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情节分析

边城情节分析（精选5篇）

边城情节分析 篇1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户人家。独门独院里，只有爷爷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两个人，还有一只颇通人性的黄狗。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是个洒脱大方，喜欢交朋结友，且慷慨助人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样豪放豁达，不拘俗套小节。老二的气质则有些像他的母亲，不爱说话，秀拔出群，叫傩送。小城里的人提起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巧的是，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先傩送一步托媒人提了亲。兄弟两人都决定把话挑明了，于是老大就把心事全告诉了弟弟，说这爱是两年前就已经植下根苗的。弟弟微笑着把话听下去，且告诉哥哥，他爱翠翠是三年前的事，做哥哥的也着实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爷爷自然是晓得孙女的心事，却让她自己做主。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弟弟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他听说老大坐下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也忘不了儿子死的原因，所以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老船夫操心着孙女的心事，后终于耐不住去问，傩送却因天保的死十分怪责老船夫，自己下桃源去了。船总顺顺也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毕竟天保是因她而死。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说，翠翠莫怕，翠翠说不怕。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吓得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边城情节分析 篇2

一、爱痛边缘的抉择———母亲杀子情节

在古希腊神话中, 有两位比较典型的杀子的母亲———美狄亚和普洛克涅。

美狄亚是一位最具传奇色彩与悲剧性的女性。在爱神的指引下, 她不可遏制地爱上了远道而来的伊阿宋。这位太阳神的后代与地狱女神的女祭司, 爱起来可以如太阳般灼热耀眼。为了追随心上人, 她不仅背叛了祖国, 离弃了父亲, 而且在途中为阻止追击, 还和伊阿宋谋害了自己的亲弟弟。当她为之付出一切的这个男人抛弃她时, 她的报复又如地狱般让人恐惧绝望。为了彻底击垮丈夫, 她不仅杀死了丈夫的情人, 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普洛克涅的丈夫忒瑞俄斯垂涎妻妹菲罗墨拉的美貌, 蒙骗妻子拐骗并霸占了菲罗墨拉。为了掩饰暴行, 忒瑞俄斯残忍地割下了菲罗墨拉的舌头, 并把她囚禁在小屋里。一年之后, 当普洛克涅通过妹妹秘密送来的头巾了解到妹妹痛苦的遭遇时, 她也采取了最为极端的报仇方式———亲手杀死她和忒瑞俄斯所生的儿子伊提斯 (当时只有5岁) , 并做成菜肴叫忒瑞俄斯吃。正当忒瑞俄斯大嚼自己的骨肉时, 普洛克涅让妹妹把伊提斯的头颅抛到他面前, 让他明白他受到的惩罚是多么残酷。

这两位母亲并非毫无人性的恶魔, 在手刃亲子时内心都曾被痛苦撕扯而犹豫彷徨, 但最终她们还是将尖刀刺进了亲生儿子的心口。“孩子是母亲心头肉”, 对于负心的丈夫, 为什么一定要采取“杀子”这种残忍自虐的方式进行报复呢?这是有一定社会历史原因的。

古希腊神话故事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女性氏族社会向父权制社会过渡阶段的时代特征。人类主要的活动有两种:一是物质生产, 一是繁衍后代。身强力壮的男子在生产领域中地位日益显要, 逐渐代替女性成为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 社会地位也日渐超越女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地位”, 并“利用这个加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以确保子女“确定无疑地生自一定的父亲”。男性通过单方面约束女性从一而终, 保证血统为己出, 竭力贬降妇女在生育中起的重大作用, 增强自己对子嗣的权威, 从而彻底撼动了以血缘纽带为天然优势的母系社会根基。女性在两种生产活动中的地位都一落千丈, 最终导致母权制被颠覆, 遭受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1]52。

由此可知, 子嗣对于男子来说, 意义是相当丰富的。既是生命情感的延续, 又是其捍卫社会历史地位最大的资本。当男性利益被侵犯时, 与父亲关系密切的子嗣还将是为父复仇的种子。这就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在杀死丈夫阿伽门农后为什么惧怕其亲子———当时只有十二岁的俄瑞斯忒斯, 想把他杀掉以免后患的原因。而俄瑞斯忒斯最终扮演了“复仇种子”的角色, 杀母为父报仇。

出于极大的仇恨, 在爱与痛的边缘, 美狄亚与普洛克涅最终选择杀子复仇, 在情感上给了丈夫致命的打击———丈夫必须因此承担因自己的过错而丧失最亲爱的继承人的痛苦;从社会意义角度看, 也是对女性为主导的社会被男性氏族社会取而代之的一种最无奈的反抗, 被誉为“女性觉醒的一面旗帜”[2]。同时“杀子”也将“复仇的种子”扼杀在萌芽之中, 从一定意义上说, 是残忍的理性与强烈个体意识的杂糅。所以, 就母亲杀子这一情节看, 古希腊神话既反映了人类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中的历史阵痛, 又反映了西方文化体系中最早的理性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内核。

二、个人意识与亲情间的抉择———父亲杀子情节

在古希腊神话中, 除了有在爱与痛边缘屠子的女性外, 也有不少屠子的男性形象。克洛诺斯在杀死父亲乌拉诺斯当上众神之王后, 曾经受到乌拉诺斯的诅咒:克洛诺斯也会死在自己儿子手中, 由于害怕这个预言成真, 当妻子瑞亚生下孩子时, 他就抢过婴儿吞进自己的肚子。被尊为“万神之父”的宙斯也因惧怕类似的预言, 将尚未出生的孩子连同其母亲一同吞入腹中。尽管子嗣对男子很重要, 但当其威胁自身地位与利益时, 男子还是会将其杀害。马林诺夫斯基在《两性社会学》中从精神分析层面指出:父亲保有父权制的地位, 标志着血统和经济的源流, 在孩子面前, 代表了权威和责罚。在一定阶段, 他们会对作为自己承接人的孩子生出某种仇视心理。因为继承是对父亲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 某种意义上属一种侵犯。[3]这种分析未免过于冷酷, 缺少人情味, 但也的确触及到男性心理某些隐秘的痛处。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惜杀子的行为可以说是个体主义、本我意识的极端表现。

但这种个体意识在希腊神话中的张扬并不是毫无节制的, 坦塔罗斯的故事就是一例。作为宙斯之子, 坦塔罗斯具有很高的地位, 虽是人类却被允许与众神同桌团聚, 这让他日益骄横虚荣, 为了试探神祇们的洞察力, 他让人将自己的儿子泊罗普斯杀死, 做成菜肴, 款待诸神, 这终于触怒了神祇。神祇们将他打入地狱, 让他永受残酷的折磨。坦塔罗斯屠子以试探众神可以说是他极端膨胀的个人意识对众神所象征的道德法则的一次挑衅。而他所遭受的永恒惩罚正是对过度张扬的个体意识的严正警告。

阿伽门农为了能让希腊军队攻打特洛伊的船只起航, 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向月神献祭, 这是否是个体意识对集体意识的服从呢?细读之后, 发现并非如此。首先, 希腊船只无法起航的原因其实是由阿伽门农本人造成的。阿伽门农射杀了女神阿尔忒弥斯的鹿并宣称自己的射技比女神高超, 引起了女神的愤怒, 她让海上没有一丝风浪, 使得希腊船只无法出航。阿伽门农杀女可以说是为了弥补个人的错误以维护自身的威信。其次, 他的内心虽有过激烈的斗争, 甚至为女儿与弟弟发生激烈的争吵。当弟弟责备他“太多像你这样的人, 渴望着权势、地位, 但看到要自己做出牺牲时, 却又畏缩了。这样没有理智和见识, 一见困难就退缩的人是不配统率军队的, 更不配掌管国家!”[4]可以说, 弟弟的话“点醒”了他, 为了维护自己的至高地位, 他最终下定决心献祭女儿, 并以“命中注定女儿的死是无法避免的, 全希腊人都要求这样做”, “卡尔卡斯和狡猾的奥德修斯已达成默契, 他们要争夺民心, 谋害你我, 然后牺牲伊菲革涅亚”。[4]162作为对自己为权欲而扼杀亲情的自我安慰。所以归根到底, 阿伽门农的杀女行为还是为了其个人的利益与尊严。

在中国的文学文中, 其实也有父亲杀子弃子的情节。中国远古有“尧杀长子”, 以及大禹“辛王娶涂山, 癸甲生启”, 婚后二日便生子, 遂声明“予不子”, 不承认和启的父子关系 (《史记·夏本纪》) 。在这里, 古希腊与中国远古时代的人具有相同之处, 即父家长强调血统的不可争辩性, 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 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共同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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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而刘邦在战败逃亡途中为加快逃亡速度三次将女儿和儿子推到车下的故事也与阿伽门农杀女的故事一样, 共同揭露了在欲望与权力面前, 某些人心中泯灭亲情的晦暗一面。

除此之外, 中国古代文学故事中还有另一类“杀子”的情节。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中, 赵盾全家三百口为奸臣屠岸贾所杀, 唯一幸存者是赵盾出生不久的孙儿———赵氏孤儿。屠岸贾为免后患, 坚决要斩草除根。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程婴偷偷用自己的孩子代替了赵氏孤儿, 为免屠岸贾起疑, 程婴主动报告婴儿之所在, 眼睁睁地看着亲生骨肉被恶人剁成三段, 以此保全了赵家最后的血脉。20年后, 孤儿杀屠岸贾报了血海深仇。从表面上看, 程婴的行为也是“杀子”, 但这一举动不仅没有人声讨, 反而让历代读者深深感动与赞颂。因为在这“杀子”的表象下, 人们看到的是舍生取义, 为国除奸的义举, 具有强烈的“为他人”的侠义精神和集体意识。其实在中国古代文本中, 包含“杀子”行为并能为人接受, 广为流传的故事也几乎都是体现“舍生取义”的故事, 对于“尧杀长子”, 刘邦弃子之类的故事是讳而不言的。这与中国文化意识中十分强调伦理纲常, 个人意志服从集体意志的思想有关。在与中国古代“杀子”故事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古希腊神话除了反映出人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阶段的历史共同特征, 揭示了对人性思考的共同的主题外, 还具有强调个体意识、本我意识的自我特征。

古希腊神话中, 那些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的父母最终将利刃刺向亲子的胸膛时, 那冰冷的刀口下汩汩流出的是超越千古的历史悲叹和对永恒人性的拷问与判罚。“杀子”———这血泪交融的“恶之花”给浪漫的希腊神话染上了一层浓重的悲情色彩, 也指引着普罗米修斯世代的子孙们挖掘历史的沧桑, 破解斯芬克斯留给我们的永恒的谜语。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

[2]刘丽琼.美狄亚:女性意识觉醒的一面旗帜[J].桂林教育学院学报, 2000 (12) .

[3]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比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8.

[4]李东华.于至堂.经典希腊神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8.8.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11.

[6]纪君祥.赵氏孤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0.

[7]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古典神话[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10.6.

怎样分析小说的情节 篇3

对于小说情节的作用进行分析，一般应从两个方面入手：内容上，情节本身对人物性格塑造和主题思想表达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具体作用；结构上，有无“设置悬念”、“为后面的情节发展作铺垫或埋下伏笔”、“照应前文”、“作为线索或推动情节发展”等作用。另外，还要注意从表达效果上进行分析，即从给读者的感受分析，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等。

二、情节的具体作用

①交代人物活动的环境。②设置悬念，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③引起下文，为后面的情节发展作铺垫或埋下伏笔。④照应前文。⑤作为线索或推动情节发展。⑥刻画人物性格。⑦表现主旨或深化主题。

三、“情节题”的答题模式

问句、段或某种情景在文中有什么作用。答题模式：

①为……情节发展作铺垫（提供依据、设置伏笔悬念）。②表现了……的思想品质（精神世界），有助于塑造……的形象。③揭示（表现、突出）了……，有利于深刻表现主题。

四、情节安排方式的效果

1.就全文来说有一波三折式。作用是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可读性。

2.就开头、结尾来说有首尾呼应式。作用是使结构紧密，情节完整。

3.就开头来说有：①倒叙，如，《祝福》先写祥林嫂的死，然后再写祥林嫂是怎样一步步被封建礼教逼向死亡之地的。作用是制造悬念，引人入胜。②顺叙，按时间（空间）顺序来写，情节发展脉络分明，层次清晰。③插叙，在叙述主要事件的过程中，插入另一与之有关的事件，然后再接上原来的事件写。对主要情节或中心事件做必要的补充说明，使情节更加完整，结构更加严密，内容更加充实丰满。④补叙，在叙述主要事件的过程中，补充叙述另一与之有关的事件，然后再接上原来的事件写。对上文内容加以补充解释，对下文做某些交代，照应上下文。⑤平叙，叙述两件或多件事情同一时间内不同地点同时发生，通常是先叙一件事，再叙另一件事。使头绪清楚，照应得体。

4.就结尾来说有戛然而止、留下空白式。给读者想像，让读者进行艺术再创造。此外，还有出人意料式、悲剧式、喜剧式等。

5.贯串情节的线索。小说线索是贯串整个作品的情节发展的脉络，它可以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某个事物，也可以是作者的情感、小说的事件，还可以是故事中的空间、时间。如，《药》中的“人血馒头”。阅读小说，抓住线索是把握小说故事发展的关键，线索一般有单线和双线两种，寻找线索的途径有小说标题和小说中的中心点等。

6.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和叙事策略，既表现生活本身的逻辑，同时又使情节曲折生姿，跌宕起伏，高潮或结尾平中见奇。

五、情节结构具体题型设置及技巧点拨

1.小说常用的开头及作用。

（1）设疑法（悬念法）。提出疑问，然后在行文过程中或结尾才回答疑问。作用是造成悬念，引出下文，并引起读者的思考，吸引读者把小说读下去。具体说，其作用有：①引起读者的思考；②引出下文的情节；③突出人物形象；④揭示小说的主题。

（2）写景法。如，《药》的第一段写秋天下半夜阴暗、凄清、恐怖的环境，暗示了小说主人公的不幸命运。再如，《荷花淀》开头写月下院子里的美景，以此来烘托水生嫂的美好心灵，奠定全文的感情基调。

2.小说的结局及作用。

（1）分析出人意料的结局。①从结构安排上看，它使平淡的故事情节陡然生出波澜，猛烈撞击读者的心灵，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②从表现手法上看，与前文的伏笔相照应，使人觉得又在情理之中。

（2）分析令人伤感的悲剧结局。①从表现主题上看，能更好地深化主题。如，《药》中华小栓、夏瑜的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没有发动群众。②从表现人物性格上看，能更好地塑造人物性格。③这种结局令人感动，令人回味，引人思考。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的死，引起读者思考她死的原因。

（3）分析令人喜悦的大团圆结局。①从表达效果上看，小说喜剧结局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耐人寻味。②从读者的情感体验上看，喜剧性的结局与主人公、作者的意愿构成和谐的一体，给人以欣慰、愉悦之感。③从主题上看，这样的结局凸显出的美好人性，符合大众对审美的追求，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边城情节分析 篇4

关键词：电影《红河》,散文世界,平行叙事,感情角逐

2009年, 章家瑞凭借电影《红河》荣获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张静初也摘得最佳女演员的桂冠。接着, 《红河》以势如破竹之势获得首尔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入围夏威夷电影节, 这些都成为对这部电影至高的评价和肯定。

电影是影像的艺术, 但文学性则成为一部出色电影的重要标志。电影批评家戴锦华曾指出:“电影和文学‘都是在现代意义上产生的叙事样式, 而且, 都带有某种大众文化的胎记, 曾经作为最广泛的被接受和阅读的样式。’”[1]《红河》就是这样一部影片, 异国文化的交融和冲突、越战的伤痕情结、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小市民底层生活的缩影、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这些关键词都造就了《红河》的成功。而在这个100分钟的故事进行中, 章家瑞落脚一个“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融的边界地带, 打造了一个胶片中的诗性世界, 而成功地完成了影片中关于“情”的阐释、对失落的亲情的追寻、对纯美爱情的思考。

一、散文世界:纯真年代的诗性嬗变

(一) 胶片边城:现代社会的抒情边界。

影片选取中越交界之处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 而在这名副其实的中国边界, 成就了一个影像中的边城。这个边界小镇不似大城市的繁华, 不似乡村的敦厚纯朴, 却散发着浓浓的诗性气质。

黑格尔认为传统社会, 特别是乡土社会、田园社会是“诗的世界”, 是抒情性赖以存在的根基。现代社会, 特别是城市社会、商品交换社会, 黑格尔称之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散文世界”, 是叙事性赖以存在的根基。[2]

红河, 这介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交融地带, 则成为章家瑞施展这一叙事美学经验的场所。

“红河里有两条鱼,

一个叫阿山, 一个叫阿香,

阿香是阿山的新娘,

阿山是阿香的新郎。”

影片伊始, 就把影视中音乐表达的艺术和画面展开的艺术浑然为一体。巴拉兹曾说:“声音不仅是画面的必然产物, 它将成为主题, 成为动作的源泉和成因。换句话说, 它将成为影片中的一个剧作元素。”[3]婉转的越南情歌开始在胶片中飘扬的时候, 云南的边陲小镇宛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 铺展出一片翠绿的边城。

《红河》是章家瑞胶片中的边城, 诉说着现代社会中一段关于亲情、爱情和纯真的感人故事。

(二) 纯真年代:阿桃———人间童话的绝妙演绎。

安德烈·勒文说道:“在电影中, 人们从形象获得思想。”[4]而《红河》中, 则给观众提供了一个有着世外桃源色彩的主人公———阿桃。

因父亲被越战时期埋下的地雷炸死, 阿桃受到惊吓, 从此, 她的精神世界永远停留在6岁。智障给这个少女带来的, 不仅是心理年龄上的童年, 而且有在人涉世之初所拥有纯真的保留。

因为智障, 阿桃不像阿水那样精明, 不像洗头房的其他女孩那样世故, 不像妓女阿花那样因生活所迫而放荡, 她纯洁得就像一个刚从童话世界走出来的公主, 拥有一颗世人所不及的水晶之心。

阿桃的纯真和美好, 让奔波劳苦的人丝毫没有抗拒力。凶狠的黑帮老大沙巴, 也只有阿桃可以靠近, 给他按摩;沙巴面对阿桃, 也会把自己不喜欢的槟榔塞进嘴里, 发自内心地面带微笑;对手下丝毫没有人情的沙巴, 会看中阿桃并想认阿桃做女儿。

这些都源自于阿桃身上的纯真, 在纷纷扰扰的世俗和贫乏的生活环境中, 她的灵魂却如此枝繁叶茂。当世界转眼蜕变成黑白, 阿桃却是那唯一鲜活的色彩,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将纯真和美好高举过头顶, 我想, 我们都会驻足与感动。

二、平行叙事:感情世界中的双向角逐

(一) 亲情———两段纠葛的亲情长跑。

格里菲斯是电影叙事法则的建构者, 他所创建的三个层面的平行叙事在后来的电影中被作为普遍原则来应用, 而在电影《红河》中, 导演将“战争之殇”和“只如初见”带给亲情的两种不同体验平行交叉叙述, 体现出一种独到的叙事艺术。章家瑞将平行叙事在亲情角逐中巧妙地展开:

20世纪70年代, 越南。

为了帮女儿取回挂在林中枝头的红风筝, 阿桃的父亲被越战时期埋下的地雷炸死, 在失去父亲的惊吓和悲痛里, 阿桃成长的大门也被戛然关上了。

从此, 在这个世界里, 亲情陨落给阿桃带来生理上的永恒缺陷, 无论岁月的年轮如何增长, 阿桃的心理却始终是6岁。

20世纪90年代, 云南。

静静的红河, 将智障的阿桃从越南带到云南, 从此, 展开了一段亲情的角逐。在《红河》里, 在阿桃对阿夏的恋父之情, 以及沙巴对阿桃的父女之情的角逐中, 属于一个女孩的亲情拉锯战开跑。

1. 战争之殇———亲情的失落。

面对战争, 《红河》的表现既是温和的, 又是撕扯的。它静静地向曾经战争中的受害者致敬, 通过感情这一因素展示了战争中亲情的失落, 阿桃和沙巴就是例子。

阿桃的爸爸曾经参加过越战, 却最终葬身于越战时埋藏的地雷之下, 因为战争, 阿桃失去了父亲, 也变为智障。一颗痣, 一顶帽子, 一个小铁盒, 成为阿桃印象中对于父亲的所有记忆;而一段唯美的童谣则成为阿桃遭遇亲情之殇和爱情之痛的见证, 它在片头和片尾响起, 用回环的方式成为这个女孩的感情生活的注脚。黑帮老大沙巴也参加过越战, 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 也因此没有儿女。在这位因走私香烟而家财万贯的黑帮老大的生命里, 亲情是一把没有温度的座椅, 始终空无一人。

战争不仅给阿桃和沙巴的生理造成了残缺, 而且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永远之殇———亲情的匮乏。导演高超的笔法, 用阿桃和沙巴两个形象, 就代表了在越战中无数失去女儿的父亲, 以及失去父亲的女儿, 没有夸张、没有铺叙, 战争之殇就在无言的镜头中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阿桃在阿夏的身上寻找着父亲的影子, 沙巴在阿桃身上注入着父亲的情感。但同受战争之痛的这两个越南人, 在亲情长跑的路上, 并没有功德圆满———沙巴的行事方式并没有赢得阿桃这个女儿, 而是死于阿桃手中的枪下———沙巴对阿桃难以言语的感情, 最终也在误解中分崩离析, 空留下一片唏嘘。

当这一戏谑的情节在屏幕上定格之时, 观众内心翻涌的情感并不仅仅是遗憾与难过, 相伴的还有对罪恶战争的血泪控诉。战争之殇, 导演没有铺张和正面描写, 却通过“亲情的失落”和“追寻的失败”如此自然的流淌出来。他们都被无情的命运摆布, 漂离于生命的长河而以悲剧收尾。

在追寻亲情的长跑中, 沙巴和阿桃的悲剧性遭遇, 变为一种硌人的心痛, 在心底弥漫开来。

2. 只如初见———亲情的转身。

与沙巴认女平行的另一条线索, 是阿桃对阿夏的亲情长跑。

在姑妈的发廊做清洁工的阿桃, 在警察的追逐中撞进阿夏的家, 于是, 这位纯真的越南女子认定带着一顶帽子、眉间也有一颗痣的阿夏就是他的爸爸。

阿夏是一位以经营卡拉OK为生的中年男子, 四十多岁还未曾结婚, 他世俗、好色、贪财。

就是这样一个迷失在物欲的现实世界中的世俗男子, 却在阿桃的亲情追逐中心灵苏醒, 转身为纯洁和善良的守护神。阿夏对阿桃也起过“邪念”, 他可以当着阿桃的面把和自己厮混的阿花带回家, 阿桃一度是他赚钱的工具而已, 但是, 在得知沙巴要将阿桃买走之后, 阿夏是如此的奋不顾身。

而在这场错误的亲情长跑中, 阿夏找回了他人性最宝贵的东西———大爱。阿夏对阿桃的感情, 在那之时说不上是爱情, 也谈不上亲情, 却是人间的一种大爱和关怀。而这种转变, 正是那个宛如从童话世界中走出的阿桃所带来的。

这段只见开始、没有结尾的亲情长跑, 最终成为一段凄美的咬指之约。

(二) 异国情缘:爱情———一段凄美的咬指之约。

孩童的智障和身体的苏醒同时存在于阿桃的身上, 在这个意义上, 阿桃是一个分裂的存在。

一双不合脚的皮鞋, 一份意味深长的压岁钱, 两个被命运追赶的风尘仆仆的身影, 在苍茫灰暗的岁月背后, 这些闪耀的温情细节光彩夺目。也许, 在一个智障的女孩, 和一个世俗的男子之间, 这段悄然绽放的情感却有着太多的无奈。

沙巴只是想收养阿桃做女儿, 这个天大的“秘密”在时间的背后龇牙咧嘴, 诚然, 是这个没有昭然于世的误会造就了沙巴、阿桃、阿夏三个人的人生悲剧, 原本同样纯美的亲情和爱情的追寻终以悲剧收尾。

阿水的解释整整迟到了一年, 而这段“真相”沉默的岁月, 则躲在命运的一角把原本美好的东西早已撕扯成碎片。当锒铛入狱的阿夏为了一曲越南情歌奔向红河而被击毙时, 这段淡淡的纯美爱情也无疾而终。

阿夏和阿桃的感情纯净得让人迷醉, 而这样一段从“恋父情结”转身而成就的“男女爱恋”终以悲剧告终,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

一个迟到的解释?早已潜伏的战争因素?抑或是小人物的悲剧?而这些显在的所指都不构成能够去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想, 就当作是一种蛰伏在岁月背后的命运吧。它美丽得让你怦然心动, 也隐退的让你无限伤感, 而这一切最终指向一种虚幻的命运, 凄美之余又有无限无奈。

“爱与死”是电影永恒的主题, 成为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千百万人都会有的“联想群———历史的经验在不断的重复它们、验证他们”。[5]那些感动你、伤害你、震撼你的存在, 也许永远没有固定的答案, 只是作为生活的缩影, 在人生的航途中为生命填满多样的注脚。

三、结语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神思方运, 万涂竞萌, 规矩虚位, 刻镂无形, 登山则情满于山, 观海则意溢于海, 我才之多少, 将与风云而并驱。”[6]《红河》以它独特的感情叙事维度异于其它故事片而令人回味、留恋, 导演在影片最后设置的开放性结局, 也使观众生发出无尽的思考。情满边城, 就此搁笔, 但震撼和感动却从未停止。

《红河》是章家瑞的“边城”, 也是所有在世俗间行走的人们心中的“边城”, 在尘嚣喧闹的世俗世界中行走, 心灵难免会惹上灰尘, 而我们却在荧幕上看到了纯真的阿桃。关于亲情、爱情及宿命, 这些在生命的轮回中不断上演的每一种剧情, 都是人生的佐料, 或是甘甜、或是苦涩, 都会让你的人生不再平凡。

因为, 在电影上演之时, 我们也在其中细细咀嚼着人生的每一种味道。

参考文献

[1]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 1999:51.

[2]黑格尔.美学 (第三卷下) .商务印书馆, 1991:167.

[3]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 1979:185.

[4]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9:114.

[5]李稚田.电影语言:理论与技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250.

《边城》英译的语境顺应性分析 篇5

【关键词】语境顺应 《边城》 语用翻译

【Abstract】The advent of Adaptability brings new developing orientation and vis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and translation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YangXianyis translation of Bian Ch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 adaptability which found out that YangXianyis translation complies with the context and delivers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Thus， the writer furtherly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ext adapt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Context Adaptability； Bian Cheng； Pragmatic Translation

一、引言

顺应性（adaptability）使人们得以从一系列范围的不定的可能性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以便逼近交际需要达到的满意位点。顺应论的四个研究视角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顺应的意识程度。翻译作为一种语言选择，顺应论为其提供了指导方法。如何保持译文对原作的顺应，顺应论的四个视角为译者提供了方法。本文通过分析《边城》杨宪益译本的语境顺应性，探讨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语境的重要性。

二、语用顺应论

1985年，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 在国际语用学研讨会上，大胆提出了语用学是关于语言的一种综观的观点，1999年又在其专著《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系统呈现了语用顺应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和诠释语用学。维索尔伦提出，语言的使用就是一个不断的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三个特性，分别从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客体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意识凸显性四个角度完成。Verschueren的“语用学综观”下的顺应性理论为语用学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科学的研究视角，全面阐释了人类语言运用的动态过程，尤其是对顺应性理论的阐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语用顺应论的提出，不仅是语用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它更带给了语言研究者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

三、翻译中的语境顺应

“脱离语境的语言使用是不存在的。”翻译， 作为一种跨语言、 跨文化的特殊的语言交际行为亦必受到种种语境因素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也曾提出，没有语境的语言，话语就没有意义。因此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不断选择语言去顺应不同的语境就显得尤其重要。李运兴先生在2007年第2期的 《中国翻译》 上发表的 《论翻译语境》 一文就借鉴了 Verschueren 的语境顺应模式， 在翻译语境的总题目下建构出 “译者的语境视野”和“翻译研究者的语境视野”两个理论框架。“语境视野”的提法脱胎于 Verschueren 的“视野线”（lions of vision），而又清晰地凸显出翻译语境的认知属性， 即“翻译语境不是一个固定存在的实体，不是译者/读者可以拿来使用的，而是交际事件发生时译者的认知状态”。因此，译者语境视野是译者在跨语言/文化交际事件中，以自己的语境视角对另两个交际参与者—原作者和译语读者语境视野进行认同或推知的过程， 这一过程充满着探察和选择。这就将翻译与语境起来，要求我们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遵循语境的顺应。

1.译语交际语境的顺应。交际语境包括以下要素：语言使用者，心智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第一，语言使用者，指发话人和释话人。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身负双重角色，对于原作而言，是第一释话人，必须始终忠于原作，理解并完整地表达原作的意义和原作者的意愿，传达原作的精神；而相对于读者而言，译者是信息源提供者，即发话人，读者作为释话人所有的信息都来自译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将读者纳入考虑面，正如维索尔伦所说的任何一种类型的释话人都有可能从根本上影响发话人所做的选择，因此发话人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读者类型（如读者的年龄群，社会阶层，国别，民族等）并适时调整译文，从而达到动态顺应。第二，心智世界。语言的互动是心智与心智的交流，这里的心智主要强调社会心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就是与原语作者以及读者的心智交流。首先我们必须和原作者的心智状态一致，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精神内容，译者必须完整的译出；其次，在面对不同类型的读者时，要考虑读者的心智状态。第三，社交世界。社交世界的大多数的因素和社会场景或公共制度上存在着性质上的联系。文化及其生发出来的规范和价值观，是最能反映社交世界和语言选择的关系的成分。文化的维度，包括了社会阶级、种族性、亲属关系、民族、性别和性别优先等。译者在翻译时，尤其要将文化维度纳入翻译考虑中，让原文的精神核心能展现在读者眼前。第四，物理世界。物理世界涉及到时间指称和空间指称。时间指称指事发时间，发话时间和参照时间。时间指称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考虑原作产生时间，考虑原作中某些词所涉及的参照时间（时间指称存在着不确定性，如，就等一秒钟，一秒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秒钟），还要考虑原作的时间顺序，做到使译文清晰明了的表达原文的核心思想。

2.译语语言语境的顺应。语言语境指语言的选择通过回指前述语篇，自指或向后续语言性语境投射等方式，瞄定于某一作为语境的维度中。首先，译者需要注意的是语境的衔接，语篇语言形式上的衔接手段所表达的语篇上下文的逻辑语义关系是呈线性序列，即在语言选择时，按次序进行先后排列从而实现语义的整体连贯。然而，语言形式的衔接并不能保证语篇的交际意图总是连贯的，有时，衔接不太明显的语篇，在内容上却是连贯的，语篇衔接体现的是一种语义关系，翻译时可多从语义上找线索，译出句子含义。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保持上下文结构上的和意义上的衔接，才能保证译文的忠实性。其次，译者要注意原文话语的序列，即注意语言的线性排列。译者在翻译中做出的语言选择必须完全顺应于不同层面上的结构和内容。总之，语境是在语言的使用中产生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顺从协商、领会语境，要对前指、互指、自指、省略等连接手段动态掌握，在必要的情况下增添情景意义，从而使译文结构清晰、内容连贯，更具有条理性、逻辑性和可读性。

四、《边城》及其英译的顺应性分析

1.《边城》。《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文笔者选取了《边城》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为研究对象，翻译巨匠杨宪益、戴乃迭曾译过众多文学代表作，选取该译本更具代表性和研究性。本文笔者将结合其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对其译文尝试分析，并探索语境在汉英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2.实例分析。汪曽祺先生曾如是评价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苏雪林先生也曾这样评价《边城》：“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边城》的语言是原始的，是原滋原味的，来自最朴实大众的表达，却也最为动听。因此，《边城》也给译者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如何原汁原味的重现大自然的美，重现原始民族的自由生活，给译者带来了难题。而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意义通常是根据语境来确定的，同一个语言单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因此，要再现《边城》中的美，译者必须动态的顺应原文的语境。

例1：

原文：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

译文：By the wharves outside the front section of the wall a host of small craft lies at anchor.

此处描述的是茶峒的美景，茶峒依山筑城，临水的一面便筑设了码头，提供小篷船停泊之用。此处“临水一面”指的是靠近水的一侧，根据原文的上下语境可知，茶峒的一侧为城墙，而另一侧则就是水了，可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将“临水”一词恰当的译出，也必须将其背景——城墙译出，如此方能让读者准确的得知茶峒的美景。此处，根据源语的语言语境，沈从文的选词多以均衡匀称为美，结构工整，音韵和谐，例如“临水一面”“小小篷船”等，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不仅要还原原文的用词美，也要考虑到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西方人多逻辑思维，讲求严谨，才能达到源语语境与译语语境的动态顺应。此处译者恰当的用一个倒装句，符合西方人结构严谨的思维习惯，又引入了“the front section of the wall”让原文语境重现，并且将“小小篷船”译为“a host of small craft”更显源语用词的精致，再现了源作品的美与精致。

例2：

原文：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

译文：With their brown mud walls， black tiles and perfect setting， they harmonize so completely with the surroundings that your heart leaps up in delight.

此处描述的是茶峒人家的住宅，黄墙黑瓦，颜色的搭配让人心里一阵温暖，不禁让人心生愉悦。这样和谐的美，只有茶峒这个安静的地方才能满足人们心中的平静感。“妥帖”一词在汉语表达中颇为常见，表示事情办好了等意义。然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可知此处的“妥帖”一词指的是恰当之意义，黄墙黑瓦位置的妥帖指的是黄墙黑瓦所搭配起来的和谐感，这是一种完美的搭配。对于这种完美的搭配，译者恰当的用“with”伴随状语来翻译，使得句型更加严谨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此外译者将“位置永远那么妥帖”译为“perfect setting”，恰当的还原了源语中的妥帖一词，让读者更加理解妥帖的意义，也使得句型之间衔接的更为紧密。在对于“迎面”一词的翻译中，译者更是采用了“leaps up” ——“跳起”，将房间的和谐感生动化，使得人的内心都跳跃着喜悦感，更显语言的生动性。

例3：

原文：大人呢，孵一窝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付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

译文：as for the older folk， they raise a brood of chicks or a couple of pigs for the boatman in exchange for gold ear-rings， a few yards of strong blue material， a vat of good soya beam sauce or handsome paraffin lamp-these are the chief concern of housewives.

此处描述的是茶峒人民的日常生活，简单却充实，不争名夺利也不烦忧过多。一窝小鸡，两只猪，一付金耳环，两丈布，一坛酱油便是茶峒人民心中的憧憬了。此处原文出现了稍多的几个量词，例如“一窝”“两只”“付”“两丈”“一坛”“一个”，汉语的量词表达与英语的表达并不相同，但也异曲同工。要将原文中的量词的表达巧妙的译出，同时也考虑到原文中本土风味，兼顾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这给译者带来了挑战。通过结合原文的上下文语境，我们可以很好的看出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所以正确的选择译词将数量表达出来即可。此处译者将“一窝”“两只”“一坛”翻译为“a brood of”“ a couple of” “a vat of”， 恰当的尊重了源语的表达习惯，符合源语的语言语境。而译者将“两丈”译为“ a few yards”，采取了补译的方法，通过源语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我们可以得知，茶峒人民的目标肯定不是两丈布，因此此处译者的增译更加符合源语的语境。在对于“付”和“一个”的翻译上，译者都采取了省译的方法，主要是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阅读语境，使得读者更易读懂。

例4：

原文：真真成为他们生意经的，有两件事：买卖船只，买卖媳妇。

译文：But the two main items of business are deals in boats and in wives.

此处描述的是茶峒人们的生活方式，通过做生意来维持生活，而生意的主要方式是买卖船只和买卖媳妇。其中原文中的“真真”一词在汉语结构中为AA式，表示的确，确实的意义。那么还原原文的语境，此处的“真真…”指的是“真正成为…”，带有转折的意思，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恰当的还原源语中的转折之义。第二，根据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加偏向于阅读言简意赅而又严谨的表达。此处译者的译文中首先采用了but一词，将转折之义译出，又采取了增译的方法，增加了“the two main”表示“主要的”，突出了原文中这两种买卖的主要性，还原了原文的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在交际过程中，人们为了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常常要顺应不同的语境。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说话人和释话人，更需要顺应源语的语境和目的语的语境，才能实现源作与译作的动态对等。只有译文顺应了译语语境的各种需要， 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才有保证。由于翻译担负起沟通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作用，译者必须使自己的思维运作及翻译过程顺应于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双方的认知环境，本文笔者只是从语境顺应的角度对沈从文的《边城》及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的一个初步分析，对于翻译中的语境顺应今后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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