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精选8篇）

资本外逃 篇1

曾记得，在2000年岁末，为了参加“亚太工业发展论坛――上海2000”大会开幕式而匆匆来沪的龙永图着重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逐步放宽对外资进入的条件，扩大外资进入的领域，并逐步改善我国法律体制的‘软环境’。”但他认为进入中国的外资增加，并不是以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减少为条件的。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外资流入，然而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资本又重新流出中国，形成了资本外逃。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引起不必要的外债增加、国内税基的减少甚至会引起生产性资源的净流出，因此它已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资本外逃 篇2

1.1 国外对资本外逃的探讨

资本外逃是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的经济活动, 学术界一直在试图阐释其定义、起因、规模及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西方学者关于资本外逃的研究虽然在不断的认识和发展, 但对资本外逃的定义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最为广义的定义是由托尼尔和维拉索 (Tornell and Velasco, 1992) 提出的, 他们将资本外逃定义为所有由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的生产资源。他们认为, 对缺乏资本的国家, 任何资本外流都是不好的, 除非流出的资本可以在国外获得比国内更多的收益回报。该概念包括的范围过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国际要素的交换, 必然需要一定的资本流出。有时为了促进国内出口, 如贸易信贷, 或者为本国的国际经济交往融通资金, 如银行系统的短期外国资产, 这些资本流出都不应视为资本外逃。广义的资本外逃测量方法主要有世界银行法 (World Bank, 1985) 、摩根担保法 (Morgan Guaranty, 1986) , 这种方法亦称剩余法。其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四个项目剩余部分来间接的对资本外逃额进行估计, 这四个项目分别为:对外债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官方储备的增加和经常项目逆差。一般认为, 前两个项目为后两个项目融资, 其剩余部分即为估计的资本外逃额。后来, 克莱因 (Cline, 1987) 对摩根公司的方法进行了进一步修正, 克莱因认为, 外国直接投资中收入中的再投资部分不应计入资本逃避, 经常项目中的旅游净收入和边境贸易部分因不通过官方市场也均不计入。

对于狭义的概念说法也很多, 金德尔伯格 (Kindleberger, 1937) 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由于恐惧和疑虑推动的、非正常的资本逃离。这个定义强调资本外逃是易变的、非正常的资本流出。杜利 (Dooley, 1986) 认为资本外逃是一种试图逃避本国当局控制的非正常资本外流, 一般多为非法所得。这个概念定义的资本外逃范围过于狭窄, 而且极为含糊, 难以依靠统计数据进行测量和估计。卡丁顿 (Cuddington, 1986) 将资本外逃定义为非银行私营部门的投机性短期资本外流, 也就是通常所指的“游资” (Hot Money) , 其外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政治或金融危机和过重的税负以及对本国实施资本控制政策将加强本国货币贬值的预期, 或者由于本国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该概念定义明确, 易于测量, 但测量的范围过于狭窄。莱萨德和威廉姆森 (Lessard and Williamson, 1987) 接受金德尔伯格的定义, 并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由于意识到本国非正常风险而产生的非正常资本逃离。这个概念同样过于模糊, 不易测量。但他们都强调这种资本外流是非正常的。狭义估计资本外逃的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卡丁顿法, 其估计方法是:资本外逃额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私人非银行部门的有关短期国际资本项目加上“净误差与遗漏”, 前者即所谓的“游资”, 后者代表隐蔽的资本流动。

1.2 国内对资本外逃的探讨

国内对资本外逃的估测的文献最早由王军 (1996) 简单介绍了资本外逃的概念, 并用卡丁顿法对我国1982～1994资本外逃进行了估计。李扬 (1998) 是国内较早关注资本外逃问题的知名学者, 他认为资本外逃不同于资本外流, 资本外逃是相对于正常的资本流动而言的, 资本外流着重刻画的是资本流动方向;资本外逃除了刻画资本流动方向之外, 还旨在表明这种流出是出于安全动机、投机动机或其他目的而发生的, 因此, 二者的意义并不相同。宋文兵 (1999) 指出, 我国的资本外逃存在三个约束条件, 一是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使资本流动性质正常与否的区分带有明显的制度色彩;二是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境外投资在经济上都是不合理的;三是以正常渠道进入我国的国外资本, 涉及到本金和利润、利息的返回, 亦属于正常的资本外流。为此, 他将资本外逃的概念界定为“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当局批准或违背有关政策法规的国内资本外流”。韩继云 (2000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国内资本出于安全动机、投资动机或者其他目的, 逃避正常的监管制度, 以各种非正常的方式转移到国外的行为”。杨海珍、程金贤 (2000) 对1987～1997年我国资本外逃用间接法做了测算, 并做了国际间的比较, 得出的结论为我国的资本外逃很严重。李晓峰 (2000) 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因恐惧、怀疑或是为了逃避本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 或是为了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这个定义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现在资本外逃的特点, 相对而言可以认为是对资本外逃的定义的较好描述, 但是统计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任惠 (2001) 则将资本外逃定义为“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逃, 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胡援成 (2001) 对资本外逃的测算方法作了修正并分析了资本外逃与货币政策的选择研究, 得出从稳定国内经济和人民币汇率考虑我们要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外汇储备规模, 要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结论。董志勇 (2003) 对间接测算法做了修正, 并用测算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资本外逃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得出资本外逃对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出口有积极作用, 但资本外逃带来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2 相关概念辨析

由于资本外逃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 以及资本外逃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公认的定义, 但正确认识资本外逃现象, 必须区分以下相关概念:

2.1 资本外逃与资本外流

资本外流是指资本由国内流出的现象, 既包括考虑长远利益的、由政府主管当局批准或认可的对外投资, 也包括非正常的资本流出, 即资本外逃。从理论上说, “资本流出”是相对于“资本流入”或“资本内流”而言的, 它着重描述的是资本流动的方向, 不考虑流动的目的。而资本外逃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 即它除了描述与资本流出同样的资本流动方向外, 还着重表明这种资本流出是因逃避非正常风险或官方管制, 或是为了获得较高的相对利益而发生的。由此可见, 从资本流出的动机的角度看, “资本流出”在外延上要比“资本外逃”大, 它既包含一般性的资本外流, 也包含资本外逃, 而资本外逃只是资本外流中的一部分, 两者不能等同。

2.2 资本外逃与非正常资本外流

资本外逃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 但未必是非正常的资本外流。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看, 资本外逃未必是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因为从微观角度看, 投资者考虑其资产组合的出发点是赢利和安全性, 也即资产的相对收益和风险。当国内资产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预期收益下降, 或国内资产的风险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风险上升时, 投资者必然减少其资产组合中国内资产的比例, 这种行为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正常”的经济行为, 因此所产生的资本外流一般也不应视为异常的资本流出。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能够按市场机制使全球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程度, 资本边际效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资本流动就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动, 而资本外逃正是规避较高风险, 追求较高收益的资本流动, 因此不能视为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2.3 资本外逃与非法资本外流

资本外逃未必都是非法的资本外流。在没有实施资本管制的国家, 资本的外流不受限制, 因此当因某种异常风险而导致资本大量外逃时, 这种外流仍然是合法的。而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国家, 虽然有相当部分的外逃资本是逃避资本管制, 非法转移的, 但仍有一部分外逃的资本会“变相”的以合法的形式流出, 这种现象对于法律体系不完善、监管水平低下的“转型经济”国家而言, 尤为突出。因此若仅以资本流出合法与否来判断是一般的资本外流还是资本外逃, 也是不全面的。

3 小结

综合上述观点, 可以认为资本外逃的定义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资本外流不等于资本外逃;二是资本外逃未必完全是非正常的资本外流;三是资本外逃也不等同于非正常的资本外流。笔者在此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 将我国的资本外逃定义为:我国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深化和完善过程中, 经济人出于政治、经济或其他的目的, 违反我国的相关特定法律规定的约束, 采用非法手段或假借合法的形式将资本转移出境的一种资本的流出。

摘要：资本外逃是金融危机才产生的催化剂与蔓延的助动器, 对一国经济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就一直存在资本外逃现象, 而且有着愈演愈烈之势。目前学术界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 对资本外逃的表述各异, 尚无统一的定义。本文在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正确区分了资本外逃、资本外流、非正常资本外流与非法资本外流, 给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本外逃定义。

关键词：资本外逃,资本外流,综述

参考文献

[1]Cuddington.Capital Flight:Estimates, Issues, and Expression[J].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986 (58) :1-40.

[2]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R].Washington d.c, 1985.

[3]宋文兵.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1987-1997[J].经济研究, 1999 (5) :39-48.

[4]韩继云.中国资本外流的现状、成因与防治策略[J].投资研究, 1999 (12) :32-35.

[5]杨海珍, 陈金贤.中国资本外逃:估计与国际比较[J].世界经济, 2000 (1) :21-29.

[6]任惠.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和对策分析[J].经济研究, 2001 (11) :69-75.

[7]庄芮.试析中国的资本外逃[J].金融参考, 2000 (6) :51-55.

内地资本是这样外逃的 篇3

在外逃资本中，除一小部分属于合理或正常的资本外流外，大部分都属于非法的资本外流。

多数学者认为，目前内地外逃的资本主要有三类一是通过贪污、受贿、出售国企等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二是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获得的巨额财富，三是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私人资本。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资深专家宋文兵认为，在目前收入严重不均的情况下，内地一些拥有巨额财产的人不敢“露富”。前两类资本占有者是担心非法所得放在境内不安全而设法将其转移到境外，后一类则是担心合法财产在境内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向境外抽逃。外逃多是非法所得。

那么，造成资本非法外流的原因又在哪里呢，评论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的人利用内地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漏洞和法制的不健全，从中攫取了大量的非法财富。以价格与利率双轨制来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某些银行主管机构从两种价差中获得的利润数额每年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大约有70％的利润被转移到个人手中而成为私人资本。

而国有银行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利差造成的“租金”，据北京经济学家吴敬琏估计，每年亦有上千亿元，某些有背景的人通过做贷款生意，几个月内就成了千万富翁。此外，在房地产炒卖风潮中也繁衍出数量可观的大小富翁。至于通过走私而聚敛的非法所得则更多．如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走私而转移到境外的非法资产就高达近百亿元。

一些贪污、受贿所得、侵吞的国有资产，也设法将其转移到境外。据分析，目前资本外逃的主力军还不是合法私有资产的拥有者，而是那些国有资产的非法占有者。

私营业主有担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私营经济发展快速，但长期以来，个体和私营经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歧视。民营企业在达到一定规模后，想继续扩张就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因此，它往往寻求一切途径来求得自身保护。

尽管宪法保护公民财产的所有权，但一些赚了钱的私营企业主依然担心自己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预防。而外逃不过是转移资产的一个手段。

还有一类是属于“过渡性”的资本外逃，主要原因是外资企业享有不少优惠，从而导致内资企业要改头换面。据联合国专家估计，中国内地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约有20％是先投到境外再迂回投入中国内地的，实质是境内资本。

出逃方式主要有四种

在外汇管制下，进行国际资本逃避的最常见途径是贸易转移，“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差额部分转入境外帐户。当然，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资本外逃的途径也在不断变化。目前资本外逃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假投资，真外逃。

据统计，目前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有近万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法人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适当渠道，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财产。

二、高报价进，低报价出。

这是以外贸渠道进行资本外逃的重要途径。一些企业与外商串通或与其海外分支机构相互勾结，从中拿取回扣并将非法所得留存境外。北京一家政府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1998年有52％的进口报关单都是伪造的。

三、逃汇、套汇、骗汇。

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内地部分出口企业公然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规定，把出口货款私自存放境外搞投资，或存入离岸银行帐户而未汇进境内，有些企业则以提前偿还外债本息、支付进口货款的名义，用套取的人民币货款购买外汇，将外汇资金滞留境外进行投资和投机。

更有甚者，与外商勾结，以外商逃债、毁约、拖欠等形式，应收的外汇不收回来而是分成后转移到个人帐户上，或以出国旅行为由，自银行进行频繁的小额骗汇后，将资金转移出境。

四、扮成外资外逃。

许多内资企业为了享受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和方便资本外逃，往往采取假合资的办法(与自己境外的企业进行合资)办企业，由境内的内资企业出资垫付，而将利润以外资收益的名义汇出。或以合资企业的名义对外借债，资金不进入，却以还本付息的名义向外付汇，一些境外的内资企业也如法炮制，将应汇回境内的利润，以外资名义向境内再投资，将应属于国家的资金转移到境外。

严重可致国家破产

内地目前总体上还处于资金饥渴阶段，这时，大量资本外逃无疑会对其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及向部分国有资产征税的能力。

还必须看到，资本流出的突然增大必然会对境内的金融市场形成冲击，一系列市场变量如利率、汇率等会变得十分不稳定，利率上升压力增大，汇率存在贬值压力，外汇储备产生更大的流失压力。

经济学家董志勇认为，若资本外逃的情况越演越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内地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不但会加大中国融资成本，还会造成就业机会减少，从而加大贫富差距。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没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境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外逃严重时，还可能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更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

遏制外逃刻不容缓

资本外逃 篇4

发布: 2006-10-15 02:38 | 作者: 佚名 |

来源: 西政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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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消息，我国至少有4000名涉嫌贪污和贿赂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有一些已经逃到境外，他们携带的赃款超过50亿元人民币，中央电视台16日晚播出的《新闻夜话》节目，中外检察官谈到了打击中国贪官外逃的问题。

主持人：陶琳 编导：陶琳

嘉宾：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孙立

导语1：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要告诉您两个数字：现在，在我国至少有四千名涉嫌贪污和贿赂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有一些已经逃到了境外，而他们所携带的赃款总额已经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公安部的副部长白景富今年8月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明确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那些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还不仅仅是中国注意到了跨国贪官外逃的问题，最近的消息是，在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了一项特殊的行动，而这项行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没收那些涉嫌贪污腐败的外国官员在美国的财产，首先来接听一下今天的新闻热线，对方是美国前检察官，现任反洗钱网站的负责人，他被认为是最早注意到美国政府这项行动的人。

电话采访：

腐败是全球性问题。该行动小组针对的是国外贪官，调查他们带入美国的腐败钱款，没收这些赃款，并没收他们使用这些赃款购买的资产。这些贪官把钱带入美国社会，美国并不需要这些钱。根据美国法律，任何使用犯罪手段，比如贪污腐败、贩毒所获取的钱财，都可以予以没收。这些钱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危害是，它们损害了美国的整个社会系统，而且我们不能让犯罪分子通过犯罪手段获利。另外的危害在于，这些赃款投资到市场上以后，还要和那些使用合法清白资金的商人进行竞争。因此美国政府要没收他们的钱。美国会将大部分赃款返回到原来的国家，如果美国起诉这些外国腐败官员的洗钱罪行，经审判后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处20年监禁，根据各国和美国签署的引渡条约，他们也可以被引渡回国。目前，该部门正在调查来自拉美国家的几位官员。如果位于迈阿密的这个行动小组工作有效，还将在美国的其它地方如纽约、旧金山成立行动小组，关注其它国家的腐败问题，其中可能包括远东国家比如中国。

导语2：

打击外逃的贪官各个国家重点依靠的，还是国际间的合作，自从1994年我国和泰国签订了第一个引渡条约以来，和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就已经达到了40多个，这还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在今年的8月27号，全国人大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而这个公约的生效将会对我国追捕那些跨国犯罪分子，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专访的嘉宾是北京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孙力，在最高人民检查院工作期间，他曾经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参与了和联合国关于这个公约的谈判，同时，他也对贪官外逃的现象做了长期的研究。

采访内容：

主持人：在我们的国家现在至少有4000名涉嫌贪污和贿赂的犯罪嫌疑人在逃，他们带走的公款，大概有50个亿（人民币）左右，而这些人当中也有一部分已经逃到了国外，分散在很多的国家，对于他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情况有多少？

嘉宾：有一些是知道的，知道这个人现在居住在什么地方。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一直强调打击遏制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即使原来没有这个公约之前，也有一个双方（国家）的（合作），有的签订了司法协助的这种协定，互相协助，在没有司法协助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都是国际可以通过国际刑警这条通道，通过发红色通缉令这种方式，来相互协助，缉拿罪犯，这些外逃的贪官，通过您掌握的情况，一般会是哪些行业，或者是系统会比较多。

主持人：从现在发案情况看，应该说他并不固定在某一个行业和领域，但是犯罪和他的行业确实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有一定权力，掌握着金钱这个权力，比较大的这些部门，就容易发生（犯罪），比如说金融部门，管钱管物的这一些部门，包括其他机关的管钱管物的人。

嘉宾：他们多半都会去向哪里？

主持人：一般来讲，三类国家，一类就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一类是亚洲国家，还有一类就是非洲这些国家那么也是根据，以学者们分析的情况看，也是根据他们占有资金的情况，来确定他们逃窜的位置，那么也有一些国家，他管理也比较松一些，比较好生存，有些罪犯就逃到那儿，那么有一些西方国家，他（生存）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从那个情况看，也就是说大量携带公款潜逃的，那些人有不少跑到比较发达国家，在他们进行外逃，进行这样的犯罪过程之前，有没有一些行为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应该说有一些行为值得我们警惕，比如说有一些双方收入正常收入都不高，但是子女送到国外去学习，有的花费很大的一笔资产，有的甚至反映在国外买房子、买车，生活很奢侈，像这种就是一种异常情况，那么应该及早地就是等这个公职人员还没有出去（境）之前，就应该查一查这个原因，那实际上现在咱们也有一些制度，比如说，每年咱们都对公职人员进行一些调查，比如说配偶子女的，比如说经商活动，或者在国外的情况，做一些了解，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那么应该采取必要措施。

主持人：现在这些从我们国家已经分散到其他国家的这些外逃的罪犯，如果我们找到他们的话，我们会怎么处理他们？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嘉宾：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能够引渡回来，接受我们国家的法律的审判，应该说是只有严厉打击这种犯罪，才是遏制这种犯罪的应该说一个重要的手段之一，如果不打击，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那么这种犯罪也可能会蔓延，老百姓也不答应，之所以老百姓反腐败的呼声总是很强烈的，那么就是说要求，惩治这样的犯罪，威慑这样的犯罪，惩治犯罪实际上也是威慑犯罪，使他在犯罪的时候胆战心惊，有些人可能就是会退一步，就不再作案了。

主持人：在以前检察院在追捕，这些外逃贪官的过程当中，他们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嘉宾：比如说怎么调查取证，取得政府、银行、公司的一些文件，包括一些营业的文件，那么怎么取得，再比如说，要引渡某一个人，那这个人引渡前提就是，他在两个国家都构成犯罪，那么要引渡回来之前，要不要开庭，要不要法院确认有罪，如何进行，那么这些都是需要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运作，运作了以后这样才能形成，两个国家今后解决问题的一种机制和模式。

主持人：您曾经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参与了《联合国关于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讨论，那么在这个公约当中有哪些条款，是会让这些外逃的贪官他们感觉到不安的？

嘉宾：应该说这个通篇都是体现了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精神，促进预防和打击犯罪，所以从通篇应该说对犯罪分子都是一种震慑，那么具体来说，比如说第八条就规定了腐败犯罪，再比如说，其中规定了执法的合作、引渡、司法协助，这些条款对打击预防这些腐败犯罪都是很有意义的，国与国之间促进合作，那么逃到国外的犯罪分子，肯定是日子不好过，最重要的就是说，依据这个公约运作起来以后，形成一套工作运作的机制和模式，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公约里面规定，可以被请求国协助请求国来取得政府、银行、公司的一些文件，包括一些营业的文件，而且它的宗旨在公约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讲了，就是为了促进合作，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主持人：有147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也就是说世界上有大多数的国家都签署了这个公约，那么那些外逃到这些已经签署公约国家的贪官，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威胁？他们的生存空间会改变吗？

嘉宾：应该是使他在那里更加难处。本来作为犯罪分子逃到其他国家，在异国他乡，本来就负罪潜逃，心理上就有一种负担，再加上所逃在国，法律上有一些也会对你这种行为进行评判。何况，有了这样公约以后，这个公约就要求所有的参加这个公约的国家，在立法上在相应的措施上，都是要对这种犯罪进行追究，都是要追究这个犯罪，所以可以想象，逃到国外的这些犯罪分子，一个是心理压力会更大，再一个客观上讲，他们日子也更不好过，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特别是批准和加入了国际公约的这样的国家，那么在国际社会上、在世界上都是有信誉的，他既然承诺了要打击这样的犯罪，那么他相应地肯定会在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这个肯定是比过去没有加入公约之前，一些措施要严格。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他一方面有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他也要总要想尽办法来应对所逃（往）的这个国家的法律的追究和制裁。

主持人：贪官在外逃的时候，都需要带走大量的金钱，而这些钱多半都是要通过非法的国际洗钱组织的渠道来，流到国外，对于国际间的这种不正常的资金流动，也就是说洗钱的行为，在公约当中也有了明确的界定和应对的方案，比方说会冻结不明来历的资金等等，那么这项行为是不是也是打击贪官外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嘉宾：在公约里面规定到，为了遏制这种资金的非法流动，可以没收他的赃款，使他的犯罪意图最终不能得逞，贪（污）贿（赂）犯罪他就是为了捞一把，有的就是为了今后的半辈子来享用，那么没收了他这个财产，使他的美梦不能得逞。

结束语：

我国贪官外逃新花样 篇5

贪官外逃问题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据2004年商务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 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如今, 随着媒体再度对贪官外逃事件的大量报道, 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贪官外逃, 个体特征五花八门

据笔者调查分析, 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多发区。银行工作人员、国企负责人在携款潜逃中所占比重大, 其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87.5%, 其他部门占12.5%。这说明, 第一, 必须加强对金融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第二, 必须加强对政府部门官员及其亲属出入境的管理。

职位特征。外逃贪官很多是国企的“一把手”, 或者是直接与钱打交道的职员。在国企, 这些“一把手”往往同时兼任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多个职位, 一些国企的管理体制成了事实上的“家长制”“一言堂”, 如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罗庆昌、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程三昌、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等。这些贪官的妻子儿女大多移民海外, 手上一般持有因公或因私护照。在政府, 外逃者多为厅局级干部, 主要发生在交通、水利、粮食等领域, 如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海南省粮食局原局长陆万朝。这些“一把手”拥有绝对权力, 利用手中权力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当然, 在外逃贪官中, 也有部分小人物, 这些人多为银行职员, 如建行东莞分行原金库保管员林进财、陈国强, 中国银行南海支行原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等等。他们之所以能携巨款外逃, 主要与其职业有关。

年龄特征。外逃贪官出逃时的年龄呈现行业特征, 即:政府公务员, 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 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年龄为59岁,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时为58岁, 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为57岁等;非政府公务员, 大多处于30岁到50岁年龄段之间, 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出逃时年龄为38岁,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化学出逃时为43岁等等。

显然, 政府官员主要是临退休时外逃。首先, 年轻的时候, 大多数人具有积极的人生追求, 思想健康向上。而到了一定年龄, 感到前途无望, 思想逐渐退化, 最后导致腐化堕落。其次, 如果外逃, 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逃资金。而政府官员只有在一定的级别后, 才有可能聚敛巨额的不法资财。第三, 在位时, 个别官员可以利用权力掩饰自己的腐败行为, 但一旦退休, 害怕被追查, 从而选择临退休前一走了之。

贪官外逃, 方式花样翻新

调虎离山式:大部分贪官在出逃前, 就已做好出逃准备。他们事先把亲属安排到国外定居, 一旦感觉自己的腐败问题可能被发现, 就立即借机潜逃国外。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就是典型。早在案发前, 蒋基芳就安排妻子和子女定居美国。

暗度陈仓式:部分贪官利用本单位或自己的关系, 在国外开设分公司, 然后把国内资金悄悄转移到国外, 自己一般经常往来于国内公司与国外分公司之间。一旦自己的腐败问题被发现, 就待在国外不回来。原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程三昌就是典型。河南豫港公司是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程早前就利用关系, 在新西兰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 并暗地转移资产, 自己长期游移于境内外之间。由于腐败行为被发现, 程便从香港不辞而别, 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

顺手牵羊式:部分贪官在与国外的企业或公司打交道时, 往往蓄意与这些企业或公司建立非业务关系的其他亲密关系, 然后利用这层关系把亲属转移出境。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就是典型。出逃前, “顺便”利用业务关系, 先是在美国为自己建立不错的生意关系, 接着让妻子和儿子打理那里的生意, 并获得了美国绿卡。认为条件成熟, 董便于1995年逃往美国。

金蝉脱壳式:部分贪官办理了很多假身份证, 然后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 通过旅行团出境转逃第三国或者偷渡到第三国。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就是典型。杨及全家出境时, 所用证件全部身份不明。她早就拥有美国绿卡, 但卡上姓名非她真名。也就是说, 一旦她逃到国外, 不仅没有海关记录, 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易名而居, 过上“安全”生活。

声东击西式:部分贪官为掩人耳目, 常常采用声东击西的伎俩, 在打算外逃时, 刻意掩饰自己的去向, 给别人一种自己没有任何异常举动的假象。中国银行南海支行原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就是典型。案发前, 谢炳峰、麦容辉为了不让他人知道其外逃意向, 出逃当天还正常上班。案发后, 携带巨额现金, 辗转东南亚各地。

假途伐虢式:部分贪官事先在国外安排好了出逃地, 但为了出逃时不被发觉出逃地, 往往不是直接逃到目的国, 而是辗转几个国家, 最后才到达出逃目的国。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童言白就是典型。早在几年前, 童安排妻子、孩子移民到了澳大利亚。2004年1月2日, 童从深圳口岸出境, 先到达香港, 随后转道菲律宾, 最后转道澳大利亚, 与早已移民的妻子、孩子会合, 整个逃亡之旅可谓假途伐虢, 费尽心机。

贪官外逃, 最爱逃向哪

“捞了就跑, 跑了就了。”这是贪官外逃的真实写照。国内以及某些外派机构的官员腐败犯罪后, 为逃避打击, 往往携巨款潜逃海外, 其去向大体有四类:

中国周边国家, 如泰国、缅甸、蒙古、俄罗斯等。这些国家是涉案金额相对较小、身份级别相对较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 但其风险也较大。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 特别是打击贪官外逃方面配合相当紧密。所以, 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如谢炳峰与麦容辉、郑治新与李寿云等都是从邻国逃往别国。

非洲、拉美、东欧等一些国家, 如突尼斯、厄瓜多尔、匈牙利等。这些国家是那些办不到直接去西方大国证件官员外逃的跳板, 这些官员一有机会便会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如周长青、陈安民等。

西方发达国家, 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官员来说, 上述两种地方是他们所不屑的。他们看中的是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容易接纳外来者。如加拿大, 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 另一方也很容易拿到该国绿卡。逃往上述国家的贪官占了很大比例, 如: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许超凡, 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罗庆昌, 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 云南省证券公司原总经理陆海莺等。

“钱荒”令热钱外逃？ 篇6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接近终结，疯狂开启近两年的印钞机戛然而止，全球热钱正在从泡沫极度膨胀的新兴市场向美国本土快速回流。日本、印度、印尼、马来西亚、俄罗斯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等，不管股市、汇市还是债市，资本多米诺在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连锁反应正在快速发酵。

与此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银行业“钱荒”将中国推上了“震中”地带。按官方的解释，今年6月底引爆的“钱荒”，仅仅是一次银行业的“内部压力测试”。但在部分业内人士眼中，美国关闭印钞机后引发的世界性“钱荒”，与内地市场的银行“钱荒”，绝非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

“美国投资方要求清空全部账户，我们也在7月上旬把所有的股票、期指账户进行了清盘。”地下私募对冲基金经理钱锋（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公司已经结算了绝大部分信托、理财计划以及股票账户。

“按照公司的解释，美资股东调整操作策略，未来更倾向于投资美国本土金融衍生品市场。”钱锋进一步表示，对境外热钱来说，看好中国的基础是人民币升值的跨境套利和稳定的利差收益。

“钱荒”之后，热钱加速逃离中国？

热钱加速流出中国？

就职于杭州某地下私募机构的钱峰，任职对冲基金经理，管理的资产接近5000万元。

“公司成立于两年前，当时股指期货刚刚获批。我们这个工作室操盘的资金主要投资于股票、期指。”钱峰向记者表示，公司主要的资金都压在了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上，投资股市的仅仅是少量资金。

钱峰操盘的资金是否就是传说中可以翻云覆雨的境外热钱？钱峰的回答较为委婉：“可以称我们是热钱，但我们最根本的操作就是套利。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外资进入中国扣除掉入境成本，可以获得超额的汇率差价以及本币存款利差。如果再用人民币配置收益更高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就可以获得满意的收益。”

实际上，钱峰管理的股票资产仅占公司总资产的很小部分。“公司本来想在境内做一只大型的对冲基金，严格按量化操作进行，但国内衍生品市场推进速度太慢，能够给股指期货进行对冲的标的太少。”

6月底，钱峰和他的团队原本计划利用A股的暴跌抄一拨底，但来自公司的要求是不再开新仓，逢高兑现股票、期指。“杭州、深圳是两个重要的境外资金流入地，我们这个圈子相对封闭，各家的动作都比较清楚。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些机构选择了大力度减仓。”

在外界看来，索罗斯等投机大鳄是境外热钱翻云覆雨的典型，钱峰却认为，大多数热钱并不具备主动做空的能力。“热钱进入中国后绝大部分都流向了低风险品种，只有小部分进入了证券市场。我们的操作风格和思路与内地主流的阳光私募、证券基金接近，总规模也不会超过一只特大型基金的体量，市场操作更多还要是看本土基金的脸色。”

境外热钱从中国大撤退并非空穴来风。美国新兴市场基金研究公司（EPFR）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第一个交易周，流出中国股票的资金高达5.6亿美元，同时在中国债市的资金也呈现净流出状态，并且资金流出的速率在7月中旬开始继续增加。

“热钱涌入中国的最直接通道就是海关虚假贸易，大量出口自中国的商品在香港转港后，即在进口和出口双方向带来了增量，热钱以此蒙混入境。”钱峰进一步表示。

来自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我国进出口增速双双下降。其中出口增速下降3.1%，创下自2009年11月份以来44个月的最低值；进口增速下降0.7%，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

资深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分析认为：“在今年前两季度，进出口数据异常暴增，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警惕，连续公开提示风险。在系列警示作用下，虚假贸易气焰有所收敛。”

“所谓热钱运作的模式，是指在高度开放的国家，最近进入套取汇率价差的短期资本。主要操作的目标是金融衍生品。”赵庆明认为，虚假贸易中究竟存在多少热钱套利的成分，现在很难准确估算。

外资投行高盛高华的判断是：“热钱流出可能在2013年下半年持续，趋势逆转可能发生在2014年的第一至第二季度。”

在热钱加速撤离中国的同时，境外投行也在不遗余力地大肆唱空。花旗银行日前宣布将今明两年中国GDP增速预期分别下调至7.4%和7.1%。德意志银行、摩根斯坦利也纷纷发布预测报告，调降中国经济增速。

钱峰对热钱的流动有着自己的理解：“境外资金真正关注的还是人民币汇率，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人民币预期贬值，热钱失去了套利欲望。同时，美国关闭印钞机后，货币泡沫被刺破，盘踞在高风险资产中的资金被迫抛售股票、债券，回流美国，进而引发了国际热钱的‘钱荒’，我国‘钱荒’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类似。”

人民币：贬值+降息？

从今年6月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价格走势已经结束了上半年的急升状态，步入盘整，并且人民币呈现一定贬值预期。

从人民币离岸市场价格走势来看，7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维持在6.17水平，同期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价格一年期已经达到6.27水平，两年期则达到6.36水平。这显示出人民币兑美元在未来一年内的贬值预期将超过10%。

业内认为，最近公告的出口数据大幅滑坡，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显露无遗。在世界各国竞相推动本国货币贬值刺激经济的同时，人民币汇率会寻求更加主动、积极的策略。

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扈志亮判断，我国管理层主动实施人民币贬值策略的可能性极大。“人民币升值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范围而言依然较快，于是美国、日本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以汇率市场制度为由迫使人民币升值。而今我国出口数据出现下滑，正好为人民币贬值提供了良好理由。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大致将在6.15？6.20的区间波动。”

与此同时，支持热钱大量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就是人民币存款利差。日元利率长期实施零利率，港币、美元同期存款利率不足人民币的1/10，热钱在境内即便不进行任何投资，仅仅放在银行里，也可以获得相对理想的利差收益。

全球进入降息周期，人民币存款会不会跟进采取降息策略？

扈志亮对此态度谨慎。“虽然高层重提保增长，但未来货币政策松动的迹象并不明显。目前我国银行出现了大量贷款坏账，由于城镇化建设、房地产开发、高铁铁路大发展等项目，政府和企业都向银行进行了巨额贷款，而许多贷款在短时间内难以收回。在银行自身资金链存在较大风险的情况下，降息或将引发更深层次的金融危机。”

实际上，货币“钱荒”的背后，实体经济却并不“缺钱”。

上海某核心券商机构专员告诉记者，最近他走访了大量京、广、沪企业，发现实体经济日子非常难过，特别是一些出口型企业，外需不振，遭遇重创。现在企业的财务负担过重，即便是缺钱，也不敢轻易申请贷款。降息无疑是个重大利好，但在高通胀背景下，监管层是否敢动用降息工具，值得怀疑。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境外热钱高调唱空的同时，选择做空出逃。

钱峰任职的投资机构，就早早搭上了热钱撤退的头班车。

河北村民“外逃”躲征地 篇7

记者来到吕堤村，向村民打探此事，村民们说，“来征地的人就是让签字，不签字就抓人。”村民们向记者提供了名为“占地补偿合同书”的协议——这是他们见到的唯一征地材料。上面没有说明合法征地的理由、征地用途，只标明每年800斤小麦、800斤玉米的补偿标准。村民们仅听说这地是用来建学校和医院的。

媒体曝光此事后，永年县1月13日发出通报给予回应。根据通报，征地是为了建学校和医院。“实施永年二中和二院的搬迁是群众反映多年、亟待解决的问题。2013年12月31日，县委九届七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正式把二中和二院搬迁列入2014年重点推进的民生工程。”根据通报，短短一个星期，项目占地涉及的422户，已有375户签订占地协议，占总任务量的89%。

记者14日上午来到永年县委，宣传部负责人承认，征收的一些土地没有得到审批，一些地还是农用地，而这次事件涉及的征地总面积和没有得到审批的征地面积分别是多少，还说不清楚。

尽管根据通报，征地是为推进民生工程，但据记者调查，此事仍存在几个焦点问题不能回避。

一、征地是否缺审批手续？ 永年县承认部分土地指标并未获得审批。通报称，二院搬迁在2011年取得了部分土地指标。为了加快推进工作，在现有部分土地指标基础上，对其他土地，采取先土地流转，待土地指标批复后，再进行征用的方式。对此，河北省国土厅耕地保护处副处长赵坚说，市县没有征地权限，征地必须报省政府或国务院审批，获批后由当地政府实施征地。

二、“以租代征”是否违法？ 永年县委副书记张顺桥说，那三个村严格意义来说不能算征地。我们跟群众签协议说这里是要建医院和学校，现在先占地，先流转，等耕地指标到了以后，我们马上按政策给农民补偿到位。对此，赵坚说，本需要征的地，却通过租来用，这就是违法的“以租代征”。而且，土地流转必须保持土地农用，不能变成建设用地。

三、为何警车救护车齐上阵？ 据吕堤村村民介绍，征地期间，村里南北向的主路旁边停了几十辆警车和救护车。公安和卫生部门的人员入户征地。

赵坚说，征地是政府行为，由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征地，不是征地给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参与。同时，国家明文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

四、信息是否不对称？ 吕堤村村民说，他们并未看到相关告知合法征地手续，而只是被强制按手印。赵坚说，总体来说，征地在群众中要有三大程序：告知、听证、确认。

据介绍，按照国家征地政策，征地过程中，原则上有一户不同意，征地就得放缓。但实际操作中，似乎并非如此。

“失去土地，我们以后怎么生活啊？”当地农民普遍有此担忧。永年县是蔬菜大县，吕堤村村民主要栽种大蒜和芹菜。他们说，一亩地一年收一季芹菜和一季大蒜，能有2.5万元收入。占地给的补偿，一年还不到2000元。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贪官外逃的“三部曲” 篇8

裸体做官:外逃的准备阶段

“裸体做官”是最近的热门词，指将妻儿统统安顿到境外，自己留在大陆孤零零地做官。其实这只是“贪官外逃分三步”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将非法财产转移至境外，然后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溜之大吉，是为最后一步。

美国加州警方最近指出，中国反贪局和公安部向美方开出的“贪官外逃名单”人数已过千人，多数集中在洛杉矶和纽约，很多贪官向美国转移的资金超过千万美元。

这些贪官转移赃款方式也是五花八门，除了之前较常用的地下钱庄、空壳公司投资或利用亲属出国或定居等方式，现在不少人利用中资企业海外投资，以个人名义在美国注册公司，用公款在美购买物产作为抵押作净值贷款转移巨款;一些人则是以进口公司购买设备为名，将巨款转至海外，然后高喊“美方商业欺诈”，使苦肉计上报“损失”;还有人先将货物发到海外家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方式瞒天过海。

现在，洛杉矶、纽约已成窝藏中国贪官的大本营，这样也意外地带动了当地华人区房价飙升。在加州洛县圣盖博谷华人聚居区，来自中国的巨额买房款比过去增长近4成，购买的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持现金一次性付款。尤其在一些华人聚集的高档住宅区，房价几乎因此涨了一倍。

不过，在美国，尽管贪官们大多数衣食无忧，但心态惶恐，日子并非他们想象中那么好过。如果说从“裸体做官”开始，贪官外逃分三步的话，那么贪官在国外的生活也可以分为三步:大肆挥霍、陷入惊恐、穷途末路。

第一步:大肆挥霍阶段

侵吞公款超过4.8亿美元，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中银开平案”主犯许国俊、许超凡在美国的挥霍表现最为严重。

从1991年到2001年之间，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涉嫌在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任职期间，以企业名义办理假贷款套用资金，占用、侵吞巨额资金后，他们又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电汇、支票、提取现金、在香港开立公司辗转洗钱等方式，将贪污款转到美国和加拿大等地。

1997年以前，中国银行尚未设有中央自动系统，无法监控支行间的交易。这使得他们3人可以在自己签名后，任意批准贷款，并且利用支行的印章，伪造交易。同时，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3人也知道迟早会东窗事发，秘密计划逃亡。

许超凡、许国俊夫妇等人通过假结婚等非法手段进入美国，并且获得了美国居留资格，甚至获得了美国公民资格和美国护照。

从1999年到2001年，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3人在美国多次出入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酒店，并购买大量赌博筹码。他们住最高级的酒店，租用私人包机，甚至享受一餐4000美元的佳肴，短短两年，他们在拉斯维加斯花掉1000多万美元。许超凡和许国俊在赌场每次下的赌注就在1万到10万美元不等。

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在加拿大还拥有3套豪宅，物业业主分别是余英怡（许超凡妻，物业估值约114.5万加元）;邝婉芳（许国俊妻，价值约117.5万加元）;余绪惠（余振东妻，屋价估计达146.2万加元）。

除3套在加拿大的房产外，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还拥有包括一辆SUV汽车，逾16万美元现金，另外有加元、港币、人民币、日圆、澳元等10多种货币的现金。名表则更多，有15只，包括4只劳力士、3只爱彼、2只伯爵、1只卡迪亚等瑞士名表。另外还有Bvlgari、GUCCI等名牌手表。还有12枚镶有各种宝石的戒指、20枚黄金戒指、13只各色手镯、20条项链。

余振东在2004年4月被遣返回国，成为首个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嫌疑犯。

第二步:“地下室余生”

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2003年4月和亲属从上海途经新加坡逃到美国，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出逃前，杨秀珠用大量赃款在纽约购买了五处房产，出逃后，杨秀珠就在纽约做起了“包租婆”。有国内的网友建立了民间研究“杨秀珠现象”的专门网站，杨秀珠被PS成了电影《功夫》中的包租婆和蒙娜丽莎。

然而，逃到异乡的杨秀珠仍然找不到安全感。她独自在长岛的一处住宅里隐蔽起来，但人们还是知道她来了美国。她每天都看美国华人报纸上关于她的种种报道，她“心惊肉跳”。丰厚的租金虽然可以让杨秀珠衣食无忧，但却无法消除她对自己被抓捕归案的恐惧。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出红色通缉令后，杨秀珠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她不断地更换住址。

2003年10月的一天，杨秀珠的一个弟弟突然跑来，紧张地说:“移民局警察在到处寻找你呢。”杨秀珠顿觉五雷轰顶。姐弟俩商量了许久，最后决定躲到洛杉矶。

上飞机要检查证件，为了防止被人发现，杨秀珠乘了4天火车，从美国最东边的纽约来到西部的洛杉矶，她在洛杉矶附近的一处独立住宅一住就是半年多。这期间，她几乎没打过电话，只是偶尔通过互联网发几封邮件给纽约的房地产经纪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然而，尽管杨秀珠深居简出，但由于她的房地产欠下多项税款，又没有出庭，纽约最高法院宣布通过信托基金出售其房产，来抵消她所欠税款。杨秀珠请来了纽约市有名的华人律师商量如何应对，谁知得出的结论竟是：她有可能被遣送回国。

杨秀珠吃惊地问为什么，律师解释说，因为她使用的是非法护照，她已经违反了移民法，犯下了欺诈罪。而且，她在美国的巨额财产，都是通过代理人设立公司，使用非法款项购买房产，然后再转到她本人名下，涉嫌洗钱，美国联邦政府照旧不会放过她。

杨秀珠日夜思考着如何逃避这一劫难。她不想坐以待毙，在仅剩的半个月里，她再次决定出逃，目的地是荷兰。

杨秀珠逃到荷兰后，住进了海牙的一所高级公寓里，孰知海牙的生活比洛杉矶更难熬。这种寂寞的生活让杨秀珠痛苦不堪，一个人生活，没有人说话，想发脾气都找不到人。不久后，由于被熟人发现，杨秀珠再次慌忙逃往鹿特丹，租了一间地下室隐藏起来。

荷兰是个低地国家，鹿特丹地面低于海平面，地下室里又暗又潮，墙壁不断地渗水，屋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但成了惊弓之鸟的杨秀珠连大街都不敢去。长夜难熬，杨秀珠常常自问:难道我就在这地下室里度此余生？

2005年5月20日深夜，当荷兰国际警察走进杨秀珠的地下室时，她正伏在床上圆睁双目地望着天花板。当警察宣布逮捕她时，她反而异常平静。也许，她这才真正体悟到:这生不如死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第三步:劳燕分飞，抑郁而死

原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为逃避追查，携情妇和美元外逃美国，2007年因患癌症在美国纽约死亡。迄今为止，王振忠是外逃的最高级别警官。

逃往美国的王振忠，与情妇郝文花了100多万美元在美国加州买了一幢别墅，开着一辆别克跑车。一年后，王振忠与郝文还生了个女儿，过着“桃源仙境”般的生活。

谁知好景不长，王振忠跑到美国后，因为有巨款在手，又拿到美国绿卡，天天开着别克跑车与郝文在赌场、茶楼等华人聚集的地方招摇过市。以前在福州被他敲诈过的黑道人物，纷纷委托在美国的华人黑社会组织“福清班”向他追讨被敲诈的钱。并威胁不还钱就砍郝文的手，砍王振忠的脚。为了保护郝文，王振忠只好与郝文分居，将郝文藏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遭到敲诈后的王振忠独自生活，既要躲警察，又要躲黑势力。连遇到昔日的老朋友，他都假装没看见。王振忠与郝文分居半年后，郝文遇上了一位华侨亿万富翁，并与富翁同居，郝文也开始慢慢地远离了王振忠的生活。

被黑势力追债，曾经的“患难情侣”如今又劳燕分飞，多重打击下的王振忠整日闷闷不乐，很快就在体检中被查出肝癌。而患病期间，“患难情侣”郝文一次都没来看过王振忠。

2007年6月，在绝症中挣扎的王振忠，临终前只留下了一句话：一切都是报应……

美國悬赏，“严打”中国外逃贪官

目前，美中两国虽无引渡协定，但美国方面正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协助中国惩治外逃贪官。美国联邦国税局（IRS）更以奖励10%～25%的资金鼓励民众踊跃揭发。

据中美两国警方达成的协议，包括美国警方会依对方要求、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逮捕嫌疑犯，冻结其在美银行账户及房产等，美国联邦国税局在稽查中国贪官海外资金中将承担重要角色。

近期，美国警方超越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的障碍，成功起诉中国海外贪官的方式包括：指控入境时没有向移民局和海关如实填写申报单、偷税漏税以及非法接受海外赃款等。

按照美国联邦税法，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人，无论其收入来自美国国内还是海外，均须报税，否则违法。而加州刑法规定，收受被海外立案列入非法的资金也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