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制度论文

供给制度论文（共8篇）

供给制度论文 篇1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相关评估报告指出，目前幼儿园“入园难”普遍表现为“入公办园难”，质优价廉的公办幼儿园数量明显不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此，新华社发表评论痛陈：公办幼儿园?太难进了!民办幼儿园?太贵了!幼师素质?差别太大了!

这一连串的问号和感叹号，确乎击中了广大幼儿家长的心头之痛。为什么公办幼儿园那么少，那么难进?民办幼儿园那么贵，又那么乱?若不直面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人们依然只能一茬一茬地收获一肚子苦水。

所有这些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制度供给不一样。公办幼儿园享有更多的政策照顾和财政投入，民办幼儿园却像没爹没娘一样，在现实运作中，如履薄冰，自谋出路。而这背后，又是学前教育非义务教育化以及民办幼儿园非公益化所致。

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这导致幼儿园不能像中小学那样，进行合理布局和规划，使得公办幼儿园招生数远低于适龄幼儿数量。例如，一个辖区可能有500人要上幼儿园，可公办幼儿园只能保障200人入学，大家肯定要挤破了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按照道理，民办幼儿园收费更高，本该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师资力量，但在现实中，由于民办幼儿园良莠不齐，趋利性明显，幼儿教师稳定性差，导致办学质量不尽如人意，家长更拼了命地想挤进公办幼儿园。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怎么破解这个问题呢?关键就在于制度要一碗水端平，不能厚此薄彼。哪怕当前尚未实现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化，也该对公办、民办幼儿园一视同仁，按照同等要求，实行同样的财政补贴、政策管理与制度监管。说来其实也简单，就是参照义务教育的.办法，一是将公办、民办幼儿园纳入同样的评级考核体系，按照不同考评级别拨款;二是同样按人头(生源数量)补贴经费。

民办幼儿园的收费和教育理念可以和公办有所差别，但同样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角色，各地理当为其提供无差别的制度供应。只有实现公办和民办幼儿园教育资源均衡化，才能在这基础上让其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也只有对公办、民办幼儿园一视同仁，才能更“理直气壮”地要求民办幼儿园必须按照公益性事业的定位办学。当公办、民办幼儿园具有一样的“底色”，同样具有普惠性特征，家长自然不会挤破头想进公办幼儿园。

供给制度论文 篇2

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 根据我自己到中国各地考察的结果, 我是觉得下行压力甚至比我们预期中的还大。我们把它称为“新常态”, 当然是比较正常的。从一个高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增长, 现在下行到中高速增长, 这是一个常态。那么为什么说中速呢?就是针对中国自己以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来说, 是中速增长。但是如果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 无论是欧美的发达经济体, 还是新兴经济体来说, 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很高速的。

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是明确的目标

我们对这个新常态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常态那就是稳定的增长, 如果说我们以后十到十五年, 能达到一个人均6%到7%的增长的话, 那么我们有望进入一个高收入社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 逃避中等收入陷阱, 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二战以后, 一百三五十个国家（地区）里面, 大概只有十几个国家（地区）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 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地区）里面, 大部分还是中东石油、能源类型的国家。除了这些能源类型的国家之外, 我们东亚, 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 中国的香港和台湾, 韩国和新加坡, 避免了这个陷阱。什么样的叫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

东亚社会, 日本、亚洲四小龙, 是高收入社会, 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 这些国家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然, 低发展国家也有, 亚洲国家很多, 像柬埔寨、老挝、缅甸, 这样一些国家一对比就非常清楚, 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困难大家也是看得很清楚, 不用多说。高收入社会往往是政治比较开明、开放、稳定, 政府比较清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 就是腐败非常流行, 社会不稳定, 经常出现暴力。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必须逃避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十三五”规划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我们要在五年之后, 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很清楚, 明确具体的规定, 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是7800美元, 五年之后要实现人均GDP12000美元。什么概念呢?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年必须达到6.5%的增长, 人均GDP才会达到12000美元。

另外一方面就是扶贫, 中国现在统计贫困人口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标准, 农村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 城市还有1000多万的贫困人口, 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 人均1.5美元/天的收入。如果按照国际标准, 我们的贫困人口规模更大, 因为根据国际标准是2美元/天, 如果这样算, 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所以从这个社会结构里看, 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还是很少的, 社会底层群体还是太大。

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

这个目标确定了, 那么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全面小康人均GDP12000美元, 从现在的7800美元到12000美元,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 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第二个百年是到本世纪中叶, 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收入社会, 我觉得那个阶段比较困难一点, 比接下来五年还要困难一点。虽然现在经济下行, 但是我觉得, 也没有必要很多的悲观, 也有好的方面。

举个例子, 第一, 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这个非常重要。从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 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家如果去其他国家, 哪怕是欧美发达国家去旅行的话, 会发现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可能是世界上一流的。

第二, 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 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 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 现在大家一般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制造业基地, 光是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样一个基地。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 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发现, 包括印度, 如果今天我们去印度看看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行, 更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

第三, 中国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做得非常好了, 人力资源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从文化上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中国有传统几千年的商业文化。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 这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有这个讨论, 为什么早期发展的发达国家（地区）, 都是新教伦理圈, 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经济体,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五个经济体, 成为高收入社会。中国当然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尽管“五四”运动以来, 我们做了很多反文化的运动, 但是随着中国文明的自觉, 文明的复兴, 中国越来越像传统的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的国家。文化的要素, 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 因为比较软,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

从微观方面的一些经济形势来看, 也有好的地方。中国已经很快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部消费的经济体的转型, 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 十八大反腐败以来, 政府部门的消费, 也就是“三公”消费, 现在几乎是非常小。现在不仅政府部门自己消费减少了, 政府跟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总体来说, 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很快提高, 这表明民间的消费增加得很快。

第二方面, 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因为以前人口基数很大, 发展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 甚至从各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 就业市场是他们最担心的。温家宝总理那时候提出保8的口号, 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 就会产生社会稳定的问题。现在尽管经济下行, 但是就业市场还是有改善的。

第三方面, 新兴产业也在兴起, 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我们现在感到比较悲观的就是有些产业, 尤其是传统产业不作为, 尤其是房地产, 因为以前房地产对中国的经济作了很大贡献, 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 当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 因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去了, 所以造成了以前的钢铁、水泥等这些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大家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看看, 会发现低端制造业发生了很大问题,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很多产业开始从中国往周边其他国家转移, 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还有农村这一块, 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农村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 农业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但是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的。

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是非常大的, 什么潜能呢?中国的经济潜力非常大。中国的消费者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 买大米等农业产品, 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韩国、台湾农业产品的最大的外销市场。无论是电饭煲、马桶盖还是农业的技术, 我们是有的, 中国是很容易做出来的, 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当然如果要做欧美的那些名牌服装、名牌包包, 可能需要很长的历史, 但是技术类型的这些产品, 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只是我们不够重视, 是产业升级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 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从这个角度来说, 现在政府提出来创新, 怎么通过创新来触动下一步的改革。一般理解, 好像创新只是一个技术的创新。我自己觉得, 我们不能把创新狭义理解为技术的创新,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讲到这一点, 我也非常赞同, 他把制度创新也包含到创新里面, 是创新的一个方面。

最近提出的供给侧改革, 英文是Supplyside。供给侧改革, 我的理解就是要提供新的制度供给, 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大家还是理解的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 当然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也很重要, 我刚才举的例子, 技术供给, 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 但是提供不了技术, 所以通过技术的供给来发展经济。我觉得这个供给更需要制度的供给, 制度供给非常重要。

供给侧改革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的既得利益的阻碍, 中国的改革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 老的利益就是既得利益。要是在没有新利益的情况下, 要改革既得利益, 突破旧利益的阻碍, 也是很难。你要改革老的利益, 是需要成本的, 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 培养新的利益, 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 这些旧的利益、旧的体制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供给侧改革的提法非常好, 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经济层面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经济政策层面, 也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我们金融自由化很重要, 金融自由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案, 但是我们现在过度金融化。很多省的实体经济下行, 但是金融经济在上升。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 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 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因为本来金融自由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实体经济, 但是因为金融这个部门太能赚钱了, 大量的钱反而从实体经济转向了金融经济, 这个趋势我觉得是不健康的, 是不好的。

一般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因为缺少资本, 当然很多中小企业发展确实是缺少资本, 但是也有很多中小企业发展不是, 主要是缺少投资空间, 而不是金融。实际上, 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的国家, 即使在国有银行拿不到钱, 但是如果这些民营企业能找到很好的投资空间, 他们投资并不是很困难, 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引入外资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说, 国有企业改革还要深化, 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自己不作为, 但是大量的投资空间还是被国有企业占领着。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出来了, 分成几种, 一个是商业性的, 就是竞争性的, 一个是公共服务部门, 一个是垄断方面。如果是公共服务部门和垄断方面, 国有企业还可以继续大作为, 要做强做大。我觉得竞争性方面, 国有企业应当退出来, 把大量的投资空间让给民营企业, 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方向。

但是现在很遗憾的就是, 大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有些想法不正确。企业就是企业, 国有企业就要赚钱, 不赚钱就要倒闭。现在有一些思想不解放的, 或者比较左的人, 往往把国有企业跟国家命运、跟执政党命运绑架起来, 这不是好现象。一家、两家、三家国有企业倒了, 国家不会倒的, 执政党也不会倒的。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个东西不要过分的意识形态化。

中国养老金制度供给不足 篇3

同时，基本养老金一枝独大，第二支柱发展滞后，第三支柱尚未建立，也是中国养老金体系的一大问题。2014年，美国的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部分有2.8万亿美元，第二支柱的职业养老金部分有15.18万亿美元，第三支柱的个人退休账户的养老金规模为7.44万亿美元，三者相加共25.4万亿美元，三大支柱占养老金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11%、59.7%和29.3%。相比而言，我国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部分拥有3.1万亿元，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部分只有0.77万亿元，第三支柱的个人税延养老金至今为零，三者相加共计3.87万亿元，三大支柱占养老金资产的比重分别为80.1%、19.9%和0%。

我们总听说美国人不存钱，中国人爱存钱，中国储蓄率太高，消费太少，而这组数据恰恰告诉我们，美国人在养老方面制度化地存了一大笔钱。

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主要是制度上的困境，虽然我们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做了很多探讨，但是现在依然是现收现付制，没有真正实现改革的初衷。尤其是我们的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仍在增加；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实，缴费率不高；我们的基础养老金待遇政策需要调整，否则将对实现全国统筹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我们基本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问题也不容回避。

那么，要如何才能走出制度困境呢？我们的思路是从现在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转为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我们希望第一支柱实现统账分离，建立起真正的第一支柱。我们的第一支柱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的制度，需要精算平衡，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多缴多得。但是，第一支柱体系的建设完善，最重要的是要有合理的再分配机制，要保基本，保证养老安全。

关于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我们希望可以分离出来，个人账户养老金可以和现在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合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第二支柱的职业年金。我们可以把强制性和自愿性相结合，提高养老金替代率水平。我们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社保基金在运作中的成就。

此外，我们还应该加快第三支柱体系建设，即个人税延的养老金制度。

总的来说，我们构想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统账分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我们要社会统筹，完善个人账户。怎么完善？我们认为就是要统账分离，各司其职，各个支柱完成各个支柱的任务。

具体而言，在第一支柱的构建中，要做实缴费基数，真正按照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实现缴费，完善缴费记录，实现宏观精算的平衡。第二支柱平稳整合起步，完善政策支持，规范投资体制，共享发展成果。而第三个支柱应该是，个人自愿建立，税收政策优惠，委托机构运行，实现有效补充。

这样一种制度架构，它有助于应对老龄化风险，减少未来第一支柱养老金缺口的风险，并且可以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正实现养老责任的共担，有助于实现再分配和激励性的兼容。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建设完善多支柱保险体系的同时，我们要重视投资增值，少增加参保者的缴费负担，通过资本市场的运营、投资的增值，来保障在职者的平衡负担。同时，还要注意尽可能和现有制度衔接，实现改革成本最小化。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供给侧改革 篇4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它背后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减开支、减管制、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

供给学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是一个简单的描述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模型，意在说明，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供给学派重视发展生产，凯恩斯主义主张刺激消费，由于知识立场的分歧，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完全对立。供给学派主张给企业减税，恢复企业活力；凯恩斯主义主张民众多掏腰包，必要时政府帮忙消费。供给学派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那样是稀释纸币，不利于储蓄；凯恩斯主义则一再鼓励央行放水，恨不能将利息降至负数。中国人素以高储蓄闻名，在前者眼中是经济发展的后劲保证，在后者眼中却是阻力。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逐年平衡预算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虽然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减少，反映了供给学派“劫贫济富”的性质。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改革（或供给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供给侧改革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三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制度的变革与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短期的政策调整。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一则形成新主体，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企业家、创业者等在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同时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二则培育新动力，即通过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通过全面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三则发展新产业，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及时淘汰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让市场及时出清，避免资源浪费，及时化解经济泡沫，避免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等。推进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长效果，特别是在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四万亿投资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和释放流动性等手段，拉动“三驾马车”来实现经济增长，属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许多城市的房价已大大超过多数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35.7%，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线。这促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要追求的发展是综合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权益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能源、保护环境，而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资源能源、保护好环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是发动“三大发动机”，即推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而推进供给侧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故推进供给侧改革可以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供给侧改革的定义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

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供给侧改革理论并非始自供给学派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绝非始于供给学派，只不过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管理政策而已。

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将供给管理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多数确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张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比它要丰富得多。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影响：2015年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国FOMC利率决策0.25%-0.5%，预期0.25%-0.5%，前值0.0%-0.25%，这是美联储2006年以来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维持0%利率已长达78个月，超过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复苏期。

供给侧改革 篇5

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习近平强调，推进供给侧改革，“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习近平提出这四个“不能”，是对供给侧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深刻阐述。

供给侧改革有多重要？

习近平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判断一针见血：“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形势所迫，是问题倒逼的必然选择。改革攻坚，这个坎必须跨过去。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变化的节点，长期的发展积累了庞大的经济总量，基数抬高，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已经不可重复了。中国经济正进入呈L型走势的中高速增长时期。这一阶段必须坚持把改革发力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上，在保持总量增长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

随着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而各种矛盾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发展存在诸多短板，出现结构性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关系，在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的同时又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是让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一项重大举措。

习近平指出，国内经济现在面临“四降一升”。结构性改革必须进行，而重点就在供给侧。

当前的问题主要是传统门类生产过剩。传统门类出现生产过剩不是因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已不能满足需求的变化。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有的农产品生产缺口很大，而有的农产品增产则超过了需求增长；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上。

这种结构性问题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必须改善供给结构，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不断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性战役。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习近平说得很明确，就是改结构。习近平特别强调，“结构性”三个字十分重要。

习近平说，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西方供给学派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

习近平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我们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改革的内涵是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断让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让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在互相推动中实现经济发展。

习近平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供给侧改革怎么改？

改革的要点就是在具体工作中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

权威人士指出，去产能，要加大各种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去杠杆，要在宏观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观上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去库存，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降成本，就要把整体税负降下来，把不合理的收费取消掉，把行政审批减下来。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的体制机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能削弱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而且要把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结构调整优化。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发挥带头作用，模范执行各项改革决策，成为改革的主力军和先行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把新的发展理念体现到政策制定、工作安排和任务落实的各个方面。

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居于首位，习近平强调，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不断创造供给能力。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创新能力不强，被习近平喻为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他指出，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习近平指出，要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这十二个字可谓创新之“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一个系统设计，每项任务都很吃重，各项任务之间有关联互补作用，要统筹兼顾，动态优化，积极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都需要贯穿始终。

能量的供给 篇6

小儿机体对能量的需要可分5个方面：

1、基础代谢所需

为在清醒、安静、空腹状况下，处于18~25℃环境中人体维持基本生理活动所需的最低能量。基础代谢率是指在每单位时间每平方米体表面积人体基础代谢所需的能量，婴幼儿相对较高，比成人约高出10%-15%，其基础代谢所需能量约占总能量的53%-60%。每日每公斤体重所需基础代谢能量在1岁以内婴儿约需230kJ(55kcal)，7岁时需18Kj(441kcal)，12―13岁时需105―126kJ(25-30kcal)。婴儿时期脑与肝所需能量比成人所占比重为大，而肌肉所需能量则比成人相对为小。

2、生长发育所需

此为小儿所特有，因小儿处于不断生长发育中，体格增长，各组织器官逐渐成熟均需能量，每增加1g体重约需能量21kJ(5kcal)。若能量供给不足，即使生长发育缓慢或停止。第1年生长发育高峰和青春期生长进入第2高峰时，能量需要都大大增加。婴儿期用于生长发育的能量为每日每公斤体重126~167kJ(30―40kcal)，占总需要能量的25%-30%。

3、食物特殊动力作用(specific dynamic action，SDA)

指摄入和吸收利用食物时，可使机体的代谢增加超过基础代谢率，如摄入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可分别使代谢增加30%，4%和6%。此种特殊动力作用约维持6―8小时。因蛋白质SDA最高，故婴儿此项能量所需约占总能量7%-8%，而食混合膳食的年长儿则仅需5%。

4、活动所需

此项能量所需与身体大小、活动类别、强度和持续时间有关。小婴儿除啼哭、哺食外活动较少，时间又短，故消耗能量相对较少;爱哭闹、醒觉时间长、活动多的小儿，此项能量需要可比安静者高出3―4倍。一般约每日需62―84kJ(15―20kcal)/kg，随年龄增大，活动量加多，此项能量需要也大大高出婴儿，12―13岁时约126kJ(30kcal)。

5、排泄损失能量

食物不能完全消化吸收，残留部分排出体外，代谢产物也须从体内排出。通常摄食混合餐的婴幼儿这部分损失约占进食食物量的10%，即每日失能量33-46kJ(8-11kcal)/kg。当有腹泻或胃肠道功能紊乱时可成倍增加。

供给制度论文 篇7

一、农村职业教育制度供给与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

从制度上看,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制度供给与制度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 制度供给主体:

利益相关者缺位。农村职业教育是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的事业, 它的发展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与智慧。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 制度的生命力绝不仅仅来自于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政府, 还来自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 这就要求制度及其变革必须考虑每个利益相关者的权益[1]。目前, 农村职业教育的制度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 而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学校、用人单位以及学生、学生家长在职业教育制度供给上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农村职业教育的微观制度上, 在培养计划、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实习管理等方面, 在制定相关制度时, 用人单位、学生家长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参与。

对于农村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 就业问题往往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有效、规范的实习制度对于学生顺利就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表示, 与实习相关的《实习协议》、《实习计划》、《实习管理办法》等制度的制定, 他们都没有参与。这往往导致这些制度的适切性不强, 容易流于形式而无法发挥应有的规范、引导作用。

近年来, 许多用人单位反映, 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学生在专业技能、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很大不足。当然, 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众多, 但是, 学校缺乏与用人单位的沟通与合作, 在制定学校的培养计划、课程设置、实习管理、实习计划等方面的制度时, 用人单位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的缺位也是重要原因。这导致用人单位无法将自己的需求反映到学校的培养与管理制度中去, 学校也无法很好地了解用人单位的需要。

2. 制度供给方式:

自下而上与内生型供给方式缺乏。制度供给方式可以按照层级分为自上而下的方式与自下而上的方式;可以按照供给主体的不同分为外生型的方式与内生型的方式。对于农村职业学校来说, 他们所遵循的制度, 大部分属于自上而下与外生型的制度, 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支持奖励评审试行标准》等。而对于农村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 他们所遵循的制度主要是由学校自上而下制定的。自上而下与外生型的制度往往适切性不强。例如, 政府为了鼓励用人单位积极吸纳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顶岗实习, 制定了《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但用人单位普遍反映这个制度虽然有良好的初衷, 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 在经费报销条件与程序方面作了不少限制, 从而导致他们难以享受到政策的优惠。

3. 制度设计:

分散而缺乏相互支持与配合。农村职业教育事业是一项涉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企业、行业、学校、学生等众多部门、单位和个人的综合系统的工程。由于涉及的部门、单位和个人非常多, 又缺乏相应的综合协调机制, 致使各个部门和单位在制定涉及农村职业教育的制度时, 往往缺乏相互沟通与联系, 加上部门之间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上的权利、责任与利益不相等, 所以往往容易导致政出多门, 制度分散, 相互之间缺乏支持与配合。这不但导致作为制度执行主体的农村职业学校往往难以适从, 而且阻碍了制度体系的整体功能的发挥。更严重是, 缺乏支持与配合的各个制度不但会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 而且往往还容易阻碍某些制度自身功能的发挥。

二、农村职业教育制度供给方式的变革

1. 制度供给主体从单中心到多中心, 充分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农村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 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的缺位都不利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的用人单位是农村职业教育的直接受惠者, 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质量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属于处于劣势选择地位的利益相关者, 在制度的博弈过程中话语力量微弱, 常常是“沉默的大多数”[2]。他们接受职业教育所获得的职业技能, 他们接受职业教育后的就业和发展前景, 将直接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如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成为当前“影响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20个重大问题”之一的原因。学生家长的认可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为, 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决定着自己孩子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以及接受何种职业教育。

当前, 作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的用人单位、学生、学生家长, 在关系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上的缺位, 直接影响到农村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将用人单位、学生、学生家长纳入到制度供给主体中来, 改变当前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单中心的制度供给方式, 充分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与建议, 形成多中心的制度供给方式, 才能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具适切性的制度。

2. 制度供给方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内外沟通, 增强职业教育制度的执行力度。

当前, 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的宏观制度, 例如,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 其供给方式往往都是自上而下产生的。一些微观的制度, 例如, 培养计划、学生日常管理、实习管理等制度, 也是自上而下的———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说。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方式容易产生僵化、一刀切的弊病, 也容易产生对制度的认同问题, 从而导致制度得不到认真执行。

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来说, 制度供给方式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内外沟通, 因为, 外生型制度一般都是宏观的、原则性的, 无法对所在地域、办学条件、发展历史各不相同的农村职业学校进行具体的具有适切性的指导。而自下而上的内生型制度往往更具适切性, 而且更容易得到积极、认真的执行。这需要不同农村职业学校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的办学积极性, 充分重视内生型制度的建设, 从而发挥内生型制度的自我规范作用。

三、农村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的思路

制度往往是作为制度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来发挥作用的, 只有当制度系统的各个制度能够相互配合、支持时, 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而其中具有独立功能的制度也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1. 发挥规范制度的功能, 引导农村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规范制度主要发挥规范与引导作用。它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办学的宏观要求;二是农村职业学校在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的基础上, 基于自身办学实际情况对自身的发展方向与办学过程的自我规范。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规范制度的供给, 要改变当前这种由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包办的做法, 要使用人单位和农村职业学校也成为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供给主体。宏观的规范制度主要是提供方向和基本要求, 而不作具体的指导和规定。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如法律、法规、条例、规则、章程、决定等,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是这种类型的制度的代表。

农村职业学校需要对自身的办学进行自我规范与引导。建立学校层面的规范制度, 需要将学生家长、学生、用人单位纳入到制度供给主体中来, 利用他们的智慧, 听取他们的意见, 尤其是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培养方式等方面。学校层面的自我规范制度, 是内生型制度, 它的产生应该以自下而上为主。

2. 加强支持制度建设, 保障农村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支持制度从制度供给方式来看, 是以自上而下、外生型为主, 其制度供给主体是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这主要是由职业教育的公共性属性所决定的。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现状来看, 支持性制度的保障力度在逐步加大。在投入方面, 政府近年来大幅度提高了生均投入标准, 建立了完善的贫困学生资助系统。此外, 政府还规定企业必须实施职业教育和职工培训, 需要承担相应的费用及具体的比例。在就业准入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在就业前或者上岗前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的制度”。

加强实践环节是当前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 但目前缺乏针对学生顶岗实习的劳动保障制度, 因为学生顶岗实习具有教育和用工的双重属性, 加上很多学生实习时未满18岁, 导致《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学生实习的保障力度不够。另外, 针对职业教育学生的安全、医疗等方面的支持制度亟待改进完善, 因为职业教育学生需要进行顶岗实习, 这期间的安全和医疗问题需要制度性保障。当前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 信息的获取、交流是制度构建的重要内容。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需要以制度的形式为其提供可靠的信息获取、交流的平台和渠道。尤其是针对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学生实习与就业方面的信息, 将直接关系到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与可持续性。

3. 发挥激励制度的作用, 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动力。

与支持制度主要目的在于为农村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般性、普遍性的支撑条件不同, 激励制度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荣誉、奖励、税收优惠等方式调动用人单位、学校、社会力量等主体的积极性, 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多元办学格局的关系, 既要强调政府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中的责任, 又要强调办学主体的多元化[3]。激励制度的供给主体, 随激励对象的不同而不同。针对用人单位的激励制度的供给主体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同时, 也应该将用人单位纳入到制度制定过程中来, 才能制定出更具适切性的制度。当前,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和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由于规定企业接收实习生的实习报酬需要企业与学校签订固定期限实习合作协议, 需要企业到省级财政部门申请、审核经过多道程序后才能扣除, 这导致制度执行的费用过高, 使众多接收实习生少的中小企业难以真正得到优惠。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制度供给上, 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用人单位没有发挥作用。

社会力量是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激励制度, 通过给予荣誉、奖励、税收优惠等, 使社会力量、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村职业教育事业中来, 是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农村职业教育是准公共物品, 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因此, 改变国家包办农民职业教育的局面, 实行市场化运作是可行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旦其他利益群体进入农村职业教育市场, 目前投入不足和需求脱节的困境将会有大的改观[4]。目前, 我国针对社会力量办学的一系列法律、政策、制度, 总体上, 对激励社会力量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投入的作用不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由政府单方面制定的激励制度的适切性不强。改变这种状况不但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优惠力度, 更需要将社会上对教育事业热心的人士纳入到制度制定过程中来。

4. 健全协调制度, 调动集体力量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涉及学校、家庭、行业、企业、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等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 它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统筹规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建立农村职业教育的协调制度, 目的在于使利益相关者能相互配合、协调, 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与智慧, 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协调制度的制度供给主体应该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制度关联理论认为, 只有各项制度相互适应、相互配合, 才能使整个制度系统和谐、有效地运行[5]。农村职业教育协调制度的主要形式是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它的主要功能:一是在制定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规范制度、支持制度、监督制度、激励制度时, 充分发挥民主的力量, 听取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与建议;二是促使农村职业教育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和配合, 促使教育、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经贸、财税和发展规划等部门, 合理统筹和分配职业教育资源, 协调各相关部门的利益, 对职业教育发展进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 避免各相关单位各自为阵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相互掣肘现象。

5. 强化监督制度的执行, 确保农村职业教育制度与政策落到实处。

监督制度在农村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规范制度、支持制度、激励制度等其他制度的落实力度, 并且监督制度还可以起到反馈作用, 为进一步调整和规范其他制度提供信息。

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公共性属性, 因此, 农村职业教育的监督制度的制定与落实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外生型的制度。但是, 这绝不应该意味着监督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仅仅是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事情, 我们需要改变目前这种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独揽监督职能的现状, 将社会力量纳入到监督环节中来。尤其是需要将用人单位和学生纳入到监督制度的构建与执行中来。监督制度也不应该仅仅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下级农村职业学校的监督。在学校层面上, 还应该建立学校的自我监督制度, 这种内生型的监督制度的建立及其执行, 可以更快地找到问题, 以便于学校更加及时地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2]贾建国.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9, (30) :15-17.

[3]喻国良.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五对关系[J].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4) :63-64.

[4]杨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 2008, (31) :59.

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的制度建设 篇8

关键词 农民工培训；制度建设；制度结构；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0-0076-05

“十一五”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行下，我国农民工培训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尽管如此，农民工培训“无效供给”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1]。如何实现农民工培训的有效供给，让好政策取得好效果，已成为当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的焦点问题。制度是一切社会行动的关键资源，因此，农民工培训的有效供给应着眼于制度建设。

一、制度结构理论概述

制度通常被视为“行为规则”，可以被区分为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制度安排是指管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准则”[2]，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制度结构也称“制度构成”，是指一定区域内所有制度安排耦合而成的制度系统。

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外部性内部化，外部性内部化的程度决定制度效率的高低。任何一项制度安排，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但制度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一项制度安排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该项制度安排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还取决于其与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融合程度。因为，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必然联结着其他制度安排，内在地“嵌入”共同的制度结构之中。从这层意义上讲，任何制度安排都是一个函数，任何一项制度安排的变迁，都可能引致其他制度安排乃至整个制度结构效率的变迁。

由于各项制度安排的引致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必有一项或一组制度安排引致的结果最为重要，称之为核心制度安排（简称为核心制度）”[3]，其他引致作用相对较弱的制度安排，称之为“配套制度安排”（简称为“配套制度”）。换言之，一个具体、复杂的制度结构，可以逻辑地划分为两个重要性程度不同的制度子系统：“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制度是一种结构性存在，制度建设应从整体论、系统论出发，既要加强核心制度建设，也要关注配套制度建设，以不断优化制度的整体结构；同一制度结构内部的具体制度安排之间具有关联性，因此，制度建设应注重各项具体制度安排的同步变革；由于一些制度变革需要较长时间且变迁成本巨大，如果在一个较短时段内难以对各项制度安排进行同步变革，则应重视“多米诺骨牌”的战略效应，首先对那些在制度结构中起关键作用的制度安排和处于基础地位的“核心制度”进行变革，以实现制度结构整体优化的阶段性目标。但这种阶段性目标是暂时性的，还需要通过长期、持续的制度变革，最终实现制度结构的整体优化与效率最佳。

二、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的制度建设

从制度结构出发，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的制度建设，应涵盖农民工培训的“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而它们又分别包含一系列关联性的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制度安排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但限于篇幅，本文仅论及一些较为重要的正式制度。

（一）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的“核心制度”建设

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的“核心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保障农民工培训活动实际开展，并直接影响培训效率的一组制度安排。其主要包括农民工培训的管理制度、经费投入制度、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督导检查制度。

1.建立农民工培训的归口管理制度

2003年9月，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联合出台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对农民工培训种类和规模提出了具体的指标要求，培训任务十分艰巨。为此，国家有关部委与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积极开展或主动参与了农民工培训工作。目前，我国农民工培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培训规模巨大。但是，在农民工培训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管理上的困难和混乱，其典型表现为：一是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多头管理。从中央政府部门开始，就有很多部门参与农民工培训管理，如农业部、人保部、全国总工会、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妇联、共青团、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等[4]。与之相对应，地方对农民工培训也呈现出“多头管理”的局面。在同一层级，互不隶属的政府职能部门按照各自权限，分别对农民工培训实施了“条块分割”式的“平行管理”。这种“多头管理”导致农民工培训工作“人人可以管，事事无人管”的混乱局面。二是农民工培训经费和培训主体的剥离。农民工培训的实施主体主要有企业、培训机构、职业院校等，一般情况下，培训经费通常与培训项目捆绑在一起，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掌管导致了“有经费的不搞培训，搞培训的没经费”的局面。培训机构能争取到多少培训经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政府的亲疏关系和单位负责人的“公关能力”，这导致了培训经费的不合理分配和低效率使用。

要彻底根治这种管理乱象，就必须建立农民工培训的“归口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设立国家、省、市（地）、县四个层级的管理机构，对农民工培训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和区域协调（包括区际间协调和区域内协调）；二是规定区域培训项目管理办法，把不同来源的培训项目统一纳入“区域农民工培训项目目录”，进行集中管理；三是对农民工培训机构，不论其办学性质（公办的、民办的或公私合办的）和办学形式，归口管理部门均需对其办学资格和办学行为进行审查、监督和指导；四是在整合区域培训项目的基础上，按照培训任务的大小和培训成本的高低，合理配置农民工培训经费，克服目前培训经费的分配弊端，提高整体使用效益。

2.健全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投入制度

经费不足一直是制约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的重要因素。例如，目前在农民工培训中，单就培训机构的支出成本，焊工、车工培训人均最少需2000元以上，而政府实际给予的培训补助约为600元；厨师培训最少需3个月，人均培训费用保守估计在1300元以上，而政府实际给予的培训经费补助约为500~700元[5]。如果计入培训期间的生活开支，以及因参加培训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培训成本则更高，培训经费的实际缺口也更大。尽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投入农民工培训经费的总量不小，但与巨大的农民工培训规模和培训实际支出相比，依旧显得捉襟见肘。面对培训经费不足，不少培训机构采取了“偷工减料”的方法，即不顾农民工培训的个人需要和市场需求，只向农民工提供一些技术含量低、成本小的职业培训，如，家政、缝纫工、电脑操作、保安、服务员等，导致了培训的严重供需失衡。综合考虑农民工培训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农民工的“积贫积弱”特点，国家应建立以政府为主体，企业、社会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农民工培训经费投入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对培训经费的投入责任和分担比例；具体培训项目经费的预算与分解办法；培训经费拨付与结算的原则、程序与方法；鼓励社会捐资农民工培训的优惠措施及资金管理办法；企业提取、管理和使用农民工培训经费的具体规定；企业参与农民工培训的补偿和奖励措施等。

对于农民工培训的公共财政投入，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采用“培训券”的形式，改变以往在农民工培训活动开始前即全额拨付培训经费的方式，即采用由农民工自己购买或后期由政府集中购买培训产品的“商业式拨款”，从而提高公共财政经费的使用效益；对于社会捐资、企业出资的农民工培训经费，则应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出资主体的意愿，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农民工培训活动。

3.完善农民工培训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职业资格证书不仅是学习者具备职业技能的重要凭证，也是劳动者社会流动的有效通行证。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已经成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重要内驱力。当前，我国农民工培训普遍存在证书名目繁多、证书重叠、证书贬值等问题，既降低了农民工培训的社会信誉，也影响了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热情。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培训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为农民工培训提供“出口”保障。

农民工培训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依托行业协会，以职业能力为核心制订职业资格标准；依据生产技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及时更新职业标准和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尊重农民工学习特点，建立与农民工职业培训课程证书、继续教育学历证书相互联系和相互转换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社会认可度；推行“农民工培训学分制”，使农民工以前的工作和学习经历，能转换成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的对等学分；改革现行的职业资格认证方法，提高现场操作、技能演示等实践考核的比重，实行教考分离，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含量和使用价值。

4.强化农民工培训的督导检查制度

缺乏监督的行为容易偏离正轨，同样，缺乏督导检查的农民工培训也容易“出位”[6]。因此，要促进农民工培训的健康发展，必须强化对农民工培训的督导检查。

结合农民工培训现状，农民工培训督导检查的制度建设，应重点抓好如下工作：设立督导检查机构，明确其职责权限，使督导检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督导检查队伍，提高督导检查的科学性和针对性；采用重点督查与常规督查相结合的方法，使督导检查工作贯穿于农民工培训活动的全过程；建立农民工培训的台账制度和公示制度，让农民工培训接受广泛的社会监督；为提高农民工培训督导检查工作的公正性、公开性和透明度，应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积极介入其中。

5.建立农民工培训的城乡统筹制度

当前，农民工培训大致包括转移前的引导性培训、转移后的岗位培训和创业培训三部分。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引导性培训是在其流出地——农村进行的，而岗位培训和创业培训则主要是在其流入地——城镇进行的。城乡统筹发展是农民工培训制度建构的时代背景，其要求建立农民工培训的城乡统筹制度，整体思考和系统筹划农民工培训工作，实现农民工培训“职前职后一体化”。

“农民工培训的城乡统筹制度”建设，应主要包括如下工作：以区域为单位，在农民工主要流出地（农村）和主要流入地（城镇）之间建立区域协作关系，共同制订农民工培训的长远规划；在同一区域内（从我国城乡经济特点和行政区划特点看，地级市应是城乡统筹发展比较合适的区域单位），打破城、乡区位分割观念，对农民工培训网点进行合理布局；统筹安排区域培训经费，对农民工培训给予重点扶持；整合流出地和流入地教育资源，因势利导，扬长避短，让具有不同办学优势和特色的培训机构，承担相应的农民工培训项目。

落实“农民工城乡统筹培训制度”需重点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制度实施的具体方式。从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实践看，“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定点培训”、“合作培训”、“分段培训”等，是实施这一制度较为适切的方式。在农民工培训中，这些培训方式的运用，一般应与具体的培训工程、培训项目相结合，并充分体现农民工培训“短、平、快”的特征。二是克服农民工培训中狭隘的地方保护思想，积极培育开放的农民工培训市场，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培训资源。

（二）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的“配套制度”建设

制度结构的整体特征表明，同一核心制度辅之以不同的配套制度耦合而成的制度结构的效率具有差异性。因此，农民工培训的有效供给，既要关注核心制度建设，也要重视配套制度建设。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的配套制度可以理解为，保障农民工培训顺利进行，并对农民工培训活动产生长远、间接影响的一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

1.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放宽对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政策限制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体制基础[7]。这种逆向的户籍制度安排把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划分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不同的户籍身份象征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二元户籍制度直接把农民工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使农民工成为漂泊在城市的“农村人”。

随着城乡统筹的逐步推进，以及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政府应尽早有序放宽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政策限制，让农民工根据自己的生活和就业意愿，自由落户城镇，拥有合法的城镇户籍身份。这一方面可以使农民工从融入城市生活需要出发，加深对职业培训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能较好地利用优质、丰富的城市教育资源，推动农民工培训蓬勃发展。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采取如下举措：由点到面逐步放宽对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政策限制，直至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放城镇户籍管理权限，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消除户籍身份歧视；逐步放宽跨区域户籍迁移限制，鼓励农民工“带资入户”；对具有技术专长的农民工落户城镇给予特别照顾和帮助，充分发挥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和示范效应。

2.一视同仁，建立无差别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对农民流向城镇约束的松动，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作为我国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却因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没能公正地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其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在住房、就业、医疗、养老、失业救济、子女就学等方面，不能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普遍存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权益不对等关系，难以有效维权；一些地方政府和用工单位对农民工长期存在“隐性歧视”，或对农民工加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设置障碍，或有意降低其社会保障标准等。

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生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通常要比城镇居民承受更多、更大的生存压力。在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首先面临的是工作问题、生存问题，这也是导致农民工培训“工学矛盾”突出的深层原因之一。为此，必须建立与城镇居民无差别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尽可能为农民工培训舒解外在压力。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可重点采取如下举措：贯彻平等观念，为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强政策建设和制度供给，切实解决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问题；以流入地政府为责任主体，强化政府责任意识，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应尽义务；加强执法检查，使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得以严格执行。

3.平等对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

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关联，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同样面临制度性障碍，主要表现为：与解决城镇职工就业的力度相比，国家和地方政府解决农民工就业的力度明显偏小；农民工主要在加工制造、建筑、搬运、家政等“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不但就业面窄、报酬低，且与城镇职工相比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度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报告》[8] 显示，有86.9%的农民工在个体、私营和集体企业就业，有超过60%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就业合同，农民工维权困难重重；一些城镇为降低城镇职工失业登记率，通常会抬高农民工的就业门槛，迫使城镇企业优先招聘城镇下岗职工等[9]。

多数农民工参加培训，是希望通过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从而较好、较快地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不公平的就业制度，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工培训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

为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就业制度，需要采取如下措施：彻底打破城、乡地域界限，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市场；建立农民工就业统计制度，及时掌握农民工的就业动态；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偏见，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畅通农民工就业渠道，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创业；大力推进就业准入制度，通过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

总之，从制度结构的分析视角出发，既要重视农民工培训的具体制度创新，更要重视整体制度结构的优化，以制度建设保障农民工培训的有效供给。

参考文献

[1]王春林.农民工培训问题探析[J].继续教育研究,2009(11):51-53.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37.

[3]曹元坤.从制度结构看创设式制度变迁与移植式制度变迁[J].江海学刊,1997(1):37-43.

[4][5]王小霞.“九龙治水”的农民工培训[EB/OL].http://blog.ce.cn/html/14-115014-366484.html.

[6]谁来根治“歪念好经”的制度缺陷？[EB/OL]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I1240325360081409.

[7]何立胜.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制度安排与创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2):57-63.

[8][9]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

Construction of Effective Supply System on Training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Structure

ZHANG Sheng-jun, NIE Wei-jin

(College of Education, Jiangsu Teach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1, China)

Abstract System is the key resource for the training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training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should focus on the building of “core system” and “matching system”. “Core system” includes the management system, the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system, the funding system and the supervision system for training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matching system” should focus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employment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