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

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共8篇）

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 篇1

关键词：中东地区；非传统安全；水资源问题；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059-03

中东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原因，一直是国际热点地区。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该地区也面临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如反恐问题、难民问题、水资源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中东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对诸如巴以冲突这类传统热点问题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它的治理状况能够对中东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了中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在多层次和领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进行了许多尝试。应该说，针对中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探寻新的治理路径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中东地区水资源问题现状及治理情况分析

中东地区长期受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一地区涉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有：恐怖主义、水资源问题、难民问题、环境问题、经济安全等，其中水资源问题成了近年来中东地区面临的越来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

中东地区降水极其稀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干旱区和半干旱区。这里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都在500毫米以下，埃及的阿斯旺地区甚至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毫米[1]2。另外该地区多是沙漠地形，加之气候炎热，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因此水保有量极少，降水量的季节和空间分布的巨大差距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水资源紧张趋势。中东地区的水源主要来自尼罗河、约旦河等国际性河流，这些河流往往流经数个甚至十数个国家，水资源普遍存在共有现象，这给水权利的分配带来了麻烦，也给水资源的管理带来了困难。完全可以说，中东地区就是我们这个水资源边界与政治边界不相一致的世界的缩影[1]12。以上说明，从自然条件上讲中东地区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贫水地区。

一些人为因素的出现更加恶化了中东地区先天不足的水资源状况。二战后中东地区迅速膨胀的人口是这一切的根源，引起了一系列恶性的连锁反应。在水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急剧增长，直接导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急剧减少。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各国大力发展农业，使得农业用水量猛增。同时，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引起了生活用水量的增长。中东各国用水量的绝对增加，又造成了水环境的严重破坏。水污染、浪费和过度开采地下水的现象十分严重。

二、中东地区水资源问题的全球治理实践

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很多是跨国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全球治理的对象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应对和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2]。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特征，强调国际合作，依靠国际规制以有效应对和解决的全球治理路径是必然选择。

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长期恶化，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极为突出。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不仅需要相关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更需要国际社会各个层面的通力合作，以全球治理的方式解决中东地区存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中东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形势已经引起包括中东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地区相关国家不断出台一系列措施，区外国家也积极同中东各国协作，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考虑解决中东非传统安全难题的出路。

水资源危机是长期困扰中东地区的重要问题。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水资源危机问题对中东地区政治和安全的重大影响，而许多学者更是致力于研究中东地区的“水政治”。①

中东国家对于水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有切身的体验，因此从很早开始就纷纷出台措施加强水资源利用、保护水环境，并且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保护有限的水资源。其中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八个国家都颁布了关于水资源管理的详细法律条例，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制框架，具体涉及机构安排、分散和集中管理、所有制和水服务条例、公众参与、奖惩措施、检测等。②

中东地区的水源主要来自尼罗河、约旦河等国际性河流，这些河流往往流经数个甚至十数个国家。中东水资源的这种跨界性使得大河流域内的国家不得不面临水源的跨界利用和管理问题。为了争夺河流的控制权和利用权，中东国家历史上爆发了多次冲突甚至战争。随着时代的发展，中东各国也逐渐意识到加强彼此合作才是解决中东水问题的有效途径。

水资源利用的双边合作是最早启动的，也成为了中东地区最稳定有效的水资源合作治理模式。双边合作的典型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于约旦河流域的合作治理。长期以来，巴以双方一直在水资源利用上开展合作。双方彼此协调立场和政策，共同采取措施治理共同流域内的水资源；彼此借鉴治理经验和提供技术支持。

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中东国家在水资源治理方面，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多边合作。中东国家的多边水合作主要有两种形式：流域内合作和跨流域的水贸易。在流域内合作方面，尼罗河流域的合作最为持久和广泛。尼罗河流域国家先后建立了诸如“尼罗河国家联合会”等一系列组织。1999年，九个尼罗河流域国家首次达成合作利用尼罗河水资源的协议，在尼罗河水资源共享的理念下，这些国家水利部门协调分工，科学调配，初步实现了尼罗河水资源的科学利用。②在跨流域水贸易方面，先后有国家提出过“友谊管道”“和平管道”等建议。所谓“友谊管道”，是基于水是一种经济商品的原则，相关国家之间进行的水商品买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科威特投资从伊朗进口卡尔黑河水以及阿联酋从区外的日本进口袋装雨水。“和平管道”则是规模更大的输水工程。由于土耳其水资源异常丰富，因此在其境内敷设两条输水管道，分别向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等八个阿拉伯国家出口土耳其南部塞伊汉河和杰伊汉河河水[1]171-181。由于地理、政治和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中东国家的多边水合作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吸收区外国家参与治理、在国际层面探寻解决中东水资源危机问题的途径显得极为必要。在这方面，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起了主导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中东北非国家成立了联合治理水资源小组，彼此建立了稳定的联系，经合组织为中东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帮助其更好地利用和管理水资源[3]。

三、中东水资源治理中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为解决中东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许多尝试，在不同层面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合作。针对中东水问题的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东地区的水危机。但是围绕中东水问题的国际合作困难重重，至今国际社会仍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中东仍面临严峻的水威胁。阻碍中东地区国际水合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东政治格局复杂，国家间对立思想严重。反映在水合作上就是互相指责对方的水资源政策，缺乏政治互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虽然在利用水资源方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却是极不稳定的。双方经常互相抨击对方的政策：巴勒斯坦政府声称以色列不仅从约旦河西岸山地蓄水层中疯狂取水，还在加沙周边地区大量开凿水井，意图从巴勒斯坦盗取水源；以色列方面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巴勒斯坦当局默许其居民私自开采小水井，导致河床下陷，已经严重威胁了整个地区的水环境[4]。另外，在中东地区存在水资源分享和利用依据各国实力强弱判定的情况。有分析指出，中东国家在地理优越性、资源占有、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差距巨大，这种实力的悬殊导致了水利用的不公平性，使得平等地分享水资源成为一种政治空谈[5]。以色列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往往在水资源分配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故有人称之为“水霸权”（hydro-hegemony）[6]。

第二，国际参与的程度较低。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在中东水危机的治理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尽管联合国建立了水机制以实施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和《千年宣言》确定的与水有关的各方面议程，但在中东水治理中，联合国水机制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建议。此外，美国作为对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在中东水治理中却表现出了一种“超脱”的姿态。美国拥有足够强大的技术和能力帮助中东国家处理水纠纷、利用水能源，然而美国却没有这么做的意愿，而将相关的协商谈判问题留给了中东国家自行解决[7]。

第三，中东国家的水资源利用率低下。除以色列外，中东国家普遍存在水资源使用不充分的情况。据统计，中东地区70%的水资源被用于农业灌溉，然而这70%的水资源却只有一半最终流向农作物[3]。水资源利用率低一方面是由于科技能力欠发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多地区的节水意识淡薄。中东地区低下的水利用率严重阻碍了水合作，也影响了国际水合作的成效。

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 篇2

1 “全球化”与 “全球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 “全球化” “全球治理”的讨论成为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主题之一。 “全球关系”相对于 “国际关系” 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国际关系”在关系属性上是时而处于安全困境的国家间关系,在问题取向上是个体主权、平等互利,在解决办法上是确定边界、分而治之,在解决结果上是零和性或关注相对收益的分配; “全球关系”在关系属性上则是具有共生性的非国家间关系,问题取向上是整体性、需要系统思维,解决办法上是寻求整体方案、共同管理,解决结果上是正和性[2]。

但是, “全球化”概念本身也存在局限性。 A·吉登斯认为, “全球化是一种世界规模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距离很远的两个地方之间产生联系,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由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所引发,反之亦然”[3]。吉登斯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这一 “全球化” 概念具有平面性和共时性。人们往往容易将 “全球化” 简单归结为平面上的时空压缩,而对 “全球化” 的复杂性没有充分认知; 有的甚至还会乐观地认为 “世界政治的时空压缩现象已经结构化”[4]。

事实上,“全球化”不仅是不同空间的事物(主体和事件)相遇,同时也有可能是处于不同 “历史发展阶段”的事物在时间上的相遇。 “全球化”本身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离结构化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如果要表达空间、时间的双重相遇性以及主体的多样性, “世界化” 的概念或许要比 “全球化” 更加优越。“世界”一词出自佛教用语,其概念本身包含了时间和空间双重因素。 国内有学者针对 “全球化” 的词义局限,提出 “充满复杂性的 ‘世界化’时代”的观点[5]。 “世界化”定义内在的空间、时间双重相遇性,有利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海洋领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海洋开发利用以及管理上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有的已经开发利用过度,有的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未起步;有的管理对象(问题和矛盾)开始隐没、 转移,有的管理力度亟待加强。

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 “全球治理” 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 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对照中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如英国的托尼 · 麦克格鲁、美国的詹姆斯·罗西瑙、国内的俞可平、蔡拓等, 大家对于 “全球治理”的定义有三方面的共识: 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个人等;二是对象的统一性,需要应对共同的危机或追求共同的利益;三是行为的协调性,即需要通过协商和合作来解决问题。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一个根本性困境是 “参与的赤字”和 “责任的赤字”。前者是指现有的治理结构未能充分表达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意见,许多行为体没有参与渠道或者不愿意参与;后者是指不存在任何超国家的实体来调节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和使用,对于诸多紧迫问题大国放弃责任、 小国免费搭便车, 缺乏寻求持久性集体解决方案的意愿和行动。 这一困境源自基于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的 “国家中心主义”理念[6]。

为了应对和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美国学者安德鲁 · 库珀建议重新建构全球治理,提出通过界定义务获得权力、将非国家行为体引入治理当中、重新分配责任、推动非选举民主、建立权力的多元性、扩展责任机构、 突出义务宪章、重构企业和公民社会八项革新举措[7]。英国学者戴维 · 郝尔德建议实现政策转向,以替代华盛顿共识及其安全战略。国内学者提出了全球深度治理、全球法治、全球行政、世界政府、全球公民社会等理论[8]。这些一般性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理论,对于分析全球海洋治理问题以及优化全球海洋治理具有重要参考和现实指导意义。

2全球海洋治理概念初探

海洋与 “全球化” 具有特殊渊源。海洋可以视为 “全球化”的初始物质条件和重要载体。 在古代,因为工具和技术的原因,陆地上的时间和空间难以压缩, 人类分别生活在不同的、 相互隔绝的世界里。真正的全球化从大航海时代开始[9],人类现代早期直到当今社会,国家、 组织、个体之间大规模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海上通道进行的,海上通道是 “全球化”的大动脉;海上通道也可以看做是 “全球化”历史的 “基因图谱”,因为一条特定通道的建立、发展和演变情况及其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载荷量,往往能够精确指示特定国际关系乃至某类全球关系的性状。

海洋也是 “全球化” 的物质镜像。挪威社会人类学教授托马斯 · 许兰德 · 埃里克森总结的 “全球化” 维度为: 抽离、 加速、 标准化、 互联性、移动、混合、脆弱性、再嵌入[10],其中大部分可以直接拿来描述海洋的基本属性及其运动规律。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全球海洋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运动交换模型及其客观规律具有特殊的应用价值,甚至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一部分 “全球化”现象及其基本原理。通过建立、完善全球海洋治理系统,人们可以进一步充实、完善 “全球治理” 体系,甚至为全球治理系统本身探索和提供先进的思想和方法。

2.1海洋治理

海洋治理(ocean governance)和海洋管理(ocean management)具有明显区别。美国学者比莲娜· 西西恩- 赛恩和罗伯特 · 克内希特认为,“海洋治理用来表示那些用于管理海洋区域内公共和私人的行为,以及管理资源和活动的各种制度的结构和构成。海洋管理则是指为了达到人们所希望的某一目标而对某一特定资源或者某一特定海域进行管理的过程”[11]。治理(governance)和管理(management)的不同体现在范畴和内容上,前者更加宏观、宽泛,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国内学者认为,公共管理(亦即公共治理)理论引进以及相应的改革运动出现后,海洋管理朝着海洋治理的方向转变, 具体特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客体的扩展、管理过程具有互动性、方式和手段多样化等[12]。

2.2海洋综合管理

与海洋治理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海洋综合管理(ICOM),英文全称是 “Integrated Coastal and Ocean Management” (综合性海岸带和海洋管理)。海洋综合管理(ICOM) 的主要目标是有利于沿岸和海洋及其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海洋综合管理是一个动态的、 跨学科的、重复的参与过程,旨在促进沿岸和海洋的环境、经济、文化和娱乐长期发展目标平衡协调的可持续管理。海洋综合管理采取一定范围沿岸和海洋区域内人类活动规划和管理的综合方法,考虑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相关特性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从理想情况考虑, 海洋综合管理项目应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密切结合的连贯管理体制内运作。海洋综合管理的基本原则包括沿岸和海洋可持续发展原则,环境和发展原则,沿岸和海洋的特殊性、公共性及其资源利用原则[13]。

相关的国际框架和准则包括:1992年联合国 《21世纪议程》第17章;1993年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 “海岸带管理”综合政策;1993年世界银行 “海岸带综合管理准则”;1993年世界保护联盟(IUCN)“沿岸地区跨部门综合规划” 沿岸地区开发准则和原则; 199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沿岸地区和海域综合管理准则” 特别关于地中海海盆; 1996年UNEP大加勒比海域沿岸地区和海域综合规划和管理准则;199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沿海综合管理、 水产养殖、 林业和渔业;1999年UNEP沿岸地区和河谷盆地综合管理概念框架和规划准则;1999年欧共体(EC) “迈向欧洲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战略”总体原则和政策选择;1999年欧洲理事会欧洲海岸带行为准则;2000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当中为了实施 《公约》有关海洋和沿岸地区综合管理及其贯彻执行的现有手段的评述;2004年(CBD)为了实施 《公约》确立的海洋和沿岸地区综合管理方法。 这一国际框架具有开放性, 处于发展过程中。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特别强调海洋综合管理的重要性。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2002年 《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要求世界各国 “到2010年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和 “在国家层面推进海洋综合管理,鼓励并帮助各国制订海洋政策和建立海洋综合管理机制”。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EBM) 成为海洋综合管理(ICOM)的发展方向。国际实践中的成功范例有:加拿大 “东斯科舍陆架综合管理计划”;智利 “全国海岸边缘政策”;中国 “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项目”; 法国 “托泻湖综合管理项目GITHAU”;丹麦、德国、荷兰 “瓦登海三方合作项目”;德国 “奥德河河口区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项目”;坦桑尼亚 “海洋和沿海环境管理项目(MACEMP)”;泰国 “沿岸生境和资源管理(CHARM)项目”等。目前还有新增案例不断出现。

根据估计,自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140多个沿海国家开展了近700项沿岸和海洋综合管理计划,但是这些计划至今可能只有半数得到彻底的执行。究其原因,在后现代、后工业时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金融、品牌、知识产权和管理等经济战略控制手段来获取全球资本利润,这些国家沿海地区大量的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其自身境内的海洋环境和生态压力骤减,发达国家的海洋综合管理实践难以再有原先、最初的动力。而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为了生存,必须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产能转移,处在开发与保护的两难境地。因此,海洋综合管理计划在发达国家变得后续动力不足;而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面临战略阻力,少数的成功案例变成暂时的样板,但难以全面铺开。此外,海洋科学技术、海洋管理经验与技术从 “北” 到 “南” 的国际流动不畅也是导致这个局面产生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一现象的客观条件和深层原因的相关专业分析并不够,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 社会学、人文等学科的专业性分析,以至没有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

2.3全球海洋治理

由于海洋本身的流动性和国际性,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要早于一般性的、理论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可以认为,全球化伊始全球海洋治理便几乎同时出现。美国学者劳伦斯 · 朱达认为,人类社会的海洋治理具有悠久的历史;雨果· 格劳修斯1609年发表的 《海洋自由论 》 (“The Freedom of the Seas”)是此后3个世纪海洋法的基础,并特别强调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对于海洋治理的规制意义[14]。这种广义的海洋治理概念及其使用在西方学界具有普遍性,海洋治理被认为在实践层面上有地方、国家、地区和国际四个层次,海洋治理的国际性和全球性甚至隐含其中。但是, 笔者认为即使是广义的海洋治理和国际海洋治理(international ocean governance) 概念, 也不应用来指代全球海洋治理(global ocean gov- ernance),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使海洋治理定义及其理论系统本身产生封闭性,甚至可能与一般性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理论脱节,失去 “元理论”的观照和指导。

事实上,也有人从更广阔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理论视角检视海洋问题,明确使用全球海洋治理(global ocean governance)概念。如美国学者罗伯特 · 弗雷德海姆把美苏冷战结束作为全球化起点,并在20世纪后10年和21世纪的前1/3时间跨度内设计海洋政策的未来[15], 这一观点具有标准的国际政治学意义。本研究也主张从国际政治理论框架分析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笔者认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定义元素来自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球治理、海洋治理、海洋综合管理等概念群;全球海洋治理离不开 “全球化”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类别;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化了的海洋治理;基于生态系统管理方法(EBM)的海洋综合管理则是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具体技术方法和主要目标之一。

因此, 可以将 “全球海洋治理” 定义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 企业(跨国企业)、个人等主体,为了在海洋领域应对共同的危机或追求共同的利益,通过协商和合作来共同解决在开发利用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的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主要方式和方法是制定和实施全球性或跨国性的法律、规范、原则、战略、规划、计划和政策等,并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全球海洋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和维护主体(国家、 组织和个人) 之间在海洋领域(海洋活动和相关事务)中的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关系;建立与维护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关系,保护和促进海洋健康、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3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

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主要有各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个人等,上述各类主体根据自身的角色、地位对于全球海洋治理发挥不同的作用。目前,在全球海洋治理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具体就是联合国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跨国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上升。联合国组织当中值得关注的是“海洋与沿海区域网络”(UN-Oceans)。

3.1联合国“海洋与沿海区域网络”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 《21世纪议程》,该议程是全球的21世纪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21世纪议程》第17章专门论述了海洋、海洋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问题。1993年,联合国系统内各涉海机构经协商同意后,在联合国协调行政管理委员会下面设立了负责协调统一工作的海洋与沿海事务分委员会;2003年9月,联合国计划高级委员会批准在 “海洋与沿海事务分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 “海洋与沿海区域网络”,工作范围涉及一系列广泛的海洋问题,参与单位包括联合国系统内的各相关计划、实体、专门机构以及各有关国际公约秘书处。

UN-Oceans的职能主要包括:加强对联合国系统内涉海工作的合作与协调;审议联合国系统内为执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1世纪议程》和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而实施的计划和开展的有关工作;研究新出现的问题,确定应采取的联合行动,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立特别工作组;促进全球的海洋综合管理;酌情帮助联合国秘书长在其海洋年度报告中增加相关内容;促进联合国系统和联合国海洋事务协调网络成员单位,根据联合国大会规定的职权范围、 《千年发展目标》 确定的优先领域和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协调各项涉海工作。

UN-Oceans的主要构成单位包括:联合国秘书处各个部门当中的海洋事务与海洋法司、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计划与基金当中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专门机构当中的国际劳工组织、 粮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世界银行、 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其他的相关组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公约(联合国公约和非联合国的公约)秘书处如国际海底管理局、 《生物多样性公约》。其他可以加入的机构有: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居署、 《气候变化公约》 《拉姆萨尔公约》、贸易发展会议、联合国大学、经贸合作组织和国际航道测量组织等, UN-Oceans认为,应当鼓励有关非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上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特别工作组。 上述机构正在开展或者已经完成的工作有:联合国海洋图集、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的全球行动计划》、 “评价的评价”、国际珊瑚礁行动计划、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等。

3.2关于 “NGO”

可以预见,除了各国政府、联合国组织等官方组织外,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国际非政府组织将对全球海洋治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日本捕鲸运动、美国野生救援协会发起的禁食鱼翅运动等,1972年伊丽莎白·曼-博尔基斯教授倡导并创办了国际海洋学院(IOI),这些组织和运动对于全球海洋治理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全球公民社会代表着一种非政府的组织、网络、运动和制度体系,它以超越国家领土局限的全球意识为价值取向,在战争与和平、环境、人权和妇女运动等议题以及抗议和治理全球不公正等领域展开活动。如,倡导新观念,教育民众, 培育公共舆论;从事信息咨询活动,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游说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 促进国际性立场、公约和达成并对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举办国际性论坛和平行峰会,为国际事务确定议事日程;参与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及国际协调和救助活动等。

学者研究发现,当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具备两项重要能力:一是基于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二是基于高度专业的技术、法律和外交资源的强大政策影响能力。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全球海洋治理当中, “NGO”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突出的作用。

4全球海洋治理的客体

全球海洋治理的客体或者对象,主要是指海洋领域(发生在海上或者涉及海洋) 的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跨国性问题。这些问题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而必须依靠双边、多边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目前需要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加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

4.1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海上安全形势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各国逐渐将关注点从强调对抗与军事力量的传统安全领域分散开来,更多地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国家、地区、全球等多个层次,单个国家往往无法独自解决,必须进行各种层次的合作。现有的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包括海盗、 海上恐怖主义、非法捕鱼、走私、贩毒、偷渡、 奴隶贸易以及其他针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海上暴力犯罪和特大自然灾害、 人为事故灾难等, 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当前海盗活动主要集中在从非洲通往亚洲的航线上, 主要有西非海岸、索马里半岛附近水域、红海和亚丁湾附近、孟加拉湾沿岸和整个东南亚水域五大区域。国际海事组织专家表示,有组织、 有预谋、规模庞大、手段先进的海上恐怖主义袭击正在成为更严重的海事威胁;现代恐怖分子的目的是对抗政府、制造混乱,目标不仅限于油轮和商船,军舰、码头、港口、旅游胜地乃至居民聚集区都可能成为袭击对象。

4.2海洋健康问题

海洋污染已经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威胁人类的十大环境祸患之一。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海洋污染愈益严重,自然海岸线被过度占用、破坏和侵蚀,海洋资源退化严重,海洋健康面临巨大威胁。具体表现为:海洋生物物种减少甚至灭绝、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珍贵水产资源大幅减少,重金属、矿物质、有机物污染毒害间接影响人类身体健康;海上溢油事件、 毒害物泄露事件频发,赤潮、绿潮频发,水质恶化等。科学家研究发现:全世界的鱼类资源数量呈下降趋势, 大型肉食性鱼类锐减90% (包括金枪鱼、旗鱼、鲨鱼等),河口和近海水域的大型鲸鱼减少了85%、 小型的也少了近60%,信天翁、海象、海豹、牡蛎等最常见的海洋生物数量锐减。2010年10月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交的研究报告称,“随着环境污染、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对海洋造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在未来几十年中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事实上,海洋健康的理念并没有在全球得到有效推广,海洋健康标准的制定及其评估体系以及海洋健康的保护战略、制度、政策和措施也没有进入各国的海洋政策核心领域。环境美好的前提是环境健康,人类社会越过环境健康而谈环境美好,意味着人们对于环境危机的轻视和忽略,至少表现得思维混乱。

4.3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问题

由于过度开发和粗暴式开发,人类对于海洋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使用问题和开发利用不可持续问题并存,大量原始海岸线、优质近岸海域被围填,海洋环境质量下降,潮间带生态系统、红树林、珊瑚礁等重要海洋资源大面积退化。一方面,海洋油气、海洋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勘探开发缺少科学统筹;另一方面,可再生、可重复利用海洋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利用进展缓慢,难以形成规模。发达国家尽管占据技术领先地位,但在海洋资源勘探开发技术风险的管控方面并不值得信任,美国墨西哥湾的特大溢油事件是个明证;而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刚刚起步,既缺少资金、装备、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的支持,也缺乏预见、防范和处理风险的经验和能力。

4.4海洋技术国际转让问题

广义的海洋技术包括海洋科学与技术以及海洋管理经验与技术。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十四部分 “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转让” 中第二六六条规定, “各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按照其能力进行合作,积极促进在公平合理的条款和条件上发展和转让海洋科学和海洋技术。各国应对在海洋科学和技术能力方面可能需要并要求技术援助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促进其在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科学研究以及符合本公约的海洋环境内其他活动等方面海洋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发展,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各国应尽力促进有利的经济和法律条件,以便在公平的基础上为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转让海洋技术”。

海洋技术的国际转让是一个长期性难题。 全球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亟须海洋高新技术的援助, 以提升自身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海洋管理和公益服务能力。但是,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转移制造业基地、 转嫁环境和人力成本的同时,并没有积极转让科学技术,一些国家出于对片面的军事安全和商业利益的考虑,对关键技术出口进行严格限制;另一方面,有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自身欠缺先进设备、高新技术引进的系统性条件,如教育、培训机制等。

4.5气候变化与海洋的关系问题

气候变化正在给世界海洋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气候变化导致海洋环境出现以水温升高、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物理和化学的连锁反应,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协同作用也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按照发展趋势,太平洋上的低地岛国(如基里巴斯、库克群岛、瑙鲁和西萨摩亚等)、拥有灌溉耕地平原的亚洲国家(如中国、 印度、 泰国、 越南、 印度尼西亚等)以及包括欧美在内的许多濒海国家都将面临海平面上升侵吞国土的严峻威胁。

人类社会亟须在科学层面上加强对海洋与大气、气候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同时促进和加强海洋治理与气候变化应对之间的政策联系, 实施跨制度合作[16]。

上述五大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全球海洋治理结构的建立、完善为前提。阻碍全球海洋治理结构完善和升级的,是原有、守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有学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海洋制度围绕海上扩张、控制海外殖民地和开拓海外市场3个根本需求进行构建,这导致各国在处理海洋问题时存在霸权思维, 表现为排他性、 扩张性和无序性[17],“海权论” (sea power)是霸权思维的高级形式。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以后,世界范围内兴起 “海洋圈地” 运动。 世界各国(主要是相邻、相向国家) 之间很多存在海域划界争议、岛礁主权争端、海洋资源争夺以及对于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区域内特定事项管辖权的法律立场分歧等,有的海洋权益纠纷甚至会和沿海国的国内政治局势、地区战略格局、大国政治博弈发生关联和耦合,成为国家内部、地区甚至全球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背后,多少都有 “海权论”的影子,而人类要确保世界和平与发展、实现全球海洋善治,就必须建立共生性、克制性、有序性的合作新思维,以取代对抗性的 “海权论”旧思维。

5全球海洋治理的方法

全球海洋治理是一个复杂性问题,涉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多现象。全球海洋治理需要国际政治、国际法、经济、公共管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多个学科的理论支撑,几乎涵盖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科学领域——— 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笔者认为,全球海洋治理的方法大约可以分为3个层次:基本方法、专业方法和技术性方法。

5.1基本方法

基本方法又称 “元方法”(fundamental method),亦即哲学方法。哲学是对世界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表现出根本性探究、整体性思考、终极性关怀以及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遍的指导性等特点。海洋是一个大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18];海洋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是一个复杂现象,全球海洋治理是一个复杂性问题。因此,适宜运用系统哲学、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视角和逻辑(即系统理论和方法)去认知和分析。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复杂性科学(com- plexity sciences)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复杂性科学与传统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在理念和思维上的本质区别是:复杂性科学转向强调非平衡状态、非决定论,重视概率化,强调转向非线性发展、重视随机性,从还原主义、机械主义转向有机论和整体论,重视物理、生物、 社会领域的现象和结构向更高组织层次和更大复杂性的会聚、进化。英国学者约翰 · 厄里认为,把 “全球化” 和 “复杂性” 结合起来,目的是为了向人们揭示全球化的过程其实是内含有一套涌现系统(a Set of Emergent Systems) 的,这套涌现系统的特性和模式是它们经常远离平衡态;复杂性强调存在多种多样网络化的时空路径以及经常的、大量的因果非线性关系, 同时又强调不可预见性以及不可逆性似乎是所有社会系统和物理系统的特征[19]。

国内已经有学者将系统哲学和复杂性科学引入国际政治理论。全球性海洋问题、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具有鲜明的复杂性、多维度性、非线性、不平衡性、整体性、自组织性和涌现性, 本质上需要复杂性科学原理和方法的指导。

5.2专业方法

专业方法(professional approach) 是 “元方法”指导下的具体应用方法。如,在实施全球海洋治理时,需要运用政治学(国际政治)、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自然科学(海洋学)等学科工具(基本理论和方法) 对在海洋领域遇到的共同危机或面对的共同利益进行专业分析,需要运用法学、外交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和技巧进行协商和谈判,以共同解决在利用海洋空间的各种活动和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制定和实施全球性或跨国性的法律、规范、原则、战略、规划、 计划和政策等并采取相应具体措施的过程中, 国际政治、国际法律、经济、军事、公共管理、 海洋科学等学科的知识和工具必不可少。此外, 全球海洋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和维护主体间关系(国家、组织和个人)和人海关系的和谐, 因此人类积极理念的建立和推广还需要伦理学、 宗教学、文化学和传播学等的知识支持。

概言之,只要是全球海洋治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用到的知识和方法,都有可能成为其专业方法;而主要的专业方法就是政治(国际政治)、法律(国际法)、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和海洋科学等。

5.3技术性方法

全球海洋治理的技术性方法,是指在 “元方法”统摄和 “专业方法” 支撑下,针对特定客体、具体对象而采取的技术性措施。前文阐述的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海洋环境和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如海洋健康问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问题、气候变化与海洋的关系问题,以及相关的海洋技术转让问题等。二是海上安全与秩序问题,如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涉及查处一般违法、 打击犯罪、 搜救和赈灾等。针对以上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实施海洋综合管理(ICOM)和建立海上执法国际合作机制。

5.3.1海洋综合管理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方法(EBM) 的海洋综合管理是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具体技术方法和主要目标之一,具有鲜明的技术性,可以定义为技术方法(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lan)。 海洋综合管理的总体目标是为了从沿岸和海洋生态系统中获取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保持这些生态系统与其健康和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物物理特性。对沿岸和海洋的人类活动的管理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健康的核心方面,海洋学、 生物学、 生物物理学、 地质学、 地理学和生态学概念和参数的综合对于科学家、 ICOM管理者和决策者处理生态系统尺度的环境问题具有指导作用。

EBM的内涵包括3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综合管理,即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经济、社会和体制等各方面因素;二是管理对象是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的人类活动,而不是生态系统本身;三是管理的目标是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利用。EBM的基本框架和步骤是:研究范围界定 → 管理目标设定 → 基础信息收集与基本生态学问题的分析和评价→ 系统综合→在管理对象中执行管理方案 → 生态系统和管理效果监测和评价→构建管理平台[20]。

5.3.2海上执法国际合作机制

建立、完善海上执法国际合作机制,是解决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广义的海上执法,是对海上力量的综合利用,包括查处一般性违法、打击海上犯罪、搜救和赈灾等。海上执法国际合作也主要在上述几个领域开展。合作的表现形式包括:信息沟通、人员互访、业务交流、人才培训、海上行动协调与配合、平台(船舶或飞机) 共享等。海上行动的协调与配合则涵盖了情报交换、 联合巡逻、 共同执法、 案件移交、 司法协助、 联合演习(桌面推演和实地演习)等方式。中国参与的海上执法国际合作实践有两个较新实例: 一是 “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 (NPCGF);二是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

目前,海上执法的国际合作存在若干不利因素。比如:法律因素;各国对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管辖范围和管辖事项的理解有时存在分歧,各国就 《公约》 内容实施国内立法的程度和水平不一。再如,体制因素;各国的海上执法体制并不统一,有的国家内部存在组织混乱、职能交叉、工作交集、信息不通、 联动不能等现象,限制了对外合作。又如,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本身边界比较模糊,与传统的海洋安全因素密切相关,具有较高的敏感度, 加上各国海上执法力量的角色定位并不相同, 有的具有军事化、准军事化色彩,有的偏向政府管理部门身份,合作起来难以充分互信、有效对接。最具挑战性的一点是,在建立区域性、 全球性的海上执法多边合作机制过程中,地缘政治、国际战略博弈的因素有时难以剔除,围绕自身国家利益的主导权争夺和杯葛现象十分常见。

6结论

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思想 篇3

首先是“上善若水”“同舟共济”的思想。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利益日益融合的今天，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需要我们以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所阐述的那样，在对外交往中倡导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当前特别要发扬“同舟共济”精神，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共同破解难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缓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增长普遍好于发达国家，但也面临经济转型的困难。如今的世界已经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如何共渡难关，需要在经济、金融等宏观政策方面加强沟通与协调，不能相互踩脚。这种精神不仅APEC需要，欧元区和欧盟也需要，以G20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更有需要。G20制定全面增长战略，确立未来5年在现有政策水平上额外增长2%的目标就集中体现这一思想。中国愿意做出表率，起带头作用，已向G20递交了多达134项政策措施的增长战略，也明确表示愿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绘制了改革的路线图，核心是创新发展，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中国希望各国都在创新发展理念、政策、方式上下功夫，推动全球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是“开放、包容、透明”的思想。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都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向各国人民展现美好的远景以及实现目标的路径。中国梦与亚太梦，与世界梦相通，梦想比翼双飞。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并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着手，结成心心相印的利益共同体。

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要坚定不移的维护，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要坚决反对，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要精心构建，惠及各国的全球大市场要全力培育。

以中国为例，2000年至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分别从4742亿和9亿美元增长到46985亿和900多亿美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迅猛发展同步向前推进，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也是同步发展。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是全球开放型经济的受益者。

我们通过自身经历深深感受到，全球经济唯有开放才能做大市场和规模，才能创造增长的机会。这对各国都有利。反之，各自为政、搞小圈子、在自贸区谈判中刻意排挤某个国家等等，只会破坏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制约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站在“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战略高度对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所作的顶层设计，开放和包容性很强。中国提出的一个接一个的方案，透明度很高，涵盖政治、经济、投资、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互连互通与深度合作，毫无藏着掖着的内容。

中国深度融入国际体系，已加入300多个国际条约，是主要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G20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2008年11月初，中国率先推出4万亿刺激经济措施，其他国家随后跟进。2009年4月初，中国带头决定购买不少于5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扩大了货币基金救助资金的盘子。同年秋天G20美国匹兹堡峰会上，G20领导人决定由G20取代八国集团加五国（G8+5），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中国进入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圈。G20成员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一起，形成中国全球政治、安全、经济制度性权力。

中国不久前与20个国家一起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又在APEC北京峰会宣布成立丝绸之路基金，初始资金加起来共有900亿美元。2014年7月，金砖五国在巴西举行峰会期间，决定设立金砖五国的开发银行，启动资金500亿美元，同时设立应急储备安排1000亿美元。

这些都是中国从开放、包容、透明的思想出发在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顶层设计下所做的具体贡献。万丈高楼平地起。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时所说，中国发展了，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因为我们明白，只有共同富裕才能有中国的持久发展，而中国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去年超27%），将对全球经济复苏做出贡献。

再就是“平等、公平、公正”的思想。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低迷深刻揭示了全球治理领域的缺陷，以及改革治理机制和体系的必要性、紧迫性。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我们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全力推动改革，争取治理机制与体系更加平等、公平和公正。

布雷顿森林体系至今已度过70个春秋。那时，44个国家主要以西方国家为主体建立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是历史使然，也为70年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努力，有其功劳。然而，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的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时代呼唤大变革，需要大思路。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需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做出相应调整，给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平等的发言权、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规则。

还是以中国为例子。2013和2014年，三分之一的中国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人均GDP将超过一万美元。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将进口逾17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达到1.2万亿美元，将有6亿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如此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不仅改变着中国，使中国人民受益，也将惠及中国的贸易投资伙伴，惠及世界各国人民，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同样的利好“故事”。难道我们还要延续过去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的规则、机会和发言权吗？

我们知道，改革永远是艰难的，但它是符合各国长远利益的，也是克服时艰的唯一出路。2009年G20领导人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调整方案，5年了，还“只听楼梯响，不见下楼人”，没有得到落实，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全球治理机制调整的艰难。但是，再难也要向前推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样，国际货币体系逐步调整也势在必行。比如，人民币应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的组成部分。又比如，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定价和交易货币应该逐步实行多元化。

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 篇4

[摘要]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大国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符合世界大势的客观进程。在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状态，难以提供全球治理公共品的背景下，新兴大国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治理的重要特点之一。同时，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不同领域的能力发展极不平衡：全球经济治理走向深入，全球安全治理陷入僵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具体化阶段。中国需要与其他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各领域发挥各自特长，协同作战，互为补充。

[关键词]全球性问题 全球化 中国方案

对未来10年全球治理的走向产生重要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影响。

化成为当代全球治理议程中最受关注

其次，全球治理机制呈现马赛克的两大议题。然而，除了G20（20国化趋势。全球治理在全球范围内激发集团）一举跃升为世界金融治理的主了公众参与的热情，跨国非政府组织要平台和重要机制，并在协调内政方和公民社会团体从私有机构如跨国公面取得些微进展外，全球气候变化谈司到科学家网络，从环保主义者到政判依然未能走出僵局。府间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一.全球治理的新发展 治理的参与日趋活跃，极大丰富了全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问题球治理的参与层次和参与机制。当前日趋增加和恶化，并使得任一政府间的全球治理出现了不同层次和不同种组织或民族国家政府都难以单独应类的决策和执行系统，其中既有垂直对，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均取得了的超国家、国际、国家、次国家等不比较大的进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同层次的决策权威，也有平行决策系发展中国家，都对全球治理的议程和统之间的横向联合，并出现了一些新目标表现出更多关注。与此同时，越型的合作关系，如公私伙伴关系和私来越多非国家行为体则在更大的范围私伙伴关系。

内参与全球治理的各项议程。尤其最再次，全球数字革命，随着新技近10年以来，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和术尤其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升级参与机制都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从总换代，使得当今世界已经名副其实地体上看，国家依然是实现全球治理的进入了信息化时代。2011年初发生的最重要行为体，而且新兴国家和发展“阿拉伯之春”，以及当前的叙利亚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局势，无不凸显了数字革命的巨大力到了很大提升。

量。由于信息的传递空前便利，使得

首先，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改变任何国内政治事件都会遭到即时的围了全球治理的整体格局。包括中国、观甚至参与，从而深刻影响了世界政印度、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治的变革，甚至成为驱动世界变革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增强，一个力量。这种情况不仅深刻影响当历史性地打破了西方国家主导全球治 今世界变革的诸多方面，对于全球治理的局面，加速了全球政治的多极化 理的决策环境和实践环节亦将带来深 远的影响。进程。以G20为标志的全球治理新机二.中国“十三五”规划与治理方案 制的兴起充分体现了这一进程，并将

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是推动全球治理变局的重要积极力量。中国和平崛起也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应当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做出特殊的谋划，为确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从中国健康发展和世界合理化发展的全球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与合理定位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演变方向。要深刻认识当代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多元基础、发展动力、演进逻辑、内在缺陷、问题根源和解决途径，准确预见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趋势和价值导向，继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以思想上的超前建构为实践上的合理设计提供思想引领和价值指导。

第二，善于依据全球治理格局未来定位统筹国内大局，自觉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努力深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国际关系演进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在发掘中国传统优秀治理文化、学习世界先进治理理论和发掘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统一中推进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善于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外交和国防治理，努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国理政新境界，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整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自觉履行发展中大国的世界责任，以内促外，努力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制订规则的能力，确立中国话语权。一方面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

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勇于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善于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努力占领发展和道义制高点，提高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和亚投行等机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中国国内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健康互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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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学术论坛，2014（2）：44-47 [2]黄仁伟.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新特

点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遇[J].当代世界，2013（2）：52-59 [3]张胜军.全球治理的新变化[J].当

代世界，2012（2）：107-112 [4]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与中国治理

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 篇5

本文为MFI全球宏观系列研究报告，作者为MFI高级研究员牛野、郑东风、研究员尹伟、首席经济学家江勋，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MFI金融研究”。

8月26日，美联储主席耶伦在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大会上做了主题演讲，这场全球瞩目的演讲对全球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变了市场过于轻狂的自我预期。9月2日晚的非农数据没有改变这场演讲后的基本格局。我们认为，这预示了全球货币政策的中期拐点：从放任自流到规则重建。

2016年三季度之后，全球体系正在发生深远的嬗变，一些核心资产已然对此做出了前瞻反应，比如原油和中国房地产。对此我们可能需要一组报告来阐述。本篇报告是一个管窥，我们耶伦Jackson hole演讲和演讲之前美联储所披露的D-R工作论文相结合进行了编译和评析，并对美联储回归的系统因子进行了分析。

为叙述考虑，我们将耶伦演讲及D-R论文的概要编译作为两个附文置于报告末尾，但实际上它们才是最值得潜心阅读的作品，而不是我们的报告。附文一中的图表来自MFI提取并非耶伦演讲稿原配，编译上的引言取义亦难避免，望读者察之。本篇报告力图说明如下三个问题： 1）美联储的政策意图究竟是什么？ 2）市场的担忧究竟是什么？

3）市场预期与美联储预期间存在什么样的偏差？ 本报告分为如下四部分：

●美联储回归：是时候考虑机会成本了 ●生产率困境：美元失衡问题

● 铸币税取舍：美联储如何实现加息 ●救亡图存：“流动性陷阱”之陷阱

■ 美联储回归：是时候考虑机会成本了

耶伦本次演讲题目为《为未来设计具有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重点在于探讨目前美联储已有的政策工具是否可以应对未来的经济危机。

耶伦花了很长时间去梳理美联储的工具演化史，也可以视为一次辩解，概要如下：

演讲中，耶伦着重向市场阐述了危机后美联储货币政策组合改变的原因。即合意的利率目标（潜在均衡利率）为负时，美联储被迫选择了QE作为替代工具来弥补短端利率不能降至负区间的约束，（但QE的结果是联储对利率的驾驭能力被显著削弱），并通过对存款机构的超额准备金付息，来控制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水位，以实现对基准利率的干预。演讲最后，展望未来的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时，耶伦表示将通过降低利率（2-3%的降息）、QE的政策组合（2万亿美元）以及继续向存款机构付息的方式来应对。乍看之下，耶伦的演讲主题让人意外，原来市场预期她会讲一讲经济问题或者货币政策的困境。如果我们结合美联储经济学家David Reifschneider在23日披露的工作论文《衡量FOMC应对未来的经济衰退的能力》，那么我们就知道Yellen的演讲基本上是D-R论文输出的一个结果，二者间潜在逻辑非常连贯，这个潜在逻辑就是： 美联储目前担忧的不再是加息的沉没成本问题，而是机会成本问题。更直接的讲就是，假若再发生一次次贷危机级别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如何才可能避免被毁灭，要避免毁灭，美联储需要未雨绸缪的对当下货币政策目标做出什么样取舍。

Reifschneider的论文探讨了一个非常超前的问题，假设一种危机情景：1）通胀水平长期低迷，2）在未来两年左右发生危机，3）负面冲击导致美国失业率抬升5个百分点；那么美联储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弹药储备才能扛过新一轮冲击？

如果不考虑负利率选项，Reifschneider经过严格的模型测算，给出了如下三种组合：

这个理论测试显示，在美国经济遭遇冲击的情况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4万亿美元量化宽松（QE）计划，加上激进的前瞻指引，会推动长期国债收益率下行，抵消短期利率零下限的制约，从而成功刺激美国经济。

但前提是，联邦基金利率必须在两年内回归2%-3%的水平，这也符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成员在2016年6月政策会议上给出的较长期利率预期，但是显然的，与目前市场预期相去甚远，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只有0.5%，按照市场预期，两年内能回到1%就不错了。

很难想象如果美联储屈从于金融市场预设的轨迹的结果：下一次危机，美联储被迫将基准利率无限期按死在零利率地板上，并且启动4万亿+级别的QE。鉴于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1万亿扩张到4.5万亿，尚且造成尾大不掉的全球性“流动性陷阱”和对央行普遍的信任危机，再考虑到量化宽松边际效益的递减，那么新一轮的大剂量QE对美元与美联储信用，可能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那么情况就比较清楚了，美联储现在开始就必须要未雨绸缪组织自保：摆脱纠缠，努力加息。■ 生产率困境：美元失衡问题

上述分析意味着美联储的回归，以及更为独立的货币政策，在美国大选形势日渐明朗的时候，美联储开始摆脱政治的约束。究竟而言，美联储真实压力到底来自于何处？有些问题并不能得到公开讨论，我们下面使用我们的模型来解释，美联储回归的合理性及其潜在诉求。讨论美联储加息问题，我们一般使用三维框架：

1）供给框架，即美联储传统框架（泰勒规则）下的失业率、通胀率与利率之平衡关系；2）需求框架，即产出增长率、债务率与利率之平衡关系；3）货币框架，即汇率、相对劳动生产率与利率之平衡关系。现在过分纠缠于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已经没有意义。近期低至4.7%的失业率基本已逼近我们测算的美国充分就业极限4.5%，1.6%的核心通胀水平已经具有较强可操作性。显然，供给平衡是推动美联储加息的基础动因。但我们清楚，美联储今年以来冻结了名义加息，并努力维系汇率再平衡的局面，其主要顾忌是资产价格下跌的失控将把美国重新拖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螺旋，而并不是美国经济复苏不真实。

过去的半年中，美联储对不确定性的关心远超经济过热风险，因为金融去杠杆风险和地缘去美国化风险均不可控。FOMC著名鸽派、美国旧金山联储主席John Williams一度主张将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革命性的从盯住就业和通胀，跃迁到直接盯住GDP增长率，也就是从供给维度跃迁到需求维度。换句话说，美国私人部门的债务重整依然深有隐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依然过度依赖于资本账户的补贴，美国也担心资本外逃。于是加息进程被暂时冻结了。

名义加息冻结，过低的利率水平，帮助美国巩固了美国现代经济史上难得的产业平衡期。页岩油活跃钻井数开始增加，新屋销售创2008年以来新高，非农就业重回中枢水平以上。这是美联储鸽式货币政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但是市场可能忽略了一个潜在风险。产业平衡显著的拉低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这导致了美元的失衡：美元汇率被高估，而美元利率被低估。我们提取了美国非金融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趋势项，美国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后，劳动生产率进入漫长的下降通道，在QE干预下，有所反弹，但2011年之后重归熊途。此图表现出来的是，美元1980-2002年，依靠的是效率扩张，而此后依靠的是信用收敛。很显然，美元的失衡结构对培育新一代科技产业曾经带来了巨大的流动性红利，但这一红利边际上已经严重削减。我们用这张图来看看美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信息科技产业毫无疑问是美国乃至1982年起始的整个长波周期的发动机。我们观察Tech pulse（旧金山科技脉动指数），1975年的反弹带动了美国非农生产效率在1980年的强势反转，约有5年。1990年的反弹则同步。纳斯达克泡沫破灭，自2002年触底，第一波反弹在2009年带动了其他部门的小幅反抽，时滞6-7年；2010年以来的第二波反弹，迄今6年已有见顶迹象，但对其他部门的传导非常弱，除了制造业呈现触底反弹趋势，非制造业部门依然持续下降。这说明，美国新一代移动智能科技的产业闭环并未真正形成，其对服务业和金融业的辐射半径仍然很有限。这是当前美国经济结构的病灶，也是美国货币工资率（核心通胀的主要推动因子）迟迟不能快速提升的核心原因。从全球回收的流动性的边际产出递减，而金融风险递增。美国股市的超级牛市显然与“并购-回购-并购”这一跨一二级市场的套利循环的繁荣密切相关，而2014年-2015年的A股大牛市只是其缩影。此种套利正反馈等价于对全球流动性环境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但它能否延续取决于两个因子：相对劳动生产率优势，及货币流通速度的优势。但是中国科技产业的崛起及产业环的快速构建对美元回流制造了很大障碍（资本管制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并带动中国房地产的绝地反弹。

美国股市真正的威胁在于中国房地产，它提高了人民币的流通速度和通胀预期，一旦中国开始收紧货币，而美国劳动生产率依然不能加速，那么美股面临着类似于2015年中国A股的风险。现在，中国似乎正准备这么做。这种教训殷鉴不远，在2004年6月开启的美元滚动加息中就出现了，中美流动性争夺直接点燃了次贷危机。

下图显示，即使是对欧元，从相对生产率的角度，美元也开始高估。

这其中有一个看似悖论的正反馈效应：美元利率越低估，美元与非美货币的利差越大。这个正反馈机制就是，美元体系破裂→资本回流→压低美元利率→美国产业平衡→非美变本加厉的压低本币利率→利差扩大→美元体系进一步破裂。其间最核心的因子，就是美国的产业平衡战略实际上是降维竞争，它压缩了日本欧洲这样经济体的传统产业空间（譬如石化、汽车、机械等制造业），从而导致对美国与日欧潜在均衡利率的作用严重不对称。因此，日欧实施了更大力度的宽松，直至负利率引发了美联储与ECB/BOJ的巨大分歧。

Yellen所考虑的货币政策底线，我们理解实际上是汇率底线，即美国如若再度遭遇经济危机，美元的安全边际问题，能承受多大的贬值幅度，或者说保护垫厚度问题。而如果上述正反馈螺旋不能停下来，那么美元就在酝酿下一个非常类似于次贷危机的泡沫：相对劳动生产率衰退→低利率→资产价格泡沫→快速加息→非美竞争性加息→利差逆转→利率和生产率的戴维斯双杀→美元泡沫破灭。

而D-R论文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形下，美联储可能只能裸泳。

因此，美联储必须要矫正美元的失衡，压缩美元汇率和美国劳动生产率之间巨大的裂口，而要矫正美元失衡则必须首先矫正美元利率的低估。而其代价，则是要牺牲美国的产业平衡。换言之，美国将从降维竞争，重回升维竞争。■ 美联储如何实现加息？

我们要正确认识美元，一个短期弱势（区间震荡）的美元，有助于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强势美元的形成。所谓以时间换空间。而这种短期弱势的美元竟然要在加息中实现。显然，美联储要顺利加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这个技术问题。

首先，我们要理解美元的三级环流模型： 按照这个模型，美联储要顺利加息必须克服三重障碍，依次是：

1)美元加息后，美元体系破裂所衍生的全球流动性空白及地缘冲突；

2)美元利率抬升之后，对美国产能尤其是以新型能源产业为基础的工业的债务冲击，以及贸易赤字的反弹；

3)货币异化之后，超量银行间冗余流动性对美联储基准利率的操控及对利率传导链条的破坏；

与此对应，美国需要：

1）战略收缩；在非地缘核心利益上退步，如南海及叙利亚冲突，承认并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并向新兴市场让渡货币体系的部分权责。这正是G20杭州峰会的焦点。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我们将在后续报告中论述。

2）贸易扩张；摆脱孤立主义，务实推动全球贸易体系的升级和开放，引导美国产业资本走出去。这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特朗普不确定性的控制；二是支持并推动核心产能区的供给侧改革，尤其是中国，从而构建新的产业闭环。

3）金融治理；通过非传统工具，谋求全球的对称性加息。理论上，实现实质加息目标有如下形式：名义加息、缩减资产负债表、OT操作、宏观审慎监管。

耶伦的本次演讲，实际上仅仅是讲的第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并不能摆在台面上，也不是美联储范畴内能讲的事情。

美联储加息的前提是确保利率控制权重回美联储。也就是说，美联储本轮加息将必然的同时具有金融治理的性质，美联储既要矫正货币异化问题，也要回收输送给金融机构的过度特权。因此，提高存准率及超额存准利率的同时，构建一套更为复杂的审慎监管体系是必要的。■ 救亡图存：流动性陷阱之陷阱

最后，我们可以观照当下，市场的轻狂和美联储的冷静之间存在的理解偏差。我们需要动用一些理论知识。

近一年来，至Yellen讲话之前，全球市场日益的弥漫着一种“末日论”情绪，这种崩溃快感来自于群体有意识的全球“流动性陷阱”。金融资本认为，全球经济如同泰坦尼克号正无可挽回的驶向冰川，市场套利本身是对央行们的错误的惩罚，从而，央行们只能在货币政策失效与更失效这个死亡螺旋中沉沦，而美联储的“加息”只是无谓的挣扎。从这个逻辑看来，美联储甚至要去考虑应付下一场危机是匪夷所思的。

实际上，“流动性陷阱”在宏观经济学上只是一个并未经过严格论证的假说。“流动性陷阱”本质上不是一个总量现象，而只是结构性的千古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即格雷欣法则）。我们来简要描述下这个反馈：

代际产权改革的停滞是有效需求不足真正的原因，而从日本开始，货币当局纷纷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主要是降低准备金及定向QE的方式进行干预，货币发行权力的严重不对等，导致了货币信用内涵异化为三六九等（奥地利学派早已论述过该货币伦理隐患）；于是，货币套利盛行。比如商业银行通过同业拆借，加杠杆买央行中意的长期债券，就是使用影子货币向基础货币套利。套利游戏中，边际上信用最劣的货币区最早的产生了流动性陷阱，比如从离岸金融市场到贸易融资套利中，虚高的商品价格已经脱离实体经济。货币套利强化了产业寡头的垄断地位，价格机制失效，财政政策亦陷入与虎谋皮之陷阱。反过来又加剧了产权固 化和贫富分化，最终，微观的冲突经过结构化货币政策的层层反馈，演化为意识形态的分裂，我们看到的IS及特朗普是孤立主义的恶果。

这种“流动性陷阱”机制下，大类资产的交易模式是怎样的呢？ 对金融资本而言，由于显著受益于货币异化，其潜在的交易逻辑如果我们剥离掉长经济周期因子的话，那么剩下的主要是制度因子——“产权焦虑”。广泛的套息交易，表达了对国家机器普遍的群体无意识的怀疑、鄙夷乃至敌视。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及巴黎暴恐之后，拥产阶层对未来世界的产权结构产生了深刻的恐慌，人们对美国是否还能真正保护目前的产权体系——法权、财税、宗教与意识形态——难再信任，人们开始逃离代理人经济区，如南美、中东、俄罗斯，进而逃离“代理人产能”，如中东非洲的原油、菲律宾的镍矿、乌克兰的农业、欧洲的基建，以及中国的制造业。2015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也是改革混乱期产权恐慌作用的结果。而对产权代理人而言，此种恐慌导致资产储备价值折现率的恶性抬升，对政权颠覆的忧惧使得沙特王室无视价格拼命变现地下原油储量。在加入了央行因子（美元年初暂时冻结加息而贬值）之后，这同一种恐慌又导致了高产量高库存下原油价格的飙升，因为人们意识到原油的产能弹性消失了。过去两年原油资本支出年化20%的削减，利比亚尼日尼亚委内瑞拉等边际产能被不断挤出。商品反弹主要的，是由此种产能约束逻辑推动。核心产能不仅受益于垄断地位，更受益于价格反弹，利润“不合时宜”的改善了，这也是2016年股市表现超预期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产权焦虑”源源不断地发酵导致“产能逃逸”，解释了在2016年这个库存周期的过热期，我们竟然看不到资本支出和产出的反弹，以中国为代表的财政刺激计划看上去仿若死水微澜。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流动性陷阱”的偏见。百口莫辩的央行最后也进入这个认知陷阱，如7月份中国央行官员盛松成公开承认中国陷入流动性陷阱。顺理成章的，中美日欧央行不断要求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实际上也是本末倒置的。

比如，中国政府越强化公共投资，私人部门就越逃离投资。这种挤出效应不是简单的挤出问题，而是财政陷阱。在中国中央政府厉行的补贴式的PPP，在现实中异化为了地方政府表外的资金池业务。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地方政府间交互融资，类似铁索连船的影子金融体系。地方对中央政府的脱钩，是货币剪刀差（M1-M2）持续扩大的主体原因，而房价大幅反弹只是这种主体逻辑的抵押物现象。显然，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分裂的现象，房价越反弹，政体越分裂。这是中国的故事，而美国意识形态分裂则充分暴露于难堪的总统大选，欧洲及其余经济区的故事更为暴戾。

从系统反馈的逻辑讲，债股商品的同涨的奇幻场景背后，贯穿了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利用边际信用（影子货币）做空边际产权（影子产能）。这就是“流动性陷阱”正反馈机制下大类资产的交易模式，我们称之为“边际对冲”。非常容易理解，这种粗暴的边际对冲策略有其具体的参照体系。那就是对全球两大体系改革：全球货币体系——美元体系，及全球产权体系——尤其是中国的产权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这一情绪浓厚到无视6月后实质加息在全球不断的事实扩散，及7月之后全球政治共识的不断靠近。市场疯狂的做空央行做多黄金。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央行的宽松，无一能满足市场预期。单边做多黄金，亦成为了人们对全球进入负利率体系甚至是回归金本位的自我预期实现。

但是，当边际产能被源源不断的消灭之后，边际货币本身亦将毁灭于实现。金融资本误解了甚至是粗暴的无视了“边际对冲”的意识形态后果。

实际上，当前全球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中美或美俄之争，或曰战后国际秩序（雅尔塔体系）的危机，而是整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现代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面临着自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显然，负面冲击来自于全球的泛民粹主义。现在，民粹主义及其衍生物分离主义威胁到了几乎所有主流大国，这迫使它们坐下来务实谈判，并寻求自救。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信号：世界银行发行以人民币结算的SDR债券，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实质性的启动，美元将收缩其治理半径；《国务院关于推进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及深改组会议关于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则标志着中国产权改革实质上的启动。孤立主义是不可能靠孤立治愈的。

D-R论文及Yellen的Jackson hole讲话，是在这一基本背景下产生的。美联储重新硬化其实质加息立场，与中国央行近期连续不断的去杠杆监管相呼应，是全球央行“救亡图存”运动的新开端。

当市场共识到，全球央行在这场掩耳盗铃的货币游戏中已经无可救药的时候，央行们开始坐下来修改游戏规则，并直接将金融资本暴露在枪口。这就是市场和货币当局的预期偏差。猫和老鼠的游戏并未结束。我们不妨来思考如下命题：

●看空中国经济或许是正确的，但过度看空中国改革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欣喜的看到，美联储在历史关头再度扮演了改革的领导者，而非沦落风尘； ● 自2016年8月开始，以去套利交易为主线的内生性信用紧缩通道已经打开了。

编译一：

耶伦：为未来设计具有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耶伦演讲要点如下：

回顾危机之前的美联储政策工具组合，主要的货币工具是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银行部门的准备金余额，进而影响联邦基金市场利率，从来达到货币政策效果。上述政策能够实施的背景是危机之前，美国银行部门总体准备金大约为450亿美元，规模相对比较小，因此有限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就可以对联邦基金利率价格产生显著影响。如此这般，联邦基金利率就可以影响其他的短期利率价格，进而进一步的影响到长期利率价格和总体的金融环境，最终对通胀和经济活动产生作用。与这种操作相适应的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在1万亿美元以下，即可满足美国的货币需求。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过去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开始打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当银行的准备金余额总量较大时，联邦基金利率变得很难控制。比如，2007年晚些时候，为了抵消掉金融市场的紧缩压力，美联储创设了再贷款工具促使贷款流向家庭和商业部门，但与此同时，银行部门却积累了大量的准备金，这就使得美联储很难通过过去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市场利率，简单来讲，就是金融部门的“剩余产能”太大了。图1 美联储向存款金融机构的再贷款 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失业率大幅攀升同时通胀快速下降，根据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模型，合意的联邦基金利率应该降至零以下，但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却只能将利率降至零，而无其他方法来应对。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遭遇到了新问题。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和随之的缓慢复苏，美联储开始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在立法上，2006年美国国会允许美联储于2011年开始，对银行的准备金支付利息。2008年的秋天，美国国会将授权生效的时间提前至2008年的10月份。美联储对银行部门的准备金支付利息，使得美联储可以打破银行准备金余额和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之间的强相关性，在这种操作的影响下，美联储就可以在准备金余额充沛的同时控制联邦基金利率价格，本质上，美联储通过向存款机构派息来锁定其准备金，将银行部门可流通的准备金余额降低，这样来控制市场利率价格。图2 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规模

美联储向存款机构付息的利率简称为IOER。当美联储打算加息时，美联储同时提高IOER 利率。更高的IOER，可以鼓励银行来提高贷款利率，使得不管银行部门的准备金余额多大，都可以对市场利率产生向上的压力。但实际情形更复杂一些，当美联储调整IOER利率后，确实会使得市场利率（DFF）随之波动，但总体来讲，联邦基金利率低于IOER，这是因为，只有存款金融机构才能获取IOER补偿，但市场上的金融机构却多得多。图3 美国IOER与DFF利率比较

因此，美联储再次创设新工具来影响联邦基金利率价格，隔夜逆回购工具（ON RRP）。美联储新工具ON RRP的交易合格的对手方包括：合格的货币市场基金、政府支持的企业、经纪商和存款金融机构，这些对手方可以以美联储确定的利率价格来参与交易ON RRP，与支付IOER类似，逆回购工具促使参与的机构不会以显著低于联邦基金利率的价格来拆借资金。这种货币政策工具在去年12月份（即美联储危机后的首次加息）被证明是有效的。图4 美联储ON RRP规模 另外两个新的政策工具是大规模的资产购买（QE）和明确的前瞻指引。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利率降至零后采用。美联储认为，资产购买计划（QE）使得长期的利率出现下降，提振了美国经济和就业率。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考虑收紧信用。那么，是先加息还是先“缩表”呢？美联储考虑过“缩表”然后再加息的政策组合，但最终没有采用，是因为对“缩表”的市场影响更不确定。比如，“缩表”的速度多快合适呢？不恰当的“缩表”，可能会对金融市场和经济产生较大的干扰。基于上述担忧，美联储在收紧信用时，采取了目前的政策套餐：加息，维持美联储QE规模，同时继续对银行部门的超额准备金付息。展望未来，美联储认为未来的政策组合是：

首先，美联储有必要继续对银行的准备金付息（显然这透支了铸币税）。未来逐步提升利率后，会逐步的减少资产组合的再投资规模，预计这要花费数年的时间。美联储认为IOER仍将是重要的应急政策工具，因为未来经济出现衰退时，仍可能启动资产购买计划，来弥补常规政策的有限。

其次，根据最新模型分析，美联储认为将利率下调2-3%，叠加上2万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规模，可以应对未来出现的经济危机。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的合意水平是3%，而在1965年至2000年，联邦基金利率超过了7%，因此，从历史上来看，降息的空间确实是有限的多。在过去的九次衰退中，美联储降息的空间从3%至超过10%不等，平均降息大概为5.5%，这表明美联储在面对未来的衰退时，缺少2.5%的降息空间。当然，过去的合意利率与通胀水平是直接相关的，随着通胀的抬高，合意利率也会随之升高，这样就会使得潜在的降息空间扩大。但尽管可能存在美联储加息至2%，就不得不降息来应对经济衰退，但是通过QE也可以来应对经济危机（具体的测算方式附录中展示）。编译二：

David Reifschneider：衡量美联储应对未来经济衰退的能力

美联储工作论文《衡量美联储应对未来经济衰退的能力》，由David Reifschneider撰写，这篇论文的要点是论述在应对未来美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时，美联储应优先选择的货币政策组合是受限制的降息、资产购买计划和前瞻指引。该论文所引用的模型是目前美联储经济预测和分析的模型FRB/US，该模型加入低通胀将持续的前提假设，并认为美联储QE政策可以影响长期利率价格，也考虑了长期利率价格、股票价格和美元汇率的变化对实际经济产出的影响。

在考察不同政策组合时，其标准在于政策实施后的就业、通胀和目标之间的方差最小为最佳组合。此外，文章中指出美国的长期均衡利率低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水平，这是与生产 率的趋势性降低相一致的；而过去的九次危机中，大部分降息的幅度都要大于长期均衡利率的水平，这是由周期性的因素所决定的，所以常规的降息无法应对未来的经济危机。

总体来讲，经济危机模拟的情形是比较理想化的，初始条件下：通胀率达到了2%，失业率为4.8%，短期利率回升至2-3%，长期利率回升至3-4%。不得不说，这真是太过理想的政策条件。

以下表格是文章所主要阐述的内容，我们将要点摘录如下： 图1 美国历史上经济衰退期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图2 美国历史上经济衰退期间的劳动利用率

图3 美联储名义利率价格 图4 美联储实际利率-均衡利率

图5 美国核心通胀率 图6 美国劳动利用率：自然失业率-真实失业率

图7 美联储政策组合应对未来经济危机：采取前瞻指引、2万亿QE来补偿联邦利率不足（3%幅度降息）这是美联储给出的第一个策略组合：采取前瞻指引、2万亿QE和3%幅度的降息。上图中，蓝线虚线表示受限制的货币政策工具（即利率只能降至0），红线虚线代表不受限的货币政策工具（可将利率降为负值），黑色实线表示受限制的货币政策工具、前瞻指引和QE。我们从上面四张图可以看到，在这个组合当中，其前提是美联储的利率水平为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至4%，失业率达到自然失业率目标4.8%，通胀也达到目标水平2%，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后，三种不同的政策工具对短端利率、长端利率、失业率和通胀率产生不同的影响，综合来看，前瞻指引+QE+受限制的降息，这个政策组合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体现在：对短端利率的影响更为平缓，即加息的速度更慢，也不会导致快速的降息；2万亿的QE可以降低长期利率超过2%，并使得长期利率更长时间的维持低位，这样会对失业率和通胀起到更好的效果：失业率下降的更低、通胀回升的速度更快。图8 美联储政策组合应对未来经济危机：采取前瞻指引、4万亿QE来补偿联邦利率不足（3%幅度降息）这是美联储给出的第二个策略组合：采取前瞻指引、4万亿QE和3%幅度的降息。与第一个策略组合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更大规模的QE使得长期利率的降幅接近3%，从而使得失业率下降至接近3%，通胀反弹超过2%。这个组合会比较明显的引发通胀反弹。图9 美联储政策组合应对未来经济危机：采取前瞻指引、4万亿QE来补偿联邦利率不足（2%幅度的降息）

全球环境问题及其危害 篇6

现代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世界十大环境问题，中国所起的反面作用是那么令人瞩目枣全世界三大酸雨区，其中之一就在我国的长江以南地区，而全国酸雨面积占国土资源的30%；

温室效应的主要祸首二氧化碳，我国就是世界第二大排放国，而目前二氧花硫的排放已是世界第一；

土地沙漠化，世界上沙漠正已每年600万公顷的速度侵蚀土地，而我国每天都有500公顷的土地被沙漠吞食；

森林面积减少，全世界每年有1200万公顷的森林消失，而我国年均消失天然林40万公顷，且按近十年的平均采伐和毁坏森林的速度，到5055年将失去全部森林；

水资源危机，作为世界21个贫水国之一的中国，全国600多座城市中，缺水的就有300多座；

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每年至少有50亿吨沃土付之东流；

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已包围了我国三分之二的城市；

大气污染已使我国600多座城市的大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不到1%。

关于环境问题，1979年在高度经济增长开始之际，政府同时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遗憾的是环境一味恶化，根本看不到整体上有所改善。据调查确认，城市中大气环境指数达到国家标准的只有40%左右，国土面积的30%以上有酸雨现象。据说造成酸雨的氮氧化物和硫磺氧化物等物质借风向流动，给日本及朝鲜半岛等上空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另外，还有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骤增（占世界14%）、严重的水质污染（七大水系中有70%存在重度污染）、水源不足（400座城市以上为缺水状态）、沙漠化的扩展、沙尘暴及黄沙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等诸多问题，可以说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陷入危机状态。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环境问题的解决,重要在于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自觉维护环境不受污染.政府环保部们要严格执法.要从严处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污染事故.二.能源问题的解决,要开发和节约并重.要大力开发理用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等等.节约能源,是解决能源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有的专家把节能称为除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力资源外的第五大常规能源.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八大社会特征

环境问题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因而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特征。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八大社会特征为：

1.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进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将在相当长约一段时间里继续恶化；

2.环境问题不仅表现为人(社会)与自然的矛盾，而且越来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3.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污染在环境问题中的分量加重。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问题成为我国环境问题的重要内容，普通居民对环境问题也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

4.城市环境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并在局部有所缓解。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力度的加强，我国城市环境的一些污染指标上升幅度变小，一些指标(尤其是大城市的一些指标)已开始下降；

5.农村环境问题失控，呈日益蔓延和加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乡镇企业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城市污染向农村扩散、转移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6.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7.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颐的客观状况缺乏清醒的认识，公共环境意识水平低下，缺乏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8.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解决的难度日益加大，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失范问题，尤其是中国的人口问题，都加剧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这些特征的存在与当代中国社会特定的转型过程密切相关。

危害

1、威胁生态平衡

2、危害人类健康

3、直接制约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危机

整个人类的历史有无数的事例表明，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与索取，像对自然界拖欠一大笔债务一样，总因不能偿还而遭受自然界的报复。

试想，人类文明发源地，中国的黄河流域，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和印度的印度河流域，都曾是森林密布，郁郁葱葱，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方。由于过度的开发，对林木的无限制的砍伐，对土地的漫不经心的耕作，使覆盖地面的植物大面积地消失，造成土壤的流失，雨季的雨水冲刷，旱季干风的吹拂，不断地将泥土带走，只剩下光秃秃的岩石和一片贫瘠的沙土。在地图上看到的北非的沙漠、巴比伦的沙漠、印度河畔的沙漠以及黄河河套的沙漠就是如此形成，再也不能恢复原貌。今天重游旧地，只是一片荒凉，却很难想象那是昔日产生伟大文明的富饶肥沃的地方。当然在古代，一个地方适合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破坏了，人们还可以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去进行开发，现在整个地球早被人类所布满，我们只好忍受我们所破坏的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恶果。例如，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只好忍受每年流失的100万公顷良田和每年向南推进1500平方公里的风沙线。[5] 不过可惜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弄干和开发了整个北大荒。

然而，工业社会比之农业社会对环境的破坏却有增无减。它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速度耗费自然资源。根据米都斯（D.H.Meadows）在《增长的极限》[6]一书估计，煤、石油、金属矿床等不可财生资源，在2100年以前就消耗殆尽。即使这个估计有夸张的因素，但无论如何这些资源最多也过不了几个世纪，就会消耗干净。至于可再生的资源，肥沃的土地、森林、动植物、空气与水，工业世界对它们的开发与使用，早已超出生态系统再生循环所能容许的范围，早已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全世界的野生动植物早已面临重大危机。在过去2亿年中，平均每年只有一种物种灭绝，而工业社会出现后，每年就有四万种物种遭灭绝[7]。按照美国生态运动创始人布劳尔（D.Brower）的计算，如果工业革命从1840，即鸦片战争的时候算起，则在工业革命前，人类至少花了近一百万年的时间才创造了10亿人口，这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能承受的人口数，在这个数目内，自然界各种野生物种有可持续发展之可能，人类也是如此。可是工业社会仅仅经过一百六十年，即2000年，地球人口超过60亿，联合国估计2050年世界人口将是90亿。这将是地球生态系统所不能承受的了。这正如生态系统学家L.W.麦克康门斯所说的“我们正接近于一个空前未有的环境危机。一个物种威胁到生物圈的生存，这在地球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8]”工业生产不仅大规模地高速度地耗费自然资源，而且它的产物和副产物大多数以自然界生态系统所不能纳入再循环的形式毒化整个环境，污染了大地、空气和海洋。在这方面，只要举出DDT农药应用的例子就是说明问题了。DDT及其他碳氢氯化物农药，是工业化农业的产物，它本来是用以杀死害虫以保护农作物的生产的。不料DDT在环境中不能分解，或降解极为缓慢，于是长久地散布在大地、湖泊和海洋中，残毒为腐屑所吸收，主要通过吃腐屑的浮游生物和昆虫进入食物链，进入小鱼的组织中，通过食物链的捕食关系，在摄入与再摄入过程中变得愈来愈浓缩，结果越是处于食物链的顶部的生物，吸入的分量越大。于是在喷撒DDT地方周围的相当大的范围里，许多吃食鱼虾的鸟类以及吃食鸟类的鹰都濒于死亡，而人类吸入过量的DDT会引起癌症。这就是伟大的生态运动创始人、美国海洋学家蕾切 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所说的“死亡之河”。世界各地使用DDT及其他类似的毒性杀虫剂，就使得许多生物群落严重退化，它在海洋中不但破坏了许多海产的幼虫期，而且抑制了海洋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对海洋的氧气形成产生影响，并破坏大气的平衡。它的影响如此遥远，在喷撒DDT数千公里之外的南极，那里的海豹和企鹅的脂肪里均可发现有害的DDT。

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

我是来自10级经济学（2）班的学习委，我叫张盼盼，很荣幸有这次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担任学习委员这一职务的经验。

转眼间大学生活已经过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担任着学习委员这一职务。回望这一年多，自己走过的路，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足迹，不仅充满了欢愉，也充满了淡淡的苦涩。一年多的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下面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

学习委员是班上的一个重要职位，在我当初当上它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定不要辜负老师及同学们我的信任和支持，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认真负责，态度踏实，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执行能力，并且做事情要公平，公正，公开，积极落实学校学院的具体工作。作为一名合格的学习委员，要收集学生对老师的意见和老师的教学动态。在很多情况下，老师无法和那么多学生直接打交道，很多老师也无暇顾及那么多的学生，特别是大家刚进入大学，很多人一时还不适应老师的教学模式。学习委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学习委员要及时地向老师提出同学们的建议和疑问，熟悉老师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再次，学习委员在学习上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要有优异的成绩，当同学们向我提出问题时，基本上给同学一个正确的回复。

总之，在一学年的工作之中，我懂得如何落实各项工作，如何和班委有效地分工合作，如何和同学沟通交流并且提高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当然，我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比日：有的时候得不到同学们的响应，同学们不积极主动支持我的工作；在收集同学们对自己工作意见方面做得不够，有些事情做错了，没有周围同学的提醒，自己也没有发觉等等。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没有把英语四六级报名的时间，地点通知到位，导致我们班有4名同学错过报名的时间。这次事使我懂得了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马虎。

浅析全球治理理论及其模式 篇7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治理,概念,特征,模式

随着科技的进步, 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及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呈现迅猛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 国家和地区之间其他方面的交流合作也在往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而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全球性问题, 如:地球变暖、环境污染、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地区争端冲突、核武器扩散等等, 这些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往往超出了国家甚至地区的范围, 单凭一国之力已经无法有效控制解决, 这就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及国际组织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于是, 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在关系地区安全和稳定以及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上, 比如:疾病预防及控制、反恐、解决饥饿问题、防止核扩散等等, 各个国家、地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在不同层面, 和不同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合作,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

关于全球治理的定义, 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论述。最早提出全球治理概念的是詹姆斯·罗西瑙, 他认为, 世界政治可以分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面, 二者相互重叠、交织在一起。他把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分为以权威国家为核心的政府主体和以国际民间团体、跨国公司、甚至是个人为主要组成的非政府主体。并且认为在全球治理层面上, 这两个主体是地位平等、不分主次的关系。他在2000年进一步提出了“新复合多边主义”, 主张“以联合国及其相关制度为核心, 拓宽多种国际机制与跨国合作政策的网络”。詹姆斯·罗西瑙突破了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 倡导多层次、多边的治理模式, 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仍然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创新。

联合国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的报告中, 从治理的主体方面, 对全球治理的概念做了概括。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 (公共的或个人的) 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方式的总和。从全球角度来说, 治理事务过去主要被视为政府之间的关系, 而现在必须做如下理解:它还涉及非政府组织、公民的迁移、各种跨国公司和全球性资本市场”。该定义与詹姆斯·罗西瑙的理论有相似之处, 都强调治理主体发生了变化, 但对于全球治理的客体、目标及方式没有作出明确阐释, 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 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全球性的问题, 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这个定义概括了全球治理的客体、治理方式、以及所要实现的目标。较之前面称述的定义而言, 更加具体详细, 但是, 关于关全球治理的主体却没有提及, 因此仍然不够全面。

综合以上内容, 全球治理的定义似乎可以这样来阐释:全球治理是指在全球范围内, 不同层面上的国家、机构或组织, 秉承“平等、合作、有效”的原则, 通过共同认同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 而采取的联合行动。

二、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是全球治理是多层次的, 主体是多元化的, 以权威国家为主、非政府组织等为有益补充, 同时, 各行为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2、是全球治理的方式, 是参与、谈判、协调和合作。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样重要, 关键词是“伙伴关系”、“项目规划”、“意见一致”。

3、是全球治理的目标是有效解决关乎全人类共同发展, 以及前途命运的, 同时又是某个主权国家难以独立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这些全球性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核心问题:生态与环境问题 (全球变暖、水缺乏、生物多样性危机和生态系统损失) 、可持续发展问题 (冲突防止、消灭贫困、全球传染性疾病控制) 以及全球竞赛规则 (贸易规则、金融和税收规则、知识产权保护、遗传研究规则、有毒废物处置、核不扩散) 。

4、是全球治理的基础是超越国家权威的治理机制。各行为主体通过沟通协商, 形成某种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运行机制和程序作为前提和保障, 以达到有效、有序协作的目的。

三、全球治理提出的背景

20世纪末以来, 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 已经波及到世界各个角落。国际分工不断深化, 世界贸易增长迅速。资本在全球流动的规模空前, 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 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大批非国家行为主体纷纷成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 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加上交通, 通讯手段的快速提高, 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 这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世界各国和地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程度和广度不断加深。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千年首脑会议上讲到:“这是一个全球化世界,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角色和经济活动间的一个新环境, 一个新的连接物……”雷纳托·鲁杰罗也曾说过:“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总之, 全球化已成为大势所趋。

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的同时, 也引发了诸多全球性的问题, 尤其是事关全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 如贫困、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其具有的地域广泛性, 仅靠一国或几国的力量难以应对和解决。只有集聚全球国家、国际组织和公民的共同力量, 在协商合作中才可能求得解决之道。于是, 全球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它的产生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 对于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全球治理的模式及评价

全球治理的模式, 就是指各行为共同体们进行全球治理所采取的方式。对与全球治理模式, 国内外的学者们对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见解, 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模式:

1、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

就是以主权国家作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 就是主权国家对于共同关注的问题上, 为了获得共同利益, 通过协商、谈判以及合作等方式, 制定出相互认可的国际协议或规制。由于主权国家拥有相对于非政府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如:国家强制力以及行动合法性等, 使得主权国家在进行某项行动时往往更迅速, 更易集结各种人力物力资源, 所以能取得更加明显的效果。因此, 在维护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行动中, 主权国家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及作用。但是这种模式也有它的弊端:由于主权国家都是把本国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因此, 当出现了利益不一致时, 可能就会很难达成共识。正如罗纳德·J·格罗索普在《全球治理需要全球政府》中提到的那样, 联合国管理无能, 是“由于不存在更高的政治和司法权威, 民族国家政府不得不尽一切可能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对此, 星野昭吉提出要努力改变中心国家奉行的“社群主义”社会价值观, 取而代之的是“以全球公益价值、普世平等价值、人类长远利益等优先”的“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同时, 要使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主体之间相互支持协作, 互为补充, 共同实现全球有效治理的目标。

2、有限领域治理模式

就是以各种国际组织作为主要的治理主体, 针对某些特定的领域开展活动, 使成员之间实现协商和合作, 以谋求共同利益。这种模式也有其局限性:由于需要国家资金资源的支持, 国际组织不可避免的受到主权国家的影响甚至控制, 加上缺乏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强制力, 因此, 取得的成效不大。

3、“国内——国外边疆上”治理模式

这是以特定领域内的权威作为治理主体的模式。罗斯诺认为全球化导致权威迁移, 国内外传统边界日益模糊, 依靠国家主权权威的统治成效不大, 相对的, 以权威领域主导的治理则成效显著。与国家强制力不同的是, 这种对权威的服从主要来自领域内的成员的支持和服从。他认为“通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调整、组织与集团之间的利益调整以及国家间利益调整, 最终能形成人类共同利益”。罗斯诺的理论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他既强调国际社会在无政府的状态下, 通过多边利益调整就能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 又肯定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作用, 因此, 他的理论存在前后矛盾之处。

4、国际机制主义模式

就是主张通过建立普遍认可的国际机制来“制约和调节国际社会角色的行为”。国际机制论关于国际社会秩序及稳定、缓解南北矛盾、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等的观点都有积极意义。但是, 由于在协商及决策过程中, 由于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实力不均衡、地位不平等, 导致制定出来的机制可能最终沦为大国达到目的的工具, 而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则得不到保障。另外, 对于不遵守规约的行为主体, 特别是主权国家, 往往缺乏有效地惩罚和制裁手段。

5、欧盟“合作性世界秩序”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要求各成员国之间有共同的目标, 制定并遵守规则制度, 并能做到搁置争议, 在相互合作中实现共赢。它提倡政治合作及多边协调, 并且内容形式灵活多变, 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和渐进式的努力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彻底变革”, 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通过对全球治理模式的总结和分析, 可以看出, 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全球的治理仍是以主权国家为主导, 但是也要看到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增强, 由于每种治理主体都有其积极作用, 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 要不断加强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协作, 扬长避短, 探索出一种更有效、更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总之, 尽管全球治理理论在理论上仍需完善, 在实践中面临种种制约因素, 但它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 有利于确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也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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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易文彬.全球治理模式述评[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5 (4) .

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 篇8

【关键词】G7/G8 全球能源治理 演变规律 制度缺陷

【作者简介】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博士

一、G7/G8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的历史回顾

在G7/G8过去的35年里，全球能源治理在其议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G7创立本身也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实行石油禁运，西方国家在如何处置石油禁运以及油价飞涨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1974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陷入衰退，出现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尽管出现这些问题，“但传统的国际协调机制无法解决西方主要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 在此背景下，1975年11月15-17日，在法国朗布伊埃（Rambouillet），法、美、英、西德、日本和意大利六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举行峰会，七国集团（G7）正式诞生。

G7产生以来，在能源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参见文中表格）。

（一）1975-1981年为第一阶段，能源是G7议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1975-1981年期间先后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在政治因素的驱动下油价大幅上涨，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害。这一期间的峰会均将能源问题设置为主要议题加以讨论，涉及的问题领域包括：能源供应安全、节能、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开发替代能源、多元化的供应等。最重要的成就体现在1979年6月的东京峰会上，会议达成了削减石油消费和限制石油进口目标的协议，随后又被国际能源机构（IEA）正式认可。 这一阶段能源治理的实质是为了因应石油危机造成的能源高价和供应短缺问题，与其它问题领域的联系较少，对全球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影响不大，也不涉及全球能源经济的转型问题。

（二）1982-2000年为第二阶段，除1991年伦敦峰会外，能源问题不在G7/G8的核心议程中，甚至大多数年份的峰会并未将能源问题列入议程。 1991年，西方大国担心海湾战争后出现石油供应减少或中断，从而再次推高世界油价。因此，G7在当年的伦敦峰会上将能源列入议程，成为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包括：强化IEA的应急反应机制、稳定油价、多元化供应、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以及创造公平自由的能源投资和贸易环境等。 主要目的是防止出现新的石油危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除此外，在这一阶段的几乎所有时间里，石油价格低廉，供应充足，影响能源市场稳定的因素较少。因此，G7/G8对能源问题的关注大大减少，不再是峰会的核心议题。

（三）2001-2004年为第三阶段，其中2001和2004年的G8峰会将能源列为核心议题，而2002年未列入议程，2003年虽列入议程但并非核心议题。这一阶段G8峰会有两次关注能源问题，其特点是开始将能源问题与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问题联系起来，强调提高能效、开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和环境意义。2001年的热那亚峰会上，G8提出通过全球合作和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效、开发可再生能源，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中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004年美国海岛峰会上，G8能源议程的重心是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会议提出“用科学技术支持可持续发展：‘3R’行动计划和执行进展”，制定了发展更清洁、更高效能源的措施，发起了“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伙伴关系”（the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Partnership，REEEP）倡议。

这一期间G8关注能源问题的主要目的除了应对油气价格上涨、市场波动等传统能源安全问题外，开始重点关注化石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体现了能源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和全球能源治理的新趋势。但与此同时，G8在能源问题上有诸多矛盾分歧，如2001年G8峰会召开前筹划成立的“可再生能源工作组”（Renewable Energy Task Force）由于美国新总统小布什的反对而夭折。此外，在讨论核能是否可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挑战的解决方案问题上，G8也没有达成一致，德国坚持其逐步淘汰核能的既定政策。因此，能源问题在G8议程设置中不确定，具有过渡性特征。

（四）2005-2010年为第四阶段，G8主导的全球能源治理进入新阶段，将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联系起来，因应传统能源消费模式对气候环境的巨大破坏性影响，实现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与平衡。因此，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被列入这一阶段峰会的核心议程。所涉及的问题领域主要是节能减排、提高能效、创新能源技术，开发替代能源、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经济等。这表明G8已经将能源治理的重点放在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这也是21世纪能源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G8通过能源治理的转型力图在全球核心问题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

二、2005年英国峰会后G8与全球能源治理

G8将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问题联系起来，实现能源治理的转型反映了目前的能源问题与20世纪70年代的性质不同，其特征是：人们从科学上普遍承认化石燃料的可耗竭性和稀缺性，也普遍接受人类主要依靠化石燃料的生活方式对气候和环境的灾难性影响，由此出现一系列社会经济和国际政治压力。有学者将目前的能源问题称作是一场“新的能源危机”（New Energy Crisis）。 几年前IEA也发表相关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实现经济转型，利用更低碳和更高效的能源系统。 否则，到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加50%多，而80%的需求将由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天然气）来满足。 IEA预测，到2030年与能源生产和消费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高出57%，而且以碳氢化合物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会对化石燃料的可耗竭性视而不见。 面对这些令人担忧的倾向，IEA的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抱怨说，“我们目前的能源使用路径远非可持续性的”。 因此，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将面临关键的时机选择：世界将不得不应对大量的、全球性的能源治理挑战，这些挑战事关社会经济是否能够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自从2005年英国格伦伊格尔斯峰会（Gleneagles Summit）以来，G8已经制定了许多雄心勃勃的能源行动计划，发表了若干份与能源有关的宣言。G8似乎要在全球能源治理中扮演领导角色，从而填补全球能源治理空缺。

2005年的G8峰会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G8全面启动了有关新型能源的讨论并参与其中。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首次在国际上承认是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这一现实，而且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美国态度的转变对峰会议程产生了重大影响。G8领导人发表了一份主席声明和“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Plan of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Clean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该计划主张通过市场机制和国际合作来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用可持续的方式满足能源需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增加能源市场的透明度，减少市场波动。 通过该行动计划，格伦伊格尔斯峰会启动了关于开发“气候友好型能源”（climate-friendly energy）的国内承诺进程，密切了G8和国际能源机构（IEA）的合作关系，并延伸至特邀的5个非成员国。此次峰会还发起了“格伦伊格尔斯对话”（Gleneagles Dialogue），召集20个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参与，每年召开部长级对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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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相比，2006年的圣彼得堡峰会（St. Petersburg Summit）是G8涉及能源问题最为详尽、应对措施最为全面的一次峰会。首先，峰会认为整个人类面临的最大能源挑战是充足、可靠、符合环境要求和反映市场规律的能源供应；其次，有效应对挑战需要解决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环境保护（Environment Protection）（即所谓的“3Es”）； 再者，G8成员国一致同意“全球能源安全原则”（Global Energy Security Principles），强调公平、透明、有效、竞争的市场原则对全球能源至关重要；最后，为达到上述目标，峰会还提出了“圣彼得堡全球能源安全行动计划”（St. Petersburg Plan of Action Global Energy Security），提出了在能源市场、投资环境、供应安全、能源效率、清洁能源等问题领域的治理措施。 尽管峰会涉及能源议题非常全面，但缺乏可操作性的细节和具体实施方案。

2007年在德国举行的海利根达姆峰会（Heiligendamm Summit）与2005年峰会相比，将“能源-气候”之间的联系更为明确化和具体化，前两次峰会的承诺得到肯定，建立了所谓的“海利根达姆进程”（Heiligendamm Process）。该进程旨在加强同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的对话，对话领域包括能源效率和相关的技术合作、开发政策。本次峰会强调技术创新、市场机制和碳排放交易体制或税收措施既是应对能源安全，也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重申圣彼得堡峰会的能源安全原则。 2008年日本主办的北海道洞爷湖峰会（Hokkaido Toyako Summit）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前三次峰会的后续努力，并没有宣布新的重大倡议。一个例外就是由G8和新兴经济体创建了“能效合作国际伙伴关系”（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Energy Efficiency Cooperation，IPEEC）。 G8成员国和中国、印度、韩国等国的能源部长们通过对话交流相关信息，推动联合研究和开发等方式来讨论能源开发标准和提高能效的路径。

2009和2010年两次峰会更加强调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能源在议程中附属于气候变化议题。但能源问题和温室气体减排已密不可分，后者本质上就是能源安全问题。2009年意大利拉奎拉峰会（L'Aquila Summit）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在前工业时代的水平上，将全球气温的平均升幅控制在2℃以内。为此，到2050年温室气体的减排量至少达到1990年或近年来的50%，发达国家应达到80%。为了实现上述目标，G8强调加强全球合作，开发清洁能源技术，建立低碳经济，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型。 2010年加拿大穆斯科卡峰会（Muskoka Summit）重申了2009年峰会设定的目标。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G8承诺发展有利于气候恢复的经济，在全球推广清洁的低碳能源技术和相关联的服务，强调碳捕获和贮藏技术（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可以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措施，承认核能和生物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能源安全中的地位。

G8在能源治理方面还有意加强同其他国际机制的合作。由于G8成员国在IEA中拥有较大的制度性权力（俄罗斯除外），自2005年英国峰会开始每年邀请IEA的总干事与会。G8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IEA的作用，使其不仅仅局限于化石能源领域，将IEA的治理功能延伸到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领域，以应对使用化石燃料所导致的气候变化问题。 IEA也借助于G8的机制平台扩大其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IEA已经向G8成员国政府提供了多份提高能效的建议书， 并借助于“G8+O5”的机制将能源合作范围拓展到新兴大国。

G8和世界银行（WB）也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在2005年峰会上，世界银行同意“为清洁能源的开发提供投资和融资活动，并为此创建一个新的架构”。 随后，世界银行采取了应对措施，在与其它国际金融机构和地区开发银行磋商的基础上，设计了“清洁能源开发投资框架”（Clean Energy for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ramework），寻求公共和私营金融机构为提高能效和开发清洁能源进行融资。在该框架基础上，世界银行在2007年4月份发起了自己的“行动计划”，组织了30亿美元的资金，使世界银行在能源领域的活动大幅增加。

此外，G8还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欧盟（EU）、欧佩克（OPEC）等国际组织或机制的合作，借助于现有机制的规则系统、制度性权力、能源市场的影响和信息收集能力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挑战。

总的来看，G8扮演全球能源治理角色的意图体现在五个方面：（1）在主要大国间聚集共识；（2）在构建重大原则和规范方面提供指导；（3）通过作出并遵守承诺来协调国家政策；（4）邀请新兴大国参加；（5）与现有的国际机制合作或创建一个新的国际治理机制。

G8希望在能源方面产生“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的治理成效，即既要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又要遏制温室气体排放。 公开透明、市场原则、多元化的能源结构、提高能效和增加清洁能源使用以保护生态环境等是G8的基本能源话语，几乎不触及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方面和化石能源需求的控制领域。提高能效和清洁能源的技术革新是G8的优先治理领域。因此，G8涉及的全球能源治理主要是技术性的修补，在“碎片化”的能源治理情境下进行了部分制度创新。

三、制度缺陷

2005年以来G8在全球能源治理上表现出空前的高姿态，很清楚，G8试图在“能源－气候”相关联的问题领域承担全球治理责任。但G8不具备发挥全球能源治理政治领导的能力，G8本身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在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结构性的障碍。G8不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际安排，也不是建立在正式国际协议基础上的，没有常设秘书处，缺少具体的规则体系，只是给各国领导人进行政策协调、对话交流、联合倡议以及与其他行为体（国家或非国家的）互动的论坛和场所。 尽管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使其相对少受官僚体制的拖累，成员国的领导人可以在更好和更轻松的私人关系基础上相互了解彼此国内政治经济局限和优先考虑。但这也使历次峰会的大量文件成为非约束性的关注声明，各国并没有遵守执行的国际法律义务。

G8结构的非正式性还使其缺少遵守承诺的监督机制。尽管作出了许多有关提高能效和使用清洁能源的承诺，但却没有适应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清晰量化基准和明确评估标准，也没有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或同行评审机制。正因如此，就不难理解G8在每次峰会上都会有大量的宣言和声明，作出一系列承诺，成员国在能源治理领域的政治分歧才会被掩盖。G8在能源治理方面的表现可能主要是大量美妙的空言，难以形成实际的行动目标和治理成效。

第二、内部分歧。首先是美国和G8其他成员国。2005年峰会上，美国政府在国际上首次承认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需要加强能源政策协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美国仍然坚定地反对可证实的、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一矛盾在2005年后的历次峰会上都没有解决。虽然在2008年峰会上美国表态支持2050年减排50%的长期目标，但这样的承诺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这个目标没有具体的参照年限、没有中期目标、没有验证和报告体制。 其他成员国与美国的分歧还表现在有关能源效率的国际机制的构思上。欧盟一致坚持应考虑制定一个提高能效的“国际框架协议”， 但美国反对建立一个有关提高能效的正式多边框架，结果是欧盟的建议没有被海利根达姆峰会采纳。 最后只是达成了更为松散的合作形式，即“能效合作国际伙伴关系”（IPEEC）。IPEEC只是一个交流相关信息和推动联合研发的非约束性机制，并不考虑制定能源开发标准或能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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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能源生产大国俄罗斯与其他西方成员国在能源安全立场上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在圣彼得堡峰会上，俄罗斯赞同支持市场作用和提高透明度的“全球能源安全原则”，甚至赞同欧盟“能源宪章”中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遵守。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欧盟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源于双方明显不同的内部能源市场结构，也源于不同的对外能源政策模式。欧盟基于规则和市场的能源治理模式遭到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关系中基于地缘战略考虑模式的削弱。 如前所述，G8与IEA有非常密切的能源合作关系，这也完全依赖于两大机构在政策领域的相互支持和高度认同。但俄罗斯的地位很特殊，它是G8中唯一一个不是IEA成员的国家。IEA和俄罗斯的关系紧张，IEA对俄罗斯不遵守市场规则和透明度原则的情况提出质疑；俄罗斯不同意IEA监管G8成员国的能源政策。这种矛盾导致IEA和G8在“格伦伊格尔斯行动计划”框架下的合作关系在2008年末走向终结。

此外，G8内部对核能作用的认知也存在分歧。德国坚持逐步淘汰核能的政策，而其他成员国认为核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只要成员国之间的分歧继续存在，G8峰会提出的一系列能源治理倡议都将会是低调和技术性的。

第三，一些重要国家的非成员国资格。G8的治理行为仍然遵循着“大国协调”（major power concert）的观念，即几个主要的国家承担全球责任并领导国际体系，该体系体现了最少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 但当前国际权力结构正在发生自冷战后最深刻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不可缺少。尽管英法支持将G8扩大为G13或G14，但美德日三国一直反对，而是倾向于邀请五国与会，即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构成“O5”（Outreach Five）或“延伸集团”（Outreach Group）或是“G8+5”（Plus Five）。 被邀五国不能参加G8的所有议程。

2005年英国峰会发起了所谓的“格伦伊格尔斯对话”进程，G8邀请了一些重要的能源消费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相关部长参加，以便推进在UNFCCC框架下的“后京都谈判”（Post-Kyoto negotiations）。但对话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应对能源的方式仍限于低端的技术和信息交流，没有作具有约束性的承诺。 因此，G8不是一个在高层政治领域对能源问题进行协商的机制，也缺乏政治影响力和凝聚力。“G8+5”的对话模式只涉及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关的技术事项，而不是一个政治谈判的场所。

尽管有加拿大和俄罗斯这样的成员国，G8主要还是能源进口国集团，其不包含任何一个欧佩克（OPEC）国家的事实是G8又一个结构性的弱势。在应对21世纪全球重大挑战面前，西方希望在维持既有结构和保持既有决策模式的基础上，将新兴大国纳入其主导的现有治理体系中。但很显然，G8旧有模式无法承担全球能源治理责任。

综上所述，G8的确呈现了全球能源治理的价值，但由于其本身结构性的缺陷、在关键问题上的内部分歧以及新兴经济体的非成员资格，G8的全球能源治理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总的来说，G8缺乏引领全球能源治理的影响力。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启动的能源治理势头是否会在目前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以及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仍是有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