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事实

论法律事实（精选8篇）

论法律事实 篇1

法律是由权利和义务所构筑而成的逻辑规范体系，然而，一切权利和义务，进而，一切法律规范，都可以还原为事实问题。因此，法律事实是纯粹法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自表面看，似乎纯粹法理学除了研究规则，便不涉及任何意义上的事实问题，从而它只是一个法律社会学的问题。我们认为，其实不然。因为任何法律规则都不过是既成事实的语言(文字)表达而已。法律所反映的，只是“事物的法的本质”，规则存在于事实当中，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存在的事实决定着我们的法律选择，同时，我们的法律选择只有作用于我们的存在事实中时，才真正具有意义，否则，规则只能是僵死的。因此，正像语言分析学说必须涉及语义-语言与事实的对应关系(所指)那样，以规范分析为使命的纯粹法理学同样要涉及法律规范的所指问题。这一问题就是法律事实。

一、法律事实的含义

通常，我们对法律事实置于法律关系理论中，从而法律事实成为法律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原因。这样，对法律事实的如下解释似乎就顺理成章：“法律事实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后果即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现象。法律事实必须是法律所规定的，只有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才能引起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法律事实的概念又反映了法律调整受到具体社会生活情况和社会事实的制约。”这样，法律事实在法理学中缺乏应有的研讨，法律事实也只能是人们研讨法律关系时的副产品。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至少存在四种意义上的法律事实，其一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尽管在实在法的范畴体系中，该种事实也许尚未经过法律的调整，因而也不可能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然而，它自身却在预示着法律，预示着规则。因为我们知道，归根结底，法律只是事物关系的规定，而不是相反，法律反倒成为事物关系的规定。虽然在法律主治的现代法制背景下，我们经常地被一种倒果为因的假象所迷惑，以为事物关系乃由法律所规定，但这种假象自身也在表明另外一种真实：只要实在法大体上反映着事物关系的规定性，那么，事物关系也就同样会大体上接受法律的安排。但无论如何，法律不能代替事物关系的规定性，相反，法律必须要被事物关系的规定性所规定。

其二是规范事实。法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事实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法律规范自身也构成为一类“法律事实”，法律规范就是独特的法律事实。如前所述，法律是社会事实之规定性的规范表达。但是，一旦法律从社会事实的规定性中被抽象出来，并且通过文字符号得以表达，那么，以文字符号被抽象和表达的规范本身就成为一种符号事实，规范事实就是把自然或社会事实的规定性构织进由语言所构造的法律符号中。所以，当我们说规范事实时，也就是在说表达为法律的语言事实或者符号事实。恰恰是这种符号事实的存在，才能使相关更多的主体交往事实被纳入到法律调整过程中。尽管法律规范派生自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事实，但一当其从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事实独立出来，则意味着它是一种独在的社会存在，意味着我们在研究法律事实时必须关注作为规范而存在的法律-这种“法律事实”本身。

其三是引致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狭义的法律事实。严格说来，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是一种事实结果，而引致它们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事实则是原因。进一步分析可知，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间有时体现为纯粹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因自然现象或者不可抗力现象等事实所引起的法律关系之间，明显地体现为因果性存在关系;但是，它们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样特别分明地体现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是模糊的。特别是在主体行为和法律关系之间，由于主体行为本身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主体行为永远置于法律关系(要么“对人的”、要么“对世的”)之中，因此，作为原因的法律事实(行为)和作为结果的法律关系之间事实上又处于一种互为原因和互为结果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同时，该种法律事实仅仅是法律事实的一种，它并不能全面地代表法律事实的概念。当我们仅仅以之作为法律事实时，显然有嫌对法律事实的理解过于简单化。

论法律事实 篇2

所谓的事实婚姻,其指的是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或欠缺结婚实质要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周围群众也认为其为夫妻的客观事实[1]。可见,与法律婚姻相比,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相对应概念,其虽实现了婚姻双方意愿一致性,但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因此一旦涉及到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则无法受到法律法规的认可与保护。

对于事实婚姻而言,其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结婚男女双方都满足结婚的实质要求,例如符合一夫一妻制、双方都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双方都选择自愿结婚等条件;其次,与法律结婚不同,事实婚姻未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程序进行登记结婚,因此在结婚形式要件方面相对欠缺;第三,事实婚姻双方应在主观上满足创设夫妻关系的要求,若双方未创设长久稳定的夫妻关系而共同生活,则不符合事实婚姻的要求。

二、我国事实婚姻现状及成因分析

通过21世纪社会民众熟练掌握的网络社交平台,如QQ群、微信群、微博等形式调查,目前我国事实婚姻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现状,具体有[2]:(1)受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理念等因素影响,我国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着事实婚姻的情况;(2)在事实婚姻分布年龄段方面,目前在不同年龄段都普遍存在着事实婚姻的情况;(3)国内事实婚姻普通体现在婚姻纠纷问题之中。

导致我国事实婚姻广为盛行和普遍存在的原因诸多,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1)在我国特别是偏远农村等地区普遍存在着传承传统婚礼习俗,并已根深蒂固于百姓心中,这种偏重于仪式婚礼的模式,造成事实婚姻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2)国家颁布的《婚姻法》在部分地区未起到充分监督制约作用,造成人们在婚姻法律方面观念相对淡薄,成为事实婚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造成偏远地区事实婚姻现象突出;(3)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再婚现象普遍,而其婚姻形式也是以事实婚姻为主,进而伴随其而产生的法律纠纷问题也日益显著,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团结。

三、事实婚姻法律问题案例分析

(一)事实婚姻案例

原告:李某某,女,年龄55,自由职业;

被告:赵某某,男,年龄56,自由职业;

原告代理人:李某,男,年龄59,自由职业;

原告李某某与被告赵某某于1981在北京打工时认识,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通过举办结婚仪式后开始同居生活,并分别在1985年和1988年生育两个儿子,1990年生育一个女儿。目前,原被告三个子女都已成年,并各自组建家庭独立生活。

原告李某某系重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后无法独立生活,被告赵某不履行夫妻间的扶养义务。因此,原告李某某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与被告赵某某离婚,对夫妻财产进行均分,并要求赵某某返还工款及其经济帮助金80000元。本事实婚姻案例中,李某系原告李某某的哥哥,是原告李某某的监护人。

(二)案件分析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某系不能辨识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李某某的监护人李某作为法定代理人进行案件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李某某、被告赵某某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1981年即开始同居生活,至2004年6月2日双方已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属事实婚姻。

原告李某某因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被告赵某某不履行夫妻间的扶养义务,现原告李某某请求离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

原告李某某要求被告赵某某给予其80000元工款及经济帮助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法院认为被告赵某某给予原告力某某30000元经济帮助金为宜。

(三)案例法律意义

本案中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原告李某某和被告赵某某婚姻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益。本案发生时间为2015年11月,根据根据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规定,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可见,原告李某某和被告赵某某结婚行为属于事实婚姻,其合法性效力等同于合法登记的婚姻。

本案中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原告李某某的哥哥李某,是否能代为提起离婚诉讼。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可能会因疾病或外力损伤而出现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状态。在离婚案件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原告李某某因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被告赵某某不履行夫妻间的扶养义务,原告李某某的哥哥作为监护人代为请求离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

四、完善我国事实婚姻的建议对策

(一)针对我国事实婚姻现状问题,应不断完善国内事实婚姻制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婚礼习俗以举办传统婚礼仪式为主,但这种事实婚姻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事实婚姻相应的效力不相符;另一方面,事实婚姻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大量存在。因此,对事实婚姻采取有条件的承认也是与社会现实相符的。

(二)充分借鉴国外在对事实婚姻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事实婚姻相应的法律效力予以承认,特别是保护事实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及儿童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在制定事实婚姻法时,应采取宽容的态度,严格界定事实婚姻的条件,并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

(三)应充分规范事实婚姻的认定标准,确定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为婚姻法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应大力普及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以案说法,完善和加强婚姻登记机构的建设,简便婚姻检测程序,凭身份证结婚等措施。

(四)针对社会中老年人事实婚姻行为发生数量的增多,国家相关部门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在尊重老年人意愿的基础上,引导老年人婚姻行为合法化,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明确老年人事实婚姻中各种法律关系,对于维持当前老龄化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五、结语

总而言之,事实婚姻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其法律效力的赋予至关重要。应不断建立健全事实婚姻制度,使得事实婚姻被法律追求正义的价值理念,并赋予每个人应得的权利。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事实婚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保障事实婚姻双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冶联凤,杨宝嘉.对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思考[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6(5).

[2]戴国勇.对事实婚姻认定和处理法律要件分析[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4).

法律事实≠客观事实 篇3

决断的根基是证据

2013年12月2日上午，北京朝阳香河街道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遇到一位骑车的外国小伙时，突然摔倒，浑身瘫软。当这位外国小伙去扶她时，这位中年妇女死死抓住这位外国小伙的胳膊不放。这位外国小伙几次想挣脱，都无果而终。中年妇女坚持说外国小伙撞到了她，必须赔偿，导致堵车一个多小时。警察到来后，这位妇女坚持说她很难受，外国小伙带她到医院去检查，没有检查出伤情。最后，警察调解，这位小伙赔偿这位妇女1800元。我们先不管这个案例处理是否得当，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思考一下应该如何处理类似的案件。

我们常常说，判案要以事实为根据，但这里的“事实”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法律事实是被证据验证过的客观事实，这里，证据是最核心的要素。法律事实可以无限接近客观事实，但有时也可能与之完全相反，这跟证据的有无、强弱相关。比如说，甲在乙的威胁下写了一张欠条，欠条上写着：甲欠乙1万元，上面有甲的签名以及还款的日期。当乙拿着欠条到法院要求甲还款时，如果甲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张欠条是在乙威胁下签署的，那么法官只能判处甲还款。在这个案例中，法律事实是甲欠乙1万元，而客观事实是甲不欠乙1万元，两者完全是南辕北辙。

既然法律事实是被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那么应该由谁来举证呢？根据我国民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谁主张法律上的权利谁负责收集证据。正如前面那个中年妇女和外国小伙的案例，中年妇女主张自己的权利，她应该拿出证据说明是那个外国小伙撞到了自己，然后到医院去检查，由医院证明自己受到了伤害，然后通过警方让那个外国小伙赔偿自己的损失。当然，在这个事件中，警方经现场勘察并调取监控录像查明，外国小伙无证驾驶无牌照摩托车，在人行横道内肇事，并且口出粗言，谩骂妇女。最终，警方依法处理了那个外国小伙。

如果双方都拿不出证据应该怎么办？我国古代就有存疑不决的精神，也就是说如果案件有疑点暂不判决。无罪推定是西方法治中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没有充足的证据，嫌疑人就要无罪释放。现在，我国法律也有类似的精神，如果证据不足，先不要判以免造成冤假错案。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都拿不出证据，最好调解，双方自愿和解是最好的结果，即使不能达成和解，司法人员也不要判决，否则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看下面一个案例。

法官判决的影响

2006年11月20日，66岁的南京市民徐寿兰女士在公交汽车站摔倒，造成徐寿兰女士粉碎性骨折，当时在一旁的年轻小伙彭宇把徐寿兰女士送到医院就医，徐女士这次花了十几万元的医疗费。这个时候，矛盾出现了：徐女士向警方报警，说自己是被彭宇撞倒的，彭宇应该承担医疗费。而彭宇则说自己完全没有碰到徐女士，他看到徐女士倒地不起，完全是出于好心做好事，怎么反倒要承担医疗费呢？最后双方走上了法庭，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承接了此案。一审法官认为，双方都拿不出证据，根据公平原则，判处彭宇赔偿40%的医疗费，约5万元。彭宇不服，进行上诉。二审法院以双方和解结案。彭宇赔偿徐寿兰女士1万元现金，双方约定都不在媒体上发布任何消息，同时一审法院的判决失效。5年后，南京市委常委刘志伟公布彭宇案的事实真相，彭宇承认和徐寿兰女士相撞，也发表文章承认了这一事实。

这一案件引起了一场关于道德的大讨论，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2012年12月，深圳市福田区78岁的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到，保安和路人接连走过，没有一人敢去搀扶，老人悲惨地离开人世。这种消极后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们再来反思彭宇案还是很有意义的。彭宇案的两次判决都是不合适的。第一审法院在双方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了判决，让人们普遍同情彭宇，认为彭宇做了好事反遭讹诈。第二审法院，徐女士掌握了证据，彭宇也承认了事实，应该通过判决让老百姓了解事实真相，法院却由于案件的舆论影响太大，不敢根据法律证据判决，反而和稀泥让双方通过和解结案，从而掩盖了真相。俗话说：错误的判决比没有判决更可怕。可怕的是有法不依，只要依法判决，就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我们再看下面的案例。

2013年6月15日，四川达州城区正南花园附近，65岁的蒋婆婆摔倒了，造成了骨折。附近的3个小孩去搀扶她，蒋婆婆抓住一个小孩不放，坚持说是3个小孩撞倒了她，要求赔偿。附近小卖部的陈女士说她亲眼看见老太太自己倒下去的，与3个小孩无关，有7位证人愿意为此作证。蒋婆婆的家属要求3个孩子的家长承担医疗费，调解未果。于是，家属把蒋婆婆送到一个孩子的家里，其父亲江先生不胜其烦。5个月后，3个孩子的家长把蒋婆婆及其儿子以敲诈勒索罪向派出所报案。警官通过调查了解了事实真相，决定对蒋婆婆及其儿子进行行政拘留，并罚款500元。蒋婆婆由于年龄较大，免除行政处罚。

我们分析这个案例，警官完全依法进行，只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蒋婆婆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她拿不出证据，也就是说找不到法律事实，无法支持自己的主张，反而是3个孩子的家长找到了目击证人证明孩子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蒋婆婆还要到别人家里死赖着不走，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蒋婆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小孩撞了自己，他们完全可以依法推翻此案，让3个孩子的家长受到惩处。只要依法进行，绝不会对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关于事实劳动关系法律完善的思考 篇4

04132229何定忠 摘 要:当前，随着我国就业渠道的不断拓宽，劳动者的择业范围日益广泛，人才的跨区流动也日益频繁。为规范劳动力市场，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从《劳动法》实施七年多来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受到社会环境，法律意识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劳动法》的规定较难得到全面执行。在实际生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现象普遍存在，但双方实际上已以履行了《劳动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可此类劳动关系发生争议后，用人单位往往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否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存在，且不同意承担义务。因此，如何处理这类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实际都存在着劳动关系的纠纷，切实保护新的劳动 用工制度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 事实劳动关系 《劳动法》劳动合同

一、我国事实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就用人单位的情况而言，由于劳动力相对过剩，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故意抬高就业门槛，在强调学历文凭的同时，对岗位的性别、年龄、身高和工龄等做出苛刻的规定，有的还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诸如随意延长试用期，随意加班加点，不给付加班工资等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2．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因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虽与用人单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但在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后，他们如果要申请劳动仲裁，在取证过程中经常费尽周折，加之我国劳动法实质上不承认口头合同，对事实劳动关系的处理也多限于一些特殊规定，他们在维权时因此顾虑重重，其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

3．从劳动仲裁部门处理事实劳动关系争议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劳动法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规定不够具体，劳动仲裁部门在处理时往往难以掌握，实践中对这类劳动仲裁案件应受理而不受理的情况较多，同时由于我国劳动仲裁部门的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他们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常常出现“司法裁量权”滥用的现象。

事实劳动关系引起的争议事关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如何规范和处理事实劳动关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总的来说，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利益受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劳动者的权益更需要得到保护。因为劳动者在用人单位面前总是势单力薄。在经济实力方面，劳动者是明显的弱者，企业经营者财大气粗，劳动者“人微言轻”；在隶属关系方面，劳动者是被管理的下属，用人单位行政领导对劳动者有命令、指挥权，而劳动者必须听命于行政领导。基于此，有必要对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原因、事实劳动关系的处理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解决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原因分析

第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确立劳动关系时，未按国家有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可以说，这是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中，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心态主要是：

（1）不知道签订劳动合同需要哪些手续，又不去劳动部门咨询，等劳动部门来查时再说；

（2）用人单位炒员工鱿鱼难，员工炒企业易，对签订劳动合同积极性不高；

（3）不签订劳动合同可以随意管理和辞退员工；

（4）签订劳动合同，就得按劳动合同履行义务，如果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还要承担违约责

任；

（5）怕留不住人才，即怕素质高、技术过硬的员工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合同；

（6）签订劳动合同是走形式，签不签一个样，何必浪费人力物力；

（7）不愿意将《劳动法》的内容告诉员工，怕他们依据《劳动法》来“找麻烦”，反而不好管理；

（8）怕签了劳动合同之后，还要再为员工缴纳保险费用；

（9）想避开劳动法律、法规的约束。

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心态主要是：

（1）劳动者嫌麻烦或者根本不知道如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2）对于《劳动法》的规定能否真正贯彻执行有疑虑，不敢理直气壮地运用《劳动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对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不理解，怕劳动合同到期丢了饭碗；

（4）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用处；

（5）怕劳动合同未到期，想走走不了；

（6）有的劳动者是由熟人牵线介绍到用人单位的，认为双方都较熟，大家彼此都爱面子，所以凭良心办事，认为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无妨。

第二，当事人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产生事实劳动关系。

按照我国民法理论，无效合同是指不符合或违反法律的要求，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我国劳动法在制定时照搬了合同法“无效合同”的规定，这就使得不符合形式或实质要件的劳动合同归于无效，事实劳动关系也因此大量产生。

第三，合同期满后当事人既没有续订合同，又没有终止合同，而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我国劳动部有关文件规定，劳动合同到期后，该合同所确定的劳动关系也就终止，企业与员工应及时办理终止或续订合同手续。如果合同期满又没有续订，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企业与员工应尽快补办终止或续订合同的手续。

三、对事实劳动关系法律完善的几点思考

事实劳动关系在实践处理中存在难题，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不承认口头合同，并且在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中简单套用了民法中无效合同的理论，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规定不够完善。今后在修改劳动法时应当加强对事实劳动关系尤其是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为此，对事实劳动关系争议在实践处理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如下解决方案：

第一，对于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劳动争议，如果是劳动者控告用人单位，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由于劳动争议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者主张，但不能举证，这时按照民法的理论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对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劳动者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并且用人单位又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这对劳动者来说，要取得相关证据是很不容易的。相对来说，由用人单位来证明其所在单位同等职位同等工种的薪酬等情况比较容易。因此，在事实劳动关系争议中，如果是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例如，用人单位应对其做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关系，以及涉及劳动者工薪情况等提供证据。在用人单位举证后，劳动者如果对用人单位所举证据存在反对意见，这时可再由劳动者举证或难于取证的由劳动者提供相应的证据线索，由仲裁委员会协助调查。而仲裁委员会对劳动者的举证，只要用人单位未提出明确有力的证据予以推翻就应采纳，这样更有利于加强对劳动者弱势群体的保护。

第二，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不符合生效要件的劳动合同不应简单地认定为无效，而应制定相应的处理措施减少事实劳动关系的产生。

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多处于弱势地位，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只要劳动者不存在严重的过错或者严重的违法情况(劳动法在修改时最好界定其严重程度，以免在处理时不好把握)，即使劳动合同欠缺生效要件，劳动法对合同中规定的劳动者对用人单位享有的基本权益还是应当加以保护。其原因在于：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中已经付出了自己必要的劳动力，这种劳动的付出具有不可逆转性，也就是说，劳动者根本不可能回到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前的状态，单就其延误的时间和劳动就业机会而论，其损失赔偿问题也不好计算。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有义务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而不是规定劳动者应当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其主旨也就在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此，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具备生效要件的情况下，就理应由用人单位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劳动法连劳动者的这种基本权益都不能加以保护，那么在事实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和损失赔偿更无从谈起。在实践中，有的用人单位录用员工时，钻我国劳动法规定的试用期的空子，在试用期规定较低的薪酬，而在调查中即使明知被录用者所提供的年龄或者学历证明是假的，也不加以点破，继续录用该员工。当试用期一到，用人单位就以被录用员工所提供的年龄或者学历证书虚假为借口，以劳动法规定的“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为由，随意解雇员工。然后，用人单位再以较低的工薪利用同样的手法录用下一批员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用人单位在试用期人员流动过于频繁的缘故。如果我国劳动法在修改时，规定用人单位负有对被录用人员的年龄或者学历文凭等的查证义务，就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第三，我国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规定不够系统和规范，有关事实劳动关系的处理多散见一些特殊规定中，而且多是任意性规定，这给事实劳动关系的处理带来了难题。因此，我国应当在劳动法中对事实劳动关系的处理专门规定一章，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细化对事实劳动关系的处理规定。

在实践中，出现事实劳动关系，劳动部门按照现行劳动法的相关特殊规定，一般要求企业与员工尽快补办终止或续订合同的手续，但对于劳动合同的期限、劳动者的报酬等劳动者权益问题却往往不加过问，这明显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当前的劳动者不敢对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申请仲裁或提出诉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劳动法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规定较为繁杂也不够系统。即使专业律师在受理劳动仲裁案件时，如果不深入研究，也很难全面掌握相关的劳动法律和法规，这更难强求普通劳动者能够全面掌握。

同时，我国当前的劳动法对口头合同简单地认定为不合法，没有系统制定保护事实劳动关系的具体法律规范，这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例如，由于事实劳动关系被认定为是自始无效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工作期限就无法确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也就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

我国如果能够重新制定和修订现行的劳动基准法，对事实劳动关系加以系统地规定，必定能够减少劳动者查阅相关法律、法规的麻烦，切实保护劳动者的相关权益，使劳动者在维权时多一份信心，用人单位也不会故意拖延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从而减少事实劳动关系的产生。

第四，对劳动关系主体出现不合法的情况或者主体行为违法的情况应具体规定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情况。

立法原则和保护劳动者权益出发，只要劳动者主体合法，又确实在被招用时不知道用人单位是否合法，应规定即使用人单位主体不合法，或者有违法行为，仲裁委员会对双方之间的劳动争议应当受理，一方面公断争议，另一方面可建议劳动行政监察部门处罚该用人单位。然而，对于劳动者主体明显不合法的情况，如童工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仲裁委员会可以不予受理，可规定按民事案件予以处理。

第五，针对用人单位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可加大对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一方面，如果用人单位因事实劳动关系造成劳动者损失的，用人单位的赔偿或者经济补偿数额可按照用人单位可能逃脱处罚的概率以及劳动者延误的时间和可能丧失劳动就业机会进行公平衡量和计算，合理得出用人单位应赔偿给劳动者的相关费用，诸如误工费、生活费、车旅费及应得工薪报酬、经济补偿金等都应赔偿。

另一方面，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和管理，定期对用人单位进行抽查，发现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应责令用人单位限期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对拒不按劳动法要求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加大处罚力度。

我国目前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很多，对于已经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一方面应通过将其纳入劳动基准法和集体合同调整范围，处理已经存在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可以用缔约过失责任来处理一些事实劳动争议问题。这些责任可以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还可以是刑事责任。

总之，我国对于事实劳动关系应在法律上予以承认，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不合法。劳动法在对劳动关系进行调整时，是通过劳动基准法调整全部劳动关系，通过集体合同调整集体劳动关系，通过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的。当劳动法所规定的法律事实出现时，固然会产生劳动法律关系；当劳动法所规定的法律事实未出现时，如合同未签订时，尽管应由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处于不确定状态，但事实劳动关系实际上也产生了法律规定的内容。这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相互关系虽未达到典型的法律关系的程度，但也是一种准法律关系，劳动法也应予以保护。随着我国立法技术的完善，我国完全可以建立起一整套解决不确定因素的规范，以加强对事实劳动关系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李景森 《劳动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徐妍事实劳动关系基本问题探析当代法学

3、刘莉 我国劳动关系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天津工业大学

4、欧阳伏 论事实劳动关系及其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

论我国事实婚姻制度 篇5

论我国的事实婚姻制度

孙叶文

摘要：“事实婚姻”是一种不成立为婚姻的非婚同居，因此法律规定其为无效或是相对承认其具有婚姻的效力。而非法同居是法律对男女双方同居这一事实的否定性评价并伴有制裁措施，它可能是男女双方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前的事实状态或是婚姻被撤销时所溯及的事实状态，因为这种状态违反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而称为非法同居。但是在我国并没有明确区分非婚同居和非法同居，而是统一称之为事实婚姻，这样就给我国的“事实婚姻”制度保护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笔者认为现行中国婚姻制度应该区分非婚同居与非法同居，然后认定非婚同居为事实婚姻，采取相对措施防止非法同居。

关键词：事实婚姻；非婚同居；非法同居；制度改革

自婚姻进入文明社会后,不同国度规定着不同的形式要件,但以实质内容为要求的事实婚姻一直在社会中存续。新中国的婚姻法在一些时期对事实婚姻有所规定,这是法律范围对事实婚姻在一些时期的保护,是积极的、肯定的、也是必要的。

一、“事实婚姻”制度内在的矛盾性

非婚同居是指未婚的男女青年同居生活的事实。这种事实对法律无损对社会公益无害，法律不应当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而应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人们的这种自由选择，并提供充足的法律资源以供引导和解决纠纷。非婚同居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男女青年只以恋人或是朋友的名义同居生活；另一种则为未婚的男女青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也得到周围人群的公认。与后者相比，前者的稳定性较差，在对内关系上，法律应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主，而以公平原则进行衡平为辅。

“事实婚姻”只是一种不成立为婚姻的非婚同居，因此法律规定其为无效或是相对承认其具有婚姻的效力，这都与法定的结婚要件以及婚姻的本质矛盾。从民法的角度来分析“事实婚姻”，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婚姻是与法律婚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我国，一般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并符合法定条件的男女两性结合被称为事实婚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认定构成事实婚姻的法定条件并不完全相同。

我国现行法律对事实婚姻的态度经历了承认、限制承认、不承认和相对条件承认4个阶段,这一方面体现了法律的一定的灵活性和严肃性,也体现出法律保护公民婚姻权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却体现了事实婚姻认定不完善、重形式轻实质、制度设计不到位等问题。

我国目前的婚姻立法对“事实婚姻”的性质并未作统一明确的界定，在理论上也仍然存在争议。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后，学者们对事实婚姻的性质仍有无效婚姻[1]、可撤销婚姻

[2]和婚姻不成立或是不存在[3]三种观点。而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一旦被认定构成事实婚姻，在法律效力上与法律婚姻无异。如果站在民法当中民事法律行为

理论的高度来分析事实婚姻的性质，事实婚姻只不过是一种不成立为婚姻的非婚同居。

婚姻法律关系是通过结婚这种法律行为而设立的，结婚行为是要式的身份法律行为，其成立除需男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我国的婚姻立法中为登记[4]。婚姻需要经过登记才能成立，这在我国的《婚姻法》第8条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11条中有着明确的规定。

法律将结婚行为规定为要式行为，是因为“亲属的身份关系，为吾人生活之基础，不独在财产法上有重大影响，而于社会秩序及道德之影响亦至深且巨，故法律对于形成亲属身份关系之行为，较之财产法上之法律行为更为积极，一方面使其关系内容为定型,不容他人任意变更，他方面原则上使为要式行为„„。”[5]

由此可知，所谓的“事实婚姻”是欠缺婚姻形式要件的男女两性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的事实，而这种事实严格来说，不应被称为婚姻，因为婚姻是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一男一女互为配偶的结合”[6]。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夫妻关系自登记时确立；也就是说没有登记就没有成立婚姻。所以，所谓的事实婚姻的性质是婚姻没有成立或者是婚姻不存在的一种非婚同居，既然没有成立，自然不会发生婚姻的效力。当然，婚姻关系的不成立或不存在，并不意味着法律对这种事实关系的不保护和不应该保护，只是需要另觅途径。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事实婚姻”的婚姻法律效力的相对承认以及将其作为无效婚姻处理的立法都是对“事实婚姻”本质的违反，形成法律制度内在的矛盾。而在刑法中对事实重婚的处理，又造成了一种在婚姻法上无婚可重，无婚可离，而在刑法上却有婚可重，有罪可定的局面。我国对“事实婚姻”的立法反复而不明朗，立法者价值取向的犹疑是该制度出现矛盾的原因之一，这反映了我国立法者对如何实现法律与事实之间的良性互动思考的不够成熟。此外，我国的婚姻立法和婚姻法学理论，不注重区分婚姻的成立要件和有效要件，这是“事实婚姻”与其他婚姻制度矛盾以及与民法中法律行为的理论矛盾的一个关键原因。

二、我国 “事实婚姻” 的立法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一）我国对“事实婚姻”的立法回顾

（1）承认主义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刚刚废除了历史悠久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广大群众对于婚姻登记制度很不习惯，许多人结婚不去登记，举行仪式后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此情况下，不承认事实婚姻是行不通的，于是当时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承认事实婚姻关系，将事实婚姻纠纷按离婚案件处理。

（2）限制承认主义时期。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了事实婚姻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对事实婚姻的认定标准作了限制性解释。规定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在起诉时双方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和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

（3）不承认主义。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按该规定，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至此，不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4）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不承认主义并没有有效的促使事实婚姻的减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不承认主义仍然不停地争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了一条较为模糊的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2001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解释

（一）》对事实婚姻又作了新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地表达出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的立法精神：

a.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后，承认其婚姻关系，其效力追溯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之时。

b.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当事人一方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的，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以后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告知其应在法院受案之前补办结婚登记，补办后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

c.要求离婚的事实婚姻当事人在起诉时，如仍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直接判决解除同居关系。

但是因为补办登记受到公力机关的主动干预是发生在起诉离婚之时，而此时人民法院应做的是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如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离婚诉讼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的意见不和（当然包括是否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此时则双方未必能就补办结婚登记达成一致，毕竟登记是需要双方自愿；这就使同居关系的当事人有足够的空间规避该规定让其落空，而给另一方尤其是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造成不利。如未登记的男女双方未发生纠纷，也没有产生离婚诉讼，则法院无权主动干涉和督促他们去补办登记，那么他们同居的这种事实有该如何定性，具有何种法律效力呢？依据现行法律是按非法同居处理，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又不符合本次修正案的初衷，保护非婚同居中善意的当事人，维护妇女权益。[7] 并且法律也不宜赋予作为行政机关的婚姻登记机关以权力去进行主动的调查和指令，因为这样会使得行政权力对私人生活干涉过多。

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现行的立法对“事实婚姻”采取的是相对承认主义，通过补办登记的溯及力来赋予其婚姻的法律效力，是从出现问题起诉离婚时如何善后进行的规定，但对未补办登记的“事实婚姻”当事人该如何保护仍未能提供合理的方案。

（二）“事实婚姻”的立法与现实生活的需求

在这部分里，我们关心的是立法者态度转变的原因，从相对承认到坚决否认，又到相对承认，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一变化的产生。目前我国这种“事实婚姻”状态并不鲜见，而且原因复杂。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

(1)传统习俗的影响。我国民间流行仪式婚，许多人认为，只要举行了婚礼，亲朋好友认

可，就是夫妻了，没有必要再履行法律手续。

(2)婚姻登记不方便。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者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而我国幅员辽阔，对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进行结婚登记有一定困难。

(3)登记制度不健全。比如，有的当事人到了婚姻登记机关，因办事人员不在等原因不能登记。有的擅自提高法定婚龄，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实现。

(4)婚姻登记搭车收费。比如有的要收计划生育押金、户口迁移保证金等。

(5)法制宣传不够。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对婚姻登记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有的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结婚条件，为逃避国家对婚姻的管理和监督，故意不登记，造成事实婚姻状态。

那么，从坚决的否认到相对的承认不是妥协，而是对立法的正确的认识。立法应当和生活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不过，虽然立法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做得仍然不够彻底，如前所述补办登记的效力仍不能满足未补办登记的“事实婚姻”当事人受到保护的需要。既然对事实婚姻应当保护和救济，但是婚姻的内在逻辑又与其不相容。现有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何不放宽视野，进行制度的创新，如同吸纳婚姻无效婚姻撤销一样吸纳国外对非婚同居的规定。

三、国外法对事实婚姻的相关规定

根据英国普通法及1949年婚姻法规定，宗教婚和世俗婚都得到法律承认。宗教婚即是男女双方在教堂举行由牧师主持并至少有两人以上的证人参加的结婚仪式后，其婚姻就具有法律效力。世俗婚由当事人向住所地登记官提出申请，经登记官发给结婚许可证，经结婚仪式后发生法律效力。在英国，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国法律规定，要是离婚，丈夫要支付妻子工资的约50%来支持前妻的生活。加上英国年轻人崇尚自由，不愿受家庭束缚，所以，很多英国人的都是同居而不结婚，但是英国也有法律对付，凡是同居4年以上，有孩子的，属於事实婚姻。分手的时候按注册结婚的同等对待。

德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凡未办理本法第13条（已经订婚的双方同时在婚姻登记官员面前亲自申明他们愿意互相缔结婚姻，婚姻关系便告成立）所规定的结婚手续者，婚姻无效。但如果在举行结婚仪式后，配偶双方曾在婚姻共同体中生活3年以上，婚姻视为自始有效。也就是说，对于形式要件欠婚姻本应宣布无效，但如双方已在婚姻共同体同生活五年，即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五年、或已满三年一方死亡的，婚姻视为自始有效。也就是说，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达一定期限，是欠缺要件的婚姻由无效向有效转化的条件。

其他欧洲国家也立法对非婚同居关系作出规范，并将法律赋予婚姻的某些效力延伸适用之。如瑞典法律既承认婚姻关系，也承认非婚同居关系，提供不同的救济方法。这一选择性的法令明确规定对同居关系达一定期间的给予承认和保护。

美国法律承认三种结婚形式：

1、宗教婚，即在教堂领取结婚证。

2、民事法律婚，即凡

是符合结婚条件的，到政府登记，由村官吏或市书记官发给结婚证并在政府官吏和证人前举行婚礼。

3、事实婚又称习惯婚，即根据习惯法，不需要在教堂或政府官吏前举行婚礼。只要双方同意、写有婚书、注明姓名、结婚时间、地点就行。1997年以来，美国旧金山、纽约、西雅图等城市制定了“同居伴侣关系法令”，对非婚同居者有条件地给以保护。

日本在判例上承认未经结婚登记而事实上处于与婚姻同样关系的人有准婚姻的效力。

澳门新《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两人自愿在类似夫妻状况下生活者，其相互关系即为事实婚关系，受法律保护。

从国外法对事实婚姻的相关规定来看，有条件地承认和保护事实婚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作法。我们为何不能向他们学习呢？

四、结语

由此，我国要把事实婚姻与非法同居两个概念重新界定，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事实婚姻，而惩治非法婚姻的同居关系。

首先应当将非婚同居制度与非法同居制度区分开来。我国的非法同居的概念具有不准确性，换句话说，我国在滥用非法同居一词。非法同居从非法二字可清楚的看到，这是一种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对有配偶者而与他人同居的，无论是否以夫妻名义，都是非法同居，这无可厚非。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夫妻间互相忠实的义务。但对于未婚男女的同居行为也一概以非法同居论，我们认为不妥。因为在民事立法中，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为的。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禁止未婚男女同居，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禁止未婚男女以夫妻名义同居。因此我们需要对非法同居重新界定。

非法同居是法律对男女双方同居这一事实的否定性评价并伴有制裁措施，它可能是男女双方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前的事实状态或是婚姻被撤销时所溯及的事实状态，因为这种状态违反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而称为非法同居，也可能是根本不曾具有过婚姻外衣的同居，因违法或违反公共利益而非法，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为非法同居，必须惩治。这样才能建立中国的事实婚姻制度，保护该保护的。

参考文献:

[1]孟令志：《事实婚姻质疑――兼论无效婚姻的法理后果问题》《法商研究》1999年第2期，99－100页

[2]刘红芬：《试述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完善》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2年9期第95页

[3]张学军：《事实婚姻的效力》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66页

[4]杨大文：《亲属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87页

[5]史尚宽著：《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10页

[6]巫昌祯主编：《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论法律的局限性法律 篇6

我们可以从法律的原则出发来讨论法律局限性的问题。有关法律的原则，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但一般都包括如下几条：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必须保障司法独立;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不容许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歪曲法律，等等。而从对这几条法律原则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原则要求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是，实际上社会关系是极具动态特征的。法律永远跟不上社会的脚步，因此法律不可避免的带有保守性或滞后性。社会不断在发展、变化，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层出不穷，法律自然不可能预测到所有的必定会出现的新情况。

法律原则要求司法独立。但是，实际情况是司法在很多的国家很难做到完全独立。只要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司法不够独立，在审判过程中会受到法院外之的力量的影响，那么法律的局限性就显露无遗。司法不独立，法律就得不到恰当的适用，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就得不到公平的处理，法律就失去了其功能。功能不全的法律当然就是有局限l生的法律。

论法律事实 篇7

裁决公然破坏国际法治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认为, 正如中国政府多次声明的那样, 临时仲裁庭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说, 谁都知道, 这个临时仲裁庭不能就领土主权作裁决, 它已完全超出了国际法范畴。通过磋商来解决争端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中国也一直在寻求以双赢的方式来处理与各国关系。在过去几十年, 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其他周边不少国家通过双边磋商确立了边界, 足以证明这一点。

琼斯说, 从一开始, 整个仲裁就是为了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法, 或要求中国完全放弃领土要求。关于临时仲裁庭的组成, 如果打一个比喻, 就好比竞争球队之一在幕后与裁判串通以确定结果。琼斯认为, 接下来, 美国及其盟友会不断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 向中国施压, 同时也会千方百计让菲律宾维持立场。不过, 菲律宾政府可能采取不同策略, 因为新总统已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不像他的前任阿基诺三世。琼斯认为, 美国恃强凌弱的行为, 其实质在于争夺规则制定权。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崛起, 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都应被视为平等伙伴, 但美国还没有准备好。美国人强调必须遵守美国制定的规则, 而不是一起努力来重塑规则, 来适应多极世界。

曾任德国波茨坦大学法学教授的海因茨·科夫曼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他表示, 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而建立的临时仲裁庭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因为根据中国和菲律宾达成的协议, 双方曾承诺在争端出现时通过对等谈判来解决。临时建立这个仲裁庭, 只能让人得出结论, 那就是某些国家想将事态扩大, 让第三方有机会加入。为了施加压力, 美军战舰也不断地到这个海域“秀肌肉”, 耀武扬威。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军事观察员巴拉涅茨认为, 南海仲裁案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临时仲裁庭的决议显然受到美国的影响, 中国不应该接受。他说, 南海问题不是一个不能代表主要文明体系和法律体系的临时仲裁庭能够解决的。如果美国继续一味干涉地区事务, 南海局势一旦紧张甚至混乱, 亚太地区稳定与发展乃至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必将受到影响。

仲裁侵害中国合法权益

加拿大自由新闻社驻联合国记者约瑟夫·克雷恩认为, 当多边条约的一个缔约方试图利用条约中模糊之处谋取超越条约范围的利益时, 此举将危害多边条约的法律和道义基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所包含的强制仲裁条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缔约国企图中断外交和谈判的正常和直接渠道, 将有利于他们的领土争端解决方案强加给对方。尽管中国反对, 认为争端涉及的问题在临时仲裁庭的权力之外, 菲律宾还是提出强制仲裁, 而临时仲裁庭则试图将其意志强加于领土争端中不同意仲裁的另一方。

克雷恩认为, 美国不是《公约》缔约国, 可即便没有加入《公约》, 美国政府也支持菲律宾提起的强制仲裁。美国的外交政策决策者应当注意:一个合法性甚至都得不到认同的国际仲裁机构, 在国际法的外衣下做出“过度”的裁决, 值得警惕。

克雷恩表示, 尽管中国已根据《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于2006年作出声明, 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但临时仲裁庭如同其他许多跨国官僚机构一样, 企图扩大其对主权国家的管辖权, 试图对实质是岛礁领土争端和有关海域划界的争端越权“裁决”。他认为, 《公约》明确表示不会终结历史性主权, 除非《公约》明确予以撤销。临时仲裁庭实际上是顺从了菲律宾的逃避中菲双边谈判的阴谋, 而双边谈判是中菲多次承诺过的。临时仲裁庭独断专行, 破坏缔约国之间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争端的措施, 通过扩大自己的权力, 服务于本身狭隘的利益, 损害了国家主权和国际法治。其行为可作为一个案例, 用以研究将过多司法权力授予一个无问责制、非民主的跨国机构带来的危险。

谈判是解决争端唯一途径

科夫曼认为, 在历史上,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主权从未被质疑过, 这一点在很多美国官方文件中也得到确认, 但当这一海域被探明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时, 便引来各方觊觎。在“重返亚太”的战略布局下, 为维护地区霸权地位、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 美国怂恿菲律宾占领部分岛礁, 企图使侵占合法化。这些国家搞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法律问题指责中国“南海军事化”, 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为美国的军事干预打下基础。

科夫曼十分赞赏中国迄今为止在南海争端中表现出的坚持和克制, 并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他说, 中国一贯维护国际法治以及公平和正义,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根据国际法, 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 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 才是处理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唯一正确、切实可行的途径。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凯瑟琳·莫顿对本报记者表示, 中国在南海一切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实施所谓海洋霸权, 而是希望保持在南海拥有的历史性权利,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西方媒体及学者在解读时必须平衡、客观地看待各方。

论法律事实 篇8

关键词：积极事实；消极事实；法律证明

一、消极事实的存在性

（一）消極事实的内涵

民事诉讼中所称的“事实”通常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根据事实的存在状态不同，事实可分为客观事实和主观事实。客观事实是指在意识之外，不依赖精神而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主观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对，是指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的事实。根据事实的性质可将客观事实分为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积极事实是指以具体物质形态存在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有”，消极事实是非物质化的，不是不存在的，而是客观存在着的“无”。比如我们说“甲没借钱”，正确的表述不是不存在“甲借钱了”，而是存在“甲没借钱”。因而，消极事实与积极事实相对，是指以“虚无”状态存在的，不能在四维时空坐标中定位的客观事实。[1]消极事实不含有任何物质形态，不能直接为人们所感知，而只能通过思维认识这一特殊的客观事实的存在状态。

（二）消极事实的特征

消极事实一般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消极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例如，“甲借钱了”或“甲没借钱”，“借钱了”这一事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极事实，而“没借钱”则为我们通常所称的消极事实。“借了钱”和“没借钱”均是客观事实。因此，无论是积极事实还是消极事实，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只不过积极事实是我们常说的“有为”，在思维或语言上表现为对客观事实的肯定，而消极事实是我们常说的“无为”，在思维或语言上则表现为对客观事实的否定。

第二，消极事实是相对于积极事实而存在的。比如，甲主张乙向其借钱，乙却主张他没向甲借钱。也就是说，消极事实尽管是一种客观事实，且在内容上表现为“无”；但是，消极事实的主张是当事人的一种说法，根据这一说法，积极事实被主张为消极事实。因此，消极事实的主张必定是建立在积极事实主张的基础之上的，消极事实是相对于积极事实而存在的。人们只能通过思维来认识这种存在，不确定积极事实就无法确定消极事实。所以，在诉讼中，消极事实主张的提出后于积极事实的主张，且积极事实的主张与消极事实的主张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主张中，有一种主张是真实的，而另一种主张则是虚假的。

第三，积极事实是唯一的，但消极事实不是唯一的。关于消极事实，有人误以为每一个积极事实都只对应一个消极事实，即认为“乙借钱了”的消极事实就是“乙没借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非此则彼的误区。实际上，一个积极事实对应的消极事实是除了该个积极事实本身之外的任何事实。举例讲，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乙借钱了”的消极事实是乙没有实施除了“借钱”以外的任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主张积极事实的一方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积极事实能够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即证据足以证明积极事实的真实存在且合乎情理，那么主张消极事实一方的举证一般就基本无意义。但是，如果主张积极事实一方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地证明其所主张的积极事实，或证据充分但其所主张的事实存不合常理，那么，主张消极事实一方举证证明消极事实存在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消极事实不能直接被证明，消极事实的主张者要用另一个积极事实的证明，来间接地证明自己的消极事实，从而否定积极事实主张者的主张，这是由消极事实的特性所决定的。例如：原告主张被告某年某日某时向其借现金20000元，且双方亲手交接，被告要否定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只要提供证据证实其某年某日某时在做另一事，即其没有“收款时间”或不在原告主张的“现场”，不存在收款可能即可。法官在审查该事实时，如果被告仅仅否定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可以适当引导被告“对某年某日某时”在做某事做进行陈述，还可适当让其对此举证证明。如被告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没有“收钱时间”，即一般可判定原告主张为假，相反，我们可判定原告主张为真。当然像这样简单的事实认定，我们完全可以用“证据规则”来做出判定，只不过有时我们的判断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甚至相反。若如此，我们的案件就很难做到“案结事了”，更难真正做到“定纷止争”

二、重视消极事实在审判实践中的必要性

在现阶段的诉讼中，除法律规定由主张消极事实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几种情况外，一般案件不需由主张消极事实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消极事实的证明手段、证据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实用性不高，故消极事实的证明规则未引起重视，特别是在“案多人少，结案压力大”的现实情况下，法官审理案件时，确实也很难有时间去深究消极事实是否存在。在一些案件中，主张积极事实一方提供了一定证据，在证据内容上足以证明积极事实的存在，但积极事实在客观上存在一些不符合常理的地方，同时，对方又否定积极事实，即主张消极事实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难以下定决心，做出积极事实成立抑或消极事实成立的判断。此时，我们就可以由主张消极事实一方举证证明其主张是否成立，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更符合客观事实的判断。因此，消极事实的证明规则相关问题还是值得探讨的。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案例：

某酒楼服务员翁小姐和私企老板白某2000年8月相识后，关系很快亲密，保持达二年半之久，其间白某向翁小姐给付了36万元用于购房（翁小姐未向白某出具书面借据，或留下任何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2003年，翁小姐与白某分手，白某要求翁小姐偿还欠款，被翁小姐拒绝。白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了一张银行转账单作为证据，该转账单表明：2002年11月23日，从白某的账户向翁小姐的储蓄账户中划转了36万元。

诉讼中，白某称当时翁小姐说买房缺钱，故向其借钱，由于当时双方关系较好，其碍于面子，无奈在对方未出具借据的情况下将钱借出。而翁小姐却辩称其与白某关系非同一般，白某曾承诺为其购房，该笔款项属白某赠与的购房款，请求法院驳回白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白某诉求翁小姐偿还借款，白某应对翁小姐向其借款一事，即对双方存在借款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白某完成该举证责任，其诉讼请求才存在得到支持的前提（如果白某向翁小姐支付的款项是除了用于借款之外的任何用途，那么白某向翁小姐主张还款也无从谈起）。白某虽然能够证明已经给付了特定款项，但并不能证明给付的性质是借款，即其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而翁小姐主张给付的性质是赠与，虽然也不能证明，但这种主张属于是一种积极否认[即主张与借款（积极事实）相对的未借款（消极事实）]。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需要其承担举证责任。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院通常会由主张权利发生的白某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诚然，从白某的举证行为和证据规则的层面来讲，法院的处理并无欠妥之处，该案的处理甚至可以成为铁案，因为法官判案的最高准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然而，该案就能完全排除该款项属翁小姐向白某借款的可能性吗？法院的处理就一定符合客观实际吗？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因为“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属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由于法律事实滞后于客观事实，而在诉讼过程或庭审中，当事人无法完完全全重现客观事实，也无法保留案件发生过的每一细节的每一证据，故法律事实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与客观事实是一致的。况且，在许多案件中，诉讼双方一般对案件事实都是各执一词，各自所主张的事实往往存在差异，甚至完全相反，令人难以辨别真假。因此，在主张积极事实的证据不太充分或若干个证据各为孤证，且对方又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主张积极事实一方通过另一积极事实间接证明消极事实不存在，或对方通过另一积极事实证明消极事实的存在便显得十分有意义。这是我们探讨消极事实的法律证明的意义所在。

三、消极事实的证明责任

由于消极事实在内容上表现为“无”，往往无法人为感知，因此，在诉讼过程中如何举证则成为一个长久以来困扰学者的问题。有德国学者认为一般的消极事实与积极事实同样有举证的可能。而我国台湾地区有些学者也认为，积极主张与消极主张容易因当事人用语上变更而被交换，消极事实并非不可证明，即使是消极事实，若其乃法律要件事实，当事人亦有举证责任。[2]但又源于“谁主张，谁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影响，消极事实通常不是主张者，因而对消极事实是否负有证明责任存在争议。现阶段，对于主张消极事实应承担证明责任，需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情形由主张消极事实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医疗事故；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笔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精神及应有之义，无论是积极事实还是消极事实，均要承担证明责任，否则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消极事实能否被证明，则属于证明方法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原告提出事实主张后，通常会提出证据加以证明，这也是主观举证责任的要求。但在诉讼中，通常被告也会提出抗辩或反驳的主张，即使是主张与原告所主张的积极事实相应的消极事实，被告也应对该消极事实加以证明，如果不能证明则反驳主张不能成立。消极事实的主张是对积极事实的主张的一种否定，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或免除积极事实所导致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上述特别侵权诉讼中，当过错这一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从原告转移至被告后，原告就不必再主张被告存在着过失，因为无过错已成为应当由被告主张的抗辩事由，被告对其抗辩的事由需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如果被告不提出自己无过错的抗辩或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抗辩成立，那么我们应依据过错推定原则，认定被告存在着过错。这时如被告就其所主张的无过错的事实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原告只是在被告已提出较充分的证据（本证）后才有必要提供反证。如果原告的反证足以推翻被告的本证，被告又未能提供其他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补强证据，或足以推翻反证的其他证据，那么依照举证责任规则，被告仍需承担败诉的后果。我们只有明确主张消极事实者的证明责任，才能在难以辨别是非的纠纷中最大限度的还原客观事实，作出公平公正的判断。

四、消极事实对积极事实的辅助判断

如上所述，消极事实本身不能被直接证明，只能通过一个积极事实或推定事实来间接地证明。一个积极事实通常包含了构成这一事实的相关要素，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环境、原因事件、结果特征等，这些要素是该积极事实的真子集。在诉讼证明中，这些真子集都将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相关证据，从而使积极事实得到证明。也就是说，无论是消极事实的证明还是积极事实的证明都要通过积极事实的证明来实现。我们先来看下面的案例：

甲主张乙向其借款50万元，并称双方是现金交付，甲起诉要求乙返还，提供的证据仅有乙亲手出具的一张收据，收据载明“向甲借款50万元”，乙辨称自己向甲出具收据属实，但甲实际未将款项借出，其未收到甲的现金。

在诉讼中，甲未能提供其他现场见证人或其他证人证言，或提款凭证或现金来源等证据予以佐证，乙对甲的主张又予以否认。我们在审理该案时，就很难作出判断孰真孰假，觉得双方的理由都挺充分，但真要下定决心采信哪一方的说法也不太容易。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如甲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法院一般认定甲举证不充分，由其承担败诉的后果。笔者认为，这样的处理值得商榷。在本案中，甲所主张的是积极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但甲提供了由乙出具的收据，其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已履行举证义务，而其举证责任是否完成，即其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是法官在判断其主张能否成立的主观认识。至于现金来源及提取现金凭证一节的相关证据，对于收据所证明的事实来说，属间接证据或补强证据，对证明借款事实只起到补强作用。间接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低于直接证据，我们不能以未能提供间接证据（或补强证据）而推翻直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的效力。换个角度来讲，即使甲能提供提取现金的证据，也不能仅此认定该现金就是用来借给乙的，因为甲还可以用于除此之外的任何用途。由此可见，提取现金行为是否能得以证明，与甲是否实际向乙借出该款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因此，我们不能以甲未能提供现金来源及提取现金的证据，就怀疑甚至断定其所主张为假。笔者认为，乙否认借款，其主张是消极事实，也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只不过其需要通过其他积极事实来证明而已。审理此类案件时，我们不妨向甲和乙“问多一点”，让甲和乙“讲多一点”，即我们可以让甲陈述整个借款的过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天气、周围环境或者发生过什么能引起大众注意的事，甚至乘坐什么交通工具等等。同时，也让乙针对甲所陈述的细节进行一一回应，讲明其在上述的时间在何地做何事，让其对没有收款時间以及不在收款定点等因素进行陈述并举证。通过这样的经验法则而推出的就是反证提起责任的概念，[3]笔者认为，只要让双方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多方面陈述理由或提供能提供的佐证，让双方都“说多一点”，讲真话的一方会越来越令人信服，而说慌的一方会越来越令人怀疑，案件的事实也会随之清晰明了，真所谓事实愈厘愈清，真理越辨越明。到最后，大多案件的客观事实还是可以查明，并基本得到还原。

此外，在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积极事实时，法官还可引导原告或被告提供运用间接事实证据或运用和经验法则来进行证明各自的主张。所谓经验法则指的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有关事物的知识或法则，包括从一般的生活常识到关于一定职业、技术或科学专业上的法则，经验法则并非具体的事实，而是在对事物进行判断的场合用来作为前提的知识及法则。[4]经验法则是根据已知事实来推导未知事实时能够作为前提的任何一般的知识、经验、常识、法则，其盖然性程度千差万别。以盖然性的大小为标准，经验法则一般可分为四类：一是生活规律，它是数学上或者逻辑上可以证明的，或者不可能有例外的经验。如上述甲主张在A市某酒店将现金借给乙，乙只要证明他当天正在B市出差，就足以推断他不在现场，排除收款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乙的主张未借款的法律事实是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的。二是经验基本原则，它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能够反映大多数情况下事物之间的关联，这时判断的法律事实只是一种可能，只不过这种可能比较接近客观事实。三是简单的经验规则，其盖然性较低，反映了事物之间可能的联系，一般不能作为判断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是纯粹的偏见，它反映了事物之间错误的联系。[5]法官如存在偏见，或者他掌握的经验法则有误，那么他作出的判决就很难符合客观实际，甚至可能与客观事实背道而行。在消极事实的证明存在着举证困难时（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多次的经验法则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就起到关键作用。例如丙在柜员机上自动汇款，因输错收款方帐号，将款项汇入陌生人丁帐户；由于两人素不相识，亦无任何经济关系，基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可以断定获得款项一方“没有合法根据”，属于不当得利，这种经验法则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足以直接认定事实。但是如果丙丁二人是关系密切的男女或者存在较为亲密的亲属关系，特别在是丙丁两人经济状况相差较大的情况下，丙的付款行为往往就具有某种特定目的。根据日常经验判断，不能排除赠与的可能性，难以直接认定丁收款行为“没有合法根据”，丙应当进行证明。而丁也应对自己所主张的赠与事实（或其他合法理由）进行举证，即对自己否定对方的主张提供反证。因为对原告提出不当得利的主张不进行反驳或什么都不说则会被推定为属实或默认，这也是一种基于人们行为习惯而产生的经验法则。

当然，无论是引导当事人利用间接事实来对所主张的消极事实进行证明，还是运用经验法则来举证，甚至穷尽许多办法、途径之后，在大多情况下也只能够对案件事实作出大致推定，并促使对方反驳并引起新一轮的举证使得客观事实逐渐呈现，但这并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在最终仍无法辨明真假时，我们仍需按照法律明确的举证规则，由负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1]李秀芬.《论消极事实的证明规则》，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11月

[2]参见骆永家.《民事责任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78页；姚瑞光.《民事诉讼法论》，台北大中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378页

[3]（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4]王亚新.《对抗與判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