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2025-04-26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共7篇)

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篇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那么,关于红军长征感人的故事有哪些?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最近读到的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一些感人故事,与大家分享。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1:神枪手

军委总部来到贵州仁怀县一个山坳的时候,警卫班的战士们麻利地把首长和自己的营房安置停当,留下值勤人员,然后一起走到村边,在一棵枝叶茂密、一抱多粗,约有十多丈高的大树下,唱歌、跳押、摆龙门阵,消除战斗、行军后的疲劳。

不多一会,碰巧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来这里散步。他主动参加了警卫班的活动,和年轻的警卫战士们一起谈天说地,玩得非常高兴。

忽然,从头顶上传来几声“哇哇”的叫声,刘伯承顺着声音一看,在大树纵横交叉的枝桠上,站着一群乌鸦,不由心中一动,立刻诙谐地对警卫员们说:“你们哪个的枪法最准,快打只乌鸦下来给大家打顿牙祭(即加餐)吧!”

警卫员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肯开枪打乌鸦,有的是怕枪法不准当面丢丑,有的是不愿在领导面前耍弄武艺。

其中有个年轻、机灵、调皮的警卫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总参谋长,你文武双全,是全军出名的神枪手,今天就请您给我们来个示范表演吧!”

“要得——”

“欢迎——”警卫员们不约而同地拍起巴掌来。

刘伯承略一沉思,哈哈大笑地回答:“你们还会倒打一钉耙,将起我的军来了!好吧,就让我来试试看。”说着,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拔出左轮手枪,只见他不用瞄准,手一举,“砰”的一声,一只乌鸦扑棱棱地应声而落,黑光闪闪的翅膀还在不停地扑腾哩。

“好枪法,刘总长真不愧为百步穿杨的神枪手!”警卫员们异口同声地啧啧称赞。只有要求刘伯承作示范表演的那位警卫员依然半信半疑地说:“嗯,树上那么多乌鸦,怕是撞到一只的哟!”

刘伯承听了毫不生气,只是笑了笑说:“也许是这样吧,不妨再考试考试,看到底及格不?小鬼,麻烦你去给我找个鸡蛋来。”

那个警卫员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心里怦怦直跳,只好硬着头皮到伙房里要来了一个鸡蛋。刘伯承又叫他用力朝天上甩,他立刻明白了八九分,用最大的力气把鸡蛋朝天上抛去。当鸡蛋飞向天空,看上去小得像一粒黄豆时,刘伯承沉着地把枪一举,“砰”的一声,鸡蛋随着枪声四分五裂,蛋壳、蛋黄、蛋白纷纷洒落下来。那个调皮的警卫员连忙伸出大拇指,夸赞刘伯承是神枪手。警卫员们纷纷要拜刘伯承为师,请他教练枪法。刘伯承谦逊地说:“功多艺熟,业精于勤嘛,什么老师、学生的,我们互相学习好了。枪法愈准,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啊!”

从此,刘伯承就挤时间给警卫班讲习枪法,没过多久,警卫班战士也个个都成了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2:倔强的小红军

陈赓同志回顾自己革命经历的时候,曾经深情地谈起这样一件往事。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砖瓦分疲惫。这一陈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脸皮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红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上去,骑一段路再说!”

小红军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赛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红军,说:“你把它吃了。”

小红军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的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红军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

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红军,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红军,小红军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红军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红军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红军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红军,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3:毛泽东长征路上四次落泪

伟人毛泽东意志如钢,平时不轻易流泪。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泪。然而,在那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却数次流下热泪。

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4:朱德的扁担

“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这是一首反映朱德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的歌谣。

1928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妄图把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困死、饿死。为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阴谋,毛委员和朱德军长向根据地的军民发出了这样的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斗争。

那时候,部队吃粮,需要往返五六十里的山路到宁冈去挑,于是红军发动了一个挑粮运动。毛委员和朱军长同战士们一样,脚上穿着草鞋,头上戴着斗笠,翻山越岭,亲自参加挑粮。

当时,朱德同志已经40多岁了。战士们见他为革命日夜操劳,在百忙之中还和大家走山路过小河挑粮,生怕他累坏了身体,战士们都劝说:“朱军长,你那么忙,就不要挑了。”朱德感谢同志们的关心,仍然坚持要挑粮。战士们见劝说不起作用,就商量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以为这样朱德同志没扁担就挑不成粮了。谁知朱德同志又用竹子削了一根扁担,第二天又照样和战士们一起挑粮,战士们见朱德同志又有了扁担,晚上又把它藏起来,没有想到,第三天他又照样出现在挑粮的队伍里,而且他在新削的扁担上,特地刻上了“朱德记”三个字。朱德军长笑着对战士们说:“你们以后谁再‘偷’我的扁担,我可要批评。”朱德同志的一席话说得战士们都笑了。今天,这条扁担珍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

从此,“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就像长了翅膀,传遍了整个井冈山,也传遍了全中国,激发了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斗志。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5: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历程。红军指挥员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向北挺进。走在前面的部队断粮了还可以挖野菜吃,走在后面的部队则连野菜也找不到。

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负责殿后。他眼见战士们一个个因饥饿而昏倒在地,便把目光盯在自己的大骡子上。这匹从江西出发时就跟随彭德怀的大骡子,一路上又驮粮食和器材,每天它背上都堆得像小山似的。有时彭德怀抚摸着大黑骡子念叨着:“你太辛苦了,连一点料都吃不上。”说着,就把自己的干粮分出一些,悄悄地塞进大黑骡子的嘴里,一直看着它吃完。

现在,草地上断粮了,彭德怀决定杀坐骑解决燃眉之急。他把饲养员喊了来,问道:“总共还有几头牲口?”

“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老饲养员回答道。

“好,全集中起来,杀掉吃肉!”彭德怀的话就是命令。

“什么,杀掉?你不出草地啦?”老饲养员着急了。几个警卫员听后也急忙围拢过来,大声说:“军团长,大黑骡子可不能杀呀!”

彭德怀深请地望着拴在不远出的大黑骡子,平静地说:“部队现在连野菜也吃不上了,只有杀牲口解决吃的,或许能多一些人走出草地。”

老饲养员流者眼泪对彭德怀说:“可是你怎么走出草地?别的可以杀,大黑骡子一定要留下,它为革命立过功。”

彭德怀拍着老饲养员的肩膀说:“你们能走,我也能走。雪山不是已经走过来了吗?革命又算得了什么!大黑骡子是为革命立了功,这次就让它立最后一次大功吧!”

“还是把大黑骡子留下来吧!”大家在请求。

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他大声地对身边的警卫员说:“邱南辉,传我的命令,让方副官长负责杀骡子!”

6匹牲口集中到了一起。老饲养员拍者大黑骡子的脖子又在轻轻絮语:“大黑骡子呀,大黑骡子!委屈你了,你为革命立大功吧!”

彭德怀背过脸去。枪声没有响,谁也不愿意开枪。

20分钟过去了,没有谁下得了那个狠心。6匹牲口都好像预感到了什么,集体嘶叫了几声,又默默地低下了头。

20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听到枪声。

“副官长,快开枪!你不向它们开枪,我就向你开枪!”彭德怀双手叉在要间怒吼道。

手提机枪的方副官长把6匹牲口向远处牵了牵,枪口对准了它们,大家都闭上了眼睛。

枪声响了。彭德怀向着斜倒下去的大黑骡子,缓缓地摘下军帽———这天晚上,草地篝火旁多了些生机。彭德怀推开警卫员端来的一碗肉汤,发火道:“我吃不下,端开!”

漫漫征程,再也见不到大黑骡子的身影了,它融进了北进的滚滚铁流,融进了宣传员鼓励战士们的竹板声里:“声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了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6:草帽计

大家都知道1934年,中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我国自古以来都有36计,今天我们就来说其中一计草帽计.那天,正式炎夏,共产党所有指挥官头每人头戴一顶草帽,红军侦察员从后赶来报:后面一对白军跟来了。贺龙同志点了点头。只是命令大家继续向前走。

红军走到一块平坦的山场,贺龙同志观察了地形,命令大家扔掉草帽。顿时军队议论纷纷,但是还是扔掉草帽,一切听从命令。一刹那,满地都是红军的草帽。然后贺龙命令大家迅速转移。

由蒋介石带领的反动军赶了上来,白军都没有草帽,早热得的眼冒金花,看见满地的红军扔的草帽,顿时感觉喜从天降,一窝蜂地去抢草帽,匪官也不阻挡,想是红军狼狈而逃。

这时,天空传来一阵飞机声,白军毫不介意。因为他们知道飞机是来配合他们追赶红军的。可敌机可不这样想,他们这几天连红军影子都没看见,没少挨长官骂。这一回,他们看见地上的军队都戴着有红五心的草帽,顿时喜出望外。对这团白军狂轰烂炸,机枪横扫。打的白军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红军听到这一消息,人人拍手称快,个个称赞贺龙同志神机妙算。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7:一袋干粮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红军叔叔长征的时候。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 13 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

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

一说草地,小朋友们准会想到公园里那长着绿茵茵小草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红军叔叔过的草地可不是那样的,那里荒凉极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烂泥坑,走几十天也走不完。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几只老鹰在天上飞旋。

这天,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子。红军叔叔一看,可高兴啦。小兰也乐得又蹦又跳。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粮食了。部队进了村,小兰把伤病员安置好,就拿着米袋找粮食去了。可村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

小兰在村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打麦场。场上堆着一堆麦秸,上面还有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她把麦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起来。总共不到一小碗。这点东西能吃几顿呢?不行,还得找!小兰刚走不远,正好碰见一个大个子红军,扛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

小兰一看,哟,这不是在我们医院养过伤的那个大个子吗?小兰忙问:“哎,你在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粮食呀?” 大个子红军放下口袋说:“嘿,是小兰呀,我这粮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来的。你找到多少粮食了?” 小兰把口袋一伸说:“喏,都在这儿呢!” 大个子红军接过米袋掂了掂,笑着说:“小兰,听说还要走 20 多天的草地,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明天再找嘛!” “来,把我的给你一点吧!” 说着,他捧着麦子就要往小兰的米袋里放。小兰赶紧米袋藏在背后,摇摇手说: “不要,你们人多,自己还不够吃呢。” 大个子红军胳膊长,一把夺过米袋,一边往里倒,一边亲切地说: “没关系,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省出来了。” 小兰又在别处找到了一些麦子,炒熟了,碾成了麦粉,放在了米袋里。心想:这些麦粉我一顿吃一把,再拣点野草野菜,能吃它 20 来天,走出草地没问题。对!还要省出一点给伤病员吃。

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了。

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 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 “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 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 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 “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 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 “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嗯„„” 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她想:不能把丢米袋的事儿说出来。要是同志们知道了,准会把自己的粮食捧出来给我吃。大家的粮食都很少,我怎么能吃他们的呢?不,我要坚持!看护长走了。小兰赶紧拔了许多野草,放在挎包里,把挎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好象真的粮食一样。

晚上,部队休息了。小兰怕大家看见她尽吃野草,就跑去给伤员换药,洗绷带。等大家吃完了东西休息了,她才煮野草吃。

这样过了几天,小兰的身体就不行了。常常拉肚子,头发晕,两腿软绵绵的,一点劲都没有。有一天,她走着走着,一下栽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看护长正背着她呢。

看护长是 40 多岁的人了,这些天来和大家一样,吃野草和麦粉糊糊,身体很虚弱。她背着小兰,脸上淌着豆大的汗珠,嘴里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

小兰醒来说:“看护长,我自己能走,快让我下来!” 央求了半天,看护长才把她放下来。小兰咬紧牙,坚持着走到了傍晚。等大家休息以后,她又躲到一边煮野草吃去了。这时候,看护长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小兰,你身体好一点了吗?哎,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煮东西吃?” 小兰赶紧用手遮住瓷缸:“我煮好东西吃,不让你看!” “好!我不看。” 看护长嘴上这么说,趁小兰不注意,一下把瓷缸抢了过来,一看:“哎呀,小兰,你怎么光吃野草,一点麦粉也不掺呀?” “路还远呢,留着慢慢吃呀!” “你的米袋呢?” 小兰拍拍挎包说:“这不是吗?”

看护长奇怪地问:“你为什么放在挎包里呀?” “米袋破了个洞,怕麦粉漏出去!” “拿来!我给你缝缝。” 说着,看护长一把夺过小兰的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野草。她愣住了。“小兰,你的麦粉呢?” 小兰看到看护长这么关心她,想说话,可嗓子眼像什么堵住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把丢粮食的事儿告诉了看护长。看护长听了说:“哎呀,小兰,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没了粮食,大家应该帮助你呀!” 说着,看护长从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麦粉,放进小兰的缸子里。“你先吃吧,我马上去报告首长。”

不一会儿,小兰丢粮食的事儿,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同志们立刻提着米袋走了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直往小兰的挎包里装。小兰忙摇手说: “ 不,不,谢谢大家„„”这时候,那个伤员拄着拐杖走过来,拿着一点粮食,激动地说: “小兰,你为了救我,把粮食丢了。我这一份你一定要收下。” 同志们都说:“小兰,你收下吧。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把你这个小红军带出草地。”

小兰呢,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收下了大家的粮食。

这天夜里,小兰怎么也睡不着。想起小时候,在地主家里受剥削挨打受骂。要不是找到了共产党,自己早就死了。参加红军以后,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多少帮助和教育,懂得了多少革命道理呀!

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篇2

曹军利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供电分局农电管理中心副主任, 一位在降损路上风雨无阻、寒暑不移的电力人。他始终以躬行者的姿态、饱满的工作热情、执著的敬业精神, 在基层辛勤地工作着, 努力推动长安农电的经济指标不断迈上新台阶。

围绕目标紧抓不懈

2013年, 长安供电分局将提升经济指标定为刚性、不可动摇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 曹军利提出农电营销工作以降损为重点, 以高损供电所、高损台区、高损馈路为突破点, 全面开展用电营业秩序整顿活动。辖区内共有1 273个台区, 其中线损在20%以上的台区有388个。面对降损压力, 当很多人开始望而却步的时候, 他以“不走形式、不畏困难、不计条件、只求结果”的坚定信念, 做出了以一天一个台区 (营业普查) 、一周一次分析 (线损分析会) 、一月一个总结 (降损总结) 、一点 (线损降一个点) 一份奖励的降损攻略, 以技术线损为基础, 以管理线损为抓点, 全力以赴打好降损攻坚战。

在制定明确的降损目标后, 曹军利立即组织召开科室班组会议, 围绕如何把线损降下来的问题进行探讨, 并加班加点健全机制, 完善制度。在经历了几个日夜的商讨后, 进一步完善了线损管理组织体系, 形成了科室、供电所、员工三级线损管理网络。同时调整分配机制, 严格指标管理, 超奖欠罚, 奖惩分明;完善降损管理制度和考核管理办法20余种。

每周一早上9时, 是长安供电分局的例会时间, 会议结束后, 雷打不动的就是农电降损周会。不管工作多忙, 曹军利每周都亲自主持, 根据12个高损供电所和农电稽查队汇总好的线损报表和每周开展的营业普查结果, 同时结合各供电所高损台区自身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 找出当前降损工作中的不足, 查出影响线损升、降的原因, 列出切实可行的降损工作计划, 同时找出低压线路结构的薄弱环节, 发现电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确立各自降损的主攻方向。

曹军利不断创新管理模式, 开展供电所和配电变压器台区同业对标, 按照平原、梁塬浅山及深山对供电所和台区进行分类, 每月例会对各供电所、各台区的指标完成情况, 特别是对线损情况进行分类比较排名, 树立标杆, 根据不同的影响因素制定对策, 促进管理。

身先士卒寒暑不移

要降损, 营业普查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为了解决农电线损的症结, 长安供电分局农电稽查队到各供电所开展用电普查。由于每年的用电高峰都处在酷热难耐的三伏天和天寒地冻的三九天, 如果能在这些时段里控制线损的波动, 那么指标下降将会是水到渠成之事。为了加大普查力度, 曹军利在全局范围内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检查小组, 会同农电稽查队开展拉网式用电检查工作。组成反窃电工作小组, 把责任落实到人。同时, 加强供电所人员反窃电知识培训, 提高反窃电整体能力, 将定期检查与日常检查相结合, 专项检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 查总表与查分表、用电表相结合。采取多种分析方法、多种技术手段、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原则, 对窃电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在曹军利经常巡视的388个高损台区线路上, 陪伴他的不是三夏正午毒辣的太阳, 就是数九寒天清冷的月光。入冬后, 天一黑曹军利就带领小组人员从分局出发, 到台区开展用电普查。对于农村以及城乡结合部的人们来说, 冬天没有暖气, 取暖设备除了火炉之外就是空调器、电暖气等电器, 因此这个时候是查窃电最好的时机。即使外面天寒地冻、雨骤风急, 即使农村的路面泥泞不平, 他们全然不放在心上, 只是一街一巷地走着, 一表一户地查着, 眼睛始终随着手电光盯着线路、表箱, 却看不到地下的泥水坑, 顾不上衣服被雨水打湿, 脚已踩进水里……在曹军利的带领下, 长安供电分局的农电降损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综合线损较2012年同期比较下降1.31个百分点, 为企业增加收入430.9万元。

长征路上的女兵 篇3

文/图本刊记者阿敏

90多岁高龄的王定国老人精神矍铄,头脑清晰,十分健谈,自我们走进她位于北京朝阳区干杨树的家起,老人就一刻没闲着,引领我们欣赏她新近创作的字画作品。王老没有上过学,长征到达延安后才开始学着识字,“嫁给谢老(谢觉哉)后,他手把手交给了我不少东西。”王老用浓重的四川话说。在王老书房的两面墙壁上分别悬挂着谢觉哉的画像和照片,那盈长的白八字胡是谢老最大的特点。

当得知记者想让她回忆长征路上那段艰苦卓绝的经历时,老人有些迟疑。“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长征?”王老神色凝重地说。

“成立了苏维埃,开了会,然后就要走。”王老陷入对遥远往事的回忆。

1935年阳春3月,川陕根据地春耕大忙,运输队忙着给前线红军运粮运米。妇女们连夜赶做劳军鞋袜,儿童团手持梭镖站岗放哨,苏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4月上旬,红军突然接到向西转移的命令。

黑夜中,战士们借着夜幕的掩护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行进在山谷狭道上,因为山高路滑,队伍中不时发生人和骡马掉下深渊的情况。“好多人都掉下去了,眼巴巴看着拉不了,”王老回忆说,“你也不能去救,你下去了同样上不来,徐向前司令员就坐在山头上等。”

转移途中,张国焘下了一道命令:实行“坚壁清野”,所有的房屋被烧掉,水井被填埋,原本不想让敌人利用的策略,却相反使老百姓流离失所。三年中,苏区军民艰苦奋战流血牺牲创建的根据地,顷刻间全部抛给了敌人。

5月,红军被迫放弃嘉陵江防线,沿着古蜀道向中坝、茂县、再渡岷江,且战且走,这时的部队已无根据地依托,脚底板就是根据地。“我们那时听到最多的命令是向西、向西、再向西,一直过了嘉陵江还是向西,好多人都打着赤脚行军。”

王老说,过草地前每个战士的干粮袋里仅有的三五斤干粮谁也舍不得吃,要靠它走过草地。部队一面警戒战斗,一面挖野菜、捡蘑菇、刮榆树皮果腹,由于部队过于集中,最终连野菜也采不到了。

“开始每人身上背三、五斤炒面呀豆子呀,多了你也带不了,饿了就丢两粒在嘴里头。后来进了草地,穿没穿的,吃没吃的,水都没得喝,打草鞋也来不及。更要命的是我们还带了一帮娃娃,他们高兴得噼噼啪啪光着脚乱跑,根本不知道是在打仗,有几个到了延安才六岁,其中一个现在还生活在广西。”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这是长征路上的真实写照。王老清楚地记得1936年3月,红五军团撤回到丹巴以北的崇化(今天的金川)与红三十三军合并为红五军,取消了红三十三军的番号。由于战斗伤亡、疾病以及掉队,部队减员很大,每个团只有千人左右。此时张国焘指挥的“百丈战役”碰壁,红四方面军处于绝境之中。7月,红四方面军再次沿着头一年走过的路线,经卓克基、毛儿盖穿越草地,向腊子口、岷州方向前进。部队随地露宿。高原的气候变化无常,只要有一片乌云飘来,顷刻间就会狂风大作,下起六月大雪。

“到了阿坝,吃没吃的,住没住的,人靠人,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坐下就睡,起来就走,那怎么办?那段时间没个日子,也没有谁告诉你今天要赶到哪里,明天要赶到哪里,走到哪里算哪里。”王老用颇具无奈的口吻说,“那段日子就是那么过的,路也就是那么慢慢走过来的。”

从毛儿盖出发,红军每人除了准备一条拐棍外,还要扛上一捆手指粗的木棒,供前卫部队插路标用,前面怎么走后面就怎么跟。“过草地最难了,净是陷坑,”王老说,“人掉下去出不来,马掉下去更出不来。如果掉进陷坑,谁也没法救你,谁也救不了谁,共产党里有句老话,只有自己救自己,草地里根本没路可走,敌机不断来轰炸,丢炸弹。好在地面的敌人不来了,他们也怕陷啊,这样我们轻松了些,不用打仗了。可是饿死、病死、掉进陷坑的人天天都有,路上可以看到许多烈士的尸体,有一个一个的、有三三两两成班死去的,后面的收容队不停地掩埋他们的遗体,哎,太惨了……”

70年以后,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长征的女战士仍然健在的已经不多。据王老说,“我们这批幸存者现在剩下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就剩肖华的老婆王新兰还在,邓六斤前年去世了,贺龙的爱人蹇先任还在,蹇先佛也在(肖克的夫人),就剩下我们几个了。”

(王定国简介:1913年生,四川营山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营山县委妇女部部长,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1935年参加红军,后参加西路军前进剧团,1937年后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管理科科长,1946年后任延安市妇联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党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邬家珍:十六岁报名当红军

文 /图胡香赵雁

2005年3月5日上午9点,记者在延安市民政局优抚科尚科长的带领下,敲开邬家珍老人的家门。老人第一个握过尚科长的手,说:“你们来了,早起就等上了。”

尚科长关切地问邬老:“是前天出的院吧?好利索没?那么着急出院干嘛?”邬老朴实中透着几分天真,稍显夸张地伸展几下手臂,说:“好了。好了就不住了嘛,老住医院里干嘛,又花钱又不舒坦。公家钱也是钱嘛,又不是纸片片。”

尚科长因为要开会先走了。老人坐在沙发中间时,说:“你们是公家引来的,想听啥,我就跟你们拉一拉。我爱拉话。”

老人身材瘦削,但站坐行走都很端直利落,说话干脆爽朗,最个性的是,她将四川口音和陕北口音结合得天衣无缝,听上去都很地道,却听不出其间的转换。

邬家珍是四川广元市旺仓县人。旺仓,不是她的老家;邬姓,不是她的本姓;邬家珍也不是她的本名。而她原本叫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只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在她长到七岁左右时,一家六口实在没法生活,有一天,妈妈出门后再没回来,她从此没再见过亲生母亲。爹爹一副挑担挑着两个小弟弟,拉着她跟大弟弟,离开了一贫如洗的家,当时最小的弟弟只有五六个月大。

一路上,爹爹先将小弟弟送了人,又将二弟弟送了人,走到旺仓县境时,也将她送给了一户姓邬的人家,让她有一口活命饭吃。从此,她落脚在旺仓邬家,再没见过自己的亲人。解放后,曾托老家人四处打听过,也没找到几个弟弟和父母的任何音讯。

邬家没有女儿,说是拿她当女儿,但对她并不好。邬老说,那家妈妈还可以,爹爹不好,刻薄得很,一天到晚让她干活,还经常打她,打得可狠,几次差点儿打死。

她在这家吃饭吃到十五、六岁时,听说外面有红军。到了第二年7月,红军真的来了。刚来时,队伍一进村子,老百姓都怕得跑到山上躲起来了。到第二天,有胆大的跑回村子里看,才说是红军不遭害老百姓。到下午人就慢慢都回来了。

邬老说,她当时听人说红军的队伍里还有女兵哩,觉得好奇,就跑出去看,真的看见有女兵,当天就约了七八个姐妹,偷偷从家里跑出去,报名参军了。报名的时候,人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只知道自己姓邬,她有一个叔伯哥哥叫邬家珍,填表的人就帮她填了这个名字。

邬老说她的长征路,从出川到延安,整整走了两年多。

她跟着队伍出川,先过了嘉陵江,又过了她至今也不知道叫什么的江(大约是青衣江),翻过了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山,就到了西康省(现为四川省康定藏族自治州),属马鸿逵部队防地。当地人说话她听不懂,吃牛羊肉和糌粑,也不习惯。糌粑是用青稞面做的,吃了人肚子胀,但他们每天吃的干粮就是青稞面。

他们在西康呆了有一年多,几乎天天在打仗,也没有固定的住处,也不敢在城镇村寨里面呆,大多时候都在深山大川里,打起仗了,她们就救护伤员,不打仗的时候,就行军走路,到了比较安全一些的地方,就歇下来,就地宿营,或者是在树林里,或者是就地搭个棚棚住下。

这期间,她也隐约听说过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好像是在一个叫毛尔盖还是什么地方,后来又分开走了,但详细情况她一点也不知道,她说部队上是保密的,也不让多问。

后来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打芦山那地方,想到成都去,但没打下来,又折回到天全。到天全以后,看没办法,就打算走了。队伍上是保密的,光说让准备干粮,每个人准备十五斤干粮、十五斤柴火。她那会儿不晓得让准备十五斤柴火干什么用,到晚上才知道,是要过一个河,听人家说叫大渡河,水深流急,女兵和不会水的,都是两个人架一个人架过去的。过了河以后,把柴火架起,烤衣服哩。

准备十五斤干粮,一个人三袋袋,背着,就是要翻雪山了。从那以后,再没咋打仗,就是走路,不让说话,默默地走路。

邬老回忆说,记得快出草地时,有两天一口东西都没吃,眼睛渐渐看不清路,走得越来越慢,听人说话也很艰难,到第三天早晨,眼睛纯粹看不见了,同伴给她和了点盐水喝了,才稍微好点。又扶着她一起翻腊子口。翻山的时候,走在半山头,她眼睛雾得看不见,浑身都在冒虚汗,这时上来一个别的排的排长,问过情况以后,说他包包里还有点干牛肉,给她拿了两疙瘩,她给前后的战友分了一块,自己吃了一块。

讲到这里,邬老至今仍感觉有些神奇和不可思议地说:你看人饿了吃东西可灵了,吃上第一口时还没觉得啥,刚吃上第二口,眼睛一下就看见了。

邬家珍到延安时已经是1937年了,当时她病得很厉害,肺结核,吐血,一到延安就被送到医院了,医生说要住半年医院,结果住了三个月,她就出院了。

后来,边区政府说有四个地方,让她自己报名:一个是卫生学校,一个是通讯学校,一个是边区党校,还有一个是棉工厂。她不识字,就报了工厂和党校。工厂在安塞砖窑湾,主要是织布,给单位和部队做衣服;党校要考试,是高岗出题考的。高岗当时是西北区的书记,总共出了七个题,她答了五个,自己不会写字,就把意思说出来,高岗帮她写下来,再让她照着抄一遍,就这样被录取了,住了党校。可刚去了几个月,还没咋开始学文化课呢,上级就派她去安塞搞妇联工作。

邬老在地方上工作了两三年,公家给她介绍了对象,因为成家调回了延安。

以后的日子,老人没再多讲,只说当时家就安在边区政府,就是现在市政府那地方。老头子是新华陶瓷厂的厂长,叫杜佰阶,也是到部队上以后起的,在老家的名字叫杜成章,四川云县人,22岁时参的军,长征的时候,也是四方面军,机枪排的排长,打仗时受了伤,三级残废,到延安以后就转到地方上工作,先在边区政府,是中央机关饭店主任,后来成立新华陶瓷厂,又派去当厂长,一直到六几年病休在家,1978年得了重病,加上大儿子出车祸,受了刺激,殁了。

说着,邬老拿出珍藏的影集,一边翻一边说,1995年5月,《解放军日报》记者陶克到家里来采访时,问她有什么愿望?她说:我的愿望就是想到北京去,想见一回毛主席,看一下毛主席的女儿。于是那位记者就陪她去了北京,看了毛主席纪念馆,上了长城,也见到了李敏。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 篇4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61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讨还血泪债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祝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读《长征路上的故事》有感 篇5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带领下,历尽艰难,突破重围,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胜利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同时,在广大的中国人民心中,埋下了永恒的不朽精神。

说起长征,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那样的熟悉: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重失败后,从 1934年秋开始,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离开苏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红军三大主力经过了两年多的殊死征程,在无比艰难的情况下,尽数翻越了人际罕至的皑皑雪山,穿过了“绿原无垠漫风烟”的大草地,四次渡过了汹涌咆哮的赤水,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飞夺泸定桥,经过了这一路漫长的征途,到1936年10月,红军终于突破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抵达陕甘苏区,长征画上了一个~句号。

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

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这是发生在红军过草地途中的一个感人故事。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无比的沉重啊!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路上的小故事 篇6

在看到民众的衷心欢迎和踊跃参军的场面后,他又写道:“我就是这样在被迫中一点点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看到那些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作战时,碰上了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就有瑞士人勃沙特。红军战士们误以为勃沙特是特务,遂将他们逮捕后,押着一起行军。正是这一小小的误会开始了勃沙特的传奇经历。

当时,地图对于红军来说极为缺乏,用的通常是旧中国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20多平方厘米大的图上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无法准确地标定行军打仗的路线。在攻克贵州后,红军从一所教堂中找到了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没有人能看得懂。

听说勃沙特能讲汉语,红六军团军团长就派人把他请了来。勃沙特一看地图就认出了这是一张法文地图。于是,在微弱的烛光下,勃沙特开始为团长讲解地图,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六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正是勃沙特翻译的这张法文地图帮了红军一个大忙。这张地图成了红军在贵州作战的向导,团长对于勃沙特的帮助非常感谢,从此在行军中也不把他当俘虏看待。

战士们对勃沙特的态度也越来越好,红军严格禁止以“洋鬼子”、“大鼻子”这样含贬义的词称呼他,而称他为“外国人”或“老勃”。在行军中,红军尽一切可能照顾他,因为潮湿多雨,勃沙特提出要块油布,结果红军给了他一条床单,他后来才知道,“这已是红军中非常奢侈的供给了”。他在生病的时候,红军还派人为他打针、熬药、治病。勃沙特的鞋坏了,红军给他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而这鞋却是从一位正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来的。勃沙特为了回报红军的善意,每天不停地为缺衣少穿的红军编织毛衣、毛袜、手套。贺龙新生的女儿就有一件勃沙特织的毛衣。

在与红军的朝夕相处中,勃沙特逐渐地被红军战士勇敢坚强的精神所感动,逐渐理解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1936年4月,红二方面军考虑到勃沙特对红军的帮助,以及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无条件释放了勃沙特。临别,红军还送给他一笔丰厚的路费。

新长征路上的达明主义 篇7

“香港乐坛上一块突出的高地”的称号,高高吊起了内地乐迷的胃口。专辑《石头记》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一尊浮雕,上面刻画的是香港实验乐坛上一段不一样的长征。达明一派在不同的时代,创造了三次奇迹。时间分别是在1987年、1906年和2005年。三个时代,香港流行乐坛也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气候。

在达明一派横空出世的80年代中期,是香港乐坛天皇巨星争相辉映的经典岁月,主流文化彻底地主宰了大众的消费生活。在另辟蹊径的创意下,唱片公司发现:以乐队的方式,作为新鲜卖点,可以区别于老明星们华贵艳丽的形象,而商业市场也对挟一个面目来重新刺激人们的娱乐消费跃跃欲试。在这股乐队狂潮中,达明一派无疑从各方面都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和境界。

从表面上看,达明一派将一支乐队浓缩到了只有两个人(主唱和作曲/编曲),但在他们的背后,却凝聚了一大批香港最具现实批判性和文学功底的词曲创作人:陈少琪、周耀辉、潘源良、迈克、何秀萍。也正因为靠现实太近,《禁色》《今夜星光灿烂》等从劲歌变成了“禁歌”。

2004年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颁奖礼后,黄耀明曾说,从达明一派到他个人时代的所有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的。写实主义和寓言主义构成了一种豁达的达明主义,他们的每一张专辑,都是香港一个特定时段现实变迁的历史录音:1988年6月发行的《你还爱我吗?》是回应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生效;1988年12月的《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诞生于80年代末香港的移民潮顶峰期;1990年1的《神经》是对1989年中国人精神轮廓的一张素描;1997年6月黄耀明的《人山人海》专辑发行于香港回归前的一周;2003年《我的二十一世纪》和2004年《明日之歌》是历史和未来的相互反思与追踪;2004年12月的“达明一派为人民服务演唱会二十周年庆典”,“恰逢”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2005年达明一派新专辑《The Party》,发行日期仍然定在了香港回归日(7月1日)。达明一派的起点,

已无法以“一支香港乐队”的分量判定。他们给很多作品取名的灵感都来自中国或者世界的名著佳作,在五光十色的80年代香港流行乐中,他们就这么一鸣惊人了:《乱》《伤逝》《后窗》《禁色》《石头记》《半生缘》《一个人在途上》和《没有张扬的命案》。达明一派成长的年代与他们给自己选择的品格有关系,正像黄耀明1988年在一篇采访中说的,“不怕生坏命,最怕起错名”。所以尽管他们大部分作品的音域十分缥缈空灵,但他们一直“不同意人民说他们走的是英伦音乐的路线”。

到了90年代中期,乐队已从市场失宠,被迫转入地下作战,这时达明一派已成为唯一一支还能够在大型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的乐队。现在去看一看他们1996年演唱会的录像,还会感受到达明一派在舞台表演上的大胆创意与出位台风;这种对流行音乐执著的颠覆精神,也给一年以后张国荣的“跨越97”演唱会带来灵感和影响。

到了2005年,音乐在香港已经基本失去了传唱的功能,当一首位居榜首的金曲已无法深入民心时,娱乐业却回头突然发现黄耀明和达明一派依然保持着难以置信的含金量。黄耀明2003年的“漫天神佛摞命舞”和达明一派2004年的“为人民服务”最终验证了艺术和商业是可以互惠互利的。2005年的复出专辑第二胎《The Party》,终于给这支香港乐坛上身世最复杂的乐队挨上了一张新的特区身份证。2006年一连四场的“港乐VS黄耀明电幻狂想曲”再一次开创了香港演唱会历史上一个全新的里程碑。从2006年达明一派开始向内地延伸的形势来看,这紧锣密鼓的行程证明了他们是有备而来。

当1996年“万岁万岁万万岁演唱会”上《今夜星光灿烂》响起时,人们才发现到他们别具特色的服装:前面是西服,后面是露背装,这种一衣两穿是否在暗暗彩排着已进入倒计时的“一国两制”?也在这场演唱会上。当《天问》的前奏响起时,只见黄耀明一脸虔诚,独站在高台上,肃穆、默哀、远眺、深情地凝望着一片红尘。

又过二十年,我们发现达明一派的歌依然在披荊斩棘,从不曾在时代的险境或盛典的淤泥中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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