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意义

遵义会议的意义（精选8篇）

遵义会议的意义 篇1

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可从下面四点进行论述。

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他们的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而是采取一种“战略避战主义”，他们幼稚地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结果使红军在与敌人作战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受到巨大损失。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

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第二，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根据陈云同志的手稿，遵义会议的目的有二：“(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它竭力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作辩护，把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到客观上去，诸如“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与反对。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而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等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遇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基本是错误的”，而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即李德)、博(即博古)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这是考虑到四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比黔北好的原故。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保存下来，改变了行动方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这是一个转败为胜的转折点。

第三，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又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行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宿营时，常委分工又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红军在鸭溪、苟坝一带活动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博古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

在遵义会议以前，右倾或“左”倾错误领导先后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不断遭到挫折。而在遵义会议以后，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逐步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希望。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第四，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在遵义会议以前，那种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对我党的影响是很深的。加之在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独立自主地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党的许多决定往往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关。而遵义会议则打破了这个常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遵义会议大胆地解除了李德的兵权并批判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勇敢可贵的行动，恐怕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敢于顶住外来压力的行动。李德在几十年后还感叹地说：遵义会议“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毛泽东能不顾马列主义的干部(指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等引者)的反对而畅行无阻。”（李德：《中国纪事》）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遵义会议的一切重大决策，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忠告”、“帮助”之下，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有本领导中国革命战争 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战略转移时，“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第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地理、居民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作出的，其最终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至关重要。

归结起来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深入研究长征，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就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他强调，要把学习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历史事实表明，红军长征前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３０万人。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坏掉，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长征，从内因来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导致的严重恶果。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些话思想深刻、耐人寻味。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错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作者： 何毅亭

遵义会议的意义 篇2

刑事司法部门实行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以认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属于庭前准备阶段的需要进行的法律程序, 是对公诉进行审查之后进行的庭前会议。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实施可以对程序性问题进行解决, 并且做出相应的裁决, 能够发挥其对庭审程序的制约作用。

1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法律意义

根据新出台的诉讼法, 表明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 针对案件的使用范围和内容上都有其他情形或是其他问题的涉及, 具有比较灵活的规定,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案件的处理。新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明确规定, 对于案件的了解以及相关意见的处理都要由人民法院进行。因为庭前会议的审理效果存在法律未涉及到的部分, 所以审判机关可以依据刑诉法的立法理念实行裁量权。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重要性和法律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法院掌控着庭前会议的决定权和最终决策权, 要明确检察机关和辩护人的权利, 激发控辩双方的积极主动性。我国的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中主要强调了法官的重要地位, 需要通过法官来对庭审进行严格有序的掌控, 公诉人和辩护人对于所提供的证据资料是否存在异议进行了解, 并且在庭前会议上具有一定的建议权、申请权以及各种相关的诉讼权, 可以充分地发挥控辩双方的作用, 提升庭审的效率。但是如果没有实施诉讼权利, 即剥夺和阻止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 会不利于解决庭前会议的程序性问题, 丧失其基本的保障权。因此必须明确庭前会议的诉讼权利, 例如申请权、举证权等[1]。

其次, 庭前会议排查非法证据的行为会在庭中就进行处理, 并且对于案件的程序性问题必须在庭中进行解决。在庭前会议中可以对存在异议的问题进行解决, 从而更好的保障审判的公正正义, 提升审判的效率, 为正式的庭审做出充分的准备。刑事庭审的庭前会议可以对回避性、非法性的证据进行排查, 通过调查分析将非法性的证据资料排除, 确保庭审的公正正义, 解决存在异议的问题, 对于相关审判事件进行裁决, 充分地发挥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作用, 在正式庭审之前将回避、非法性的证据排除等事项进行有效地解决, 确保提供证据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最后, 使控辩双方明确在庭前会议进行证据出示的效果, 监察机关还要确保没有调取的证据的安全性。检察机关可以在正式庭审之前将部分证据进行出示, 使得被告方明确证据出示的效果, 同样, 被告方也可以将收集的证据资料向检察机关进行展示。虽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证据出示的内容, 但是为了在正式审判之前双方能够明确证据的内容, 避免证据上存在冲突, 明晰案情, 减少案件审判的阻力, 需要在庭前会议中进行证据出示, 使得双方明确证据出示的效果。庭前会议所审查的证据、审判机关调取的新证据以及新发现的证据可以作为庭审的证据进行出示, 要求控辩双方不得对证据有所隐瞒。

2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实施现状

2.1 在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中的法律条例不够明确, 不具有操作性, 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

首先, 新的诉讼法中提到审判人员可以在正式庭审前对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解, 并且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庭前会议的主体。其次, 对于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具体适用范围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导致使用职责和权限不明, 产生许多争议, 不利于提升庭审的效率。从立法的角度进行分析, 庭前会议程序的适用范围仅仅是正式庭审前的准备程序, 可以对有关审判程序的问题进行解决, 确保正式庭审程序的顺利实施, 减少庭审的阻力, 提高庭审的效率, 从而达到庭审公正正义的目的, 努力保障人权并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该进行明确的规定, 范围不明会让法院将庭前会议当做是预先审理, 会在进行庭前会议的同时对当事人的罪行以及量刑进行预先的判决, 导致庭审的质量下降, 也不利于法院审判的公正性和中立性[2]。

2.2 经常会对庭前会议与庭外调查两种概念不明确

庭前会议与庭外调查具有先后之分, 庭前会议是在正式进行庭审的前期进行, 而庭外调查是在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进行。两种不同程序的关系不明确会使得在进行庭外调查时运用庭前会议的功能, 从而降低了庭前会议的质量和水平。此外, 庭前会议主要是对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事项进行裁决, 而庭外调查是在正式庭审的过程中对存在异议的证据进行休庭后的审查。

2.3 庭前会议的功能可能被简单的认为是“证据开示”

证据开示制度实际上是预审程序中的环节, 控方可以将其掌握的证据或者是辩护人掌握的对被告人有利或不利的证据进行展示, 同时公诉方也应该进行证据的出示, 进行双方证据的交换, 如果不进行交换, 法官有权强制其履行证据交换的义务。证据开示制度的推行可以减少正式庭审中对证据的审核, 使得庭审可以有针对性、有重点的进行, 从而提高正式庭审的效率。但是必须明确证据开示制度并不是刑事庭前会议制度, 不能将其作为证据开示程序来进行实施。

3 如何应对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3.1 要严格限制和明确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

不能够用刑事庭前会议制度进行实体性事项的办理, 严格区分庭前会议和庭外调查两种程序, 对于勘验、查封以及鉴定等工作应该属于庭外调查的范畴, 可以有效地避免审判人员对案件进行先判后审或是先入为主等现象, 明确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 对于案件复杂且案情重大的案件可以进行庭前会议的召开。

3.2 明确庭前会议的提起主体

在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下, 审判人员具有相对自由的裁量权, 不能只是依靠法院主动提起, 法律上应该明确庭前会议的提起主体, 赋予诉讼机关建议权和案件当事人申请权, 并保持法院的决定权。

3.3 在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应用

对于提供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证据进行核实, 并进行有效地排除, 可以提升正式庭审的效率, 确保庭审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控辩双方都拥有向审判人员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权。

3.4 将主持庭前会议的法官与庭审的法官分开任命

为了防止法官在进行庭前会议的同时对案件进行预先判定, 影响正式庭审的质量, 必须对两者进行分开进行, 避免庭审法官对案件进行实质性的接触, 避免先入为主或是先判后审等状况的发生, 提升庭前会议与庭审中法官的专业水平, 达到审判公正公平的目的[3]。

4 结语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刑事司法已经成为人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而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不断地完善, 实现程序的合理化和规范化, 保障人权, 实现权利的公平和公正。本文通过对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特点属性以及适用范围进行深入地分析, 发现实行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重要性和法律意义。通过庭前会议可以对一些程序性的问题进行综合解决, 并且可以对有关案件的实际问题进行梳理明确, 了解案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开庭审理工作奠定基础, 实现庭审的高效化和高水平, 更好地确保案件审理的公平和公正性。

参考文献

[1]闵春雷, 贾志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3 (3) :2-7.

[2]薛欢, 丁盼.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之功能探析[J].法制博览, 2013 (6) :53-55.

遵义会议的意义 篇3

关键词：古田会议；思想政治教育；地位；贡献；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9-0009-02

1929年12月28日到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决议中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以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田会议成为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成为中共和人民军队建设史的重要里程碑。

党由当时几万人的队伍发展到现在的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庞大的组织，党员成分结构也日趋复杂，党内也同样存在着不少错误的思想倾向，制约着党的建设。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一下古田会议决议，深入学习在革命年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如何有效开展的，以便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中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历史地位

有学者这样评价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是毛泽东纠正当时领导层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的会议，让全党和全军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的会议，是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座重要丰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是我军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重要标志。古田精神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继井冈山精神之后中国革命史上又一座革命精神的丰碑。”[1]

在当时严峻紧迫的革命形势下，古田会议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让广大的普通士兵、干部、党员和群众都能够看清党内、军内存在问题的实质，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倾向，团结一心，有利于此后的革命实践活动。古田会议本着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注重思想建设，在军队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坚实基础，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乃至最后走向成功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二、古田会议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贡献

1、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当时党内存在着轻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种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在认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的时候，“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2]86并且党内还存在着极端民主化、非组织、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错误的思想，这些都是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作用的错误倾向。

因此，在《决议》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3]86这样就把党内教育问题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思想问题的解决，能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成为我们党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源动力。

2、注意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层次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和要求，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决议》指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先进的世界观来武装广大干部、士兵、党员和群众的头脑，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建立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决议》对干部分子和一般党员的党内教育材料作了细致的区分，针对原来不重视城市贫民、妇女群众、青年群众、流氓无产者宣传教育的现象，提出了相应的纠正措施；还有针对新兵、俘虏兵、青年兵、伤病兵的特别教育。《决议》处处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层次性，细致入微，起到了很好的团结教育效果。

3、注重教育方式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决议》中提出了党内教育的党报、政治简报、编辑各种教育的小册子、训练班、有组织地分配看书、个别谈话等18种方法；使今后党内开展教育有章可循；《决议》列举了上政治课的5种途径，从易到难；《决议》还总结了政治课的10种教授法“（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3]205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虽然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但是根本上来说都来源于以上10条教授法的精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文娱活动，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散发出应有的魅力，实现教育者主动参与、自我教育的目的。

4、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介于当时认识有限，思想政治工作更多的被称做“宣传工作”，因此谈到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问题，更多谈到的是红军宣传工作中宣传队存在的问题，如宣传员偏少；宣传员成分差，“俘虏兵也有，火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3]206；官兵普遍对宣传队存在一种排斥的态度；宣传队的费用不足；对宣传员的培训和监督不够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对症下药地提出了解决办法：重新组织改造宣传队，政治部应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从人员配备和业务素质上提高宣传队的整体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将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和信服度。

三、古田会议决议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1、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实事求是，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古田会议之前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新泉整训”。毛泽东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他召开党内军内各级别、各阶级的座谈会，在轻松坦诚的会议气氛下，大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揭露了很多问题，也讨论了相关的解决方法，最终由毛泽东执笔，起草九大的决议草案。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遵循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整个决议透露出朴实无华的文风，认真分析问题的研究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纠正方法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解决党内矛盾，实现党内的大团结

古田会议是党内团结的典范，当时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尤其是在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党内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经过“中央九月来信”的肯定，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达成一致并分工合作，从而为统一党内各种思想做出了良好的榜样，热烈、紧张、团结、和谐的氛围激发了与会代表畅所欲言，所以解决党内矛盾，还是应该以团结教育为主。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也在会上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揭露问题。我们要多向革命老前辈学习，“因为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纠正党的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的有力武器，是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重要法宝，也是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武器。”[4]35

3、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古田会议根据当时的革命斗争环境，强调要特别重视做群众工作，不仅消灭敌人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战争之外，还要领导群众学习。在《决议》中阐述红军宣传工作意义问题时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3]204还有如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以上都体现了党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因为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党放在心上，党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4、坚持对广大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提高综合素质，加强队伍建设

革命时期正是由于坚持了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才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针对当时入党情况比较混乱的情况，《决议》中强调了当时背景下党员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思想觉悟要高、要有忠诚、牺牲精神、入党动机纯正、没有生活作风问题等。现在党内也面临着党员成分混杂、利益多元化的问题，所以开展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教育成为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的当务之急，要不断提高党员的理论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切实加强党员的队伍建设，为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参考文献：

[1]郑华领.古田会议精神对新时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李传华,程路,柳斌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万隆会议的时代意义 篇4

万隆会议的时代意义

摘要：1955 年4 月18-24 日，由29个国家参加的在印尼名城万隆召开的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发起和举办同时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亚非万隆会议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是亚非国家新的历史起点和划时代的创举。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摆脱新老殖民主义的控制，讨论和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会议。会议倡导的万隆精神和通过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十分重要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当今世界形势下，万隆会议更显示出极富生命力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万隆会议；时代意义

一、时代背景

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民族独立解放的高潮，长期处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控制下的广大亚非国家，先后通过革命、战争、起义和抗争等不同的方式，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垄断和控制的世界体系，走上了建立新兴的民族国家的道路。独立后，这些具有共同的命运、面临共同任务的国家，为了解决共同的问题，需要相互交流经验，相互探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彼此产生一种共识，这就是要加强亚非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团结和互助。

万隆会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由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旧称锡兰）五国发起的、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对亚非国家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发表了会议公报，向国际社会响亮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它证明，尽管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但团结起来的亚非国家，团结起来的发展中国家，是可以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强大的力量的，可以冲破历来由大国、西方国家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开辟发展中国家建立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的新形式。

二、会议内容

会议使大家聚集一堂, 彼此增进了解, 讨论和解决亚非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是十分难得的。很清楚, 会议虽历经周折，但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在中国的积极倡导下，与会国平等相待, 相互尊重, 互相了解, 求同存异, 努力合作的结果。其成果集中体现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 公报分为“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部分。它表明了与会国就共同面临的一些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了决议。公报内容所体现的是努力促进亚非国家友好合作，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共同斗争的精神（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

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 更应该指出的是, 在处理各国间关系问题上, 提出了著名的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它又被简称为“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原载于最后公报的第七部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这些原则的制定，不仅对于与会亚非国家, 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友好合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时代意义

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

万隆会议的召开是亚非国家开创了独立自主地讨论和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先例。会议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推进了第三世界的形成，从而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推动着以非洲和亚洲为主的世界民族独立运动走上胜利的道路，使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促进新独立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联合自强争取经济独立，开展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

万隆会议精神是发展中国家试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摆脱西方主宰国际社会命运的精神。亚非会议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会议，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没有当时主要世界大国参加的会议。会议的参加国除日本外，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会议。

对于中国而言，万隆会议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万隆会议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争取外交利益的重要舞台。万隆会议对消除当时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威胁论的影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一些国家在发言中公开对中国的“威胁”提出质疑和非难时，周恩来总理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摆事实，讲道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灵活地表达了中国的和平外交的立场，在周边国家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万隆会议也是中国扩大外交成果，与更多的亚非国家交朋友的一次重大尝试。

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活动中，胡锦涛指出，“万隆会议是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从那时起，亚非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新兴力量，更加有力地登上了国际舞台。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重要基础。会议所倡导的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激励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实现民族振兴和推动人类进步而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有力地推动了亚非国家的联合自强，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发扬万隆精神，并坚持以下三条：首先是坚持独立与主权，并结合自己的国情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其次是联合自强，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奋斗，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第三是在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关系中，排除狭隘民族主义的干扰，以大局为重，通过协商、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种争端，实现友好的合作。

今天的亚非国家之间，虽然也存在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具有比当年更好的关系，例如，当年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亚非会议的主要参与国，后来发生了边界冲突，这对后来的亚非会议的召开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今天，中国和印度正在重新携手并进。所以，今天对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而言，有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当然，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在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国际形势也比当年更加复杂，所面临的问题也比当年更加多层化多样化，亚非会议精神也有一部分内容被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所超越，这也需要亚非国家用更宽阔的视野来观察国际问题。

参考文献

遵义会议的意义 篇5

2014年的APEC会议是中国举办的第二次APEC峰会，此次峰会且不论会议内容有多么重要，光是从中国政府对于此次峰会的准备工作上就可见一斑，为了此次峰会的顺利举行，北京、天津和河北等地都进行了限号限行，甚至还出现部分企业限产或者停产的要求，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北京的天空出现难得的蓝色，那么此次峰会到底多么重要？此次峰会对于中国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如此作为是否值得？这些疑问我们将逐一进行分析。

其实，中国政府如此作为并不是因为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只是为了避免局部问题冲淡会议本身，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表达影响力。因为中国要借助此次APEC峰会的时机展现国家的软实力，同时也要在符合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引领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中国不再是2001刚刚加入APEC时候的中国，那时的中国还只是经济政策的追随者，而今天，13年后的亚太经合组织的举行，中国将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在这样的会议当口，全球政界、财经界、媒体都聚焦北京，中国在这个时候务必要将全球的注意力引导到融入中国战略和政策方向的APEC会议上来，决不能让其它事情分散全球媒体的注意力，这种利益是战略性的。

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APEC组织，那是因为APEC组织是全球少数的几个最大的经济组织之一。APEC影响力有多大？APEC成员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贸易额等站到世界近一半，APEC成员国中有中、美、俄三个世界大国。作为APEC中人口最多、贸易量最大、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来说，如何梳理和引导好APEC的走向，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APEC这个平台，中国有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为中国国家战略服务的必要。

而且，当前的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普遍乏力，大多数国家都迫切的希望能够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而中国作为目前经济活力最为旺盛，发展速度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有必要而且恰恰也需要在此时与亚太其他国家共商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才能更好的将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的魅力充分的展现，对于那些急需寻找经济发展新的着力点的国家来说，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中国，就是借此机会，在几乎所有成员国都需要的情况下，将有利于几乎所有国家的中国战略、政策融入到APEC当中的。

遵义会议的意义 篇6

为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会议费管理，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13日对外发布重新修订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办法明确了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中央和国家机关召开一类会议的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为760元/人天、二类会议为650元/人天、三四类会议为550元/人天。办法自7月1日起施行。

办法指出，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场地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交通费是指用于会议代表接送站，以及会议统一组织的代表考察、调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会议代表参加会议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回单位报销。会议费开支实行综合定额控制，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

办法具体明确了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一类会议，住宿费每人每天为500元，伙食费为150元，加上其他费用每人每天合计为760元。二类会议，住宿费每人每天为400元，伙食费150元，加上其他费用每人每天合计为650元。三、四类会议，住宿费每人每天为340元，伙食费130元，加上其他费用每人每天合计为550元。

在会议规模方面，办法明确：一类会议参会人员按照批准文件，根据会议性质和主要内容确定，严格限定会议代表和工作人员数量。二类会议参会人员不得超过300人，其中，工作人员控制在会议代表人数的15%以内;不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出席。三类会议参会人员不得超过150人，其中，工作人员控制在会议代表人数的10%以内。四类会议参会人员视内容而定，一般不得超过50人。

三部门强调，在会期安排方面，一类会议会期按照批准文件，根据工作需要从严控制;二、三、四类会议会期均不得超过2天;传达、布置类会议会期不得超过1天。会议报到和离开时间，一、二、三类会议合计不得超过2天，四类会议合计不得超过1天。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如何“复原”的 篇7

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特别是在运动初、中期, 人们对领袖的狂热个人崇拜, 只突出领袖个人, 而忽略领导集体中的其他成员, 使遵义会议会址成为歌颂领袖个人的场所。为迎接每天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前来瞻仰, 会址主楼楼顶上用霓虹灯制作的大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日夜闪烁发光;正中是一根高高的铁旗杆, 红旗常年随风飘扬。会址内挂着毛泽东的大幅画像, 进入大门是一副木质大标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门上、柱子上也挂满横的、竖的各种赞扬毛泽东的标语牌。

1976年下半年,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 “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被粉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然而, 这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 遵义会议会址内外的气氛虽有所降温, 但上述的那些标语、红旗依旧。1978年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给遵义会议纪念馆业务人员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在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进行了大量史实考证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率先在全国范围内, 开始了冲破党史研究“禁区”, 真实反映遵义会议历史的“吃螃蟹”行动。

争议:是因循守旧坚持“极左”路线, 还是解放思想冲破党史“禁区”

1979年年底, 为迎接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 全国知名的遵义会议史实研究专家、时任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组组长的费侃如等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指导方针, 以及中央《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精神, 并根据已经掌握的确切史实, 本着为严格遵守革命旧址“保持原状”的原则, 提出了修改“文化大革命”期间沿袭下来的陈列布展的建议和意见:第一, 拆除“文化大革命”中附加在会址内外的大小标语、霓虹灯, 恢复遵义会议会址的历史原貌。第二, 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住处内, 复原张闻天、王稼祥的住室。第三, 同时还提出在会议室挂出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照片, 并设一说明牌, 写上与会全体人民名单及职务。这些建议和意见, 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可是在30年前的国内政治环境中, 是要冒相当大风险的。

果然, 费侃如等人的方案一交出, 即遭到有关领导的厉声斥责:现在社会上正流行着“砍旗” (指当时社会上要求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呼声, 其中也有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潮流) , 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坚决不能附和做“砍旗”的事!根据中央精神和已有的资料, 他们向有关领导陈述:以上方案与“砍旗”完全不是一回事, 只是想在纪念遵义会议45周年时, 遵义会议会址能够有一点实事求是的新面貌展现给观众。他们还在馆党支部召开的会议上, 进行了据理力争。但有关领导仍然坚决不同意, 他们也只好“偃旗息鼓”了。而且, 当时的费侃如等还为这一“莽撞”行为, 承担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工作压力。

转机:新华社内参报道, 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支持

1980年, 有两位新华社记者到遵义会议纪念馆采访, 专题就是想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遵义会议会址有没有新的举措。见到费侃如, 他们问道:“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 你们纪念馆有什么活动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开了, 你们这儿怎么看不出有点儿新气象呢?”费侃如说:“我们本想搞点活动, 但是上面不同意。”他们又问:“你们准备搞什么活动?”费侃如向记者谈了上述方案和领导的意见。记者在仔细地了解后, 激动地说:“这个方案好得很啦, 把‘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大标语去掉, 把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的照片挂上, 怎么不好呢?”于是便住了下来, 针对推行上述方案所受到的阻力, 采访了有关人员, 查阅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党支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记录。很快, 两位记者以《发生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的一场争论》为题写了篇报道, 刊发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 文中对费侃如等的方案给予积极评价。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 随即转发到全国县团级单位。

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 遵义会议纪念馆很快按费侃如等的方案进行整改。1980年1月8日, 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会议室挂出参加遵义会议全体人员的说明牌, 并在会议室北墙上挂上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8人的历史照片 (受当时掌握的资料局限, 邓发、何克全的照片未挂出) , 并向公众开放。当天还邀请了一些老红军、老干部等举行座谈, 隆重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

反响:新华社向世界发出电波, 国内外媒体均寄予好评

遵义会议纪念馆在全国开先河的探索性行动, 立即在国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广大观众的积极好评。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活动的次日, 新华社即以《遵义会议纪念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题向全世界发了电讯, 并在《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报道写道:“遵义会议纪念馆作了大量史实考证和调查研究, 打破了长期以来党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些禁区, 清除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 澄清了一些重大问题, 他们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遵义会议的历史……”连续几天, 全国十多家省级以上报纸, 均用醒目标题全文转载, 甚至几家海外传媒也迅速转发了此消息。

遵义会议的历史细节 篇8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或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很有可能一着不慎就全军覆没。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凑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没什么毛病，时而骑马，时而步行。

他们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仍然在谈。路上，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特别是导致广昌保卫战惨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沿着湘江西岸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18日，在黎平县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提出向遵义挺进的主张。同时，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的张闻天因身体不好也坐上了担架。橘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立下头功的“反报告”

担架上频频召开的“碰头会”，让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迅捷智取遵义。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经过酝酿，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则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手执“提纲”，侃侃而谈，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地加以批评。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1935年二三月间，在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其中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从中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遵义会议结束时，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他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和战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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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襟怀坦荡和仗义执言，没有他为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惜、除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求，或将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从而立下头功，永留史册。

“关键一票”的关键作用

在1932年10月举行的宁都会议上，当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表示坚决反对，主张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部队。

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十分失意痛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而此时，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近毛泽东，增进了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

战略大转移中，在毛泽东的积极争取下，王稼祥同毛泽东、张闻天等被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结伴同行。

一天，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忙问：“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坚定地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

接着，王稼祥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自己的主张，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聂荣臻等其他一些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获得了大家的支持。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进行了谈话，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对批评错误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战略转兵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

多年后，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我是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伍修权同志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正是王稼祥这“关键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与会者的“唇枪舌剑”

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与会人员深感失望，很多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而周恩来就军事问题所作的副报告则说出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心声，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对于批评，李德、博古、凯丰等人听得直皱眉头，表情十分尴尬。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便是大会发言。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你们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他稍稍停顿一下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唯独第五次反“围剿”落得惨败的结果，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激烈地撞击着、冲击着每一个与会同志的思想。博古被批驳得面红耳赤，无奈地说道：“我要考虑考虑。”

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凯丰会前就忙着四处活动，拉拢人心。他曾找到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三番五次地劝他支持博古，但遭到拒绝。在会上，他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李德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也一度为自己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想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但此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大概他也意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自己很快就将失势无权了，只能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

那些来自作战第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会场出现一片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在红军指挥权的场面。之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

就在这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