他人价值的实现。降低他人的价值等于降低自我价值。现代的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本质已从“自我中心”转变为“我—你公式”，崇尚团队精神，业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

新公司法对律师业务的拓展 篇6

【推荐给好友】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作者:王秋生

新的《公司法》已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一部重要法律。这次《公司法》的修订意义重大，它不仅对我国公司立法、司法、公司实务、公司法理论乃至我国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产生直接而现实的作用和影响。而律师在公司法律实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公司成立到公司终止，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律师提供专业服务。无论是实体条件的满足，还是程序规范的实现，都需要在律师的帮助下，根据法律要求准备相应的法律文件，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才能达致法律认可的有效结果。作为律师，应通过诉讼、非诉等律师实务活动，去激活这部被誉为是21世纪最现代化、最先进的《公司法》，不仅要让广大投资者真正成为新《公司法》的受益者，同时也要为我们广大律师创造更为广阔的业务空间和新的机遇。

一、诉讼业务

新《公司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针对时弊，提高了公司法的可诉性。新《公司法》与1993《公司法》比较，在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规定得更加明确具体，措施更加得力，也更具有操作性。特别是当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规定通过诉讼途径进行救济的条款较多，这些诉讼主要有：

1、股东代表诉讼。

新法加强了董事等公司高管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责任，并规定其滥用职权，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其赔偿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规定为单独股东权，持一股的股东即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而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必须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才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根据新《公司法》第20、21、113、150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高管人员，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损害公司利益的其它人，有可能成为该类诉讼的适格被告。以上人员如有违反新《公司法》第149条规定的八种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股东可以提起诉讼。公司在诉讼中应当处于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公司不得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参加诉讼。

2、股东会和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和撤销之诉。

股东大会、董事会在作出决议时，可能存在程序或者内容违法、侵犯股东权益的问题。会议决议作出后，决议内容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如果违法或者侵权，要停止违法行为或者侵权行为，必须通过撤销会议决议或者宣布会议决议无效，才能停止违法行为或者侵害行为。新《公司法》第22条分为四个方面规定了该项制度：第一，分为可撤销之诉和无效之诉；第二，对撤销之诉规定起诉时间为自决议之日起6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规定诉讼费用担保制度；第四，明确决议被法院撤销或者认定无效后，公司应予办理相应的撤销或变更登记。

3、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引起的诉讼。

新《公司法》在沿袭法定资本制度的基础上，将实缴制改为认缴制。股东对认缴的出资或者认购的股份，必须在公司成立的两年内缴足，投资公司在五年内缴足，全体股东首次出资额不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

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虚假出资与抽逃出资都是股东出资不到位的表现。股东出资不到位，直接侵害公司利益，其他已诚实出资的股东则是间接的受害人。在公司无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公司的债权人也成为受害人。因此，对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以上三个方面的受害人都有权对其提起诉讼。首先，新《公司法》第28条、第31条规定，股东出资不到位应当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其承担连带责任。若出资瑕疵股东不履行此义务，则公司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责令其补足。其次，根据第28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不按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因此，股东也可以直接对瑕疵出资股东提起诉讼，追究其违约责任。另一种情况是，暇疵出资股东掌握实际控制权，由于无法得到实际控制人的同意而获得公司的印章、证照，从而，公司实际上无法提起针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补缴出资之诉。此时，出资无瑕疵的股东有权依据新《公司法》第152条规定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12条规定，债权人请求公司清偿债务，公司不能清偿的，债权人可以对抽逃出资且未予返还的股东提起诉讼，请求其在抽逃出资的数额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为抽逃出资提供帮助或者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股东、董事、经理应当对抽逃出资股东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当股东出资不到位，损害到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以起诉出资不到位的股东。

4、股东知情权诉讼。

新法扩大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将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等列入查阅范围，对会计帐簿的查阅作出了特殊规定。第34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帐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帐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帐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5、股权转让纠纷提起的诉讼。

根据新《公司法》第72、73、74条规定的精神及司法实践，在涉及股权转让过程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一)因公司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限制股东转让股权或以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强制转让股权或强行代转让方决定转让价、付款时间或其他条件的，权利受到侵害的股东可以公司为被告提起侵权之诉讼。(二)如果股东依法转上股权后，公司不及时或不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或不及时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或不及时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权及其出资的记载的，权利受到侵害的股权转让人或股权受让人可以公司为被告提起侵权之诉。(三)期待转让方股东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有权提起侵权之诉，要求侵权行为人停止侵权，恢复原状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6、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

现实生活中，有些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也不允许中小股东查阅公司财务状况，权益受到损害的中小股东又无法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那样可以通过转让股份退出公司，致使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依照1993年《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不能请求公司回购自己所持有的股权的，而新《公司法》对此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态度，规定了股权收购请求制度。新《司法》第75条规定了三种情况下，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若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若股东与公司不能达到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股东会议召集权纠纷的诉讼。

根据《公司法》第40条、第41条、第101条规定的精神及司法实践，当有权召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主体怠于行使权利，或者适格股东或监事会提议召集临时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遭到有权召集会议的主体拒绝时，股东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公司依法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诉讼。

8、请求公司解散与清算诉讼。

新《公司法》根据现实经济生活的需求，规定了股东申请解散公司的权利，为股东解决公司僵局问题提供了最后的救济途径。公司僵局是指公司在存续运行中由于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分歧或纠纷，且彼此不愿妥协而处于僵持状况，导致公司机构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使公司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的事实状态。新《公司法》第181条规定了公司解散机制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申请解散公司。第二，解散事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公司经营遇到显著困难，已经产生或者可能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公司存续将会使股东利益遭受更大损失；另一方面是公司遇到管理困难，股东或者董事关系陷入僵局，公司无法进行正常运营，或者公司被部分股东非法把持，其他股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9、中介机构弄虚作假的诉讼。

由于种种原因，中介机构出具虚假的验资证明、评估报告等材料，使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资本的真实情况产生误解，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新《公司法》第208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证明不实，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除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外，在其评估或者证明不实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公司债权人发现公司发行资本不实并且评估机构或者验资、验证机构出具了虚假报告时，可以直接要求评估、验资、验证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10、否定公司法人人格诉讼。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公司股东利用公司法人人格规避法律，逃避契约义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就可以引用新《公司法》第20条创设的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揭开公司面纱”，而直索股东的责任，从而使失衡的公司利益关系得以矫正，使法律的公平原则得以真正贯彻。鉴于我国目前的信用机制和信用基础，今后债权人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定之诉的案件将会大量增加。此外，新法增加规定允许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作出专门规定。新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意味着今后一人公司一旦无法证明公司的财产与其股东的财产是各自独立的话，就会导致公司法人人格被否定，股东就得对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非诉业务

新《公司法》降低设立公司的门槛，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金降低到了3万，股份公司从原来的1000万降到500万。这满足各层次市场主体和中小投资者的需要，活跃民间资本，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也会使潜在的纠纷大大增加。公司对外交易的资本担保降低，交易风险增加，必然会促使与公司交易的一方为避免风险所需考虑的防范措施就会增多，而这些防范措施只有律师才能更好的把握。所以，笔者认为律师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1、制定公司章程。新《公司法》与1993年《公司法》相比，强制性规范减少了，任意性规范大大地增加，特别是赋予公司章程更大的自治空间。由于不同的公司其股东构成不同、行业性质不同，内部结构及决策权的配置与行使不同，都需要制订不同的符合自己公司要求的具有特色的公司章程。今后，不管是大股东要想控制

公司的运作，还是小股东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公司过多地受制大于股，都可以在章程里做一些规定，以使章程设定对自己有利，所以公司章程的制定就要“量体裁衣”，而这项工作又非得依赖律师不可。这将成为律师很大一块非诉业务。

2、股权(份)转让。在这个过程中，律师可以代为拟定或审核股权(份)转让协议。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律师可以代为参与谈判，保证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实现，保证欲转让股权的股东利益得以顺利实现。对新《公司法》规定的在特定情况下的中小股东的退出机制，律师可以代为与公司进行谈判，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利益。新《公司法》第76条明确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自然人股东死亡的情况下，律师可以就股权的继承代为谈判，保证股东继承权的依法实现。

3、公司合并、分立、存续。

新法规定，公司合并或者分立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公司合并和分立时，异议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第二，公司决定合并或者分立的，应当通知债权人，履行债权人保护程序，提前清偿到期债务，提供担保，或者与债权人达成新的协议。新法第182条规定了公司存续的有关内容，第一，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而决定公司存续。第二，在股东会会议中投反对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这些操作程序只有律师才能更好的把握，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防范各种交易风险。

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 篇7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又称为举证责任, 它包括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这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对于诉讼中的待证事实, 应当由谁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又称为形式上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后者是指当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最终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应当由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的责任, 又称为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客观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英美法中的“burden of proof”, 即是证明责任, 其含义与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的含义大致相同, 是指当事人为避免不利于己的裁判而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并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其主张的责任。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上, 通常认为证明责任也包含两个概念, 其一为“举证责任”, 即当事人就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责任;其二为“说服责任”, 即当事人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其所提供证据指向的事实为真实的责任。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对其主张的证明还必须达到法定的标准, 才可使自己免受不利裁判。其中“法定的标准”, 即是证明标准。证明标准, 是指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或尺度, 又称为证明要求。

根据18 U.S.C.§983 (c) (1) 的规定, 在美国, 依据任何一部民事没收法规对任一财产提出的民事没收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 即由政府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政府则要承担对其不利的裁判。而且, 18 U.S.C.§983 (c) (1) 还规定, 政府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 即证明标准应当是“优势证据”标准 (by a preponderance ofthe evidence) 。“优势证据”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指较相反的证据更有分量、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即证据所试图证明的事实, 其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证据的优势不一定取决于证人人数的多寡, 而是指证据的分量、可靠程度和价值。其证明要求比“合理根据”或“可成立的理由”的标准 (probable cause) 要高一些, 但又低于刑事诉讼中所要求的“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的标准。但如果权利请求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无辜所有者的抗辩 (innocent owner defense) , 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权利请求人是无辜所有者的证明责任则由权利请求人自己来承担;如果权利请求人不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所有者, 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是无辜所有者, 权利请求人则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裁判, 而且证明的标准同样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尽管18 U.S.C.§983 (c) (1) 的规定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 但仍然有一部分民事没收案件被18 U.S.C.§983 (i) 条款排斥在了18 U.S.C.§983的适用范围之外, 这些案件主要是有关税收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由于这些案件不适用18 U.S.C.§983的规定, 因此有关这些案件的民事没收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则依旧适用19 U.S.C.§1615条款的规定, 即由权利请求人承担被诉财产不应当被没收的证明责任, 而不是由政府承担被诉财产应当被没收的证明责任。本文重点研究18 U.S.C.§983的有关规定, 因此对19 U.S.C.§1615的有关规定不再详细论述。

二、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方法

证明方法又称为证明手段, 是指用什么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证据裁判主义下, 证实案件事实的主要方法或手段就是证据。在美国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同样也是用证据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 而且18 U.S.C.§983 (c) (2) 还规定, 即使是提交了民事没收起诉状后收集的证据, 政府也可以用来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 其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仍然是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当然, 财产被扣押后收集到的证据, 包括证据展示阶段收集到的证据都可以用来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

三、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 也称待证事实, 是指需要证明主体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对案件的解决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只有未知的和发生争议的案件事实才有必要作为证明对象, 才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证明对象的确定, 可以说是诉讼证明的起点, 只有确定了证明对象, 诉讼证明活动才有目标与方向, 民事诉讼才能有效地进行。同时, 只有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被依法证明, 法院才能以该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在美国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政府需要以优势证据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即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但哪些事实能够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呢?不同的没收法规、不同的没收理由对此的规定不尽相同,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基于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没收理由及没收法规实施的没收;一类是基于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或卷入了犯罪的没收理由及没收法规实施的没收。这两种没收诉讼的证明对象是不相同的, 前一种情况需要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而后一种情况需要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 而要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还需证明作为犯罪工具等的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 (substantial connection) 。下面就这两种情况的证明对象分别加以论述。

(一) 关于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证明

在绝大多数没收案件中, 政府都必须依赖间接证据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以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来证明扣押财产是导致没收结果的犯罪的犯罪收益。法官或陪审团在审查政府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时, 同样也是依据间接证据的整体情况来考虑。间接证据, 即是指基于常识可以合理地从中推断出待证事实的情况或事实, 而并非个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事实, 也指除证人证言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证据。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的间接证据可以被采纳。例如, 在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被法庭采纳的间接证据通常有犯罪分子获得财产的时间与其实施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犯罪分子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犯罪分子隐藏、包装财产的方式特别, 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些常见的可以证明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

1.犯罪分子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

在有关没收犯罪收益的民事没收案件中, 法庭采纳的最多的证明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是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期间没有其他合法的收入来源, 因此, 这期间犯罪分子所获得的财产可以认定为是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财产。例如, 财产被扣押的刑事被告人或民事没收诉讼中的权利请求人假如是毒贩, 在其贩卖毒品期间, 该毒贩获得了价值昂贵的财产或者是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 但同时该毒贩在这期间又没有其他合法的收入来源, 因此, 这就足以证明该毒贩所获得的这些财产都是其贩卖毒品的犯罪收益, 因而可以将其没收。此外, 政府在证明犯罪分子是否有合法的收入来源时, 还常常通过查阅犯罪分子的纳税申报表 (tax return) 、破产申请或其他的财务登记情况来证明。

2.证明巨额现金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

巨额现金的没收案件通常发生在执法机关在日常的交通巡逻中发现巨额现金的情况, 如在高速路上、机场、火车站等发现嫌疑人携带大量可疑现金的。这类案件中政府要证明发现的大量可疑现金是犯罪收益, 更是必须依赖有关的间接证据来证明。这些间接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被扣押的大量现金 (通常超过1万美元) 包装、隐藏的方式让人生疑。例如, 美国诉84 615美元现金案中的8万多美元是用真空密封的口袋包装的;还有用柔软的棉布或其他材料包裹现金, 以防警犬闻到钱上遗留的毒品的味道或将大量现金藏在汽车的油箱里等等。 (2) 大量现金的携带者在解释携带的理由时显得语无伦次或者解释得前后矛盾, 让人难以置信。 (3) 训练有素的缉毒犬对被扣押的大量现金反应积极, 表明这些现金上可能有毒品的残留物。除了以上这些常见的间接证据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间接证据, 如现金携带者的一贯表现、有前科、经常往返毒品来源城市、一看到警察就试图逃跑、使用假名、现金旁边有毒品或武器等等。所有这些间接证据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才能证明被扣押财产是毒品犯罪或其他犯罪的犯罪收益, 单个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二) 关于被诉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联系的证明

18 U.S.C.§983 (c) (3) 规定, 如果政府提起民事没收诉讼依据的理由是被诉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 政府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实质的联系并不要求作为犯罪工具等的财产对于犯罪行为的实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绝对必要的或不可或缺的, 但它又必须不是偶然发生或碰巧的联系。如某住宅长期被用来隐藏毒资, 该住宅与毒品犯罪之间就有了实质的联系, 因为该住宅虽不是实施毒品犯罪所必不可少的, 但该住宅却长期而不是偶尔、一两次被用来隐藏毒资, 因而与毒品犯罪之间建立了实质的联系。“实质联系”的证明内容, 只适用于政府以扣押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为由提起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如果政府以扣押财产是犯罪收益为由提起民事没收诉讼则无需证明财产与导致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 因为无犯罪则无犯罪收益, 二者之间的联系不言而喻, 后者只须证明被扣押财产是犯罪收益即可。下面就以被扣押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为由提起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财产与犯罪之间的“实质联系”的证明进行论述。

由于18 U.S.C.§983 (c) (3) 所规定的“实质联系”的要求与该条款制定之前的判例中确认的财产与犯罪之间要有“关联” (nexus) 的要求是一致的, 因此, 过去判例中判断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无关联的标准仍然可以用来判断18 U.S.C.§983 (c) (3) 所要求的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无实质的联系。18 U.S.C.§983 (c) (3) 条款不过是将判例中确立的规则法典化了而已, 两者唯一不同的是, 过去是由权利请求人承担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没有联系的责任, 18 U.S.C.§983 (c) (3) 条款制定后, 证明责任则转移给政府承担, 由政府来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根据18 U.S.C§983 (c) (3) 之前的判例中确立的规则, 政府如果要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实质联系”, 只须证明被诉财产与导致没收的犯罪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发生、碰巧发生的即可, 而无须证明被诉财产是实施该犯罪行为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例如, 犯罪分子在某牙医诊所经常开出非法处方, 那么, 该牙医诊所与开具非法处方的犯罪行为之间就有了实质的联系, 因为犯罪分子不是偶尔在该牙医诊所开具非法处方, 而是经常如此, 牙医诊所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已远远超过了偶然性的联系, 因此二者具有实质的联系;其他, 如经常用作毒品交易场所和毒品与武器存放场所的房屋等, 也因其与导致没收的毒品犯罪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性的, 因而满足了18 U.S.C.§983 (c) (3) 规定的“实质联系”的证明要求。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 (第5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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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tefan.D.Cassella.Asset Forfeitur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M].美国纽约:JurisNet, LLC, 200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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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tefan D.Cassella.the 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of 2000:expanded government forfeiture authority and strict deadlines imposedon all parties[J].Journal of Legislation, 2001.

我在美国做形象律师 篇8

回忆9年来自己走过的路，范立伟说：“身为一名另类律师，我所做的工作可以用两个字来归纳——救赎。”

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2002年5月，范立伟以优异的成绩从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毕业。时逢拉美经济危机，出色的专业素养无法换来一份工作。6月3日，范立伟接到一封古怪的来信。信中提出的问题是：你认为服装除了让人类文明、时尚、漂亮外，还有什么用途？

范立伟觉得可能是哪家心理咨询机构的测试，于是马上回信：当你穿着某种服装出现在另外一个人面前，服装会告诉对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比语言更快捷。而且，这个印象会影响对方对你的看法和事情发展的结果。

想不到第二封信接踵而来：一名技术人员因为工作不认真，导致一场事故发生，你认为他在出庭的时候如此穿着有什么问题？信中附带了照片，一个30多岁的男人，穿着松松垮垮的休闲装。范立伟指出，松垮的休闲装给人的印象是悠闲、懒散。穿成这样，会让人认为他平常就比较懒散，粗心马虎。

本以为只是个心理测试，没想到却是一个工作机会。很快，范立伟就接到了一家叫克洛德·彼特的律师事务所打来的电话，事务所的负责人克洛德是全美闻名的大律师。他表示，想请范立伟为自己工作。

其实，那时全美的律师事务所都在开始新的尝试。因为律师们发现，法庭上当事人的穿着很容易左右陪审团和法官的看法，从而影响判案的结果。但这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所以克洛德从芝加哥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资料中，拿到了范立伟的资料。就这样，范立伟成了克洛德律师事务所的“形象律师”。

半个月后，范立伟初试牛刀。芝加哥女孩薇诺娜·瑞德被指控盗窃。在几家商店里，她将昂贵的首饰和服装塞进自己的包里，商店内的摄像头记录下她的一举一动。范立伟问克洛德为什么要为薇诺娜辩护，薇诺娜的确有犯罪事实。克洛德告诉范立伟，事情要从另一个方面考虑，薇诺娜还是个孩子。克洛德和她谈过，她是一时冲动才犯的错，并且认识到了错误。如果让她长期关进监狱，会毁掉她的一生。克洛德说：“法律是为了督促人改变，而不是惩罚，对吗？”

和薇诺娜见了面，这个女孩18岁，一头棕发，眼睛大而灵动。范立伟建议薇诺娜选择一身保守的黑色服装，这让她看起来守旧、规矩得多。但总觉得还缺了一些什么。自己需要做的，是让她看上去更加呆板，从而将她塑造成因一念之差才犯错的小女孩。

他从书中找到了一个传统的黑色发箍。使用这种发箍的，多是年长的修女。范立伟叮嘱薇诺娜出庭那天一定要戴上。

开庭那天，范立伟来到法庭旁听，那个让薇诺娜不情愿戴上的发箍起了很大作用。薇诺娜的形象让人们觉得她是个受到冲动蛊惑的小姑娘，并不是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可以说，她的保守形象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最后只受到了轻微的惩罚。

克洛德夸赞范立伟，还为他举行了小小的庆功宴，可成功的喜悦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被现实击碎。被罚款了事的薇诺娜纠集了一群不良少年对商店进行报复，砸碎商店的橱窗，拿走大量的商品。事后才知道她是对范立伟让自己穿保守的衣服和佩戴老式发箍感到不满，所以才故意报复。她还毁掉了律师事务所送给范立伟的汽车。

这件事在芝加哥引起不小的轰动，媒体质问：到底是谁塑造了薇诺娜的乖孩子形象，让她有机会逃脱应得的处罚，从而坠向深渊？范立伟感到内心发堵，这让他怀疑自己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了。从职业角度来讲，自己毫无疑问是个成功者；可在道德层面上，自己却是在助纣为虐。

范立伟执意辞职，他觉得这份工作对自己的良心是煎熬。

职业也需要定位

为了在美国生存下来，范立伟到当地的一家星巴克做小时工。2003年1月，范立伟工作的星巴克来了一个陌生中年人，他自我介绍说来自洛杉矶，是影星肖恩·潘的经纪人。肖恩面临着一场麻烦，这名行为不羁的影星1985年和风靡世界的性感女歌星麦当娜走进婚姻殿堂，并于四年后离婚。当年的离婚留下了“后遗症”，他们在比佛利山有处房产一直没有彻底分割。

如今，麦当娜重新提及房产的处置权，肖恩被迫应诉。肖恩的经纪人联系了几个全美知名的律师，其中就有克洛德。克洛德提出的要求是，肖恩的经纪人如果能说动范立伟和自己一起接下这个案子，自己就马上接手。因为范立伟作为“形象律师”的身份已经有了名气，如果能凭借著名的案子让他再次崭露头角，将为律师事务所带来更多的名誉和利润。范立伟拒绝了经纪人的要求，可是对方却没有放弃。他显然从克洛德那里听说过关于范立伟的事情。他说：“这和你之前接的案子不同。离婚案本身不是犯罪，没有绝对错误的一方，你接手这个案子无论胜败，都不会助长犯罪者的气焰，对社会也没有不良影响。”

范立伟有些心动了，毕竟在星巴克里做小时工收入微薄。但他还是担心自己一旦介入这个职业，会越来越依恋高额报酬，最终无法抽身。

三天后，依然在犹豫中的范立伟遭到了意外挑衅，一名叫弗莱克的律师伙同一名心理学者布泽尔来到了范立伟供职的星巴克。他们告诫范立伟，一个在星巴克工作的伙计，是没有能力参与影星官司的。很明显，他们想拿到肖恩的授权，独揽这单生意。范立伟被激怒了，他主动给克洛德打电话，表示自己愿意跟他合作。

在肖恩的出庭形象设计上，弗莱克和布泽尔已经拿出方案，他们觉得肖恩应该表现出明星的风采。但范立伟经过分析认为，这不是表现强硬的时刻。要知道，对失败的婚姻，人们更容易同情弱者。看着范立伟拿出的松垮灰蓝色休闲西服和米色休闲裤，一双翻毛的休闲船鞋，克洛德都不敢相信这种带有落魄气息的居家男人打扮，能够给肖恩带来帮助。

肖恩有些恼怒，觉得范立伟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对工作极度不负责任。这让克洛德和范立伟陷入困境，他们重新对这个准雇主的形象进行了一番认真分析。2003年2月末，范立伟拜访了肖恩，并带去了一盘肖恩主演的电影《我是山姆》录影带。这部影片中，肖恩饰演的是一个弱智父亲的角色，在离婚时，和妻子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电影里，肖恩的角色正是以质朴的服装最后在法庭上取胜的。因为和他穿着豪华的妻子相比，他显得更加弱势，但却具备居家生活所拥有的爱心和朴素。

电影打动了肖恩，他决定按照范立伟的办法去面对法官和陪审团。果然，在对簿公堂时，与一身礼服的麦当娜相比，肖恩让人觉得更容易接近。法官们觉得，高傲的麦当娜更容易在婚姻中给双方带来麻烦和矛盾。

2003年4月，范立伟拿到了一笔不菲的报酬。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名气，形象律师的作用也逐渐被各律师事务所认同。虽然社会上对这个职业有所争议，但范立伟感到，自己终于完成了心理自救，他给自己定位——只接受那些没有绝对犯罪事实的案件，这样才不会有悖于自己的良知。

公德和尊严最重要

2004年4月17日，范立伟接到了科比·布莱恩特妻子瓦妮莎的电话。这名NBA现役第一球星，在鹰县遇到了麻烦，一名黑人少女起诉科比在宾馆对自己实施了强奸。

对工作逐渐熟悉的范立伟，先对案件作了详细的调查。他发现了几个疑点——在黑人少女声称科比强奸自己的时间里，她本来有机会发出求救信号，甚至有机会电话报警，但她没有这样做，却在科比实施完“强奸”后24小时才报警，显然事情不简单。

美国很多少女对NBA球星非常崇拜，甚至有些拜金女孩会主动和NBA球星勾搭，发生关系敲诈一笔钱财。范立伟认为，这桩案件基本可以定性，少女在实施敲诈，是对公德的挑衅；而科比的行为不检点，是道德的欠缺。

范立伟约见科比，与之交谈了很久。他告诉科比，无论媒体如何推测，但当一个涉嫌强奸的人走上法庭时，大家脑子里会预先有一个等待证实的强奸“事实”。人们对这个人会有一个假设的印象——猥琐、轻薄、风流、好色。所以，扭转陪审团和法官这种印象是至关重要的。范立伟拿出迈克尔·杰克逊亵童案做例子，杰克逊和家人身着白色礼服出庭，而白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洁癖，从洁癖联想到心理疾患、扭曲。亵童的主要原因正是心理扭曲。虽然事后证明只是诬告，但迈克尔的败诉跟出庭时的衣着有巨大关系。

4月22日，范立伟确定了科比出庭时的穿着：美国文化人和教授喜欢的笔挺灰蓝色西装，黄色领带和白色衬衣。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儒雅的形象，可以在法庭上一扫大家对于强奸犯猥琐、轻薄的印象。

4月26日，开庭时范立伟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他在前夜遭到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被敲断了两根肋骨。但这件事没有吓退范立伟，他确信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这个案件的结果是那个女孩受到了警告。直至今日，NBA球星和美国的男影星们再没有被类似的事件纠缠过。

接连为名人设计出庭形象，让范立伟名声大振。除了克洛德之外，美国很多律师都和范立伟联系，愿意和他成为合作伙伴。2009年，纽约的律师米恩打来电话，要范立伟为出庭的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设计一个形象。

范立伟一口回绝了对方的要求，麦道夫的金融骗局无法掩饰，他让全球数万人家破人亡。范立伟不想跟这个骗子有任何的交往，更别提为他设计形象开脱罪责。

让范立伟感到意外的是，自己竟然接到了麦道夫从狱中打来的电话。麦道夫告诉范立伟，自己会在法庭上交代骗局的每个细节，并接受全部11项罪行的指控。但是他提出：“我想要的是一个老人最后的尊严，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一条死狗。”

放下电话，范立伟思索良久，最终答应了麦道夫的要求。他觉得，这是对麦道夫的一次救赎，体面的装束会提醒麦道夫，作为一个人，你必须有勇气为自己的错误埋单，而不是采取抵赖手段。

从电视上看到麦道夫的出庭装束正是范立伟的杰作——一套深灰色的西服，将银灰色的领带仔细地打了一个漂亮的结，像他平素去公司或者去华尔街参加某个峰会一样。范立伟希望用这样的装束来提醒麦道夫：你是一个懂得礼仪、廉耻的人，所以，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