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工伤认定标准(共11篇)
济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三条
济南工伤保险项目许可及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三章第十条
济南工伤保险需要提交的材料:
1、济南市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
2、用人单位工伤事故调查报告书;
3、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4、职工社会保险证明;
5、职工个人工伤认定申请书;
6、两人以上证人证言;
7、受伤职工初诊病历、医疗诊断证明盖章及复印件。
济南工伤保险工作程序:
1、申请;
2、受理;
3、调查审核;
4、行政决定;
5、送达。
济南工伤保险认定申请书模板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首先写明受伤害职工基本信息。(主要写明:什么时间来本单位工作,在什么部门从事什么岗位,具体的工种或职务,以及上下班作息时间。)
第二段写明事故经过(写明:事故发生具体时间如*年*月*日*时*分,在什么地点,做什么工作时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什么事故。详细写清发生事故时的具体情况。上下班路上交通事故的还应当写明自己的行车路线、单位地址、家庭住址、事故发生地址等。)
第三段写明诊疗经过(主要写明:何时首次到哪家医疗机构诊治,医疗机构的具体诊断,以及受伤后的整个诊疗经过。)
第四段写明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十四条或第十五条哪一项申请认定或视同工伤。
一审原告:赵雨
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朝阳区劳动局) 。
一审第三人:微软 (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9) 高行提字第1088号行政判决:2004年10月12日, 微软公司北京办事处员工赵雨向朝阳区劳动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 称2004年7月5日因公司召开会议住在九华山庄, 当晚在入住宾馆内洗澡时滑到摔伤, 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诊断为右膝内侧副韧带撕脱, 右股骨内髁骨软骨损伤。随后赵雨向朝阳区劳动局申请认定工伤。2004年10月25日, 朝阳区劳动局作了《非工伤认定通知书》, 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明材料, 认定赵雨在前述事故中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认定的范围, 不予认定工伤。赵雨不服, 向北京市劳动和社会局提出行政复议。2004年12月22日,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局作出京劳社复决字 (2004) 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维持了非工伤认定通知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做出的 (2002) 朝行初字第101号一审行政判决认为:朝阳区所作《非工伤认定通知书》, 事实清楚、定性准确, 适用法规正确, 程序合法, 据此,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规定, 判决维持《非工伤认定通知书》。
赵雨不服该判决, 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
赵雨仍不服,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该院经审理做出如下判决:
(一) 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5) 二中行终字第253号行政判决、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02) 朝行初字第101号行政判决; (二) 撤销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局2004年10月25日做出的《非工伤认定通知书》, 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局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判决要旨
(一) 工伤认定范围。
(二) 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五) 项规定中“工作原因”的解释问题。
1.判决内容概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行政判决认定赵雨在事故中所受的伤害不符合工伤认定范围, 不予认定工伤。该判决主要以法条为依据, 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五) 项规定中“工作原因”构成要件应从职工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以及伤害的发生于工作职责之间的关系, 对“工作原因”的理解不能过于宽泛;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行政判决认为在用人单位组织或安排的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中受到事故伤害, 可以视为“工作原因”, 进而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五) 项规定中“工作原因”做了扩张解释。
2.争点
(1) 赵雨的受伤是否应该认定为工伤?
(2) 职工外出开会休息期间所受到的意外伤害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五) 项规定中的“工作原因”?
3.分析
什么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 (1) 项规定, 工伤指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学理上一般认为, 工伤认定有四个构成要件:1)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2) 有劳动者遭受人身损害的事实;3) 劳动者受到伤害是发生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4) 劳动者受到的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
区分工伤与非工伤的界限。《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分别对认为工伤, 视同工伤, 不得认同为工伤做出了规定。在司法实践中, 对工伤与非工伤界限的区分, 可综合考虑一下几个因素:
(1) 时间界限。工伤一般只限于职工在工作时间内所受到的事故伤害, 对于不在工作时间内发生的伤害不包括在工伤认定范围内。对于工作时间应该结合工作利益因素作宽泛的理解, 工作时间包括法律规定的或者单位规定的正式工作时间、为了正式工作而进行前期的准备或者后期的收尾时间、在正式工作过程中由于人体生理需要而暂时性不处在工作状态的时间 (如临时的休息、上卫生间时发生的伤害等) 。另外, 职工上下班时, 受到的机动车事故伤害, 从事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而遭到的伤害, 尽管发生时间在工作时间之外, 也属于工伤。
(2) 空间界限。工伤一般认为是只限于生产、工作区域内发生的事故伤害。这里所谓的空间可理解为职工工作场所, 是指职工从事职业活动时的实际区域, 一般情况下分为固定工作区域和不固定工作区域。固定工作区域指职工日常的工作区域, 主要包括:企业、单位所在地、附属地以及户外的经常性固定工作区域, 比如邮递员、送票员户外工作时工作区域等。不固定工作区域是指修理工、船员、新闻工作者等不确定的日常工作区域。因公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也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发生以在工作场所内发生的伤害为要件, 当前社会由于工作种类和特点的不同, 我们在理解工作场所时应该采用灵活认定的方式。所以, 广义工作场所应当包括职工固定工作所在的固定场所、职工在非固定工作区域履行工作过程中发生伤害的场所、职工工作外出期间为了本职工作在非工作地点受到伤害的场所、职工为了本职工作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伤害的场所、职工在工作过程中由于人体生理需要而暂时不在工作状态发生伤害的场所 (如临时休息、上卫生间等) 。
(3) 职务因素。工伤一般只限于执行职务 (业务) 所发生的伤害。具体包括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从事与本职工作有关联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时受到的事故伤害以及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等。只要伤害因执行职务或业务而发生, 即使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之外, 也属于工伤;相反, 如果伤害虽然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 但不是由于执行职务或业务而发生的, 不属于工伤。
(4) 主观过错界限。除了职工本人蓄意造成的事故伤害不应属于工伤外, 发生在职工本人有过失或无任何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下的伤害, 只要符合工伤的条件, 都应属于工伤。
三、赵雨的受伤是否认定为工伤
在本案中, 受伤职工赵雨能否被认定为工伤, 取决于对以下几方面事实的认定:
(一) 赵雨是否受到了人身伤害
工伤一般指是对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伤害, 不包括对职工精神权利的伤害和经济利益的伤害。赵雨在因工作入住宾馆时受到伤害的事实, 可以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诊断书中得到证实。
(二) 赵雨是否在工作时间受伤
时间要件是指职工的实际工作时间范畴, 是用人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 包括法定的工作时间和延长工作时间。所谓延长工作时间分为法定情形的延长时间和非法定的延长时间。为了有效的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时所定义的工作时间的认定比较宽松:第一, 从事与本职工作有关联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的工作时间的前后, 认定为工作时间;第二, 职工因工外出时间被认为是工作时间;第三, 职工上下班途中的时间认为是工作时间。本案中, 赵雨因工外出的整个时间段也算是工作时间;另外, 赵雨清洁个人卫生是为工作所做的前期准备, 符合以上第一观点。
(三) 赵雨是否在工作地点受伤
所谓工作地点是指职工从事职业活动时的工作场所, 包括固定的工作区域和不固定或不确定的工作区域, 甚至包括上职工下班途中的所有区域。在当前工伤认定有关法条规定过于笼统、列举不明的情况下, 事故伤害发生工作场所的认定应当适当放宽解释和理解, 根据职工工作职责、原因、需要等方面做综合的考虑, 凡是与职工工作职责相关的所有区域以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区域都应当视为工作场所。比如, 职工在工作过程中上厕所时出现的伤害;职工因公外出时住宿、餐饮时出现的伤害。本案中, 赵雨因工外出开会而受到意外伤害的, 其工作场所应当包括开会场所、单位安排的休息场所以及回住处中必经的区域。
(四) 赵雨是否因本职工作的原因而受伤
所谓工作原因是指伤害与职业活动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这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要件。一般来讲, “因工作原因”应当是指进行与工作任务相关的工作或活动。因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因工作原因”, 我们应当理解为职工受伤事故与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即职工因由于从事本职工作而受伤。职工因外出期间, 一些工作的安排和进行与其在单位时有所不同, 职工不必遵守在单位时的工作制度, 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安排。所以, 职工因外出所受的伤害可能发生的时间范围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即职工外出的全部时间 (包括职工往返途中时间、住宿时间、餐饮时间、日常的生活时间等) 。在这种情况下, 职工遭受的伤害应是由于工作原因引起的。这里所讲的“工作原因”也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因为职工因工外出, 虽然有明确的工作目的和工作任务, 但是, 由于执行的既定任务的环境与一般的单位环境不同, 职工要为执行任务做许多的准备工作, 比如饮食、住宿、交通、清理个人卫生等等。有时候要达到目的必须进行一些社交和公关活动。所有这些准备活动和真正的工作活动都构成职工外出期间的工作行为。在这些行为过程中职工所遭受的事故伤害, 都属于由于工作原因而遭受的工伤伤害。本案中, 赵雨清洁个人卫生是为工作所作的前期准备, 当然属于因工外出“工作原因”的一部分, 是本职工作的延续。
(五) 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5) 项法律解释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规定的“应当认定工伤”尚不明确, 应当从宽适用。为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 对条例第十四条中规定的“工作原因”适用扩张解释更符合我国的宪法精神。扩张解释将与外出工作有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都包含在“外出时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之内。也就是说, 与本职工作有间接联系的休息时间、旅途区域及经过地等都是工作的合理延续, 应当认定为“外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职工因从事与本企业、单位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活动时受到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综上所述, 职工赵雨的伤害状况符合了《工伤保险条列》第14条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条件, 应认定为工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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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奚晓明,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热点与疑难问题解答[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 2010.
[3]江必新.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那么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职工的工伤能否认定?近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2015)15号参阅案例回答了这个问题。
2012年6月12日早晨6时20分左右,施建新驾驶二轮摩托车前往公司上班途中与一辆白色小型货车相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现场。施建新因此受伤,经医院救治诊断为左肩锁骨关节脱位、左多发性肋骨骨折。由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2012年8月2日,当地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2012年10月29日,施建新所在单位力强钢丝制品有限公司以施建新在上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为由,向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013年9月29日,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施建新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无法认定,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的情形,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施建新不服,向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港闸区法院审理认为,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形式。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能够分清责任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成因无法查明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社会保险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除受害职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施建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
最后,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本案由于肇事车辆至今未被查获,使原告试图通过民事诉讼确定事故责任承担方式已暂不可能,如果将此情形下劳动者所受伤害一律不认定为工伤,等同于让弱者承担了全部的事故结果,这与社会法保护弱者的立法目的亦相背离。而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如果对这类情形的伤害一律不予认定工伤,那么从形式上看虽然保留了劳动者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主张工伤保险的权利,但一律不予认定工伤的结果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劳动者获得救济的途径。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根据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并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定。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
综上,港闸区法院认定被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职工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的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案件关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保障,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伤认定中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本案即为工伤认定的又一起典型案例。当前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无法认定结论的现象十分普遍,作为肩负工伤认定职权的劳动保障部门,如果一味草率地根据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将这类事故中受害职工置于工伤保障大门之外,无异于变相拒绝履行劳动保障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属于《劳动法》的范畴,根据《劳动法》第一条的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该法的立法精神。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一条中,也均体现了该立法目的。因此,劳动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时,应当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体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本案中,施建新对交通事故是否负主要责任处于难以认定的灰色地带,根据立法本意,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并进而认定为工伤。
案例:田某于2005年进入佛山市南海区某公司工作任职副总经理,月薪5000元,公司未为其投保工伤保险。2007年11月30日田某因公外出遇交通事故死亡,经其家属申请,社保部门认定田某之死构成工伤。田某家庭情况:父母健在,父70岁,母64岁;兄弟姐妹共5人;妻37岁,有劳动能力;女儿3岁。在向某公司就工亡赔偿协商过程中,某公司负同意承担田某工亡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但在田某父母及女儿的抚恤金计算方面同田某家属代表发生争议,某公司负责人坚持要求:(1)抚恤金应按月支付;(2)且田某父母的抚恤金应按田某本人工资30%计算后再按兄弟姐妹5人分担,即承担本人工资30%的1/5,金额为5000元/月×30%×(父亲5年+母亲10年)×12月/年÷5=54000元;同样,田某女儿的抚恤金亦应按其本人工资30%计算后再按夫妻2人分担,即承担本人工资30%的1/2,金额为5000元/月×30%×女儿15年×12月/年÷2=135000元。田某家属自然坚决不同意这种计算方法。那么,工伤死亡赔偿案件中,供养亲属抚恤金究竟该如何计算呢?
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
(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的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规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
实务中,职工因工伤死亡后,其生前供养亲属获得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相对而言争议较少,但在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计算问题上,则往往会存在争议。
其实,从相关法律法规本身的规定及立法宗旨而言,上述问题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不客气的说,甚至完全是赔偿义务人或者个别相关主管机关工作人员给权利人索赔人为增加的无理的障碍!
首先,在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支付方式方面,前文《条例》中并未明确是按月支付还是一次性支付,而只是规定了支付标准.但须注意此处的支付主体是“工伤保险基金”,也就是说,只有在用人单位按规定参加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工伤保险基金管理部门才会按标准按月支付,在行政权力保障与政府公信力作后盾的前提下,供养亲属的抚恤金即使按月领取也会有足够的保障。并且,条例也并未禁止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一次性支付的规定。而假如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此时,第一,根据《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第二,未参保的用人单位是无权要求按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的。原因很简单,条例中明确了支付主体是“工伤保险基金”,而用人单位的存续是无法象工伤保险基金那样热具有强力保障的,一旦经营不利或者任何一种企业所有者不愿继续承担的事实发生,抚恤金的支付就将难以为继。何况,用人单位连国家一再要求的员工工伤保险都肆意拒保,其单方面对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抚恤金的按月支付承诺凭什么取得供养亲属的信任呢?
其次,在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支付年限方面,实务中对未成年人的抚恤金支付到十八周岁这一点异议不多,但对死者父母的抚恤金一次性支付的年限究竟是多少则颇费周折。《条例》仅规定了按月支付一种方式,并未就一次性支付方式明确规定,当然,也没有明文禁止。原则上,此时国家劳动保障主管部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是可以出台细则性规定来补充和完善的,但根据我国《立法法》所确定的立法原则,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均不得同行政法规相抵触。也就是说,在保证不低于《条例》所确定的抚恤金标准前提下,下位法(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是可以参照国家处理类似事务既有的规定制定相应的制度的。因此,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其他国家机关所作的类似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是目前人民法院处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最重要的一部规定。该解释是2003年出台2004年实施的,在许多问题上它吸收并取代了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多部规定。该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这方面被该解释吸收取代的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四条第(九)项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按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不满18周岁的,生活费计算到18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的,生活费计算20年,但5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抚养费少计1年,但计算生活费的年限最低不少于10年;被抚养人70周岁以上的,抚养费只计5年。”
而在此之前2002年颁行的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八)项则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扶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抚养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综合上述规定,供养亲属抚恤金如系一次性计付则都计算为20年,至于起算点年龄则大同小异,结合目前我国人均寿命现状及相关劳动力规定来看,愚意以为“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更为切合实际。
第三,计算供养亲属抚恤金时是否应当扣除其他扶/抚养义务人分担份额?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理由如次:
1、《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中通篇并未出现类似“分摊”“扣除”等等的表述,我们也无法从《条例》的表述中推导出任何类似的立法意图,这说明,《条例》所规定的本人工资的30%和40%(在30%基础上增加10%)是已经考虑了可能存在其他扶/抚养义务人的情况,不然,为何不是本人工资的50%或者更多然后明确规定扣除其他扶/抚养义务人的份额呢?这一点,在其他处理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中都是明确的。最明确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其他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九)项:“被抚养人生活
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按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计算。”
2、《条例》第三十七条在规定了“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的基本标准之后,特别地又在紧随其后补充规定“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就是因为考虑到孤儿和孤寡老人除了死亡职工一个扶/抚养人之外,再无其他扶/抚养义务人,此时仅按死亡职工本人月工资的30%还依然无法给予被扶/抚养人充分的保障(注意,这里的“充分”是相对于死亡职工在生时的生活标准而言的),因此在一般标准之上再增加10%。
其实,我们仅仅从这两处的表述字面上就完全可以推论出是否需要“分摊”“扣除”了。以上文所引案例为例分析,田某死亡后妻子健在,按“分摊”论者所言,此时田某女儿的抚恤金为5000元/月×30%×女儿15年×12月/年÷2=135000元,假设田某死亡后妻子也不存在(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无劳动能力),此时,根据《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应在田某本人工资30%的基础上增加10%,而既然没了配偶共同承担女儿的抚养义务,前面计算公式中的“÷2”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此时田某女儿的抚养费较之母亲健在的情况下不仅是翻了一倍,并且还“额外地”增加了翻倍之后总额的10%,变成了5000元/月×40%×女儿15年×12月/年=360000元,两者相比后者成了前者的约2.67倍!这样的“飞跃”显然是不合理的(注意,此处的“不合理”是相对于配偶健在的情形下“分摊”之后女儿实得的抚恤金而言的,即本应翻1番的却翻了1.67番)。而这不合理的根本就在于前一种(配偶健在时)计算方式上先已不合理也不合法(即《条例》)地将本应一人承担的义务强行分摊给二人来承担。
知
劳动部等
劳动部、财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调整企业工伤全残职工护理费标准的通知1992年9月29日,劳动部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财政厅(局)、总工会:
现行企业职工工伤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休后的护理费标准是1986年制定的。随着物价上涨和工资水平的提高,这个标准(六类地区每月51元),已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决定予以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职工工伤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护理的,其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程度由县以上劳动鉴定委员会按照劳动部、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试行)》(劳险字〔1992〕6号)确定。护理依赖程度根据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自我移动五项条件区分为完全护理依赖,大部分护理依赖和部分护理依赖。
二、护理费标准,按照完全、大部分、部分护理依赖程度,一般分别为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50%、40%、30%。其费用按现行渠道开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标准,对于完全护理依赖者中的特别严重者,护理费标准可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50%,对于部分护理依赖者中的较轻者,护理费标准可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30%。
三、在调整护理费标准工作中,各地劳动、财政、工会等部门应当加强劳动鉴定工作护理费发放的管理与监督,严格执行鉴定标准,健全享受护理费条件的审批制度。劳动部门和企业要做好定期复查和家访工作,掌握职工依赖的情况变化,随着护理依赖程度的提高或减轻,适时增减或停发护理费。
1、工伤认定申请表;
2、受伤害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3、医院诊断证明原件(需用一张A4白纸贴上);有转诊及补诊的需一起提供。
(1)门诊:需要提交首次就诊病历复印件;
(2)住院:需要提交入院记录复印件(医院盖章);
4、用人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5、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
6、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用A4白纸详细写清受伤职工受到事故伤害的过程,并附上目击证人姓名、身份证复印件及电话号码,(不能电脑打印受伤过程后附上目击证人名字,需目击证人亲自书写);
7、属于下列情况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1)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提交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书或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及其他有效证明。
(2)由于机动车事故引起的伤亡事故提出工伤认定的,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认定责任书。
(3)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提交公安部门证明;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认定因工死亡提交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结论。
(4)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死亡的,提交医疗机构的抢救和死亡证明。
(5)属于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众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提交有效证明。
(6)属于因战、因公负伤致残的转业、复员军人,旧伤复发的,提交《革命残废军人证》及医疗机构对旧伤复发的诊断证明。
贾某系天津滨海新区某服装有限公司职工,2015年1月15日早晨,因班车晚点,司机私自更改行驶路线,行至距单位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某医院附近后,让贾某下车步行去工作场地。贾某在步行时,因路滑不慎摔倒,致其左手受伤。数日后,其所在服装公司向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区人社局受理后,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取证,根据单位和职工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调查结果,认为贾某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有关规定,遂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当事人。贾某对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服,先向天津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结果为维持区人社局的认定结论;随后又分别向区法院和市二中院申请行政诉讼,最终两审结果均为维持区人社局的认定结论。
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职工步行上班途中受伤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职工认为,其之所以步行去上班,进而摔倒受伤,是因为单位租用的班车司机擅自更改行车路线,未像以往那样将其送至单位门口。因此,责任不在其本人,应当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即使不属于交通事故,也是由于单位班车的原因才导致其在工作场所以外摔倒受伤,其步行途中应当属于因工外出。
区人社局认为,国家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人社厅函[2011]339号)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中“交通事故”的定义已有明确解释,自己步行摔倒不属于“交通事故”。且按照该文件的规定,“非本人主要责任”事故认定应当以公安交管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为依据,本案中贾某自己摔伤后并未报警。此外,贾某是在前往单位时摔伤,仍处于上班途中,单位并未指派其外出干任何事情,也不属于其本人所述的因工外出途中。
案例评析
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可以认定工伤。2011年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将此项修改为:“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扩大了工伤认定的范围。为指导各地妥善把握此条款的法律适用,人社部办公厅于2011年6月下发《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人社厅函[2011]339号),经征得国务院法制办和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并商公安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明确提出“交通事故”是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件。“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非本人主要责任”事故认定应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交通运输、铁道等部门或司法机关,以及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组织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为依据。
因此,本案中贾某提前下车步行虽事出有因,但并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法定条件,不能做任意扩大或曲解。不主张双重赔偿。在涉及第三方责任的工伤事故中,工伤职工已从第三方获得相关待遇总额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根据所在单位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由工伤保险基金或所在单位补足差额部分。
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对于加班事宜,只有冯某本人和用人单位是知情人,现冯某已死,对于用人单位否认安排冯某加班的说法已死无对证。某木材公司未参加工伤保险,如冯某被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需支付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因此,对于用人单位单方提供的可规避工伤责任的证据材料是否采信应综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进行全面审慎的考虑。用人单位有严格的加班制度和下班后进入材料仓库的制度,但冯某在正常下班后,作为材料仓库的保管员,仍能进入仓库。从这点上看,无法排除冯某在事发当晚是经批准后进入工作场所加班的可能。另外,公安机关已确认冯某的死亡无他杀迹象,现有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冯某事发当晚是因在仓库内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而导致死亡。冯某在仓库堆放的货物前被其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叉车挤压致死,属在工作场所因生产工具致死,冯某的死亡与工作有关。
其次,工伤认定适用无过错原则,无论劳动者是否有过错,是否违反操作规程、规章制度,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且无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就应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以冯某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作为不予认定冯某的死亡为因工死亡的理由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无过错原则。此外,冯某正常下班后仍能进入仓库,在工作场所因生产工具致死,用人单位亦应为其管理不严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相应的工伤责任。综上,对于冯某的死亡,笔者更倾向于认定为因工死亡。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案例:孙某系某公司的技术工人。2010年5月29日,在公司车间维修设备时,他不慎摔倒致腿部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司及时派人将他送往医院住院治疗15天,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公司已支付。公司没有在法定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0年12月份,孙某得知职工个人可在事故伤害发生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于是自己直接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经劳动保障部门认定为因工受伤。2011年1月,孙某为了取出腿内钢板再次住院治疗,共花医疗费4678.9元,但公司拒绝支付些医疗费。孙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支付个人自行申请工伤认定期间发生的医疗费。
分析:仲裁委经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本案中,孙某所在公司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劳动保障行政部
[基本案情]
原告王文花。
被告临沂市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原告述称,其丈夫相振林原系临沂市罗庄区第四中学职工,在该中学从事勤杂工作,2005年12月15日下等17时许,其丈夫用手推车倒垃圾时被邵奇驾驶的鲁QC1198微型客车撞倒在地,后被路过的鲁QC6983昌河车碾压腿部,当场死亡,经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罗庄大队出警勘察事故现场后作出责任认定,相振林不负事故责任。原告于2006年4月18日依法向被告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但被告却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违背了我国相关劳动法律法规政策,被告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辩称,2006年4月18日被告接到王文花对亡夫相振林的工伤认定申请,经调查核实,相振林系罗庄区第四中学临时工,罗庄区第四中学属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的范围,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作出了《工伤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送达给原告。《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其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工伤保险办法,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人事行政部门、民政部门、财政部门等部门参照本条例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此工伤办法山东省还未出台。《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规定事业单位如何进行工伤认定。对于原告在被告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后所提供的《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是下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人事、民政、财政厅(局)的,期间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电话 1
方式请示省厅有关领导,并多次请示市局领导,答复是对于此文的下发各部门还没有联合转发也没要求参照实施。
[查明事实]
相振林系原告王文花之夫,在临沂市罗庄区第四中学从事勤杂工作,2005年12月15日下等17时许,相振林用手推车倒垃圾时被邵奇驾驶的鲁QC1198微型客车撞倒在地,后被路过的鲁QC6983昌河车碾压腿部,当场死亡,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罗庄大队出警勘察事故现场后于2006年1月17日作出第20050109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相振林不负事故责任。原告于2006年4月18日依法向被告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于2006年4月27日作出了《工伤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
[裁判要点]
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6年12月6日作出(2006)临罗行初字第41号判决书,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事业单位的工伤保险办法,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人事行政部门、民政部门、财政部门等部门参照本条例另行规定,而2005年12月1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民政部、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36号文)已就该问题作出了规定,该《通知》第一条已规定“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范围、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标准等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临沂市罗庄区第四中学属于事业单位,相振林是临沂市罗庄区第四中学的职工,依照《通知》的规定,被告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受理原告要求认定相振林的死亡为工伤的申请,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未适用劳社部发[2005]36号文,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二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临沂市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6年4月27日作出的《工伤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
[分歧]
围绕本案的审理重点,有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临沂市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辖区内企业及其职工的工伤认定,相某作为事业单位职工,其工伤认定不属于临沂市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受理范围。
第二种意见主张,临沂市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应当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
[评析}
本案的事实清楚,案情也不复杂,如何适用法律中本案的关键。
一直以来,有关事业单位职工发生伤亡后,职工能否认定为工伤?,如果能的话由哪个部门进行认定?认定的程序等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定,然而现实生活中有关事业单位职工因工伤亡的情况却时有发生,现实的需要与法律的缺失之间矛盾越来截越尖锐。2004年1月1日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是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发布以来第一个具体规范工伤事故处理的行政法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之规定,工伤认定的范围仅限于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并没有将事业单位包括进去,许多事业单位的职工发生伤亡后,向当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劳保部门大多以《工伤保险条例》对事业单位的工伤认定没有明确规定为由而不予受理,关于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工伤保险条例》中只有第六十二条之作了规定,该条规定“ 国家机关和依照或者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人事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
业病的,由所在单位支付费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人事行政部门、财政部门规定。” 但这条规定的比较原则,对具体的认定办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直到2005年12月1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民政部、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36号文)的出台,有关事业单位职工发生工伤要求合理工伤待遇,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该规定仍然是过于笼统,对于历史沿革遗留的问题的处理也交代不明,这方面的配套规定才能落实。应当说根据36号文的规定,事业单位职工发生伤亡,是可以向当地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的。
同时依据劳社部发[2005]36号文件,事业单位的职工原则上可以享受工伤保险,但也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情况是“属于财政拨款支持范围或没有经常性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参加统筹地区的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所需费用在社会保障缴费中列支”另一种情况是“依照或者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执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伤政策”,在实践中,很多地区已经将事业单位职工的工伤纳入了工伤保险的范围,如大连市人民政府1998年发布的《大连市机亲事业单位工伤保险规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2004年2月1日通过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是同样可以享受工伤保险的,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生效的《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规定事业单位、国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
2004年7月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了《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管理办暂行办法》就是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制定的。2005年1月19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人事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认定的通知》,要求在国家出台新的政策前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总之根据劳社部发[2005]36号文件的精神,事业单位的职工发生了工伤后,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向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并享受《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各项待遇。
由本案联想起的其它几个问题
一、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的行为属于可诉性的具体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该法律规定看出,可诉性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关、机构或组织所实施的与行使职能有关的,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由于工伤认定的职权由劳动保障部门行使,其作出的行为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权利义务的影响,因此这类案件属可诉性行政行为。
二、原告请求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主张能否支持的问题
李某于2008年10月9日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但是其工亡认定时间为2011年11月23日。2012年6月28日,南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对此进行了仲裁裁决。李某的亲属认为仲裁裁决适用《南昌市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是错误的,对仲裁结果不服。为此,李某的妻子杨某、长子李甲、次子李乙、父亲李丙、母亲张某以原告的身份诉至法院,请求:1、变更南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2)第40号仲裁裁决书第二项裁决;2、判决被告江西某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382180元。
被告辩称,死者李某系因交通事故身亡,依据相关规定,其交通事故赔偿不足部分,才由答辩人补足,实际上肇事方以及保险公司已经赔付了共计28万元。仲裁裁决被告支付87120元工亡补助金,公平合理,并无不当。仲裁裁决死者亲属抚恤金计算有误,依法应予以变更,李甲、李乙、李丙、张某的抚恤金应分别为17442元、40698元、23256元、46512元,合计为127908元。
经审理查明,李某生前系在被告处工作的装卸工。2008年10月9日7时20分左右,李某骑车上班时,途经南昌市生米大桥北匝道口被一货车撞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1年4月7日做出洪劳社工伤认字(2011)01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李某系因工死亡。本案原告不服该工伤认定书遂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
另查明,被告未给李某缴纳工伤保险。李某因交通事故死亡,已经获得保险公司及其肇事者赔偿合计28万元。
法院在审理该案后认为,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该给所属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以便职工出现工伤后由工伤保险基金给予工伤保险待遇,如用人单位未给职工购买工伤保险,造成员工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系在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对李某做出的工伤认定,故本案应依照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计算李某的工伤保险待遇,具体标准计算如下:1.丧葬补助金为9690元;2.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且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本案中,仲裁裁决所认定的供养亲属抚恤金计算并不高于法律规定,原告主张予以维持,本院予以支持。3.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265060元。我国工伤保险的设置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实质上,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侵权是造成职工伤害的直接原因,第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在第三人不予赔偿或赔偿低于依法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或用人单位给付医疗费用以及进行经济补偿。职工所获得的赔偿金额不应高于其实际遭受的损失。本案中,五原告虽从侵权人以及保险公司处获得赔偿28万元,但其获赔标准明显低于工伤保险待遇,应予以补足。据此,依法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西某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杨某、李甲、李乙、李丙、张某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合计2055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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