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种姓制度

印度有种姓制度（精选4篇）

印度有种姓制度 篇1

是印度与其他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即种姓。各种姓依所居地区不同而划分成许多次种姓，这些次种姓内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许多聚落种姓，这些聚落种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层层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社会体系。因此，种姓制度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并与印度的社会体系、宇宙观、宗教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可说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

印度人口众多，百分之八十二为印度教徒，其中分为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种姓制度主要存在于印度教中，对伊斯兰教和锡克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即僧侣，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等，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为第三种姓，从事商业贸易；首陀罗即农民，为第四种姓，地位最低，从事农业和各种体力及手工业劳动等。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等级。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不可接触者”或“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绝大部分为农村贫雇农和城市清洁工、苦力等。

种姓制度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就开始萌芽。后来在阶级分化和奴隶制度形成过程中，原始的社会分工形成等级化和固定化，逐渐形成严格的种姓制度。

种姓是世袭的。几千年来，种姓制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影响很深，种族歧视至今仍未消除，尤其广大农村情况还比较严重。

独立后，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消除种姓歧视。首先是制定了有关法律规定。1948年国会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议案。后来宪法和各邦法律也都做出相应规定，保护低级种姓利益。政府还在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对低级种姓者提供大量帮助。

随着社会的进步，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如种姓制度中的内部通婚制受到冲击，如高种姓的女子现在也同低种姓的男子通婚了。人们对职业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衡量职业高低不再以宗教思想为基础，而以金钱、权力为基础。在城市里，各种姓人们之间加强了来往与交流。

谈到印度教种姓制度这个实行了3000年之久的古老制度和习俗时，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绝大多数人肯定会说，种姓制度是禁锢印度人民的枷锁，是限制印度现代化的裹尸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之一。的确，当我们看到印度贱民“屈辱的出生，屈辱的生活，又屈辱的死去”，当我们看到许多印度人从出生起就被限定在狭小的职业集团内而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当我们看到无数高种姓女子与低种姓男子的爱情被残酷镇压时，我们心中肯定会升腾起熊熊怒火，从而无法对种姓制度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

虽然现在印度宪法已经明确废止了种姓制度，对低种姓人民（包括贱民）也给予了优待政策，但种姓仍然在深深根值在印度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的思想深处，是印度文化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种姓可能是人类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文化现象之一，如果我们仅仅强调它的负面意义，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为什么能够成为印度这个伟大民族的基本社会制度（当然，现在已经仅仅是一种习俗）。我们只有客观、全面地认识种姓制度，才有可能认识印度社会和印度文化。我认为，种姓制度不仅仅是限制印度发展的枷锁，更是维系印度民族的磐石，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种姓制度，印度的历史会全部改写，印度文化能否存续也是一个大问题。

一、种姓制度的历史和现实

“种姓”这个词翻译的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它包含了印地语中的两个概念：“瓦尔那”（即“肤色”）和“阇提”（即“出身”）。前者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产生，当时入侵

印度河流域的、白皮肤的雅利安人自称“雅利安瓦尔那”，而将被征服的、黑皮肤的原住民称为“达萨瓦尔那”。虽然《梨俱吠陀》也提到“原人之口，生婆罗门；彼之双臂，生刹帝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脚，生首陀罗”，但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后世婆罗门窜入，真正分为四大种姓是较晚的事情。在四大种姓中，主管神权的婆罗门、主管政权的刹帝利和从事生产的吠舍都是雅利安征服者，作为仆役的首陀罗则是被征服的土著（有可能是达罗毗荼人），贱民的产生则稍晚于此。最晚到公元前7世纪，瓦尔那制度在雅利安人的统治范围内已经得到了基本确立。

瓦尔那制度具有种族、社会和宗教的三重含义。它首先是由于雅利安人对达萨人的种族压迫而起的，它的本义就是“肤色差异”；此后雅利安人内部也开始分化，各种社会地位被世世代代地固定下来，这就超出了种族压迫的范畴；最后婆罗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性地位，又将瓦尔那作为吠陀教、婆罗门教的基础教义，在宗教意义上确定了瓦尔那制度的神圣性。在人类古代史上，种族压迫、社会地位分化十分普遍，但在种族内部再进行严格的社会分工并不多见，将这些社会分工以宗教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更是罕见了。瓦尔那制度之所以稳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与宗教紧密结合，不仅在肉体上统治被压迫者，更从精神上摧毁被压迫者的反抗情绪，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瓦尔那制度的神圣性。

作为婆罗门教基础的瓦尔那制度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遇到了佛教、耆那教的强力挑战。这两种新兴宗教都主张种姓平等，反对婆罗门至上，抬高刹帝利、吠舍的地位。婆罗门教是根植于农村自然经济的，维持稳定的瓦尔那制度也必须限制人口流动，而此时印度的商业尤其是外贸得到了很大发展，人口流动频繁，对瓦尔那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这种冲击毕竟是不彻底的。首先，无论是佛教还是耆那教，都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瓦尔那制度，也不可能否认瓦尔那制度。

刹帝利和吠舍支持佛教、耆那教，主要是想否定婆罗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自己谋求更多利益，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首陀罗和贱民仍然是受压迫的，刹帝利也决不可能允许取消瓦尔那制度。其次，印度商业虽然发展，但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奢侈消费品，对农村自然经济构不成根本性的威胁，印度社会从整体上看还是比较稳定的，这就使瓦尔那制度能够得到维持。第三，吠陀教-婆罗门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在广大北印度人民（无论是雅利安人还是达萨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随着雅利安人和土著的交流融合，瓦尔那的种族意义有所淡化，社会和宗教意义则越来越强，这使得雅利安人之外的民族也支持瓦尔那制度。

随着希腊人的入侵和统一的孔雀帝国的建立，瓦尔那制度遇到了不少新的麻烦。对于外族入侵者和南印度、东印度的各民族来说，婆罗门教的瓦尔那制度无疑是歧视性的、令人生厌的，即使是异族的统治者，在瓦尔那制度中也只能被视为“不纯的刹帝利”而遭到歧视，因此皈依佛教倒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孔雀帝国在印度历史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婆罗门教的瓦尔那制度显然既不利于民族团结（虽然瓦尔那的种族意义已经有所淡化，但毕竟还存在），也不利于各地区、各阶层的物质文化交流，“婆罗门至上”的说法也不利于帝王的权威。阿育王采取大力鼓吹佛教的方针，虽然婆罗门教并未受到限制，但毕竟地位不如以前。随着提倡瓦尔那平等的佛教的蓬勃发展，瓦尔那制度受到了更大的冲击，许多规定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严格了。此后的贵霜帝国和南印一些小国的统治者也崇奉佛教，尤其是贵霜帝国的统治者本身就是异族人，他们更不会大力提倡瓦尔那制度。因此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后4世纪，瓦尔那制度面临着中衰时期，虽然婆罗门编造的《摩奴法论》中仍然竭力强调瓦尔那的区别，但在现实中已经大打折扣。当然，只要印度的农村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只要印度文化没有被彻底改造或同化，瓦尔那制度就会根植在印度社会的深处，不可能消亡。

当瓦尔那制度有所松动时，另一种更严密的种姓体系——“阇提”制度却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阇提虽然是从瓦尔那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其立足点却和瓦尔那不同，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瓦尔那。由于印度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原先的四大瓦尔那已经

不能满足社会分工的需要，因此从瓦尔那内部又产生了种种更小的职业集团——阇提，甚至连某个地区的某种职业者都可以组成一个阇提。社会分工明细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势，但阇提制度却力图将社会分工通过血缘、姻亲等关系固定下来，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必须从事同一种职业，不同职业集团之间的通婚是被禁止的。这样，虽然瓦尔那制度的大囚笼有所松动，人们却又把自己关进了阇提制度的小囚笼里，受到更严重的人身束缚和精神束缚。与瓦尔那相比，阇提的种族意义很弱，社会意义却很强，它是与印度的社会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印度的经济在孔雀帝国及其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分工的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印度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地区各阶层的交流还很少，即使在少数大城市里，各个职业集团也带着强烈的内敛倾向，所有人都希望能够有尽量稳定的职业和生活。这样，社会分工最终发展为一个个封闭的小圈子，且与原先的瓦尔那制度相辅相成。随着阇提制度的发展，婆罗门教上层也开始将它和瓦尔那制度相提并论，使其具备了一定的宗教意义。公元4世纪笈多帝国建立后，婆罗门教重新开始兴盛，后来经过6-7世纪商羯罗等人的改革，终于发展成为更成熟的印度教。自7世纪戒日帝国灭亡后，印度长期处在分裂状态，佛教逐渐失去了活力，印度教则如鱼得水，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注：笔者在《东方三大宗教的斗争和交流》一文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此时的印度教在哲学体系和教规、仪式上都已经大大改善，更容易得到从统治者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强大的统一帝国不复存在，商业急剧衰落，刹帝利、吠舍对婆罗门地位的威胁减弱了，人口流动也减少了，种姓制度的基础更加稳固了（公元7世纪玄奘法师在其《大唐西域记》中确定了“种姓制度”这个称谓，此时瓦尔那和阇提制度实际上已经融合）。婆罗门以及部分刹帝利趁机对低种姓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种姓压迫，在过去几百年中本来已经松动了的种姓差别此时又被大大强化。然而，印度（尤其是南印度）民间以宗教手段对这种强化种姓压迫的行为进行了反抗，性力派、虔诚派、林伽派等印度教非主流教派都强调种姓平等、男女平等，虽然它们不可能改变种姓压迫的现实，但也为广大底层人民提供了另一种信仰选择，使他们在种姓制度的囚笼中多少有喘息的余地。

突厥人的入侵在印度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突厥人建立德里苏丹国起，印度主要地区一直处于突厥、阿富汗、莫卧儿穆斯林征服者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对印度社会带来了全面深入的影响，但由于印度文化尤其是印度教的韧性和包容性，印度始终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穆斯林在印度始终是少数。印度教及其种姓制度已经根植于印度社会的最深处，穆斯林王朝不仅不能消灭印度教，反而必须借助印度教才能有效地实行统治（注：笔者在《东方三大宗教的斗争和交流》一文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伊斯兰教“信士皆平等”的观点对印度教种姓制度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一些比较开明的印度教思想家在吸收伊斯兰教的神学和社会纲领的同时，开始反思种姓制度。但是，虽然有许多人提倡“种姓平等”，但几乎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取消种姓制度，而仅仅是希望在种姓制度内部进行改革而已。在广大农村，种姓隔离、内婚制、种姓歧视等依然非常严重。甚至伊斯兰教本身也染上了种姓制度的色彩，在印度的许多清真寺中，穆斯林都按照自己的种姓分开礼拜，各个种姓“井水不犯河水”，这种把信徒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具有强大同化力的伊斯兰文化和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印度文化互相碰撞、渗透，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种姓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质疑，但其根基并未动摇，最终适应了外来的伊斯兰教。

在漫长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印度的经济在整体上仍然是落后的，在政治上也是不统一的，种姓制度依然在下层占据统治地位。许多有识之士也并没有全盘否定种姓制度，而是认识到了种姓制度对印度民族和文化的重要性。“圣雄”甘地就曾经说过：“我之所以是印度教徒，是因为我信仰种姓达摩。”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印度是“世俗主义的”共和国，印度教不是印度的国教，种姓制度（包括贱民制度）被明文废止。经过长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目前在印度的大

城市已经基本看不到明显的种姓歧视现象；但在较为落后的广大农村，种姓制度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还没有完全解体，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很深，种姓制度的残余十分严重。可以想象，只要印度的广大农村经济文化没有彻底改观，只要印度的自然经济没有完全让位于商品经济，只要印度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化进程，印度教种姓制度就不可能消亡，就将继续发挥影响。

二、种姓制度既是枷锁又是磐石

在漫长的历史上，印度经常遭到外来民族的入侵，在雅利安征服者建立种姓制度后，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先后征服过印度的一部甚至大部。印度之所以如此频繁地遭到入侵，与种姓制度不无关系；然而印度能在屡次被入侵、被征服后仍然保存自己的社会文化体系，也离不开种姓制度的功劳。种姓制度像一副枷锁，限制着印度政治经济的统一，使印度人在外敌面前无法形成凝聚力，从而一再被外族统治；但种姓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教文化）又是印度文化体系的一块坚固的磐石，它维护着印度民族和印度文化的存续。

在印度历史上，凡是统一帝国大都是短暂的（穆斯林的莫卧儿帝国已经是延续最长的了），其统一范围也十分有限，这固然与印度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种姓制度加强了地方离心力，不利于统一。瓦尔那制度首先把人们为四个大的等级，阇提制度又把人们分为成白上千和狭小的职业集团，在各个小集团之间缺乏交流，也缺乏凝聚力。以德里苏丹国的建立为例，当突厥人带着伊斯兰教信仰入侵北印度时，他们面对的是战乱频繁的诸多小国，以及缺乏统一组织的民众，因此很容易就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在最正统的种姓体系下，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刹帝利才可以当兵，占人口多数、一贯吃苦耐劳的吠舍、首陀罗和贱民反而都没有资格当兵，这无疑是在外敌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在高层，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及其内部本来就经常争权夺利，消耗了其力量；吠舍被排斥于统治阶级之外，缺乏反抗外敌的能力和热情；长期被压迫的首陀罗和贱民更不可能有意愿拿起武器与外敌作战。这样，只要印度教上层王公贵族被打垮，诸印度教国家就像纸糊的墙一样倒下了。但任何一个外族征服者很快就会发现，想要征服印度教国家非常简单，但想要征服印度教文化就难上加难了。印度教的力量不在于上层的政权机器，而恰恰在于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印度的整个经济基础都是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基层行政体系也是以种姓为框架，如果没有种姓，政府的命令根本无法传达到如此广大的地域，也无法收税。种姓制度之于印度人，就好比教区制度之于欧洲人、宗族制度之于中国人一样，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框架，外族人需得先融入这个框架，然后才可能对印度实行统治。然而外族人融入种姓制度的框架并不是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承认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全套文化体系，将本族上层变成刹帝利，下层变成吠舍或首陀罗——也就是完成了一次形式上和精神上的民族融合。从此以后，外族征服者就被纳入了印度民族的体系，他们一样信奉印度教，一样实行印度的习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生存、统治。

在站稳脚跟后，外族统治者很快就会发现，其实种姓制度自有它的妙处——首先，它从精神上和肉体上给予下层人民双重束缚，使其既不想反抗，又无力反抗；其次，它也阻止了印度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使他们始终处在四分五裂之中，易于被控制。美中不足的是，外族统治者往往会被视为“不纯的刹帝利”，受到其他婆罗门和刹帝利的鄙视。不过他们也可以用贿赂婆罗门编造家谱的方法来证明自己与其他刹帝利一样纯净，这也促进了他们与本土贵族的融合。这样，过不了几个世代，征服者就会在宗教上、文化上、习俗上乃至血统上都与本地人融合为一体，甚至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判断他们的祖先究竟是外来人呢，还是本地人的一支？而外来民族的下层也与本地的吠舍、首陀罗乃至贱民融合为一。

这就是印度教文化能够长期保持包容力的秘诀。

到了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时期，情况又有不同。此时的穆斯林入侵者拥有了自己的宗教——比印度教更“高级”的伊斯兰教，这种宗教不仅有强大的哲学理论，还有完备的教法学、行政学理论和经验，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印度原有的体制抗衡。穆斯林征服者不是没有想过消灭印度教，但只要他们触及印度人民的信仰基础，各个种姓就都会拿起武器还反抗，因为这不是一个政权的危机，而是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的危机。穆斯林征服者最终意识到，除非他们能彻底铲除印度旧有的基层结构，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重新建立一种社会模式，否则消灭印度教就是不现实的。他们最终与印度教达成了妥协，在歧视印度教的同时宽容印度教的存在，并且依靠印度教和种姓制度作为它们统治的根基，自己则满足于只控制上层建筑。但这也在印度上层和基层之间制造了越来越深的隔膜，使得基层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样的统一无疑是不稳固的。

事实上，德里苏丹国时期充斥着叛乱、起义和政变，莫卧儿帝国也很不太平，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乃至伊斯兰教徒的起义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帝国的崩溃。如果印度能够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伊斯兰教或许真的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改变印度的下层社会结构，使《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和印度原有的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完成整个印度的伊斯兰化。遗憾的是，大部分穆斯林统治者并没有采取缓和矛盾、促进文化融合的策略（阿克巴等少数君主除外），而是力图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对印度教采取敌视、限制的态度，这样就动摇了自身的统治基础，也使印度教下层民众不容易接受伊斯兰教。可以想象，即使印度真的全盘伊斯兰化，种姓制度也不会消亡，而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在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下去。印度教改宗的穆斯林不都保持着自己原来的种姓吗？毕竟改造利用原有的社会体系，要比从头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系容易的多。

印度有种姓制度 篇2

1 种姓制度

印度种姓制度又称瓦尔纳制度, 是在后期吠陀时代形成的。它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共有四个等级, 分别在地位、权利、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 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威力的家族属于这一等级。“一个高种姓的人、土邦税务局的高官, 来自为统治者行宗教仪式的家族” (P3) 。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一心想要把女儿嫁给婆罗门出身的威力的父亲, 并想方设法想让他的女婿飞黄腾达的校长应该属于这一等级。第三等级吠舍是雅利安人自由平民阶层。他们从事农、牧、渔、猎等, 政治上没有特权, 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为威力父亲叛逆行为提供庇护所的雕像师傅是“中等种姓, 不低, 但也绝不高” (P14) 大致属于这一阶层。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 属于非雅利安人, 他们从事农、牧、渔、猎等业以及当时被认为低贱的职业。威力的母亲“应当出身非常低, 不堪想象她的家人、族人和行业。当他们这样的人前往寺庙, 是不准进入神像所在的圣所的。神职人员绝不会碰他们一下。他会向他们身上撒圣灰, 像把食物丢给狗一般。” (P10) 毫无疑问, 她是来自社会最低层。

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中心, 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 并与印度的社会体系、宇宙观、宗教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 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

2 教育

由种姓社会地位的悬殊引发的享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也显而易见。威力的母亲是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教会学校的学童大多来自“落后”家庭, “因为地区学校是为高级种姓的人设立的, 不收落后家庭的小孩, 就算他们进了地区学校, 也会发现那里的日子很难过。” (P32) 威力的母亲由于出身“落后”, 所以起初进入地区学校也是困难重重, 备受歧视。尽管校舍破烂陈旧, 老师和工友却不让她入学。校工甚至比老师的反应更强烈。“他们宁可饿死, 也不愿在学校为落后种姓的学童服务。” (P32) 入校后在学生喝水问题上种姓阶级差别暴露更加赤裸裸。“一个穿得破破烂烂、饿得半死的”校工负责给学生们舀水。“铝钵给穆斯林和基督徒这一类人用, 铜钵给高级种姓的人用, 锈铁罐才是给像威力母亲这样的落后种姓的人用。” (P33) 在饱经了“穿得破破烂烂、饿得半死的”校工歧视和殴打后, 她不得不转入教会学校。因为帮主对所谓“落后”的属民提供了一些奖学金名额, 她才有机会读大学。受母亲影响, 威力和他妹妹上的都是教会学校。小的时候他是那么的爱他的母亲, 听到母亲讲述在学校的遭遇时, 威力的“血都会沸腾起来”。但随着他长大, 慢慢了解了教会学校和它在土邦的地位, 他明白“上了教会学校, 就是被烙了印”。 (P33) 于是他跟自己那个来自落后种姓的母亲的距离就越来越远。无疑, 种姓制度就像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它横亘在各个阶层之间, 即使亲生母子也被隔在了这一鸿沟的两岸。

3 婚姻

根据种姓制度, 各个等级之间高低贵贱有别, 内部同一等级才可以通婚, 不同级别的不能通婚, 更是严格禁止低等级之男与高等级之女通婚。威力的母亲便是个出身最低的女人, 在来自最高等级婆罗门的威力的父亲眼中“她个子小, 容貌难看, 几乎具备了她那种种姓的典型特征……她看上去就是来自落后的种姓。” (P9) 威力父母的结合便是对种姓制度的背离和挑战, 也最终导致了威力的父亲终身过着牺牲者的生活。为了背离所有那些发着死亡气息的生活方式, 威力的父亲能力之内唯一高贵的事便是娶一个出身最低的女人。他们的结合触犯了传统, 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威力的爷爷得知这一消息后, 一夜未睡, 眼眶塌陷, 责怪儿子丢了他们全家人的脸。“几百年来, 我们就一直维持着我们的传统……现在你却把我们的传统抛到九霄云外。” (P20) 他愤怒地指责儿子并告诫他“你是不能够获准在这里跟一个地位低的女人住在一起的。” (P20)

威力的父亲内心深处的种姓歧视根深蒂固。他出于叛逆娶了他自己物色的低种姓的女人。但他一日比一日更以她为耻。“那种不齿感随时都在, 犹如某种不可治愈的疾病, 破坏了我所有的时光。” (P27) 当威力出生时, 父亲最大的焦虑就是看他的长相上有多少落后种姓的特征。结果威力还是遗传了母亲的的基因, 离父亲的小小愿望——看起来像自己的种姓——越来越遥远。令威力父亲彻底绝望、感到自厌自弃的是他没有守住禁欲誓, 导致了女儿的出生。“这女孩, 和她妈妈一个模子。那就像是天谴。” (P29) 于是他给女儿取名萨落金妮——独立运动的一个女诗人的名字——但也天生长得丑陋。

威力在伦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了女性, 开启了青春的萌动。但是他苦于如何引诱女人, 想起了父亲的性无能, “在我们的文化中却没有引诱。我们的婚姻是安排好的。我们没有性的艺术。” (P101) 事实上, 印度有广为流传的《爱经》, 但威力在家乡时却从来没听人提过。那是高等种姓的书, 但是身为婆罗门的父亲也没看过。可见种姓制度对婚姻生活的影响, 侧面反映了后殖民时期及以前印度社会制度的落后。

4 职业

根据种姓制度, 各等级职业世袭, 父子世代相传。下一等级的人没资格从事高一等级的职业。威力父亲是个绝顶叛逆的青年, 心里充满了造反的小鬼魅。他要背离他们的世族, 背离他爸爸让他当帮主高官的愚蠢期望。由于受到当时圣雄甘地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他开始抵制学校, 并放弃了学业。凭借他的种姓出身, 他轻易地进入了土邦的土地税务局上班。他的叛逆思想使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深感悲哀, 认为这个工作充满了奴性, 像监牢生活一般。于是他在工作中进行了大量的破坏工作, 销毁和丢弃缴税单。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突然被擢升为助理督察。之后“不论我做得多坏, 不论我是否在暗中破坏, 他们继续晋升我。” (P19)

5 结束语

《浮生》体现了奈保尔对他祖先的故乡印度的历史和过去的关注, 和对真实性的思考。他透过主人公威力父子的生存遭遇表达了对印度社会的失望透顶。解读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 奈保尔通过荒诞的艺术形式表现严肃的主题。用充满讽刺的语言揭露丑陋沉重的现实, 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后殖民时期的印度人生存的精神荒原的现状。最终对社会堕落和腐化的本质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描述了印度人民的苦难生活, 引发人们深刻的哲学思考。种姓制度造成的各等级在法律上不平等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 也是国家落后的羁绊。尽管自印度独立以后, 废除了种姓制度, 印度宪法明文规定不准阶级歧视, 但是种姓制度对今天的印度社会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影响。

摘要：英国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晚期的代表作《浮生》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他以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形式揭露了后殖民时代的印度依然存在着代表严格阶级体制的种姓制度如何在教育、婚姻和职业方面暴露它的迂腐, 成为影响印度社会进步的桎酷。奈保尔透过威力父子的视角为读者再现了种姓制度的烙印。

关键词：印度,种姓制度,《浮生》

参考文献

[1]奈保尔.浮生[M].孟祥森,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2]孙妮.V.S.奈保尔小说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7.

印度有种姓制度 篇3

印度是一个多奇葩的国度，天朝人士可能无法理解。那么笔者试着换一种逻辑来跟你讲一讲。先来欣赏下印度美女压压精，印度国宝女星-希里黛玉 艾西瓦娅 朴娅卡 自古美貌是稀缺资源，而这种资源往往掌握在上层阶级手中，这意味着达官贵人娶到美女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屌丝娶到美女的概率。根据人类基因遗传，一代代传下去，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的鸿沟会越来越大，除了财富地位，也包括后代颜值。譬如国民励志哥王宝强，通过自身不息的奋斗，成功进身成功人士，才得以取得马蓉这种音乐学院校花级人物。而王宝强只是一个成功人士，他距离上流社会、距离贵族还有很大的距离，距离印度高种姓更是千年万里。以上是本人的歪理邪说，可能大家并不认同。那么在印度这样一个奇葩的国度，种姓制度绵延3500年而不绝，很多东西你就不得不信了。大概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乌拉尔山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南侵，一举荡平了南亚次大陆，这片大地上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被驱逐到了印度半岛南部，部分横渡海峡到了斯里兰卡。达罗人长什么样呢？就是我们日常所称的三哥： 黝黑、矮小，肤色介于非洲黑人与远东黄种人之间，不是种族歧视，但这种肤色至少不是中国人能欣赏的。而印度北方呢？雅利安人入侵后，为了巩固统治，建立了大名鼎鼎的种姓制度，这个制度主要有以下个层面：

1）全民分为四等，在权力、义务、职业、地位上作出严格规定；2）层级内部通婚，跨层级通婚的后代就被视为杂种姓，哪怕是最高的两个等级之间也不行；3）为巩固社会基础，雅利安人与印度原住民中的贵族进行通婚，后者自然被纳入进入婆罗门、刹帝利阶层；4）一般雅利安人为第三等的吠舍，印度原住民几乎全部被打为第四等的首陀罗，另外还有被视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中国种姓制度分析 篇4

婆罗门，又称公朴(不好意思，错字)，这些人一般随身带三块表，负责国家或者地区的祭祀，礼仪等大事。婆罗门的收入，行踪都非常神秘，一般只能在电视中见到，偶尔也到其他种姓之中去慰问一下，都是众星捧月一般。据称高级婆罗门经常不受外国人待见，但他们的子孙却都往国外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刹帝利，又称普通公务员，这些人从事行政管理工作，都有着稳定的`收入，俗称吃皇粮的。如果能够把婆罗门服务好，或者捡到三块表，也有可能混成婆罗门。但是想成为刹帝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君不见今年公布的招聘刹帝利的比例，都在150:1左右，当然你要出生在婆罗门家就另当别论了。有人说网上传说中的wu毛也是刹帝利，不知道是真是假。

吠舍，各大小私企业主，虽然他们一般有着很高的收入，有些手下也有不少首陀罗，但毕竟不是吃皇粮，因此哪怕小小的刹帝利他们都不敢得罪，事实上一般的吠舍都会想办法认识一些刹帝利或者婆罗门，朝中有人好办事嘛。

首陀罗，城市的普通居民，这些人一般都有城镇户口，为吠舍打工，从事各种体力及脑力劳动，弄不好就下岗了。不可能见到婆罗门，更不敢得罪之，最近好象有几个首陀罗得罪了婆罗门，被称为屁民，这名字可比首陀罗难听多了，所以还是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