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损害赔偿承诺书（共12篇）
今本人就人身损害赔偿事宜同用人单位XXX（以下简称“XX”）达成一次性赔偿处理意见，本人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一、XXX一次性支付给本人人身损害赔偿费用共计¥XXXX元（大写：XXXX）。此费用涵盖有关人身损害赔偿、劳动纠纷等引发的全部费用：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未成年人抚养费、老人赡养费、精神抚慰金、后续治疗费等一切费用。
二、本人在医院治疗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共计 元，负责。
三、一次性赔偿款支付给本人后，由本人自行分配、处理，因分配、处理的导致的后果与xxxxx无关。
四、本人承诺：一次性赔偿金额已涵盖出院后的营养需求和后续治疗所需的费用，无论今后伤情有任何变化或出现后遗症等状况，均与xxxx无关，本人及亲属就此事保证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就人身损害一事再向xxxx索要其他任何赔偿费用。
五、本人收到一次性赔偿款后，此事即处理终结，本人承诺同xxxx之间不再存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本人承诺不再因此事向xxxxx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不得采取申诉、申请仲裁、诉讼等方式，并不做任何有损或影响xxxx及相关单位形象和权利的行为。因此事衍生的任何结果亦由本人独立承担。
六、本人承诺在领取全部赔偿款后，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就此事件再向相关单位以任何形式提出任何赔偿、补偿要求的，本协议自动解除，本人返还全部费用并支付违约金xxxxx元（大写：xxxx）
本人承诺此承诺书是本人独立作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所陈述的事件事实均出自本人知晓之事实，本人承诺自愿承认、承担因虚构事实、违反本承诺书引起 的一起法律责任！
承诺人：
指模：
一、生产经营单位及其受伤害员工本人过错情形下的人身损害赔偿
从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原因上分析, 不外乎有下列情况:一是受伤害员工自身过错, 即受伤害员工违章操作;二是因生产经营存在物的不安全状态或管理上缺陷;三是经营单位和受伤害员工的混合过错, 即兼具前两种情况;四是生产经营单位其他员工的不安全行为;五是外来第三方的不安全行为。对于最后两种情况, 由于可能存在另外的责任主体, 下文单独进行讨论, 这里不再赘述, 故先行分析前三种情况。
生产经营单位与其从业人员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 对其从业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按照民法的基本原理, 从业人员受到事故伤害, 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不管受伤害员工自身是否有过错, 其全部责任均由生产经营单位承担, 这一点目前学界和实务界都无争议。安全生产法第90条的规定:如果受伤害员工不服从管理, 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 生产经营单位有权给予批评教育, 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造成重大事故, 构成犯罪的, 还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可见, 即使是受伤害员工本人过错而导致生产安全事故, 也只能对其进行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 不存在由有过错的受伤害员工自行承担民事赔偿后果的可能。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只要受伤害员工不是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 凡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 均不必追究其是否有过错, 应认定为工伤而享受工伤待遇。因此, 不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是受伤害员工本人过错, 还是生产经营单位过错, 亦或是双方混合过错, 受伤害员工享受工伤待遇都应当是肯定的。
除了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外, 受伤害员工是否还有其他损害赔偿请求权呢?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因安全生产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 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从这一规定看来, 似乎受伤害员工除了要求支付工伤待遇的请求权外, 仍有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对于这一规定, 学术界目前却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 赔偿权利人不但享有工伤保险请求权, 还享有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赔偿权利人可以得到双份赔偿, 即所谓兼得模式;有的学者则认为, 劳动者的损害先由工伤保险支付, 不足部分再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2) , 即所谓补充模式。而在实务界, 却明确否定了受伤害员工对用人单位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支持受伤害员工对第三人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3) , 即采取不同责任主体的“区别对待模式”。对于以上三种观点, 笔者均不敢苟同。
1. 笔者认为兼得模式不可取。
因为按照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 工伤保险费全部均由用人单位承担, 受伤员工因生产安全事故所得的工伤保险赔偿只有用人单位依法缴纳工伤保险的情况下才能获得, 否则全部工伤待遇均由用人单位承担。因此, 工伤保险赔付就等于用人单位履行了一定赔偿义务, 如再要求用人单位另以侵权为由进行双份赔偿有失公允。
2.
笔者赞同对不同责任主体采取“区别对待模式”, 但完全否定受伤害员工对用人单位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不足, 理由是:
(1) 从医疗费用待遇来看, 由于工伤保险进行了控制性报销, 非以实际损失为支付原则, 比如一些医疗需要而又不在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由受伤员工负担, 对于受伤害员工则明显不公, 应由用人单位补充赔偿为宜。从这一点来讲, 完全否定受伤害员工对用人单位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欠妥。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工伤待遇应当包括工伤保险待遇和工伤保险范围外的待遇, 其中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工伤保险待遇外的其他工伤待遇则由用人单位支付, 如停工留置薪期工资、伤残津贴 (五、六级伤残)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而依照安全生产法第48条精神, 工伤保险外的赔偿均属于补充赔偿范畴。由此可见, 生产经营单位向受伤害员工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外的工伤待遇, 应当属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内容, 只不过不是依照其他民事法律, 而仍是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而也。
3. 笔者认为补充模式模糊不清, 若以人身损害赔偿为基准而采用“完全补充模式”, 也不合适, 理由是:
(1) 若以人身损害赔偿为基准而采用“完全补充模式”, 则应当对包括在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内而不在工伤保险赔偿范围内所有项目进行补充赔偿。笔者将工伤保险的赔偿范围与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进行了详细比对, 发现除人身损害赔偿多一项精神抚慰金外, 其他赔偿均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内。而精神抚慰金的确定, 需要考虑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因此, 受伤害员工本人过错而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 精神抚慰金赔偿是没有依据的。只有生产经营单位存在过错或双方存在混合过错的情形下, 补充给予精神抚慰金赔偿才是恰当的。
(2) 若以人身损害赔偿为基准而采用“完全补充模式”, 还应当对包括工伤保险赔偿标准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差异部分进行补充赔偿。但如果将不足部分理解为工伤保险标准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间的差异而进行补充赔偿, 那么受害人只须直接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给予人身损害赔偿即可, 工伤保险制度之设则失去了意义。
结合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受伤害员工本人过错情形下的人身损害赔偿, 宜采取工伤待遇赔偿为主, 人身损害赔偿适当补充 (医疗费用待遇、单位过错之精神抚慰金) 的原则。
二、生产经营单位其他员工过错情形下的人身损害赔偿
在实践中, 很多生产安全事故并非是由于受伤害员工自己的不安全行为、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物的不安全状态或管理上的缺陷所造成, 而是与受伤害员工从事共同作业人员的违章行为所致。因此, 共同作业人员也是可能对生产安全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一个主体。该主体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赔偿责任?也是处理生产安全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又一个必须探讨的话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 与受损害人员共同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其他员工是否算第三人呢?笔者认为, 从法律主体来讲,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如果凡是共同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其他员工造成的人身损害都要由其另行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则势必会给员工带来不必要额外责任负担, 影响协同作业, 进而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因此, 笔者认为, 生产经营单位其他员工过错情形下的人身损害赔偿必须予以区别对待。
1. 当共同作业人员过失情况下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时, 由于人身损害结果并无故意, 且其行为为职务行为, 所造成的后果由受益人即生产经营单位承担即可。从受伤害员工的角度, 通过工伤保险获得工伤保险赔付和生产经营单位的适当补充赔偿, 其合法权益也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
2. 当共同作业人员故意情况下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时, 作为侵权加害人, 要求其按照侵权赔偿规则对受害人进行人身损害赔偿, 较为可取。但问题在于, 受伤害员工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权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获得工伤待遇, 如支持其对共同作业人员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则必然存在获得双份赔偿, 似乎与笔者前文所述观点又互相矛盾。可值得注意的是, 笔者前文虽曾指出双份赔偿不可取, 但只是针对同一责任主体即生产经营单位而言。对于不同的责任主体, 则应另当别论。工伤保险虽然属于强制性社会保险, 但从本质上讲仍然属于人身保险范畴, 而人身无法以经济价值来度量, 因而人身保险赔偿并不适用民法上通行的“损害多少赔多少”的基本原则。正如保险法第46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 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因此, 当共同作业人员故意情况下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时, 受害人要求加害人进行人身损害赔偿, 同时享受工伤待遇, 从而获得双份赔偿, 是有法律支撑的。
三、外来第三方对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人身损害赔偿
在共同作业时, 多数情况均是本单位人员共同从事作业活动。但实践中, 却存在不同单位的员工在同一场所进行共同作业活动的情况。从安全生产管理理论上, 我们把外来的一方叫做“第三方”。如果由于第三方原因导致生产安全事故, 又将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呢?有观点认为:在第三人过错的生产事故救济中, 先工伤保险赔偿后侵权损害赔偿的补充模式更为可取, 即由工伤保险机构先行赔付, 其后赋予工伤保险机构享有向第三人的追偿权;工伤保险的赔付不足以弥补劳动者的损失, 则受损劳动者有权向第三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 (4) 。对此观点, 笔者不表赞同, 因为这一观点仍然建立在“损害多少赔多少”的原则基础之上。正如前文所述, 工伤保险从本质上仍属于人身保险, 保险人对受害人进行赔付后并不享有追偿权, 受害人即被保险人仍有权向侵权行为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因此, 在因第三人原因造成安全生产事故的情况下, 赔偿权利人有可能既要求工伤保险赔偿又要求第三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二者并行不悖 (5) 。既然二者并行不悖, 则应当同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责任。
1. 生产经营单位对受伤害员工的赔偿责任。
当生产经营单位员工因第三方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从工伤的角度出发, 首先属于工伤事故, 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毋庸置疑。
2. 外来第三方对受伤害员工的赔偿责任。
与生产经营单位其他员工过错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不同, 外来第三方对生产经营单位员工造成损害, 受伤害员工所在生产经营单位并无为外来第三方过失行为承担责任的义务。因此, 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 外来第三方均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外来第三方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受伤害员工还可以要求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和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因外来第三方责任造成生产安全事故导致生产经营单位员工人身损害的情况下, 受损害员工向外来第三方主张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时, 所在单位还应当给予其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四、生产经营单位对受损害的外来人员的人身损害赔偿
安全生产法第95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他人财产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单位之外来人员受到生产安全事故伤害, 从发生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这一责任主体出发, 适用安全生产法第95条是完全正确的。但从受伤害员工的角度来讲, 该条仍不足以涵盖其依法享有的所有赔偿请求权。虽然对于无工作单位的个人来说, 获得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之侵权人身损害赔偿足也。但对于有工作单位的人员, 则须考量其受到事故伤害是否构成工伤。如构成工伤, 参照笔者上述看法, 仍然存在两方面的损害赔偿。
1.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对受损害的外来人员进行人身损害赔偿, 这是安全生产法第95条的应有之意。而其赔偿标准, 按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也勿须多言。
2. 在获得前者给予的侵权赔偿的同时, 受伤害员工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仍然有权要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摘要：安全生产法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人身损害规定得不够明确, 导致在具体解决生产安全事故的人身损害问题时操作困难。文章从生产安全事故人身损害可能存在的赔偿责任主体出发, 分四个方面对生产安全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分析, 完整地提出了解决生产安全事故的人身损害问题的方案。
关键词：生产安全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注释
1余德旋.根据生产事故类型确定不同赔偿模式.检察日报, 2011.10.14
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2条
4同
关键词：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研究
随着侵权案件的数目上升为仅次于离婚纠纷案件的第二大案件，而侵权案件中又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为主，因此作为影响我国立法制度、司法实践、学术研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已经成为最富有争议的问题。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自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5月颁布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后有了明显发展，尽管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目前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不统一的状况，但未能达到完全同意，只能说是仅仅在某些范围内达到了有限的统一。从该解释规定的内容来看，的确是在某些方面放映了我国侵权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进步，但其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中，人身损害赔偿的一些赔偿项目的具体赔偿标准也需要改进和统一。
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立法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我国虽然在立法思想上与其他国家基本相一致，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极为不同。在此立法思想影响下，导致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存在以下具体问题：
（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规定不系统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成体系。其中最完整、最具操作性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已于200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了。尽管该《解释》有一个目的就是力图解决我国目前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不统一的状况，但仅仅在某些范围内达到了有限的统一。
（二）计算基数标准规定不合理
我国现行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采取城乡双重标准，即“按照受诉法院居民人均纯收入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立法者考虑的主要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存在着差距，却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命不同价”及“撞了城里人不如撞了农村人”，难以解决“农村人难以承担侵害城里人后所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等问题。
（三）回避了所失利益中机会丧失的赔偿问题
大陆法系规定，因为劳动力丧失或死亡导致丧失本可能获得的利益，按其是否与契约的内容或法规保护的意旨相同而定，至于损害赔偿的计算问题主要以主观计算为主，当主观计算有困难时以客观计算为主。由于机会损害具有不确定性，且不易量化，为了防止不确定性的扩张，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赔偿金计算的准确性，保守的规定就成为当然的选择。然而，这样的选择，是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我国有必要修正对机会利益丧失的救济态度。
（四）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规定不明确
《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及其近亲属除了有权请求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外，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其数额参照《解释》予以确定。但依据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该是死亡赔偿金和残疾 ，他们分别为独立的赔偿请求内容。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未得到确定。
（五）对于定型化赔偿关于年限的规定不合理
大陆法系采用传统做法，按照平均寿命计算定期给付。我国规定了20年的赔偿期限，虽然《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受害人享有再次起诉的权利，但是对于保护未成年人远远不够，即使如该《解释》的起草者所说的，由于该解释未规定可以请求的次数，可以重复请求赔偿，但与正常的语意理解不符合。所以，此赔偿标准明显不符合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与要求，应予修改。而且对0岁以上至60岁以下的人的残疾赔偿金都采用赔偿20年的做法不符合客观的损失，使得不同的年龄的人获得相等的赔偿，看似公平实则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也很难认定具有合理性。
二、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建议
（一）制定侵权法典，统一人身损害赔偿规定
1、尽快制定《侵权行为法》。人身损害赔偿是侵权行为法的重要内容，在制定《侵权行为法》的时候，一定要对人身损害赔偿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作出完整、全面、完善的规定。
2、《侵权行为法》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内容应当统一、具体、可操作性强。
3、在立法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实践中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进行司法解释，形成基本制度由立法规定，具体问题由司法解释处理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格局。司法解释的内容，不是基本制度的规定，而是对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制度在实践中怎样实施和操作，使《侵权行为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得到准确的贯彻执行，真正发挥保护自然人生命健康权的作用和功能。
（二）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废除城乡双重标准
现行解释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按照受害人的户籍所在地来区分，明显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城乡双重标准，建议仿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标准进行赔偿，即第一，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作为标准，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20倍；造成死亡的赔偿20倍。第二，赔偿减少收入的标准，确定为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最高额为5倍。
（三）对机会丧失赔偿建立损害赔偿制度
由于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机会丧失损害赔偿问题，因此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应该参照大陆法系对机会丧失的相关规定根据全部赔偿原则，计算机会丧失赔偿时应以主观计算为主，但当主观计算有困难时，采用客观计算，当事人能够举证可以采用主观计算时，则采用主观计算。
（四）通过斟酌的具体情节确定人身损害抚慰金
关于确定人身损害抚慰金赔偿数额的基本原则，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方法是由人民法院斟酌案件的全部情况，确定赔偿金额”，这一意见对于确定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也是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中，关于斟酌的情节又规定为：“（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水平。”在决定人身损害赔偿抚慰金的数额时，应当根据这些情况，酌定抚慰金数额。
（五）采用人均存活年限作为赔偿年限
我国确定赔偿期限为20年的原因有：（1）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相一致，我国《国际赔偿法》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残疾者生活补助费都规定了20年的赔偿期限；（2）由于赔偿金需一次性给付，且不扣除期前利息；（3）指向未来的一次性赔偿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缺点是期限过长难免加重实际生活与实际利益不一致的情形，可能造成不当得利。（4）赋予赔偿权利人就赔偿期限届满后再次起诉的权利。因此，对年限过长可能导致不当得利一项，可以通过大陆法系因果修补原则给付定期金的赔偿方式得以弥补；而对应与现行法律相一致一项，可通过法律位阶效力来解决，且因为此规定是法律制度中一直存在的漏洞，应当予以改正。对再次起诉权已无必要且诉讼成本过高，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作者单位：沙县人民法院监察室）
参考文献：
[1]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1版，第260页。
[2]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3]张新宝：《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若干赔偿问题的质疑与探讨》，《民商法学》，2005年第5期。
[4]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研究》，《民商法学》，2005年第6期。
审判长、审判员：
我依法接受原告傅敬美的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出庭参与诉讼活动。现就本案争议事实以及法律适用问题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一、原告与被告曹丹丹之间是雇佣劳动关系。
原告与2010年5月10日到由被告曹丹丹经营的重庆群鑫机电设备厂伙食团打工，直至2010年11月7日在伙食团受伤致残。
二、原告是因被告曹丹丹经营伙食团没有提供安全的生产条件而受伤致残。
原告是在2010年11月7日晨时7点30分左右，在被告曹丹丹经营的伙食团内宿舍（被方曹丹丹自搭隔层）更换衣物下楼工作时，因活动楼梯移位倒塌而摔伤，在从事雇佣劳动中因被告没有提供安全生产条件而受到人身损害，原告没有过错，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重庆獒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明确原告是因活动楼梯移位倒塌而摔伤，臀部以下感觉减退IX
（九）级伤残；腰1椎体粉碎性骨折IX
（九）级伤残；后续手术费40000元。
三、被告重庆群鑫机电设备厂的伙食团是在被告曹丹丹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安全生产不达标的情形下发包给被告曹丹丹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由于两被告的过错行为给原告当事人带来了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残疾赔偿金，后续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也给原告精神上带来巨大的痛苦，被告人应当给予赔偿。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如下：
1、残疾赔偿金：重庆獒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两个九级伤残，因此残疾赔偿金为77140元。
2、后续医疗费：重庆獒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后续医疗费40000元，因此后续医疗费为40000元。
3、鉴定费：原告于2011年10月28日在重庆南岸司法鉴定所做
了鉴定，鉴定费用为1300元。
4、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原告受伤致残，不能独立行走，需借助
器具行走，辅助具费用为2000元。
5、精神抚慰金：原告因被告没有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在雇佣活
动中摔伤致瘫痪，终身残疾，给原告造成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抚慰金：30000元。精神抚慰金是不含在残疾赔偿金内的，残疾赔偿金是物质利益的损失，是受害人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预期的劳动力价值部分或全部丧失而得到的一种物质性补偿;而精神抚慰金为一种精神利益的损失，是与财产权变动无关的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残疾赔偿金规定在第十七条，而将精神损害抚慰金规定在第十八条，分立条文规定可知精神抚慰金与残疾赔偿金是分别均应赔偿的。
6、误工费：原告于2010年11月7日受伤，于2011年12月16
日定残为两个九级伤残，因此误工费为13个月*1000=13000元。
7、护理费：原告于2010年11月7日受伤，于2011年3月11
日出院，因此护理费为30*4*100=12000元。
8、伙食补助费：原告于2010年11月7日受伤，于2011年3月
11日出院，因此伙食补助费为30*4*40=4800元。
9、营养费：原告受伤致终身两个九级伤残，营养费5000元。
10、医疗费：原告先后在渝北区人民医院、中山医院、大英骨科
医院、高新区人民医院治疗，医疗费用为27872元。
11、交通费：1500元。
其中6、7、8、9、10、11项共64172元，被告仅支付了53872
元，少支付了10300元，原告宽宏大量，对上述六项赔偿项目没有提出诉求。原告是起诉要求被告赔偿1、2、3、4、5项共15044元。
五、被告提交的协议书是在原告受伤致残后，以给原告12000元
就不追究被告赔偿责任情况下，胁迫被告无奈签订，这是显失公平，且乘人之危的，它排除了原告方权利，免除被告方责任，因而是无效的。并且这12000元是含在我方没有提出诉求的第6项误工费，是不能从我方起诉要求赔偿的15044元扣除的。
综上，被告曹丹丹及被告重庆群鑫机电设备厂依法应当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合计为150440元。
安徽省20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4元
安徽省201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6285元
安徽省201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098元
安徽省2013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725元
（数据摘自<2013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2月19日公布）
住宿费标准：省内每人每天150元，省外每人每天200元
住院伙食补助标准：2013年4月12日前：省内每人每天20元，省外每人每天30元；
甲方：蒙艳（身份证号***781）
乙方：苏州太湖古典园林建筑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
蒙艳（以下简称甲方）于2011年8月12日应聘到苏州太湖古典园林建筑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以下简称乙方），从事小工工种，于2011年8月20日工作时被上方掉下的砖块砸伤腰部，导致脾被切除，甲方在住院期间到康复出院，乙方已付护理费、医疗费、误工费、住院期间生活费，共计叁万元整（¥30000）。现甲乙双方就此次事故赔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由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雇员人身损害的各项费用共计壹拾伍万元整（¥150000，其中不包括以上所述的叁万元）
二、自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甲方必须把出院手续办理完毕后交乙方方可生效，之后乙方即时把赔偿款支付给甲方。
三、甲方领取赔偿款后，不得再以此另行主张权利。
四、此协议双方签字为证，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乙方：
年月日
雇员人身损害赔偿协议
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甲方）于2011年8月12日应聘到**建筑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以下简称乙方），从事小工工种，于2011年8月20日工作时被上方掉下的砖块砸伤腰部，导致脾被切除，甲方在住院期间到康复出院，乙方已付护理费、医疗费、误工费、住院期间生活费，共计叁万元整（¥30000）。现甲乙双方就此次事故赔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由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雇员人身损害的各项费用共计壹拾伍万元整（¥150000，其中不包括以上所述的叁万元）
二、自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甲方必须把出院手续办理完毕后交乙方方可生效，之后乙方即时把赔偿款支付给甲方。
三、甲方领取赔偿款后，不得再以此另行主张权利。
四、此协议双方签字为证，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乙方：
原告李某与妻子张某 (本案受害人) 步行回家, 当走到一路灯电杆旁时, 张某突然扑倒在水中 (当天有大雨路面积水较深) , 李某在路人的帮助下将张某送到医院, 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此后经法医鉴定:张某系因电击死亡。因张某出事地点附近有某供电局的杆上变压器1台, 上方有某供电局的10千伏架空电缆, 另有某市政工程管理处的路灯控制箱1个、路灯杆2根, 某电信有限公司的电话交接箱1个。因此李某等将某市政工程管理处、某电信有限公司及某供电局诉至法院, 索赔304449元。
原告诉称:各被告对各自的设备管理不善, 是导致张某死亡的根本原因, 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某供电局答辩称:该局在受害人事发地附近共有2样电力设施, 即距事发地点约12米远的变压器和距地约7米高的10千伏架空绝缘电缆。该局的电力设施装有漏电保护装置, 一旦发生漏电接地, 漏电保护装置将启动, 自动跳闸。受害人经过变压器约3米处时都未受到电击也无触电的感觉, 事发地点距变压器约12米, 由此可见不存在变压器漏电的可能。对10千伏架空电缆因距地约7米高, 与受害人事发地点的水面并无任何接触, 且绝缘线完好无损, 无破裂情况, 也不可能漏电, 该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事发地有某市政工程管理处的220伏电缆及路灯杆, 电缆在事发时已浸泡在水中多时, 电缆与路灯之间有接头, 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或次数过多已脱落, 无疑会产生漏电, 某市政工程处对张某的死应承担主要责任。市政管理所也应因电力设施被积水浸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审理, 最终推定张某触电死亡是因某市政工程管理处的路灯电力设施漏电所致, 排除了其他各家单位设备漏电的可能, 判决由被告市政工程管理处一家承担, 赔偿原告236426元。被告某市政工程管理处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 法律评析
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 本案若审理法院依现有证据不能查明是哪个被告的电力设施漏电导致了损害的发生, 法院将会按共同危险行为判决几个电力设施均可能漏电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但若某个被告能证明自己的电力设施不存在漏电的可能, 那么将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几个被告恰好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即自己的电力设施不漏电。但法院最终推定被告某市政工程管理处的路灯电杆漏电, 判决由其承担所有赔偿责任。这是否正确呢?
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虽然各被告都没有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自己的相关设施不漏电, 但通过现场勘验, 确定被告某市政工程管理处的设施在事发时浸泡于水中, 其他被告的设施与地面没有直接接触。并且如被告某供电局所说一样, 受害人在经过这些电力设施时并未被触电, 只是走到被告某市政工程管理处的路灯电杆旁时才触电, 这些都表明只有被告某市政工程管理处的设施有漏电的可能。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 就不需要其它证据予以证明了。因此,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3 启示
赵某为重庆南川市某中学学生，在做课间眼保健操时，班主任刘某以赵某未按要领做操为由对其进行了体罚，给赵某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伤害并导致其现为6级伤残的精神病患者。此后，该中学除以困难补助名义给付部分赔偿费用外，并未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赔偿。被告则称，教师体罚与赵某的精神性疾病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的家庭具有“阳性家庭史”。原告以法院的法医鉴定作为证明该校教师的体罚行为与原告的精神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证据，将该校起诉至法院，要求按照相关标准对其进行赔偿。
■案情评析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赵某在被告学校学习期间被其教师刘某体罚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该行为侵犯了原告赵某的人身权利，依法应由责任人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刘某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其在课间对学生进行管理是履行职务行为，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原告要求作为法人的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赵某在受到刘老师的体罚后不久所出现的精神分裂症病症，本院法医已经对其治疗费用、伤残等级、病发原因等作出了鉴定。对鉴定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
原告提供的相关病历和鉴定，以及本院既判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被告的教师刘某对赵某的体罚行为，必然在赵某的内心造成人格尊严的损伤，这与诱发赵某的精神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且被告无相关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所以，被告应对赵某的精神疾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原告赵某以被刘教师体罚为由要求被告赔偿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在此事故中亦有一定的责任，可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对原告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依据不充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教师在校殴打学生诱发精神病，学校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教师法》第8条规定，教师应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教师应当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对有缺点、思想品德较差的学生，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平时应特别加以关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坚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每一位教师都应当以自身的模范表率行为去教育、影响学生。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严禁教师采用打骂学生的简单粗暴的办法，或采用罚站、罚跑、罚抄书、罚劳动、赶出教室、不允许上课等变相惩罚以及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规定：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
学校及各级主管部门，都要高度重视因体罚和变相体罚带来的负面影响。全体教师都应该严于律己，教育教学过程中切忌采取不计后果的方法。特别是年轻教师更某要重视体罚与变相体罚的问题。年级组、德育处都负有督促、检查的责任。发现问题由德育处会同有关年级组及时处理；情节严重者报校长室，按规定予以处理。对知情不报者，或故意隐瞒事情真相者，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根据《学生伤害处理事故办法》第9条，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地址：
委托代理人：
答辩人因(xxxx)楼民初字第2299号健康权纠纷一案，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一、被答辩人之父母作为其法定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系本案发生之根本原因。因此本案所致损害后果，应由被答辩人之父母承担责任。
被答辩人年仅六岁，心理和身体发育尚未健全，其各种行为都需要监护人的正确指引，其人身、财产和精神上均离不开监护人的看管和爱护。然而被答辩人之母却没有尽到其应尽之职责，放任小孩在如此人多的公共场合独自玩耍，对小孩玩耍的范围和玩耍的对象均没有尽到起码的注意义务，最终导致如此令人遗憾的结果。
二、答辩人并无违反经营者的安保义务之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置于金虹广场内的离心风机为经检验质量合格之产品，不存在质量方面的安全隐患。且该风机的`风扇外设有防护罩，并非像被答辩人所称“裸露在外”。此种小型离心风机的制动原理非常简单，功率一般不超过750W。也就是说，小型离心风机并非高压高功率的危险设备，使用起来就类似于日常小家电。很显然，对于这样一台正常、质量合格、设计安全的小电器，并不会给周围环境带来致害危险，答辩人因此无需对其“特别”关注以防止安全事故，这也是和常理相吻合的。退一步说，即便如被答辩人之父母所述，在离心风机上贴上“危险”、“小心”等字样的警示牌，对于年幼的、不识字的未成年人而言也是形同虚设。而对于正常的成年人，触摸转动中的风扇可能产生何种危险，属于常识，无需提示。事实上，具体到本案，一台功能正常、质量合格、设计安全的小型风机放在任何地方，它本身都是安全的，不安全的仅仅是人的行为;导致本案后果的不安全因素也是人的行为：小孩子天真好奇的无知行为和小孩父母对孩子行为的放任和不关心等不作为行为。而答辩人在广场安排了保安并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了救助措施，已经履行了应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综上，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并无违反经营者的安保义务之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被答辩人提交的《鉴定检验报告书》的鉴定结论不具合法性、真实性、客观性。
被答辩人提交的《鉴定检验报告书》的鉴定结论将被答辩人评定为十级伤残。该鉴定结论是以《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第J)6)条为“参照”之依据，而被答辩人年仅六岁，并非劳动者，不应适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依据《伤残等级鉴定具体标准》4.10.10关于肢体损伤如何评定伤残等级的规定，只有在一手掌缺失 5 %以上或双手掌丧失功能5%以上，或双手十指缺失5%以上或双手十指丧失功能10%以上的情况下，方可被评定为十级伤残。而被答辩人经鉴定机构检验为“右手掌尺侧可见纵行疤痕，右无名指及右小指不能完全伸直，右小指末节屈曲挛缩畸形，功能丧失”，显然达不到评残标准。故此，请求法庭对被答辩人提交的《鉴定检验报告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客观性均不予确认。为便于法庭查明被答辩人是否构成伤残等级的事实，答辩人已提交重新鉴定的申请。
四、本案发生后，被答辩人之父母经常到答辩人的经营场所闹事，出于正常经营的需要，同时结合人道主义关怀之精神，答辩人支付了1元予被答辩人之父母，希望此事能够就此终结。不料，被答辩人在此之后竟仍然作出在答辩人经营场所向顾客和设备淋粪便的野蛮、荒唐之举动，造成答辩人数台机器设备受损。此案答辩人已另行起诉。
综上，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此致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xx**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344元/年
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1334元/年
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674.89元/年
四、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013.2元/年
五、职工月平均工资3262元
六、相同或相近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
1、农、林、牧、渔业21601元
2、采矿业74968元
3、制造业29707元
4、电力、煤气及水利生产工供应业55997元
5、建筑业28579元
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7010元
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44918元
8、批发和零售业30662元
9、住宿和餐饮业19106元
10、金融业63894元
11、房地产业30891元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5810元
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37101元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8034元
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3447元
16、教育37090元
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34011元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5077元
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35616元
七、住院伙食补助费，每人每天按50元标准执行
八、本标准自5月1日起执行。
关键词：未成年人；人身损害；民事责任；学校过错责任
近年来未成年学生在学校因人身伤害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逐渐增多，学生及父母与学校对簿公堂的情况时有发生，若处理不当则可能形成负面影响。明确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认定标准则成为此类问题的焦点。
一、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关系定位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责任的认定，以及适用何种法律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学校和学生之间是行政关系，那么学校的责任就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畴。而另一种学说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监护关系，则学校的责任就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还存在一种学说认为学校与学生是教育、管理关系。即，学校不是行政机构，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完全是行政管理关系，但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关系。学校对学生承担着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这一职责是一种社会责任。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学校对学生负有进行安全教育、通过约束指导进行管理、保障其安全健康成长的职责，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应为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只有在教育机构违反教育管理职责时，才对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导致未成年学生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笔者认为行政关系说是不合理的。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是从事教育活动的事业单位。学校只是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职能的事业单位，并不享有公权力。因此，不能认定学校与学生之间是行政关系。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也不应认定为监护关系，学校承担监护责任违背公平原则也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学校对学生承担的责任与监护责任与本质的区别，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虽与监护责任有部分重合，但二者性质不能完全等同。笔者认为教育、管理关系存在其合理性。在现代社会体制下，学校与未成年学生系教育和管理的关系。
二、未成年学生校园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1.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后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当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应该受到更大的保护义务，故要承担比一般过错原则更重的责任。
2.学校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3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即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对在本校学习或生活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人身损害时要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3.公平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该条文规定的是未成年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遭受到来自外部人员的人身侵害时，相应的侵权责任由该外部人员承担，但同时要考察学校是否尽到了教育、保护、管理的职责，如果学校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有一定过错的话，学校需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三、认定学校过错的标准
1.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学校过错认定的理性标准
对于属一般侵权责任范畴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过错责任，即：学校有过错并且该过错与损害有因果关系的，应承担民事责任；学校无过错或虽有过错但该过错与损害并无因果关系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在共同侵权或混合过错等情况下，学校责任大小与其过错程相应。该观点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在立法中得到实践。
过错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在对学校过错进行理性判断时大多采“主观标准说”即通过判定学校主观心理状态来确定其有无过错——如果学校主观上无法预见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后果，他对此后果则不负任何责任；相反，如果他能够预见这种结果，就要承担责任。但是采用“主观标准说”最大的弊端在于将使受害人面临举证的困境，不利于实现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
学者主张在采用主观过错概念的情况下，采用“客观标准说”对学校过错进行认定。所谓客观标准，指以某种客观的行为模式作为考量行为人行为是否适当的标准，进而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一个人不遵守他的注意义务，而且从客观上看，并没有像一个合理和谨慎的人那样行为，他就是有过失的。这种标准注重对行为人外部行为的考察，而不是对行为人内在心理状态的检验。因而能更及时、简便、科学地确定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也可以形成一个判断学校是否存在过错的相对统一的标准。
2.中等标准、中等偏上标准与高标准：学校过错认定的实践标准
采用“客观标准说”确定学校的过错，必须以确立一个合理的客观行为标准为前提。国外的学者提出了三个不同的标准：“中等标准说”、“中等偏上标准说”和“高标准说”。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对学生的保护注意义务做不同程度的要求。
第一，对于依法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学校应在保护上持“中等标准”之相当注意义务。这些学生不论在法律还是事实上都已成年，已具有基于理性判斷作出行为选择的能力，已具有一定的行为后果承担能力。对于成年学生，学校承担的是一个普通社会机构对其全体成员应有的一般保护职责，学校仅对其明显过错所致之学生伤害事故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学校应在保护上持“高标准”之相当注意义务。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在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具有避免和消除相应的危险的能力，就不应当为其所不能辨认和控制范围内的行为选择所致之伤害承担法律责任。这就要求学校（包括幼儿园）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保护上尽“高标准”之相当注意义务。
参考文献：
[1]杨立新.学生伤害事故及其责任研究[J].审判论丛，2002（5）.
[2]方益权.校园侵权问题法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3.
作者简介：
关键词：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基础性问题, 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既影响到受害人索赔的实现, 又影响到责任人承担责任的比重, 因而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至关重要。当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为当事人所接受时, 当事人如何获得救济呢?
通常情况下, 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选择复核程序进行救济。当事人可以自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三日内, 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到当事人书面复核申请后五日内, 应当作出是否受理决定。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 应作出复核结论。若当事人放弃复核的权利, 或者复核申请未被受理, 或者超出复核期限, 或者复核结论不能满足当事人需求时, 当事人要怎么办呢?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虽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由公安机关作出, 但当事人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办复字 (2005) 1号文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属于案件证据材料之一, 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之规定, 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提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异议, 并在庭审过程中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从而促使法官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结合案情, 决定是否采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是否重新确定责任份额。
笔者认为, 除保证前述两种救济渠道, 还应当积极创新救济渠道, 结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准行政行为特性, 逐步试点听证制度、复议制度, 最终通过完整的行政诉讼渠道保障当事人获得应有的权利救济。
二、医疗费垫付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交通事故发生后的首要任务是抢救伤者和挽救生命, 医疗费垫付责任的归属是受害人能否得到及时救助的关键环节。
司法实践中, 肇事方存在恐惧心理拒绝垫付医疗费, 或者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将垫付责任推向保险公司。伤者虽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可以裁定先予执行: (一) 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第一百零七条:“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 (二) 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 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 驳回申请。申请人败诉的, 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先予执行遭受的财产损失。”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 但由于难以提供担保, 伤者往往无法通过先予执行的方式救治伤者。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在收到先予执行申请而又无法提供担保时, 部分法官借鉴旅游意外保险中垫付医疗费的方式, 审查案件材料后, 积极联系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协商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先予垫付部分医疗费, 保险公司在核实相关情况后通常会预付部分保险金用于救治伤者, 此种做法一方面达到了救治伤者的目的, 一方面也为案件的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提升。如保险公司不予配合, 则伤员家属在向人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时应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先予执行人之一, 法官也可以在查实交通事故责任和车辆保险情况后,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将负有保险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追加为被先予执行人。由于先予执行依法应由申请人提供担保, 防止对被执行人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害, 但当事人无财产可供担保时, 可以借鉴刑事案件中保证人担保的方式, 从而达到平衡申请人和被先予执行人诉讼风险的目的, 促进先予执行的实现, 最大程度救治伤者、挽救生命。
对于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情形, 依法应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 但目前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只在省级人民政府设立救助基金, 具体执行机构并不明确, 导致公民无法进行垫付申请。针对这一现状, 建议明确救助基金执行机构以及救助程序, 也便于救助机构更公开透明的履行救助职责。
三、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存在诉前调解履行率低和诉讼调解成功率低的问题, 如何化解这一难题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又一重要问题。
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当事人自行调解是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诉前调解的主要形式, 由于其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加之当事人缺乏诚信, 导致诉前调解快捷及时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 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人民法院、交警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应当加强协作, 人民法院对交警部门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相关人员进行调解业务培训, 提高其调解技能和法律运用水平, 将调解中的赔偿项目和金额计算方法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采用同一标准, 提高诉前调解成功率。人民法院对于交警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出的合法调解协议应依法予以维持, 让调解成果具有强制执行力, 从而提高诉前调解的成功率和履行率。
司法实践中, 保险公司拒绝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调解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无法平衡, 保险公司为追求企业利润, 当调解过程中原告请求的赔偿金额超出保险合同分项限额和保险赔偿份额时, 保险公司无法达到保险广告宣传和减少损失的目的, 必然选择拒绝调解。提高诉讼调解率, 关键在于寻找各方利益的平衡点, 努力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在保险合同分项限额内适当降低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份额, 使其达到既实现了降低理赔成本和保险广告宣传的双重目的, 同时又为权利人找到获得赔偿的捷径, 从而提高诉讼调解的成功率。
【人身损害赔偿承诺书】推荐阅读：
人身损害赔偿答辩状07-19
雇工人身损害代理词07-23
人身损害赔偿案代理词06-17
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如何写11-05
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05-29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及标准06-15
关于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思考建议05-30
人身伤害赔偿方案10-05
人身伤害赔偿协议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