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收入证明（精选10篇）
国务院日前《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发布后,让一众开发商坐在了真正的风口上。正如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所戏言,猪碰上风也会飞,但是风过去摔死的还是猪。何况,不仅仅是税收,按照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对违法违规制定与企业及其投资者缴纳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财政支出优惠政策,包括先征后返、列收列支、财政奖励或补贴,以代缴或给予补贴等形式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等,要坚决予以取消。”
不容地方“拥税自重”
中国的税收权限一直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税收权限的核心是税收立法权,同时还包括征收管理权、政策调整权等。我国几乎所有的地方税的税法、条例,以及大多数税种的实施细则,都由中央制定和颁布,地方只有征收管理权限及制定一些具体的征管办法和补充措施的权限。除了屠宰税这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税种外,我国并没有赋予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和减免税权限。
现实中,目前各城市所行的招商引资无一例外地都把减费免税当做政策“质押品”做行销宣传。固然,由于某些税收政策存在天然“漏洞”,释法的滞后与缺位,税收实务操作具有“不确定性”。税务部门的顶层释法往往对政策从严解;而地方政府则根据自身利益,进行税收变通,或扩大性解读,或扭曲性解读。税收、非税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利己主义利益勾兑的玩物。何况,只要有足够的税收寻租空间,路径从来都不是问题。一旦中央与地方的游戏规则被打乱,潜规则成为明规则,破窗效应随之在各地区蔓延发酵,进而损害了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我们看到,新一届政府在全面清理和规范税收、非税等收入优惠政策方面的力度和决心之大,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为防止中央财政政策走形、失控,中央基本上是隔个三五年就会下发一个严肃财经纪律、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不过,作用并不大,貌似一直处于紧一紧松一松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城市经营、GDP考核、官员升迁等,需要借助“税收洼地”这样一个平台;另一方面,文牍主义大行其道,财经纪律层层懈怠,到了“一线总指挥”那里已经没有人拿着当回事办了。此次清理整顿的环境亦然不同:“新常态”“十八大”“讲忠诚”“高压线”“责任人”“督察组”……足够了。在如此鲜明的大环境下,对国务院此番力主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不能仅仅理解为经济信号的释放,而应从中央向地方各级政府“打政治招呼”的高度去解读。可谓中央下决心终结各地方政府“拥税自重”时机的选择恰到好处。措施不力,行动懈怠,要问责,要拿人。
税法中的“不征税收入”
地方政府几近没有税权,既往的承诺在大环境下难以兑现已经确定无疑。在市场遭遇“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的当口,企业家们有充足的由头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央财税政策中现有的各类税收优惠。我们先来解读税法中的不征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作为税收专业术语是在2007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中首次亮相。依此规定,单位或企业收入总额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所谓财政拨款,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但国务院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是指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
此外,税法另行规定,企业将符合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作为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伴随中国市场化进程,目前企业不仅收入多样,而且获得的各类补贴、奖励款项也五花八门。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减免返还、项目扶持资金、资产无偿划拨等,渠道来源既有各级政府财政、政府所属机构,也有国家重点专项等等,税收实务变得十分复杂。如果一一解读,无疑将增加税法厚度。比如,现行政策明确,非营利组织的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为免税收入,而其他企业的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存款利息收入是否应该纳税?再如,企业政策性搬迁和处置收入的税收处理、企业安置残疾人员取得的增值税退税款、供热设施配套建设费供热企业收取的城市供热入网费、企业收到的出口退税和退税差额补贴、企业从劳保部门取得的各项补贴收入,无不涉及复杂的企业所得税征免问题。
现在人们主要关注到的是企业收到当地政府补贴收入的财务处理问题。按照现行规定,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上述几项条件缺一不可,其紧要处在于要能拿出“文件”。
“免税收入”的确切含义
与不征税收入相对应,税法中还有一个免税收入概念。免税收入是税法中的古董级税收术语,是指属于企业的应税所得,但是按照税法规定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免税收入,本身已构成应税收入但予以免除,属于税收优惠。而不征税收入不属于税收优惠,只是属于国家明确的不予征税的收入,一般不需办理申请手续;免税收入则是国家为了鼓励某个领域某个行业(企业)给予的优惠政策,通常实行行政审批制(现在有些已经改为备案制),需要办理相关免税手续。
从本质上讲,不征税收入是相对于应税收入而言的,而免税收入则是从属于应税收入。我国税法中一般均列有专门的免税条款。这类免税一般由有税收立法权的决策机关规定,并列入相应免税税种的税收法律、税收条例和实施细则之中。免税收入期限一般较长或无期限,免税内容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政策导向性。不征税收入则有明确的范围,与税收优惠中的免税收入有明显的界限。比如,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返还的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税金等,就不属于“不征税收入”。按照规定,企业取得的上述收入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时可抵减相应项目的扣除项目金额。对取得的不能区分项目、科目的各类奖励、补贴,以及取得的对已清算项目的奖励、补贴等,亦可直接抵减当前清算项目的土地出让金。
税收中的免税收入具有确切含义。除了权限机关因经济等原因出台的特殊规定外,税法中的免税收入主要包括:(一)国债利息收入。包括财政部发行的各种国库券、特种国债、保值公债等。经国务院批准,对企业和个人取得的2012年及以后年度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四)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具体包括: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除税法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王小鲁认为，调查数据失真的主要原因是对高收入户进行调查并取得真实数据面临种种困难；特别是高收入居民有相当大量的灰色收入。他的研究报告，将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统称为灰色收入。为了摸清灰色收入的真实情况，王小鲁的课题组于2005-2006年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了家庭收支调查。调查采用社会学方法进行，调查对象全部是调查员关系密切并了解情况的亲属、朋友、邻居。结果发现，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可能达到4.8万亿元。
王小鲁根据“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与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对应”的原理，将样本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数据进行了分组比对。结果发现，在恩格尔系数相同的情况下，统计局样本中各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都低于此次的调查样本，而且收入越高，差异越大。统计收入的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
大块的灰色收入从哪里来?王小鲁分析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公共资金的流失，包括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拨款；第二是金融腐败，主要是官方贷款和民间贷款巨大的利差给金融机构提供了寻租机会；第三是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中的寻租行为；第四是土地收益的流失；最后是垄断行业的收入。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的估计：垄断行业的工资加非工资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其他非垄断行业人均收入的5-10倍。
王小鲁认为，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主要问题是制度不健全。因此，单靠再分配改革并不能解决巨大的收入差距。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改革，最关键的是透明机制。从长期来看只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才能形成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和公共部门管理的合理化。
声音：加深对现代化文明普世核心价值的认识
进入1990年代以来，80年代形成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统一的启蒙阵营，开始出现分化。这一分化，无论在现实批判和学理表述层面，都有着复杂的背景、激烈的交锋和错综的关系。作为一种“启蒙的自我瓦解”，对于启蒙的不同理解，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对于启蒙的反思，从根底上看，既是理论论争，也是史实的考查之争。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近日在《经济观察报》上撰写长文《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对民国初年的宪政及英失败这一历史个案做了重新检讨。
袁伟时认为，民国十年中国宪政实验的失败，从思想渊源来说，是鸦片战争以降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启蒙运动成败的记录。尽管民初宪政在否决行政系统的违法建议等方面有不俗的表现，但是，由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公民权利诉求，特别是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给知识准备带来的不足，使它在两方面存在根本缺陷：第一，它没有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建构切实的保障；第二，它没有建立彻底的互相制约的制度。
借 款 人 收 入 证 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兹我单位职工（辖区居民），性别，年龄，职务，现固定住址，属我单位（辖区）□国家干部□正式工□合同工 □临时工□现役军人，已工作年，现从事工作，月收入为（大写）：元，（小写：），收入比较（稳定或不稳定）。本收入证明真实准确无误。如有不符，愿对其真实性及所发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证明单位名称：
证明单位章：（公章、劳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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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没有一个严格定义, 通常指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一般把它与拉美和某些东南亚国家联系在一起。中等收入陷阱有许多典型的例子。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 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六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 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则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反例。虽然各个国家陷入陷阱的原因不同, 一个共同特征是当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产业不能实现升级, 导致一国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以低成本优势竞争, 又不能和高收入国家在高价值产品上竞争。而跨越陷阱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恰恰是它们能够通过创新促使产业升级, 从而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一国如何通过不断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对此有共识也有争议。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产业升级需要大量勇于创新的企业, 因为企业是创新主体。二是政府应提供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 其中包括政治与经济的稳定、良好的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健全的金融体系、社会的包容、健全的法制、产权保护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每个国家国情各异, 政策的着力点也应不同。
二、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国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可归结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改革开放。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低廉,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三是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经常碰到的市场“失灵”问题, 如信息不对称、协调不完善等。其他成功因素还包括国民的高储蓄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人口红利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
但中国经济发展也伴随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也使中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报告讨论了六个主要问题。第一是中国技术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 但2009年其水平只有美国的10%左右。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产品出口国, 但大约80%是加工贸易, 附加值很低, i Pod、i Pad、i Phone就是典型的例子。产业升级需要一大批勇于创新的企业, 但是中国民企规模相对较小, 国企生产效率激励机制有待改进。
第二是工资上涨与人口老龄化会侵蚀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如图1所示, 近年来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 工资上涨, 中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且人口老龄化,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第三是经济增长来源不平衡。需求方面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 供给方面主要是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 如图2所示, 我国服务业就业占比只有34.6%。经济结构失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体制改革不到位。如高投资率与要素价格扭曲, 国企和地方政府过分追求高投资与扩张的行为有关;市场准入限制、城市化程度低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增加一个国家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脆弱性。持久的贸易顺差也会加剧全球的经济失衡, 并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要素价格的扭曲, 一方面提高了出口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也会削弱中国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
第四是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仅为30左右, 2008年达到43.4, 在亚洲属于偏高水平。中国农村贫富差距比城市更大。虽然技术进步、全球化分工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但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反映了经济改革不到位。如户籍制度;大量行政干预资源配置产生寻租机会;政府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等。
第五, 能源与水资源的制约与环境可持续性。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 中国水资源短缺和能源供应安全也可能成为将来增长的制约因素。
第六, 日益挑战的外部经济环境。如图3所示, 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各国采取歧视性贸易措施的首要目标。中国在制订经济政策时需充分考虑政策的外溢因素, 以保证稳定和谐的外部经济环境。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选择
中国应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六个原则和三个对策。六个原则包括:在低成本和创新的关系上更依赖创新;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更依赖市场;在消费和投资关系上更依赖消费;在内需与外需关系上更多依赖内需;在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上更加兼顾增长与分配;在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上更加兼顾发展和环境。三个对策包括:一是要超越低成本优势,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推动知识型济的发展;二是要深化企业、要素市场和财政体制改革, 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 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三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 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关于如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 一些具体措施如下。第一是要深化企业改革。图4显示国企利润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进一步弱化行政干预,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使企业完全以商业化运行。同时加强对国企监督与绩效评估, 防止腐败现象。对于民企主要是创造民企与国企公平竞争的环境, 特别在市场准入、融资和税收方面, 此外鼓励企业通过合并与收购扩大企业规模。对外企主要是给予国民待遇, 鼓励公平竞争, 并保护其知识产权。二是要营造一个鼓励支持产业升级的环境。图5显示,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目前R&D支出比例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需要鼓励市场竞争、增加公共基础科学研发、有效的产业政策、风险投资机制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三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把政府教育支出从目前不到GDP 4%增加到5%, 把成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从目前的8年增加到11-12年, 即韩国和日本的水平, 同时继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在要素市场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方面, 主要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力市场改革主要是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劳动力流动阻力, 同时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 比如劳动保护、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和失业保险等建设, 兼顾就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金融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 包括利率市场化、鼓励民营资本、国有银行商业化、资本市场发展和金融包容性,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并进一步增加汇率的弹性, 并根据国内金融改革进程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土地市场改革主要促进土地流通与土地市场的发展, 使土地定价机制更加合理。财政体制改革包括优化支出结构和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支出, 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同时改革税制, 加速增值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 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份额, 增加国企利润上交力度, 理顺地方政府收支关系, 完善预算系统。
服务业将成为中国重要经济增长来源, 且是创造就业的主要途径。2010年中国服务业占GDP不到44%, 低于马来西亚的46%, 菲律宾与印度的55%。且中国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例更加低, 2011年只有35%, 而韩国为77%、日本为80%。要着重推动生产性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 如金融、电信、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咨询中介、科研、传媒法律等等。同时消除宏观政策对制造业的倾斜, 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在税收信贷方面做到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一视同仁, 并把服务企业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提高增长的包容性主要是要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异, 增加公共服务投入, 保证机会平等, 建立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 增强法制建设, 确保社会公平, 预防与杜绝腐败。中国收入差距50%源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推进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 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缩小地区差距需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推动产业向内地转移, 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此处要强调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如表1所示, 目前中国个税占GDP比例只有1.3%左右, OECD国家平均是8.7%, 中国个税调节力有限。从税率上比较, 中国个税税率和其他国家相比不低, 如中国工资税最高税率是45%, OECD国家平均大概是42%, 日本是50%, 其他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在40%以下。主要问题是中国个税税基小, 45%的个税率要到很高的收入才开始征税。如图6所示, 中国45%的个税起征点是人均国民收入的二十几倍, 而OECD国家、日本和韩国都在5倍以下。另外个税实施不力, 该交税的不交税。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 增加个税对收入的调节作用应是重要的一方面。为此中国应扩大税基, 降低最高税率起征点, 并且逐步实现综合征税, 提高税制的渐进性。收入高的人要多交税, 这是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步。
在进一步市场化过程中, 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稳定非常重要。资本帐户开放要根据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程来推进。同时要加强国际与地区经济合作, 提倡共同发展。中国在制定经济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外溢因素。积极参加G20、AEPC、ASEAN+3这种多边合作机制, 增加对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结构的影响力。
四、展望中国经济
最后, 将对中国经济未来20年发展做情景分析。如果报告提出的改革思路能得到有效实施, 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具体来说, 中国有潜力在2010-2020年达到年均8%左右的增长率, 2020-2030年保持6%左右。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2030年将可达到16500美元。而根据世行目前的划分标准, 中国在2025年将可成为高收入国家。以市场汇率计算, 中国在2026年将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购买力评价计算, 中国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根据东亚的经验, 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日本在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前10年年均增长率是10%左右, 韩国是8.5%, 中国台湾是7.7%, 而报告预测的中国大陆是7%, 是一个可能达到的目标。
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的高增长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低成本优势, 但是未来几年因为接近刘易斯拐点及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成本上升, 低成本优势对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少, 经济增长将要更多依赖创新和产业升级。由于改革没有到位, 经济高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 如增长来源失衡、收入差距扩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供给制约和环境恶化。此外, 中国也面临日渐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以上问题可能制约中国产业升级。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需要三方面对策。一是超越低成本优势,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二是深化改革并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三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如果能有效实施以上对策, 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跨越陷阱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能够通过创新促使产业升级, 从而迈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一国如何通过不断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共识一是产业升级需要大量勇于创新的企业;二是政府应提供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 其中包括政治与经济的稳定、良好的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健全的金融体系、社会的包容、健全的法制、产权保护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实施产业政策。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产业升级,不断创新,产业政策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庄巨忠, 汤敏, 林暾.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8.
[2]林毅夫, 庄巨忠, 汤敏, 林暾.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J].中国投资, 200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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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实际收入差距显著大于统计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原因是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的隐性收入。”王小鲁解释称，除房地产外，隐性收入也可在奢侈品消费及居民储蓄上得以验证。王小鲁表示，如果完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其中的居民储蓄一项是，2008年城乡居民的储蓄总额只有3.5万亿元，但银行的数据显示当年的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是4.5万亿元，比居民储蓄的总额还多。“除了银行存款增加，当年推算各人购买商品住宅资金有1.8万亿元；自建房估算大概有7000亿元，私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扣除贷款以后大概在2.5～3万亿元。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吸纳的个人储蓄估计是1.5万亿元。”
王小鲁说，将上述项目总加之后，可以发现2008年居民储蓄总额大致为11～11.5万亿元，而不是按照国家统计局以住户调查数据显示的3.5万亿元，“其中这大致差了3倍”，如果把消费的遗漏也加起来，则2008年遗漏的收入规模大概是9.5～10万亿元，这部分资金即隐性收入，规模为9.3万亿元。
王小鲁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来计算，而在住户调查进行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两个问题：其一是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报给统计局的收入往往偏低；其二则是常被高收入居民拒绝，造成最后抽样丢失了相当数量高收入居民的样本。这样一来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到的居民收入差距就比实际上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明显要小。
为此，王小鲁重新设计了统计方案。据他自建的模型推算出，2008年，全国居民隐性收入总规模为9.3万亿元。其中，隐性收入的80%集中在收入最高的那20%的家庭里面，其中最高端的10%就占了隐性收入的62%。全国居民最高收入的10%家庭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是65倍，而非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左右。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在国内外學术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又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与世界银行的3个出版物有关。2006年11月，世界银行在一个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这一建议与以下事实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既不及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
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他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他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实际上，世界银行的上述3个报告中都未能明确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换言之，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后遇到的一种“进退两难”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境况。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曲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如在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这无异于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往里放。
不应该是数字游戏
目前，有些学者把世界银行“确定”的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作为一个量化指标。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长期不能达到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则被看作跳出了这一陷阱。其实，这种做法是欠妥的，也会令人误入歧途。
首先，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科技创新和竞争力能否在工资水平（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出现实质性的变化。确实，通过“做假账”或片面追求GDP增长率等手段，人均收入能被提高，但其产业结构可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技创新和竞争力可能依然原地踏步。
其次，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是经常变化的。例如，与2010年的12196美元相比，2011年的“门槛”提高了80美元。难道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明年会再次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受汇率变化的影响，一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上下浮动的。因此，如将汇率因素考虑在内，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将会变得更加莫名其妙。
再次，人口因素也会影响一国的人均收入。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因种种原因而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国家某天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由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量减少，其人均GDP也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自然灾害或战争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
中国的人口早已大大超过13亿。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在超过16万亿美元以后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8万亿美元。而且，独生子女政策发生变化后，中国的人口也可能会增长。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中国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尽管不少人抱怨工资的增长速度不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但这并不等于工资没有增长，事实上，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生产领域，工资的上涨幅度是不低的。无怪乎一些经济学家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工资上涨过快会压垮中国的制造业。
安永（Ernst & Young）在2012年9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2007年初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增长了一倍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其结果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其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的国家。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题为“柬埔寨得益于中国工资上升”的文章曾指出，柬埔寨工人的月薪为110美元至130美元，而中国工人的月薪则高达400美元。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有类似中国工资上涨，导致很多产品生产成本高于别国的相关报道。
诚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中国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即国际竞争优势的逐步丧失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但是，中国最终是否真的会跌入这一陷阱，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地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中国有信心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早在2010年9月13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参加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就说过，“中国已开始在研究产生新的增长源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城市化、人力资本形成、创新政策等，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未来中国经济描绘了令人鼓舞的蓝图，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能百折不扣地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等收入陷阱”就会被宽阔的大道取而代之，中国梦就会成为现实。
关键词：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收入差异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效率与公平这两大问题也逐渐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目前, 用来分析居民收入差异的方法有很多, 基尼系数就是其重要指标之一。它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居民贫富差异。在实际问题中, 它已广泛被运用于衡量各种指标的集中或者分散程度。恩格尔系数在实际运用中通常用来作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国际标准上认为, 如果恩格尔系数越大, 说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居民生活就越贫困。相反, 如果恩格尔系数越小, 说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居民生活就越富裕。因而, 一般常用恩格尔系数来分析居民生活水平的真实状况。
1 处理数据
1.1 城乡合一基尼系数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查到了2003~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但是我们却发现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是分开罗列出来的。若我们直接运用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 则只能得出城镇之间和乡村之间的基尼系数。那样我们就无法判断一个国家或者省份的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鉴于此, 胡光祖在原来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之上, 进一步对其进行修正。最后提出了一种新的用来计算城乡合一基尼系数的简单又好用的判别公式, 即G=p5-p1, 其中居民收入是根据收入五分法中的收入来分析的。从而基尼系数就等于收入五分法中最高组的20%的人群的收入百分比减去收入五分法中最低组的20%的人群的收入百分。接下来就运用这一简便公式来计算中国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分析近十年的中国居民收入差异状况及其相关原因。希望可以为以后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通过统计年鉴的查找结果,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部分肯定在城镇, 收入最低的部分在农村。
根据查找结果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40.53%, 根据40.53%×49.35%=20%, 从而中国城镇居民中49.35%最富有的居民就是全中国居民中20%最富有的居民。最后计算出这组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778.640877元。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农村居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9.47%, 根据59.47%×33.63%=20%, 从而中国农村居民中33.63%最富有的居民就是全中国居民中20%最贫困的居民。最后计算出这组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94.872467元。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查出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口数, 然后在根据以上计算得出2003年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为4993.21844元。这样就计算出了2003年中国最高人均收入, 最低人均收入和全国人均收入, 利用胡祖光提出的城乡合一基尼系数公式就可以这两个收入组分别占全国收入的百比
p1=中国城乡最低收入组人均收入×20%÷全中国人均收入
p5=中国城乡最高收入组人均收入×20%÷全中国人均收入
通常在国际标准上把基尼系数为0.4的值认为一个警戒标准。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根据中国国情在实际工作中将警戒线定为以下标准:
我们并不难发现基尼系数值从2003~2012年总体具有下降的趋势, 不过在2010~2011年之间有上升的趋势, 此后又开始下降。国际标准认为基尼系数在0.3时处于安全状态, 0.4就处于了基本安全状态。然而2003~20121年这十年间只有2003年的基尼系数是0.307768166, 说明这一年处于安全与基本安全之间, 而剩下的9年均处于安全状态。总体来说, 我国居民收入差异状况一直处于比较安全的状态。
我国现在仍是发展中国家, 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 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肯定会越来越大, 当达到一定程度后, 便会逐步减小差距进而会比较稳定,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虽然邓小平同志的南方之行和改革开放的政策都表明要一个地方先富起来, 然后在带动其它比较落后的地方在富起来。虽然要求一个地方先富, 其它地方后富, 并不是说这个差距越大越好。如果它们之间的差距是适度的话, 就可以很好的促进经济健康的发展。相反, 如果差距过大, 只能造成两极分化。因而, 我国政府不会让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发生很大的差距。
1.2 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提出来的。它已被广泛运用于评价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状况。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值越大说明生活越贫困;相反, 如果值越小, 则说明越富裕。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 联合国将各国的生活水平化为了一个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值大于了60%为贫穷;处于50%与60%之间为温饱;处于40%与50%之间为小康;处于30%与40%为相对富裕;处于20%与30%之间为富足;20%以下则说明为极其富裕。
我们查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并列表如下:
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国际标准, 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多, 恩格尔系数值有减小的趋势, 但其中几年也有增加的情况。但总体来说这十年间的恩格尔系数值一直处于30%与40%之间, 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还相对富裕。
我们查出2003~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并列表如下:
我们可以发现2003~2012年之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多, 恩格尔系数值有增大的趋势。只有2003年恩格尔系数为39.3%, 其余几年一直处于40%与50%之间, 说明农村居民基本维持着小康生活。
2 中国居民收入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 工农二元结构明显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口众多地域辽阔, 但是大部分居民都是农民。比如新疆, 河南, 山东等都是典型的农业大省。根据上面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我们就不难发现, 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处于30%与40%之间, 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几乎处于40%与50%之间。这就在整体说明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二)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按三大经济带划分可以把我国分为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按照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经济政策要求先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然后带动其它比较落后地区的经济。从而处于中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发展比较快, 尤其是一些沿海城市已经实现了经济快速而稳定的健康发展。并且东部地区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 具有比较强的经济投资意识。相比较而言, 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特别是新疆和西藏这些地区, 由于其地理位置比较特殊造成了交通极大的不便, 很大程度的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除了交通不便之外还有其自然环境与内地的不同, 在一定程度了造成了阻碍其经济发展的瓶颈。从而影响了各地区的平均收入, 造成了总体上居民收入的差异。
(三) 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完善
行业不同则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也就有很大的差异。不妨以2009年为例, 通过数据我们发现工程机械行业工资总额为77.5亿元, 渔民家庭其它行业工资性收入为4433.81万元, 纺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为2867.66亿元, 工程机械行业平均工资为37123元, 林业系统各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7837元。当然这只是我们所考察的实际工资情况, 如果要在考虑部分行业的灰色收入的话, 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异将更加明显。
(四) 受教育程度不同
教育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不同地区的教育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一些发达地区其教育水平肯定相对高于比较落后的地区。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或者偏僻的乡村师资力量不够雄厚。最终造成了不同地区的学生受教育的程度具有很大的差别。学生所获得的教育程度不同, 也就反应到了将来在工作岗位上工资的差别。
3 中国居民收入差异的相应政策
(一) 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二元经济现象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在以后的发展政策中一定要大力推动农业的发展。虽然已经对农民采取了各种补贴措施, 这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以后的工作还有很多。农业不发展还是由于资金不够到位, 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出, 这样才能促进其"造血"功能。
(二) 一定要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
由于我国三大经济带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大, 这也就造成了区域间的居民收入的差异。东部的经济发展明显高于中部, 而中部的经济发展又高于西部。现在来看西部地区的经济还需很大的提高。就新疆而言自从2010年国家开始实施支援新疆的政策, 现如今已有19省份对口支援新疆, 都在为新疆在2020年全部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这样就加快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也就相对减少了。
(三)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分配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生产造成了分配, 反过来分配也是为了再生产。收入分配对劳动者的劳动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 鼓励那些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收入的居民。居民之间适度的收入差距可以刺激并拉动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调动劳动的积极性。当然, 如果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就会造成人民情绪的不满, 影响其劳动的积极性最终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一定要坚持做到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原则。
(四) 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
根据劳动市场信号的简单模型。我们知道教育确实提供了有用的知识并提高了一个人最终的生产率。教育是种投资, 虽然其周期比较长, 见效比较慢但其最终总会反作用于社会。只要居民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 他们在工作中也就具有了较高的生产力, 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其教育理念本身不够明确, 这就更需要我们国家对其加大投资力度。让他们真真实实的看到教育给他们带来的实惠。时间已经证明教育水平越高, 平均工资待遇就越好。因而在以后的教育工作中必须要加大农村的教育力度, 改善设施条件, 增强师资力量。
4 结论
综上所述, 根据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我们看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 居民的收入在不断增加, 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虽然我国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减少居民之间的而收入差异,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经实现了很好的效果。但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促进经济健康而高速的发展和实现社会安定仍然是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收入差距一直存在将会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 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更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我们要着重减少居民收入的差异这样更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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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_____________(女士/先生)证件名称及号码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系本单位________ (1.正式员工 2.合同工 3. 临时工)。已连续在本单位工作 ______年，目前在本单位担任________职务。目前该职工的`最高学历为________，近一年内该职工的平均月收入(税后)为__________元人民币。
本单位承诺提供的以上情况属实，如因上述情况与事实不符而导致贵行经济损失，愿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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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号)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切实履行告知义务，要求借款人按诚信原则提交真实的房产、收入、户籍、税收等证明材料。凡发现填报虚假信息、提供虚假证明的，所有商业银行都不得受理其信贷申请。对于出具虚假收入证明并已被查实的单位，所有商业银行不得再采信其证明。
兹证明__________为本单位___________（正式/短期合同/临时）职工，已连续在我单位工作___________年，学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毕业，目前在我单位担任__________职务。近一年内该职工在我单位平均月收入（税后）为____________，（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该职工身体状况_________（良好/差）
本单位谨此承诺，上述证明内容正确、真实，如国因上述证明与事实不符导致贵行经济损失，我单位保证承担赔偿等一切法律责任。
证明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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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 的概念, 其内涵主要是指:国家发展必经历收入水平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 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 人力资本激增, 丧失原有比较优势, 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技术研发投入与水平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相比,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 若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 被认定落入“中低收入陷阱”;中高收入阶段没有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 被认定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以发展年限为标准, 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 35个已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30个 (如:菲律宾等) 进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 (如:委内瑞拉等) 进入“中高收入陷阱”。在微观上看,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未达到产业更新目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可以引领地区进入中等收入, 但代价是自然资源和资本等资源的严重浪费。其发展阶段呈现几方面的特征, 包括社会经济停滞、民主乱象、收入分配不均、腐败严重、失业率高、社会动荡、社会化服务短缺、信仰多样化、金融系统风险加大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与跨越。一般来说, 经济发展需要由生产要素巨量消耗跨越到技术、创新拉动。其实质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提升, 也是收入由低到中再提高的过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中等收入陷阱是社会文明乃至价值观的演变, 因为它涉及到社会经济甚至更深层次的根本性变革。
二、我国收入发展水平状况及存在问题
现在, 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阶段转型期, 2015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 呈现出经济总量增长平稳、产业结构优化、民生不断改善的态势, 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进入中高速发展。依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中国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绝对量67670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9%。中国大陆总人口在2015年达到136782万人, 按此得出2015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7900美元 (约合人民币48980元) , 高于2014年的7485美元, 仍然低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我们也应看到, 全国已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广东、福建、辽宁和山东等10个省市进入人均GDP“1万美元俱乐部”, 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事实证明我国是有能力利用好转型跨越期的新比较优势突破收入陷阱之困。
但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发展的新常态, 这是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 传统发展优势正在弱化或消失, 面临不可忽略的时代元素与不可回避的基本国情。诸如产业换代升级带来的压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 收入水平差别的扩大,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和新旧制度转换的成败等一系列现实制约, 都是中国在经济超越过程中, 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和现严酷现实。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拙见
(一) 以收入分配公平为切入点, 孵化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基础
我国在经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 已积累了极大的产能, 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第一大国。在此过程中,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凸显了需求侧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 这对居民收入水平及分配的公平性产生了新挑战。即, 我们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 且要稳妥的缩小收入差距。就现实而言, 各种不公平现象下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联系, 且居民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也是产业政策指导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 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 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重要的根基。因此, 重新划分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居民中的比例, 先减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最终达成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目标, 是我国突出中等收入重围的关键第一步。
(二) 以工业化与城镇化为双驱动, 促进经济的合理健康发展
工业化和城镇化双机合并协调发展是成功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发展条件, 也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化的先决条件。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的进程中, 应把持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比例协同发展, 避免顾此失彼, 形成城乡二元化僵固。城镇化是工业化升级发展和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转型的先提条件;工业化发展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基础。就世界范围看, 工业化经济发展中后期, 城镇化率水平均在70%以上。2015年, 我国的城镇化率刚达到56.1%, 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因此, 我们要通过科技创新、产业政策导向、城乡统筹整体发展等措施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而工业化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这将为升级产业构成提供较充裕的新型劳动力资源, 助力经济成长, 促进社会服务体系更加完备, 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三) 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 突破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
外部经济的传导性威胁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使其经济停滞不前。我国也面临全球经济发展的钳制, 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 会成为抵御全球经济冲击突破束缚的有效途径。因此, 我国在转变对外贸过度依赖的同时, 一定要把重点放在深挖国内市场上来。简言之, 我国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面临着一系列发展危机, 同时, 我们也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条件下的良机。不过, 特殊机会的选择与实现都需要一个稳定而广阔的内部大市场作为保障。
(四) 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 构造经济增长新型动力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重围的关键是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成长, 这就要构造新型经济增长驱动力。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 实现经济增长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投入方式, 转变为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制度创新改善发展环境的高效集约模式;二是必须走出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怪圈, 加快向绿色循环经济、节能环保经济结构转变;三是必须增强新常态下社会发展的兼容性, 提高全社会共享经济发展硕果程度, 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 从而实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五) 以完备社会服务系统为支点, 创造新型居民消费需求
一是继续完善社会服务系统。我们要争取城镇 (村) 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标准化制度全覆盖, 进一步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优化社会民政优抚救助, 使幼有所依, 老有所养;改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及企业年金制度, 加大保障房、安居房投入建设。二是继续推进医疗及教育改革。构建全国范围医疗保险跨区域结算系统, 健全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全面覆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保险, 优化、平均分配所有教育资源等, 解除居民消费身后之忧, 创造扩大新型居民消费, 加速经济流通循环。
四、结论
总之, 我们应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发展任务引领下, 以“十三五”规划为蓝图, 以东亚经济体成功跨越的经验为鉴, 积极合理运用, 力争突破收入陷阱围困, 探索顺应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新制度, 在新常态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就一定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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