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心理

领导力心理（推荐7篇）

领导力心理 篇1

一、公共危机中领导者心理压力类型

所谓“公共危机”, 是在公共领域内所遇到的各种危机的总称。具体讲, “是指那些突然发生的、攸关公共利益的、对于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急需管理者快速应对的事件。”而心理压力, 则是个体在生活适应过程中的一种身心紧张状态, 它源于环境要求与自身应对能力的不平衡, 并通过非特异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表现出来。公共危机, 作为一种生活事件、挫折、心理冲突, 无疑会对领导者形成巨大的冲击, 构成心理压力的来源。

(一) 作为当事人的压力:是指领导者作为“自然人”受到突发事件影响而产生的心理压力

1、恐慌。

美国危机管理专家芬克说:“危机会令人紧张, 产生压力, 甚至会导致消极的恐惧”。当突然出现“地震”、“洪水”、“泥石流”、“火灾”等一些“人命关天”的公共危机事件时, 人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领导者作为人也一样容易引发恐慌, 具体表现为不知所措、过分担忧和焦虑, 害怕自己也遭受危机事件的影响。再如, 发生重大传染性疾病时, 报纸、电台每天都在报道新增加的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死亡病例等, 这些都会给社会接触面广泛的领导者带来心理暗示效应, 引起内心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恐慌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领导者认知系统和行为系统产生僵化, 从而降低其思维和行动的能力, 不能有效应对和控制局面。

2、责难。

责难包括自责和责怪别人。自责, 即责怪自己没有采取更好的措施处理危机, 从而导致不良结果, 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或抱怨命运对自己如此不公, 为什么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对自己行为的自责会导致自我发怒、自我惩罚, 甚至自残;对命运的抱怨会产生无奈感、沮丧感或怨天尤人的表现;对他人的责怪表现为抱怨他人为什么不在自己危难之际帮自己一把, 或嫉妒他人在危机事件中没有受到伤害。对他人的责怪往往使人寻找可以责怪的对象, 以发泄心中的怨气和不满。这种责怪不一定是公正的, 因而常会导致责怪人与被责怪人之间的冲突。责怪往往还会付诸行动, 如言语上的诋毁、拒绝交往、甚至人身攻击。

3、退缩。

指持续逃避和本次灾害有关的刺激或情境, 例如:努力逃避与创伤有关的思想、感觉或谈话;努力逃避会勾起创伤回忆的活动、地方或人们;在回忆灾害的重要部分时有困难;对于重要活动明显地降低兴趣或减少参与;产生疏离感或与他人疏远;情感、情绪减少, 如没有爱的感受;对前途悲观, 不期待未来的生活。

4、抑郁。

表现为悲哀、寂寞、丧失感和厌世感等消极情绪。危机事件的发生使得一些具有抑郁性人格的领导者增加了抑郁情绪的危险, 出现持久的情绪低落、忧郁、失去愉快感, 不愿与外界接触或不愿与人打交道, 常伴有失眠、注意力不集中、食欲减退等躯体症状。如,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 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的悲剧就是如此。“据平时与他经常在一起的同事讲, 地震之后, 他经常谈及儿子, 总觉得对不起儿子, 不愿承认儿子遇难这个事实, 常常泪流满面, 失声痛哭”, “地震后长时间处于痛失爱子、痛失亲人的阴影, 不能自拔”, “据董玉飞家属讲, 董玉飞生前患抑郁症”。

(二) 作为决策者的压力:是指领导者作为“管理者”受到突发事件影响而产生的心理压力

1、决策的压力。

由于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和复杂性, 加之类似经验不足, 决策者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 而公共危机事件又具有危害性、政治性等特点, 所以危机必须尽快得到控制, 以防止危害的进一步扩散, 这迫使危机决策者必须及时果断地做出有效决策。显然, 在这一过程中, 决策者个体满足决策需求的能力与决策需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落差, 压力正是这种不平衡在决策者生理和心理上的反映。

2、广泛弥漫的媒体舆论的压力。

大众媒体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作用, 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 同样也被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 传媒对新闻报道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放大效应, 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危机事件因其具有高度的破坏性而天然地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 传媒在报道中如果舆论引导不恰当、过分渲染、甚至不据实报道都将催化公众的不安情绪, 从而形成更大的舆论压力并直接影响领导者。

3、问责的压力。

我国2007年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了各级政府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责任, 对不同级别、不同种类和不同严重程度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置的主体、权限都做了规定。同时, 该法对于政府和有关部门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发生严重突发事件的, 或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 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直接负责人可能受到撤职或者开除等行政处分, 有的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些, 无疑也会增加领导者的心理压力。

4、体力消耗的压力。

公共危机爆发后, 领导者的工作负荷过重, 有太多的工作或任务需要加班加点才能完成, 从而出现疲惫、与家人和朋友共处的时间少、无暇仔细反省和独立思考等现象, 甚至有的领导者睡眠被搅乱, 失眠和少睡问题严重, 头疼、消化功能下降, 更多地抽烟或喝酒, 严重的还可能出现精神崩溃倾向。

二、应对策略

领导干部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 无疑会给自身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么, 应当采取何种策略, 才能使各级领导做到从容面对、免于行为失常呢?

(一) 树立坚定乐观的信念。

一般来说, 公共危机本身的影响范围越广泛、危害越严重, 领导者的压力就越大。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同样的公共危机事件, 对于不同的人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心理卫生学认为, 真正影响人们适应压力的因素不是那些挫折、冲突本身, 而是当事人对于压力的看法, 以及用来应付压力的方法。由此可见, 坚定乐观的信念对我们战胜压力是有很大帮助的。斯托克代尔是美国的一个海军上将, 在越南战期间被俘, 8年之后释放。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能熬过这艰难的八年”时, 斯托克代尔说:“因为我有一个信念, 相信自己一定能出来。”领导者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各种风险和挑战面前, 才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经受住各种考验, 胸怀坦荡, 镇定自若, 克服一切困难。

(二) 学习领袖人物的经验与智慧。

我们党的几代领袖人物都有着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丰富经验, 值得各级领导者学习和借鉴。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针对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我国国内一些地区接连出现的闹事事件, 头脑非常冷静, 认为:不论在波兰或匈牙利, 还是在我们国内, 群众闹事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群众教育、发展经济、反对官僚主义、加强法制建设的解决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及时、果断而又妥善地处理了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突发性事件, 显示出很高的政治艺术。他对于1979年一些地方少数人闹事、1986年的学潮、1989年的政治风波, 做到不惊不乍, 处之泰然;依据宪法和法律, 及时果断地予以解决;同时, 从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在世纪之交, 江泽民运用“周密部署, 增强信心”、“迅速果断, 沉着应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策略, 妥善处置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水、1999年的“法轮功”邪教组织、美国轰炸我国驻南使馆、中美撞机事件等突发事件。“事不经过不知难”, 领袖人物在危机中如何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经验和智慧, 永远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三) 提高应对危机的承受力和调节力。

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是构成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认知因素, 它使领导者对公共危机进行正确的认知和评价, 从而使领导者对公共危机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一般来说, 对于压力的适应是一个过程, 承受力是适应的前阶段, 调节力是适应的后阶段。承受力是调节力的基础, 无承受力, 调节力就失去了依托;而调节力是承受力的发展, 是适应的最高阶段。调节力的发展可增强承受力, 调节力好, 一般承受力也高;但承受力的发展并不一定会提高调节力, 承受力强并不一定调节力就好, 可以只表现为承受力, 而不表现出调节力。具体说, 二者的区别是: (1) 承受力是对压力消极被动的适应, 即忍受、接受、容忍, 而调节力则是对压力积极主动的适应, 即调整、改善、克服、战胜。 (2) 承受力表现为对压力负荷的抵抗力;调节力则表现为对压力情境的改造能力。 (3) 承受力是接受现实, 减少负面情绪;调节力则是改变现状, 争取事情本身的成功。 (4) 承受力表现出的典型性格特征是忍辱负重;调节力表现出的典型性格特征是拼搏进取。但是, 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都是可以学习、可以训练的。由此我们应当认识到, 压力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压力有可能使人失望、痛苦、忧郁、不安;但另一方面压力给人以教益和磨炼, 使人变得聪明、坚强和成熟, 促进心理素质的发展和提高。

(四) 寻求社会支持。

首先是专家的帮助。精神科医生、护士、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 可以在早期对危机心理反应比较强烈的领导者进行及时疏导和干预, 帮助他们消除危机中的不良心理, 恢复心理平衡;其次是家庭、亲朋的支持。中国传统伦理中非常强调亲情关怀, 2003年非典肆虐时期, 许多调查表明亲情关怀是当时国人抵御危机的强大精神支撑。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一旦突发危机并发生灾害时, 初期的支持和帮助往往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家族、亲族等人际网络;再次是组织和同志们的支持。当公共危机爆发后, 我们的各级组织和同志们对于处理公共危机中的领导要多一些关怀和帮助, 形成一种宽容的环境, 鼓励他们大胆决策, 迅速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毕竟, 这时并不是分清责任的时候, 过多的指责不仅无益, 甚至反过来会加重领导者的负担, 不利于他们带领群众从公共危机的困境中走出来。

摘要：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凸显, 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发, 各级领导者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些心理压力既有作为当事人的压力, 又有作为决策者的压力;正确的应对策略包括:树立坚定乐观的信念、学习领袖人物的经验、提高应对危机的承受力和调节力、寻求社会支持。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压力管理

参考文献

[1]卢涛.危机管理[M].北京:人民学出版社, 2008.2.

[2]Steven Fink.Crisis Management:Planning for Inevitable[M].New York: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1986.

领导力的心理分析视角 篇2

在谈论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一家建筑公司的CEO兼所有人阿尔芒投资了一家电影公司，让它给自己的建筑公司做了一部昂贵的纪录片，美其名曰帮助公司进行品牌宣传，结果影片主题变成了阿尔芒的个人奋斗史。

对于这种与公司主营业务完全不搭界的决策行为，其他执行官们可能大都不会赞成，也不会明白阿尔芒固执己见的真正原因，那些精致的商业理论似乎无法解释这一举动。《性、金钱、幸福与死亡》一书的作者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Manfred F. R. Kets de Vries）则深刻地指出，这其实是阿尔芒抵抗萦绕在自己心头的“死亡焦虑”的行为表现。因为就在不久前，阿尔芒做了冠状动脉架桥手术，这让他不得不面对公司接班人的问题，也将严重威胁到他的不朽感——后者恰恰是困扰很多企业创始人和他们一手创建的公司的问题。

“作为一名管理及领导力教授，我过了好久才知道，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管理学研究论文，大多数是老调重弹、晦涩难懂的，而且往往极其枯燥。”德·弗里斯认为。更糟糕的是，他发现不少管理者认为，这些研究大多也没什么用处。这是德·弗里斯写作本书的动因，他发现：“对许多管理学者而言，从经验中学习——研究商业世界（或者大体上与商业有关的世界）的现实问题——似乎并非首选。”于是他开始在管理学和领导力研究领域内“离经叛道”，转而探索管理者的内心世界。

他是个不错的人选。得益于他拥有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分析的学术背景，德·弗里斯能够审视国际管理、心理分析、心理治疗以及动力精神病学的交叉之处。他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领导力方面的临床教授，也是国际组织心理分析研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首位因获得“国际领导力奖”的非美籍获奖者。

《性、金钱、幸福与死亡》一书就是在心理学和管理学的交叉视角下，探讨人生极具“相干性”的四大主题。德·弗里斯分析了书名中四个主题所折射的人生观、生成原因和分析维度，并为管理者及他人的相关困扰提出建议。

性与金钱

德·弗里斯接触过的不少执行官都表达了对欲望的困惑，而他认为，要处理好自己的欲望，首先要正视欲望的本质。德·弗里斯用了大量篇幅来说明人类对于性欲的不同认知所经历的漫长演变。人类的性史就是一场战争，参战的一方是“基因决定大脑”，另一方是“社会塑造人的行为”。时至今日，除了将性视为生理、生殖活动之外，学术界也认识到了性的心理动力。德·弗里斯认为人类所有的活动——包括许多管理决策——都由性欲驱动，这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观点一脉相承，后者认为，分析人类的任何一种情绪，都可以发现性欲这一原始冲动。

然而这一冲动并不好驾驭。人们对性心存恐惧，部分是因为性的危险性。与德·弗里斯交谈的执行官承认，其生命的意义都与欲望相关，而有人则担心欲望失控。于是德·弗里斯使用了多个维度来分析性欲、性欲的表现形式、性别观念及其在组织行为中的作用机制。有意思的是，“如果男人能够修正自己对女人的态度，就会从‘命令-控制-割据式’的领导风格，转向‘网络-辅导式’的领导风格，这样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德·弗里斯发现。一般说来，女人的权力动机不如男人强，也没有后者自恋，因此更加擅长处理工作与生活之间平衡的问题。

德·弗里斯是那个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里说真话的小孩，他提醒人们直面金钱。当执行官们被问到为什么拼命工作时，常见的回答是“我喜欢挑战”、“我想改变行业的性质”、甚至“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其实这不过是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爱钱罢了。

很多执行官一边骂着“钱是王八蛋”，一边又不停地赚钱。通过研究他们的梦境，德·弗里斯发现，许多人在孩提时期都经历过缺钱的窘境。这些早期经验被内化之后，成为其“内心剧场”的重要主题，主导他们日后的行为，以至于有些人一生都痴迷于改善经济状况。除了金钱能够交换到的实物之外，他们也沉迷于与金钱相伴而来的权力与控制，以及赢得人生游戏的成就感。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自然选择把我们训练成能够迅速适应新环境然后追求更多的样子。于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人依然希望自己排名再靠前一些，尽管很多东西并非金钱所能买断。而且除了真正窘迫的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所能提供的边际快乐就迅速递减。德·弗里斯给出了和解方式，他不建议大家视金钱为粪土，不过“除非我们能接受自己，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

幸福与死亡

接受自己，接受变化，是本书的核心理念之一，在幸福这个问题上尤其如此。德·弗里斯梳理了关于幸福研究的多种理论之后认为，不管支持哪种取向，研究者们都认为幸福不是常客，只会偶尔眷顾我们。相反，那些声称自己一直很幸福的人可能会被精神病学家们诊断为轻度躁狂——因为他们幸福过度了。

没有地狱的天堂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论点也可以从卡尔·荣格那里找到佐证，没有悲哀提供平衡，幸福一词就会失去意义。因此，耐心镇静地接受世事变迁，是最好的处世之道。在此基础之上，借鉴积极心理学的做法，凝思积极事件也有助于振作，这种生存机制可以避免消极情绪引起的退缩和冷漠。

改变对客观事物的态度是一个办法，主观幸福感受则受到遗传和后天习得的影响。德·弗里斯发现很多周边因素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比如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和幸福有着轻微的正相关。（中国有社会学研究提出，幸福感以上要素呈一定的负相关，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幸福感最为强烈。形成这种差异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转型社会里，人们所依赖的旧的社会支持正在瓦解，而农村的熟人社区和家族力量尚在勉强发挥作用。）

对于执行官们来说，成功之于幸福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对外在成功和内在成功的不同认知将决定一个人是否能真正地获得幸福感。“真正的幸福取决于从容应对内心的躁动和焦虑。”后两者往往源于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想要达到的位置之间的差距。“事实是，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是CEO。”因此，成功不应该由我们取得的成就来丈量，而应该由我们所克服的困难来丈量。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对平衡做过如下阐释：A=X+Y+Z。其中，A代表成功，X代表工作，Y代表玩耍，Z代表闭嘴。确切地说，在这里，A代表的是内在的成功，只有不将幸福建筑在外在成功之上——实际上，这类成功常常永无止境——才能不抱怨不苛求。

玩耍对于人们来说也是一门“必修课”。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玩，有人则玩过了头。实际上，在这个充满直觉、自由联想和比喻意象的世界里，学会玩耍有助于我们发散性思考，而这恰恰是通往新观念的路径，这种创造性思考的过程，“特别是顿悟的瞬间，是非常令人幸福的。”这与大前研一的《OFF学》一书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也是将玩耍与休闲当作人生的必修课。

于是幸福成了一件与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的事情。德·弗里斯发现，在幸福的人具备的几个特点中，觉得自己能够掌控命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们要避免自己陷入“习得性无助”，这也是组织需要规避的问题。

然而死亡却无法回避。这也构成了本书相对沉重的章节，所幸德·弗里斯饱含深情的自我解剖帮助人们正视与超越了这一命题。他回忆了自己失去母亲所经历的几个悲伤的阶段：震惊和麻木期、渴念和寻找期、解组和绝望期以及重组期，帮助人们直面自己拒斥死亡所带来的焦虑。在商业层面，有些人受到“大厦情结”的影响，坚持由家族内部人员管理公司，其本质就是追求不朽。德·弗里斯没有评价这一观念的对错，他建议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可能令你不安的小作业”，比如写下你的遗愿，这是个很有用的练习。“用肯定生命的方式面对死亡，人的生命将获得尊严。”

为了帮助读者面对以上主题，德·弗里斯动用了不少历史文献、文学故事、心理学及社会学分析理论与模型甚至禅宗故事来说明他的观点，并结合了临床经验与个案。这些看起来过于宏大的主题被具体化之后，也强化了他所看重的与管理者及其他读者之间的“相干性”。

领导决策中的心理分析心理学 篇3

一、影响领导决策的心理素质决策理论的创始人西蒙和马奇在《组织》一书中提出“决策人”模式，指出“决策人”应把学习、记忆、习惯等心理学因素作为其决策行动的基础。而他们所强调的这些基础正是一个人心理素质方面的因素。心理素质是心理健康状况、心理承受能力等多项指标综合的表现形式。它是领导实行决策的基础；他对领导决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简单地评价心理素质好与差，似乎只是从心理是否健康或心理承受能力是高还是低来判定。但这还远远不够。若从领导决策的角度对心理素质进行研究，就必须将心理素质细分为智力因素、情感因素、意志因素和个性因素四个方面。对它们逐一地分析将对领导决策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为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分析提供有效的佐证。

（一）智力因素智力，本身是一个心理学研究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智力是指观察力、记忆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等综合能力。它是考验一个人是否能完成指定任务的首要条件。观察力与决策 观察力是一种特殊的、发展水平较高的知觉能力，是自觉地把握事物的现象和特征的能力。1领导者若要作出正确、有效的决策就必须以良好的观察力去捕捉和获取信息，掌握决策各方面的条件。它是领导作出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领导具有良好的观察力，他不仅要以此去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各种信息，而且要对各种信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和探索性。这样才能保证你的观察力是真正为决策服务。同时，观察力还该用于对决策时机的把握，保证决策的最佳效益。注意力与决策 注意力是指心理活动对一定现象的指向和集中，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心理活动有选择地指向一定的对象而抛开其他对象。2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心理过程,而是贯穿在整个认识过程中，它对人的认识活动起着组织作用。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以保证感觉、知觉的敏锐与思维、想象的实效；保证决策的准确指向。

3、记忆力与决策 记忆是一个人所经历过的事物在头脑中的反映，是人脑积累经验的功能表现。3记忆包括识记、保持、回忆或再认识三个基本过程，而记忆力就是人对事物的识记、保持、回忆或再认识的能力。记忆的准确性和持久性是决策的速度和质量的必要心理保证，是决策者的重要心理品质。良好的心理品质所要求的记忆力能为决策提供可供选择和借鉴的各种原则、方法、途径、经验和教训。

4、思维能力与决策 思维是决策者在感知的基础上，对信息所进行的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的心理过程。它贯穿整个决策过程的始终。4思维能力即是对信息所进行的这些间接和概括反映的能力。在领导决策中，思维活动的过程又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发现和提出问题；（2）分析和明确问题；（3）提出假设；（4）检验假设。简单地说，领导决策就是围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进行的。决策就是思维的设计过程和设计结果。领导在思维过程中还必须注意：（1）对决策方案的各个方面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思考；（2）要能预测决策方案的进程；（3）要有创造性，敢于打破旧的思维模式；（4）要及时掌握决策各相关因素的发展和变化，随机调整。总之，要尽量排除决策中的非理性思维。

（二）情感因素人通过感觉、思维等反映世界，认识客观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这些心理活动统称为认识活动，是心理活动的一个方面。但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时，并非无动于衷的，它总要产生一些喜、怒、哀、乐等心理体验，即情感。所谓情感，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态度体验。5它根据情感发生的强度、速度、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外部表现的不同了，又可分为心境、激情和应激等三种基本状态，称之为情感。而根据其内容的不同，情感可分为道德感、理智感和责任感，这三种高位情感称之为情操。巴纳德认为，道德和责任心是同刺激、权威、决策等密切相关的。情感品质对领导决策既可以起增力作用，又可以起减力作用。因此，领导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感、理智的态度、高度的责任感；必须具备积极的心境、理智的激情、应急时的坦然自若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

（三）意志因素意志是个体自觉地确定目标、并支配行为去克服困难，从而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6良好的意志品质是领导决策所必须具备的，它是直接决定决策成败的主要因素之一。它主要包括自觉性、耐压性、决断魄力、自制力等。

1、自觉性意志的自觉性是指个体对行动的目的及其意义有正确而深刻的理解，并能主动支配自己的行动，使之符合于该目的的能力。7在决策中就是要对决策的目的与意义进行正确而深刻的理解，作出准确的决策。其主要表现为：第一，对决策目的认识的自觉性；第二，决策的坚定性；第三，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

2、耐压性耐压性是指领导者对超常的心理压力的耐受能力。8构成领导者压力源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负重因素（社会心理压力），一是挫折因素（个人心理压力）。耐压性的强弱受五个因素影响：身体健康因素；思想因素；社会经验因素；社会认知因素；预见因素。

3、决断魄力决断魄力是指领导者善于审时度势，能够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并能坚决地去贯彻执行的意志品质。它是 “领导决策中的心理分析”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决策心理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决断魄力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及时性。要求领导者在决策时必须善于捕捉时机，当机立断。第二，准确性。领导决策必须依据实际情况选择方案，要求决断而不是武断。第三，风险性。领导决策由于受各方条件的限制所做的决定必然带有风险性，因此对决策必须有风险意识，不回避风险，敢于承担风险。

4、自制力自制力是指领导者凭借理智来支配和节制自己感情和行为的能力。它体现了自我控制、自我调整的能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情感的控制；一是对欲望的控制；一是对注意力和兴趣的控制。在决策中，领导的动机不一定都能得到满足，挫折感会使人情绪低落、精神紧张、灰心气馁等。领导者必须凭借自身的自制力来保持心理的平衡。同时，由于对自身不良行为的控制，还将保持良好的群体决策环境，增强群体凝集力。

领导干部心理健康与调适 篇4

主讲人：胡月星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博士

随着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是领导干部素质健全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中组部2005年6月明确提出“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要把对干部心理素质的考察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要把干部的心理调适能力作为衡量干部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北京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也明确提出，要把领导干部的心理建设、心理卫生引入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

关注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是引导社会心态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需要。内心的和谐、良好的心态，不仅是人们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特征之一。领导干部是社会管理者阶层，他们的心理和谐与广大群众的心理和谐有着密切关系。领导者如果具备阳光心态和崇高人格，在实施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影响中，就会做到亲民、爱民、为民，真正当好人民的公仆；就会事事处处作表率，对社会心态产生积极的引领、感召和凝聚作用，并进而带动起和谐向上的社会风气。如果领导者的心理不和谐、心态不健康，急功近利，颐指气使，不抚慰民情，不体察民苦，就会给群众造成心理伤害和实际利益的损失，而伤害和损失造成的挫折又会引起群众的不满意情绪和攻击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本次讲座，我们邀请到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胡月星教授，为大家就“领导干部心理健康与调适”为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讲解。

本次讲座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心理健康及其重要性

2.心理健康的基本标准

3.领导干部的主要心理障碍

4.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

《孙子兵法》领导心理学思想探讨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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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社科学术作者：梅光耀 潘红虹字数：2781

来源：科学与管理 第6期

摘要：作为古代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而且还涵盖了宝贵的领导心理学思想。本文从《孙子兵法》所包含的领导心理学入手，着重分析领导心理学思想中的领导特质和领导职能两个方面。

关键词：孙子兵法 领导心理 领导特质 领导职能

《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齐人孙武所著，是世界公认的“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它以当时进步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作指导，高度浓缩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智慧，构建了中国古典军事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其思想和影响在今天已超出军事领域，深入到政治、经济、体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受到国内外军事家，而且也受到政治家以及企业家等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推崇。掀起了对《孙子兵法》研究的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去挖掘《孙子兵法》现实价值，其中包括军事学、管理学、领导学、心理学、体育学等多种学科，并且把它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主要探讨《孙子兵法》的领导心理学思想，给当今社会的企业和政府机关的领导以参考和借鉴。

现代领导心理学是管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有关领导的心理特质和管理行为模式。《孙子兵法》十三篇都贯穿着对将帅的最高要求，孙子非常慎重地提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他认为将帅是国君的助手，辅助的周密，国家就会强盛，辅助有缺陷，国家就要衰弱。另外，《孙子兵法·作战篇》还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可见，孙武非常重视将帅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对将帅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孙子兵法》的许多论述中都涉及到领导心理学的内容。其中五事之一的“将”就是专门阐述将帅本身素质和领导艺术。下面分别对《孙子兵法》中有关领导心理学的思想加以探讨。

1、领导特质论

孙武系统论述了领导特质的结构观，即“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也就是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简称“五德”。他高度简明的概括了作为军队将帅需要的领导素质，同时也是选择将领的主要标准。1971年，心理学家爱德华·吉色利通过事实研究，采用语义差别量表法得出领导特质可以分为3大类、13个因子，包括能力、个性品质和激励3个大类。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的心理学家的科学研究的结论与两千多年前的孙子所提出的领导特质有很多相似。当然，用现代的观点分析，孙武的领导特质论显然是不充分的。然而，在2000年前，孙武能够发现领导特质的基本因素，是难能可贵的。

1．1领导的“智”

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对将帅智谋才能的非常重视。一个“贤将”必须深刻掌握对于关系全局的“五事”，即道天地将法。《孙子兵法·计篇》：“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兵法·九变篇》：“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可见，孙武认为将帅必须有能力灵活处置复杂的、易变的、矛盾的战场情况，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战略。另外，作为优秀将帅还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良好的应变能力和周密的谋划预测能力。《孙子兵法·地形篇》说：“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由此可以看出，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没有综合判断的洞察能力和科学的预见能力，是不可能胜任将帅之职的。

另外，我国心理学研究者把《孙子兵法》中所涉及的领导能力分为高度的观察能力、情绪的自控能力、意志能力、判断能力和直觉能力。这些在《孙子兵法》都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如在强调领导的观察能力时，孙武在开篇《计篇》曾说过“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形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孙武强调将帅必须有良好的情绪自控能力。

1．2领导的“信”

(《说文》中说：“信，诚也。”《孙子兵法》中的“信”本义为真心诚意，一般理解为赏罚有信，也可以理解为信任下属，“信”既是领导自身的特质，又是在激励过程中所掌握的原则方法。它是指相信且敢于托付下属，使之放弃戒备的心理诚心愉快地接受某项工作的心理状态。通过信任激励就可以使下属产生荣誉感，增强责任心，激发事业心。《孙子兵法·九地篇》指出：“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意思是施行超出法定的奖赏，颁发打破常规的号令。这要求领导信赏信罚，敢于破格提升有胆识之士，满足士兵的成就需求心态。

领导怎样才能获得“信”呢?孙武认为应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如孙武在《孙子兵法·地形篇》中所说，将帅对国家“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作为领导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大公无私、忘己，哪有不能获得广大下属信任的。

孙武指出，只有真正的懂得“败兵六道”的将帅才能赢得信任、有效的行使领导职能。“败兵六道”的主要责任在于将帅，为将帅者不可以不仔细观察分析，在《孙子兵法·地形篇》孙武论述的非常清晰：“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1．3领导的“仁”

《孙子兵法·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下畏危。”可见，孙武认为民众与国君意愿一致，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保证战争赢得胜利。孙武又曾指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这也是阐明同样的道理：下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君主、将帅，同舟共济，同仇敌忾，是战争取胜的保证。如何才能“上下同欲”，孙武告诉将帅必须具备的道德观为“仁”。“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孔子以之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孙子兵法·地形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意思是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婴儿一样体贴，士卒就可以跟随将帅赴汤蹈火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士卒就可以与将帅同生共死。这是孙武对将帅的“仁”具体的诠释和注脚。当将帅以极其宽阔仁慈的胸怀对待士卒时，在交战中士卒能不全力拼搏吗?

1．4领导的“勇”

这是孙武从个性来讨论将帅特质。心理学研究表明：个性就是人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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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面貌，表现为稳定性、倾向性、独特性和整体性。特定的性格特征决定了领导的决策是否果断、坚定，孙武认为勇敢果断是将帅必备的性格特征。但是，《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意思是将帅要处事沉着老练，解决矛盾要公平，不带感情色彩，喜怒不形于色。这就是指领导者不仅要勇敢果断，而且应具备沉着冷静、稳健的性格和公正严明的、雷厉风行的个性特征。

孙武还告诫将帅要注意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可能带来的危险。《孙子兵法·九变篇》日：“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意思是，为将者有五种危险的性格和气魇

一、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有可能被诱杀；

二、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可能被敌俘虏；

三、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

四、廉洁好名，过于自尊，就可能被敌凌辱而失去理智；

五、过分溺爱部属，易被敌人烦扰而陷于被动。《孙子兵法-火攻篇》中告戒将帅：“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战争中，将帅的思想意志、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常可成为对方“攻心”的缺口。因此，古今军事家都非常强调指挥员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性格，谨防由于忿怒而进发出的头脑发热。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领导不仅需要勇敢果断的决策能力，也需要沉着、冷静，泰然处之良好情绪。

1．5领导的“严”

孙武强调对待士兵要“仁”，但是关怀和爱护都要适度，假若对士兵过分厚养，一味溺爱，违反了纪律也不严肃处理，这样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正如《孙子兵法-地形篇》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所以，孙武非常重视将帅带兵要严明军纪，赏罚分明。(《孙子兵法·地形篇》具体指出：“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日乱。”意思是，主将软弱而又缺乏威严，训练教育不明，吏卒无所遵循，布阵杂乱无章，叫做“乱”，这必然会导致军队失败。

《孙子兵法·军争篇》说：“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这就是说，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这种治军之法得以保障的基础就是将帅治军严谨、赏罚分明，使军队训练有素，有良好的军风和心理素质。

2．领导职能论

《孙子兵法》在强调将帅领导才智谋略的同时，也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讨论将帅的职能。我们主要从人才的选用、领导的决策和激励、领导权力的使用来讨论《孙子兵法》中所包含的领导职能。

2．1选用人才

选贤任能是领导的主要职能之一，先秦诸子对“择人”有充分论述，如“为政之本在于任贤”。孙子在(《孙子兵法·势篇》中讲：“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意思是指，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能够依据事物的客观性质，去创造形成有利的形势，然后“任势”而动，而不是去苛求手下的将吏，因此他就能从全局态势的发展变化出发，选择适于担当重任的人才，从而使自己取得决定全局胜利的主动权。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孙子“择人任势”用人观。这要求将帅在选才用人的时候做到唯才是用，还要“用人不疑，择人不族”，这都需要领导的气度以及全局为重的战略眼光。

2．2决策

决策是领导最重要的职能，在《孙子兵法》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主要的决策思想为整体系统观和科学预测观。孙武在《孙子兵法·势篇》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就是说，用迷信占卜的方法取之于鬼神，用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来推测吉凶，或用过去相似的事情来类比，都靠不住。只有通过人的努力，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做到科学决策。可见，孙武的决策依据的是客观事实，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精神。

孙武强调进行战略决策前必须周密分析各种条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将各种相关条件、因素综合起来加以统筹，综合分析事物本身的各种条件，和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在十三篇伊始他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就是说，因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对战争涉及到的死地和生地，存亡的规律，不能不进行认真的考察，必须从分析国家面临的内外环境入手，通过一套科学的程序来进行。孙子认为战略决策需要考察的重点就是“五事七计”，即“道、天、地、将、法”五事和“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七计。“五事七计”揭示的内容准确而深刻地概括了宏观决策需要系统详尽的调查分析。它部分以现代思维的整体系统思想为基础的决策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孙子兵法·计篇》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所谓庙算，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战争决策方式。先计后战，庙算知胜，是孙子战略决策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在战前进行认真的战略决策，通过科学和理性的决策，在预见确有取胜把握时再进行决战，从而避免个人决断和受情绪因素的影响。

2．3激励

《孙子兵法》中有丰富的激发士兵斗志的思想，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外战争史上许多著名战役中将帅的战绩。孙武主张物质刺激的激励效果。物质需要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物质奖赏是激励的现实手段。所以孙武说“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意思是获取敌人战利品，就可赏予物，率先杀敌，取得敌人战车的，则可以赏其先得者，目的就是为鼓励先勇者。通过物质激励就可以使士兵保持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作战风格。

物质刺激固然重要，但精神激励才是孙武的根本法则，他用“爱兵如婴”这种类似儒家“仁爱”式的情感投入，进行情感管理，赢得民众支持，鼓动民众信念，激起国民拥戴，如“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意思指看待士兵要像对待自己的婴儿，他们就可以与你共涉难险，看待士兵就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他们就可与你共赴疆场，爱抚的结果既是给管理者自身树立了权威，又取得了让士卒与你“生死与共”的效果。孙武不主张因战争给国民造成财、物及精神上的创伤，正因为如此，他坚信“上下同欲者胜”。可见，孙武这种“爱民”思想，正体现了战略性、全局性的精神激励，也反映了他深知社会结构的粘合剂是社会心理因素的道理，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感情投资”策略正是借鉴了孙武的精神激励思想。

2．4用权

不同级别领导权力的分配是领导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只有充分明确上下级的职责范围，并且各级领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事管理权，就可保证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孙武在《孙子兵法·谋攻篇》有精辟的论述：“不知三军之事，而问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

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可见，孙武极力反对上级过多地干预下级的工作和越权行事，要求上级领导充分地下放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下级领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主地行使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权力。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事无大小必亲躬是领导者之大忌，但不能放权完全放弃管理，核心的保持领导权威的权力一定要牢固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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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心理 篇6

一、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紧迫性和重要性

1、当前我国腐败的现状

当今, 我国在新形势下, 发现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广。从经济管理部门到党政领导机关、人事组织、行政执法等部门。如:近年来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高级官员。然后这些事件并非仅仅是某个人所谓, 而是“集团化”。因此, 大案件涉及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 多则上百人, 同时腐败类型越加复杂和隐形化。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 我党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案件。从2007年11月到2012年6月, 全国纪检监督机关共立案643759件, 结案639068件, 给予党纪处分668429人。涉案的人员职级有高有低, 涉案金额有大有小, 但影响极其恶劣。

2、从心理上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腐败问题已成为阻碍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也是党兴衰成败的关键点。党的十六大以来, 胡锦涛同志多次出席中央纪委会并深刻阐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新要求、新观点、新论断。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 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必须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 因为这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推进反腐倡廉关键在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健康的心理素质是天然的“防腐剂”, 因而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就必须注重对领导干部心理素质的培养。同时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体现。领导干部也是普通人, 也会遇到各种心理问题。然而由于他们特殊地位, 心理存在问题不仅会关系到自身的工作和前途, 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生活。所以, 心理学逐渐融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等方面, 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尝试从运用心理学规律来分析腐败现象产生原因, 提高领导干部心理素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失为一个新的方向。

二、领导干部腐败的心理方面原因

在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过程中,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更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人是生理与心理的有机统一体。研究证明, 微妙的心理变化会导致个体行动的变化。健康的心理产生积极的行动, 反之则导致消极后果。这是由心理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 因此, 认清腐败的本质, 从心理层面上分析腐败的成因很有必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往往侧重在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 而心理上的关注却被长期忽视。因此, 没有恰当的心理干预、正常的宣泄渠道, 干部的心理问题就会越积越重。然而, 对于此问题, 有些领导干部虽然也意识到自身心理方面的问题, 但往往是在上级面前不敢说, 同事面前不能说, 亲朋面前不愿说。同时, 由于缺乏自我心理调适手段, 心理压力不能得到及时释放, 日积月累, 心理严重失调, 进而严重影响自身的工作, 让腐败思想有空可钻。除此之外, 在心理方面还存在有以下原因。

1、存在认知偏差

“认知由不同的知觉组成, 知觉是个体依赖自己的经验, 对所获得信息进行选择、组织和解释的过程, 包括自我知觉、他人知觉、角色知觉、因果关系知觉和人际知觉等”。主要表现有心理失衡, 焦虑浮躁, 存在攀比、嫉妒、爱慕虚荣等不良心理。部分人讲究排场, 自我炫耀;弄虚作假, 文过饰非。还有的人遇表扬骄傲自满, 对批评斤斤计较。还有的人对权力、金钱的攀比心理比较重, 认为有些人能力不强, 贡献不大, 但权威显赫, 于是自己由不服气, 有怨气到赌气, 再发展到因心理失衡引起疾病, 或者通过利用职权贪污腐化来发泄内心的不平衡, 进而提高自己的“身价”, 最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2、干部压力过大

第一, 工作方面负担。在新时期世界市场经济新形势下, 原有的工作模式, 思想角度亟待更新, 使得部分领导干部的工作压力加大。第二, 社会层面要求。社会公众的监督和传统的处事习惯, 极易诱发领导干部这样或者那样的心理健康问题。第三, 外界的压力。研究显示, 过大压力也会给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第四, 家庭的压力。由于领导干部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应酬中, 无暇顾及家庭的感情, 不仅影响对子女的关爱和教育, 而且导致在家庭不和谐, 甚至出现危机。第五, 个人私欲膨胀。追求权利、金钱、美色等欲望越来越大, 抵抗诱惑的心理防御机制变弱。

3、从众心理影响

从众心理是指个人在群体压力下, 放弃自己的独见, 在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行为上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社会心理现象。从众心理本身无所谓好与坏, 主要取决于从众行为本身的性质和社会意义。这种心理对权利腐败行为滋生、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的争取的一切, 都是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领导干部在群体压力下, 容易使自己本来坚定的信念动摇, 使其无法预测到如果坚持自己的原则会是怎样的结果, 顺应“潮流”又会是怎样的结果。但最后还是因为个人的利益而随波逐流走上腐败之路。

三、培养领导干部健康心理素质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上述种种迹象已表明了拥有健康、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建设廉洁政府, 防腐思想有重大意义。所以, 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从根源上防治腐败, 培养提高领导干部心理素质是一条有效的道路。马克思曾讲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即社会意识除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之外, 还对人的心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 本文将从以下两点来做探讨。

1、从外部环境入手

(1) 家庭和单位环境

各种社会诱惑和人情事故往来, 是腐败滋生的温床。首先, 提高领导干部亲人的素质与觉悟, 杜绝来自于亲朋好友特别是家人不合法的要求。解决关系网络中的问题, 为干部提供一个良好的健康环境。其次, 要允许单位中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划分派别、不站队, 坚守自身的原则, 不盲目从众争名逐利。最后, 构建监督和制约体制。不同立场的存在可以相互监督、制约。因此, 十七大以来, 中央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 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只有领导干部缓解、释放部分心理压力, 才能以健康外在环境刺激改变进而影响个体的思想和行为, 降低腐败发生的概率。

(2) 社会监督环境

毛泽东与黄炎增在谈话中提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当今我国群众民主意识日益增强。民众利用网络、举报上访等多种手段进行反腐, 此举对官员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因此, 正确引导网民、群众客观的分析腐败现象是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重要部分。一方面, 要让群众了解当前腐败现状, 让他们看到问题的重要性, 加强反腐倡廉的决心。另一方面, 也要让群众看到积极的一面。腐败的领导干部毕竟是少数, 腐败现象毕竟是支流, 绝大多数干部是清正廉洁的。

(3) 政府反腐败环境

除了群众的监督, 我国政府一直都在加大反腐倡廉力度。虽然这种力度有效地遏制、降低了腐败发生率, 但是问题还是有小部分存在。第一, 很多腐败案件不能得到及时发现与处理, 威慑力不大。第二, 目前我国在实际处罚过程中对行贿与受贿的处罚还没有真正做到同罚, 致使行贿者胆大妄为地拉拢、腐蚀公务人员。这些行为对公务人员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意志不坚定或克制力不够的人都被糖衣炮弹摧毁。第三, 在反腐倡廉上, 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把反腐倡廉的决心变为实际行动, 把反腐倡廉的宏伟蓝图化解为可供各级党委和政府具体操作的方案, 真正形成各级共抓的工作态势。总之, 只有确实落实好反腐倡廉的方针、政策, 才能遏制腐败势头、堵住腐败源头, 才能取信于民, 树立反腐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才能共建廉洁环境。

2、从内在成长入手

针对领导干部不正确的认知, 落实到措施上来说, 应从教育着手。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于贪污腐败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 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解决,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法律。”关于法律, 我国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防治腐败做了的法律、制度的探索, 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 修订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但是最根本的还应该抓好领导干部的教育工作。教育分为理论上的头脑教育, 实践上的心理教育。但是在实际, 尤其是个人环境中, 心理教育更负重担。因此, 发展心理教育不仅可以健全领导干部的心智, 而且更能清除理论教育的枯燥无味, 开辟一条通往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新捷径。

(1) 创新心理代价教育

在反腐败的教育上, 大道理讲得最多, 发人深醒的故事太少, 让人得到的教育也不够。这是因为:一是大方面的东西显得较虚, 和实际中的事情联系不紧密。讲的次数多了, 人们便习以为常, 致使这方面的教育大打折扣;二是受腐败“成功人士”的影响。令这种教育形同虚设, 形成了一种“台上讲反腐败, 台下搞腐败”的怪现象。善于伪装的腐败分子让人看不清他们腐败行为背后其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与心理矛盾。因此, 心理代价教育意义彰显。心理代价教育, 是指根据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原则通过被查处的人员悔谈心理经历、心理痛苦等来进行教育宣传, 从而对未被查处的官员起到敲警钟、自省的作用。使潜在的腐败分子了解走腐败道路所必须付出的沉痛代价。此外, 还可以在领导干部中开展一系列活动, 如, 让大家对自己的个人成长经历做纵向的对比。通过重温入党誓词, 回顾自己入党的动机和经历, 体会自己岗位的变化, 感受组织的培养和同志的信任。比较自己的个人收入, 体验用诚实劳动不断提高收入成就与满足……这种做法从某种层面上讲, 较好地处理了人们对权利大小、金钱多少的攀比而出现的心理失衡问题。

(2) 树立正确的四观教育

领导干部要想过好名位关、权利关、金钱关和人情关, 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四观:名利观、权力观、价值观和人际观。不少领导干部有这样的疑惑:当官为什么, 用权为什么?我国要求所有的公职人员秉公用权、依法行政, 做到爱民、惠民、利民。而少数领导滥用公权、腐败变质, 根源是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权力观错位。所以廉政建设的核心是要教育众多领导走出“官本位”误区, 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此外, 领导干部的价值并不是取决于金钱多少、职务大小、地位高低, 而是体现在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发挥自己潜能, 爱岗敬业。金钱、荣誉都是“浮云”, 得到群众的口碑, 同事的尊重, 上级的认可, 才是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因此, 领导干部须树立正确的四观。然而光靠领导干部自身的学习和反省是远远不够。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在干部培训和学习中已经增加心理学方面的课程, 设立了干部心理疏通和干预的心理工作站点。发现了解干部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让每一个干部都可以找到宣泄的渠道, 控制住腐败源头。

四、结语

以人为本, 重视人的心理因素, 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是反腐倡廉教育的大课题。因此,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研究教育对象的心理活动, 并积极运用心理学原则开展有针对性的反腐倡廉教育, 做到警钟长鸣、源头预防。切实发挥心理学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作用, 加强反腐倡廉工作, 为全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坚强有力保证。

摘要：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 腐败问题已成为阻碍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键点。因此, 反腐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 加强反腐的关键点则是在于对领导干部的培养与监督。然而, 长久以来的培养往往只注重于技能方面, 忽视了心理上的教育。介于此, 本文将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领导干部产生腐败思想的原因以及针对这些不良因素提出培养、提高领导干部健康心理的方法。

关键词：领导干部,心理素质,反腐倡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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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如何增强心理素质 篇7

努力进行自我心理调节,是增强领导干部心理素质的核心内容

遗传因素、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人的个性和心理的独特性,其中也包括个性和心理的缺陷。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可以通过自我改造,不断自我完善。所以,要增强心理素质,领导干部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不断增强和提高判断力、耐受力、平衡力、抵制力和发展力。

一是纠正心理偏见,提高对人和事的判断力。领导干部对人和事持非客观或片面的态度时,就会产生偏见,而一旦产生偏见,就不能公正、正确地判断事物的全貌,就会阻碍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比如,性格偏激的领导喜欢与性格偏激的人交往,结果越来越偏激;个性保守的领导不喜欢张扬的人,结果越来越保守。这是对人的偏见。在对事的偏见上,比如在航空运输企业中,安全、服务、经营、效益等都是航空公司的重要工作,如果一味地强调安全,公司的服务、经营、效益就必然受到影响;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将安全、服务、经营、效益都同等对待,则飞行安全工作就有可能出问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注意纠正自己的心理偏见,就很难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难以将自己培养成真正有才干的现代管理者。而要纠正心理偏见,就必须破除思维定式,通过全面思考、换位思考、逆向思考等训练,逐步达到对己、对人、对事的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必须跳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小环境,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他人和事物,通过虚心接受他人批评,认真汲取他人智慧,从而不断深化认识、开阔视野。

二是沉着应对挫折和困难,增强领导干部心理耐受力。在工作和生活中,失败与成功并存,成功固然令人高兴,但失败也并非完全没有益处。如果领导干部能在挫折中磨炼意志,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就能增强克服困难、应付挫折的能力。挫折程度越深,对领导干部的考验也越大,其心理耐受力强弱反映得就越明显。如果不能容忍挫折,就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挫折感,消极情绪就会影响个人的思维,甚至出现过激行为。只要能正视挫折、承认挫折,努力减少逃避、推诿责任甚至迁怒于人等消极的行为,冷静客观地分析主观和客观上的各种因素,积极克服和消除导致挫折的关键因素,逐渐积累有利因素。

三是克服嫉妒心理,保持良好的心理平衡力。嫉妒的心理特征是对他人优于自己的一种恐惧、愤怒,是将别人的优越之处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因而借助于贬低甚至诽谤等手段,来摆脱恐惧、愤怒的困扰,以求得心理的快慰。嫉妒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倾向和消极的情绪,如果领导干部经常出现这种情绪,就会转化为固有的性格特征,导致心理经常失衡,精神高度戒备,从而给自己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损害。

嫉妒心理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受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主导。然而,嫉妒者忽视了这一基本原理:个人与他人乃是对立中的统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人的合作。领导干部都是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人,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发挥自我意识的积极作用,不断进行心理调节和控制,来防止和克服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倾向。只有通过深刻的人格自省,认识到嫉妒是自私的表现,才会抑制它、根除它。

四是养成廉洁心理,增强对利益诱惑的抵制力。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如果失去组织和群众监督,加上不注意提高个人修养,领导干部就很容易在各种利益诱惑下失去自我,形成腐化的心理倾向。究其根源,在于领导干部认识上的偏差,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人民、集体利益之上,从而导致权力变质。要养成廉洁心理,从根本上来讲,需要正确认识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历史作用。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一定要认识到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手中的每一分资产都是广大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血汗,任何腐化行为都是对公共权力的侵蚀。只有端正了这一认识,领导干部才能保持心理平衡,杜绝非分之想,做到行为规范,从而增强对利益诱惑的抵制力。

五是破除因循守旧心理,提升自我激励的发展力。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事物发展是由肯定到否定,然后再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而在形态上表现为曲折式上升、波浪式前进。领导干部的境遇不外乎三种情况:佳境——事物快速发展,有利因素远胜于不利因素,个人条件优越、备受推崇;顺境——事物正常发展,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个人事业平稳、无甚烦恼;逆境——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个人遭遇失败、面对挫折。因而,逆境、顺境、佳境实际上是事物自我发展过程中的环节,只有顺利通过各个环节,事物才能朝着更高阶段持续发展。处在这三种境遇下的领导干部,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容易迷失自我,缺乏前进的动力:在佳境中,很容易志得意满、得意忘形而走向错误;在顺境中很容易自以为是、混天度日而遭遇失败;在逆境中很容易悲观失望、消极颓废而难转危局。因此,不断增强心理素质,需要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不断进行自我激励,提升自我发展力,从而克服不利的心理倾向。

善于和勤于实践,是领导干部增强心理素质的根本途径

增强领导干部心理素质,不仅是一个心理和认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没有不断的实践,心理调节只能在主观范围内起作用;领导干部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矫正个人对自我以及他人和环境的认识,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并为今后的认识和实践提供有力的保证。

一是坚持学习与实践的统一。从人类总体来看,知识来源于实践,是先有实践后有知识;但从人类个体来看,则必须先有知识才能实践。现代社会中,如果不经过规范的训练获得的知识,一个人很难进入实践,更不用说进行领导了。另一方面,现代管理的复杂性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知识不足就会对变化的环境无所适从。因此,增强领导干部素质,既需要靠不断的学习,又要靠不断的实践。

二是坚持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增强心理素质,既要靠领导干部自律、自省、自励,通过“吾日三省吾身”,不断克服性格、心理上的缺陷,又要靠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根据组织和群众的要求不断进行调整、改进和提高。实践证明,自律是领导干部自我完善的根本,而他律则是自我完善的条件。

三是坚持全局与局部的统一。对领导干部而言,一方面必须敢抓、善抓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兼顾局部,做到以局部见全局、以全局促局部,大事不含糊、小事不马虎。在事关改革发展全局和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上坚持原则,敢作敢为;同时,要从小处着眼,从一点一滴出发,从一言一行做起,脚踏实地将改革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