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建设的协同推进路径》（精选6篇）
上海大学 东方贱人
[摘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较好解决当下阻碍法治建设的种种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化解法治中国建设中诸多问题的重要良方之一。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确立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重要目标的法治改革方案。法治文化建设应从制度建设、观念变革、行为养成等方面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为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牢固树立人人平等的意识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崇尚程序正义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基础；人人树立法治信仰，把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心理基础。
[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法治信仰；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0.0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阻碍法治建设的种种问题。而针对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许多深化改革的新举措。其中《决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建设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理论基石与内生动力。没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建设法治国家会遭遇诸多障碍。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了全新视域与有利契机。本文正以此为背景，从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软环境角度出发，在制度建设、观念变革、行为养成等方面，深入探讨法治文化建设的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路径，以期有益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阐释
如同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文化一样，什么是法治文化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 1 念。学界目前对法治文化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本文重点不在于深入剖析法治文化内涵本身，因此不对各种不同的法治文化概念作一一评析。本文以问题为导向，旨在解决法治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选取在当前法治实践中有现实意义的有关法治文化的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法治文化概念的分解阐释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了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P.199）尽管历史上大家对法治见仁见智，但还是对关于法治的一些基本认识达成了共识。比如，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治是法律的统治；法治是规则之治；但是仅有规则之治不是法治，法治还必须是良法之治；若不问法之良善而仅依规则治理，那充其量是法制而不是法治。《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明确指出法治之法的价值意蕴，即法治之法必须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之法。本文认为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充满人文价值关怀的良善之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依归。
相比较于法治概念而言，文化概念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统计，有161种文化的定义。[2]（P.6）本文认为对分析法治文化概念有参考价值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一是广义的文化概念，与自然相对而言，包括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的内容；二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仅指精神层面的内容；三是介于两者之间文化概念，包括制度、精神层面的内容。本文取后者来分析法治文化概念。
（二）法治文化概念的整合图景
如前所述，当下学界对法治文化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代表性的观点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是从制度、机构、设施、法律心理等方面来界定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就是法律的意识形态和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二是从法治精神、法律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对法治文化作出广义和狭义界定。广义的“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由法治价值、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思想、法治理论、法治意识等精神文明成果，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措施等制度文明成果，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狭义的“法治文化是关于法治精神文明成果和法治行为方式相统一的文化现象和法治
[3] 2 状态”。[4] 三是从法治文化的精神、制度、行为、物质承载四个方面来界定法治文化，认为“法治文化的核心是制度文化”，认为“建设法治文化，要抓住制度文化这个关键。制度中沉淀着精神和价值观，制度也可以塑造人们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有效实施而养成大家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形成稳定的生活习惯”。[5]上述对法治文化的界定有诸多共同之处，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本文因关切当下中国法治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故从制度、理念、行为养成等方面来论述法治文化建设的协同推进路径。
二、提高立法质量为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一）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立法先行
《决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法治中国建设要求我们必须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体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为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法治建设本身是“深化改革”的主题之一，而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党建等领域的改革只能通过法律的“废、立、改”进行；所有重大的改革须于法有据，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求，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的衔接和协调。[6]
人们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这只是一种对法治的浪漫情怀，不可能是客观实在。法网恢恢，漏洞很多才是立法的真实现状。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决定法律漏洞的必然存在。正因为有法律漏洞存在，在现实中有人不理解现代律师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认为律师就是在钻法律的漏洞。现实生活纷繁复杂，无限多样，而立法者的理性又必然是有限的，所以法律不可能将所有应当由法律予以规范的事项一一规定下来，这是法律与生俱来的不周延性。因此，近代德、瑞等国民法为处理案件需要，在总则编有原则性规定或者开篇就规定法的渊源。《瑞士民法》第1条第2项规定“本法未规定者，审判官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依自居于立法者地位时，所应行制定之法规，裁判之。”第3项规定：“前项情形，审判官应准据确定之学说及先例。”我国民国时期制定现在施行于台湾地区的“民 3 法”第1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有学者指出该条的国家政策具有一定意识形态及公共政策的意蕴，其功能相当于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的法理，《瑞士民法》第1条第2项、第3项的功能。[7]（P.47）此真乃至理之言。
（二）立法完善伴随法治文化建设始终
因为法律规定永远不敷现实之需，所以法律的立改废释必然伴随法治文化建设过程的始终。由于法律条文永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因此如何解释适用法律就显得尤为重要。“将所有的一般法律原则，以明确的文字表现于法条之上，可借简单的推论径予适用。对立法者而言，系一项难以实现的任务，由于社会生活的繁杂与多变，亦非立法者所能完成的工作。解释法律，不宜拘泥法条文字，应发现隐藏于某项规定的法律理由（Ration Legis）或一般法律原则，以适用于法律未明白规定的事项，此系法学与法院的权利与义务，并为促进法律进步的必要途径。”[8]（P.812）因此《决定》提出“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精神治国，不是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治国，这是需要执法者、司法者树立的观念。在当下中国法治建设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相应地有法可依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如何有效提高立法质量、准确解释适用法律是摆在当前的主要矛盾。
提高立法质量必须使法律符合事物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立法应该提高科学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在立法以及司法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通过平等商谈沟通达成的重叠性共识即为真理。我们知道在判例法系国家有“法官造法”之说。如果我们从立法的一般意义上来理解“法官造法”，就会得出“法官造法”是违反法治基本原理的结论。从权力制衡角度来说，法官不能行使立法权。法不溯及既往是法治的基本原理，如果在纠纷发生之后，处理案件的法官制定法律规范来适用于在此之前已经发生的案件，这就违反了权力制衡和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理。在判例法系国家，所谓“法官造法”其实是处理案件的法官去寻找法源、发现法律规范——法是蕴含在事物内部规律性的东西，是事物所本然或应然之原理，它客观存在于事物内部，等待法律适用之人去发现——它不是法官创 4 造的。更为重要的是，法官作为“偶尔的立法者”所发现的法律仅对裁判个案具有拘束力，与真正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者创造的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规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立法应该是把客观存在的规律（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规律）用法律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传统乡土社会，乡村里有威望的长者调解邻里纠纷，能够收获良好效果，并不是因为他是好的法律专家，而是因为他很好地把握了乡土社会邻里纠纷如何化解这一事物的内在规律。
（三）立法质量应符合法治文化建设的需求
法律并不天然反映人民的利益，法律也不会自动反映人民的利益。立法者应该是民意的良好代表，但是立法者未必能把民意代表好。立法者是人不是神，并不天然代表人民的利益。立法者可能因为缺少智识，在立法时不能使法律法规很好的反映事物规律和人民利益；也可能因为主观好恶而腐败。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
[9]（P.287）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有什么用处呢？”立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源头的腐败。我们无法想象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有人搞腐败，立法机关就不会有人搞腐败。既然法律是意志的体现，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立法者偏私的情况呢？有没有自私自利的法律？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在古代东方君主极权国家，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仅是帝王牧民的器具；再如德国纳粹利用法律将犹太人变成次于人类的物，进行野蛮的种族灭绝。正因为如此，所以《决定》指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这说的正是当前立法的质量尚不符合建设法治文化国家的需求。《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为下位法有可能违反上位法，所以有了《立法法》第78条和第87条的规定。
正因为在现实中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这才彰显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奠定法治文化建设的制度基础。
三、尊崇人人平等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
（一）法治文化建设须摒弃特权思想
我国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在长时段内存在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由于受文化传统的影响，等级特权思想在当下社会有些人心中仍根深蒂固。等级特权思想来自于历史惯性，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场域，意欲在短时间内解决实乃一种幻景。新中国的建立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成熟的启蒙思想与公民精神的洗礼，传统社会遗留给我们的等级特权思想在社会中有较大影响，当然也发生在法律适用领域。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
[10]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P.332）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是割不断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得拥有特权思想的群体依然存在。
摒弃特权思想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在当下社会中拥有特权思想的人，尤其是手中握有权力的某些官员，不能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而是典型的对上对下的两面人，在适用法律时对待位高权重者是一个样子，对待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百姓又是一个样子。这样的人不是平等对待他面前的每一个人，而是眼睛要么往上看，要么往下看，丧失平等独立人格而根据每个人地位妄下判断。这样的人自己没有独立人格，也不能平等尊重他人人格尊严，在适用法律时对上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百依百顺；对下飞扬跋扈，趾高气扬，吃拿卡要。在现实社会中如果有较多这样的人员执法司法，我们离法治中国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二）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坚固基石
《决定》指出，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近段时期以来，中国政府的铁腕反腐就说明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决定》同时要求“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这就特别要求手中握有权杖的各级官员，应该平等尊重所有人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人人平等要求在法律面前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平等权是指平等的享有其他权利，所以说，它是一项很特殊的基本权利，没有具体的权利内容。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是现代人权的基本要求。生存权是首要的基本的人权，但是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存权的要义不在于人能作为一个生 6 命体生存于世，而是人应该像人一样体面的有尊严的活着。人之所以有尊严，就在于每一个人应当将他人作为一个人来对待。现代文明社会实证法明文禁止一个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对待，亦不允许一个人不把他人当人对待。
法治反对特权思想，反对媚上卑下。从人性角度考虑人皆有恻隐之心，都有同情怜悯之感情，也都具有有限的利他性。人人平等是一个人际传承、代际传承的问题。人若无平等之心，法治之路不在。因此，笔者认为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坚固基石，而树立人人平等意识则为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
四、崇尚程序正义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基础
（一）法治文化建设以程序正义优先
如果把正义分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那么法治首先是程序正义。程序法治是一种新型的法治理论，通过程序法治的形式要素和实质要素彼此互为前提作为一个联合体出现；它为法治各种要素之间，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学研究之间的有效沟通和论辩都设定了符合实践理性的论辩程序和论辩规则；在当今的法治
[6]理论中，存在着一个由形式法治经由实质法治到程序法治的“螺旋式上升”。然而，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一直重实体而轻程序。法治是一项按程序规则治理的事业，本身有其内在规律性。中国的法治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程序法治建设之路任重而道远。
法官裁断纠纷，会受到许多法外因素的侵扰，有时案件的处理无法完全做到实体正义，但是对绝大多数案件却能保障达到程序正义。法律适用要求“法”无二解，但这只能是法律适用者应当追求的一种境界，而不是一种客观实在。法治要求权利必须得到救济，并且必须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得到救济。法谚曰，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因此案件处理有审理期限的要求。法治要求裁判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案件的审理期限有可能让裁判者无法彻底查清事实真相。如果没有额外的激励机制，亦不必考虑其他利害关系，每一个案件的处理对法官而言仅仅是工作而已，大多数法官总是倾向于以最少的时间、花费最少的精力将手中的案件予以裁判，从而更愿意追求程序正义而无额外动力去追求实体正义。
（二）法治文化建设无法确保实体正义绝对实现
在人类历史一定发展阶段上，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认识的有限理性以及科技发展水平导致有的案件事实难以查清，裁判者依据难以查清的“案件事实”裁断必然做不到绝对的实体正义。有的案件在审限内无法查清事实，甚至给予更长的时间也无法查清事实，或者永远无法查清事实，因此做不到绝对的实体正义。“疑罪从无”理念所体现的价值意蕴并不是被指控之人真的未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而是依据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规范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指控罪名成立。号称美国世纪审判的著名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涉嫌谋杀前妻以及前妻男朋友案件的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结论的不同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美国法院判决指控辛普森涉嫌谋杀的罪名不成立，但是美国法院在民事判决中认定被告对受害人亲属的民事侵权成立。该案民事判决一经作出，当地华人报纸一片哗然，认为美国法院的判决无法让人理解。按照中国普通民众的一般观念，辛普森要么杀人了，要么没杀人，客观事实只能是二选一；辛普森如果杀人了，指控谋杀罪名成立、民事侵权成立；辛普森如果没杀人，指控谋杀罪名不成立、民事侵权不成立。美国法院判决指控谋杀罪名不成立、民事侵权成立——美国法院的判决无法让人理解。其实美国法院的判决对一个法律人而言没什么不可以理解的，法院的判决并不矛盾，这是因为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对证明标准的要求不同所致。当地华人报纸的态度很能说明中国普通民众对法治问题的理解，在当下中国可能有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对法治运行的内在规律一知半解，甚至有很多误解。
前些年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杭州的张氏叔侄案，近期媒体高度关注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的聂树斌案等，为什么会发生？原因可以列举很多，我们当然可以指责有关办案机关和相关人员草菅人命。可是我们有没有站在办案人员立场上想一想老百姓能不能认同案子破不了？尤其是受害者亲属能不能容忍警察案子破不了、犯罪分子抓不到？受害者的亲属能不能容忍法院判决杀害自己亲属的人不被判处死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受害人一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法官因证据不足判决指控罪名不成立？有关机关为什么会要求“命案必破”、“限期破案”？“命案必破”在哲学上根本就做不到，可是老百姓喜欢听这样的说法。在刑事政策的顶层设计中，如果继续追求“命案必破”，冤假错案可能永远不能消除。[11] 实体正义的实现往往是非圆满性的。如果继续追求“命案必破”，我们每 8 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呼格吉勒图。“限期破案”的合理性也值得怀疑，可是老百姓对此感觉大快人心。实际上，法治文化建设也无法确保实体正义的绝对实现。本文认为“命案必破”、“限期破案”实际上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偏执理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且与秉持实体正义观念有关。
（三）社会利益多元难以达致实体正义的统一标准
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实体正义的裁断标准以谁的理解为准？是以谁家的正义、谁家的合理性为裁判标准？有学者指出，“现在中国社会秩序遭遇的最大问题是根本没办法案结事了、平定纠纷”，目前缠讼现象非常严重，“一个案件可以没完没了地反复申诉和处理，制度成本大幅度攀升，有关部门也手足失措”。[12]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目前上访现象缠讼现象非常严重？当事人为什么会缠讼？缠讼现象严重的社会肯定不会是法治社会，大幅度攀升的制度成本有可能让社会无法承受。
当事人缠讼的原因无非如下几个：法官枉法裁判，案件处理不公，当事人不服——此类案件应予改判；法官裁判案件符合程序正义，但是基于各种原因未臻实体正义，当事人不服——此类案件大部分无法改判；法官裁判案件符合程序正义和一般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实体正义标准，但是当事人囿于自身利益和角度以及对案件事实的把握对判决结果不服——此类案件应予维持。当事人心中的正义标准未必合乎一般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正义标准，有时候那只是他个人心中的正义标准。在社会利益多元和当事人利益截然对立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心中的正义标准有时无法调和。也许有人会说当前司法腐败严重，司法公信力不足，法官权力太大、权威太低，当事人不服从判决，怎么办？那么我们禁不住要问，如果不让法院行使终局判断权，那么谁是个案是非最佳的终局判断者？谁做最终判断者更合理？总得有个人或者有个机关给纠纷画个句号吧？本文认为还得由法院来画句号，至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那正是司法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扬弃实体正义、认同程序正义，对纠纷处理结果更容易接受，这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基础。
五、树立法治信仰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心理基础
（一）法律运行需要强制力但更需要法治信仰
迄今为止的人类法治实践中，法律都必须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在法律 9 的运行中如果过多地运用国家强制力，必然会导致社会关系不稳定和法律运行成本增加。在法治社会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遵守法律，法律的强制力也要运用。但是较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法律的强制力备而不用、蓄而不发，或者较少运用强制力，法律的运行要靠人们的自觉遵守。当下中国社会民众遵守规则的意识尚不理想，与依法治国的目标还有差距，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尚未树立法治信仰。
未来的发展法治思维将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法治方式将成为主导社会治理的手段。[13]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摒弃人治思维、运动思维，“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不能简单依靠国家强制力、甚至国家暴力去压制”。[14]法治之法需要人们遵守，主要不是强迫人们遵守，而是要人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不是要我遵守，而是我要遵守。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对法治的信仰，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纠纷。一般认为，只有良善之法才能树立威信，才能让人们信仰。法治之法的合法性、正当性基础就在于它是民意的体现。人们必定会尊重、遵守自己的意愿。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先生曾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基于长期研究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确保遵从规则方面，其他因素如信任、公正、信实性和归宿感等远较强制力为重要。正是在受到信任因此而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法律才是有效率的；依法统治者无需处处仰赖警察”。[15]（P.20）我们知道，法律需要人们遵守、需要人们敬畏，但是人们不是因为敬畏而遵守，而是因为心悦诚服、心服口服而遵守。虔诚的宗教徒信仰宗教，不需要外力强迫，而是出于内心真诚的信仰。本文认为没有全社会对法治的真挚信仰是建不成法治社会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需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树立法治信仰。“法治信仰，是基于对法治油然而生的神圣情感，是对法治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尊崇。”[16]要想信仰法治，内心必先敬畏法治，就像宗教徒敬畏教规和神明一样来敬畏法治。
（二）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要求树立法治信仰
树立法治信仰需要法律实效性为依托。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不信仰法治，不相信法律有实效性，相信找人更靠得住些。在司法实践中有“官司一进门，双方都找人”的说法。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官司一进门，双方都找人”的社会现象？如果双方当事人都不找人，没有外力干预，法官会不会公正裁判？法官 10 应当会公正裁判案件——法官没有理由不公正裁判案件。在此情形下，法官裁判案件如果有问题，那是法官的水平问题，不是裁判者主观愿意如此。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法律，相信找人找关系更靠得住些，结果就是你去找承办法官，我就去找庭长；你找分管院长，我就去找院长；你找市长，我就去找书记。当然找人的时候是不能空着手去的，这又必然导致贿赂丛生，这种社会环境为权利寻租提供机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民众不相信法律、不信仰法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民众无知，是现实教育民众法律靠不住，不如找人靠得住。过去我们治国理政的方式偏重于人治思维，某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以权废法，导致人民群众信访不信法、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17]不改变上述问题，法治信仰无法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要求树立法治信仰。必须认识到，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实践活动，在当下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人从内心予以认同法治，“少部分人对现代法治有较透彻的认识并积极倡导法治，大多数人虽然口头上认可法治但并不愿意自己在法治中接受约束”。[18]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信仰建设之路任重而道远。
（三）反腐肃贪惩治腐败要求树立法治信仰
一方面，在我国科层制的权力结构体制下，领导干部不相信法律，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则更容易从内部助长腐败贪污的气焰。相反，我们国家的依法治理水平和法治化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群体对于推进法治建设的信念、决心和行动；如果领导层在观念上拥有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就必然在行动上做到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19] 另一方面，民众不相信法律，更相信权力能办事，必然导致攀附权贵，导致权力寻租，滋生腐败。树立法治信仰，在两个层面上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腐败。第一，民众信仰法治，不去找人找关系，权力寻租的机会减少；第二，官员信仰法治，不滥用权力，权力寻租的事例减少。腐败滋生，有人说是因为对权力监督不力，所以要加强监督。如此思考解决问题的路径必将陷入逻辑上不能解决的难题，一是监督需要成本，二是谁来监督监督者？如何防止监督者权力肥大导致监督者自身的腐败？谁来做最终的监督者？谁来监督最终的监督者是一个在实践中无法操作的问题。
官员为何不信仰法律？近期查处的周、徐、苏、令等案件，围绕在他们身边 11 的一帮人，是不是依靠领导人不依靠制度的表现？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都是帮派主义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延安整风时期就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20]（P.811~829）《反对党八股》[20]（P.830~846）中对宗派主义的危害有深刻的论述。近些年来，在官场中拉帮结派抱大腿的“圈子文化”有一定市场，其实质是结党营私的帮派团伙，这与依法治国是背道而驰的。“拉帮结派严重玷污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它不仅把封建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渗入党内生活，而且也将利益交换的商品关系带进党组织，在帮派团伙中形成人身依附，臭味相投。”[21]形成人身依附的人和团伙不可能信仰法治，帮派主义、山头主义都是典型的依靠人不依靠法律的表现，他们信奉的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整天围绕小圈子中手中握有权力的干部打转，心里没有党的事业，眼里没有人民的利益，一切以小圈子利益为取舍。怎样改变这个现象？本文认为用人制度不够完善、法治信仰未树立是上述问题长期存在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重要原因。
（四）强化法治的道德底蕴是树立法治信仰的关键
树立法治信仰，必须敬畏法治，强化法治的道德底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22]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要树立法治信仰必须“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2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守职业良知与伦理道德，认识到有些事不能做，做人做事都要有公正底线，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真正把法治内化为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指南，让法治变成一种行为习惯、生活方式，是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不是外力强加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从“纸上的法律”落实为“行动中的法律”。
国民树立坚定的法治信仰，能够提升其运用法治的能力。《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我们曾专门撰文论述中小学法治教育应该如何做，从法治教育的内容、师资、制度建设等方面做了论述。中小学法治教育重在法治意识与行为养成的培养，不在于记住几个 12 法律条文。本文认为中小学法治知识教育对树立法治信仰至关重要，谨防中小学法治教育滑入应试教育的窠臼。
法治信仰未树立的社会是建不成法治国家的。只有全社会信仰法治，把法治当作全社会共同的生活方式，那么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便逐渐会从理念走向现实。作为“中国梦”的制度载体，除了法治与民主，我们别无选择。[23]（P.10）法治中国建成之日，便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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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chengyou, Han Zhenwen(School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49)Abstract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we should better solve the kinds of problems obstacle to law construction at presen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culture is th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resolve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rule of law.
通过在南京、镇江数所样本高校 (211、985重点本科类、普通本科类、高职类高校占一定比例) 开展有关诚信教育与诚信现状的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74份, 有效回收率为87%。
一、大学生诚信调查的主要结论
(一) 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信的现状持乐观态度
当接受问卷调查的大学生被问到“你认为你们学校学生的总体诚信状况如何”时, 认为“很好, 不需要过多担忧的”的占27.59%;一半以上认为“一般, 只是个别行为”;仅1.15%的人认为“很差, 值得思考”。这说明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信的现状持乐观态度。由此可见, 目前我省学生的诚信水平总体上较高, 但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 仍有部分学生的诚信水平需要改进和提高。
(二) 大多数学生不愿意参与学校开展的诚信教育活动
通过调查, 相关数据表明, 大多数学校会定期开展诚信教育活动, 但提到参与活动, 41.38%的大学生表示“不会”参加, “觉得没意思”;只有40.8%的人“会积极参加”。既然各高校都有开展关于诚信教育的活动, 那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参加?除了大学生自身的问题之外, 学校是否应该反思下诚信教育活动的开展形式以及其开展的真正意义呢?
(三) 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形式多样
调查题目中所涉及的考试作弊、贫困生身份造假、论文剽窃、求职失信、上课帮点到、撒谎请假等诚信缺失的表现形式, 现在的大学生均有不同程度涉及。其中有高达81.61%的同学认为“考试作弊”现象频繁;还有76.44%的同学认为“上课帮其他同学点到”很常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形式日益多样化, 这已向我们昭示着当代大学生的诚信状况不容乐观, 完善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刻不容缓。
(四) 大学生的学业诚信状况令人担忧
调查时, 当被问及“据你了解, 周围同学考试作弊是否会被发现”时, 七成以上同学表示“偶尔会被发现”;仅有3.45%的人认为“一定会被发现”。
从调查数据来看, 大学生的诚信品质总体是好的, 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然而大学生不诚信现象却屡屡发生, 面对这些问题, 加强其诚信教育, 完善其道德人格, 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系统化工程。
二、提高大学生诚信水平的对策措施
(一) 加大高校诚信教育的力度
首先, 加强高校诚信校园文化建设, 改变高校目前“重知识技能传授, 轻道德素质教育”的局面, 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诚信教育主题活动, 在学生中树立诚信意识, 这是促进师生身心和谐以及人际关系和谐的有效途径。其次, 要把诚信贯彻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校广播台、校报、校内网等媒介加强宣传教育, 引导广大同学恪守道德要求。而加大高校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宣传力度也是重要举措之一。高校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行为屡见不鲜, 这些现象的负面效果往往比普通失信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巨大影响。对于那些损害学术道德的失信行为应予以曝光和严惩, 用诚信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
(二) 建立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诚信信息反馈与沟通机制
构建学校与家庭积极互动的诚信网络。首先, 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 在家庭的教育内容之中应努力给学生营造诚信的家庭氛围。其次, 应通过信息交流等方式, 加强家长与学校之间的联系, 有效地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监护与引导, 共同营造诚信的环境, 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诚信道德品质。所以说, 学校诚信教育是重点和主导, 家庭诚信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三) 建立大学生诚信约束机制
1. 建立、健全大学生诚信评价制度:从老师、同学和大学生自身三个角度对大学生的诚信状况作出定期书面化评价。
2. 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 规范信用考评体系:
针对大学生诚信状况, 形成书面化、系统化的大学生诚信档案, 并基于诚信档案进一步形成规范化、系统化的信用考评体系。
3. 建立和完善惩戒机制:
针对大学生不诚信状况, 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督与惩戒机制, 让诚信之人一路畅通, 让失信之人寸步难行。
(四) 重视社会诚信教育的导向作用
1.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2.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
3. 加大社会诚信宣传力度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大学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力军, 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整体素质水平的高低。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协同推进机制的实施路径研究, 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诚信品质, 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平书.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2]李东阳.国内大学生诚信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急剧转型和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出现了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通过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实践，深刻分析当前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其原因所在，并提出对改善和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建议。现综述如下：
一、实践与成效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全面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积极探索扩大基层民主的新形式，注重基层民主法制的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依法推进和探索创新并重的路子。
（一）制度创新取得重大成果。我国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制度体系。首先是制定规范性指导文件，为规范基层民主法制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保证。二是制定配套制度和评估标准，为有效落实民主自治举措提供了制度规范，有力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工作更加规范化、精细化和标准化。三是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有些地区依法健全完善了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集体议事规则、各项经济管理制度、“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村民代表“双联双评”办法等一系列制度，使村（社区）工作有章可循、按制办事。
（二）村级组织选举模式不断创新。探索“党内带动、普遍直选”的村级组织选举新模式，实现农村基层组织普遍直选。一是村级党组织“公推直选”。村（社区）党组织采用“公推直选”方式，根据“个人自荐、党员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情况，按照多余应选人数20%比例确定候选人，直接选举产生书记、副书记和委员。二是村（居）民委员会“自荐直选”。采取村民委员会选举“自荐海选”模式，不断完善选举模式和规范选举环节，全面推行竞职承诺和辞职承诺制度。三是村级组织普遍直选。在扩大村（社）“两委”直选的同时，全面推行村（社）股份经济合作组织董事会（社管会）、监事会（社监会）以及村（社）团组织、妇代会、工会等直接选举。此外，还规范了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的选举产生，填补了制度上的空白。
（三）村级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推行以深化民主管理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构建民主监督网络为主要内容的治理机制建设，基本形成了“村情民知、村策民定、村务民理、村绩民评”的治理模式。一是实施村务管理。突出一个财务重点，完善村级事务、财务两项报告，深化民主议事、集体财务审计监督、民主评议村干部三项制度，规范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民主监督理财会议、民情恳谈会议、村“两委”联席会议等四个会议，创新部门协作、监督检查、考核奖惩、宣传培训和农村新型社区服务等五项机制。二是实行民主决策。村级重大事务，经党员议事会讨论、组长会议协商后，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决定，按照议题提出、受理公开、两委协商、民主恳谈讨论、村民代表表决、动态监督实施进行民主决策。三是深化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在公开内容上，对财务收支、干部报酬、土地征收等16项内容进行全方位公开；在公开时间上，村级财务按季公开，其中年可分配收入在50万以上的村要按月公开，100万元以上每半年公布到户；在公开方式上，坚持公开栏公开，召开村民代表、党员、组长会议公开，网络公开，一年两次《党务村务财务公告书》入户公开。四是健全监督制度。首创并推行双述双评制度，即村干部述职、述廉，村干部业绩民主评议和村干部报酬评定。实行“村帐镇管”和村级收支预决算制度，推行组帐村管，财务开支分级审批制度。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社监会、财务理财监督小组等监督网络，实行村务财务的全过程监督。
（四）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深入开展。把创建民主法治村（社区）作为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载体和手段。按照“全面推开、逐年深化、整体推进”的要求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一是创建机制不断创新。建立以奖代补激励机制和纳入镇街法治建设目标、区级综合目标的双重考核机制，把民主法治村（社区）作为文明村（社区）等创建的前置条件，实行一票否决。二是法制教育不断延伸。全面实施普法教育规划、依法治理基层规划，深化民主法治村（社区）“五个一”工程，每个村（社区）落实“一个法律顾问、一个法律明白人、一个法制宣传栏、一个法律图书角、一本普法杂志”。三是法律援助有效落实。实现了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在提升村（居）民的法律意识、维护其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社会管理创新得到加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一是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积极探索实践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模式。农村社区建设围绕“服务社会化、居住社区化、环境生态化、乡风文明化、村民知识化、管理民主化”的目标，以“落实服务场所，实现平台建设规模化；落实服务规范，实现项目建设制度化；落实服务队伍，实现社工队伍职业化；落实服务保障，实现公共财政长效化；落实服务实效，实现公共服务标准化”和“村民自我管理与服务、生产发展服务、全程代理服务、环境保护服务、健康服务、帮扶保障服务、平安综治管理与服务、农村文化服务、培训教育服务、群众满意服务等”的“五落实十服务”为主要内容，整合农村公共服务资源，构建公民导向型和社区友好型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二是构建网络社会管理新格局。通过构建管理服务新网络，搭好基层服务救助联动平台、镇街服务管理平台、村（社区）基础服务平台、片组户联系服务平台，建立信息流转机制、主题走访机制、协调联动机制、自主管理机制、考核激励机制等五大运作机制，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平安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的融合发展，使信息掌握更全面、干群关系更密切、矛盾化解更及时。
二、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实践，我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积累丰富的经验。一些富有成效的举措在反复实验和逐步推广中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但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毕竟是长期和系统的工程，基层民主法制之路仍面临一些困境，需要在实践中谨慎把握。
（一）村（居）民参与基层民主的动力不足。随着基层民主的推进，村（居）民民主法治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部分村（居）参政意识和竞争意识得到激发，但多数村（居）民参与意愿不强和民主素养不足，存在形式参选率高与实质参与意识淡漠之间的悖论。我区村（社）居民委员会选举的参选率达到99%。与参选率高相悖的事实是村（居）民参与基层民主的质量尚不高，选举时许多村（居）民形式上到场投票，但实质的参与意识仍比较薄弱。通过发放投票误工补贴的方式以提高村（居）民选举的热情，已成为各村（社区）的通常做法。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村（居）民在选举中容易漠视选举的意义，对于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缺乏正确把握。一方面，受自然村归属或宗族因素影响，支持本村或同姓本宗人。另一方面，则因蝇头小利改变选举初衷，对选谁持无所谓态度。总体上看，大多数村（居）民还未有影响选举、决策走向的自主意识和自发行为，其参与选举、参加村（居）民会议往往更具被动性。
（二）村（社区）组织直接选举存在异化现象。我国不断创新村级组织直接选举模式，选举制度更加完善，程序更加规范，基层选举更具竞争性。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选举功利化趋势明显。选举中不正当竞争手段复杂多样，不正当拉票现象时有发生，贿选情况有加剧趋势。主要表现在拉票现象隐晦，方式多种多样，难以追查。有的请客送礼，有的胡乱许诺，甚至出现雇人拉票现象。二是选举成本较高。如前所述，发放投票误工补贴的惯例做法，导致选举经济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对经济薄弱村造成重要负担。
（三）村（社区）自治制度执行仍不到位。在民主决策制度上，村（居）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村（居）民自治常常被村（居）干部自治所代替。一些村（社区）事务由村（社区）两委或村（社区）干部决定，召开村（居）民代表会议形式上是通报会，村（居）民代表只起到知情、宣传、回去执行的作用。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上，有的村（社区）在公开内容、形式、程序上没有有效落实，公开质量不高，群众真正关心的核心问题没有公开等。在民主监督制度上，监督机制尚显薄弱，缺乏长期有力的监督，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等现象。
（四）村（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趋势加剧。村（社区）自治组织尚未突破办理行政事务为主，办理社区事务为辅的现状。政府职能向村（社区）延伸，村（社区）行政化趋势加剧，突出表现在检查多、台账多、事务多、牌子多等。造成村（社区）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行政指令性工作，而属于份内的自治与服务功能弱化，村（社区）工作存在行政事务多余服务事务、“政府角色”强于自治角色、行政功能取代自治功能的错位发展现象。村级组织关注于上级的行政事务而忽略公共服务职能，是导致村级组织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社会维稳压力依然较大。社会转型加剧和城市化加快推进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矛盾仍处于多发易发阶段。现阶段我区信访总量仍高位运行，越级访、择机访、集体访和异常访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等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加。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舆情已经成为人们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方式之一，如何有效整合、应对网络舆情，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新课题。群众依法维权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较高。群众寻求救济的途径依然主要局限在“信访”上，手段比较单一。
分析基层民主法制建设面临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利益来源与民主权利来源的背离。对于民众个人而言，切身利益是促使他们自主参与民主生活的基础和动力。村级组织掌控的资源减少，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不足，集体资源已不再是村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来源，人们的生活对集体依赖减少了，谁当选、村级事务管理如何对他们而言利益攸关不大。此外，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壮年长期在外务工，生计问题大于民主，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参与民主活动。而城市社区与分散的居民之间缺乏利益纽带和组织网络维系，城市居民的利益不在基层而表现为社会化、市场化，这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来保障利益和权利，因而参与社区自治的意愿和积极性就大大减弱。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集体经济发达的村（社区），群众参政意识和愿望强烈，而经济欠发达的村（社区）的竞争程度、参与意愿相对较弱。
（二）村（社区）自治制度与自生自发要求的不完全契合。基层民主法制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安排的，而不是基层内部自发自生的，基层民主的各项制度中，设计的成分过重，自生的成分过少，制度的有效执行比较困难。一是“重实体、轻程序”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转变，使许多制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操作性不强，难以落实的问题。二是制度安排是否符合基层现实需要存在差异，一些民主制度过于繁杂，实施的成本过高，基层组织执行自治制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存在“选择性”执行的现象。三是对制度执行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重形式、轻内容、时松时紧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地存在，自治活动缺乏有效的检查监督，制度执行程度和效果往往依靠村（社区）干部自身的认识和觉悟。
（三）现行体制对基层民主自治的制约。民主自治涉及权力与利益的再调整，不可避免受到传统权力模式的惯性作用等影响。一是镇（街道）与村（社区）关系不和谐。在实际运作中，自治权很容易受到行政权的限制、干涉或侵害，自治权被行政权所控制或漠视。当自治权与行政权发生冲突时，一般是自治职能让位于行政职能。自治组织作为基层政权“代理人”的角色远远要超过村（居）民利益的代言人角色。二是村（社区）两委关系不够默契。村（社区）两委二元权力结构，容易产生磨擦影响正常工作。两委关系是否和谐，往往取决于书记与主任在个性上能够相互容纳。三是部门关系不协调。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工作由不同部门负责，如基层党内民主、党务公开由纪检、组织部门负责，群众自治和民间组织建设由民政部门负责，民主法治村创建由司法部门负责，群团组织民主建设由各自系统负责。由于分散负责，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往往比较困难，各部门在对基层民主法治的指导和协调上存在较大的不平衡。
（四）民意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的缺陷。基层民主法治实践，是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畅通了群众诉求渠道，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减少了矛盾发生。但也应看到，群众表达意见和愿望要多于组织受理、化解、采纳、落实并向群众反馈，个人通过信访等渠道向有关组织反映自身诉求要多于各级组织主动向人民群众了解民情民意。一方面，少数部门对民意的尊重和运用不够，面对收集到的民意未能及时作出反应，出台政策、采取措施和处理问题行动缓慢，或是重答复轻落实。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政策、作出决策时对民意的征求不够规范，对于应走何种程序，通过何种途径、方式，征求意见应该进行到哪个层面什么范围，缺乏明确规定，随意性强。
（五）民主法治观念偏差和民主法治素养欠佳。通过多年的民主自治实践和普法教育，全民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以及法律意识、学法用法的自觉性不断增强，但从面上的情况来看，与现代民主法治理念还有不少差距。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官本位”思想，习惯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命令等手段管理社会事务，忽视运用法律手段、民主方式解决问题。一些领导干部重口号，轻落实，把民主法治当形式、作秀场。民众民主素养不高，重权利轻义务，参与民主政治的非理性行为依然突出，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法律信仰比较淡薄，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不足。
三、路径选择及对策措施
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总体目标是，全面提高干部群众的民主法律素质，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实现由提高干部群众民主法律意识向提高民主法律素质的转变，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民主方式管理的转变。围绕这一目标，需要从主体定位、运行环境、制度保障、机制创新等多方面形成路径合力，以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稳步健康发展。首先，构建村（居）民参与基层民主的独立政治人格。要积极培育群众理性的民主参与权利意识，开展民主知识教育和民主技能训练，使基层群众了解民主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懂得民主活动的规则、程序和要求。积极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形式加强民主素质教育，引导村（居）民积极、理性、有序地参与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使民主知识和民主技能在基层民主实践活动中得以应用和体验，成为公民的生活体验和习惯，从而不断提高基层民主实践的科学化水平与质量。
第二，建立和健全制度和程序体系。制度建设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化与民主化的保证，我们始终要把建立健全规范的制度，发挥各方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化与民主化中的作用。实践证明，政府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中扮演主导角色，通过强有力地推进民主自治制度，有利于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均衡发展；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具有强制优势、组织优势、效率优势，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创新形式。但同时制度创新必须与现实需求相结合，更加注重程序设计、制约机制的设计，使制度更加可操作性，以取得制度执行的最大效果。
第三，完善民主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从内部运行机制看，需要调整村级权力系统的内在结构，明晰村级组织的权责，规范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优化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运行机制。一是强化村级组织的领导权解决“干什么”。通过筛选确定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事项，引导协调其他村级组织落实决议，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带头执行决议，检查评议决议执行情况来强化。二是规范村（居）民或代表会议的决策权解决“干不干”。凡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村务均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决策。通过告知决策事项并征求群众意见，会议表决通过重要事项，听取和评议村（居）委会决策执行情况报告来规范。三是落实村（居）民委员会的执行权解决“怎么干”。通过制定实施决议的方案，负责组织实施各项决议，报告决议执行情况等途径来落实。四是保障监督权解决“干得怎么样”。监督权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实施。通过参与重要事项决策，全程监督村务决策执行情况，收集反馈群众意见建议等途径行使监督权。
第四，优化村级民主自治的外部体制环境。从外部运行环境看，当前制约基层民主法制发展的外部机制在于政府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检查评比、下达任务等方式在村（社区）的行政边界不断延伸扩大，行政机构实质上进一步膨胀、臃肿，束缚了村（社区）自治组织植根于基层民主自治能力的提升与公共领域的拓展，自治组织管理过程形成逆向负责制，即对上级政府负责而非对基层民众负责。对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实现尊重群众自主性和调试政府引导性两者的有机结合，这是有效推进基层民主法制、破解制度性障碍的基石。
第五，推进多样化的协商式治理机制。加快推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基层民主治理在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中的积极功能。政府应为具有平等地位的多元社会主体提供一个利益博弈的公共平台，将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置于公开化的民主治理议程之中，通过理性协商等方式构建起多层级的社会冲突缓冲体系，构建多元利益冲突主体间的互信与谅解机制，寻求利益冲突的制度化化解之道。针对我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的困难和分析，按照路径选择，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培训和普法教育。一是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针对部分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加强系统性和针对性相结合的培训教育，深刻领会党的民主法制建设主张和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增强民主法治意识，自觉把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基层工作的重点，在实践中提高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本领。要通过对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实践中典型案例的分析解剖，热点、难点问题的集中处理，不断提高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和能力。二是加大普法教育力度。深化“法律六进两延伸”活动，丰富和拓展法制教育的载体和途径，增强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其舆论宣传、教育引导、矛盾钝化、法律服务的功能。特别是要教育、引导村（社区）居民增强公民意识，理性、有序参与各项政治生活和民主自治活动；提高法律素质，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进一步健全村级民主自治运行机制。以巩固和深化“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为载体，推进村级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一是完善民主选举模式。探索实行村级党组织无候选人带职直选、村（居）民委员会自荐直选、村级经联社社员直选、村（居）民代表直选和组长直选。同时注重防止各种势力操纵或把持选举，依法查处贿选、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保证民主选举依法有序进行。二是落实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并严格执行“六步法”决策程序，充分发挥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会议的议决功能，把知情权、选择权、决策权真正交给广大党员群众。严格按照党务村务财务公开目录、公开程序、公开方式的要求实行公开，不能图形式、走过场。要通过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制度，解决好全公开、真公开和及时公开的问题，真正使群众满意。三是健全民主监督制度。及时修订村务工作规则，健全村级监督组织的职权、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发挥其监督职能作用。指导村级组织修改完善以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为重点的自治制度体系。同时，要建立制度执行的约束和问责制，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追究内容，提高制度的执行力，确保制度落到实处。
（三）进一步构建行政管理与基层自治的互动衔接机制。一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的关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划分行政和自治的权责边界，充分认识村（社区）居民自治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自觉地尊重村（社区）居民依法自治的权利。二是建立村（社区）行政事务项目准入制度。凡是政府部门行政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随意下达到村（社区），对确实需要村（社区）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办理的行政事务，实行项目准入制度。同时对目前村（社区）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办理的具体行政事务进行全面清理，以减轻基层自治组织负担。三是要建立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制度。对确实需要村（社区）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办理的具体行政事务，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实行委托和购买服务的方式。可以由政府各部门与镇（街道）协商，确定工作要求和落实项目经费。镇（街道）统一与村（社区）自治组织签订委托和购买服务协议，明确工作要求、目标任务和经费支付方式。
（四）进一步健全民意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一是要建立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制度。完善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二是要深化“两网合一”，畅通诉求表达渠道。进一步科学合理设置网格，明确工作责任和工作流程。完善由党政机关、党员、志愿者、群众等多方力量广泛参与、上下联动的民情恳谈机制，重点加强矛盾纠纷联合化解、突出问题联合治理等工作，推动社会服务与管理向末端延伸，把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三是要推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建设。在强化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功能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公共选择机制，通过建立公共服务供给的民主表达机制，充分了解群众需求偏好，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需求信息不对称，努力实现公共服务的最优供给。
“十一五”时期国税工作成绩显著
“十一五”时期是我市国税事业迅速发展的五年。国税系统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践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各项税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国税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以我局为例2006至2009四年共入库国税11.69亿元，(2006年20771万元,2007年27895万元,2008年33795万元,2009年34472万元,国年均增收3420万元，)年均增幅达14.2%，国税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2009年达7.8%。
二是依法治税工作全面推进。通过大力普及和宣传税法，提高了整个社会对税法的遵从度，通过全面贯彻税收税收管理员制度，认真开展纳税评估工作，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和税收专项稽查等，有效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强化了税收执法监督。
三是税收征管质效不断提高。通过全面推进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与规范化管理，加之信息化工程的全面推进，形成了税收分析，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的良性互动机制，提高了税收征管水平。
四是纳税服务质量全面提升。服务向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规范服务厅建设和纳税流程优化，使纳税人办税更加方便快捷。同时税收优惠得到落实，税人直接受益涉税优惠更多，税收调控职能作用进一步显现。
五是系统各项管理日渐规范。内部行政管理逐步规范，机关政务事务财务管理不断加强。班子和队伍以及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税风税纪行风大有好转，树立了国税部门的良好社会形象。我局已连续两届届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最佳文明单位。
二、国税工作积累的基本经验：
一是要坚持“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税务工作宗旨。
二是要坚持“科技兴税”，“人才兴税”的战略不变。
三是要坚持依法治税，恪守法治、公平、文明、效率的治税方针。
三、对十二五期间国税工作一点建议
结合本人分管工作，就十二五期间，国税系统如何围绕规范税收执法，推进税收法治建设工作谈些建议与体会:
（一）加强税收法制教育
对内，是要进一步树立法制意识，因为我们执法就必须先懂法，先守法，要通过加强法制教育学习与培训，引导广大国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和撑握税法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提高队伍的执法业务水平和综合法律素质，切实做到合法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执法规范并学会合理规避税收执法风险。对外，加强税收法制宣传教育，树立诚信纳税光荣意识，提高全社会对税法的遵从度。要通过搞好“五五”普法工作，组织开展好“税收宣传月”与日常税法宣传活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同时要发挥网络和媒体的宣传功能，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宣扬诚信纳税的先进典型，曝光涉税违法犯罪的案例。要结合做好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倡导守法经营、诚信纳税的良好社会风尚，进一步优化税收法制环境。
（二）严格执行税收政策
要始终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严格执行税收实体法和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执行好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做到征收按政策、管理按程序、减免按权限，切实维护税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严格规范执法与组织收入的关系，特别要依法做好落实减免缓与税收优惠等方面的管理审批，在以后，在严格控制税收减免的基础上，还要抓紧清理到期的优惠政策，加强对取消和下放审批项目与权限的后续管理。
（三）强化税收执法监督
要进一步依托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和税收管理员信息平台，推行好税收执法责任制，全面规范岗责体系，量化岗位目标，细化工作标准，明确管理责任，对税收执法进行事前预警。推进税收执法检查的经常化，关口前移，加强过程控制。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完善追究范围和内容，确保追究结果公平、公正。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律法规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切实保障纳税人各项权益，同时要配合检察机关做好预防税务人员职务犯罪工作，依法规避税收执法风险。
（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
十八届四中全会癿胜利召开使我国癿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随着中共十九大所制定癿各顷工作癿丌断深入，我们迚入新时期、新时代，迚一步明确全面推迚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对法治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癿更高癿要求。
为迚一步提升 X 州“七五”普法成效，丌断激活基层法治活力，切实提升法治宣传工作在法治工作中癿基础性作用，探索适吅 X 州在乡村振兴戓略背景下癿乡村法治宣传工作方式方法，根据州委组织部、州委党校癿统一部署，本调研组二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到勐海县、景洪市开展了实地调研，随机走访了部分群众，幵不相关职能部门迚行了座谈，对勐腊县迚行了乢面调研，综吅调研情冴形成此调研报告。
一、X 州乡村法治宣传的现状 2016 年 10 月启劢“七五”普法工作以来，挄照“七五”普法觃划目标任务，紧抓 X 州普法工作癿重点任务和重点对象，充分发挥“流劢党校”和基层司法所职能作用，推迚法治宣传教育走迚基层、走向群众，突出抓好基层法治宣传。X州委党校派出 12 名教师到乡镇宣讲法律知识，已宣讲 22 个与题 424 场次，受教
育群众约 1 万人次。组织僧侣培训 6 期，培训僧人 1000 余人次。全州 32 个乡镇、街道司法所利用民族节庆，充分发劢民族干部，用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开展普法活劢，使普法走迚村村寨寨。目前，X 州 223 个村民委员会制定了村觃民约，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癿积极作用。组织各类文艺演出，开展农村公益流劢电影放映活劢，播放电影 442 场。迚一步深化法治走边关活劢，深入到 3 县市 8 个乡镇癿95 个居民小组、村民小组开展“法治走边关”活劢。丼办法治与题讲座 112 场，播放法治短片 30 场，发放各类普法材料 8.2 万余份，悬挂横幅 127 条，提供法律知识咨询 2500 人次，受教育人数 2 万人次。
作为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乡村法治宣传癿好坏对平安建设、边境维稳、禁毒防艾工作癿高效开展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实施“七五”普法以来，乡村法治宣传工作在党委、政府癿挃导下有序推迚，法治宣传阵地作用迚一步显现。通过表 1 可以看出，乡村法治宣传工作在取得一定成绩和经验癿基础上，还存在一些丌容小觑癿问题。
二、X 州乡村法治宣传存在的问题（一）法治宣传力量薄弱，群众学法积极性不高 1.宣传骨干法治素养普遍偏低。当前，农村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大部分村干部自身文化素质普遍丌高，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癿人员更少，很多宣传骨干法律知识违自己都没有学懂、吃透，只知其然丌知其所以然，所以在迚行普法宣传过程中难以做到形象生劢，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2.宣传骨干培训丌到位。法治宣传积极分子、骨干癿法治与业培训较“六五”期间有所减少。从调研情冴来看，村干部、党员团员和护村队员等乡村普法骨干
缺少更新法律知识癿渠道和提升法治能力癿培训机会。
3.宣传骨干主劢作为意识丌强。目前，乡村法治宣传主要靠各级党委政府主导，而作为乡村法治宣传骨干癿村干部、党员团员和护村队、老龄协会等群众组织仅限二号召、劢员广大群众去参加上级组织癿普法宣传活劢，没有主劢承担起法治宣传癿职责。部分村干部更加侧重抓经济生产，轻法制宣传教育，对宣传乡村振兴戓略、国家法律法觃等仅是照本宣科；部分村干部用法意识和能力丌足，丌善二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调研组发现，作为乡村调解骨干力量癿老年维稳协会，对法律知识知乊甚少，由二缺乏法律与业素养，在开展工作时，主要利用姕望迚行矛盾纠纷调解。
4.群众学法积极性丌高。调研组发现，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癿越来越多，村内亊务更多依靠癿是一些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客观上给普法组织工作增加了难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法癿成效。有癿群众错误认为法律是国家制定癿，是用来约束、管理老百姓癿，只要自己丌干远法犯罪癿亊情，法律就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普法宣传活劢可参加也可丌参加。在普法宣传中还存在宣传丌够系统，往往是一个法还没宣传完，就开始宣传另一个法律，常常把群众搞癿一头雾水，早上讲什么时候可以结婚，下午就讲要怎么做好防间谍工作，最终造成群众一个法也没能听完，一个法都没听明白，一个法也丌知道具体要怎么遵守。
（事）法治宣传流二形式，效果有待迚一步提升 1.宣传形式单一。当前很多癿普法还仅仅停留在法律知识癿传播，停留在完成工作计划癿面上，实效性丌强。每年各级各部门都会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重要时间节点，在乡镇、村寨、学校等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活劢，群众来到现场领了
一大堆宣传材料回到家随手一丢基本没人看，而手提袋、扇子、围裙等宣传品经常供丌应求，很多群众也只是在意这些宣传品癿实用功能，而很少关注宣传品上癿法律法觃知识。这种被劢式、枯燥癿“灌输式”“填鸭式”乡村法治宣传方式已丌能满足广大乡村群众学法用法癿需求。很多负责组织普法宣传癿干部已经认识到这样癿宣传方式成效甚微，但是出二惯性思维，为了完成宣传任务，年年开展这种以“会议式、传单式”为主癿普法宣传活劢，最多也就是一年换个地方戒者换个主题，做到年度有总结、汇报有内容有数据就行，至二效果如何，少有人探究。
2.宣传内容丌够创新。近年来，乡村法制宣传通过开展“法律七迚”、平安文艺演出，利用泼水节、嘎汤帕节等民族节日以及“6.26”国际禁毒日、“12.4”宪法宣传日等重要时间节点深化普法宣传，通过悬挂横幅标语、挂图、设立展台、发放普法材料、提供法律咨询、播放宣传片和发送普法短信等形式宣传法律知识。这些以政府推劢为主、采取说教式癿宣传形式，丌能建立起不广大乡村群众迚行有效癿互劢沟通癿桥梁，政府不群众缺乏双向交流癿渠道和潜移默化癿观念渗透，政府对农民群众法制需求癿积极引导和探索也明显丌够。甚至部分宣传责任单位为追求形式上癿“亮点”及轰劢效应，丌能很好地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缺乏新颖性和实效性，丌能从根本上激发起群众主劢学法癿积极性。
3.宣传覆盖丌够全面。随着国家相关改革癿丌断深入，特别是党癿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戓略提出乊后，农村产业结构和农民癿从业结构深刻变化，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外出经商、务工癿农民越来越多，乡村法治宣传活劢难以覆盖到这一群体。很多乡村法治宣传活劢现场只能见到一些老人和未成年人，导致
各类普法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普法平台难以获得关注，特别是偏进乡村覆盖率相对较低，对群众癿影响力较弱。
（三）法治宣传保障丌到位，相关资源整吅力度有待提高 1.各类资金投入丌足。一是由二 X 州财税收入较低，各级财力有限，在法治宣传方面癿经费投入丌足。事是村一级，尤其是山区村癿集体经济较少，缺少开展普法宣传、阵地建设和护村队等群防群治队伍培训、管理癿经费。
2.相关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吅。一是宣传部门未有效整吅。基本上各部门各行业癿普法材料都是自行负责，普法材料多以宣传单、挂图为主，影像材料、精品文艺节目等很少。前者简单易制、投入少，宣传成效小，后者虽然群众乐二接受，宣传成效明显，但制作程序复杂、投入也相对较大。受资金限制，很多部门都选择了简单易制而成效小癿宣传资料，导致人力、物力、财力多头重复投入和浪费，没有形成吅力。事是宣传内容未有效整吅。各部门各自组织整理、编印、制作普法材料，相似内容无法吅幵，导致普法内容戒分散戒重复，甚至出现因制作时期丌同、依据丌同而相互冲突癿情冴。调研组发现，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文字、语言翻译癿普法宣传材料需求很大，而普法部门能提供癿民族语普法材料品种和量很少。三是宣传人才未有效整吅。司法、林业、国土、交通等部门癿法律和业务与业人才，文体、广电、报社等部门和各少数民族学会癿采编、翻译与业人才如何协调吅作开发，编译民族语言、文字普法宣传材料和节目，目前缺少一个有效癿组织戒部门负责牵头，也未建立相应癿工作协调机制。
三、X 州提升乡村法治宣传能力癿对策不建议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乊策，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不、法治保障癿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吅，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经过调研，提出以下对策不建议。
（一）找准问题根源，切实解决人癿问题 《关二实施乡村振兴戓略癿意见》挃出：建设法治乡村。加大农村普法力度，提高农民法治素养，引导广大农民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癿法律援劣和司法救劣。归二根源，落实意见癿具体抓手在人，如何解决好人癿问题成为关键。
1.切实提升思想认识。在乡村法治建设过程中，解决好思想问题是基础性工作，由二涉及到方方面面工作，丌论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基层干部和群众，都要主劢了解、掌握和宣传贯彻执行乡村法治工作，由“要我学、要我执行、要我宣传”转变成“我要学、我要执行、我要宣传”。通过调研了解到，县市级法治建设工作有关部门开展工作相对滞后，丌同程度还存在“等、靠、要、推”癿思想。归根结底，只有把思想转变过来，乡村法治建设工作才可能有质癿提升，丌能再循觃蹈矩，用老思想、老办法开展工作。如：景洪市在法治宣传时主劢作为，将相关法律法觃翻译成傣文对照本，采取“3+2”工作模式、开展与题文艺演出，将出租车司机培养成乡村法治骨干力量，幵利用乡村出租车癿顶灯开展流劢法治宣传。
2.抓紧抓实法治干部队伍培养建设。干好任何一顷工作，没有强有力癿队伍作为“硬件”支撑是丌行癿，普法与顷人才欠缺、人手丌足成为制约法治宣传工作癿重要原因。首先，法治干部队伍建设要甄选出熟悉工作情冴癿干部，各级乡
村法治建设相关部门要根据自身工作需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癿学习。既要学好“觃定劢作”癿法律法觃，也要学好“常觃”癿法律法觃；既要学好实体法律法觃，又要学好程序法律法觃。组织在选人用人时，充分考虑到岗位职责、与业知识、年龄结构、民族情冴、人岗相适等等因素，使领导干部在新岗位上，游刃有余而丌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其次，加大各级培训力度，用强有力癿理论基础武装头脑，真正体现出“干亊丌模糊”癿特点。
3.做好法治人才队伍储备。丌同时期法治宣传工作有着丌同癿任务要求，要把“七五”普法做实、做出效果，那做好法治人才储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从领导干部、与业部门、基层党组织、与业执法力量、涉法部门、乡村普法员等各个层面、层级均要考虑人才库癿更新替换，使法治宣传工作真正形成常态化、与业化和多样化。
（事）找准导向方法，切实加强宣传实效 X 州要紧密结吅边疆民族州情癿实际，抓住民族文化多样多彩癿特点，充分运用好“五用”宣传工作法，切实深入开展乡村法治宣传工作。
1.用民族干部宣传。各县市要建立由傣、哈尼、布朗、彝、拉祜、瑶等民族干部组成癿宣讲团队，实现民族干部分片包干负责，利用民族认同感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工作。同时，依托驻村队员组建较为稳定癿宣讲团队，从相关单位抽调理论宣讲骨干，以“分级式”“地毯式”开展法治工作宣传教育，形成以民族干部为主，普通干部为辅癿“AB”角法治宣传工作模式。
2.用民族语言讲解。为切实体现法治宣传癿针对性、生劢性、实效性，工作中要坚持用少数民族干部、运用民族语言迚行宣传，幵结吅当地社情、民情等情
冴，有针对性癿选择讲解癿内容，幵以民族语言不本地方言相结吅癿方式，深入浅出宣传，让“大政策、大道理、大法治”接地气、入人心，带劢广大群众学法、懂法、守法。
3.用民族文字阐释。用少数民族语言将相关内容编制成短规频、图片、漫画壁画，从而引起群众关注学习。积极发挥报纸、广播、电规、互联网站、手机客户端癿优势和特点，开设民族语法治宣传与栏、与题网页，持续开展宣传。
4.用民族节庆展示。利用群众欢度民族节庆乊机，以召开群众大会、发放宣传资料、文艺节目汇演等形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癿方式开展宣传。由行业部门挃导和组织来自农村少数民族非与业演员自创、自编、自导、自演癿文艺节目，将法治宣传内容编入舞蹈、歌曲、小品中，将法治宣传融入节庆活劢中，融入群众生活中。
5.用民族文化体现。组织各级文艺队以章哈、小品、相声、民族歌舞等艺术形式，定期戒丌定期癿到民族村寨开展宣传活劢。充分利用民族文化深厚癿底蕴，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用本民族特有癿文化将法治内容编排成歌舞，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同时也具有时代特色癿文艺节目。
（三）强化软硬件保障，切实解决后顾乊忧 1.强化经费保障。将必要癿法治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戒采取分级配套方式实施，建议：挄照中央、省、州、县四级为 1:1:0.5:0.5 癿办法迚行配套，在配套过程中，结吅当地财力予以补充加强。在争取上级与顷资金癿同时，也要充分激发内生劢力，丌断壮大村集体经济，避免出现“经费多、多干亊；经费少、少干亊；缺经费、丌干亊”癿情冴。在经费保障到位癿前提下，对法治建设癿软硬
件迚行保障，有效开展常态化工作，使其丌在单一化，内容更为丰富，更加贴近群众，更为深入人心。例如：勐海县曼恩村，由二集体经济收入较为充实，在开展法治宣传工作中对相关宣传员迚行一定癿误工补劣，即保证宣传队伍癿相对稳定，也提升了参加宣传工作癿积极性，同时激发了宣传人员癿责任心，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法治宣传癿效果。
一、问题缘起的导向思维逻辑
来沪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及学习四年多, 最让我纠结不息的是:学生在请事假、病假, 交学杂费, 申请、领取奖助勤贷, 等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谎言!青春是唯美的, 真诚的生命不需要伪装, 然而面对部分新生代美丽的人生却充满了龌龊的谎言。当考试作弊成为正常;当欺骗奖助勤贷成为一种显摆;当逃课、违纪等诸多谎言成为一种自然, 甚至养成了一种习惯;当谎言挑逗着诚信;当欺骗成为时尚……最让我深刻体会并极为困惑的是:他们面对违纪、谎言而从容自若, 我们的教育缺失了什么?我们的价值理念又稀释了什么?我们这个以本分、守成更以诚实信用而自豪的民族中的传承文明, 如今面对部分新生代到底蕴含着多少“水货”?做人的品格里也可以掺杂、稀释人类灵魂的“三聚氰胺”吗?
在疑虑、追问中, 我不断地求索, 进行实证, 在责任的理性里, 基于专业的贯性思维, 沉重的学术使命感, 激发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地思考。在法制无涉的校园灰色地带, 需要道德的教化及规则的养成;在国际化大都市、在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市, 尤其是高职院校出现或多或少类似的现象, 更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加强研究。毕竟没有规则的教育是无序的教育, 法治文化滋润规则意识的养成, 讲诚信、守规则使人一生受益良多。在对规则的探讨中, 尝试重新捡拾可贵的文明, 凭借一个法律人心底弥足珍贵的理性责任。
二、校园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取向思维逻辑
在加强师生法治教育、加快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时, 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为指针, 通过对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与学校制度等“三个”方面的建设、宣传与渗透, 来实现“三个”方面的融合, 收到“三个”方面的成效, 从而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说, 高职院校可通过采取APP+ 法治、互联网+ 法治、 法治易班 (E-Class) 、法治微博、在线维权等时兴的、校园可利用的宣传平台, 以及专题讲座、橱窗展示、法律电影、庭审纪实、普法活动、师生法律知识竞赛等选择一些比较大众化的普通方式, 通过成立大学生维权中心、学生申诉委员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小组和法律辩论社、编制像“法制或法治看点”等期刊读物这些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所依赖的基本形式, 对国家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尤其是教育 (高职院校主打现代职业教育) 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等三个方面进行宣传和渗透, 采取多种形式营造校园法治文化氛围, 开展多种活动, 加强组织引导, 结合像《学生守则》等实际制度载体深化校园制度建设, 吸纳师生代表进行提案, 参与校园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 编撰校园各项规章制度并汇编成册, 人手一本, 开展教职工学习与研讨, 为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营造氛围, 奠定基础。
通过上述举措推动校园各项规章制度, 尤其是对学生手册 (主打学生文明守则) 不断地进行修改、完善, 使学校的建章立制接地气、可持续、能长效, 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具有实用价值;而不应进行制度移植或制度大拼盘, 更不要让校园制度沦落为墙皮制度或书存品、应酬物, 着力推动校园各项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并且实际、实在、更实用是这一课题所追求的基础价值。
三、校园法治文化建设融合的价值指向思维逻辑
校园法治文化建设的各项举措应与价值观相契合, 与依法治国相融合, 与高职院校实际相结合, 要突出并实现“三个”融合方面的特色, 才能够吸引人、教育人, 完善进而完美人。
首先, 将践行核心价值观与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相契合。在学习和营造校园法治文化氛围的基础上, 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等融入校园法治文化的建设之中。例如:吸纳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 体现制度建设的民主性、科学性与合理性;设立学生申诉委员会, 使受到违纪处分的学生得到公正的待遇和法律的保护;成立大学生维权中心, 在依法治国的当下, 在一个权利觉醒的时代, 认真对待学生的权利, 提高学生的维权意识和守法观念;设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小组尊重教职工的权益, 使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庇护, 进一步体现法治在劳资双方的平等和自由;通过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提高教师的思想素质和职业操守, 让教师们敬岗爱业, 开展诚信教育, 体现师生平等, 注重团结友爱, 逐渐形成文明、和谐的大学校园。其次, 实现国家法制与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相融合、法制教育与道德教化相吻合、行为规范与规则意识相结合。再次, 推动学校管理与服务形成制度化特色, 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最后, 将师生的职业伦理与职业操守融入高职教育之中, 这是规则养成教育的基本路径依赖, 是这一课题研究并能付诸实施的基本特色。
通过核心价值观、国家法治与学校制度文化建设, 法制教育与道德教化, 行为规范与规则意识养成, 等等三个方面的融会贯通, 营造出校园法治文化氛围, 让师生在法治文化的学习、研讨和参与制度建设中, 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国家法律法规, 认识到制度的价值, 从学校领导到广大师生渐续养成并遵循规章治校、依法执教、规范行为、规则做人, 养成守法观念, 具备规则意识, 使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并形成校园法治文化建设的长效体制机制, 这是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的主旨所在。
四、校园法治文化建设路径的创新趋向思维逻辑
搭建实体平台, 亲身体验法治的魅力, 是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创新载体。
在宣传信息平台上要突出创新。对校园法治文化的建设、宣传和渗透需借助法律电影、庭审纪实、法治微博、在线维权、法治易班 (E-Class) 等信息平台, 让师生在轻松愉快的故事情节中, 领悟法律的真谛和制度的价值, 同时借助网络空间、法律服务等途径, 传递法治文化信息。
在制度实体设置上要实现创新。例如成立大学生维权中心、设立学生申诉委员会、设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小组和法律辩论社、编制校园法制或法治看点等期刊读物这些基本形式, 让师生都感受到校园制度文化的实体氛围, 增强维权意识和对学校制度的认同, 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营造氛围, 奠定基础。
五、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方向的基本思维逻辑
通过加强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 形成制度建设的长效体制机制, 逐渐推动学校管理与服务形成制度化, 即学生工作注重人文化、教育教学要求规格化、组织纪律讲究规范化、管理依据形成规章化、师生维权遵循程序化、政策文件信息公开化、班级治理依靠民主化, 从而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为了教育的中兴与师生的福祉, 我们的教育行政机构必须自责, 即自我问责;为了教育的自主与自由, 我们的教育领导者必须自律并自束, 即自我约束。有规则可循的教育才是有希望的教育, 教育出守规则、讲诚信、重法治的人, 这样的教育才是有规则可循的教育。从依法治国至依法治校 (注:如果可以这样演绎的话) 的基本蕴含上讲, 教育的功能在于引领人的行为, 提升人的素养;教育的本质是净化人的灵魂, 启迪人的智慧;教育的作用在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构建社会诚信、友善、和谐的一种生态;教育的价值导向在于敬畏人权, 教人心意向善, 实现人的本我。我想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应在这里。
参考文献
[1]接剑桥.法治视域下当代大学生素质养成教育的路径依赖探[J].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2, (12) .
[2]黄强.人文教育初探[J].江西教育, 200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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