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论文(精选9篇)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部署和要求,以扎实开展行政审批电子监察为切入点,以加强市县乡村四级行政服务网络建设为载体,以深化政务公开为着力点,加强监督,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促进了全市经济发展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一、加强监督,扎实开展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工作
(一)抓系统建设,不断完善电子监察功能。2007年初,我市开展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工作以来,先后研发了视频监控系统、短信预警提示系统和电子控票监察系统,对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窗口工作人员网上审批、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出勤率等实施全程现场监控,对行政审批收费实行电子控票,加强对职能部门和单位收费行为的监督。2009年又开通了电子监察外网,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系统的联通。截止9月份,全市电子监察系统共对69.4万件网上审批进行了实时监察,其中,市直18.8万件,县市区50.6万件;共对8513件整体超时办件发出预警纠错指令,其中市直1446件,督促市直单位在承诺期限内办结18.7万余件,处理网上咨询投诉83件,促进了职能部门和单位转变作风。
(二)抓专项清理,推动电子监察工作深入开展。在全市开展了清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工作。清理共涉及市直42个部门和单位,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74个,取消行政审批事项37项,取消收费项目26个,对保留的373项行政审批事项、38项备案登记及政府基金项目进行了全面规范;取消了申报资料207条,减少办事环节148个,减少办事时限1115个工作日,承诺件改为即办件事项7件。通过清理和优化,市直部门和单位的行政审批事项得到了精简,办事流程得到了优化,进一步方便了群众办事,提高了行政效率。
(三)抓建章立制,保证电子监察工作规范运行。一是制定出台工作制度。市政府先后下发了《孝感市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办法(试行)》、《孝感市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绩效评估暂行办法》、《孝感市市直电子控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市监察局会同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联合制发了《孝感市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审批退件行为的意见》以及《孝感市行政审批网上投诉处理办法(试行)》,明确电子监察系统运行和管理、网上监察、违规问题的处理程序等,促进了我市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二是实行电子监察情况月报制度。制定电子监察系统情况月报表,编发工作简报、工作专报,将电子监察的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开。三是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市监察局、信息产业局、行政服务中心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定期碰头,分析电子监察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研讨网络的运用情况,明确工作任务。四是实行电子监察员制度。在市直各部门确定1名电子监察员,对本部门的行政审批和服务行为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协助监察机关,及时处理违规问题,保证电子监察工作顺利进行。
(四)抓绩效考核,促进部门改进作风提高效能。一是坚持做好行政审批绩效评估工作。采取电子监察系统自动生成、人机结合、以机考为主的方法,每月对市直42个职能部门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廉洁高效、便民便商等6大类绩效情况进行考评,将绩效评估结果在电子政务网站、《孝感日报》上公开通报,促进了部门改进工作,提高效能。二是开展定期或不
定期检查督办。通过适时组织专项检查,及时纠正个别单位办件不登录的问题,按规定扣减其绩效评估分值;通过开展明查暗访、电话查询等形式进行抽查,促进部门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和效能意识。三是制定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工作项目考评标准》,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工作的组织领导、系统建设、制度建设、具体工作项目等内容进行百分制量化,实施绩效考核。四是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工作纳入源头治腐工作的考核内容,出台了《2009孝感市市直源头治腐牵头单位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对市行政服务中心和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实行目标考核,考核结果与市委、市政府工作目标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挂钩。
二、强化服务,规范市县乡村四级行政服务网络建设
(一)抓平台建设,夯实工作基础。去年以来,我市按照便民、利民、规范、高效的要求,将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纳入各级服务平台,逐步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行政服务网络。目前,全市有112个乡镇(占全市117个乡镇的96%)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中心纳入便民服务事项30多个。云梦、汉川、应城、孝南、大悟、孝昌等6个县市所有乡镇都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全市1610个村、社区建立了便民服务室,实现“村村有站点、事事有人办”的零距离服务。加大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的硬件建设投入,做到“六有五上墙”,即有电话、电脑、上网设备、资料档案柜、标识牌和运转经费,做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办事指南、办事程序、工作制度、带班领导及工作人员姓名上墙。有条件的乡还配置了电子显示屏或触摸屏,配备专用交通工具。村级便民服务室做到“五有两上墙”,即有场所、标识牌、电话、登记簿、必要经费保障,做到服务程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上墙。有条件的村还配备有电脑及上网设施。
(二)抓制度建设,规范行政服务。一是完善统筹协调类制度,促进整体联动。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服务网络建设的意见》,制定出台了《孝感市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理办法》等20多项制度。二是完善业务操作类制度,促进规范服务。借鉴现代企业办事流程化和精细管理的理念,在全市推行流程管理,狠抓审批服务事项的流程再造和优化。按照在武汉城市圈内办事环节最简、申报资料最省、办理时限最短的要求,编制服务流程,做到一个部门一本流程管理册,一个事项一张流程管理图,每个环节都标明办事所需条件、办理时限和责任人员,并上墙上网公开。三是完善运行类制度,促进快捷服务。采取下限制,把办事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采取联办制,核减重复和不必要的申报条件;采取授权制,提高即办率。推行网上审批和网上公开制度,将进中心的审批服务事项,从受理到办结的过程上网操作,群众上网可以直接查看相关信息和申办事项的进展情况。四是完善特事特办类制度,促进优质服务。大力推行全程代办制和“保姆式”服务,推行部门服务质量评差制、服务事项提醒制等考评制度,推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跟踪服务制等基本制度,使群众小事不出村、一般事不出乡、大事不出县。
(三)抓检查督办,规范服务质量。把握关键环节,开展监督检查。为促进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我市对市县级行政服务中心,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室四级行政服务网络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按照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齐全的办公设备、有完善的信息网络、有健全的服务流程、有严格的工作制度、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有详细的办事记载、有长效的检查考核、有必要的运转经费的“九有”标准,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检查中严把“四个环节”:在受理环节,看办件所需资料是否告知到位、委托手续是否签订到位;在办理环节,看是否做到严格资料审查、严格办件收费、严格办事时限;在代理环节,看是否及
时送交办理、是否及时查询结果、是否及时反馈情况;在回访环节,看是否做到定期检查办件情况、定期测评满意程度、定期收集群众意见。通过监督检查,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便民服务网络建设健康发展。去年以来,全市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室)共接待群众200多万人(次),办理审批和服务事项70多万件(次),按时办结率98%以上,群众满意率97%以上。
三、深化公开,促使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一)抓组织领导,健全公开机制。成立了由市长挂帅的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抓、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每年初,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政务公开工作。为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规范管理,先后制发了《关于在全市县级行政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工作的通知》、《关于全市公用事业单位推行办事公开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在全市农村基层全面推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的意见》、《关于在全市开展政务公开示范点建设的实施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对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监督、考核、奖惩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经过几年摸索,我市形成了一套程序严密的政务公开运作流程,从“内容——形式——预审——公开——评价——归档”等环节进行了具体规范。目前,市级政府机关、79个市直部门和单位,7个县级政府机关、312个县级政府部门,125个乡(镇、场、办事处),全部实行了政务公开,形成了市、县、乡、村四位一体,整体联动的公开格局。
(二)抓示范引导,推进公开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政务事务公开示范点建设为抓手,以点带面,不断加大解决群众关注的“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等问题的力度,整体推进公开工作。自2006年以来,先后在汉川、大悟及市直工商、学校、医院、交管、供电、供气、房产、财政等部门和单位开展了政务事务公开示范点建设。
关键词:交易成本,权力距离,经济成就
现代的商事主体, 主要为企业。现代企业, 尤其是公司, 是产权社会化、交易集合化和财产人格化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中, 企业是最重要的资源拥有者和交易主体。企业具有前所未有的经营规模和财富创造能力,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本质上讲, 企业是文化模式的载体。不同文化类型化下的企业以其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文化理念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谋求立足、发展和繁荣。因此, 不同的权力距离能极大地改变交易成本, 最终实现文化模式与经济成就的相互促进, 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1 交易成本理论
西方经济学起源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 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次重大的变革。以亚当·斯密为代表, 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第一个经济学理论体系, 即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高效性。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 古典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垄断进行解释。20世纪30年代中期, 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宣告了“斯密传统”的结束。他们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市场的两种极端情况, 提出了“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 并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革命。1929~1933年大危机使人们又开始重新考虑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凯恩斯区分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否定了自古典学派以来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基本假设, 认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市场失灵”, 主张政府积极地干预经济, 采取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宏观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 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但是凯恩斯革命本质上只是一场方法的革命,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出现又出现了“政府失灵”问题。由于正统经济学提不出合适的政策主张, 其地位开始动摇, 新的自由主义倾向重新卷土重来, 经济学界分化出来许多新的学派。在众多新兴的经济学流派中, 其中一个重要的流派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得到了复兴。
在主流经济学中, 制度 (包括法律制度) 都被假定为不变的因素, 即常量, 而不是变量。因此在进行分析时往往被排除在外的, 制度 (包括法律) 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往往被或略掉。在20世纪20年代, 美国出现了一个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 即制度经济学, 后人为了将其与新制度经济学派区分, 将其称为旧制度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和康芒斯。他们强调制度的功能, 主张把制度当作一个变量而不是常量来加以考虑。尤其是康芒斯, 他认为传统经济学把商品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把交易看成是物质产品的转移是错误的, 应当把交易关系看成是法律上权利转移, 这才有制度上的意义。
新制度主义从本质上讲并不反对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 而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种补充和发展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与物的经济关系, 即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技术性问题, 二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 即如何处理人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激励与协调、剥削与被剥削等一系列制度性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探寻资源配置的制度结构。因为, 新古典理论将制度和结构假定为既定, 而探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制度和结构本身, 分析制度结构与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与新古典理论并无二异, 如理性人、稳定偏好、最大化均衡等。新制度经济学由四部分内容组成: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
科斯认为, 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 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 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的根本论点在于对厂商的本质加以解释。由于经济体系中厂商的专业分工与市场价格机能之运作, 产生了专业分工的现象;但是使用市场的价格机能的成本相对偏高, 而形成厂商机制, 它是人类追求经济效率所形成的组织体。
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总体而言, 简单的分类可将交易成本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和违约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是低权力距离国家中的经济学理论, 它依据低权力距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土壤。在解释高权力距离国家的经济现象时面临很大的困难。单就交易成本构成来说, 高权力距离模式下的企业面临更多的隐性的交易成本。结合不同的文化结构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国等东方封建制度的单向金字塔式的结构不同, 西欧封建制呈网络金字塔型结构。国家或政府权力分散到各级封臣手中, 中央集权的形成障碍重重。不仅如此, 这种封建结构还深刻地影响到日后欧洲政治与制度的构建。”
2 权力距离
20世纪60年代, 跨文化交际学最先在美国开始兴起。美国人类学家霍尔的著作《无声的语言》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霍尔提出了“文化就是交际, 交际就是文化”的观点。此后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述开始不断涌现。到了1970年, 国际传播学会已经承认跨文化交际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近几十年来, 跨文化交际学得到了持续的纵深发展, 今天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相比于美国, 欧洲的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因为欧洲悠久深厚的学术传统, 研究成就依然不菲。出生于荷兰的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在《文化之重》这部经典的著作里, 他提出了文化维度的问题。与许多跨文化研究专著有所不同, 霍夫斯泰德提出的理论框架及其论述都有具体的调查数据做支撑。
《文化之重》第三至第七章分别描述了五种不同的文化维度。权力距离是第三章论述的问题。“权力距离”指的是组织机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对于权力分布不平等的接受度和预期度。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个维度上有高低之分。高权力距离通常意味着在该社会对于由权利与财富引起的层级差异有较高的认同度, 这些社会一般倾向于维持层级制度体系, 自下而上的交流受到限制。而低权力距离则指一个社会不看重人与人之间由财富或权力引起的层级差异, 而更强调地位和机会的平等。
3 经济成就
“制度与经济成就之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形式的制度组合最能促进交换利益。而且, 长期经济体制的成就是取决于制度变动的调适效率。对于制度变动的产生, 诺斯在本书中强调制度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制度是行为的限制;组织则是设立来利用制度带来的机会, 并由此造成经济体系的发展。”实际上, 从文化模式来看, 文化是一种更为持久稳定隐性的制度模式。不同的文化与相同的经济形态将产生不同的互动模式。就东方封建制和西方封建制的对比来看, 网络型的相对独立模式与市场经济结合无疑更具有优势。在此看来, 新制度经济学是西方学者首创的经济学理论, 在面临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时, 存在着一个基础差别问题。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单向型金字塔模式下, 存在着诸多的外部因素影响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在更宏观的层面会影响经济成就。首先, 是经济成就的总量问题。第二是经济成就的分配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短期的考察来看, 或者在经济转型来看, 文化模式对于经济发展抑制或者抵消作用更大。历史的积淀就构成了一种路径选择和文化模式, 进而影响了经济成就。
4 结语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补充, 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也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看待和分析经济问题, 不能就经济论经济, 必须要结合制度环境。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资源配置, 而触及到人与人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看到了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将制度作为分析的变量来对待, 把人的因素结合制度来考察。本文试图从人的文化属性来结合制度因素探讨交易成本理论和经济成就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公平、效率和法治的有机结合。竞争是市场经济有效性的最根本保证。市场机制正是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 迫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管理、积极创新, 从而达到提高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而所有的环节的根本在于人。人的文化属性包含了政治、宗教、哲学等一系列方面。不同的权力距离塑造了不同的企业文化、组织模式进而产生了经济成就的差别。低权力距离的民主、自由、扁平式的模式更能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适应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影响经济成就。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这个理由相信很多人都觉得熟悉。几乎每次国内油品涨价,我们听到的都是同样一个理由,以至于我们都有了某种程度的视听疲劳。
垄断催生高油价
最近一次油价上涨时有记者问到 “国内消费者承担的费用远高于国外”的问题,发改委的回答如下:
目前,英国汽油零售价折合人民币为每升12.8元;法国汽油零售价折合人民币为每升12元,均比我国平均零售价高两倍左右。在美国,各种税收在汽油零售价格中所占比重为20%左右,普通汽油价格为每升6.11元,比国内平均价格高35%左右。
由此,发改委得出的结论是:即使考虑养路费负担因素,国内消费者负担也低于欧美国家。
这种简单的油价对比法显然不能服众,私下肯定有很多人算过这笔账,计算出的结果显示,我们的油价比美国还要贵。如果把高速等各项道路收费计算进去,我们实际的油品价格在10元/升。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2006年4月全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月可支配收入为887.42元,可以购买93号汽油174升,同期,美国联邦统计局数字显示,美国人均收入为3000美元,考虑到汇率等因素,大约可以购买3928升汽油。购买力相差22.5倍。
这样,高油价、低收入,一高一低,国人就成为了三明治中间的那块火腿,油煎过后有滋有味。
由于资源价格上涨,很多生产制造企业大呼成本问题,两大石油集团也不失时机加入了“哭穷”的队伍,好像其不是始作俑者,而同样是受害者。中石油在1300多亿元的高额利润之下,为什么还要喊亏?
目前,国内油气田和石油开采销售权力都是由中石油、中石化把持。除国内自产油品外,石油进口权也归两大石油公司所有。虽然商务部已经批准49个非国营企业可以进口石油,但是2005年非国有进口配额一共才0.1亿吨,根本无法左右市场。出于成本考虑,这些企业也不得不牺牲产业链的完整性来保证持续经营。
拿到原油配额的非国有企业,进口后的炼化工作必须统一交到两大石油集团的炼化厂,其余炼化厂只有在两大集团任务繁重时从两大集团手里转包。能够拿到进口权的企业背景都很深,但是能否一直与两大集团处在蜜月期还是一个问号。一旦政策变动,两大集团不给这些非国有企业安排生产计划,海关再一卡,这0.1亿吨石油根本进不来。
这样,拥有绝对优势的两大集团就利用手里的提请权来要求政府,控制石油价格。
由于我国石油价格比国际价格偏低,在石油出口的环节上利润较小,借着国际油价水涨船高的同时,两大集团喊出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提高石油价格,也就变相地提高了利润。去年,中石油销量不及BP石油公司的1/4,利润却与之相当,这里油价上涨功不可没。
另外,非两大集团所属的中下游企业对两大集团来说是一种相互竞争关系。两大集团为加强垄断地位,会利用手里的权利来挤压非集团企业。除可以在油品供应上进行限量外,也可以通过手里的批发权提高油品价格。这二者相辅相成,限量造成油品短缺的现象,然后根据价格定律自然又可以提高油价,循环往复。这也是油价上涨的一个原因。
2006年前四个月,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统计资料显示,国内生产原油6055万吨,进口原油4915万吨。巨额的进口量并没有使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石油消费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国内这样的强大价格操纵能力。
在国际石油定价权上,我国石油企业与国外石油巨头一对一较量不但不占优势,由于政策原因,反而经常引来石油巨头和那些“中国威胁论”者的联手对付。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另一方面,我国也缺少运作国际石油市场的核心能力,相比纽约、伦敦和新加坡这些成熟的国际石油市场枢纽,我们在市场规则、创新监管能力和市场参与者实力方面都明显不足,再加上国内政策限制问题,建立这样的市场在未来十年内恐怕也很难见成效。可以说,国际市场垄断地位的缺失是国内油价频繁上涨的另一个原因。
垄断背后的本质
没有人敢严肃地说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从所谓的计划经济向所谓的市场经济转型,我们恰恰采用了一种最传统、最中庸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历史转变。按照小平同志的话说: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如今,我们要求国际上认定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完全是为了配合发展援助和特惠贸易协议。迄今有50多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证明只要价格合适,头衔是可以买来的。
那么,中国是不是还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子呢?既然头衔是可以买的,就没必要区分这么详细了。过去我们说的计划经济实际就是命令经济,就是国家垄断。虽然我们开放了97%的产品价格,但是,上游的石油、电力、煤炭等资源产品依然是国家垄断。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间接垄断产品价格的形式是一种带有命令模式的经济体制,本质就是权力经济体制。
我国石油产业目前格局反映的就是这种特殊的经济。这里不牵涉两大集团领导人道德水准问题,作为企业,不追逐利润才是真的有失道德水准。问题是他们拥有命令的权利,却没有尽相应的义务。
国家赋予两大石油巨头垄断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义务,要求其当国际油价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应责无旁贷地起到稳定国内市场的作用,为国分忧。目前来看,这种情况恰恰相反。炼化行业的亏损,通过集团内部利润转移完全可以弥补。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炼化行业向国外出口石油,去赚取高于国内市场的利润。去年我国石油出口涨幅50%。这一行为,有出于压低国际油价的考虑,打算高卖低买。但实际上,我国却往往是在国际油价高点时大量进口,而在低价时出口,更加剧了国内油荒,为提高国内油价做了铺垫。
两大集团拥有权利不尽义务的源头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也就是所谓的38号文件。该文件明确赋予了两大集团有关石油的开采、炼制、进口、批发和零售几乎所有方面的垄断权利,却没有提出义务,而且名正言顺把小炼油厂剔除出局。这份文件是否如坊间所传“逼宫”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比较其他寡头垄断行业,如电力,在允许垄断的同时,明确指出要“不间断服务”,电信也是如此。对比看来,该文件的权利义务分配明显不对称。去年,中石化可以理直气壮明确表示不对华南油荒负责,想必也是其根本没有这个法定义务使然。
相反,政府强权定价又造成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缺失。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政府长期垄断国内油价,导致国内油价与市场实际情况相脱节,甚至出现国内油品市场与国际油品市场的价格变动方向往往不一致情况。一方面,这是因为国内垄断定价缺少有说服力的价格基准,使我们在国际石油定价机制中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在国际上缺少定价权也加大了政府和国内企业的风险。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04年底中国对外资开放油品零售市场,2006年底将放开油品批发市场。届时,相信世界石油巨头都会抢占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尽了义务,却没有得到权利,为在中国国内能源消费市场中占据相当份额,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多股外国势力对中国能源价格主导权展开争夺。
可以说,政府定价这种不公开、不透明、不互动的价格体制严重阻碍了我国石油产品市场化发展,甚至让国人感觉“水土不服”。同时,缺失的国际定价权让国内油价只能被动接受国际价格,国际油价1美元的变动,对我们这个石油进口依赖度近50%的进口大国来说,都是数十亿美元的用汇影响,甚至影响到GDP波动。很难想象,出于“中国威胁论”的呼声,那些国际石油巨头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来主导中国油品价格?
法律权利是来源于国家法律的,它是公民之所以得以为“公民”二字的原因,是公民必须享有的权利,是非经法定程序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人异于物的原因。一个公民当其出生之起,就享有各种权利,并由于其行使上述权利而能成为国家公民。至于国家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这些都是与公民权利本身无关的,相反,国家的政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保证公民权利的充分实施,如果不能加以保证,而恰恰说明了这个政权是不合格的,也是反社会的。正如此,在非典期间,张文康被解职;正如此,伊拉克战争虽然以美、英联军的胜利告终,但由于其对公民的欺骗,而使美、英政府受到广泛的置疑;此如此,我们的党才提出了“三个代表”以求解决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在我们国家过去的50多年的历史中,以政治压法律、否定法律、践踏法律的事太多了,人基本权利的不存在、所谓国家政治权力的无限提高除了说明我们国家政治的失败还有什么?
社会的发展已经要求淡化政治色彩、把国家间的竞争转向经济竞争,这是当前时代的标志,是世界各国也是全人类所希望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才能长期存在与发展。
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形态,为什么要强化这种形态本身的政治色彩,为什么不能够强化不同的形态对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呢?为什么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如果发展到生产力上呢?要知道,我们曾在50年代就与西方同步发明了电子计算机,但却由于政治斗争,导致我们在这场科技革命中全面失败!
人类的历史确实说明,政治斗争无法避免,但我认为,只有人的权力的全面享有,才能使人类得以全面发展。
强化权力运行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
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监管,权力就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2010年5月6日,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的视频会议上讲话,要求贯彻落实干部监督制度,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2005年爆出的“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卖官案”的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中,涉案官员达265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据说某人给马德送了50万,第二年就被提拔为县长。如果市委书记马德的权力得到有效限制和监督,不能明里暗里决定下辖某县县长的人选,也就不会有人掏50万元向他“买”县长了。2010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制度明确了监督谁,谁来监督,出了问题追究谁,怎么追究等一系列问题。对党委党组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行为上,进行了明确规定和最基本的规范,为我们的领导干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上,起到有章有循,有规可依的作用,初步健全了防范用人上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
政治学是研究国家公共权力的形式及运作规律的科学。公共权力运行包括公共权力的生成与实施, 在行使公共权力时, 一切拥有公共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必将腐败, 绝对的公共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公共权力腐败的核心内容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 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失去了制约。因此遏制公共权力腐败的关键在于对它的制约与监督。
二、经济责任审计的政治学解读
(一) 经济责任审计的含义。
经济责任审计定义研究, 经济责任审计是指依据国家规定的程序方法和要求, 对单位负责人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其经济活动与重大决策的真实合法与效益性以及是否符合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的监督与评价。
(二) 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
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主要包括自身责任和领导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主管责任和客观责任等常规内容, 同时还包括社区和谐发展、资源环境保护以及权力安全运行等反映社会治理与组织治理的内容。
(三) 经济责任审计的目标定位。
依政治学来看, 经济责任审计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最终目标, 履行着公共权力监督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它以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这些政治人员为审计对象, 密切关注支配或影响经济社会运行背后的公共权力及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 以权力运行为切入点, 把对人和对事的监督结合起来, 涵盖财政财务收支审计、财经法纪审计、专项审计、绩效审计等多种形式, 围绕领导干部经济决策权、经济管理权和政策执行、遵守廉政规定等方面进行审计监督, 在加强干部监督管理、预防和治理腐败、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促进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政治学理论探讨公共权力运行中经济责任审计的必要性
就政治学理论研究, 从受托责任理论、人民主权理论、增量民主与政治参与理论、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理论出发, 解读公共权力运行中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必要性。
(一) 受托责任理论。
受托责任观是经济责任审计产生的基础, 政府受托于民众形式管理职能和国有经济经营职能, 而当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业经营者是政府委托的直接管理者和经营者, 因而, 审计机关根据政府指令, 接受干部管理等有关部门的委托, 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严格监督公共权力运行的环境及效力。
(二) 人民主权理论。
就人民主权理论研究, 人权就是每个人都拥有或应当拥有的基本权利。人民主权论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经济责任审计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最终成效要体现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上。审计机关的权力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所赋予的, 审计工作的成果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
(三) 增量民主与政治参与理论。
就增量民主与政治参与理论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人发展, 我国公共权力运行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 如权力期权化、权力推卸化、权力跨期化等现象, 这必然要求国家和政府根据这种动态政治的发展不断采取措施以实现动态政治的稳定。而经济责任审计这一民主保障制度正是增量民主的现实诉求。只有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效力, 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增量民主, 免除权力挥霍的后顾之忧, 增进人民的现实利益。
(四) 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理论。
就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理论研究, 建立一个让政府和官员合法运行公共权力, 使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得到和平的政治机制对于当今我国政府而言, 是政治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而这种政治机制即为经济责任审计。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的数据看, 截至2015年12月10日, 受通报的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共计860余起。截至2015年11月30日, 全国发生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共有32000余件, 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必然导致政府权威在广大农民心目中的淡化, 这些必然影响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五) 小结。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领域;政府权力;界限
一、政府权力存在的背景
(一)政府权力存在的现实背景
目前在当今世界上存在两种思潮,一种是自由主义,另一种是国家主义,两者又有演变,分别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我国学者的主流思想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相对的新国家主义气氛浓厚,但因为该学说对于国家干预的界限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实践指导意义并不大,因此尚未形成真正的新国家主义学派。受此影响,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中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在实践中并不明晰。作为规范国家经济管理权力的经济法在政府角色定位中应当有明确的规定,以便控制政府不因权力深入市场过多而影响经济效率,也不因政府权力的缺失对市场失序无所作为。
(二)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存在的制度背景
官方对我国的基本制度的描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从宏观角度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该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则是土地、自然资源、能源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全体人民,国家代为行使权利。其次,从本国层面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有自身的特色,该特色主要体现在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该项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利用市场的高效率促进本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并且保留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平衡利益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二、政府权力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论,政府权力对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目标而言,政府权力应当是它的最坚定的维护者,丝毫不可懈怠,须臾不可偏离。
其次对于价值目标而言。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被假设为经济人的市场主体本身是“唯利是图”的,目光又是短浅的。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效率越高,市场缺陷所造成的危害就越大,而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是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必须有外力的矫正。经济秩序、安全、公平作为重要的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职责。然而正如上文所述,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经济效率,政府权力同经济效率之间是否也高度一致呢?实践证明,政府的适度干预对经济效率的提高是有帮助的,而过多的干预则会极大地降低经济效率。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如何布置政府权力,使其既不对经济效率造成大的影响,又能恰当地提供市场需要的公共物品就成为我们必须思索的问题。
三、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内的界限
(一)经济领域政府权力界限产生的原因
1、走向自治的社会。自由是人们行动的基础,个体自由是经济繁荣的前提。从哲学角度讲,政治哲学家们在论证国家存在的必要时,就总是着眼于保障人的自由、完善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个体智慧的完善,作为人类群体的社会是能够脱离强力而实现自治的。而在走向现代社会自治的过程中,政府是最初的推动力,政府需要在培育社会自治精神、创建社会自治体制方面发挥作用。但是,随着社会自治力量的形成,政府对社会自治的干预就可以逐渐地退出。放手让社会自治的实践自己去优化自制的体系。
2、政府失灵。现代经济学认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假设同样适用于政府,政府一方面囿于其信息的有限性,对市场失灵不可能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政府经济政策也不可能完全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政府同样是利益相关者,政府不可能脱离社会人而存在,组成政府的人员受到“经济人”约束,在制定政府决策,执行政策、法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掺入个人的利益考虑,政府行为的公正性和科学性便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如果说“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因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则是经济法产生的原因之一。政府失灵的存在大大加大了经济宏观治理成本,迫使人们不得不依靠全民意志的代表——法律来限制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因此政府权力的限制原因还在于“政府失灵”。
(二)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权力的任务
在大的发展模式确立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国家的需求自然就有两个方面,或者说“国家对一定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干预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国家对一定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的形成给予支持、扶植乃至进行创建,而是对已形成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的维护、巩固和推进”。具体而言,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应当明了,经济体制改革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政府权力应当首先满足这一目的的要求。
1、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我国的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除市场经济的监督者、规范者和调控者外,还应有一个角色就是市场培育者。政府在培育市场时应当着重在下列方面做出努力:(1)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提供制度支持。(2)严格控制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市场行为,使国有企业、公司在遵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方面起到表率作用。(3)培育市场主体。国家应逐渐放宽民营资本的投资领域,在国民经济非核心领域引入竞争,激发市场活力。(4)平等保护物权。国有资产和私营资产同样是国家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培育者,应当相同情形下应当给予平等对待。
2、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持。我国的“渐进”模式改革与前苏联、东欧股价改革模式的根本区别不是“市场化的方式方法问题,而是改革的性质和目标问题”,即前苏联、东欧国家是在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而我国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本质决定了了我国改革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要求国有经济控民经济的命脉。然而对这一方面的理解应当辩证思考,既不是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控制,也不是对重要领域的放任不管。而是体现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上,控制有大小之分,在引入民营资本的领域国有资本仍然可以凭借多年经营的局面和公平竞争取得对相关领域的控制。
(三)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的界限
1、政府权力的进入原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新的行业不断涌现,这些新的行业绝大多数不是中国的独特行业,它们大多说在发达国家已经存在一定时间,发达国家也基本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为促使我国市场经济的尽快完善,政府应当鼓励、引导、扶持在国外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行业进入中国,并且要做好政府权力进入该行业的准备。政府权力对经济的干预有大小之分,但不能在没有形成社会自治力量的新行业存在“权力真空”,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应当在新兴行业“无空隙存在”。
2、政府权力的退出原则。政府权力的退出应当区别不同的发展状况和行业,对市场完善的行业政府权力应当尽量地小甚至完全退出,对市场不完善的行业政府权力应当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培植市场使其完善。对国民经济影响大的行业政府权力应当成为一支常驻力量,并且随着该行业的发展不断调整政府权力干预的大小。
政府权力的退出和进入并不是一劳永逸,而是相互转换的。政府权力进入某一领域不代表永不退出该领域,同样,政府权力退出某一领域也不代表永不再进入该领域。市场的莫测万变需要政府的灵活应对。
四、结语
近年来,宁波专员办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采取权力梳理、流程规范、过程公开、结果公布等措施,力求实现权力运行过程的全公开和全透明。通过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将权力的运行过程和结果置于阳光下,赋予全办干部对权力运行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防止权力失控,工作失误,行为失范。
一、具体做法
以“公开事项全覆盖、权力运行全透明、个人工作全体现”为目标,建立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实施对业务工作的全方位信息公开,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实时监控,加强制度执行力,减少工作失误,预防权力寻租。
1.专项检查全程公开。一是选案过程公开。对检查选案以签报形式进行网上审批,对选案原因等查前调查情况进行公开,减少选案阶段的随意性。二是检查全程留痕。实施检查组长日记制等行之有效的办法,确保检查各阶段均保留书面痕迹,事后能够根据资料还原检查全过程。三是检查全程公开。通过业务信息库对检查进程,疑点排查,问题认定、案件审理,处理结论和落实结案等检查信息全部公开,让全办干部都能够同步了解检查开展情况,避免暗箱操作所带来的廉政风险,有效防范检查过程中的行为失控。
2.审核审批全程公开。通过协同办公平台,将审核审批事项以签报的形式进行网上审批,并在业务信息库相应模块予以反映,做到审核审批事项一旦进入流程,不仅办领导对情况清晰明了,下级对上级、同级处室之间均可对过程和结果进行逆向和平行查询,从而实现对审核审批的全程监督,有效防控廉政风险。
3.日常监管全程公开。按照管事与管户相结合的原则,对日常监管事项进行科学分类,分解落实到相应处室和个人,并确定业务信息库相应监管模块更新完善的责任处室和责任人,确保业务信息库内容可以反映办内日常监管工作的全貌。在此基础上,建立撰写监管报告和季度监管手册的监管记录制度,定期通过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公开每个干部的日常监管工作情况,加强对干部行为的监督约束,进一步提高干部的工作责任心,降低廉政风险。
二、取得成效
我办坚持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相结合,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相结合,与提高服务水平相结合,增强了责任感,提升了凝聚力,有效促进我办监管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1.思想认识提高。随着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持续开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全办干部对权力公开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工作中自觉接受监督、主动参与监督,干部的廉洁自律自觉性、廉政风险防范能力明显提高,预防和消除腐败的机制更加透明和健全。
2.工作成效提升。以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基础,开展“比创新点子、比监管成果、比检查业绩”的三比活动,评选出“比创新点子”活动先进个人,“比监管成果”活动优秀监管报告,“比检查业绩”活动优秀检查项目、优秀论文和调研报告,并予以公开表彰,树立先进典型,激发工作热情,有效促进干部创新意识的培养、业务能力的提高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带动全办工作成效的整体提升。
3.工作作风转变。随着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开展,处室间的工作全部在网上实行有效衔接,实现了机关效能的“提质”、“提速”。同时提升了各岗位责任人员的工作紧迫感,干部的工作态度进一步端正,积极向上、干净干事的良好工作作风有效形成。4.干部行为规范。权力运行过程公开透明后,一旦发生随意行使权力的行为就会在公开过程中被发现,促使干部在行使各项权力的过程中严格按规定执行,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有效防止暗箱操作等不正之风。
三、下步设想
将权力事项公开与廉政风险防控紧密结合,通过权力事项的全过程公开,强化监督,规范行为,规避风险,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建设。
1.加强思想引导。将已排查发现的廉政风险点和相应防控措施与权力运行的过程公开相结合,通过业务信息库和协同办公平台对行使权力的各个环节进行廉政风险提示,让每个干部在行使权力的同时得到廉政风险提醒,提高干部对廉政风险的警惕性,引导其自觉执行廉政风险防控有关措施。
2.强调权力公开的及时性。对新增权力事项,及时结合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查找相应廉政风险点,落实防控责任领导、责任处室和责任人,纳入权力事项公开范围。对已有权力事项,对开的更新时限以制度形式加以确定,通过不定期抽查方式进行考核,努力做到权力事项公开及时。
3.逐步将内部权力行使纳入公开范围。结合对内部管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按照全程留痕、可查可控的原则,逐步实现包括人、财、物等权力行使的数字化、网络化、流程化,保证单位内部对人财物等管理运行可查可控,并逐步推进内部权力的公开,接受干部监督,加强办内民主建设。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法治政府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新要求
近年来,“权力清单制度”快速进入公众的视野。
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指出,“梳理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职权,公布权责清单,规范行政裁量权,明确责任主体和权力运行流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按照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部署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的要求,中央政府在建立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制度上作出表率。
今年3月,国务院审改办公开了国务院60个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共计1235项。按照国务院要求,各部门不得在清单之外实施行政审批。
地方政府及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也在加快推行。2011年8月,湖北省在全国率先晒出权力清单,分部门自行清理、专班审核确认、权力流程再造、权力对外公开等阶段有序推进。今年5月21日,广东省政府公布了该省政府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以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目录。其中,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涉及46个省直部门的694项行政审批事项。
可以预计,未来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即将提速。在此改革进程中,弄清“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与外延,理顺政府及其部门职权关系,破解难题,十分重要。
“行政权力”是法定的
行政权力是指国家管理行政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而行政机关的职权,则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具体法律表现形式。它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管理的事项;二是政府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需要进行的事项。
行政权力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在维护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能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行政权力是对社会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一种支配力量,如果不对其作必要的限制和规范,则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消极作用。
我国行政权力不同于实行三权分立制的西方国家。它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要受制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
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对国家事务、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领导与行政权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法学界通常认为,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依法律、法规,特别是行政组织法来设定,非依法律、法规不能设定或变更,即实行行政机关职权设定的“法定主义”。
在我国,行政职权也必须符合法定原则,即行政机关的职权的设定,应当有法定依据,主要是宪法和组织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法规性文件(如“三定规定”)等。
按照依法行政的基本原理,各级政府和部门实施行政管理、开展行政执法、提供行政服务,都应在法定范围内进行。但由于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广泛性、复杂性,权力范围模糊和多变性,给权力行使带来困难,容易出现滥用或超越职权、失职、缺位、错位等问题。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使职权法定、边界清晰、主体明确、运行公开,这是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法治政府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新要求。
准确理解“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清单包括政府权力清单和部门权力清单。所谓权力清单制度,是指政府及其部门或其他主体在对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梳理基础上,将职权目录、实施主体、相关法律依据、具体办理流程等以清
单方式进行列举和图解,并公之于众;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依法律、法规、规章及其清单进行,实行“法无授权不可为”。
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及其部门以“清权、确权、配权、晒权和制权”为核心内容的权力革命,其实质是给行政职权打造一个透明的制度笼子,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基本依据,也为企业、公民提供便利条件。它类似于一种办事指南、行政规程或项目手册,目的在于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方便社会公众。
权力清单制度要求明确责任主体。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关于“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的规定,行政职权除由行政机关行使外,还可以由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行政机关授权或委托组织行使。
权力清单制度要求界定职权范围。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就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相关问题答疑》,主要执法职责分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
权力清单内的行政职权比行政执法权范围更广,主要是权力行使主体对外行使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权力或活动,大致分为行政执法类、行政管理类、指导服务类和其他四类。
其中,行政执法类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命令、行政检查、行政奖励、行政补偿、行政执行、行
政征用、行政征购、行政征收、行政规划等;行政管理类包括行政监督、行政救助、行政给付、应急处置、政府采购等;指导服务类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允诺等。
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将行政决策也列入行政权力清单,似应归为行政管理类。由于国务院已决定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因此权力清单范围不包括“非许可行政审批”。
此外,权力清单制度还要求公布权责清单、明确运行流程。理顺政府及其部门职权关系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需要理顺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职权关系,解决职权交叉、多头管理、多层执法等问题。
政府职权,主要是执行、管理、服务,办理授权或交办事项等;政府部门,行使经济、教科文卫体、资源环保、城乡建设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司法行政、监察、计生等部门管理职责,但涉及政府部门的工作方针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本级政府请示或报告,由本级政府决定;涉及政府全面工作或跨部门的职权应由本级政府负责。
同时,有些法律规定了政府、政府部门以及部门之间的职权关系。如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各级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职权或责任,以及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或经人民政府
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等处罚权。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定规定”界定了相关部门的职权,这为理顺部门间的职权关系提供了依据。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也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关系。地方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工作,但外交、国防、海关等涉及国家主权的事项,金融、国税、外汇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事项,以及海洋、流域管理等跨行政区域的全国性事务,由中央政府管理。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保、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
按照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的要求,2014年国务院决定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
按照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要根据事务的性质、范围、管理的效率和经济性、公正性等因素,突出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重点。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还涉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职权关系。按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要求,地方政府要做好国务院和上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承接工作;市场监管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由市县政府负责;省级政府主要负责维护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以及对下级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
在探索中破解难题
作为一项新鲜事物,各地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和探索才能破解。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使行政权的来源具有法律依据。同时,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还要符合精简、统一、效能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化,行政权力应依据职能配置的要求和精简的原则确定。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要由中央统一领导,发挥地方积极性,并服务于提高政府效能的目标。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首先要“清权”(梳理政府及部门职责);其次要“确权”(编制权力目录和运行流程图);其三要“配权”(对现有权力进行调整、优化权力流程);其四要“晒权”(公开权力清单和流程);其五要“制权”(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可由本级政府提出,经上一级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后,报上一级政府批准;其中,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清单,还应当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由本级政府部门提出,经本级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后,报本级政府批准。
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进程中,还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定变统一”,即坚持职权法定原则,将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规定”等作为行政职权的依据,同时完善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规定和制度。
二是“点面结合”,既全面清理又突出重点,特别是要把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
三是“权责一致”,按照这一要求,在确立职权的同时要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
四是“动静平衡”,建立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动态调整机制,及时调整行政权力事项、优化权力运行流程,同时适当保持相对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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