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诗歌

少数民族的诗歌

少数民族的诗歌 篇1

天上布满了乌云，

乌云翻卷成浪峰。

云碰雾撞隆隆的雷声，

随着一道闪光吐出蛇信。

大地黑暗一片混纯，

像似世界末日来临。

飞鸟也不知所踪，

野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一切生命都不敢出声，

这暴风雨来的太凶猛。

要把世界全部铲平，

这时却有一只精灵在飞行。

她上下翻飞毫无畏惧，

象利箭刺破云层。

又象刀一样割开乌云，

她大声呼唤声音划破长空。

一道光焰划破夜空，

就像毒蛇吐着蛇信。

毫无遮拦地刺向远空，

要舔掉所有的星辰。

来吧你是什么凶神，

看你有多大的本领。

想把万物吞进，

我偏要和你抗争。

闪光被惊得口呆目瞪，

不知是什么样的大神。

马上又请来雷翁，

共同对付这扑来的精灵。

雷翁只吼了一声，

这精灵仍在破雾穿云。

闪光羞退雷翁心恐，

从未见过这不怕死的精灵。

她的叫声震松乌云，

又一次向闪光冲锋。

并和雷翁比着声音，

谁和我来个高低分清。

接着是一阵暴雨倾盆，

银河决堤也未有那么凶猛。

每道雨箭钢刺般刺身，

就像万箭穿心。

这精灵眼也不眨，

登展翅膀翻卷飞腾。

雨线碰成飞雾不见踪影，

纷纷躲避四散偏行。

暴雨未停冰雹又临，

大小雹蛋数量无穷。

纷纷砸向精灵，

要把精灵毁在空中。

精灵展翅翱翔不停，

迎着冰雹直冲。

展翅飞扑迎雹突进，

把冰雹撞成细沙四溅无影。

一会儿云消雾散天空放晴，

一切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有那小小的精灵高叫着，

少数民族的诗歌 篇2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说诗歌的内涵“都包括一部分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 都包含着我们祖先的历史中所出现过的无数次痛苦或欢乐的遗物。”所以诗歌包含着我们的历史沉淀、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内涵, 而我们的中国古典诗歌更包含着我们自己的民族魅力。

一、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积淀魅力

从有文字记载的夏、商、周到后来的明清时期, 中国的历史中始终有着诗歌的影子, 从《诗经》到唐诗到后来的明清诗歌, 中国古典诗歌一直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起起伏伏。

如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起源《诗经》, 它记载了经历从西周到春秋大约500年共305篇诗歌, 它是由西周采诗官每年春天, 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 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 整理后交给太师 (负责音乐之官) 谱曲, 演唱给天子听, 以此作为施政的参考, 所以《诗经》是全体劳动人民在长期生活中的智慧结晶。战国时期又出现开创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伟大诗人屈原;秦汉又出现了赋, 它是诗歌的一种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诗人及作品, 如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竹林七贤等;隋唐特别是唐代更是把中国古典诗歌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出现了几百位诗人, 上万首作品;到宋代又出现了诗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宋词, 而在元明清时期, 诗词也处在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 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诗词作品和诗词作家。

中国的诗歌都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在当时历史长河中的百姓生活, 是人民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诗经》中有百姓民风、民俗、民情的不同体现, 如《诗经·桃夭》这是一首恭贺女子出嫁的贺新婚诗, 《诗经·七月》这是一首描写百姓田间劳作的农事诗, 《诗经·关雎》这是一首描写男女情感的爱情诗, 《诗经·采薇》这是一首边塞诗;唐诗浪漫和现实主义风格的包罗万象, 正体现了当时唐代的开放、包容、繁华到衰败, 如李白想拯救苍生的豪迈, 杜甫历经磨难的现实, 王维看破世俗的无奈, 孟浩然退居山野的闲情等等;宋代诗词中豪放、婉约所体现出的爱国之情不也正反映了当时国人对宋朝山河破碎的悲痛之情吗?而明清诗歌中对国家、社会的思考与担忧也充分体现了当时文人对明清历史在各方面的看法。

所以, 纵观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变化态势, 它都是和历史息息相关的, 或直接或间接侧面的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风貌, 因此, 从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当时的一些历史现状, 从而让我们更加了解历史、理解诗歌, 这就是诗歌的历史积淀魅力。

二、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文字魅力

艾青在《诗论》中曾经说过:“一首诗是一个心灵活的雕塑”, 因此, 每一首诗歌都是创作者们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心灵的作品, 而作为读者的我们, 就只能通过语言文字来理解诗歌、理解创作者们的心境, 因此,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文字充满了无穷的魅力。

1.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文字之美的魅力

“一首诗的胜利, 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 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 (艾青《诗论》) ,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文字中就时时刻刻充满着这样的美, 它的用字用词字字推敲、字字珠玑。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就体现在它的语言文字中, 就表现在“丽”“奇”两字当中。

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 就是指诗歌的语言文字以丽为美。如毛泽东在诗歌《雪》中“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这句对万里雪飘、雪满江天的景色的描写就充满了这样的丽。

“奇”字的本义是奇怪或美好, 用来描述人或事物时, 也可以是两种涵义兼而有之,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 作者开篇在陈述为文的根本之道时, 就用到了“奇”字, 并且表明“奇”原本就是“玉霞雕色”“草木蕡华”的内质, 而“奇”体现在诗歌中就是指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文字“贵修饰”的意思。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结尾四句“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就是对七情中最为强烈的爱和恨的修饰。

2.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文字之格律的魅力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文字讲究音韵格律, 讲究格式的工整平仄, 因此在盛唐时期才会出现繁荣的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 如杜甫的《春望》和《登高》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格律中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的代表作。

三、中国古典诗歌的穿透魅力

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一大文学类型, 从《诗经》开始, 诗歌就一直出现在中国这条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它不仅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傲然传承, 它还具有很强的穿透其他文学的能力。如汉赋和宋词是我我们很熟悉和骄傲的文学形式, 但他们却是诗歌在不断发展中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一种演变, 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种形式。 (……可引用某人说的话) 而在其他完全不同的文学类型中, 如小说和戏剧, 中国古典诗歌仍然穿透在他们的创作中, 无处不在, 或零星点缀, 或画龙点睛。

1. 中国古代诗歌对戏剧的穿透

在元明清时期, 中国的戏剧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开始兴盛繁荣, 出现了元曲四大家、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以及“南洪北孔”等一大批伟大的剧作家, 也出现了很多影响至今的优秀作品, 如悲剧的《窦娥冤》, 喜剧的《救风尘》, 描写爱情的《西厢记》《牡丹亭》《梧桐雨》等等, 在这些戏剧作品中, 诗歌都穿插其中。如在元杂剧中, 每折结尾处几乎都用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概括全局的内容, 有的是剧作者自己创作, 有的为引用古人的诗句, 这已成元杂剧的特色之一。如关汉卿的剧作《窦娥冤》的卷尾诗“秉鉴持衡廉访法, 感天动地窦娥冤。”这两句诗歌就是关汉卿自己创作的, 放在卷尾即总结了全局, 又使全局得到了升华, 画龙点睛。不仅元杂剧如此, 明代传奇和清代戏剧也如此, 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的“惊梦”这一出结束时引用的四句诗“春望逍遥出画堂 (张说) , 问梅遮柳不胜芳 (罗隐) 。可知刘阮逢人处 (许浑) ?回首东风一断肠 (韦庄) 。”这首诗分别出自张说、罗隐、许浑、韦庄四人之作, 而作者却把它们重新组合成一首诗, 点缀出了作者对这出“惊梦”的情感。又如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在“寄扇”这一出中, 作者也在卷尾对这一出用诗歌进行了总结, “书到梁园雪未消, 青溪一道阻春潮, 桃根桃叶无人问, 丁字帘前是断桥。”这些出现在戏剧作品中的诗句不仅总结概括了戏剧作品的内容, 也点缀升华了全局的内涵。

中国古代诗歌对戏剧的强烈穿透力, 不仅表现在戏剧作品中有诗歌点缀总结, 而且大部分剧作家都即是戏曲作家又是诗人, 如元曲四大家都即是剧作家又是散曲家, 马致远就被后代世人称为“曲圣”……又如孔尚任, 不仅是清代戏曲作家, 也是清代著名的诗人。所以, 中国古代诗歌是戏剧这朵美丽牡丹的绿叶, 它烘托和点缀了“牡丹”的艳丽芬芳。

2. 中国古代诗歌对小说的穿透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 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一直都处在一个较重的地位, 特别是在明清时期, 在这个时期, 小说的发展处在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和小说作家, 如四大名著就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而这个时期的诗歌也处在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 于是就出现了在小说的创作中融入诗歌来增加作品的表现力的情况, 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对小说的穿透。

在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 诗歌就无处不在。

如在介绍人物外貌形象的时候, 在林黛玉初进贾府, 第一次看见王熙凤时作者写道:

“一双丹凤眼两双柳叶吊销眉。身材苗条, 体格风骚, 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如在介绍人物性格特征的时候, 在林黛玉初进贾府, 看见贾宝玉作者就用诗词的形式来介绍了贾宝玉:

“无故寻愁觅恨, 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 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 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 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 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 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 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 莫效此儿形状。”

如在预示人物的走向和结局的时候, 在写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时作者批道:

“一个是阆苑仙葩, 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 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 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 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 怎经得秋流到冬尽, 春流到夏。”

诸如此类的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很多, 不仅在《红楼梦》中有, 在其他的小说中如《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中都有, 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典小说需要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凝聚力和表现力, 因此, 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对小说的穿透。

总之, 中国古典诗歌中充满着中国人的智慧、活法和悟性, 在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中, 中国古典诗歌越来越充满民族魅力, 它有着历史积淀的魅力, 有着语言文字的魅力, 还有着穿透的魅力, 这些魅力一直流淌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血肉之中, 需要我们不懈的品味和挖掘。

摘要：中国古典诗歌在几千年的发展繁荣中, 充满了深厚的民族魅力, 其表现在浓厚的历史积淀魅力、深刻的语言文字魅力和深沉的穿透魅力上, 而本文就是通过这些内容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自我民族的魅力。

关键词：诗歌,魅力,历史,语言,穿透

参考文献

[1]张方著.《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M].东方出版社, 1999.

[2]谢文利.《诗歌美学》[M].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3]毕宝魁, 艾丽辉著.《中国古典诗词鉴赏》[M].辽海出版社, 2011.

少数民族的诗歌 篇3

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全球化”便深入生活、文化等各个方面，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促使世界各国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俞可平所指出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①在全球化语境下，由于多元文化的强势冲击和全世界对“全球化”的共同追求，必然导致文化的趋同性不断增强，“民族性”则不断模糊，由此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路径无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不少诗人对自己的诗歌书写策略进行了调整，不再将彰显“民族性”、为民族代言作为主要的诗歌诉求，而是由个人话语呈现民族话语并提升至人类话语的高度；将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相叠映，不局限于民族本土文化的呈现，而是在民族文化精神的追寻中将民族文化精髓融入人类文化，极限性地发掘了民族文化的厚度、深度；同时，少数民族诗歌在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明、世界多元文化冲击的矛盾交织中传达了少数民族诗人在全球化语境和现代化进程中复杂而真实的心理状态。由此，全球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诗歌形成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从而构筑出独特的诗歌风景。

一、个体话语、民族话语、人类话语的嵌合

在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诗人们大都不再强调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甚至不愿以“少数民族诗人”的身份作为标识，正如作家黄佩华所言：“实际上，作家就是作家，‘民族只是人为强加在作家身上的标签，文学有自己的规律，历史上有无数少数民族作家留下许多经典的作品，后人并不会以其民族属性而‘另眼相看。”②许多诗人超越民族、地域、语言甚至种族、肤色、国界等各种界限，将对所属民族的爱扩延及他人、各民族、国家、世界及整个人类。他们也在诗中书写“我”的感受、情绪、生活见闻、体验，但这个“我”所代表的“个体”大多成为他们诗歌书写的出发点与触媒。他们通过“我”的个体感受、经验呈现民族经验、民族记忆，通过个人话语呈现民族话语，并将其提升到人类经验、人类话语的高度。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笔下几乎每首诗都有“我”，但都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诗人自己，亦不能将其与政治抒情诗中那种空泛的“大我”相提并论。他善于从个体之“我”的真切感知出发，抵达民族视阈中的“我”。“我” 既是诗人自己，又承载着整个彝族的记忆与经验，代表着所有彝人。他以“我”为诗歌的切入口所抒发的是自己作为个体和彝族代言人的双重身份对故土与彝族的爱，如他笔下的“妈妈”“你”“父亲”“母亲”等语汇，满贮着他对民族的爱和对整个人类的爱，而诗中对这些“大爱”的传达，不是架空于“人民”“祖国”“民族”“世界”“人类”等大词基础之上，而是从个体之“我”的真切感知出发，抵达对民族与人类的爱，从而体现出民族意识、人类情怀，形成一种善于从个人感遇抵达人类命运，从民族生态延伸到国家、世界景况，从个体生命拓展至生命本真、存在本质的“穿透力”“超越力”。这种“穿透力”“超越力”在《做口弦的老人》《彝人梦见的颜色》《土地》《古老的土地》《一支迁徙的部落》《自画像》《黑色的河流》《致自己》《猎人的路》《只因为》《猎人和太阳》《史诗和人》《老去的斗牛》《死去的斗牛》《黄昏》《色素》《我想对你说》《梦想变奏曲》《母亲的手》等诗中都有体现，如《黑色的河流》，诗人透过写彝人的葬礼，不仅看到彝族的精神、文化姿态：“我看见死去的人，象大山那样安祥，/在一千双手的爱抚下，听友情歌唱忧伤”，还看到了“人性的眼睛闪着黄金的光”，透过一个民族的人与精神呈露了深刻的人性与精神本质，从而抵达人类性。《致印第安人》中诗人亦巧妙地将彝人的个体感知提升为人类情怀的博大之爱：“有一个彝族青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印第安人/但他却深深地爱着你们/那爱很深沉……”而《题辞》中诗人则将彝人的孩子对汉族保姆的感恩之个体情感的体验，提升为超越一切种族的、属于人类最崇高的情感：“我在她的身上和灵魂里/第一次感受到了/那超越了一切种族的、属于人类最崇高的情感。”其他的诗如《回望二十世纪—献给纳尔逊·曼德拉》《欧姬芙的家园—献给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女画家》《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献给以色列诗人耶夫达·阿米亥》《致他们》等都从个人感知出发，超越国界、人种、敌友的各种界限，以大爱包容一切，抵达人类和平与友爱的高度。诗人乡土情结极其深厚，一直不忘自己是彝族人，不忘彝族那片土地，但决不受束缚于这种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而是与国家、世界接轨缝合，抵达人类性，正如他自己曾自述的：“我在创作上追求鲜明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他首先应该是属于他的民族，属于他所生长的土地，当然同样也属于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也不会存在不包含个性和民族性的所谓世界性、人类性，我们所说的人类性是以某个具体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③难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曾评骘吉狄马加的诗“具有人类性”。

其他少数民族诗人也都尝试着通过个体话语呈现民族话语、人类话语。“80后”诗人嘎代才让总是通过“我”的体认将个体话语与群体话语相互映衬形成互文效果，如《血缘：家族秘史》中他写道：“如果，静静的岗子上/一群人说着悄悄话的时候/我的灵魂也在期间说着同样的话。”“我”是“一群人”中的“一个”，而这“一群人”，显然是家族、民族的群体，诗人巧妙地将个人话语融于群体话语中。栗原小荻的《真相》则是通过“我”的个体作为抒情主体进行抒情和叙述，由此探寻一个悠久的民族、一块古老地域的人们的精神、心灵，进而探寻人类心灵、精神的本真和原型：“我就是我/我的词典里/体现了民族精神/最透彻的诠释/我的符号里/贯穿了人类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我就是我/我的血液里/沸腾的是生命之泉/最原始的意志/我的呼吸里/滤淀的是时空之间/最恒久的真谛。”诗人巧妙地从“我”过渡到“民族精神”，然后巧妙地提升到“人类运动”，形成了“个体话语-民族话语-人类话语”的抒情路径。何小竹的《鬼城》（组诗）亦是以个体撞击民族神话、拆解历史，是以“我”之抒情出口传达群体话语甚至人类话语，个体话语与群体话语、人类话语相互嵌合呼应，巧妙地既保持诗歌的“民族性”，又超越于民族性而具有“人类性”。倮伍拉且在《大凉山，大凉山》中试图在个体对大山之厚实、深沉的体验中提炼出一种大山的品质作为彝族精神的精魂，其实是一种特定的人类文化情结的流露：“躺下成为山脉起伏/躺下成为河流/沉沉睡眠中/有梦哗啦啦喧响/鸟鸣在空谷飞起同样的回声/树林野草以及庄稼/在风里的姿态是同样的/同样的/无论多少年已经过去。”

在个体话语、民族话语与人类话语的嵌合中，少数民族诗歌才能克服个人化写作狭隘、琐碎的弊病和为少数民族代言的自我桎梏与“井底之蛙”式的局限性，才能创作出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的诗歌文本。

二、本土文化、民族文化、

人类文化的叠映

每個人的成长都伴随着特定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人是无法剥离文化而独立存在的，诗人们的成长环境、生活环境和写作环境都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因而其创作亦会不自觉地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如何呈现本土文化、民族文化，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既有其独具的优势，亦无可避免地存在盲点和局限性，正如有学者曾指出：“单个主体总是拥有其视界的独一无二性，而既有对他人的视域优势，又天然带有自己的盲点和局限性。同样，由某区域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形成的文化，也会是瑕瑜共存的，而有盲点和局限性的文化也会对生活在该区域、该时代的具体的个人产生影响。”④因而，在呈现本土文化、民族文化时，诗人们必须审慎和警惕民族主义的自我桎梏。如何才能不成为一个固步自封、保守狭隘的民族保守主义者？全球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善于将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人类文化相叠映，都不仅仅限于将诗笔呈现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是让其诗歌在富有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的同时拥有深刻的人类意识。在突出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特质时，超越民族题材局限，升华到人类文化与人类精神层面，达到民族性和人类性的统一。具体而言，他们一方面在个性化的诗意言说中把民族的历史文化呈现出来，展现一个古老文明的独特风貌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凸显民族个性，寻找所属民族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们都在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个性中寻找彰显人类共性的文化特质，传达人类共同愿望的文化质素，从而既实现了对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又可以发掘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之“魂”，使之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这种文化叠映的诗歌书写路径在云南傣族诗人柏桦、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云南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重庆苗族诗人何小竹、土家族诗人冉仲景、白族诗人栗原小荻、苗族诗人彭世庄、贵州侗族诗人杨文奇、四川藏族诗人列美平措、阿来，西藏藏族诗人唯色、达娃次仁等人的诗中都有体现。如柏桦笔下：“记忆中的大黑山顶/长年不化的冰雪如同神话里遗落的/洁白草帽//山间/外婆弯腰割草的姿势/被朝晖定格/成为一种世人难以描画的/经典。”“外婆漫不经心把一串串/贮藏已久或刚刚收割的动人传说/随手扔进火塘//爆米花一样/它们哔哔叭叭说话。”（《乡村人物素描 茅草房里驼背的外婆》）诗人书写的是乡村本土文化的一个小细节，但他不露声色地滤掉了“民族”和地域标签，本来是独属于少数民族的“神话”“动人传说”经诗人生动形象的勾勒定格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细节，让外婆口里的“传说”与“神话”都超越了民族、地域界限，实现了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叠映，也实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升华。“最初的钟声/凄切而震凛地撞击/在黄河岸边升起的炊烟/苦难者不仅是这个民族/还有民族的灵魂和土地/死亡之血/涂抹着稻香的季节/剥落了丰腴而清纯的颜色/我们的脚/找不到一块敦厚的踏实/只好以一叶扁舟/于临水的净土之上/燃一簇希望的微火。”（远泰《背影》）、“选择冬季就是选择一种幸福/大地坚实，蓝天明澈/冬季能使高原凝固/却无法冻结一个民族炽热如火的血液”（蒋永志《高原的风》）等诗句也都是在呈现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同时超越了民族、本土的视阈局限，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叠映在人类文化的长河中。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则在诗中试图发掘“彝魂”，他把诗笔掘进了故土与彝族的文化深处，在《彝人梦见的颜色》等诗中以代表彝魂的红黄黑三色文化构建了彝族文化的灵魂，《一支部落的迁徙》《彝人谈火》中“为我们的灵魂/穿上永恒的衣裳”的“火文化”、《死去的斗牛》中的“铁文化”及《猎枪》《孩子和猎人的背》等诗中的狩猎文化等都是“把彝族之魂融铸在诗之魂里”，“既是彝魂的凝聚，又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表现”⑤，正因为如此，诗人才能被赋予“彝魂”之美誉，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不但延续着一种最古老的文明，而且使这种最古老的文明获得了现代性内涵，并以富有诗意的姿态迅速走向世界。”⑥何健则在诗中表达羌人的迁徙游历和发展演变，由此透视其民族精神的特质，如“你这尔玛人的后裔/何时从黄河之源流芳到岷江两岸/银龙盘舞的江水/拴住粗犷豪放的性格/一尾神翎响箭/钉稳游荡的脚跟”（《羌民》）发掘羌民“粗犷豪放”的精神气质，“你发现，沿江两岸/有白色之石被羌人所崇拜/任你捡起一块/或对掉或砸烂或作为一件艺术品/而我不能/被血漂白的石头会烫伤我的手甚至心/白石头里困居着我民族的骁勇与悲壮/亘古不变的岷山可以作证”（《困居在白石头中的神》）则发掘羌族人的骁勇与悲壮风骨，都是在诗中追寻与呈现羌族民族精神、气质，让其定格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四川藏族诗人蒋永志则通过审视雪域高原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在诗中表现藏民族的精神特质：“周而复始的只是岁月/无法挽回的是地老天荒/孤寂又有何妨/哪怕无尽的厮守长夜苍茫。”（《草地月》）表现了藏族坚韧无畏、豁达超然、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这是藏族文化的精髓，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正如哈尼族诗人代表哥布所说：“我很难想象一个离开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而取得成就的作家诗人。我很清楚，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最显在的文化特征，诗歌更是民族的灵魂，所以我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多年来我们的诗歌一直在学习中迷失着自己，我们不屑于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都急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害怕自己的作品不像汉族作家的作品，不像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不像外国作家的作品；很多年了，我们忽视了我们自己，忽视了艰难地支撑着自己民族存在的文化，迷失在对主流文化的盲目追随和民族生活的表层描摹中，更多的人恰恰就迷失在对三六汉语诗歌的临摹中，可惜我们不知道。所以，作诗人，我只能说，我们必须安于自己的边缘位置，努力实实在在地写点什么或做点什么，就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那样。”⑦事实上，自己民族文化的根、魂灵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球化强调文化的多元融合，只有真正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出来，以之与其他民族、地域、种族、国家的文化进行多元对话、交流，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因而，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叠映是全球化语境下真正走向世界的有效路径。

当然，通常而言，民族书写常常陷入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感伤”中无可自拔，因而都具有一定的自我桎梏：“民族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民族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⑧克服这種民族书写的局限，让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叠映，与世界多元文化相交织、交融，才能真正与世界多元文化汇流，走向世界，不至于在全球化冲击下被湮灭、消失。

三、民族传统、现代文明、多元文化的交锋

全球化把整个世界都囊括在一个公共范围中：“隐蔽和暴露的边界都发生了变化，因为许多在以前看来是相当遥远的活动现在都展现在了一个公共范围中。”⑨因而，全世界的各种文化相互碰撞、渗透与交融，全方位地影响着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世界多元文化渗透之间的交锋，而世界多元文化主要以现代文明为主。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生态意识高涨，让更多的人反思现代文明的危机，而意识到坚守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远地区，对自然生态的亲近成为与生俱来的心理诉求，因而在他们的诗歌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锋更为激烈，一方面是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与对多元文化、现代文明的警惕、抵触，审慎地应对现代文明与异族异域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又是携带被多元文化、现代文明浸润的眼光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自我桎梏保持清醒的自觉自省。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锋呈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诗人内心的矛盾、纠结的艰难挣扎轨迹。

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是深植于诗人内心与诗歌血脉中的，这些文化传统常常不自觉地影响他们对现代文明、多元文化的态度，如昂族诗人艾栗木诺在《候机厅》中表达了她对现代文明的隔膜和抵制：“今天我要在黑暗里独自飞翔一次/我的这次飞行借助/一只大鸟做的乌鸦/我猜测20元的保单/就要和我的身份证号码接上暗号了/……/拥挤的大厅很静很静/我听见我的心里掉进了一根针。”诗人在诗中丝毫未提及其所属民族，更未提及任何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但作为少数民族一员的她在“候机厅”这个充满现代性的场所的出现就是民族文化存在的一个“人证”。在昂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诗人，无论她身处什么场所，都不自觉地携带着其所属民族的文化传统，当她与“候机厅”这个现代文明的“物证”相逢所产生的不适、隔膜与抵制就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交锋，少数民族诗人们无时无处不处在这种交锋中。普米族诗人曹翔则在《家乡的泸沽湖》中传达了他面对现代文明、文化冲击所产生的排斥和“受伤”感：“当年，家乡的泸沽湖/平静的湖面/母系大家庭温暖的日子/照耀宁静的村庄/那是真正云淡风轻的日子//如今，家乡的泸沽湖/……//当如今，家乡的泸沽湖/村庄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舅舅丢失了古老的渔网/年轻人划渡着兴奋的游客/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过客。”毛南族诗人谭亚洲也在寻找“失踪了的那个自己”，如他在《遥望彼岸》中书写的：“我翻阅往昔所有的困惑/寻找失踪了的那个自己/看到对岸悬挂着半圈彩虹/我想化为一朵白云飞去但我无法破译船和桥的秘密/‘逝者如斯夫令我胆战心惊/风猛击我颤抖的脊梁/我呕出一颗心来，带着血滴……”这都是少数民族诗人们在面对现代文明、文化的冲击、震荡时内心的焦虑、失落与对现代文明的审慎，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文化的交锋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映证。

值得审慎的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本身存在许多缺陷、闭塞的痼疾，因而少数民族诗人需要批判性地对待自己所属民族的文化，在处理民族文化中丰富的民族神话传说、史诗、歌谣、叙事诗、抒情诗、民歌等诗歌资源与外来文化交锋时，既应保持自己的判断，又不能盲目地排斥他者。

在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更是成为了公共的财产，但如果诗人所属民族的传统文化未能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对接，便有可能被全球化趋势冲击到边缘甚至消失：“当两种文化未能对接时，某些东西就会失去。失去多少我们不能确定，因为在那些失去某些东西的人之中就有我们。”⑩ 如何让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现代文明对接，关键就是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魂灵，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对话、交流，在交锋与对接中融入世界多元文化。

在面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文化的交锋、冲突时，少数民族诗人中做得比较出色的无疑是吉狄马加，作为彝人的后代与代言人，他一方面自觉地、鲜明地以“彝人”的身份、角色发声，深掘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魂，一方面又对全球化语境下彝族文化遭受多种文化冲突的状态产生“灵魂阵痛”：“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我们的父辈常常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惘中。”？輥？輯？訛吉狄马加时时处在这种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交锋与反差中，内心陷入迷惘，产生激烈震荡，如他在《反差》一诗中曾写道：

我看见一堵墙在阳光下古老/所有的谚语被埋进了酒中/我看见当音乐的节奏爬满羊皮/一个歌手用他飘忽着火焰的舌尖/寻找超现实的土壤/我不在这里，因为还有另一个我/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诗人在诗中的“我”并非单一的抒情主体自己，而是有两个“我”，一个是古老的彝族文化传统的代言人，一个是承受着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冲突、反差的“我”，呈现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激烈冲突、交锋下诗人复杂的内心状态。面对彝族传统文化遭到现代文明的侵蚀，吉狄马加一方面表现了深深的忧虑，正如他曾坦承的：“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瞬息即逝的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彝人的文化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远去，我们固有的对价值的判断，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輥？輰？訛在《追念》《一支迁徙的部落》《守望毕摩》《失去的传统》《毕摩的声音》等诗中都传达了他的忧虑，甚至在《失落的火镰》《太阳》《史诗和人》等诗中深入发掘彝族文化精髓，试图寻找文化救赎之路。但另一方面他并不一味沉迷于彝族的传统文化，而是保持着对长期处于封闭与凝滞状态下的落后文化传统的批判与反思，如他对古老民族的一些野蛮残酷习俗的反思，在《达基沙洛故乡》一诗中他对彝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血腥、野蛮进行了暴露与反思：“我承认一切痛苦来自那里/我承认一切悲哀来自那里。”因为那里有“不幸的传说”，曾经“血腥的械斗就发生在那里”，“我十二岁的叔叔曾被亲人送去抵命”。《故乡的火葬地》《回忆的歌谣》等诗中都呈现了诗人对彝族传统文化的清醒反思与批判。

在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诗人们通过个体话语、民族话语、人类话语相嵌合，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人类文化相叠映，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文明、世界多元文化相交锋交融的抒情路径，使他们的诗歌在全球化语境既葆有民族个性与特质，又不局限于狭隘的民族性，而具有“人类性”、世界性，更有利于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从而走向世界。当然，当下诗歌场域中依然有相当多甚至是绝大部分的少数民族诗人自足于古老民族文化的守望角色，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盲目抵制外来文化，操持一种对抗性书写姿态沉溺于田园牧歌、乡村叙事或家园叙述，偏执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归”或悼挽，制造了大量“还原”民族文化和“修复”家园的“伪感伤、伪怀旧”之作。这是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诗人需要警惕和反思的创作陷阱，亟待诗人们超越民族身份的自我囿限，拓展题材范围与想象视野，在全球化语境中处理好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人类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书写出真正走出本土、走出民族、走向世界的诗歌文本。

注释：

①俞可平：《全球化论丛·总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②黄佩华语，转引自孙鹏远：《乡土写作与文化突围——少数民族作家畅谈民族文学创作》，《南国早报》2015年1月20日。

③吉狄马加：《我与诗》，《中国文学》（外文版）1990年第3期。

④简圣宇：《巴赫金主体间性美学思想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⑤张同吾：《彝魂与诗魂——简评吉狄马加的诗》，《诗潮思考录》，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⑥李鸿然：《彝族文化身份与世界文化意识——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⑦转引自马绍玺：《守望诗歌的家园》，《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⑧[美]詹姆逊著，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2-523页。

⑨[比]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

⑩ Thompson， E.P.（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Y Vintage Books，p56

？輥？輯？訛吉狄马加：《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民族文学》1990年第2期。

？輥？輰？訛吉狄马加：《吉狄马加诗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封底語。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媒体语境下诗与公众世界之关系新变化研究”（项目编号：15XZW035）、2013年度广西教育厅教育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13JGA164）的阶段性成果。

民族团结诗歌 篇4

脱离群众的人注定孤寂无聊，

具有亲和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才见团队精神的崇高。

钢筋水泥不可把沙石小瞧，

没有沙石的凝固大厦也会倾倒，

巨轮不可轻视小小的航标，

没有航标的引导巨轮也将触礁。

团结就象协调配合的手脚，

离开脚的行走眼看的东西也难以摸到，

团结如同针线、纸笔，

谁离开谁同样失去爱的怀抱。

团结就要心往一处想拧成一股绳，

事业发展和群众利益不容制造内耗，

高岗、姚漱石、张国焘……

分裂的行径罪恶难逃。

且看党旗上的铁锤和镰刀，

团结联合才有雨顺风调，

团结出智慧、出力量、出人才、出成绩，

实践的结果已为众多志士引为自豪。

小事讲风格大事讲原则，

鄙视嫉妒、无情、自大和孤傲，

同志相处情同手足意见不同无可厚非，

倡导宽厚、热忱、仁爱和节操。

做事既没功劳又没苦劳，

为人目空一切自在逍遥，

在公论的呼声中自酿苦酒，

活该，自作自受自寻烦恼。

团结——批评——团结，

这是实现组织统一的方针法宝，

“四个服从”无条件自觉遵守，

难道非得掐着耳朵才能记牢。

自尊自贵人抬人高，

搬弄生非绝不是什么好鸟，

要想人格和人气好上加好，

民族团结教育诗歌朗诵活动 篇5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营造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感恩情怀，5月14日下午，和静县第四中学小学部举办了以团结教育为主题的第八届“鸿雁”杯蒙语诗歌朗诵比赛，此次共有22名同学参加，10名学生获奖。

本次诗歌朗诵比赛以歌颂祖国、民族团结、感恩教师、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等为主要内容，分为诗歌朗诵和知识竞赛两个环节同时进行。比赛中，选手们以饱满的精神，热烈的情感，丰富的肢体语言，激情洋溢地诠释了诗文的魅力，饱含深情的朗诵了《思念故乡》、《我的老师》等文章，赢得了全校师生的阵阵掌声。二年级（2）班巴音巴图同学的朗诵《蒙语》把比赛推入了高潮，并荣获本次比赛特等奖。

少数民族的诗歌 篇6

查汗采开乡中心学校 2016年12月1日

查汗采开乡中心学校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激情中国梦、团结

民族心”诗歌朗诵比赛

信息员：安金玲

为进一步巩固发展民族团结教育事业，促进各族教师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不断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感情，12月1日下午查汗采开乡中心学校开展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激情中国梦、团结民族心”诗歌朗诵比赛活动。

这次活动由德育处主办，共五组参赛队伍65名教师参加。评委来自于各学科组。本次诗歌朗诵比赛以歌颂祖国、民族团结、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等为主要内容。比赛中，选手们以饱满的精神，热烈的情感，丰富得体的肢体语言，激情洋溢地诠释了诗文的魅力。朗诵形式多样、主题丰富、个性突出、感情充沛，赢得了在场观众阵阵掌声。选手朗诵的内容几乎是原创，幻灯片图片和视频也几乎来自于本校“三进两联一交友”和“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的真人真事。文科组教师把活动推向了高潮并赢得了一等奖。

少数民族的诗歌 篇7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普适性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大学生, 有着特殊的成长经历,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 生活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合居住的地区, 同时接触两种民族生活, 受两种或多种文化影响。他们既不同与传统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生活的纯粹融入, 又区别与汉族学生对主流文化的认知, 在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间的认同与选择, 往往会使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习惯, 会使部分学生产生疏离感和孤立感, 处理好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问题, 是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关键。

1. 语言文字认同

语言文字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 作为社会成员间的交流工具,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最直接传播者, 也最具文化影响力。在现今中国多数地区, 少数民族的汉语使用率极高, 尤其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省份, 多数少数民族成员可以同时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汉语进行交流, 汉字现在也具有极高的普及率。少数民族大学生基本能同时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汉语两种语言及文字, 某些居住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 受主流文化影响, 以及生活中运用的限制, 他们掌握汉语的程度甚至要高出本民族语言。

虽然当今中国社会是以汉语文字为基础, 以标准普通话为官方交流语言, 但与此同时也鼓励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 会就读一年的汉语文化课程, 这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语的系统了解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 也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学生活做好铺垫工作。对汉语的学习以及对民族语言的继承, 不应处于相对的位置, 而应作为共同发展、共同服务与文化传播的媒介, 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群体中来。

2. 宗教习俗认同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宗教对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 是民族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宗教通过一定的活动以及教义约束, 使成员间产生精神的共鸣, 这对其民族情感具有升华的作用。习俗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因其长期的生活习惯演变而来, 风俗习惯是重要的民族区分标志之一, 是少数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 保持自身发展的根本。

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是与汉族学生拥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 如何正确协调主流教育与民族信仰间的差异, 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一直以来面对的问题, 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统一对本民族的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中国一直以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重点, 仔细分析中国德育内容会发现, 它对学生的引导以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客观公正的价值观为基础, 这与各民族自身传扬的民族精神并不相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对少数民族学生统一民族认识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3. 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个人对社会状况的认同态度, 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相互交往、流动而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 平等的民族发展政策, 使各民族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在长期的大统一过程中, 经济、文化交往把中国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共同的发展目标使民族间产生了强固的凝聚力, 各民族的社会认同度普遍较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 加之中国教育机制中从小学开始进行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不断灌输, 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有较为完整的民族认识。中国现阶段对少数民族大学生采取正式入校前一年的预科学习, 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民汉混合院校做好充分准备, 在民族学生入校之后, 多数院校采用与汉族大学生同样的专业课程和其他基础课程, 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创造与其他学生平等的学习条件, 在学习资源上的公平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接受和认同主流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状态分析

在民族认同的理论当中, 除民族认同当中普适性的对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的认同外, 对以民族自我认同、民族归属感以及民族态度和民族卷入为主的特殊成分认同也就是自我认同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个体从“民族”角度出发, 把自身作为“群体”的组成部分来思考、行动时, 会从“民族”当中获得一种积极的认可状态, 从而获取自身对“民族”的归属感。民族自我认同是成员对其群体建立归属感的基础, 积极的自我认同, 有助于形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环境随着升学大多会产生一定的改变, 部分少数民族学生从民族学校升入民汉综合院校, 还有部分学生甚至会离开少数民族聚居地, 去往汉族居住地进行深造。学习、生活环境的改变, 在使这些学生增长见识的同时产生新的社会评价, 不同地区的差异, 生活经历积累, 也会使其产生对原有民族态度的转变, 对其民族产生新的定位。这个转变过程, 依据Jackson的研究可把少数民族接收主流文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即被动接受 (Passive acceptance) 、主动抵制 (Active boycott) 、重新定位 (Redirection) 和内化吸收 (Internalization) 。把握好各阶段少数民族学生的认知特点, 对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教育工作至关重要。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适应, 是以外来灌输和生活融入为主要途径的, 在接收灌输的过程中, 由于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和主流文化的不理解, 最初在心理上会出现抵制的情绪。随着主流社会生活的不断融入和新的学习经验的累积, 少数民族大学生会把所接受的信息与之前的生活经历进行比较, 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自身, 确立新的目标和价值观, 并对其民族产生新的评价。最后, 当少数民族大学生把所接受的理论实际运用与生活实践, 结合自身发展做出新的行为方式选择, 这时便完成了其对本民族的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整合, 即内化了主流文化。通过这样完整的接受过程, 少数民族大学生通常能够很好的协调主流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间的差异, 在两种文化中都得到很好的适应。

学校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的民族教育工作必须把握好各阶段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特征, 结合当代大学生的普适性教育原则, 从国家意识、中华大民族意识入手, 统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教育工作, 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快、更好的融入主流文化生活, 为自身成长和社会团结、稳定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王良铭.马克思恩格斯精选著作导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3]侯哲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7.

[4]李景萌.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理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5]徐晓萍, 金鑫.中国民族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6]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少数民族的诗歌 篇8

少数民族曲艺品类繁多、形式各异。根据少数民族曲艺的本质特征，可分为说唱形式、歌唱形式、舞唱形式和杂艺形式等。它们可抒情，可叙事，诙谐，生动，既有美丽神奇的历史传说，也有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少数民族曲艺有着与汉族曲艺迥异的艺术特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曲艺文化宝库。

但是，从现有研究状况来看，中国曲艺研究绝大多数是汉族曲艺研究，涉及少数民族曲艺较少，涉及少数民族与汉族或中外民族曲艺交流的理论著述更是少之又少。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柯琳深感任重而道远，自2004年至今作为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评委，在评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曲艺节目的同时，进行了大量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并有意识地鼓励、指导其所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研究少数民族曲艺艺术。迄今为止，她指导以少数民族曲艺为选题的硕、博毕业论文已达11篇。

柯琳教授以一种高瞻的视野审视整个少数民族曲艺，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开拓建构了少数民族曲艺理论，并以专题探讨的方式，对少数民族曲种进行了研究，为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理论的搭建提供了基础构架。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一书的诞生。作者从三大方面——少数民族曲艺基础理论、语言系属与少数民族曲种、少数民族曲艺的专题研究——建构起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的大厦，她在书中写道：“谈及少数民族曲艺，人们脑海中不觉会联想到长卷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眼前会浮现生动有趣，或幽默诙谐的演出场面。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思维定式的钳制，人们总是对少数民族曲艺投以‘下里巴人’的眼光。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曲艺缺乏理性的思考与抽象的论证，但是，中国少数民族曲艺毕竟是一门学问，对此理论的建构需要从头做起。”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曲艺面临着如何继承各民族传统，如何走向世界的发展道路。这是新时期文艺工作者值得思考、探索的一个问题，也是教育改革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曲艺因其学科的发展要求，受社会学界中国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等要重写的呼声影响，由此而带来对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的许多新问题。如少数民族曲艺概念、曲艺起源、流变、曲艺新范畴、曲艺分期、层次、转型等等，这一切学术症结的解决，瓶颈的突破，似乎都是为中华民族大曲艺的历史文化阐释在搭桥铺路。曲艺学科亟待建设。目前中国曲艺教育及学术研究，远远不能满足曲艺人才培养、传承、传播和经营管理等全面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形成现代化的教育和研究的格局。为此，《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也是对曲艺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投入与耕耘。

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本书综合相关学科的学理经验，依照八种方法进行了深入剖析：文献考证分析法、历史文化分析法、逆向历史研究法、资料数据库、田野作业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综合研究法。通过上述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曲艺文化发展史、关系史与存在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解析，使之成为一个有着巨大历史地理容纳量的文化时空，并从浩繁的历史文化文献及广大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中，从案头与口碑中补充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是首次对少数民族曲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论述。

综观全书，笔者认为其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

首次建构少数民族曲艺理论构架

中华大曲艺中，汉族曲艺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多，而少数民族曲艺理论研究凤毛麟角，迄今未见一本系统全面的相关论著。本书首次将中国少数民族曲艺进行理论建构，为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理论搭建提供了基础构架，使学习者对少数民族曲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相关理论依据。

首次从语系角度对中国少数民族曲艺进行分类研究

我国已有的少数民族曲艺的相关研究，几乎是按照行政区划或民族来分类。但是少数民族曲艺有其自身独特的艺术性，即歌舞叙事，音乐性强。从语系角度入手，比以往的分类更加客观、科学与完整，避免了分类的交叉与重叠，做到了清晰明了，严谨客观。而且更便于研究同一语系下的民族曲艺文化，也更能梳理总结出相同语系下不同民族曲艺的总体特征和规律，实现全面解读。从性质上说，能更好的体现出少数民族曲艺说与唱、歌与舞密切结合的特性。

柯琳教授撰写的这本书，真实地记录、分析了与我国少数民族曲艺发展相关的知识、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填补了少数民族曲艺学术的空白

本书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著作，因其所涉猎的时空范围广且深，在我国鲜有人对其进行史学上和理论上的综合性探索与研究。本书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少数民族曲艺的现状，提升了中国少数民族曲艺学术品味，填补了我国曲艺文化体系中少数民族曲艺学术的空白。

第二，进一步补充了中国曲艺史研究及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化史研究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尽管曲艺产生年代、历史背景、表演特点等各不相同，但却是互相影响。通过对少数民族曲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曲艺史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数据，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了中国曲艺史。同时，少数民族曲艺在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如少数民族史诗说唱曲艺形式本身，由于比较鲜明地保留了各民族曲艺发展演进的历史年轮，被誉为研究少数民族曲艺艺术发生发展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事象的“活化石”。“听书唱曲”在历史上曾是各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该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化史的研究。

第三，具有多元文化研究价值

少数民族曲艺不仅是书面文字记载的曲艺文学，还包括古今众多少数民族非文字记载的宗教与世俗的曲艺形式等，对于这些散见于民族民间民俗、宗教祭祀仪式中的珍贵史料引起的高度关注，是本书的特色之一。研究少数民族曲艺，可进一步了解不同族群传统文化，对多元文化研究具有理论价值。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文明国家，少数民族曲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根基之一。2016年5月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通过对各少数民族曲艺的条分缕析，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曲艺史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参考数据，也让更多读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知识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较之中华民族曲艺艺术这座雄伟的大山，少数民族曲艺犹如纵横万千的支脉，是我国乃至世界艺术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