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论

人民日报社论（精选8篇）

人民日报社论 篇1

人民网-《人民日报》

距离“5·12”那场震惊世界的汶川特大地震，已经过去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震灾，给灾区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经过三年重建，地震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实现了“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的重建目标。灾后重建，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了地震灾区脱胎换骨的变化，创造了世界灾后恢复重建史上的奇迹。如今，昔日支离破碎的地震废墟上，不仅矗立起一座座新楼、新村和新城，更矗立起灾区人民的信心、力量和精神。

汶川灾后恢复重建取得全面胜利，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全国人民的倾力相助，灾区干部群众的自强不息。

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周密组织。恢复重建工程浩大复杂，世所罕见。从科学编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制订恢复重建法规政策、筹措上万亿元的重建资金，到动员全国各地的力量、组织几十万建设大军、快速推进4万多个重建项目，党中央、国务院对灾后恢复重建的坚强领导，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党和政府强大的应急动员能力、资源调配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无私奉献、合力支持推进灾区恢复重建。汶川灾后重建采取了“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对口支援举措。这是我国抗灾史上的首创。19个对口援建省市顾全大局，勇挑重担，35万援建大军用汗水和心血为灾区恢复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遍布城乡的施工现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工作者；在抢运物资、修桥铺路的征途上，有无数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的身影；在募集重建资金、提供各类服务的工作中，红十字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在心理抚慰、扶危济困的队伍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工作者。波澜壮阔的重建热潮中，汇聚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大爱。

灾区干部群众不等不靠、奋发图强，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基层党组织旗帜不倒，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带领震后的灾区人民，抖落了灰尘，掩埋好亲人，从废墟上顽强地站起来，投身于家园的恢复重建中。如今那美丽的新家园里，凝聚着全国人民的贡献和爱心，更展示着灾区群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主人翁意识。

三年恢复重建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三年恢复重建再次彰显了党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群众利益高于一切，民生重于泰山。三年恢复重建发扬了中华民族生死与共、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坚持这些政治优势和精神传统，不畏艰难，改革创新，我们就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人民日报社论 篇2

关键词：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知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 人民日报共计发表了59篇国庆社论 (1971年、1975年、1979年、1980年、1986年没有社论) , 每一篇都可谓是中国一年发展经历的写照, 见证中国奋进的步伐。在对社论内容的分析中, 不难发现, 国庆社论作为知识的载体丰富了社会成员的知识量, 塑造了受众的知识体系。下面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庆社论进行内容分析, 探究新时期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知识性。

一、知识的整编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所刊发的33篇国庆社论, 在社论的话语体系中, 编织了一张知识网络。总体而言, 它们在向读者呈现、解释并指导事实。

呈现事实即表现事情发生的客观情况, 也可理解为一种基本信息的传递。自改革开放以来, 每一年的国庆社论基本上都会提及一年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陈述取得的显著成就, 表现国家发展中的新变化, 这些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例如, 有些内容是对领导人、执政党相关理念和政策的解读, 有些反映了重大会议中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和完善, 有些用数字直观表现取得的经济成果等等。

解释、指导事实是指这些社论在向受众传递是什么的事实知识时, 还会进一步对事实进行分析, 从而为更好地奋进指明道路和方向。解释和指导事实是非常有必要的。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多变, 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也是异常旺盛。然而仅有对信息的认知是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虽然大众传媒每天都在为受众提供海量的信息, 但这些信息杂乱无章, 难以使受众理解新闻事件对个人、社会、国家甚至是世界的影响和意义, 评论正好补其短, 而代表着党政喉舌的人民日报社论更是价值十足。

根据新时期的国庆社论分析, 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新时期的国庆社论表述了国家发展的具体情况, 阐明了国家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并指出了建设国家的目标和举措……

二、知识性分析

“维果茨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表示, “社会建构主义虽有不同形式, 但一个共性的观点是, 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 或者是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新时期的国庆社论不是知识的简单罗列或堆积, 而是被特定意识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

(一) 在时代洪流中总结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新时期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像一位舞者在时间的坐标上灵动跳跃, 每一支舞都以其高站位、宽视野深深地感染受众, 塑造或强化受众的认知, 激发了受众的想象力。它对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建构, 体现了如下两个特点。

(1) 对于过去与现在, 宏观上的对比凸显时代的进步性, 短期内的类比强调国家发展的传承性。将中国近代与当代的历史进行对比, 会梳理出中国一步一步发展的过程。例如, 1989年国庆社论“昔日的中国, 是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凋敝, 战乱频仍, 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 政治腐败, 国弱民穷, 以‘东亚病夫’闻名于世。而今天的中国, 已经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清明, 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每年的国庆社论都会表述国家近些年或近一年所取得的成就, 在对近期历史的回顾中彰显了现行方针、举措等治国方式的正确性, 而对这些方针、举措的继承与发展便成了民族进步的题中之意。例如, 1989年国庆社论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 是40年来国家实力增强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最近的10年与过去的30年是不可分割的, 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后相接的两个篇章, 最近的10年是过去30年的继续和发展。”

(2) 对于未来的畅想, 往往脱颖于对现有成绩的顺延中。新时期人民日报国庆社论将我国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方向鲜明地表述出来, 这种表述并不是突兀地堆砌, 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些既定目标被重申不仅使读者明确了国家的发展形势, 鼓舞了群体的奋斗志气, 而且会让我们怀抱着希望与自信迎接未来。例如, 2002年国庆社论中“十几年前, 邓小平同志预言:“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从新世纪开始,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梳理当下可以明优劣, 放眼将来可以鼓干劲。新时期人民日报国庆社论, 将时间坐标交汇, 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 在现实与未来的继承发展中, 使我们更能把握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 更能明辨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 更能看清迈向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 在知识呈现中体现意识形态属性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 提出了“知识-权力”理论, 他认为, “知识是实施权力的一种工具。二者是直接相互连带的。”所以, 建构的知识体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思想意识从而为权力的实施创造条件。

新时期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紧紧围绕我国意识形态展开写作。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 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多代领导集体关于意识形态的工作中。其中从1981年~2014年每一篇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中, 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词汇都会出现。例如, 1981年的国庆社论中出现“社会主义”2次, 提到中国共产党4次。

新时期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塑造了一个知识体系, 这个体系展示着事实、解释并指导着事实。这些知识以不同的方式被整合, 在无形中牵引着舆论, 影响着受众。

参考文献

[1]邱春燕.人民日报国庆社论 (1949-2011) 意识形态建构分析[D].西安:西安交通大学, 2013.

[2]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年度报告[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1998 (01) :111-113.

[3]张铁山.论福柯的科学知识权力观[J].河南: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论金庸的社论 篇3

金庸有两支笔，一支是为《明报》写社论，一支是写武侠小说。

金庸的《明报》成功，除了它的武侠小说、新闻报道等因素外，也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社论。金庸写了３０多年的社论，当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不仅香港人会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社论怎么说，海峡两岸的政要也非常重视他的社论，国际上对《明报》“路易—查”（笔者注：金庸的英文名）的评论也非常看重。他的社论为知识分子所欢迎，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读他的社论。笔者认为，金庸的社论，在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经笔者研究，发现金庸的社论不论是在影响力上、写作理念上，还是在写作风格上，有很多方面与新记《大公报》张季鸾先生极其相似，给人以一脉相承的感觉。通过比较人们可以感受得到，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精神又在《明报》身上、在金庸先生身上复活了！季鸾先生等地下有知，应该会感到欣慰；中国的新闻学人，对此也应该感到振奋和鼓舞。

社评的影响力来自社评的价值

金庸是《明报》的总编辑，张季鸾是《大公报》的总编辑，都是代表本报发表社论的报社主笔，并非常重视社论的写作。他们的社论在当时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成为其报纸吸引读者的主要特色之一。

张季鸾先生毕生从事新闻工作，而其最辉煌时期当属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４１年逝世前主持《大公报》这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撰写的《大公报》社论，在当时社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一点为史家所公认。“《大公报》当时在报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与张的社评吸引读者是分不开的。”（１）“就国统区来看，《大公报》在当时所占的舆论‘权威’时间最长，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国家局势有什么重大变化，大家都要看《大公报》如何表态，这说明它在读者中的可信度高、影响力大。实际上《大公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季鸾的社评。”（２）

金庸自《明报》创刊到１９９２年控股权转移，也是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他亲笔撰写社评至少有七千多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尤其在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的问题上，金庸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评，更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他们的社论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什么会赢得读者这样的欢迎呢？

金庸和张季鸾两位先生的社评之所以受到欢迎，产生影响，首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社评是“有价值的”，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两位先生都有极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他们在社论中所作出的分析或判断，往往会被随后发生的事实所验证，多数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故为人所信服。“他（张季鸾）的时评，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３）金庸的社论“见解独到，判断准确”（４）也为人所公认。

社论有了“见识”才能有价值，才能产生影响力，有了影响力才能实现社论的价值——向导国民，监督政府。有价值的社论，对读者、对政府、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对报纸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位先生的社论，成为读者购买、阅读他们的报纸的理由，也成为他们报纸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对于今天的中国报业来说，有必要重新认识社论存在的价值。

注重社论的表达形式

孔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语言不仅要言之有物，而且还要有恰当的、合适的表达形式。读金庸的社论，笔者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行文风格与张季鸾先生非常相像。简而言之，一是语气平和，一是语言平实。这样的表达方式，使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这也是他们的社论受到欢迎、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来谈谈“语气平和”。“语气平和”中含有这么几层意思：语气平等、语气真诚、语气友善。张季鸾先生的许多社论“言谈之中透露出一种款款的真诚，好像在与读者谈心”。（５）金庸曾用“姚馥兰”为笔名写过文章，“姚馥兰”即ＹＯＵＲＦＲＩＥＮＤ（你的朋友），包括了以朋友的口吻平等待人真心交谈的意思。他的社论也是给人这种感觉，就像有一个朋友在跟你真心交谈一样。香港报人叶积奇在《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一文中这样评论过：“查良镛用这种娓娓而谈方式撰写的社评是最成功的；一方面，读者读起来全无压力，觉得在听一位老友跟他们闲话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经意之间吸纳了作者的讯息，自己在进行深入的思考。”（６）

语言平实。曹谷冰在《季鸾文存四版序》中也说：“其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情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７）张季鸾先生曾经向徐铸成传授过他写作社论的秘诀，徐说：“张先生曾一再跟我谈写社论一类文章的文风问题，说写社论要使读者看懂，要与读者思想交流；千万勿写连自己都看不懂的句子；不要自炫渊博，用那些不常见的古怪的字和僻典。”（８）“他说写报纸评论千万别用冷僻的字或典，太冷僻了，读者面就小了。其次，他说‘千万勿写过长的句子，如果一句话讲不完，宁可拆开两句，甚至几句来说明。否则，一句长达几十个字，读者看到后面时，前面已经忘记了。文字结构也宜西洋化。在遣词造句或用成语的地方，凡别人已用滥了的，千万勿抄袭，应另外找一相同或类似的字或句子。这样写不是为了要标新立异。按常理讲，比如有一个朋友和你谈话，老是那一套老生常谈，即使是至理名言，也易使人多闻而生厌。’”（９）“也不要搬用别人已经说过千百遍的套话、口号。文章有新意，也要有警句，但那要是信手拈来的，千万不要生造、硬凑，弄巧成拙。”（１０）

读金庸的社论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不说空话，不喊高调，很少用华丽的词藻、深奥的概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词语，说实实在在的话。“他的社评文字浅显明白，深入浅出。”⑾语言平实，并不等于语言无味。香港著名文化人董桥评价金庸的社论说：“查先生是小说家，写政论往往穿插一些说部的笔触：添一些对白，描几幅景象，说两句自己，行文里顿时多了三分情趣。”⑿

社论的风格与报人的人格

张季鸾和金庸的社论都表现出笔锋带情、敢言等风格，这与他们个人的情感和人格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的社论也体现出了他们做人的风格。

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才能写出有情有义的文章，才能真正地感染人。人们说张季鸾的笔锋常带感情，最能感染读者的心，其实这笔锋常带的感情，恰恰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流露。这种情是对亲友的情，对乡土的情，对国家的情。

张季鸾先生对亲友、对乡土、对国家都充满了朴素的情感。他在《归乡记》里就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金庸先生也是具有这种感情的，也有一些“报恩主义”的思想。自１９８１年以来，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影响香港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发表一篇有关的社评”。“他心中永远忘不了在故乡海宁读小学时，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时‘突然掩面痛哭’，他们全班小学生‘跟着他哭泣’。所以对于‘收回香港’，他认为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⒀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作为一个优秀的评论家，也首先必须是一个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张季鸾先生身上就有“大丈夫”这样的品质。他曾在报纸上勇敢揭露北洋政府的阴谋活动，为此曾“两度系狱”。张季鸾失业后，由朋友推荐曾任陇海路会办，那是有名的“肥缺”，但他志在新闻事业，到任不及一月便拂袖而去。

金庸可以说和张季鸾一样，身上具有一些“大丈夫”的品质。

１９６７年香港发生了著名的“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金庸反对极“左”势力采取过激行为，极“左”派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其中第二个人就是金庸。第一名叫林彬，香港商业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为了表示不畏强暴，对林彬的死，金庸连续在《明报》上发了两篇社评，一篇是《烧不灭的声音》，一篇是《敬悼林彬先生》。他说，“我也常常以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作为模范来勉励自己：‘虽然危险，内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⒁“每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⒂

张季鸾先生说他办报的“秘诀”就是“不望成功，准备失败”的决心，为维护独立客观的精神，随时准备失败，即使报纸关门也在所不惜。金庸在《自由客观决不改变》的社评里写道：“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虽然可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⒃

社论产生的小环境和大环境

一篇优秀社论的产生，当然与评论者个人的学识和人品关系密切，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能允许它出生并存在的大小环境。如果没有这两个环境，即使有张季鸾和金庸这样的人，他们也是不可能成为优秀评论家的。

先说一下“小环境”。小环境是指报社的内部环境。报社的内部环境，一个就是报社明确的办报宗旨，如梁启超所言好的报纸要“宗旨定而高”；一个是报社的经营管理。张季鸾和金庸这样的社评家，都是依托这样一个良好的“小环境”才发挥作用的。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以“四不主义”为其宗旨，在这个宗旨引导下，《大公报》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内部舆论环境，为张的社论提供了基础。

金庸的“小环境”情况与此十分相似。在谈到办报宗旨方面，《明报》的宗旨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可谓是异曲同工，其中可以看到很多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的痕迹。金庸曾深受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影响，在金庸的《明报》里，闪现着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影子。

我们再来谈谈大环境。这个大环境指的就是社会环境。金庸和张季鸾的社论，都是依托了一个大环境才得以存在的。

张季鸾虽然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然而这个环境却能允许一份报纸最基本生存条件的存在。清朝光绪帝颁布诏书，即允许民间创办报刊。“清廷实行‘新政’后，‘报禁’开放，国民可自由创办报刊与传递新闻信息，在事实上获得了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⒄“１９０８年颁行的《大清报律》……在报刊的创办问题上较前有所进步，由批准制改为注册登记制度加保证金制……”⒅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庄严宣告“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自此以后，民间办报之权利即使遭到各种反动势力的打压，也始终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存在。反动势力即使再嚣张，也不敢彻底取消或变相地彻底取消这一权利，民营报业也始终存在着。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能够维持其民办的地位，坚持“四不主义”，独立客观地进行报道和评论，拒绝接受官方及其他一切有政治色彩资本的控制，没有这个大环境，他们是绝对做不到的。

金庸也承认，他能够“真正客观、公正和独立，抗拒利诱威迫”，也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

也正是有了“独立生存，无求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能力，才能构建起知识分子独立地位和价值系统，才可以避免依附于权力阶层，张和金才能独立客观公正地来进行评论，发挥出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一些人议论金庸想做首任特区行政长官时，他反驳说：“认识金庸这个名字的人，较认识卫奕信的人还多，我实在没有理由为出名而去做将来的特区首长。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和利相信不会差过港督。今天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不知道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以后，恐怕相差更远吧！不要说我已经六十多岁，就是现时只三十多岁，也不当行政首长。你想想，目前单是一会儿英国议员来，一会儿港澳办的来，一迎一送就麻烦透顶。受到这么多人管束，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我现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听太太的话，要给她买靓衫之外。”⒆金庸能够如此自负、如此潇洒超脱，是因为他有他的环境所赋予他的独立的资本。报业市场成为报人生存的市场，因而也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舆论和观点的市场”。

注释：

（１）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９页。

（２）（５）（７）《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３）《大公报百年史》，方汉奇等著，摘自新华网。

（４）⑾ ⑿ ⒀ ⒆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６）转引自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３页。

（８）（９）（１０）徐铸成：《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⒁⒂《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⒃转引自《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６页。

⒄⒅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６７页，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一版。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一篇精典的人民日报人民社论 篇4

在一些机关和单位，有的人“会来事”。所谓“会来事”，并不是干工作上的正事、做业务上的实事，而是使尽浑身解数攀领导、拉关系、捞资本，说穿了，是谋人不谋事。

“谋人”与“谋事”，一字之差，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念。“谋事”出于公心，谋的是事业发展、公共利益；“谋人”常出于私心，谋的是官帽权位、一己私利。

现实中，不乏这样的对比。一些“会来事”的干部，懒于做事、善于作势，自己不干事，却“音量”不小。而那些埋头苦干的干部，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成天想的是问题难题，顾不上人情世故。

“会来事”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说明“谋人不谋事”的歪风还相当有市场。在一些人看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见效慢、周期长，更何况干事有风险，即便干成了也未必有人知道。“谋人”则不同，八面玲珑、忙于应酬，“做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拍得好”，往往一本万利、事半功倍。

如果任由“谋人不谋事”盛行蔓延，拉关系之风就会趁势而起，荒废了责任田、伤害了事业心。一些人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蜕变，认为“谋人者治人，谋事者治于人”，干事不如讨巧、“谋人”才是王道。更有甚者，自己不干事，对干事的人却妒火中烧，“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涣散了工作的斗志，污染了务实的风气，破坏了健康的政治生态。

古人云，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谋人”固然能获得一时之利，长期来看必然“心劳日拙”。因为不干事，自然虚谈废务、能力不足；因为拉关系，不免心浮气躁、患得患失，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谋人”会呈现一副颟顸无能的面孔，领导不喜欢、群众不满意。“谋事”尽管暂时坐了冷板凳，但踏踏实实干工作、一心一意谋事业，做出来的成绩有目共睹，这才是赢得领导赏识和群众认可的硬资本。

任何梦想，只有靠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一个组织，也只有谋事的人越来越多，才能朝气蓬勃。从选人用人的角度来考虑，领导干部也需要更多谋事的人，组成一支善于攻坚克难的人才队伍，解决问题、做出成绩。

人民日报社论 篇5

过去5年，中国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顺应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变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工会组织体系更加健全，生机活力得以激发，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各级工会叫响“组织起来，切实维权”，不断完善职工群众权益维护机制，增强协调劳动关系促和谐的能力，组织动员广大职工为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成为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正能量。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理应而且必须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工人阶级要自觉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时刻保持主人翁的姿态，以领跑者的豪情解读中国梦，以劳动者的佳绩共创中国梦，以创新者的精神托举中国梦。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始终做坚持中国道路的柱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充分发挥伟大创造力量，始终做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坚。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奋斗是梦想的路径。让崇尚劳动创造蔚然成风，让通过诚实劳动赢得美好生活成为社会共识，这是工人阶级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激励全体人民矢志奋斗、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关键。全社会都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让造福劳动者成为政策指向，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工会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要牢记党的重托、不负职工期望，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擦亮“职工之家”的招牌，当好职工最可信赖的“娘家人”，始终致力于让职工群众享有更高质量的就业、更公平合理的收入、更充分的社会保障、更广泛的民主权利、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更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把党的工运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展开，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指导方针贯彻到政策制定、工作推进全过程，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要加强和改善对工会的领导，支持工会开展工作，为工会工作提供更多资源和手段，为工会履职创造更好条件。

人民日报社论 篇6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九周年

2010年07月01日00:00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今天是我们党诞辰８９周年。经历了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３７０多万个基层党组织、７７００多万名党员展现出更加昂扬的精神风貌，焕发着更加旺盛的创造热情。

自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勇敢担当历史使命，带领人民走出一条强国富民之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个重要法宝，动员和组织全党力量，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历史充分表明，我们党历经风雨砥砺而坚强屹立、兴旺发达，就在于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保持党的性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在于党始终深怀忧党兴党意识，以强国富民为己任，依靠自身建设不断激发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正在开展的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是我们党将自己的执政理念化为行动的重要载体，是我们党将自己的根本宗旨融入时代的生动实践。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必将调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和创造活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我们党是一个执政６１年的大党，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始终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任务光荣而艰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改善民生、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严峻复杂考验，党内还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全党同志惟有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清扫政治灰尘，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脚踏实地干事创业，尽心竭力造福于民，我们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现代化航船劈波斩浪不断前行。

我们党是一个走过８９年光辉历程的大党，党的建设始终是我们党开辟前进道路的强大动力。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功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忧党之心转化为兴党之责，着力推动科学发展，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规划、思路和举措，以模范行动影响和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贡献智慧力量；着力促进社会和谐，掌握社情民意，协调各方利益，拓宽诉求渠道，化解矛盾纠纷；着力服务人民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和期待，积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着力加强基层组织，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积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重在解决问题，重在取得实效。只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率先垂范，我们就能够保持党的先进性，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明年，我们将迎来建党９０周年。回首近一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党的建设始终同中国现代化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机遇和挑战，我们肩负的使命伟大而光荣。全党同志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改革创新，争当时代先锋，就必定能够创造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出色业绩。

人民日报社论 篇7

在1988年解除报禁后, 台湾报纸的评论急速发展, 竞争也随之加剧, 各报无不把评论当做拳头产品来对待。目前台湾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联合晚报》, 创刊于1988年2月22日, 正是台湾解除报纸登记管制后最先发行的新报。该报也是台湾第一家采用横式编排的报纸, 内容兼顾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本文选取该报2008年5月15日~6月21日共38篇社论加以分析。作为评论中最重要而又最正式的一种, 社论是代表报社、刊物或通讯社编辑部就当前国内外重大事件、事变或问题表明立场的指导性言论。 (丁法章) 它是表明新闻媒体的政治面目的旗帜。 (胡文龙) 之所以选取这段时间的样本, 首先是因为资料有限, 另一点是因为那段时间正是马英九上台前后, 可以看作是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期间, 这时的评论或许更具代表性。

综合分析这38篇社论, 总结出该报社论在选题、立意和论证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选题:有的放矢、有感而发

对于一篇评论, 选题是首要的方向性的选择。由于新闻传播的受众绝大多数是普通群众, 所以新闻评论必须选择大多数人所关心的、能够拨动更多人心弦的问题展开评论。《联合晚报》的社论坚持每天发表在固定的A2版左上角的位置, 占两栏空间, 字数基本固定在25×34以内。从评论的对象来看, 一类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 例如5月16日的《地震教训:公共建筑安全吗》、5月20日的《心连心手牵手, 庆祝台湾新生》、6月14日的《理性智慧处理钓鱼台事件》等都是就刚刚发生的事件展开评论, 显现了新闻评论的新闻性。因为这30多天内的新闻报道主要包括四川汶川大地震、马英九就职、钓鱼台事件和马英九上台后油价上涨、绿卡风波等,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有几天的《联合晚报》的社论就是针对当天头条新闻而发的。对于这些新闻事件, 该报非常注重发出自己的声音。

另一类是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 例如5月17日的《不要用“刻板印象”定罪》, 这篇社论从关于四川地震的各方新闻报道出发, 针对人们长期存在的对于其他人和事的刻板印象表明自己的态度。6月2日的《建立师生关系的新秩序》就长期存在的各种校园暴力现象发论, 分析教师、学生、校方关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的观点, 这些社论都体现出了强烈的主观色彩, 将自己的观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出来。

二、立意:新鲜独到、观点新颖

立意, 就是确定文章的主题思想和基调。立意不仅是文章的灵魂, 而且是文章的统帅, 要求作者对所评述的事物或问题, 提出自己的看法, 表明自己的见解。唐代诗人杜牧说过“凡为文以意为主”。一般情况下, 选题在前, 立意在后, 选题为立意提供基础, 立意赋予选题以灵魂。虽然选题上《联合晚报》可能与其他报纸重复, 但从总体上看, 该报社论在立意上能体现出自身的特色。例如6月11日的《“写历史”步步为营》, 针对海峡两岸“两会”恢复对话这件大事, 文章抓住了马英九送代表团的一句话“大家都在写历史”, 围绕这句话对这次复谈在形式上的突破和意义展开评论, 最后指出“以后的历史会更难写, 这才是马政府的千斤重担”。可以说, 针对这一事件各家报纸都有自己的角度和立场, 而《联合晚报》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对于选题相同的社论, 该报的社论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深”和“新”, 见解独特、观点新颖、别有韵味, 使人过目不忘。

三、论证:据事论理, 以理服人

立意和论证都应服从并服务于评论文章的说理, 是一个统一过程中的两个环节。“如果说立意是评论的灵魂, 论证就是评论的骨骼, 是论点得以成立的依托。评论的整个躯体, 必须靠论证来支撑。”论证是运用论据证明论点的逻辑推理过程, 即摆事实、讲道理。论点、论据、论证方法是论证的三个要素。

第一, 提纲挈领——论点

当今媒体已进入“观点时代”, 能否提供具有思想深度和独到见解的观点, 已成为决定媒体质量和影响力的主要因素。评论的论点必须鲜明。《联合晚报》论点的特色首先在标题中就能明显反应出来。标题是评论的眼睛, 好的标题往往能抓住受众的注意力, 吸引他们继续把评论看下去。该报社论标题多采用标点符号, 在这38篇社论中, 18篇标题中出现了标点, 包括冒号、逗号、单引号、问号和感叹号。这些标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着为评论所要表达的立场态度服务的作用。《碎纸机能碎得了什么?》、《地震教训:公共建筑安全吗?》、《台湾有多少个“陈清景”?》、《一致对外前, 先自相砍杀?》等等, 这些设问、反问等标题都能各尽其责, 紧扣人心。再具体看一下标题的内容, 有用具体的事实作为标题, 直接表明所要论述的对象内容的, 如《建立师生关系新秩序》。更多的则是在标题中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如《“金援外交”该全面检讨了》、《“怎么教”比“教什么”更重要》、《不必清算, 但要清查》、《矫枉无须过正》等等。

可以说, 《联合晚报》社论的论点是在对客观事实和详细材料占有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每篇社论分论点较少, 开篇观点明确, 首先就在气势上抓住了读者。接下来主要围绕开篇提出的唯一的论点进行论证, 论点达到了评论论点正确鲜明的基本要求。当然, 部分评论的论点也体现出深刻隽永、新颖独到的韵味, 从而使整个评论更上一层楼。如《建立师生关系新秩序》这篇社论, 首先提出校园暴力等不良现象, 继而指出应如何做, 特别在最后指出“变迁快速的时代, 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同样面临挑战。这些问题比课纲和教材要困难而敏感多了, 是真正‘教育’问题的核心, 师长们莫等闲视之。”

第二, 缘事议理——论据

一篇评论要说服人、引导人, 没有充分的事实和理论是无法奏效的。“缘事议理可将枯燥、理性的论述化为鲜明、富有情趣的内容, 使新闻评论形象、生动、获得可触摸感。”

采用事实作为评论由头或作为论据是《联合晚报》社论的又一特点。如《爱台湾的方式》这篇社论, 具体引用两个台湾的体坛小将在国际大赛中夺冠和台湾青少年在其他领域大放异彩的事实, 论述他们爱台湾的方式, 以此来对比政坛乌烟瘴气的绿卡风波, 最后指出:“论起爱台湾的方式, 政客真该向台湾的体坛小将们多学习!”评论所选取的事实虽然是个别的, 但对于论证论点却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 而且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比较新, 既增强了评论的吸引力又服从了说理的需要, 更好地为论证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 《联合晚报》社论的内容虽然很多涉及政治事件, 但在理论方面论据的运用却很少。

第三, 灵活多变——论证方法

《联合晚报》社论主要应用例证法进行论证。选取事例表述简洁, 有所侧重, 能把叙述的着眼点放在最便于体现论点的地方。这一点在《建立师生关系新秩序》、《爱台湾的方式》和《节能减碳:让作秀变假戏真做》等都可以看到。在《节能减碳:让作秀变假戏真做》这篇社论中, 不只用行政院长刘兆玄被立委指示把西装脱脱穿穿和马英九出席环保会议的服装作为由头开篇, 更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搭飞机全球演讲未能身体力行节能减碳的事和美国人浪费擦手纸巾的事支撑论点, 指出环保议题有待知识思辨和意识唤醒, 最后不无讽刺地写道:“这些动作纵然不免作秀的讥评, 终究也能达到假戏真做的效果, 大家应多给点掌声!”

另外, 该报社论在用事实进行论证时, 很大一部分是回顾历史事实。包括《民进党的领航者》、《义工形象和总统角色》、《五二誘的民进党故事》、《监督政府, 看大别看小》等都引用了历史背景资料, 这样论述下来使评论的信息量更加丰富, 更具有厚重感和说服力。

《联合晚报》社论在论证时也有很多是采用对比的方式进行论证的。其中既有横比又有纵比, 包括同一事物过去和现在的对比, 蓝绿阵营的对比, 不同人做事的方式、态度的对比, 大陆与台湾的对比等等。

总体上看, 《联合晚报》社论在开头既有直接摆出论点的, 也有借用由头引出论证内容的, 相比之下后者占有较大比例。还有一个特色是由设问切入, 将所要论述的问题归纳成一个或几个需要解答的问题, 然后在正文中对所提问题加以解答, 借以展开论点。如《勘灾政治学又来了》这篇社论, 开头连续三个问题——“灾害发生时, 总统要不要去勘灾?多大的灾害才需要总统去?总统勘灾和行政院的职权会不会产生冲突?”而后在正文里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论证过程中夹叙夹议、事理交融。而结尾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会在最后一段或最后一句话出现感叹号, 或是先有问号, 再有感叹号。如《矫枉无须过正》这篇社论的结尾是这样的:“所谓政策基调既然还未定, 外交部实在不必抢先动作, 尤其如果出于‘揣摩上意’, 拍错马屁岂不尴尬?欧部长还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 堂堂正正办点正事吧!”事实上, 标点符号的运用也是一门艺术, 该上述社论中的标点为所要表达的意思增色不少。另外, 社论的结尾能照应开头, 生动含蓄, 为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

精彩的论证不仅行文要起伏、结构要严谨、层次要分明、节奏要合理, 而且对语言的要求也较高。语言至少要准确、流畅。要使评论文章的语言生动、活泼、吸引人, 就应做到说理形象、“寓事于形”, 努力使评论写得绘声绘色、幽默犀利。《联合晚报》的社论在语言上典故、修辞运用较少, 但描述事实鲜活生动, 说理时语言较通俗, 总体上看简练易懂、风趣幽默。

尽管仅对这么短期限的评论作出的分析并不能获得全面的认识, 但综合国内其他有限的研究台湾报纸评论的资料看来, 《联合晚报》以及台湾其他大报的新闻评论的特点与台湾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 他们的经验对于祖国大陆的报纸评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此应指出的是,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大陆和台湾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这给台湾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现实空间, 然而, 从台湾报纸的评论看来, 大陆和国际上的事并没有引起台湾媒体足够的重视。

摘要：作为“表明新闻媒体的政治面目的旗帜”, 新闻评论在各类媒体尤其是在报纸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台湾《联合晚报》社论的分析, 归纳出该报新闻评论的若干特点。

关键词：《联合晚报》,新闻评论,社论

注释

1 《新闻评论概述》一文http://www.hubce.edu.cn/jpkc/2007xwx/jdxwsx/54.html

2 于文军:《善于议“理”即评论》《, 新闻战线》, 2002.2

3 朱惠民:《新闻评论事理分析十法》《, 新闻知识》, 1992.6

4 孔宪峰:《新闻评论中的语言技巧》《, 锦州医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2

5 田秋生、邓庄、钟剑茜:《当代新闻评论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出版

6 胡文龙:《现代新闻评论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年出版

从党报社论读懂中国课题 篇8

在上述社论中，2012年被称为中国十年发展历程的缩影，“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们走过了很不寻常的道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此次大会将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必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及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党和政府部署重要方针、政策和主张的重要时刻。而每次会议召开之后，《人民日报》往往第一时间发表相关主题侧重的社论，向全国和世界传达会议上理解中国发展理念与核心政策的权威观点。

2002年十六大至今的《人民日报》社论，对党和政府在十年中所做出的重大决策以及关键的社会变革与事件等均有集中陈述。这些重要社论是读懂三次党代会间的国计民生发展历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社论关键词成流行语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首次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的历史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六大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深入传达学习。

党代会和全会上的新提法往往是党报社论集中阐述的重点，并能很快进入普通民众的流行语中，被长时间广为传述。2002年，“十六大”、“三个代表”和“短信”、“姚明”、“车市”、“世界杯”等一起成为年度流行语。

而十六大上的另一个全新提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了2003年已经让普通中国人耳熟能详。

2003年10月召开的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与1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遥相呼应，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人民日报》借此刊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体制保证》的社论，就2003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年，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原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一年开始，人们逐渐意识到那个曾经熟悉的词语“小康”被赋予“全面建设”之后的真正意义。也正是在这一年，党中央展现出的改善民生的坚定决心，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

2004年，很多人的记忆词汇中除了雅典奥运会上的“翔飞人”，还有一个“执政能力”的概念。当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专题研究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央全会，会议通过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决定很快成为学者和普通百姓讨论的热点。

对此，《人民日报》在社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纲领》中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是一项重大紧迫的战略任务。社论传递出的信息是，党明确地意识到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能只靠“打江山坐江山”，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长期执政的最终保证。

2005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十一五”规划、“节约型社会”，2006年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自主创新”等都是当年全会上重点提及的概念。2007年一批被命名为“和谐号”的CRH动车组列车在中国大地上奔驰，更是让“和谐”和“回家”联系在一起，成为近十年来中国人记忆最深刻的词语。

200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针对十七大发表社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奋勇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最鲜明的词汇，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

一篇社论一桩大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 .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200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在名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奋斗》社论的末尾写道。

这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随后《人民日报》社论第一时间对和谐社会的概念和原则做了阐述。

每次全会一般会就重点讨论的一个方面颁布重要决定，重温《人民日报》有关社论，每次全会的核心信息亦跃然眼前。

如，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每个决定都是党对现实问题准确诊断后深思熟虑的成果，并将对民众普及和深入推进，党报社论就是展开阐释和告知全民的一个重要渠道。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又专门就农村问题作出决定，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实现现代化的重视，这是对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的把握。”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祝彦说。当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改革开放主动权 推动经济社会新发展》，阐述农村改革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农村改革仍然是我国改革的关键环节”。社论与全会部署相辅相成，为铺开农村改革做了宣传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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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的现代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极大地束缚了农村的发展，过去一些政策的延续更无形中加重了农民负担。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将改革的注意力放在农村上，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清楚认识。”祝彦说，正是在此次部署之后，“取消农业税，废除各种乱收费，实行农业补贴，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等直接惠及农村千家万户的‘仁政’逐步推出，对于农村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另一个在党的决议中逐步推进和不断重申的课题是党的建设，这也是《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一贯性内容，又在不同时期有新的提法和突破。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并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5年后，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发表题为《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的社论，“一个执政党能不能科学总结实践经验，善不善于坚持和发展这些经验，关系这个执政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反复强调加强党的建设，一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前所未闻的新事业，必须要求全党同志不断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二是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和挑战，要求我们全党同志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认识自己；三是党内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现象，暴露出我们党的队伍中存在弊病和不良现象，必须予以警惕与铲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祝彦说。

读懂不断被重申和强调的核心课题

读懂党报社论，就能读懂正在中国不断被重申和强调的核心课题。比如2007年十七大上系统阐发的科学发展观，也是2010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再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反腐倡廉建设等相关论述在社论中出现的频率和密度，说明了党对这些议题的重视程度。

除了新理念和核心任务布置，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变动也是社论的内容之一，此外还包括当年的重大社会事件、国内外形势等。

2002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在祝贺十六大胜利闭幕的题为《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社论中，提及“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而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永葆生机，“一批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党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表现了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高风亮节和远见卓识。”

2002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针对十六届一中全会发表题为《伟大的事业 美好的前程》社论，肯定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并向退下来的领导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

两年后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胡锦涛同志接任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这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人民日报》在社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纲领》中对此作了专门表述。

2007年十七届一中全会，胡锦涛同志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党中央领导人的新老更替，社论指出：“从党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全党同志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党报社论的另一项重要使命是就一个时期的全局性社会事件进行总结与阐述。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报告提到，党中央一年多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集中精力办了几件大事喜事，妥善处置了一些急事难事”。对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认为“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我们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战胜了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

外媒往往对这样的社论给予高度关注，在外界看来，党报发声对引导中国全社会统一思想和树立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