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十三个代表

一大十三个代表（精选8篇）

一大十三个代表篇1

综述: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奋斗终生者，如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其二是英勇牺牲者，如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包括李达和李汉俊。四是误入歧途型，例如离党的刘仁静和包惠僧。其五为投敌叛党者，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今期为大家详述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其中烈士、领袖、叛徒皆有例证。中共一大会址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

王尽美：王尽美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陈潭秋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李达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陈公博：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周佛海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张国焘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刘静仁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

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包惠僧：包慧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

一大十三个代表篇2

“四化”同步既符合现代化客观规律, 也符合时代特征

陈辞 (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相辅相成, 必须统筹发展, 同步推进;否则, 现代化就会走弯路, 甚至停滞不前。21世纪是信息时代, 从“三化”同步到“四化”同步发展, 比以往增加了一个“信息化”, 非常好地契合了时代特征, 这表明信息化已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信息化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 同其他“三化”之间互相促进。

刘新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四化”是一个整体系统, 工业化创造供给, 城镇化创造需求, 工业化、城镇化可以带动和装备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则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支撑和保障, 而信息化能有力地推进其他“三化”。因此, 促进“四化”在互动中实现同步, 在互动中实现协调, 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农业现代化是难点, 大力补齐“三农”短板

高广滨 (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四化”同步着眼点应该放在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上, 补齐“三农”短板, 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王常松 (吉林省松原市委书记) :到2011年, 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 但民工荒、农村空心化等问题依然突出。今后要积极推进“健康城镇化”, 从关注速度转向关注质量, 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王常松 (吉林省松原市委书记) :“四化”同步, 当前主要是解决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城乡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一是普惠, 公共服务体系能够覆盖城乡全体居民;二是均等, 即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均等化;三是一体, 形成城乡一体的制度框架。

武华太 (山西省晋城市无烟煤矿业集团董事长) :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财政支出应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 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总量,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高广滨 (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 :机制改革立足点还是以人为本。健全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机制, 应转变观念, 对农民工由排斥转向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 促进农民工向市民转变。

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篇3

1923年春，邓恩铭来到青岛进行革命活动，致力于青岛的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工人运动。8月，邓恩铭与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取得联系，组建了青岛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邓恩铭任书记。由于邓恩铭的努力，青岛党组织发展迅速，至1924年秋，青岛党员人数增至5人以上，由青岛党组织改建为中共青岛独立组，邓恩铭任组长；1925年，根据中共四大修改的党章规定，改建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邓恩铭在创建中共青岛地方组织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建立了青岛团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并任书记。

在青岛，邓恩铭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上。他深入四方机厂，通过帮助和教育，把带有封建行会性质的工人自发组织圣诞会，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青岛第一个工会组织；发动和领导了1925年四方机厂大罢工，建立了四方机厂工会和胶济铁路总工会；组织领导了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大罢工，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邓恩铭的活动，引起了青岛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1925年4月，青岛反动当局拘捕了邓恩铭。因罪名不成立，将其驱逐出境，并勒令不得返回青岛。之后，邓恩铭曾两次秘密返青，指导罢工，并把遭敌人严重破坏的青岛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从1925年8月至1928年初，邓恩铭在山东工作期间，曾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区委委员、山东区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等职务。

一大十三个代表篇4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他们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共同为世界第一大党的建成指引了最初的方向。一大会后，他们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纷纷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过早的为革命牺牲；有的成为叛徒汉奸而与我党为敌；有的脱离出党最后又回到党的怀抱；当然还有一直坚持党的最初信念而迎来最终胜利的。在路卫兵看来，由于对党认识的不同，目标理想的各异，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他们最终的人生结局也不尽相同。

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7人。

张国焘：一大的风云人物，另立中央的叛逃者。

这个主持一大会议，并在一大进入中央三人局，出任组织主任的风光人物，最后却走到了另立中央与党为敌的境地。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1年回国后，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反对北上并擅自率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并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奔了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党籍。1949年张国焘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李达：有理论之才，却无政治之能。

一大中央三人局成员，宣传主任。一大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并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受到张国焘的排挤，未能选进中央，从此淡泊明志，渐渐与党疏远。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酝酿国共合作时，李达反对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党外合作，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不满张国焘的行径，遂于1924年9月脱党。之后他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49年，李达参加并策动了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证明，李达重新入党。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会会长。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李汉俊：学者型的理论家，特立独行的革命者。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一大的筹备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家，董必武称之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2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存有意见分歧，离开了中共中央。1925年彻底脱离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1927年12月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1952年，毛泽东为其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陈公博：中共一大的懦弱逃兵，叛国投敌的二号汉奸。

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没有开完全程会议的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时，受到法国巡捕搜查，陈公博在受到盘问盯梢后受到惊吓，当夜他所住的旅馆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惊魂未定的陈公博便于第二天便溜之乎也，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回到广州后便开始与中央作对，支持陈炯明叛乱，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声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之后又在广州党组织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义务。1923年陈公博被开除党籍，1925年他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汪伪政府任立法院长，汪精卫死后，他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第二号大汉奸。日本投降后出逃日本，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引渡回国，于1946年6月被处决。

周佛海：利欲熏心最终脱党，汪伪麾下三号汉奸。

周佛海是留学日本的海外代表，一大后，他奉党的指示，参加和领导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周佛海有着强烈的个人欲望和政治野心，1923年在他毕业回国苦于找不到工作之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邀请他去当秘书。1924年冬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战爆发后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代行政院长之职，汪精卫死后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包惠僧：情绪化的性格注定了他道路上的曲折。

包惠僧实际上是替陈独秀参加一大会议的，这个被陈潭秋戏称为“暴徒”的情绪化的热血青年，在大革命时代也同样表现的狂热。一大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第三团党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之后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八一南昌起义后，包惠僧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并于1930年恢复国民党党籍，一度升任人口局局长要职。1948年离开国民党后举家迁往澳门，解放后回到北京。曾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病逝。

刘仁静：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御用枪手的最终回归。

刘仁静是一大中最年轻的代表，当时只有19岁，他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一大代表。一大后他和邓中夏一起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之后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任团中央书记。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被开除出党。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而向共产党开炮。解放后刘仁静重又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87年8月因车祸在北京去世。

为党牺牲的一大代表4人。

陈潭秋：持枪杀敌的战场英雄，宁死不屈的革命战士。

陈潭秋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持枪杀敌在疆场浴血的革命战士。一大后他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参与组织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任江西省委书记时秘密配合南昌起义。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粮食人民委员，在反“围剿”中保证了部队供给，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任中央苏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一次突围中被子弹打中右耳。1935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９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

王尽美：积劳成疾而最早离世的一大代表。

一大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山东省委书记等职。他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积极组织罢工运动，担任过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1925年8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邓恩铭：用热血演绎传奇一生。

邓恩铭一大后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山东区委、省委书记等职。1925年他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

何叔衡：默默无闻的革命志士。

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并开展地下工作。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1931年11月，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2人。

董必武：对党忠诚一生的革命志士。

一大后历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

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大的书记员，是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初期在党内几经沉浮，最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的正确思想得到认可，从而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从此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按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第十管理区落实七一大会汇报篇5

农场组织部：

农场于6月28日召开了庆七一表彰先优模大会，在会议上农场姜书记做了重要报告，场长做了重要指示，党委张副书记进行了会议总结，对今后的工作及会议落实情况做了重要部署。回到管理区后，我们根据会议精神，组织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了宣传教育，现将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一、大力宣传

我们召开了党员和管理人员大会，将会议内容传达给他们，对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解释。

1、姜书记报告对农场去年党建、宣传、纪检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今年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方案及要求；

2、场长指出抓好四件事：坚持发展大农业，搞好小城镇建设，2012年前除第八管理区外全部管理区居民搬迁至场部，十项民生工程今年集中解决自服务作风，敬业奉献，开拓创新，廉洁奉公；

3、张副书记重点强调了以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为契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创建五好党支部，争当优秀共产党员，细致讲解了五好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

4、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先进事迹，积极以先进为榜样，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团结一心，配合管理区党支部创建五好党支部。

二、结合会议精神，检查各项工作，改进不足这次会议为基层党建、宣传等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指出了我们各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1、通过领导讲话，更清楚了农场的发展思路，了解了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2、要求党员加强学习，丰富学习内容，注重学习形式，学会思考勤于总结；改进工作作风，开拓创新，廉洁奉公，努力践行北大荒核心价值观。

3、对党员领导干部争当优秀共产党员结合创先争优半年点评，客观实际，表扬成绩，对不足提出有效建议，帮助他们改进。

一大十三个代表篇6

发表人：张丽丽

时间：2013年4月19号

这段时间，我读《党旗飘飘——党的一大到十八大》这本书，有了一些感受。合上书页，我依然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我国曾经备受欺辱，自恃强大的外国人在中华大地上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欺凌中国人，还掠夺我们的领土，逼迫我们签下不平等条约……。那时，整个中国都似乎弥漫着血腥暴力的可怕红雾，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日出。但是，血与火的洗礼之下，中国没有为此而屈服。

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它一旦醒来，全世界都要为之颤抖。”当中国龙惺忪的睡眼开始感受到光芒，中国血火淬炼的精神在历史的夜空凝成永恒的星光。当太阳照耀在神州大地，凝聚汗与血的红旗在蓝天飘扬；国歌奏响，迸发出震撼世界的力量。那30年磨砺，铸就的，是祖国的无限前途和希望。

但自从党中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国的军事就有了明显的提高，也渐渐的脱离了被欺压的苦难。随着全国代表大会一届一届的召开，我国人民也渐渐摆脱了那种民不聊生的生活，经过风雨洗礼，国家正一步步走向富强。冬去春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解放思想、脚踏实地，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建设祖国，发展祖国，才有了今天繁荣富强的中国。这全都是我们伟大的党中央领导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劳！

如今，我们已经步入了新时代：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生活美满。从这“一到十八大”主要内容就能看出。在前“十一大”，大会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群是方面的问题；而后面的几次，着重讨论的内容，则是我国的改革、建设与发展。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国也日益强大。即便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国泰民安，但仍然不能忘记曾经被侵略时的耻辱，应该以此来让我们更加奋发向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曾经被鲜血、火药、温情洗礼过的国家，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才会这么团结友爱，更加的珍惜彼此、珍惜现在。我们要不忘国耻，以此来鞭策、激励我们，让这个民族更加团结，让这个国家更加富强！

一大十三个代表篇7

但他同时是一位私生活混乱, 酗酒、吸毒, 并有同性恋倾向的“魔鬼”, 对待爱人冷酷自私, 极其残忍, 曾先后有多位情人因为法斯宾德自杀。这部《十三个月亮之年》 (1978年) 就是法斯宾德因为同性爱人阿敏自杀而拍摄的自省式电影, 但他真的在反省吗?还是一切都是他的谎言?

一、艾尔维拉之死

艾尔维拉是《十三个月亮之年》中的主角, 是一位为爱变性为女人的边缘者, 1978年的德国法兰克福市, 艾尔维拉清晨的时候, 扮成男装到同性恋聚集地寻找男人, 那里的男人们出于对女性的羞惧和被欺骗的愤怒, 殴打了这个曾经也是男同性恋者的变性人。艾尔维拉回到家中, 遇到同居男友, 两人发生激烈争吵, 最后艾尔维拉被甩下男友的汽车, 妓女措拉成了艾尔维拉的倾诉对象。艾尔维拉再次回到家里, 男友已经一去不返, 她拿起一本科幻小说《被操控的世界》边读边哭。

第二天, 艾尔维拉被门铃吵醒, 她急忙跑去开门, 却发现不是男友, 而是他变性以前的妻子依蕾娜。依蕾娜是担心她变性以后被人利用而特意跑来的, 但艾尔维拉用科幻小说中的观点回敬了依蕾娜。

艾尔维拉在酒吧遇到措拉, 便向她大谈小说中的世界观念。措拉建议艾尔维拉去找心理医生, 而艾尔维拉也无所谓多个听众。医生也对艾尔维拉无能为力, 两人又去了孤儿院。年老的修女怎么也认不出面前这个女人就是当年那个叫埃温的小男孩, 而艾尔维拉却在听到自己的童年惨境时昏到在地, 措拉把艾尔维拉送回家, 并守侯了一夜。

早上, 艾尔维拉恢复如常, 去找以前的情人安东, 安东现在是很有影响的经纪人。但她没有勇气走上去和安东谈话, 而是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坐了一夜, 清晨看到一个因身患癌症而被安东解雇的职员在办公室自杀。艾尔维拉终于走进安东的办公室, 但安东却不承认认识她, 但是答应送她回家。

两个人在家中见到被人打伤的措拉, 就在艾尔维拉帮措拉找药回来之后, 却发现安东和错拉的亲密行为。艾尔维拉愤怒的换成男装, 剪去长发, 跑出家门。

艾尔维拉回到自己以前的家, 请前妻和女儿接受自己回来, 遭到拒绝。深夜, 艾尔维拉又找到曾采访过自己的作家, 再次被作家拒之门外。第二天清晨, 那个作家在自己家地下室发现了艾尔维拉的尸体。

二、法斯宾德的尝试

1. 人物中心化

作为一部个人化倾向达到巅峰的作品, 《十三个月亮之年》的片名在修辞上的隐语强烈地将“十三个月亮年”区别于“具有十二个月亮的任何一年”, 并且它将“生活受情绪强烈影响着的人们”从众生的生活之中溢出, 就像一年中的第十三个月亮溢出于这一年一样。这一隐喻在物质层面上雷同于导演随后拍摄的影片《第三代》 (1979年) 中核心的象征性道具:撞球计时器。

在悬挂着的具有磁性的五个撞球中, 总有一个撞球在脱离中。当其在一侧抛向其余四个撞球 (整体) 时, 在清脆的响声后它被纳入该整体, 同时, 另一侧最边缘的撞球弹起, 脱离这一新形成的四个撞球, 在空中停留后又弧线抛回, 撞向这新的整体, 周而复始。

个体的自喻性在此凸显着整体作为个人对立面的存在, 双方无法分离却又不可调和的必然状况是不认同的“身入其中”。通过这一意象的展现, 法斯宾德影片中单个人物主体性受挫的叙述模式作为对外界群体的社会化描述便显得极为清晰了。其中, 导演本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直言不讳的同性恋左翼批评家, 已利用了个体的区别性将社会议题转化向美学层面。法斯宾德电影在表现这一意象时, 主要的方式是人物中心化。人物中心化将观者注意力集中在主要人物身上, 他或她成为环境中诸多侧面的接触者。导演早期的影片《瘟疫之神》 (1969年) 、《R先生为何疯狂地杀人》 (1969年) 、《恐惧吞噬灵魂》 (1973年) 、《狐及其友》 (1973年) 以及中后期的《屈斯特嬷嬷上天堂》 (1975年) 和《十三个月亮之年》等影片都采用单一主人公的结构模式, 人物深陷其中的机制环境与其发生关系后, 人物主体生存意志不可实施的结果成为人物对环境封闭性承受的压抑状况表现的来源, 外部势力强大的压迫性使主角的单向度的“面对”无法参与。法斯宾德对除去主角之外而针对主角的其它角色的设置是具有其屏障功能的, 当主要人物在悲剧发生前寻求关系的建立时, 所得到的都是拒绝。这一无法建立的“面对”便是法斯宾德对主体外“环境”进行间离化描述的主要方式。

艾尔维亚遇到的拒绝又有那些呢?同性恋聚集区的男人们拒绝为艾尔维亚“服务”;同居男友嘲笑她“肥的像牛”并搬了出去;旧情人安东不但不对艾尔维亚的求好动容并且还与她的好友错拉厮混;前妻拒绝艾尔维拉回归家庭;采访过艾尔维拉的记者拒绝她的苦苦哀求, 仅为“说说话”。

这样, 艾尔维拉最后的自杀在于所有人的拒绝, 她不再是一个拥有众多社会关系的人, 而是一个粘附不到任一“生活之网”上的孤独的个体, 因此等待她的结局只有坠落。

法斯宾德也因此巧妙地回避了自己对阿敏的责任, 影射阿敏的死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冷漠, 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虚假与自私。

2. 身份无法认同

20世纪60年代末, 在心理分析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精神分析, 开始为电影研究提供一套共同的话语媒介。影片镜头被视为一面镜子, 它只是主体的一个映像。拉康描述的“镜像阶段”理论, 在麦茨《想象的能指》中关于观看关系问题的讨论得到延续性的支持。如同婴儿在镜中看到自己的映像并认同一样, 观众对银幕在知觉上的被控感令观众对其产生认同, 像一面缺少观者映像的镜子, 这种认同与婴儿在镜子中认识自己的映像一样, 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观众对电影机器上的对自身的误认。在这一电影过程里对本身的二次认同中 (因为在其它任何意义上, 除了镜像认同外, 所有的认同都被视为二次认同) , 观者基本上与摄影机认同, 其次与角色认同。

在此, 麦茨建构的关于电影放映模式中“观众主体是由电影机器建构”的论断, 呈现了观众与电影相互生产的空间关系, 像影院的每个座位一样, 主体位置是“空置”的, 只有观众在观看行为产生后和认同于电影机器时, 这一“空置”空间才具有“生产性”。

好莱坞电影机器提供的有吸引力的幻像, 使观众获得了自己统一的自主身份, 同时也被塑造成为明显一致的意识形态主体。在此情形下, 法斯宾德对于人物——摄影机——观众三者纵向关系建立中的双重窥视结构, 是针对幻想的观众认同机制进行的反向的运作, 是为了破除误认。

影片中的镜子构成影片中人物的一种认知行为, 在这里暂且称之为“第一块镜子”, 而银幕作为“第二块镜子”在观众面前的形成 (区别于影片人物自身的认同) 是对影片的“第二次认同”, 这似乎是成立的, 但当这第二次认同面对影像中同一形象的两个人像时, 该认同由于双重窥视的干扰而受阻, 我们无法将两个人物形象分开, 我们认同他/她们俩谁呢?很明显, 摄影机给予观众的是间离式的观看, 人物认知行为作为被观看内容, 他凝视着痛苦的自己, 人物与镜像的关系远远大于观众与两个人物形象的关系, 主体 (观众) 看主体 (人物) 认同, 在审慎的过程中反向的考虑自身行为, 打破了主体 (观众) 的认同。如果按照传统情节剧影片中, 观众对主要人物观念在付诸戏剧动作的表现过程中的认同情形, 观众跟随摄影机和人物进入对抗观念的反击中, 获得的意识形态功效。在此经由法斯宾德的试用, 其效果便是观众可以进入, 但结果是这一人物的动作是在“照镜子”, 一项面对自己的活动, 观众迎头赶上, 见到的不是支持自己反击活动的对方, 却是镜中的自己。况且, 当人物自身对镜中之像都无法认同时 (法斯宾德的人物面对镜子一向充满疑惑之情) , “镜中人的表演”又与观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观众主体认同在这一场景中的消失是必然的。

而后, 导演又在情节剧模式的补充下将观众拉回到戏剧化的认同之中, 当观众建立起对主角遭遇的认同之时, 他又再一次站到了镜子面前。在这一反复中, 法斯宾德避免了认同完全消失 (在这一情形下, 影片是观众无法理解的) 的危险, 而只是暂时打破凝固的观看态势, 由此更加突出观众对自身主体在电影状况下的认知意识, 这一启发适用于其他意识形态机制对个体的询唤过程。法斯宾德电影的政治意义由此可见。

影片《十三个月亮之年》中变性人艾尔维拉的戏剧性, 来源于爱上一个在二战后奇迹发家的资产雄厚的男人安东, 自己做了手术变成了一个女人, 而之后的社会生活又要求她像男人那样去生活。所以, 艾尔维拉在被同居的另一个男友开车撞倒后, 被一位友好的女人 (后来成为其好友) 的错拉扶到咖啡屋的衣帽间, 修正零乱不堪的行装, 面对着分为一块块方形镜面的墙壁, 艾维尔拉在镜中一个个凝视自己的形象便尤为令人惊异。当好友也在镜中问“他”怎么穿男装时, “他”面对着“零碎”的自己说还是穿男装好, 付钱的时候不会感到耻辱, 并且, 穿男装好找到工作, 自己想回到以前工作的屠宰场。身份的无法认同直接涉及到对镜中自己形象的质疑, “这就是我自己么”的疑问充斥于具有分裂性的块状镜面中的头像, 这不仅是人物的疑问, 也是观众通过人物的质疑而产生的疑问, “那就是‘他’吗?出了什么问题?那么我呢?”在这种疑惑中, 观众的“我”的突出不是来自于拉康“对‘我’的界定和理解全部来自于‘他者’的映像这一层镜像关系, 而是来自拉康“主体以‘他者’为基础的对自己的认识与主体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的对自己的认识两者的差别或分裂是误认的原型”理论, 是在此基础上对自身认同的一种意识, 包含了双层镜像的关系, 就是说, 人物面对镜子的行为是展示“这种误认是一种终身倾向于对自己的身份的本源做出误认的根源”, 观众则是看到这一展示开始有意识地针对其自身的误认过程。两层镜像关系的最终效果——对误认的承认和认同——是我们将如何面对我们在周身机制镜像下的误认问题的提出, 也许这就是观众对法斯宾德人物的一种认同吧, 当然也是法斯宾德对于观众的理想性的期待。

艾尔维拉在影片中的设置是一名成长于修道院的有父有母的人, 但是母亲当他不存在, 父亲也不知在何处, 但是艾尔维拉同样不能被人认养, 因为父母还没有离婚, 仅有母亲的同意是不能被认养的。从少年时期就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茫与不解, 后经过变性手术后同样对自己是男人/女人感到迷惑, 一方面不能通过女性的角色获得工作和爱情, 另一方面也同样不能以男性的角色重回自己的家庭, 得到前妻和女儿的包容。在这种身份感的缺失越来越强烈之时, 艾尔维拉只能陷入越来越深的绝望。

现实中的阿敏并没有身份的无归属感, 虽然在影片中艾尔维拉之前的职业与阿敏的职业——屠夫相同, 但阿敏并没有经历过变性手术, 也没有不被父母疼爱的状况发生, 一切不过是法斯宾德对阿敏过往“臆想”式的拼凑, 并有自己童年时没有母爱的经历。影片中艾尔维拉最后的自杀结局是可以被观众所接受的, 但现实中阿敏的自杀真的是因为以上这些来自法斯宾德的编造吗?

三、法斯宾德的真相

1. 阿敏

法斯宾德的私人生活混乱不堪, 男女关系荒诞莫名。身边的情人不断变换, 无论肤色、国籍、性别、身份, 只要他喜欢就会被他所吸引、控制。而偏偏这些情人也都为他所控制。爱玛贺曼, 为了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而甘于跟他还有他的男人三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而为了负担起当时无所事事的法斯宾德, 她甚至去当妓女赚钱, 但最后却成为法斯宾德拿来嘲弄的对象。阿敏, 一个法斯宾德觉得干净单纯的男孩, 也是谓之的最后一个情人。刚开始法斯宾德给与阿敏一切, 供他穿供他住, 但当阿敏完全依附于他的时候就开始厌恶。最后阿敏在两人曾经同居过的单位自杀, 自杀那天正是法斯宾德的生日。

而偏偏就是法斯宾德这种品行, 却能够激发出演员的准确表演。他就是要讲人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他利用自己的这个权力来诱发出演员最歇斯底里的演出。就如爱玛贺曼, 就是因为在片场被法斯宾德的凌辱, 才会在镜头中总流露出那种哀怨的眼神, 这是从演员本身流露出来的情绪所致。

那到底是由于什么导致了法斯宾德对周围人冷酷又残忍呢?

2. 施虐/受虐

法斯宾德是一个公认的施虐/受虐狂人, 由于童年时期遭受了被戕害式的孤独和母亲的忽略, 他长大后就变本加厉地予以报复, 电影就成了他这种情绪的产物。在《佩特拉-冯-康特的苦泪》里, 女秘书玛琳爱慕着女设计师佩特拉-冯-康特, 默默地为她操持着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但佩特拉从未把她当成一回事。佩特拉的女儿问妈妈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坏, 佩特拉回答:“因为她并不值得我对她好, 而且这就是她需要的方式。”法斯宾德的母亲安妮塔隐约记得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她总在儿子的影片里出现, 其实后来发现那都是些被讽刺的角色。

法斯宾德这样的性格也交不到什么朋友, 他的情人、仰慕者和同流者都被他招至“反戏剧剧团”, 一直陪伴在他左右。虽然在戏里戏外都遭受他的随意拼凑和摆弄, 却一直对相貌丑陋的法斯宾德保持着难解的倾慕, 唯一的解释——这群人都是“受虐狂”。法斯宾德已经把波德莱尔的施/受虐理论发扬广大, 用他和他的电影重新定义:虐待, 童年时代缺失爱的孩子在长大后企图吸引别人关注的一种极端方式。

这种方式首先表现为残酷。法斯宾德认为“残酷是一种屈从于需要的严格纪律。”他也不相信爱情:“爱情是一种最精良、最狡猾也最有效的社会压迫工具。”其实这些早就都写在他的第一个剧本《水深火热》里 (2003年法国人奥桑把它拍成了电影) , 法斯宾德的所有电影, 大多围绕这样剥削式的残酷之爱展开。《狐狸和他的朋友们》里, 中了头等彩票的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了富家少爷的爱情, 其实后者是想用这笔钱发展自己的印刷厂;《四季商人》里, 丈夫只有决定不再推着货车叫卖, 成为在贸易市场摆摊的小业主时, 妻子才会更看得起他。

法斯宾德是一个貌似残暴的胖子,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会将施虐者的身份迅速转化为受虐者。在惹怒别人后, 他喜欢花大手笔哄人高兴;他把一切都做到极致, 比如高效率的多产 (在17年电影生涯中里拍了摄了41部影片, 编导、演出了27出舞台剧) , 这些都是他自虐心态的表现。而这些又不可避免地与他的性倾向有关, 据他的编剧罗兰-史特-拉伯说, 法斯宾德“内心女性的成分远远超过他男性的本性”。这种内心的柔弱表现在电影里, 就是一些最令人绝望的女性命运。《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 现在看来集所有女性虐恋惨剧桥段之大全:丈夫上前线, 为了等待丈夫归来无奈出卖肉体, 为了丈夫错手杀死情人, 丈夫归家后要把她转手给老板以换取前途。最终, 玛丽娅-布劳恩选择了一种最具决绝的方式, 以开煤气的方式与丈夫同归于尽。爆炸的烟火中闪过了一系列西德历史事件的新闻片段, 令人马上对一个所谓的崭新时代产生怀疑。

罗纳德撰写法斯宾德的传记是把电影与他的生平结合来叙说的, 他也觉得在法斯宾德的电影中总能看到法斯宾德自己的身影, 他的过去、他对将来的语言、对德国社会的批判。就因为法斯宾德所经历的缺乏爱的童年时光, 他的想法是扭曲的, 或者该是与社会道德相悖的。他觉得把自己的身体出卖并不见得是多大件事, 把自己的身体出卖给那些黑人并不见得多么卑劣。他这种想法也让我想起崔子恩的电影《哎呀呀, 去哺乳》, 里面的男孩觉得把身体出卖不过是为安慰穷人, 精液就想母亲的乳汁那样哺育自己的孩子。

但罗纳德写道, 法斯宾德的这种施虐的性格, 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是个害羞的孩子、一个自卑的孩子。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正是自卑让人有一种反抗, 这种反抗是具有伤害性的, 是为了保护自己所致的。

一大十三个代表篇8

在湖北省黄冈县，有一个背山面水、含青吐翠的叫陈宅楼的村庄。在庄子的东头，有一座气势不凡的院落，这座院落的二门上高悬着蓝底金字的“文魁”的横匾，显示出本宅主人曾经有过的风光。

1896年1月4日，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就诞生在这座雅致而幽深的庭院里。

陈潭秋的祖父，曾在湖北乡试中高中第六名举人，二门上的横匾便是他中举时抚台大人书赠给他的。但他在一举成名之后并未步入官场，而是返回故乡以执教为业。陈潭秋的父亲却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他遵守祖训，克勤克俭地度过了一生。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是他五哥陈树三给起的。五哥树三是个胸怀大志、思想进步的反清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时，他是重要人物之一，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在陆军部任职，后来不幸英年早逝。陈树三生前曾对陈潭秋说：“你的名字叫澄，就是要澄清混浊世界的意思，你长大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世道。”

陈澄字云先，号潭秋，后来以号代名，以“陈潭秋”名世，人们都习惯于称他陈潭秋。

陈潭秋在家乡聚星初级小学上学时，聪颖好学，一直是优等生，为全班同学所钦佩。当时，聚星初级小学有一位叫孙啸千的老师，对品学兼优的陈潭秋非常赏识，这位先生在离开聚星回自己家乡教高小时特地将陈潭秋带至自己家乡学校，免费让他读高小。

1911年，陈潭秋离开黄冈，来到省城武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

1916年，陈潭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学习。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潭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刊登的文章，眼界大为开阔，精神为之大振。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湖北学生积极响应，陈潭秋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伟大斗争的洪流。当反动当局派军警前来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时，陈潭秋挺身而出，表现了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和卓越不凡的组织才能，他带领英语部毕业班的同学们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在游行进行时，陈潭秋指挥同学们与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游行的成功。

陈潭秋还同当时正在中华大学中学部任教的恽代英等学界领袖一起，积极地领导了整个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他们于1919年5月12日成立武昌学生团，5月17日成立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紧接着，学生联合会发动武汉各校学生在武昌阅马场集会，陈潭秋首先登上讲台，慷慨陈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台下的各界群众听了陈潭秋的演讲，无不怒火满腔，热血沸腾。

二

1919年盛夏，陈潭秋随武汉学生参观团赴上海，交流学生运动的经验，加强各地学联的联系。在上海，发生了一件对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这就是经过高师同班同学倪侧天的介绍，结识了湖北黄安人、前清秀才董必武。陈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10岁，然而他们却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陈潭秋与董必武开怀畅谈救国救民的抱负，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他们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念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共同决心，商讨了救国大计和行动步骤，决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这次会见使陈潭秋与董必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从此，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并肩战斗，进行革命活动。

陈潭秋从上海返回武汉不久，便从武昌高师英语部毕业。他创办了湖北人民通讯社，以记者身份走街串巷，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社会调查。但由于物质条件困难，经费没有来源，办报的愿望无法实现。正在陈潭秋举步维艰、一筹莫展之时，董必武于这年的秋冬之际回到武汉，邀请陈潭秋等筹办武汉中学。

经过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一番努力，武汉中学于1920年春正式开学，陈潭秋担任英语教员，兼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

三

1920年夏，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之后不久，李汉俊便给董必武写信，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接信后，立即找陈潭秋商量此事。也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陈独秀让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的刘伯垂到武汉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

就在这年（1920年）秋天，陈潭秋与董必武、刘伯垂等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庄严宣布成立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自此，陈潭秋便决定全力以赴走革命道路，并立下誓言：“我定要正直为人，为民众办事终生。”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在群众中展开了宣传发动工作。董必武、陈潭秋利用在学校任教的有利条件，团结、吸引了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成立了一个公开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又成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武汉中学、武昌高师附小、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湖北一中等学校的先进青年20多人参加，由陈潭秋亲自负责。他以青年团员为骨干，在团组织所及的大、中学校建立读书会，组织青年学生学习《新青年》、《〈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学习马列主义。为了办好读书班，陈潭秋亲自讲课、作报告、参加讨论会、进行辅导。就这样，陈潭秋以教书为公开职业，秘密从事党的活动。

为了加强马列主义宣传，陈潭秋和恽代英等于1921年1月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在这一刊物上，陈潭秋发表了《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五一”略史》等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指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为了深入了解工人阶级所受的残酷剥削和沉重压迫，倾听他们的革命呼声，陈潭秋曾用1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情况，并撰写了《汉口苦力状况》的调查报告。在董必武、陈潭秋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积极努力下，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厂、汉阳兵工厂、裕华纱厂等都先后办起了工人识字班，工人群众不仅在文化水平上有了明显提高，而且阶级觉悟受到启发，革命激情大大增强。1921年5月，汉口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并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壮大和战斗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

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四

在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陈潭秋是负责人之一。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二七”大罢工后，陈潭秋遭通缉，他只得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他不顾自己安危，在安源煤矿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还以诗的形式鼓动矿工。他所写的《五一纪念歌》曾在当地矿工和小学生中广为传唱。

1927年，陈潭秋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从3人的名字中各抽一字，组成“潭少连”，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1930年，陈潭秋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于1932年7月被中共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陈潭秋奉调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来，他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在交通员的护送下，通过国民党军队重重封锁线，于1933年初抵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党校校务委员兼教员，不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2月，陈潭秋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积极征集粮食以保障红军给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协助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部署南方各地游击战争。

陈潭秋出身书生却没有丝毫的迂腐之气，家境优裕却没有一点点纨绔作风，他与穷工人交朋友，敢持枪上火线，他是集记者、党务干部、战士几重身份于一身的卓越领导者，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由衷地对他表示敬佩。

1935年4月，陈潭秋在永定主持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时被敌军包围。在从闽西突围的途中，面对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陈潭秋以游击战与敌军周旋。有一次，陈潭秋率1个营的红军翻越武夷山西进，路上连遭敌正规军和民团的截击，在指挥战斗中，陈潭秋被一颗子弹打中右耳，耳廓被打掉一半，滚下悬崖时又摔伤了头部，脑子受到剧烈震荡。

身负重伤的陈潭秋被党组织派人护送到上海医治。伤势稍好，他便与从长征途中潜来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以及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他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之一。

五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乌鲁木齐）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留在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当时的新疆，处在地方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之下。盛世才自1933年夺取新疆统治大权之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伪装进步，挂起“亲苏”、“拥共”的招牌，标榜所谓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借以笼络人心，骗取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为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在抗日战争初期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关系，并应盛世才的邀请，自1937年起，陆续派出一批干部和党员到新疆工作。

陈潭秋到新疆后，化名徐杰，投身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抗日前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6月、12月，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国内外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反复无常的盛世才自认为苏联要“失败”了，“靠不住”了，中共方面由于发生了皖南事变也要“垮台”了，于是政治立场迅速反转，加紧与蒋介石相勾结，掀起反共逆流。

在乌云翻滚、山雨欲来的复杂形势面前，陈潭秋临危不乱，他和毛泽民、林基路一起，机智勇敢地组织领导同志们，同盛世才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一方面向中共中央建议，将在新疆工作的干部调回延安，以保存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他组织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开展整风学习，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共产党员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如果被捕入狱，“要把监狱变成锻炼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学校，变成我们对敌斗争的战场。”

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飞赴迪化，向盛世才传达了关于“肃清新疆共党”的口谕。盛世才终于公开撕下了“进步”的伪装，于1942年9月17日，派军警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以“盛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领导同志逮捕。同时，将中共在新疆的全部人员，包括病残人员和家属小孩共160多人全部软禁起来，然后又分批投入了几个监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新疆事件”。

被监禁在迪化八户梁的陈潭秋，待弄清楚盛世才所炮制的“新疆事件”全部情况后，打电话质问盛世才，并写了一封信，抗议他的无耻行径。

六

陈潭秋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敌人把他囚禁在一个特设的地下密室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每天只给吃两餐，每餐是两个又黑又硬的小馍、一小勺咸菜、一小碗开水。盛世才一伙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妄图用威逼利诱和屈打成招的手段迫使陈潭秋承认中共在新疆有“阴谋活动”。陈潭秋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没有这回事！”敌人利用叛徒来“作证”，陈潭秋愤怒地揭露敌人的无耻陷害勾当，并严厉斥责叛徒出卖灵魂的无耻罪恶行径。恼羞成怒的敌人妄想用严刑拷打使陈潭秋屈服，对他施以“坐飞机”、“压大杠”、“灌辣椒水”等酷刑。然而，遍体鳞伤的陈潭秋仍是坚贞不屈。敌人又采用“车轮战术”一连数天对他进行昼夜轮番审讯，妄图使他在极度疲劳、神经失控的状态下吐露党的机密，但敌人的这一卑鄙伎俩在共产党人陈潭秋面前，同样无法得逞。敌人又引诱陈潭秋在“脱党声明”上签字，同样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1943年9月27日，丧心病狂的盛世才下达了秘密处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的手令。

当天深夜，负责行刑的迪化第一监狱监狱长张思信，叫来四五个手执木棍和绳索的杀手进入他的办公室。然后，张思信又带着几个狱吏从监号里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犯人”提出，他们的头上都被蒙着黑布套。当“犯人”陆陆续续来到张思信办公室门口时，站在门口的特务头子李英奇借着昏暗的灯光，挨个掀开头罩看了看，算是“验明正身”，然后就谎称督办要问话，即将人推入室内。一进门，刽子手就照头上狠狠地猛砸一闷棍，然后用绳索紧勒脖子，这就是盛世才所惯用的“无声杀人法”。

陈潭秋遇害时47岁，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与陈潭秋同年。1938年春，毛泽民从延安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时，应盛世才的要求，中共中央同意他化名周彬留在新疆，在省府中担任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和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务。

林基路，广东台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遇害时年仅27岁。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秘密杀害后，埋在迪化郊外六道湾的荒坡上。

1956年6月，党和人民政府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3位烈士的遗骸移葬到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这当然是后话了。

七

194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发去密电：“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世才扣留的徐杰（即陈潭秋）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要周恩来设法交涉营救。

1944年6月5日，林伯渠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中，强烈要求释放各地被捕的中共人员，在所提出的叶挺等19人名单中，就有在新疆被捕的陈潭秋、毛泽民等5位领导干部。

1945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产生44名中央委员，排名以选票多寡为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

名列第12位的陈潭秋，其时已不在人世了。由于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消息阻塞，中共中央只知道陈潭秋被捕，但不知他已被盛世才秘密处决，以致于代表们仍把他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

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9月2日毛泽东公开严正提出应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并要求将此列入《共同声明》之中。

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在他赴新疆前夕，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到重庆上清寺桂园为他送行。周恩来说：“我这次来主要是送行，再有就是再拜托一下释放在新疆被关押的中共人员一事。”在张将军表示愿为此事尽力之后，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托付说：“新疆情况很复杂，回内地路途又很遥远，务请派人护送回延安。你到迪化后，请先调查一下几个重要的人物如陈潭秋、毛泽民等还在不在。”

张治中被中共方面的诚意所动，一到迪化就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抓紧时间和重庆方面联系，终于使蒋介石同意无条件释放所有关押人员。

在被押人员离开迪化回延安前夕，为了打消被释人员的疑虑，张治中特邀被释人员派代表到自己住处吃饭，谈谈有关问题。经狱中党组织研究，决定派出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杨是张治中在上海大学上学时的同学）和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等6人前往赴宴。席间，张治中在谈及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下落时说：“徐（即化名徐杰的陈潭秋）、周（即化名周彬的毛泽民）、林（即林基路）这3人下落不明，盛世才走时没有交代给吴忠信。吴忠信走时更没有交代给我，遍查监狱档案无着落。”杨之华和朱旦华提出临行前为3位烈士开追悼会，因为两年前在狱中就听说3人已被杀害。张治中摇摇头说：“生死不明，怎么能追悼呢？”

然而，在3年前，被关押在迪化监狱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惊闻陈、毛、林3位同志已被处决的噩耗时，就为他们写下了《追悼歌》。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陈潭秋、毛泽民等几个优秀干部的生死。1946年7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在报道新疆被押人员安抵延安的喜讯时，特别提示道：“在此次被释同志中，没有见到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他们的下落至今仍然不明，引起了此间人士的深切关怀。”半个月后的7月27日，周恩来又从重庆给张治中发去了询问电报：“兹尚有恳者徐杰即陈潭秋、周彬即毛泽民，二君还未返延之列，闻移解关内羁押不知确否？祈鼎力周全，惠予省释。即使因受刑成残，但望生还，他非所计。”张治中于8月27日复电说仍查无下落。

1946年8月5日，延安方面为在新疆牺牲的中共人士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代表新疆获释人员在会上致了悼词，因为没有得到陈潭秋和毛泽民牺牲的确切消息，所以他俩的名字不在被悼者之列。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潭秋、毛泽民已被害死的事实逐渐被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

陈潭秋的挚友董必武，闻陈潭秋遇害凶讯时，泪如雨下，当即赋悼诗一首：

战友音容永世违，

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声欬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八

陈潭秋一生经历过3次婚姻。

1916年，陈潭秋遵照母亲的要求，与幼年订婚的同籍的林姓女子结了婚。这位女子是回龙山林家大湾人，是中共早期革命家林育南的堂妹，当然也是林彪的堂姐了。婚后，夫妻感情甚为融洽。后来，林氏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多方求医无效，不幸于1917年冬病故。陈潭秋悲痛不已，曾发誓不再另娶。

陈潭秋第二任妻子叫徐全直，1903年2月出生在湖北汉川县。1918年，15岁的徐全直为了抗婚，只身逃到了武昌，于1919年春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闹学潮的运动中，徐全直认识了中共武汉区委领导人陈潭秋，并得到陈潭秋的支持。1925年春，29岁的陈潭秋与22岁的中共党员徐全直结成了革命伴侣。

1933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党的秘密联络点办理去苏区的事宜，谁知这个联络点早已被国民党破坏。当徐全直发现有异常情况，准备脱身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