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城市低保

社区城市低保（精选7篇）

社区城市低保 篇1

实处，贫困居民是否真正享受实惠。

社区居委会，作为直接做群众工作的基层组织，承担城市低保的基础工作，在加强低保动态管理工作中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抽调到社区参加群众工作期间，和社区低保专干、改制企业留守工作人员一起探讨学习。从实践中体会到，社区在城市低保动态管理中可以充分发挥重要作用。

一、宣传作用。

社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宣传法律、法规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低保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目前，城市低保现状大都进多出少，部分群众误认为城市低保可以终身享受。这些错误认识必须通过社区干部工作者的正面宣传来加以引导，使那些通过努力能够有能力解除低保的群众真正认识到享受低保是党和国家对自己暂时困难的一种救助，自己必须在享受低保期间努力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尽早推出低保。而这些政策和观念，要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就必要依靠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宣传阵地的作用，对城市低保动态管理制度进行广泛宣传，特别是对低保对象群众更要加大宣传力度。只有让居民特别是低保对象充分理解低保动态管理政策，才能为“应退尽退”减少阻力。

二、管理作用

社区干部对本辖区情况底子清，情况明，有着对辖区内的低保对象进行科学管理的优势。首先可以对低保对象进行科学分类，就是把低保对象分为“常补对象”和“非常补现象”两大类。常补对象主要是指城市“三无”人员和老、弱、病、残等靠低保对象以及其家庭成员的努力而无法改变家庭生活状况的人员，如无儿无女的老年人、无亲无故无劳动力的残疾人等；“非常补对象”是指低保对象及其家庭成员中有劳动能力，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家庭生活状况的人员。其次是要做好分类管理。一是要做好档案分类管理。要把常补和非常补对象的档案分柜存放，分别进行管理。是要实行低保对象资格审核制度。二是要实行低保对象的审核制度。根据确定的分类对象，对常补对象资格可一年一审，非常补对象实行半年或每季度一审。在审核过程中，准确掌握低保对象家庭的收入、家庭成员的就业变化情况，及时上报民政部门并协助做好动态管理的相关工作。

三、调节作用

社区城市低保 篇2

城市低保, 在1999年完成了“制度全覆盖”, 到2003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象全覆盖”。之后, 保障人数一直保持在2300万人上下, 资金规模从2003年的150亿元逐渐增长到2006年的224亿元。但到了“十一五”期末, 资金规模又几乎翻了一番, 2010年增长到525亿元;2011年更剧增至617亿元。上述变化说明了什么?变化的原因何在?还存在什么问题?发展的前景如何?这就是本文欲加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城市低保的实施现状及特点

从民政部的官方网站 (http://www.mca.gov.cn) 公布的与城市低保发展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看, 可以大致了解2006年以来这项制度的基本走势。

(一) 城市低保对象人数先升后降

2006-2009年, 城镇低保对象的规模先是呈逐渐上升的势头:2008年突破2300万人, 2009年达到峰值, 2346万人。但此后又逐年下降, 2010年降至2311万人, 2011年更是跌破2300万人的关口, 再次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 (见表1)

(二) 城市低保经费持续快速增长

城市低保经费则是一路高歌猛进, 2007年接近300亿元, 2008年接近400亿元, 2009接近500亿元, 2010年超过了500亿元, 2011年则已经突破了600亿元的大关。2011年的城市低保经费比2006年增加了175%。 (见表2)

城市低保经费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财政投入的增加, 尤其是中央财政投入的增加。2006年到2011年6年间, 各级财政投入城市低保的经费增长了175%, 共计2518亿元。其中, 中央财政投入城市低保的资金2010年比2006年增加了169%, 地方财政则增加了81%, 5年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投入1289亿元和612亿元。 (见表2)

(三) 经费增加的结果是低保标准的提升

城市低保对象人数基本保持稳定, 而城市低保的经费却大大增加, 其结果, 必然是城市低保的标准大大提高了。

就全国而言, 2011年年底的平均标准是288元, 比2006年年底的170元增长了59%。2011年, 在平均线以上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15个, 以下的有16个;最高的上海为505元, 最低的新疆为200元, 基本属正态分布。 (见表3、表4)

从2006-2011年6年间每年的变化来看:增长的幅度从9%到15%, 基本上是稳定的。最有趣的是, 从2008到2010年3年间, 每年的增长额度都是一个定数—23元, 不知是有意的控制还是偶然的巧合。 (见表3)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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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年底低保标准的绝对金额看, 标准在500元及以上的有2个直辖市, 即上海和北京;在400~499元的有1个直辖市和1个省, 即天津和浙江;在300~399元的有9个省和自治区, 即江苏、西藏、内蒙古、山东、辽宁、河北、江西、陕西和海南;在200~299元的有18个省和自治区, 即重庆、安徽、湖北、广东、黑龙江、福建、贵州、山西、吉林、云南、宁夏、湖南、四川、广西、青海、河南、甘肃和新疆。其中, 最高的上海为505元, 最低的新疆为200元。 (见表4)

从低保标准的增长幅度看, 2011年比2006年的增长幅度在100%及以上的有7个省和自治区, 即内蒙古、黑龙江、江西、海南、河北、陕西和湖北;在80%~99%的有4个省和自治区, 即山西、浙江、贵州和吉林;在60%~79%的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即辽宁、江苏、安徽、西藏、广西、四川、重庆、山东、湖南、北京、河南和天津;在40%~59%的有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即上海、福建、云南、新疆、甘肃和宁夏;在39%及以下的有2个省, 即广东和青海。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内蒙古是155%, 最小的青海是34%。 (见表4)

(四) 低保标准的提升使低保的人均补差增加

讨论低保问题, 其实最值得关注的指标是“人均补差”, 因为中国的低保制度是一种“差额补贴”制度。低保对象最终得到的低保金, 实际上是低保标准减去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后的差额, 圈内称为“人均补差”。实际工作部门会把低保对象分为两类:一类实行“差额补贴”;一类实行“全额补贴”, 后者大多是“无经济来源, 无劳动能力, 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对象”。其实, “三无对象”也可以算作实行“差额补贴”的对象, 只是家庭人均收入为0而已。

2006年, 就全国而言的人均补差为84元, 而到2011年, 人均补差已达225元。后者是前者的2.68倍, 大大超过低保标准的1.69倍。这意味着, 6年间, 每个低保对象实际得到的补贴大大增加了。 (见表5)

从2006-2011年6年间每年的变化来看:前两年, 2007年是23%, 2008年是40%, 然后又进入一个增长幅度稍低的阶段, 2009年和2011年都是19%, 夹在中间的2010年则是10%。 (见表5)

如果将低保标准和人均补差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如前所述, 低保标准减去人均收入等于人均补差。那么, 反过来, 保障标准减去人均补差就等于人均收入。按这样的思路, 我们发现, 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在这6年中一直走低, 从2006年的86元减少到2009年的56元, 然后再略微攀升到2010年的62元和2011年的63元。

二、城市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以上我们描述和分析了城市低保制度的现状和特点, 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下面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种现状和问题的形成原因。社会政策理论告诉我们, 任何社会政策都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 其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 不可分割。低保制度当然也不例外, 显而易见, 低保制度有其优点, 但也有缺陷。

(一) 低保制度的优点和缺点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为显见的优点是:能够保证将有限的低保经费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社会救助最为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家庭经济调查”, 对低保申请者要通过一整套行政程序进行审查, 只有在确认申请者确实因为收入低或者没有收入而难以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水平时, 才能动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施救。同时, 受助者在享受低保待遇的过程中, 还要接受跟踪调查。一旦受助者的收入超过救助标准, 即告一段落。正因为有了严格的审查制度, 才能确保纳税人的钱不至于被滥用。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 低保制度并不能帮助低保对象脱贫。低保制度的政策目标是维持受助者最起码的生活水准, 其理念及政策措施都是被动的, 并没有考虑帮助受助者脱贫。其二, 低保制度需要花费大量的行政成本。作为低保制度实施的前提的家庭经济调查, 以及贯穿实施过程的跟踪调查, 都需要有专门的人去做, 因此, 包括人工在内的行政成本较高。其三, 低保制度容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社会公众对这项制度的行政效率和效果十分敏感, 一部分人会十分在乎这项制度是否养懒汉, 同时另一部分人又对这项制度的苛刻的审查程序提出指责。遭受两面夹攻的尴尬处境, 常会使低保制度进退维谷, 无所适从。

以上所述的低保制度的缺陷, 造成了现实中低保制度面临的问题。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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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货膨胀和城市低保

毋庸置疑, 2011年公众最为关注的热点就是通货膨胀。对于物价上涨的冲击, 低保对象更加难以接受。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低保对象的日常消费支出, 是由政府按“最低标准”计划好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旋余地。据国家统计局列出的“菜单”, 其中“食品类”和“居住类”, 是低保家庭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居民消费价格1~9月的涨幅同比为5.7%;而与人民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食品类”消费价格的涨幅是12.5%, “居住类”消费价格是6.0%, 涨幅最大, 这让低保对象叫苦不迭。

如果拿城镇居民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低保标准作比较, 可以发现, 低保标准实在是非常之低。就全国的平均数而言, 低保标准仅占一般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只有5个地区是超过20%的, 包括西藏、天津、黑龙江、江西和青海;在16%~19%之间的有14个地区, 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湖北、海南、上海、安徽、山东、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在15%及以下的有12个地区, 包括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江苏、浙江、福建、重庆、四川、云南、新疆。其中最高的是西藏, 最低的是广东和福建。

以上的统计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按照欧盟的规定, 贫困线应该在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之间。即使是一贯比较保守的美国, 贫困线也在社会平均收入的33%上下。现在中国的数字15%, 仅为欧盟标准的1/3到1/4, 美国标准的1/2弱。

拿国内各地区的数据来作比较, 更令人大跌眼镜。低保标准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第一档的, 即超过20%的, 除了天津, 都是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区;像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地区的省市区, 却都在第三档, 即15%及以下;而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国经济的领头羊, 表现也不怎么好, 处于中档, 北京是18%, 上海是16%。以上的统计分析说明, 以“低保标准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个指标计算,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只有少数省市区例外。这是否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在低保标准上更趋于保守, 而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为要顾及低保标准要起到“保底”的作用, 相对来说, 反倒表现得更为慷慨。

(三) 关注城市低保与养老保险的衔接

近年来, 低保对象的“清退”问题引致高层的重视, 一些省份有数万低保对象被“清退”, 似乎表明这项制度在实施中出现了极大的纰漏。实际上, 这可能是一些地方民政部门为了夸耀“政绩”——制度实施公正、节省政府开支, 等等——而用词不当, 对绝大部分低保对象来说, 规范的说法应该是“退出”。这是因为, 世纪之交时的“40-50”人员, 到现在正是“50-60”, 到了退休年龄了。在转制并轨时由“下岗”转为“失业”的人员, 他们的养老保险费是交过了的, 所以他们现在应该享受养老保险金了。一般来说, 在领取养老金之后, 他们的收入水平应该上升一大块。因此, 他们退出低保是正常的制度交替衔接的结果, 不应该大惊小怪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 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表7的数据可能有助于说明以上的理论假设:对比2010年和2009年城镇低保对象的具体分类, 可以发现:在7大类低保对象中, 2010年的低保对象中, “在职人员”和“登记事业人员”分别下降了10.8%和17.4%, 这可能与当年的“40-50”人员现在已经是“50-60”人员, 亦即进入退休年龄相关, 因为低保对象中相当一部分人虽然没工作岗位或没有稳定的工作, 但当他们进入退休年龄后, 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因此也就不再享受低保待遇。

在了解了上述的实际情况之后, 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一部分城市低保对象领取养老金后, 原来享受低保的低保金应该如何处理?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可以同时享受社会保险和城市低保两项待遇?二是目前养老保险所提供的养老金, 如果标准低于低保标准, 在同时享受两项待遇的情况下, 保险金是否应该计为收入?

对于第一个问题, 就社会保障理论而言, 一个人同时享受社会保险和城市低保是正常现象, 因为在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中这两项制度应该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国际经验表明, 低保制度的一项功能就是对领取了社会保险金后仍不敷家用的家庭作“收入维持”的补贴。

对于第二个问题, 一般来说, 享受城市低保唯一的标准就是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如果低保家庭中有人领取了养老金, 应该计为收入。然后再按家庭人口计算平均收入, 假如还是低于低保标准, 就仍然可以享受低保的差额补助。

三、低保标准的调整及建立与物价挂钩的联动机制

在2011年年初的两会报告中, 温总理提出, 要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绝不能让物价上涨影响低收入群众的正常生活。根据两会精神, 随着2011年物价上涨不断创新高, 各地区也频频传来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得到调整和提高的“利好”消息。

(一) 近年来各地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努力

从“社会救助网”获得的数据中, 可以看到从2010年9月到2011年9月一年中全国各地区低保标准的调整频度和幅度。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在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 自2010年9月到2011年9月的一年中, 城镇低保标准调整过两次的有北京、太原、长沙、海口、西宁等5个城市, 从没调整过的有福州、武汉、南宁、青岛、宁波等5个城市, 其余26个城市, 包括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济南、郑州、广州、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银川、乌鲁木齐、大连、深圳、厦门等, 都进行过一次调整。从调整的时间和频数看, 2011年6月公布的数据为最, 有14个省市区进行了低保标准的调整;其次2011年3月, 有9个;再次2010年12月, 有8个;还有5个是2011年9月公布的。要论调整幅度, 最大的一次是乌鲁木齐2010年12月公布的数字, 从156元调整到256元, 提高了整100元。

历次调整后, 低保标准最高的, 2010年9月和12月是天津和上海, 450元;2011年3月是北京, 480元;2011年6月和9月是杭州, 525元。低保标准最低的, 2011年9月是乌鲁木齐, 156元;2010年12月和2011年3月是西宁, 213元, 2011年6月和9月也是西宁, 238元。

从2011年9月的数据看, 低保标准在500元以上的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4个城市;在499元~400元的有天津、广州、济南、大连、宁波和深圳等6个城市;在399元~300元的有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合肥、南昌、福州、郑州、武汉、长沙、南宁、海口、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青岛、厦门等22个城市;在299元以下的有重庆、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4个城市。

表8的统计数据表明, 低保标准的调整, 若从绝对数看, 还是发达地区的标准高, 低保标准在400元以上的10个城市都在东部沿海地区。当然也有例外, 是福州、青岛、厦门等3个城市, 虽处东部沿海, 但都在320元~350元之间, 可能偏低了。

从媒体报道看, 2011年10~11月, 又有一些城市对低保标准进行了调整:重庆, 从290元提高到320元;长春, 从350元提高到375元;石家庄, 从340元提高到375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 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二) 建立健全救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的努力

据媒体报道:在2011年年初的两会报告中, 温总理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3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局五部委就联合发出通知, 部署各地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的建设工作。据媒体报道, 有记者作了统计, 发现2011年全国31省区市已提前“完成任务”, 都建立了“联动机制”。其中, 有22个省市区是以CPI涨幅作为启动联动机制的条件。

如今各地区都已经在考虑根据物价上涨的幅度调整低保标准, 这是一大进步。然而, 如前所述, 以“居民消费指数”作为调整的依据, 这样的政策思路仍然是有缺陷的。“居民消费指数”中, “食品类”和“居住类”, 与低保家庭最为利益攸关, 但同时又是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如果按全部八类来决定调整的时机和计算调整的幅度, 其他作用有限的六类会大大“稀释”作用最大的两类的影响, 实际上会使调整的幅度偏小。多年积累, 就造成了低保标准仍然越来越偏低的发展趋势。

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在设计低保标准的调整机制时, 都从技术上考虑了这个问题。具体的做法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种。其一, 在用八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 用加权的方式重点考虑“食品类”和“居住类”的影响。其二, 用专门对低收入群体采集数据的方式, 建构一个“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指数”, 以实事求是地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另外,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考虑, 即用“居民消费指数”和“社会平均收入”构成一个综合指数, 作为低保标准调整的依据。目前这种方法还没有进入实际运用的层面, 但应该可以考虑。

摘要：城市低保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2006年以来的城市低保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 探讨了其变化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城市低保,低保制度,低保标准,最新发展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Z.[人民网,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229896/229904/15575399.html, 2011-03-17.

[2]叶鹏煌.全国超7成省份建立社会救助与CPI联动机制[N/OL].法制日报, http://news.qq.com/a/20111107/001167_1.htm, 2011-11-07.

[3]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EB/OL].

社区城市低保 篇3

关键词：城市低保制度；社会发展；功能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4-0095-03

城市低保制度运行以来，作为针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一项正式社会支持，在为2000余万贫困群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同时，也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需要对其正负功能进行评估，并通过对政策的调整使正功能达到最大，负功能降低至最小。

一、城市低保制度的正功能

城市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在三个层面发挥着正功能：在微观上为替代单位制，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基本的生存权利并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在中观上，作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帮助政府安抚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人群；在宏观上，弥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足，推进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一）编织社会支持的安全网

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为丧失社会支持的人们提供必要支持，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任务。从1996年每月170元/人，到目前每月520元/人；从仅仅的低保金配以简单实物的发放，到教育、医疗、住房等全方位的救助；从单纯的“一刀切”，众人同一标准，到今天的分类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但始终没有偏离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支持的设立初衷。在访谈中，低保对象对该制度的此项功能予以肯定，这种支持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让他们感受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政府会管的”。

“1999年，我所在的单位木材厂效益不好了，不愿意和我们续签合同。我觉得自己刚30多岁，再找个工作应该也容易。可一回家就生病了，甲低和血脂高，看病花了很多钱，还有后遗症，干不了重体力活。现在我还需要一直吃药，每月100元左右，一年检查3次，一次要200多元的检查费用。我妻子工资本身就不高，2001年因单位搬迁，还待岗了，只有200多的收入。我们找到单位，单位说可以向当地申请低保，于是我们就试了一下，2001年7月申请下来了。尽管刚开始时，低保金只有257块钱，不过这笔钱可以保障买菜吃饭，再加上一些粮油补贴，在生活上对我家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分类救助和专项救助是低保制度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分类救助一是提高了城市中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水平，二是对法定劳动年龄段内的人员，区分有无劳动能力，实施鼓励就业政策，是城市低保制度走向完善的关键步骤和重要标志。专项社会救助是为低保对象提供一个集生活费用、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廉租房救助以及临时救助为一体的全方位救助网络，使城市低保制度真正成为一个全方位、无所不包的社会支持体系。

（二）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社会稳定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城市失业贫困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其中有失业下岗人员，有在职拖欠工资的、有孤老病残的，还有刑满释放人员，当他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上街示威游行、集体上访，甚至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该群体发生的可能性都相对较高。1997年低保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时，据统计符合各地低保标准的居民数量为88万人，2002年人数增加至2 064.7万人，之后数量趋于稳定。①城市低保制度在保障2000余万贫困人口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的同时，从三个方面体现出缓解社会矛盾的政治服务功能。

一是对特殊群体的照顾。特殊群体以刑满释放人员为代表，他们与社会隔离时间长，出狱后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来供养自己及家庭。通过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了解，这类人员是社区工作站关注的重点，对他们的困难，都会及时解决，“他们出狱后，一般都会去街道，说自己没工作没收入。街道对此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家庭确实不宽裕，都会让其进入，这也是为了避免他们老闹事。”

二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灵活”处理。尽管城市低保制度对进入人员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例如不允许有手机、不能养宠物等，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要求在实际操作中不会完全严格执行，对低保的审查一般仅限于收入而非资产，审查方式偏向于定性而非量化标准。“我们是秉着这么一个原则，只要申请材料符合低保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就不深究它的真实性。比如说收入证明，我知道有些人工资不可能只有300元，同一家公司6年前工资是300元，现在还是300元，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只要她能拿到证明，我们就不深究。因为即使工资比300高，也不是富人，都是邻居，情况我们都知道，只要不过分就行。”

三是在举办重大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每逢我国举办重大会议、活动时，社会稳定就成为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城市低保制度就成为安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将各种不稳定人群拉进低保制度的“安全网”中。“2008年奥运年的时候，我们街道收到区民政局的相关指示，在奥运年社会稳定最为重要，民政工作一定要做好，在低保这块，对于基本符合条件的，不要过于苛刻限定，可适当放松要求。”

（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剂

城市低保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剂。市场经济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结构调整和物价体系调整等一系列变化，改革触及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引发了企业停产破产、工人失业下岗、物价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城市低保制度为所有的城市居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后顾之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之前在服装公司收银，那时还有‘接班一说，我是接我父亲的班，他就一直在那工作。1999年，我上班时晕倒了，检查出了高血压和脑血栓。那时家里婆婆岁数大、孩子小，我身体又不太好，我和丈夫就商量我不上班了，在家照顾家人。这样的话，公司不给工资，但是负责保险。但是到了2003年的时候，单位裁员，45岁以下的都回来了，我那阵也被买断了，一共就给了3.5万。但我丈夫有工作，家里也不紧张。可祸不单行，2005丈夫病了，不光花了很多钱，这种病还治不好，被鉴定为2级中度肢体残疾。居委会知道我家的困难后，主动联系我们，让我们申请低保。我挺感激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不光每月的几百元钱，孩子的学费，逢年过节也会发东西，还有邻居们都很照顾我们，我觉得政府做得特别好。”

二、城市低保制度的负功能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作为一项“花小钱办大事”的利国利民的制度，在政策设计以及实施过程中同样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从国家层面看，缺乏细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制度设计容易造成福利依赖；从社会层面看，低保对象符号化引发的阶层壁垒和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经济壁垒削弱着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

（一）造成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依赖

福利依赖是长期困扰福利国家的顽疾，尽管我国并不是高福利国家，但在城市低保制度的执行中，也发现了福利依赖的影子。这种福利依赖是低保群体迫于生活压力，为获取收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介于制度与非制度之间的技术选择，并非出于逃避劳动的主观意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家庭收入作为准入标准，可能把穷人带进“贫困陷阱”。贫困家庭差额享受低保金，收入的增加意味着福利的减少，即受助家庭收入增长10元钱，就意味着他们将少得到10元钱的救助金，相当于100%的边际税率。尽管2006年北京市已经把边际税率降低为70%，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找到了330元以下的工作，那么这330元作为就业奖励，低保金额并不会产生变化。但是如果找到的工作高于330元，那么就会按照70%的边际税率，低保金进行相应的递减。例如我们街道的A先生，他一家三口都没有工作，那么按照现有的补助标准410元，那么家庭收入就是410×3=1230元，如果A先生找到一份月收入330元以下的工作，那么这份工资收入算作是就业奖励，A先生家的家庭收入就从1230元涨到1230+330=1560元。但是如果A先生找到了一份高于330元的工作，高出部分的70%就要从低保金中扣除，收入增长的空间极为有限。”

第二，城市低保制度中就业服务以及激励措施难以发挥作用。调查发现，有劳动能力的人或是不就业，或是就业但隐瞒收入。政府制定政策有个前提假设，假设如果人们可以养活自己的话，就绝不会接受政府资助，不过现实却不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低保制度非但不鼓励低保对象再就业、反而破坏了他们增收的积极性。“我们不是不想工作，可是像我们这个年纪、没什么技能。重体力活肯定干不了，要是累病了，挣的钱还不够看病呢。简单的工作工资又太低。你说找个600元、800元的工作，低保就享受不了。其实到手的钱还不是差不多。”另外，街道中负责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的社保所与负责低保工作的民政科属不同部门，不利于低保人员培训再就业工作的开展，导致了职业培训不适用、介绍工作不匹配、就业激励措施力度不够等众多问题。

第三，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甚至北方地区的取暖等费用逐渐都被纳入到了城市低保体系当中。换言之，人们只要具备低保资格，就可以享受到政策规定的各方面的资源，形成了“一有皆有，一失全失”的局面，一旦失去“穷人”资格，不只是损失了每个月的低保金，还损失其他附加的各种补贴和给付，为此还有人不惜办理假离婚。“我不愿意退出低保，我没有上过社会保险，现在都50岁了，如果没有低保，我退休金、医保都成问题，虽然现在有政策说可以一次性补交社会保险金，但是一下子拿好几万块钱，承受不起，我估计我就是得吃一辈子低保金了。”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的“边缘户”非常容易陷入贫困，但无法从社会救助中受益，作为潜在贫困者，他们要么让自己的收入确实低于保障线，要么冒着道德风险，进行收入的欺报、瞒报，这些现象与低保制度自食其力、治本脱贫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

（二）削弱非正式社会支持

低保对象符号化引发的阶层壁垒和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经济壁垒削弱着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原有的社会支持在生活中面临一定的社会排斥与自我排斥。低保群体在享受政策眷顾的同时，也必须维持贫困的生活方式，否则将因生活“奢侈”而被取消救助资格。正如齐美尔的经典描述：贫困者接受扶助以后就已经不是普通的市民了，因为他们不用交税，他们的市民权会受到限制，贫困者在社会的里面又同时在社会的外面。

一是低保对象符号化引发阶层壁垒。进入城市低保制度有诸多程序，各地为便于群众监督，都普遍采用在社区内张榜公示、邻里访问的方法，提高低保对象知名度，接受来自政府和社区内正式与非正式的监督。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要参加所在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半强制性的公益劳动，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低保人员自身产生自卑情绪，主动远离其他人员，相应的自我排斥与社会排斥随之产生。调查发现，邻里关系融洽的低保家庭只有12%，在社会交往中容易自卑。“我们平时很少出门，我得上班，下班就是看孩子。他就在家待着，有时候去小区里的发小那转转。”“和邻居见了，就是点个头，没什么可聊的，我也不爱串门，地方都不大，再说人家多好，多干净啊。”

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削弱家庭关系。除了邻里，家庭是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林耀华指出家庭是这样一种生活圈子，是围绕着一个由习俗、责任、感情和欲望所精心平衡的人编织的强有力的网。抽掉家庭的一员、扯断他同其他人、其他人同他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家庭便面临危机[1]。经济上的贫困往往导致家庭关系失和甚至破裂，使贫困家庭更加缺乏社会资本，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我和我妈一块过，要不然真是不够，你想我就600块钱，还得交保险，我媳妇也就300多，低保那几百，加在一起也不够。孩子小，上学要花钱，虽然学费免了，但是咱们穷也不能穷着孩子，该买的书，报的班也都给她花。家里煤水电都是我妈交，我们就是偶尔买点菜。说句不好听的，真的就是吃我老妈呢。”低保人员自身经济拮据，很少出席亲友婚丧嫁娶等需要出钱的社交活动。“平时不去，挺远的，想起来就打个电话，我们没有钱，钱只够吃喝的。亲戚婚丧嫁娶我们很少去，生病了也就是空手看看。”低保家庭还容易出现财产继承不公，相对富裕的亲戚对自己看不起或关键时候亲戚不帮忙等。“我都有离婚的想法，真的，他妈欺负人。你说我们家这种情况，不帮忙也就得了，可是还总是找事情，平时照顾他们都是我们家的事情，可是他父母却把房子留给了他弟弟，一说这个我就生气”，“我三叔家里条件好一些，以前经常帮我们，可能是不爱管了吧，我爸这次生病住院都没有去看我爸，也好久没来我们家看爷爷了。”

综上所述，城市低保制度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在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福利依赖、困难陷阱以及对传统社会关系的削弱，但综合来看，该项制度的正功能远大于负功能。随着立法的加强和综合性救助体系的建立，城市低保制度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林耀华.金翼[M].庄孔韶，林宗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曹艳春.我国城乡社会救助系统建设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朱德云.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4]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2）.

社区低保工作总结 篇4

————**社区紧张、忙碌的2007年已进入金秋十月。回顾这段时间以来，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克服各种工作困难，不断拓宽服务领域，低保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提高。通过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更新了观念，振奋了精神，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以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权益为己任，履职尽责，尽心尽力，较好的完成了今年的工作任务，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克服困难，按时完成各项工作

我社区地处偏僻，居民大多是下岗、失业、无业人员，每月对申请低保的贫困户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申报。全面掌握实际情况，真正做到户主清、人口清、住址清、年龄清、职业清、工作单位清、单位性质清、总收入清、人均收入清、补助金额清。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分类救助”。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家庭经评议小组评议，并严格按照初审、复审、申报工作进行办理，认真建立三级档案，对审批通过的进行张榜公示。月初填报11张低保月报表，做到责任心强字迹抄写工整，以保证每份表格清晰、数据准确，上报到办事处。在完成每月固定工作的同时，更要完成好上级领导按排的其它工作任务。今年为特困户每人每年医疗救助上调标准，市区民政部门先后统一按排学习,为他们减轻了一定的生活负担。要求特困户家庭成员的信息全部录入微机，工作量大、时间紧迫、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仍然按时将信息准确的上报到民政局。刚刚休过“十一”长假，一身的疲惫挥之而去，1

又迎来了新的工作任务，利用年末整理档案。

二、严格把关，切实搞好摸底调查工作。

今年深入细致地对全社区各类人员一一进行了排查，将社区困难的具体情况，困难户的户数、人员分类以及低保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要求特困户开单位证明、学生证明等，并实行居民群众全程监督制，随时掌握低保对象的收入动态，认真实行低保工作的“动态管理”，经调查特困户中因占地单位给每月发补助金的，查实后给予停发特困金。社区共清理出因家庭收入发生变化，不符合低保条件而停发户人；新增低保对象户人。现有低保户数户人元。使低保金能进能出，可升可降。杜绝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居民领取，从而节约有限的国家资源。

三、提高意识，真正走出贫困生活

低保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让真正困难的人享受到低保待遇只是低保工作的开始。我们最终目的是通过教育，使他们转变心态，让有工作能力的自动走出低保，实现自食其力。利用每月签到日组织一些活动，如进行公益劳动，清理街头小广告，学习国家的最新政策。积极与社保员联系，如有技能培训，低保户优先报名参加，对这一群体组织免费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就业培训。并有意识、有计划、有目标地引导他们就业。

虽然对低保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兴安地区的低保工作也有所突破，但总感到在学习的深入性和系统性上还有很大不足。工作作风上有差距。高标准、严要求、高质

2量的意识还不够强，还存在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在今后工作中我更要以服务社会、服务群众为根本宗旨。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为首要任务。加强与上级领导的联系，进一步提高低保工作服务质量和保障水平，充分发挥优秀低保人员的中坚力量。

低保工作做到透明化、阳光化管理。牢固树立“民政为民”的服务意识。

社区低保工作总结 篇5

社区低保工作总结范文【一】12月4日下午，为进一步了解大连市低保家庭生活状态，视窗实践团队赴沙河口区马栏街道广场社区走访低保家庭。这次走访给团队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1.广场社区概况

广场社区位于大连市西郊红旗镇附近，隶属于沙河口区马栏街道。辖区面积0、95平方公里，人口7471人。由于位于繁忙地段，该社区人流量、车流量巨大。目前，该社区共有2311户，有低保家庭120户，占总户数的5%。其中大部分为因病致困或残疾致困。

马栏广场社区建筑大多比较破旧，人员纷杂，社区环境与大连市内的高标准环境相去甚远。广场附近是3、109、534等多路公交车站所在地，因而交通繁忙，在大连市内应属于中低标准的居民区。从周边环境及建筑可以看出，广场社区内居民应以中低收入家庭为主。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社区严格按照大连地区低保工作政策执行，落实到户。社区经常派人到低保家庭走访慰问，当地政府也对低保户特别关照。社区也经常组织相关活动，为低保人员的收入增添色彩。由于时间仓促，社区来不及我们提供当问及是否有达到低保标准人员仍未领到低保金时，工作人员解释到，社区在低保金发放上一向是彻底落实的。但是有的家庭虽然达到低保标准，家庭成员却执意不肯申请办理低保。对于这样的家庭，社区是尊重本人意见的。2.入户调查

1)张淑华--心自坚强，平静生活

第一户人家户主叫张淑华，据了解，她因为车祸造成下肢行不便，丧失工作能力，XX年办理低保。据她介绍，车祸后她仍能坚持工作，自己挣钱供女儿上学，因而没有向社区申请补助。但05、XX年时，她的病情开始恶化，同时女儿鹿露考入沈阳工程学院，经济负担剧增。于是到社区办理了低保手续。

张阿姨信仰佛教，因而她的一言一语都带有一种看透世俗的平淡。她提到，近些年病情已经有所好转，女儿非常懂事，在外地上学也能体谅家里，假期打工挣钱，为家里减轻负担。从言谈中可以看出，张阿姨平时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她说，“我是信佛的，所有欠的债，来世都是要还的，即使国家的钱也一样。我女儿大学毕业后我会赶紧解除低保”。尽管她的生活很拮据，家中却收拾得窗明几净、井井有条。显然，这是阿姨闲来无事收拾的。

阿姨介绍，最近沙河口区政府组织了“结对子”活动，为她家提供了粮、油等生活用品，看得出，她对社会是非常感激的。我们问她憧憬什么样的生活，她笑了笑，“将来如果我病好了，腿脚灵便了，我就找块地，种点花，种点草，自立更生，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一幅悠然神往的样子。平静生活，这就是这位坚强乐观的阿姨心中的愿望。

2)李吉国夫妇--相濡以沫，开心就好

跟随工作人员我们敲开了第二户人家的门。男主人叫李吉国，个头不高，给我们一种很朴实的感觉。他非常热情，把我们迎进家门。他的妻子躺在床上，看我们进来，也连忙起身迎客，看得出，这家人非常热情好客。然而，他们的生活却真的很苦。李吉国XX年下岗失业，他的妻子由于高血压引起肾功能衰竭并发贫血，只能靠透析和生血针维持生命。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社区的帮助下，去年才办理了低保，每个月有620元的低保补贴。夫妻两人相濡以沫，一起守着这个家。

李叔叔比较忙，于是我们就问题和他妻子谈了谈。她说，她现在为了治病已经花去了很多钱，虽然在社区的帮助下办理了特困保险，可报销65%的住院费用，但治病的其他费用却远远超出他们这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每个月要交430元的医疗保险，而每个月的低保补贴也只有620元，再加上治病所需要的钱，还有房租、水电煤气费，生活状况可想而知。提到这些，这位阿姨苦笑着说，“这样，我们就只能拉饥荒了。” 肾功能衰竭俗称尿毒症，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得了这种病，唯一的根治方法就是换肾手术，否则就只能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而血液透析的费用往往十分高昂，对于经济拮据的病人无疑是雪上加霜。高昂的治疗费用加上没有经济来源，很难想像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然而，当我们提到她对当前生活的看法时，这位阿姨却感到十分幸福。她说，她最大的愿望，不求富有，只求快乐。阿姨说，她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丈夫孩子，丈夫对她不离不弃，孩子也非常懂事。说这些的时候，她脸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真的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我还有丈夫孩子，还有希望。只要他们好，我就是快乐的。” “谁能帮人一辈子呢?自己能解决的还要自己解决，有困难就要克服。”她希望自己能干点儿活，能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

社会上有很多与这位阿姨相似的弱势群体，然而我们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满足，一种快乐。相濡以沫，开心就好。3.总结--为梦写句号

马栏广场社区是我们走访的最后一家社区。我们走访过了海州、凌水社区，发现这些经济困难家庭，虽然生活非常艰苦，可是艰苦的日子也带给了他们常人难以体会到的坚强与乐观。离开马栏河，那位我们采访过的夫妻俩的热情和乐观还有他们相濡以沫的情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的，他们贫苦，但他们不悲观。

走访了这么多社区，低保户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据调查，绝大多数低保家庭都是因疾病或残疾致困。医疗方面的开支是他们经济上最难以承受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他们都想做一些工作，想自立更生，像张淑华阿姨的“种点花种点草”，社会能不能为他们准备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呢? 同时，我们也希望现行制度能更加灵活一些，毕竟，各个家庭的贫困程度不一样。有的家庭，仅仅几百元的保障金对他们拮据的生活无异于杯水车薪。或许我们也该呼吁全社会，关注他们，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慰藉。因为，人间有爱。社区低保工作总结范文【二】20xx年柳背桥社区居委会在石桥铺街道事务科的指导下，认真开展低保调查审核以及低保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严格低保审批程序

社区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低保评议制度、评议小组成员名单、低保分类管理工作名册，社区居委会按不同人员实施了分类管理及参加公益劳动管理制度;搞好长效管理，我们社区，分每周一、三、五、上午10：00至11：00时，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到社区签到，由低保居干和社区管卫生的居干一起带队，打扫居民活动场地、绿化带等。一方面安排有劳动力的低保人员在门岗值班，参加社区巡逻队巡逻，加强社区治安防范;劳动不到位者严格按低保管理条例处理。加强动态管理

柳背桥社区到20xx年11月份低保发放表止，享受低保户数35户，总人数59人，其中a类人员 21 户、b类人员 9户、c类人员 5 户;从20xx年12底至20xx年11月止，新增低保户 16 户;调增低保金3户，停止低保户18户，其中2 户迁离本辖区、12 户办理超龄养老保险、2户不原意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取消、4户社区干部推荐其就业、已走上就业岗位。

我社区坚持按街道统一的工作程序办事，坚持户主申请、入户调查、张榜公布、群众评议，将低保政策落到实处。社区对申请享受低保的人员坚持认真调查、严格审核、规范材料，确保低保对象不错、不漏、不误。每月对三类人员进行审核、二类人员按季审、一类人员半年审核一次;为了让上级部门及时掌握各种数据，我社区均能在规定时间上报各种统计报表，并做到真实、正确。、强化分类救助工作

社区现有分类救助人员24人，70 岁以上的有 1 户、重残和残疾人2户、重病有3户 低保与就业联动工作

社区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积极为低保对象联系单位争取再结业，对实现再就业的低保对象实施低保渐退制度，在三个月的试用期中，本人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使低保对象免除了后顾之忧，09年社区干部推荐其就业、已走上就业岗位的有 4人;基础管理工作

社区对群众的来电、来访，均做到热情接待，仔细调查，认真记录，认真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为了方便群众举报，社区在张榜公布的公告上公开了街道事务科、居委会的举报电话号码，另设有举报箱一个。社区根据街道的要求，对每户低保对象的本人申请、审批表、证明材料等都进行归类建档管理;认真开展低保建档工作。社区居委会为每一户低保家庭建立了档案，做到人数清，人员情况准确，并对低保人员实行分类管理社区低保工作总结社区低保工作总结。创新低保管理方法和工作手段

社区居委会干部对辖区特困户低保居民 5 户，执行一帮一服务、对辖区享受低保困难残疾人 2人，执行二帮一服务;为辖区卧床不起的低保老人、困难户家庭申请大病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款 10050元。

社区低保工作总结 篇6

一、严格规范审批程序。

申请人持书面报告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提出申请，由社区负责低保的工作人员（需二人）进行入户调查审查取证，贴合申请条件的由社区工作人员根据申请人带给的材料填写正式表格一式三份，并张榜公布一周由群众进行监督后报送社区审核复查，签注意见后，上报区民政局审核审批。区民政局审批后，根据审批金额由社区再张榜公布一周，群众无意见的才能发放。

二、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应保尽保。

社区目前共有低保户36户，61人。20xx年，本社区低保户脱贫3户，死亡1户，共减4户，新增2户。根据民政部城市最低保障制度基本原则：“保障生活、应保尽保、应退即退”，我们严格把关，对全社区贫困家庭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掌握保障对象的有关状况。凡是有群众举报和透过调查，生活比较富裕，超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及时将其退出低保的行列。对新增低保对象，社区办事处、社区做到100%入户核查家庭状况和收入状况；对存在问题较多、群众意见大的社区组织人员进行专项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公开通报，确有问题的追究有关人员的职责。

三、做好低保金社会化发放工作

我社区于20xx年12月起低保金全部实现社会化发放。社区民政办在每月1日将本月低保社会化发放花名册（加盖社区公章、分管领导和民政干事签名）一式三份交区民政局财务科和救灾救济科，另将低保社会化发放花名册的电子文档发送到政务网区民政局单位用户邮箱。区民政局低保科和财务科在五个工作日内审核低保花名册人员和发放金额，并在低保花名册上加盖公章连同电子文档送交银行，各低保户凭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于每月10号后到银行领取低保金。

低保对象每月25-28号务必带上《低保证》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民政办盖章，汇报是否及时足额领取到低保金，家庭成员、家庭收入有无变化等状况，以便确保低保资金的安全和及时对低保金额进行调整或取消，同时在《低保证》上填当月领取金额、领款人签章、经办人签章等资料。每月无正当理由未到社区民政办履行相关手续的，视为自动放下享受低保。对老弱病残低保对象，社区居委会干部开展上门服务、主动了解和掌握状况，针对具体状况，采取妥善措施，既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又要确保低保资金的安全。同时做好低保金的发放状况的公示，公示资料在社区、社区的公布栏和政务网上进行公示，理解社会各界和群众的监督。做好城市困难居民数字平台的录入和审核工作，使全社区低保户等困难群众的低保金、救助、救济等救助信息能及时、全面、准确的显示在“鼓楼政务信息网”上的困难居民救助档案数字平台上，更好的做弱势群体的救济工作。

四、多种形式、多个方面开展社会救助工作。

社区社区现有低保户按照单人户每月280元，多人户每月260元的标准，同时每人每月享受35元副食品补贴和15元生活补助费。20xx年全年发放低保金132100元、副食品补贴29795元、生活补助费13455元。同时开展了多方位的救助活动：

一是医疗救助。根据《XX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以外的城镇居民均可参加的精神，我社区的低保户全部参保，每人每年的参保金额为300元，全部由政府买单。同时与XX市中医院共同开展医疗活动，每年为单人户的低保户发放价值260元的医疗卡，为多人户的低保户发放价值390元的医疗卡。

二是慈善救助。对辖区2名低保户大学生给予每人每年1500元的助学补助

母亲节前夕，为辖区5名低保户妇女发放每人200元慰问金及慰问品。20xx年2月与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联合为辖区所有低保户发放每人价值400元的生活用品。

三是社会救助。20xx年1月，成立了“社区红十字博爱超市”，并多次开展大规模的“博爱送万家”活动;20xx年全年发放低保户夏、冬令救济物资毛巾被、衣物、蚊帐、草席等共128件;20xx年1月为8名原有市属企业职工已解除劳动关系的低保户，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困难补助金。同时与福建永辉集团联合每年为每位低保户发放价值750元的永辉爱心卡;

社区城市低保 篇7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构建和谐社会, 关注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市场改革和体制转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发展的相对落后, 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等问题, 让城市低保户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衍生群体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政府已经对该群体实施了相应的照顾措施, 但是从2007年开始, 通货膨胀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城市低保户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该群体的就生存问题, 就业问题, 医疗卫生问题, 子女教育等问题, 作为媒介如何再现, 如何建构这样一个群体的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以往研究多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医学等角度来对该群体进行再现, 甚至有些是以报告形式呈现。其共同的指向都在于从宏观政策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然而在操作层面的研究却乏善可陈。故期待该研究能够丰富对于城市低保户的研究,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填补对于该群体研究的空白。进而解决媒体对于城市低保户如何报道与再现的问题。

鉴于此群体的特殊性。本研究尝试比较大陆与港澳地区的媒体对于同一群体的报道, 借以揭示媒介在再现其形象中的规律性, 和差异性。该地区报纸对于城市低保户的报道量在2006-2010年的变化?该地区报纸如何呈现城市低保户的形象?该地区报纸对城市低保户的形象是否仅仅是做了客观的报道, 又或是表现出了某种倾向性?

二、文献探讨与研究问题

(一) 媒体的再现

媒体是否反映的是事物本来的面貌呢?或是以另外的一种艺术加工而呈现给受众呢?社会建构理论认为, 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实, 不仅仅是被客观状况所决定, 同时也是被社会性建构出来的。社会建构论的主张秉承了现象学本体论的一个基本预设, 即社会现实是以解释过的事实 (而非客观事实) 呈现自身的, 而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又在不断地建构着新的社会现实[1]或者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媒体的再现, 即对于客观实在的事物我们对其进行编码赋予其特殊的意义, 然后将进行编码过的事物再现给受众。这个时候的事物已经不是原本的事物了, 经过媒体的“再创作”它必然是包含了特定意义或者诉求的信息。这个时候产生的问题就是:第一, 它给受众呈现了事物具有了什么样的物质外壳, 具有了什么样的特质。第二, 受众再次接触该事物时是否形成了对该事物的“刻板印象”

(二) 城市低保户与再现

学者王茜曾表示:“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现代国家依法向公民提供的, 为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平而进行的物质援助的一项政策, 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防护线’与‘安全网’, 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是为了每个公民在生活困难时不至于陷入无助的境地。”[2]而对于城市来说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救助中间最为核心的内容。唐钧指出:“城市低保制度是指根据维持人民最起码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 每一位公民, 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 都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他还指出特点有:获取最低生活保障与救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应运而生的社会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是克服短暂的现实困难, 社会保障制度在公民由于社会的或个人的, 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致使其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因而陷入生活困境时发生作用, 制度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金或实物, 目的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状态。”[3]但是目前对于低保户并没有做出专门的概念界定, 而媒体在再现群体的时候所依靠的是何种准绳从何处表现?当界定不清楚的时候是混淆, 性别, 人口, 手段等人口特质?

(三) 城市低保户先行研究

对于城市低保户的先行研究, 往往集中于以下几个角度:

社会学角度:学者高功敬, 高灵芝认为, 城市低保户的工作与生活, 伴随着“国家-市场制度性转型, 一般经历了从体制化维持向生计性维持转变的过程。通过分析低保的历史性质提出了低保福利依赖观点是一种理论的想象和对现实问题“错位”归因。城市低保目标的阶段定位应从补偿性, 救济性向能促性转变。[4]即在面对城市低保户这样群体性问题时要逐渐从一种社会救助的角度, 转变为社会激励角度来审视问题。通过恰当的划分, 具体的对待, 严格的审核, 从“救助”转换为一种“自救”从而解决此问题的思路。

经济学角度:赖哲莉等人认为, 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结构和支出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收入较低的低保户而言, 其影响更为重大。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设立一个单独的CPI指数, 可以帮助政府部门更好的了解这些居民的生活状况, 也能为民政部门制定各项政策和补助法案提供帮助, 得到政府和居民的双赢。[5]作者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内容分析, 而后提出建议以期得到一个经济独立CPI指数来单独解决城市低保户的问题。但是此研究是从局部地区入手, 各省的省情差异存在很大区别, 尤其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差异性更大。依赖食品系数这样一个生存指标, 用一种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多元化的问题, 是否还不具有强的推广性, 和可操作性呢?

另有从医学专业角度。[6]人类学角度审视城市低保人群, [7]但是所研究的层面往往都集中在企图通过宏观政策建议来分析一种解决的可能性。在操作层面的并不多。

综合以上讨论,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主要有:

1. 不同地区报纸如何再现了城市低保户的媒介形象?是否过度强调某些特质?

2. 不同地区报纸再现城市低保户过程中的报道特性为何?

3. 不同地区报纸是否在再现的过程中就问题提出建议?

三、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以量化的内容分析法为主, 通过客观的统计找出媒体再现下的城市低保户特质。希望可以了解不同地区媒体在如何再现了城市低保户的媒介形象?进而提出媒介再现方面的可能性。

(一) 研究对象

1. 时间段的选取

本研究以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这5年的报纸作为分析时间范围。对于城市低保户的媒体形象再现的前因后果进行分析。另外, 5年正好是党和政府的一个规划周期, 力图从这样的一个周期内看出党和媒体的口径是否影响到城市低保户的形象再现。

2. 报纸的选取

(1) 《人民日报》:大陆第一大党报, 日发行量超过一千万份, 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党报, 其文章取舍角度更多是从全局和公共利益出发, 具有一定的社会风向标作用。此外, 它的言论比较稳重, 风格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内容范围涉及较全面, 适合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2) 《大公报》:香港发行的报纸, 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先是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发行的报纸, 以理论中肯, 报道翔实为特色, 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背靠大陆, 面向国际, 内容广泛, 适合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3) 《澳门日报》:澳门销量最多的中文日报立足澳门, 服务市民, 实事求是地报导祖国各方面的成就和变化, 准确反映民意。”服务对象为广大澳门居民, 但被澳府视为代表北京主张的“半官方”报纸。在广州和珠海经济特区设有办事处。该报刊登大量当地新闻和大陆、香港和国际新闻, 设有副刊、专刊30多个。

故本研究总样本三种报纸, 每种报纸分析5年, 涉及城市低保户文章共25篇, 其中《人民日报》17篇, 《大公报》5篇, 《澳门日报》3篇

(二) 类目的构造

本研究以内容分析为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法是针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的描述, 目的在于测量传播内容中某些可测得的变数。内容分析不仅在于分析传播内容的讯息, 也分析整个传播过程, 除了对传播内容做叙述性解说, 也推论传播内容对于传播过程发生的影响。[8]而关于类目的建构:

1. 报道量:三份报纸的报道则数。

2. 第一新闻主角身份:即文中的强调者, 叙事中出现最频繁者。以其作为编码对象。 (本地人。无法辨别)

3. 定义为低保户原因: (1) 户内均为无工作能力人口 (2) 久病不愈 (3) 无工作能力人口众多 (4) 意外事故 (5) 因家人伤病花光积蓄 (6) 天然灾害 (7) 生意失败破产 (8) 有工作能力者长期失业 (9) 会赚钱的家人出走 (10) 和负担家计者离婚或分居 (11) 牢狱 (12) 有工作能力者须照顾家属 (13) 被诈骗或赌博失去财产 (14) 未提及。 (本研究只对其主要原因进行编码)

4. 第一新闻主角性别。 (第一主角的性别, 男性女性未提及)

5. 第一新闻主角的年龄: (1) 年轻 (未满18岁) (2) 成年 (18-44岁) (3) 中年 (45-64岁) (4) 老年 (65岁以上) (5) 未提及。

6. 版面

7. 叙事风格: (积极、消极、中立) 来判别媒介再现城市低保户过程中是否添入了叙事的倾向性, 例如:笑、高兴、感动等归为积极。悲伤、忧愁等归为消极;叙事中不带任何主观的形容词, 列为无法判别。

(三) 信度检测

在确定了分析类目后, 本研究由作者对同样的25篇报道进行了两次编码, 平均同意度为0.86达到信度系数标准。

四、分析结果

(一) 报道量

由表4-1可以看出, 城市低保户新闻的报道量来说《人民日报》在量上占绝对多数 (68%) , 其次是《大公报》 (20%) , 最后是《澳门日报》 (12%) 。这可能是因为城市低保户这样一个名词在香港和澳门地区并不是这样称谓, 由于接近性的原因, 故作为大陆的《人民日报》在对城市低保户形象再现的报道量上占绝大多数就可以理解了。

(二) 第一新闻主角身份

由于城市低保户新闻报道对象多以群体形态出现, 故只选择第一新闻主角进行统计, 城市低保户通常以常住人口为主, 由表4-2得当以群体再现时身份以无法辨别最高 (88%) 明确提出是本地人的为 (12%) 我们假设其中无法辨别的多数为本地人。但各地方政策对于低保户的划分不一致, 这样就导致了报纸对于该群体的定义划分不明显的问题。到底第一新闻主角多少程度就算是城市低保户呢?

(三) 定义为低保户的原因

由表4-3可看出从大陆与港澳地区这三份报纸来看都是从宏观的政策文件角度对低保户进行的定义的, 未提及具体原因占到总数的 (88%) 。久病不愈和户内均为无工作能力人口共占 (12%) 这就可以看出媒介在再现城市低保户的过程中很少从微观的个体层面对其报道, 更多的是政策性质的一笔带过, 多以群体名称定义低保户。

(四) 第一新闻主角的性别

由表4-4可以看出城市低保户是以群体身份出现的, 而以个体出现的多为女性。但是所谓的弱势并非数量上的少数, 而是比起其他社群而言拥有较少控制社会的权利, 其接受教育, 追求成功, 财富, 与个人幸福的机会, 较主流 (或强势) 社群有限。[9]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对于其中未涉及的部分, 我们是否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划分更加明确些?

(五) 第一新闻主角的年龄

由表4-5可以得知新闻第一主角中未提及占 (88%) 未提及依据描述多为年轻、成年、中年人。故可以发现对于老年低保户的关注并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六) 版面

由表4-6可以得知 (前两项为《澳门日报》版面, 三到五是《大公报》版面, 六到十四是《人民日报》版面) 对于城市低保户的报道多集中于要闻, 政治, 经济法制等方面涉及国计民生的硬新闻版面占总量的 (56%) 但是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仅仅局限在宏观层面的一笔带过, 或者是在谈到社会保障的过程中顺带提出。并没有具体的再现其形象。不论从量上, 还是从报道多样化的角度来看, 《人民日报》都占据上风, 从具体的再现形象绝对比值上来看港澳要高于《人民日报》。

(七) 叙事风格

由表4-7可得:在城市低保户的叙事风格中。, 仍然保持较为中立的风格, 并未使用太多强烈的形容词 (60%) 呈现正面积极的风格的报道 (36%) 又比悲观消极 (4%) 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立报道中56%来自《人民日报》唯一的消极比例也来自《人民日报》。港澳主要是以一种积极的报道角度出现的占总数的百分之28%。从这个层面也可以看出在《人民日报》在再现城市低保户的过程中仅仅是以一种客观角度报道。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态度。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大陆与港澳地区三份报纸对于城市低保户报道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三份报纸在再现城市低保户的报道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香港和澳门报纸在报道数量上与大陆的相差甚远总量之比为8/17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原因可能是因为经济体制暂时的不同导致香港和澳门的城市低保人口并没有能够达到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度。再者由于接近性的原因, 也使得港澳对于内陆的社会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关注。

第一新闻主角从类目构造时提出假设并不全为常住人口, 结果是百分之88%并没有交待其是否是本地居民, 这就产生两种可能:1.本身对于城市低保户的划分即没有统一标准。故在在新闻主角再现时无据可依, 便以群体性角色再现。2.先前的报道角度已经形成从宏观群体性报道的角度, 是报道再现该群体的行业习惯。

报纸定义为低保户原因时直接跳过了量化环节。从导致成为低保户的原因角度并没有直接予以解释, 只是强调在政策相关过程中, 他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形象出现的。而所提及的原因是:久病不愈和户内均为无工作能力人口。从报道的多元化层面略显单薄。

性别的呈现未提及为88%剩下的媒介角色皆为女性,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是否我们媒介在再现城市低保户形象的过程中已经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 对其进行了定性。

年龄的呈现过程中依旧是建立在宏观层面的群体再现,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 即对老年群体的报道量是没有的, 也说明媒介在再现城市低保户的过程中对于老年群体的关注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解释。

版面的呈现过程体现了大陆与港澳地区对于该群体的认识都放在一个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关键位置上, 版面多出现在要闻、政治、经济、法律等版面, 部分还是用专论。但是同样的出现的问题依旧是仅仅从宏观的政策角度谈论, 很少能具体到城市低保户的具体角色。

叙事风格的呈现过程体现了不同地区在对城市低保户的媒介角色再现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即多从积极的和中立的角度对其进行再现。少出现对其“污名化”的报道。但是各个报纸在态度上还是不一致。港澳的《大公报》、《澳门日报》多以积极的报道形式出现。《人民日报》大多数是以中立的态度对城市低保户进行媒介形象再现。

本研究在研究设计与方法上仍有很多遗憾之处, 不足亟待改进:

第一, 报纸选择上的考虑可能不是最佳, 《人民日报》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三份报纸皆有公办报纸性质。故对比性不足, 若能扩大到部分商业化较强的报纸。则对比性更强, 可期得到更为有价值的结论。

第二, 时间跨度为5年, 但是三份报纸对于关键词——城市低保户, 报道量并不充分, 故使得研究略显单薄, 不能从宏观上描绘出一副城市低保户媒介再现历程的路线图。

第三, 从媒体的选择上局限于报纸对于该形象的再现, 建议后来者从多元化媒体角度为对象以再现城市低收入者全貌。

第四, 从媒体的报道角度上多局限于宏观政策层面的报道再现, 并没有在报道中出现典型角色。多以政策法令出现, 使得文章缺乏说服力、吸引力、希望在报道方式上增加从典型入手的报道形式。

摘要：以内容分析法分析中国大陆、香港与澳门地区三份公办报纸于2006-2010年期间对城市低保户的有关报道为分析对象, 以内容分析为方法。旨在探讨媒介尤其是报纸如何再现城市低保户媒介形象。研究发现:大陆与港澳地区对于城市低保户的媒介形象再现关注率不一, 但都从关系国计民生的角度再现。再现角度单一, 多以宏观政策角度对其描述, 新闻角色定位不明确。

关键词：城市低保户,媒介形象再现,内容分析

参考文献

[1]闫志刚.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新视角[J].社会, 2006 (1) :23-35.

[2]王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述评[J].调查研究, 2006 (9) :40-41.

[3]张秉铎, 唐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4]高功敬, 高灵芝.城市低保的历史性质与福利依赖[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5) :114-127.

[5]赖哲莉, 宋冲冲.编制城市低收入群体消费价格指数研究——以食品为主[J].财经界, 2009 (3) :38-40.

[6]熊娟.城市低保户家庭生活状况的调查——以武汉青山区, 江夏区为例[J].决策&信息 (下旬刊) , 2009 (3) :192.

[7]郭婷婷.城市贫困人口卫生服务状况及医疗保障研究[D].西安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8]王石番《.传播内容分析法——理论与实务》[M].台北:幼狮,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