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报道案例（推荐9篇）
王迎雪（1118007159）广播电视编导
媒体报道的应该客观事实，这是新闻界的一个共识。不过，随着市场经济和媒介竞争的加剧，虚假新闻开始作为很多媒体卖点之一，典型案例分析。
一、挟尸要价和直播诺康死刑事件，两件事情同样涉及媒体底线问题，以及它将人的尊严放到了一个怎样的地位。媒体真实报道看起来无可厚非，但要跟人的尊严让位。窥私欲的膨胀不能以对个体的伤害为代价，我们都应该知道底线在哪里。
二、杨丽娟事件和杨武事件。过度报道的事实，在利益的驱使下，媒体成了一个放大镜策划人推动整的事件的紧张，真实是第一个牺牲的东西。媒体抛弃了旁观者的角色，主动参与事件发展甚至大力推动，这样就可以推出更加独特更吸引人的新闻，也意味着更低的成本更多的新闻资源。媒体井喷式的报道，毫不费力的把一件事或者一个由头变成新闻热点，哪怕事实或根本不存在或者本身无关痛痒。媒体只是需要这么一个新闻来刺激观众匮乏的注意力，事实本身没有可读性，策划的新闻，有故事一样发展高潮的新闻，才是媒体最喜欢的原料。本来杨丽娟只是一个狂热的粉丝，微不足道，但是媒体发现了这道菜，相互争抢，循循诱导当事人，才导致了一场媒体的狂欢和一个家庭不可挽回的悲剧。杨武，一个极其普通的强奸事件，但是加上城管贫苦大众之类的帽子以后，肯定会更加耐人寻味，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兴趣点，媒体做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把新闻做成一个故事，把新闻变成一个商品，炒作包装欺诈一应俱全。
三、藏羚羊走过青藏铁路和bbc报道伊拉克战争照片失实问题，同样还有新闻联播采用虚假资料欺骗大众的问题。政策的需要，和媒体监管制度的缺失这诸如此类的事件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因为媒体自身固有的政治属性，很多时候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媒体会选择性报道某些所谓事实。虽然这些虚假新闻后来被澄清推翻，但是媒体自身和政府背后的操控力量损失极小，最后被送上审判台的只能是替罪羊。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应该保证新闻的相对自由，这是基本常识。虚假新闻最后得以广泛传播，也是媒体监管失职的表现，信息来源真实性是报道新闻的重中之重，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循。除了政府监管，媒体内部也应该建立完善的自我审查机制。新闻是公众的，责任感是必须的。
四、李天一和碰瓷大妈事件里，不可忽视的媒介审判，失范的媒体暴力。媒体的责任是传递信息，提供交流，它有评判的自由，却没有审判的权力。并且，媒体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往往会对法律的公正提出考验，这种压力或多或少以公众舆论的形式出现。我们不拒绝媒体的审判，但是这种评价，应该基于法律的公正。李天一，或者说，李某某，一个几乎被全程直播的媒体审判，公开保证公正，但媒体旗帜鲜明情绪激烈的报道又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北京碰瓷大妈，事实证明是仅仅一个虚假报道，同样引发一场声势浩大大众讨论，媒体拉开大旗，大众踊跃站队，事实本身却消亡了。
那么，如何预防虚假新闻？
一、资源整合，虚假新闻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禁止的东西。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信息时刻传播，事后追究避免不了新闻本身产生的负面作用，显得力不从心。纸媒行业在强大的网络等新媒体的攻击下，面临衰落，而新兴的网络媒体却没剥夺了采访权。因为没有采访权，转载摘录势必会造成一部分侵权问题，为了实时新闻的及时性，网站又不得不自己制造新闻，新闻失实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可以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实现资源整合，政策松绑，人员流动自由统一对待，给予新媒体采访权和人员支持，实现传统媒体的转型过渡，既整合了资源，又保证了媒体发展的良性需求。
二、政府的责任。清者自清，外部环境是滋生传播虚假新闻的重要因素，如果把注意力拓展到虚假新闻之外，情况就会简单得多。而且，很多涉及谣言虚假新闻的刑事案件中，政府处理做法简单粗暴，体现出政府公关的失败和国家的不自信，手段方式问题直接决定成败。对人的尊重，对话语权民主自由的尊重，这是必须坚持的处理原则。
新闻规范与职业底线
《新闻记者》杂志连续10年评选“年度十大假新闻”, 已经成为该杂志一品牌活动, 社会影响很大。翻看这些假新闻, 实在是匪夷所思, 荒诞不经。其中许多假新闻, 如《美国医生操刀换人头》、《家庭连环悲剧猪吃娃》 (2001) 、《千年木乃伊出土后怀孕》、《地球生命只剩50年》、《石家庄积雪比人高》 (2009) 、《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 (2010) 等, 十分可笑。稍有理智或简单常识的人都会发现其中的漏洞疑点, 而这样的所谓新闻居然能够出笼, 真不可思议!
而一些看似不那么荒诞的新闻, 如《中国作协代表团人住总统套房》 (2010) 、《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逼出跟踪潜艇》 (2009) 、《巨蟒吞噬中国维和士兵》 (2008) 、《华科大3000学子宣誓“成人”, 每人获赠安全套》 (2007) 、《〈背影〉落选新教材》 (2003) 、《上海将建300层、可容纳10万人的摩天大楼》、《中国少年改写牛津大学800年校史》 (2001) 等, 只需稍加采访或查证, 即能立辨真伪虚实。有关采编环节, 只要有一个人较真, 都不能让这种假新闻出笼。至于《女排姑娘奥运冠军梦惜未能圆》 (2004) , 只需稍待片刻就能报道真实结果, 可有关记者和编辑太自以为是, 使得自己所服务的媒体为此蒙羞。
不可否认, 虚假新闻总是极少数, 占新闻信息发稿量的百分比非常小。问题是虚假新闻能够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即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汤。虚假新闻报道现象产生的原因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 无非是部分传媒从业人员新闻素质太低。社会责任感太少, 职业道德太差, 以至于新闻规范及职业伦理形同虚设, 底线被一再践踏突破。然而追究其根源,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假新闻被揭露出来了, 所有的人才会觉得很可笑, 才会得出结论说这些新闻人很弱智。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上述虚假新闻的当事人, 或许对新闻写作的要点诸如“五个W”之类如数家珍, 对新闻的采访、调查、求证、落实等新闻规范倒背如流, 有关媒体的三审制度也都完整无缺, 但假新闻为什么年年都是难以杜绝。其中原因, 就需要进一步探讨了。
虚假报道有其复杂性
从《新闻记者》每年所评出的十大假新闻的情况看, 虚假新闻、虚假报道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一些以经济效益为最高追求的小报小刊, 一些急欲完成任务以便成名获利的记者编辑, 为夺人眼球, 常饥不择食地制造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假新闻, 他们或是将国内外网络流行的一些故意“恶搞”的段子当成新闻采写, 或是相互转载那些没根没据的古今奇谈, 经常是胡编乱造、捕风捉影、以讹传讹, 制造出诸如大量名人被结婚、被怀孕、被逝世等绯闻、丑闻、小讣闻, 其实这些还是稍有常识即可判定真伪、几个电话就可以求证虚实的低级别的假新闻。笔者认为, 尤其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是那些真中有假、假中掺真、虚实难辨, 乃至能“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东西, 它们才是我们新闻领域要严防的。
凡是虚假新闻报道, 都必须清理杜绝, 只是彻底清理杜绝虚假新闻的困难度与复杂性,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简单说, 杜绝虚假新闻报道, 真正难点有二:一是软广告, 二是一些所谓“形象宣传”。软广告是商家出钱、媒体作软文, 广而告之却天衣无缝, 不是广告、胜似广告, 那些所谓“形象宣传”看似新闻、不全是新闻。传媒业内人士对此早已事空见惯。问题是, 有这种软广告和所谓的“形象宣传”, 往往会使新闻报道变得复杂起来, 其中有一部分就会真中有假, 假假真真, 也会成为虚假报道的一部分。
软广告大多是以“正面”的形式出现。宣传企业产品和企业家业绩, 宣传一级政府、一个行业、一个部门的领导及其治下的德能勤绩, 总是成绩突出、光彩耀人, 甚至坏事总是能变成好事。《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8月7日曾经发过马长军先生的《“正面”假新闻必须杜绝》的文章, 正如作者所言:“倘若这假新闻挂着‘正面’的旗号, 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这样的‘正面’假新闻, 在一些地方几乎占据主要版面。有的更是头版头条。谁又听说过这些‘正面’假新闻的制作者以及发布媒体遭受处罚?”
当然不能说所有的“正面”假新闻都没有被揭露, 例如《左权县投资3亿元兴建中国“新闻烈士陵园”》 (2005) 、《兵妈妈认了176个兵儿子》 (2007) 、《西安市已被确认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 (2010) 等“正面”假新闻就曾被人揭穿, 并分别入选《新闻记者》当年十大假新闻。但毋庸讳言, 还有更多的正面假新闻没有被揭露出来, 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注意。清理杜绝、治理假新闻也要注意治理这样的“正面”假新闻。坚决让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变不了真。
新闻打假任重道远
虚假新闻报道产生的原因, 固然有部分传媒及传媒人受利益驱动、新闻理念模糊、社会责任感不强、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等因素, 也有制度缺陷、社会环境复杂等多方面的原因。作为新闻工作者当然要积极作为, 投入到当前正在进行的这项专项行动中去, 增强社会责任,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从我做起, 从每件具体的事情做起。但是, 要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如果仅仅依靠新闻传媒人自律, 单方用力, 恐怕还是难以杜绝虚假新闻和报道。我们缺少一个假新闻的全面统计、分析、研究的机制, 也缺少假新闻认定、听证、处置的系统。因此我们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 要从法律建设和社会文化心理的相关因素去分析研究如何杜绝虚假报道。
法律建设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对虚假新闻报道的司法介入及依法处置。新闻传媒的职业伦理及道德风范, 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精神文明, 理当受到法律的监督和制裁。但到目前为止, 除了少数因遭受假新闻之害者对相关新闻媒体提起诉讼外, 鲜有对假新闻的检察公诉及司示介入的例子。其次, 新闻媒体的法律地位、权益与责任, 新闻媒体法人代表的地位、权益与责任, 也没有得到法律的明晰规定。使得现在的媒体要么是“吃市场饭的”, 要么是“吃行政饭的”, 要么就是在市场与行政之间。如此处境, 要想彻底脱离金钱与权力的影响, 其道德要求未免太高。在这一环境下, 如不治源而治流, 要让新闻媒体、新闻记者仅仅依靠自律来杜绝虚假新闻报道, 实在勉为其难。顺便说一句, 在这样的环境中, 新闻媒体能做到现在这样, 也很不容易了, 主流还是好的。
虚假新闻报道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 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需要专题研究。这里只能点到为止。首先是我们向来有重道德优先于重法制的传统心理, 易走向只重理想说辞而不顾实际结果的歧途。儒家道德理想固然高尚, 儒家伦理也很普及, 但现实中人的道德水准却非尽如人意。其次是求善甚至求真, 可以为了善而扭曲真, 因而对新闻事实的认知标准不一。这个问题很复杂, 值得专门研究。再次, 由于道德至上、求善心切, 导致社会文化心理的最大问题, 即言行难以统一。形容古代儒生“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就是一个极端化的典型例证。在普通人的层面上, 也不免存在说是一套, 做是一套的现象。在公开场合, 人人都会振振有辞, 而实际行为则需另加检测。所以说, 新闻传媒人纵然个个都懂新闻纪律、职业伦理, 也不见得能够全都落实到其新闻行为上, 因为说到底都是社会人。有关人性的社会文化心理乃是大家共同的天性。若对此没有认识和研究, 许多假新闻事件频频发生, 就无法得到真正到位的合理解释。若不能对症下药, 要杜绝虚假新闻报道, 又谈何容易?
新闻界的专项活动, 必须与治理社会大环境结合起来;新闻界的公信力及其诚信价值的普及, 必须与整个社会公信力及其诚信价值体系的建立相一致。从这一点看, 杜绝虚假新闻报道的专项行动, 要想治本必须长期坚持下去。总而言之, 杜绝虚假新闻报道, 任重而道远。■
(注:本文所引用的案例均来自《新闻记者》“年度十大假新闻》评选, 在此表示致谢, 并向该刊十年如一日报假的职业精神致敬。)
对于霸王别姬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和司马迁那样一个震古烁今的史学巨匠，如果我们说这种悲壮形象完全是假的，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虚假报道，可能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荒谬绝伦，认为除非是又出土了什么爆炸性的竹简帛书才有可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论断。但其实这里什么新的史料也没有，就从司马迁《史记》的字里行间，只要不带偏见地仔细寻觅，我们就完全可以把事情的真相还原出来。
在《史记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这样4个与霸王别姬有关的场景。
首先是四面楚歌：“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然后是霸王别姬：“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第三是项羽突围：“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
最后是乌江自刎：“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而死。”
这些史料表面上看起来跟我们所熟知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分别，其实除了虞姬自刎的这一个小细节之外，霸王别姬的故事也正是源自这些史料。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被司马迁成功的隐藏了、同时也被后人们视而不见达2000多年之久。
在场景一和场景二中，项羽身在楚军垓下大营，虽说“兵少”，但也只是相对汉军的重兵而言。《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垓下之战时“项羽之卒可十万”，虽然经过此前与汉军的拼死搏杀会有所损失，但到被围时为止，汉军还没有对楚军构成歼灭性打击，因此守卫在垓下大营的楚军至少还有数万，否则汉军也不用唱什么楚歌了，直接大军一拥而上灭了项羽即可。而且后来知道项羽率800骑出逃后，汉军只派了5000骑去追，若不是垓下大营中还有大量楚军英勇奋战，刘邦是不会如此不把项羽放在心上，让五六十万大军在营中睡大觉的。
然而，到了场景三和场景四，项羽“直夜溃围南出”时，身边却只带了“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那么其他在垓下大营的几万楚军到哪里去了呢？只有一个解释——他们被项羽抛弃了。就在司马迁浓墨重彩、绘声绘色的描绘项羽和他那几百亲信如何在汉军重围之中杀入杀出，“斩将刈旗”，“汉军皆披靡……人马俱惊”的时候，对于这几万楚军被统帅遗弃后的遭遇，却耐人寻味的缄口不语，只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整场垓下战役中，汉军“斩首八万”。考虑到楚军一共也就是10万人，可以说基本上全军覆没，除了个别侥幸逃走和数千至万余人被俘之外，其他都血洒疆场了。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极高的战斗意志，在主帅弃军而逃、被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围攻的情况下，败军一方是很少有如此之高的死亡比例的。因为远在死这么多人之前，部队就会崩溃、投降，成为战俘。垓下一战中，10万楚军竟然死了8万，而又没有任何刘邦杀俘的记载（刘邦一直把坑杀秦俘20万作为项羽的一大罪状，以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因而自己自然是不能擅杀俘虏的），足见楚军战斗之英勇顽强。
与英勇的楚军官兵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表现得如此怯懦的项羽。要知道，在垓下大营中的项羽还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手下还有数万精锐之师，江东还有广阔的天地，汉军的围困看起来也不太严密（否则不会直到天亮才发现项羽突围），他是完全可以率军突围，再谋求卷土重来的。曾经一度英勇无敌的项羽为什么在垓下表现如此不堪，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项羽一生纵横疆场、所向无敌，虽然楚军在其他战场上吃了许多败仗，但项羽自己统帅的部队还从未大败过，因此他也从来没有过经受挫败的经验。然而，在垓下他平生第一次兵败被围，这对他肯定会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上四面楚歌和与虞姬离别的刺激，当众“大惊”和“泣”的项羽很可能已经陷入精神崩溃的境地（否则作为一军主帅，他是绝不应当当众有这样的行为的），一曲《垓下歌》充分反映出了他绝望的内心世界。一向偏爱感情用事的西楚霸王，终于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勇气，做出了弃军而逃的决定。而项羽最终“不肯过江东”的决定，反映出项羽开始为自己的卑劣行为感到悔恨，他所说的无颜以对江东父老的话，其实很可能就是针对自己弃军而逃的这一行径而言。
分析到这里，霸王别姬的真相已经很清楚了，简而言之，就是一场项羽在战事不利的压力下、在汉军心理攻势面前，精神崩溃，弃军而逃，最终自刎谢罪的丑剧。然而，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之下，通过突出局部（别姬、突围、自刎）、无视整体（弃军而逃的性质、剩余楚军的命运）的方式，竟把一场丑剧装裱成了一曲壮丽的英雄史诗，以无韵之离骚为载体，深深铭刻进了中华文化之中。当然，司马迁这样写是有他个人原因的。史学界许多人认为司马迁因为受到汉武帝的冤屈，而在史记中特意抬高项羽、贬低刘邦，霸王别姬的这一幕可能也就是因此而产生的。然而，太史公的一介个人恩怨，却造就了这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懦夫成了英雄，真正的英雄却被遗忘，那八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楚军将士地下有知，情何以堪啊！
（摘自《学习时报》 图/林林）
案例2：“黄豆苷元片”违法药品广告，药品生产单位为辽宁天铖制药有限公司，违法广告发布媒介为贵州老年报、新闻信息报、新参考文摘、西海文摘报、山东科技报、老友报、四川农村日报。
案例3：“魏氏磁疗骨痛贴”违法医疗器械广告，医疗器械生产单位天水魏氏彤泰药业有限公司，违法广告发布媒介为西藏商报。
案例4：“一元堂牌知本天韵胶囊”(广告中标示名称一元堂巢之安)违法保健食品广告，保健食品证件持有单位为武汉一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法广告发布媒介为上饶电视台影视文化频道、上饶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曹女士2012年12月在准备在某开发商处购买一套商品房，当时开发商宣传的是在约定的时间内(活动时间：2012年12月1日-12月29日)交付定金55000元可以享受9.9折的优惠。曹女士在交付定金55000元之后，开发商却表示如果是公积金办理是不可以享受9.9折优惠的，于是双方僵持不下。
曹女士认为开发商先前并未告知公积金办理是不能享受优惠的，于是要求退房并退回55000元定金。而开发商则认为已经交付的定金无法退还，所以不退定金。
后来曹女士找到九龙坡区工商分局12315进行申诉，要求享受优惠活动或者退款。最终在工商分局的调解之下，双方达成协议，开发商承诺退还消费者55000元定金。
一、案例经过
网点柜员在办卡受理过程中核对客户相关申请资料时发现，有两名客户利用同一编号的房产证复印件、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办理信用卡的现象，经过调查发现这两名客户的特点均为银行星级客户，但资产总额较少，为了成功申办信用卡，提供伪造、变造的高档车辆行驶证、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做资产佐证。受理柜员因办卡资料不合规及时制止了此笔办卡业务，从而成功防范了一起利用虚假资料申办信用卡的案件，保证了银行的资金安全。
二、案例分析
这是一起申请人利用假资料申请办卡，企图骗领信用卡引发的案例，责任在办卡申请人。近年来，信用卡风险日益显现，尤其是欺诈风险快速上升，不法分子通过假身份证明材料欺骗银行发放信用卡来套取银行资金。在这起事件中，客户妄图利用编造的高档车行驶本、房产本，避开银行对其信用度的审核，从而申请到信用卡。这种行为得逞后，将会给银行带来潜在的风险，一旦出现恶意透支会给银行带来资金损失。因此我们应重视在信用卡营销过程中的外部欺诈风险，受理人员在受理办卡申请中要准确查验核对身份证件原件以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原件，证明资料的申请表要加强横向核对，尤其核对证件的編号是否一致，或者是否连续，力争在办卡源头及时控制风险，审核完毕后要在身份证件以及证明材料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一致”字样，对信用卡一定要落实“亲访亲签”制度，在办卡过程中如遇到其它特殊问题应及时与上级行联系。
三、案例启示
当前，不法分子利用银行卡非法套现的案件越来越多，为稳定金融秩序，保护银行资金安全，要加强案件防范警示教育，让柜员时刻绷紧防范金融诈骗这根弦，使全行员工了解和掌握犯罪分子惯用的作案手段和方式，有效防范金融诈骗。
（一）规范受理流程。受理人要按规定核对申请人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含身份证、房产证、各种资格证书、汽车行驶证等资料）及是否本人签名，把好发卡第一关，不放过一丝可疑迹象，确保从源头遏制案件的发生，防范不良申请人提供假资料骗取我行资金。
（二）加强业务学习。如今银行的新业务层出不穷，一些不法分子也正是利用银行个别员工业务技能的不熟练，为其谋取私利。这便要求我们在完善管理的同时，加强员工业务的培训和学习，提升业务素质，及时掌握新的业务知识，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2010年九、十月间，中国记者团在印度访问时，发现以下两则新闻左右了印度民众对华的认知：一是《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印控克什米尔军官贾斯沃尔访华被拒，中印两国军事交往被取消”;二是《印度快报》援引《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向巴控克什米尔派遣驻军。
这两则新闻，从信息源、报道内容以及报道手法来看，都违背了新闻真实、客观的基本准则。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表示：“对那些捕风捉影或者无中生有的传闻，要寻找途径来迅速予以澄清。”
尽管中印双方都对这些虚假新闻进行了澄清，但是它们却仍然能够左右一些人的思想。为何虚假新闻的“传播力量”如此之大?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官方澄清滞后且无力，难以控制虚假新闻的传播
官方在虚假新闻形成强势后方介入，澄清工作严重滞后。多年来，印度媒体对华报道形成了特有的模式：首先寻找中印关系中的敏感话题，然后某家媒体捕风捉影在头版头条进行报道，接着其他媒体跟风炒作，短时间内这些虚假新闻形成强势影响舆论，最后官方察觉事态的严重性后出面澄清。图示如下：
虚假新闻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催生谣言。一般来讲，一次完整的谣言传播通常会经历形成期、高潮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印度媒体的虚假新闻，首先因其事件的重要性而引发少数人的讨论，这种讨论通过人际传播滚雪球般地扩大，进入谣言传播的形成期。而后，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开始对谣言进行加工、再创造，使得谣言很快呈燎原之势，参与传播的人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虚假新闻传播的讯息被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解码、理解、认同。当公众普遍知晓、认同后，传播达到或者接近一种平衡状态，谣言进入高潮期，随后慢慢进入衰退期。
官方介入进行澄清，往往是在谣言形成期的后期或者高潮期。此时，谣言已经形成，舆论效果已经达到，公众对该新闻事件已经形成了第一印象，官方的澄清明显滞后，已无法产生显著效果。
官方对媒体不具约束作用，澄清工作“发声”微弱。与中国不同，印度实行的是民主议会制，政府对媒体不具约束作用，媒体是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虽然印度媒体也受经济、司法等因素的制约，但其仍然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来表达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在印度，通常任何机构都难以强迫媒体发表它所不想报道的新闻言论，也难以强迫媒体不去报道某一新闻。政府部门只能通过公关方式争取媒体的配合，譬如印度外交部就设有专门的公关机构负责媒体对外交政策的报道。
因此，即使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澄清，媒体也有权质疑官方的声明是否属实。媒体可能持怀疑的态度，对官方澄清不予报道或者对官方澄清进行另一种解读。在一次中印媒体讨论会上，《印度斯坦时报》编辑普拉米特·乔杜里当面回敬一名称“媒体是麻烦制造者”的外交官员道：“你们看看他就知道，印度政府官员可信吗?”由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可见一斑。
在一个“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媒体作为社会的有力参与者，独立自主地报道新闻。而政府难以干涉媒体的言论，又没有足够的渠道及时传递自己的声音，这使得政府掌握的一些真实信息难以及时、迅速地传递给公众。在这种情况下，虚假新闻信息流大于官方澄清的真实信息流，从而使得虚假新闻的影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或消除。
媒体对华报道肆无忌惮，虚假新闻铺天盖地
在印度，政府难以控制媒体的言论，媒体通常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可是，大千世界，话题诸多，为什么印度媒体偏偏喜欢说那些“中印摩擦”的话呢?
媒体竞争激烈，中印话题成为生存法宝。印度在经济上虽然尚欠发达，但却是一个媒体相当发达的国家。目前，印度平面媒体有5000多家，总发行量近6000万份，居全球首位;电视台有500多家，居全球第二;互联网用户约有8000万，居全球第三。这些媒体尤其是主流英文媒体多为私营，依靠广告维持生存，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为此，许多媒体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地力图在首发新闻、独家新闻和深度报道方面赢得竞争优势。在此背景下，中印话题无疑成了印度媒体吸引公众眼球、占领新闻市场的一面招牌。BBC曾经如此评价印度媒体：“任何一家印度主流媒体，如果一期没有几条重要的中国新闻压阵，就很难拿出手。”
为了取得热点或突发新闻的“首发权”，印度媒体常常不经核实便抢发消息。以印度CNN著称的英文新闻频道“Times now”在接到“中国向巴控克什米尔驻军”的消息后，未经官方确认，便赶紧制作一档栏目，把这条新闻抢播了出去。其主编阿那布如此解释该行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新闻必须拼抢，我们的新闻频道之所以可以成为全国收视率第一的英文新闻频道，就在于我们能够比别人更及时地报道突发新闻。”
更有甚者，即便核实是虚假新闻，印度媒体为了吸引受众，依旧照发不误。譬如《印度时报》在接到“中印边界发生流血冲突”的消息后，打电话到国防部核实。国防部称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但《印度时报》前线记者认为新闻可靠，后方编辑认为新闻重大，即便不实，也能制造轰动效应，于是坚持刊发该条新闻。
由此可见，在传媒商业化的大环境中，印度媒体为了获得娱乐性、刺激性、轰动性，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于是，一些中印话题被人为地放大、歪曲，相关虚假新闻泛滥，对华报道常常成为印度媒体自发的一种炒作行为。
权势集团左右媒体，炒作中印摩擦攫取利益。在印度，媒体往往代表着一些权势集团的利益，各权势集团都会利用媒体相互攻讦，谋取自身利益。
印度实行民主议会制，政党林立，反对党要攻击执政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抹黑”，即一面渲染“中国威胁论”，一面指责政府对中国“软弱、绥靖”。譬如2009年9月，印度在野的人民党和社会党先后以“中国多次侵犯印度边境地区”为由抨击国大党政府“软弱无能，向中国妥协”，其主要目的不在于中国真的怎么样，而是为了丑化政府形象，赢得公众支持，积累政治资本。
印度的一些第三方权势集团也常常会利用媒体要求政府表态。譬如印度军方、情报部门通过媒体夸大“中国威胁论”，以影响公众舆论，然后通过这种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对中国的挑战立刻作出回应，增加国防和军事开支。而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渲染“中国威胁论”，则是希望中央下拨更多的资金。
由此可见，中印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新闻事件，而是被权势各方当做博弈的一种利器。可以说是权势集团的对华态度决定了媒体的对华态度，这使得有关“中印关系”的虚假新闻更加肆无忌惮。
印度公众对华成见较深，借由中印话题释放情绪。受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一些印度公众对华舆论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许多人采取的立场是反对任何向中国妥协的行为。印度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拉奥表示：“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在中国，可能提及此事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对于印度人却一直刻骨铭心。这件事对印度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而消除这种影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目前，在许多印度人的心目中，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者”、“入侵者”、“背信弃义者”等负面形象，有些印度人甚至认为是中国无端发起战争，给印度带去了灾难和屈辱。而在印度年轻一代中，印度崛起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担心中国会阻碍印度的发展。
虚假新闻赖以滋生的条件是社会成见或者公众某种情绪的发泄。印度媒体为了迎合公众，往往投其所好地制造和报道有关“中印关系”的虚假新闻。一位印度问题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都知道中国怎么回事，就是不能公开说出来。谁说谁就是亲华、亲共、反印、卖国。”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浓厚氛围下，虚假新闻得以在印度媒体上大行其道。
真亦假时假亦真，印度民众倾向接触虚假新闻
让人费解的是，现在已经不是“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盛行的年代了，如果公众不接触或者不相信虚假新闻，那么虚假新闻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靶子的空弹”，那到底为什么一些有关“中印关系”的虚假新闻能够在印度迅速得以传播，而且公众又愿意接触甚至相信这些虚假新闻呢?
虚假新闻本身的特点易于吸引公众。首先，一些虚假新闻具有刺激性、新奇性、重要性等新闻的基本特征，本身就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印度媒体报道的虚假新闻往往以中印关系中的某些事件为由头，大肆渲染，夸大其词，不仅具有新奇性、重要性等特征，还契合了公众的需求或者某种社会情绪，使公众更具亲近感。
其次，虚假新闻的内容，从人物、地点、事件经过等都描述得详细精确，甚至还附带图片、影像，使人们不得不受其影响。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都编造得滴水不漏，不仅有当事人的声明还有政府部门的公告甚至专家学者的评论，有的甚至配有一些极具冲击力的假照片，让人难辨真假。
最后，信源的权威性、知名度、信誉以及背景给人们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影响了人们对虚假新闻的判断力。印度媒体报道的信源主要来自非政府的战略分析家、退休将领以及退休文官。这些人可以算得上是某个群体里的意见领袖，其声音被媒体放大，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另外，印度公众还残存着“亲英美”的价值观，那些从标榜客观、公正的西方英文媒体上转载的新闻也易受到其信任。
媒体自身的传播力影响公众判断。印度媒体的参与，使虚假新闻形成自上而下的传播状态，更容易取得公众的信任。印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品牌效应，公众对其传播的内容通常都会表示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公众接触该媒体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该媒体的忠诚甚至超过了对媒体报道内容的忠诚。如《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三大全国性的印度主流英文报纸，在印度中产阶级尤其是青年人当中就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媒体的对华报道无疑会影响公众的对华认知。
多家媒体聚合的影响力更能左右公众的思想。一旦某家媒体报道了有关“中印关系”的新闻，其他印度媒体便会蜂拥而上，群起炒作，有时几十家甚至上百家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多种媒体同时报道该新闻，其炒作力度、宣传声势和规模效应都达到极致，让公众很难置身事外。
公众的选择性接触。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选择性接触理论”，认为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时，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媒介和内容，而是更倾向于接触与自己的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媒介或内容加以接触，而有意无意地回避那些与自己既有倾向相左的媒介或内容。
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印度民众对中国形成了固有的认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印度公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数比例从2005年到2009年在逐年增加。因此，印度公众会选择性接触相关“中印关系”的报道。而在“宁信心理”和“从众心理”等因素作用下，印度公众会进一步受到虚假新闻的影响，对虚假新闻做出自己的诠释。印度公众普遍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飞速发展，很多人对“中国威胁论”持肯定态度，认为提前做好预警，对印度是有益无害的。另外，虚假新闻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做“多数”或“优势”意见，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多数人的意见。
综上所述，政府对虚假新闻的澄清显得既无奈又无力，难以控制虚假新闻的传播。而媒体考虑到自身的利益、所代表权势集团的利益以及公众的需求，更加肆无忌惮地炒作“中印关系”问题，传播虚假新闻，以影响舆论。虚假新闻本身的特征、媒体传播的影响力以及受众的选择性接触，使受众置身于虚假新闻当中并接受其影响。
由此可见，印度部分媒体对华的不实报道是各种因素驱使下的媒体“失范”行为，我们不必将其任意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当然也不能对此听之任之。我国媒体应当适时地对印度媒体的不实报道作出有效回应!我们可以通过报道事实向印度公众传达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善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印度建立自己的传媒机构，争取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同时，我们可以与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媒体如CNN、BBC、FT等加强联系，利用其对中印关系方面的较为客观公正的报道来消解印度媒体虚假新闻的负面影响。
当我国媒体以一种友好的姿态将事实真相真实地展现给印度公众和国际社会时，相信虚假新闻就会像暴露在阳光下的阴影一般无所遁形，最终在新闻必须客观、真实的铁律面前化为齑粉。
摘要：近年来,印度媒体不惜借助虚假新闻和炒作负面新闻,一窝蜂地群起攻击中国,尽管中印双方对此多次进行澄清,但虚假新闻仍然在左右一些人的思想。本文将从印度官方缘何无力控制媒体言论、媒体缘何自发报道“中印话题”、受众缘何深受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力图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以帮助业界人士理解印度媒体的对华报道,并作出正确决策。
关键词：虚假新闻,中印关系,对华报道,官方澄清
参考文献
[1].刘婉媛:《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常含情绪化,民间亟需加强交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10月21日。
[2].童庆安:《中印关系没有障碍,但有距离》,《北京青年报》,2010年9月30日。
[3].李忠林:《缘何印度媒体总反华?》,《联合早报》,2010年9月14日。
[4].唐璐:《印度英文媒体的生存环境及其中国报道——从2009年印度媒体“集体对华宣战”说起》,《对外传播》,2010(4)。
[5].陈志强:《虚假新闻成因分析及对策》,《东南传播》,2010(5)。
[6].唐璐:《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对华认知》,《南亚研究》,2010(1)。
[7].袁小轶:《突发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机理与控制》,《中国商界》,2009(1)。
2006年底，厦门某集团下属企业在工资方面的投诉引起了公安局对该集团资金链的注意。经过公安部门和检查部门的调查发现，注册会计师林某、聂某为该集团及下属企业出具30份虚假审计报告。根据银行规定，企业银行贷款需出具有公信力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作为独立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应针对企业资产及经营状况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以起到见证、保护和证明的作用。而实际情况是该集团频临破产，且银行贷款金额巨大，涉及全国数家银行贷款20多亿元。2008年1月11日林某、聂某被公安机关逮捕。
二、案例分析
（一）违规事实及手段
1.根据虚假财务报表出具虚假审计报告.2006年初，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在地不抵债的情况下，为了骗取银行贷款，时任集团财务总监的王某指使公司会计人员人为地扭亏为盈，编制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虚假财务报表。有该集团会计中心主任张某将这些虚假财务报表提供给为该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进行正常审计的A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聂某，要求聂某按照虚假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聂某知道这些财务报表存在虚假成分，担心自己所在的A会计师事务所不同意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便联系B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林某，并许以40万元的报酬。林某根据该集
团提供给聂某的电子资料在未进行任何审计程序及编写工作底稿的情况下，为该集团炮制30份虚假审计报告，B会计师事务所没有保存审计档案。该集团利用这些审计报告顺利获得了银行贷款。
2.利用行业管理漏洞骗取执业资格。2005年。林某在组建会计师事务所时，为了达到办所条件，邀请某审计局一名拥有注册会计师证书的退休干部郭某加盟，并许以不用上班且给予每月3300元的固定工资。在林某的要求下，郭某签发了100份左右空白审计报告，供林某使用。林某在接到聂某介绍的业务时，便使用郭某原先签了字、概率私章的空白报告书进行了打印，然后签上自己名字、盖上私章及单位公章，于是30份虚假审计报告就这样一夜之间诞生了。
（二）违规动机及原因
1.行业无序竞争。B会计师事务所2005年收入90多万元，2006年400万元，2007年收入500多万元。该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增长之快，主要是通过简化审计程序，批量出具业务报告，最多一年出具3000多分报告，而该会计师事务所只有7名注册会计师，其中3人还是挂名的。
2.个人利益驱动。本案中，林某、聂某之所以冒险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主要动力来自个人从中得到好处。在该笔审计费40万元中，除了聂某付给林某12万元外，其余28万元分配无法考证。
3.现行法律无法对郭某进行处罚。
4.审计报告无法认证。该集团提交工商部门的是A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而提交银行的是B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二者差异很大。工商、银行之间信息沟通缺失。
——浅谈案例报道中的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
摘 要
近年来，一些媒体在某些案例报道中对新闻自由权滥用，导致媒体审判现象和新闻侵权现象频发。把握好新闻报道的尺度，不让媒体私利和个人的感情损害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原则，可以有效预防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的干预和因新闻侵权引发的民事诉讼。在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事件不断频发的今天，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准确把握新闻报道的“度”，提高媒体自身的法律意识，守住媒体的道德底线。文章主要根据几个具体的案例，分析目前热门的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事件，并在此基础上从新闻报道尺度视角提出防范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的措施。
关键词： 新闻自由，新闻侵权，媒体审判，司法独立
TO GRASP THE SCALE OF NEWS REPORT——ON CASE REPORTS OF TRIAL BY MEDIA AND NEWS TORT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ome media abuses freedom of news in case reporting, which has brought “Trial by Media” and news infringement from time to time.By Grasping the bound of news report and keep media’s private interests and personal emotion from the objectivity and creditability of news can prevent civil suit triggered by news infringement and also, can prevent “Trial by Media” intervals the judicial independence.In nowadays which “Trial by Media” and news infringement are very common, our news reporters should holding the bound of news reporting, improving their legal awareness to hold the fort of bottom line of media’s morality.This passage is going to analyze some hot cases about “Trial by Media” and news infringement, based on this, to put forward some measure to prevent “Trial by Media” and news infrin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ound of news report.Key words: freedom of news, news infringement, trial by media, judicial independence
目录
一、无规矩不成方圆——有度的新闻自由 ·················· 7(一)什么是新闻自由 ··························· 7(二)找到合适的尺度 ··························· 7(三)法律下的新闻自由 ·························· 8
二、尺度的扭曲——媒体审判 ······················· 8(一)媒体审判的具体含义 ························ 8
（二）媒体审判典型案例分析 ······················· 9 1.以药家鑫案为例 ························· 9 2.以李天一案为例 ························· 11
三、尺度的缺失——新闻侵权 ······················· 11
（一）新闻侵权的具体含义 ························ 11
（二）新闻侵权案例分析 ························· 12 1.有关新闻侵权一些案例的探讨 ··················· 12 2.以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为例 ···················· 13 结语 ································· 14 致谢 ································· 15 参考文献································ 16
前 言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现如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闻媒体的监督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繁荣发展，不仅包括传统的报纸和电视，更有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参与程度提高，对自身权利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民主政治发展来看，这是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由于尺度把握不严带来的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问题。这就要求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一定要高度重视自己所肩负的法律和社会责任。一方面要坚定不移的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要在新闻报道中正确的引导舆论；另一方面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把新闻侵权可能性降到最低。
随着药家鑫案以及后续事件的落幕，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现象受到各界关注。特别是2011年发生的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打人事件和2013年发生的改名后的李天一涉嫌强奸案。再一次把媒体引领民意干扰司法审判的现象展现出来，引发一些人对此种自由的反思。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公众表达意愿和诉求的渠道进一步增强，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民主的进步，对于增进言论自由和公众积极参与国家法治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一些媒体引领公众舆论致使一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妨碍和影响着司法独立，使得媒体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之间的矛盾激化。本文以近几年来一些热门新闻事件作为分析材料，浅谈一下自己关于应如何把握新闻报道的尺度的想法。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和相关领域中已有的研究成果
新闻自由权滥用，导致媒体审判现象和新闻侵权现象频发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已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国内学者从多方面角度揭示了在案例报道中出现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的问题。一是从把握新闻自由尺度的角度讲，新闻自由赋予记者的是有度的权利，不是无限的权利。若要把权利当权力必然导致过度的新闻自由，特别是在遇到战争、国家机密、公共利益等情况下，更是如此。（张瑞芳，2011）1二是媒体自律角度讲，媒体人作为新闻工作者不仅仅要具有新闻的敏锐度感和洞察力，更重要的要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危机感，既要敢于揭露司法不公的各种现象，也要具备依法报道的基本素质。（莫新华，2012）2三是从 1张瑞芳 《“自由”的滥用和膨胀的“权力”—兼论“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 《新闻战线》 2011年06期 莫新华《“媒体审判”要不得—从《搜索》看媒体冷暴力的残酷》, 《视听》2012年10期
2新闻法制角度讲，中国的法学、新闻学研究人员和民事法官研究媒体侵权，更多的不是注重立法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大众传播法律调整的替代问题，即用媒体侵权责任法弥补新闻法制不健全的问题。（杨立新，2011）3四是从舆论审判角度讲，媒体报道案件审判是确保新闻自由权的正当行为，具有监督司法审判、确保司法公正的作用;但是媒体如果对案件过度炒作，超越了合理的界限，就会误导舆论，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因此，既要充分保证新闻自由，保证新闻监督作用的发挥又要采取一些技术上的措施，防止审判结果不公正情况的发生。（陈政，2011）4五是从言论自由角度讲，民主制度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可能带来多数人暴政的危险。而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每个人的自由，它拒绝“多数暴政”（欧阳霞，2012）5六是从新闻侵权角度讲，新闻侵权危害极大，不仅对被侵权者造成伤害，也对新闻媒介造成恶劣影响，而且一旦形成诉讼要牵扯很大精力，败诉后还得付出赔偿。（陈彦君，2012）6六是新闻道德角度讲，新闻生动好看是很多媒体所追求的，但作为公众媒体的新闻媒体，在报到时坚守基本的新闻道德底线还是必须的。我们倡导新闻的好看，但绝不是追求视角的怪异，内容的荒诞，场景的血腥。新闻道德是从一个国家、民族、社区的“公共”生活中发展出来的，它关乎公共事务，而不是个人事务。（王春雷，2009）7第八从新闻立法角度讲，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出台正式的《新闻法》，因此，无论是对于新闻自由的保障还是对新闻活动的监督以及整个新闻行业规范都存在着一定的缺位。（陈泽华，2012）8
综上所述，学者们已经在这一领域有了很大的建树，而且是非常广泛和深刻的，从新闻自由作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力用来保障公民所拥有的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到滥用这种自由权而引发的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事件。本人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浅谈一下自己对于媒体舆论监督尺度把握的看法，望可以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的内容。
杨立新 《我国媒体侵权责任与媒体权利保护—兼与张新宝教授“新闻(媒体)侵权否认说商榷》，《中国法学》 2011年06期
4陈政《行走于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关于“媒体审判”之争论点分析》，《河南工业大学大学学报》2011年03期 5 欧阳霞《新闻自由拒绝多数人暴政》，《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08期 6 陈彦君《新闻业界新闻侵权行为原因探析及对策》，《文学界》2012年08期 7 王春雷《“好看”新闻的尺度是什么？》，《中国地市报人》2009年05期 8 陈泽华《论新闻侵权与新闻法治》，《新西部》2012年05期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通过具体案例分析的方法，以一些近年来发生的热门事件为材料，理论联系实际来探讨一下我们的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的关系以及如何使得二者之间达到平衡。
（四）论文构成及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什么是新闻自由以及法律下的新闻自由是什么样的；第二部分通过对一些具体案例的分析，说明在现今日益严重的媒体审判现象；第三部分则是论述了新闻侵权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如何避免的方法。
一、无规矩不成方圆——有度的新闻自由
(一)什么是新闻自由
言论与新闻自由接近于一切自由权的中心意义。哪里的人们不能自由地传递彼此的思想，那里就没有自由可言。哪里存在着表达自由，自由社会就在那里发端，进而使得每一种自由权的扩展具备了现实性。因此，表达自由在各种自由权中是独一无二的：它促进和保护所有的其他自由。9回顾世界各国的新闻自由，经历了各种演变。但在走过的历程上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路线：民主主义的新闻观念和精英主义的新闻观念。这两条路线的分水岭是平等二字，民主主义认为人人有言论、新闻自由，所以新闻自由是社会自由。精英主义认为只有一部分人有言论、新闻自由，另外的人则没有。20世纪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新闻自由则是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是一脉相承的。10我们可以这么说新闻自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媒体和公众可以更有效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天赋人权说和个人主权说强调的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因有着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当新闻自由权被不当使用甚至是滥用时，往往会损害司法公正造成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现象的发生。(二)找到合适的尺度
在案例报道引导舆论中，“度”通常是指在报道的过程中保持舆论引导的一定的界限。这个界限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媒体的一种立场、态度和程度，是每个新闻媒体在报道中通常都需要注意把握的。新闻自由在我国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是实行法治的保障，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这种法律法规赋予的新闻自由也是有度的自由，不是无度的自由。每一种新闻报道特别是舆论监督性强的报道，都有尺度问题。例如，央视很火的一档调查式采访节目《新闻调查》，它在尊重新闻事实的前提下，通常可以做到有度的进行批评报道，在采访中做到了让事件当事人都发表观点，公正客观，多视角点评。在采取必要的隐性采访过程中，以公共利益为前提，打击社会丑恶现象，在利用暗访的形式来采写报道时注意保护特殊对象的合法权益。做到了维权而不是侵权，把握住了媒体在利用暗访式采访中的适度原则。但是一些媒体却没有守好自己应尽的本分，滥用手中媒体的新闻自由权，不仅给自己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有些甚至造成了对被采访人或多或少的侵害，这是非常值得媒体自身反思的。正如 910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新闻自由委员会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64页。
《自由与法框架下的新闻改革》，孙旭培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页。调查性报道创始人普利策所说，新闻调查报道中最难得是既要保持报道吸引力，又要使它受到精确性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11(三)法律下的新闻自由
毫无疑问，新闻自由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进行，新闻自由和法律正确运行上应该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传媒和司法都是为社会公平正义服务的，它们所追求的价值是一样的，即实现社会生活的公正、公开、有序进步发展。传媒要监督司法，这有利于揭发腐败，代表公众实现和维护权益。同时，新闻监督自由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实行监督，二者都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但是一概的去说谁影响决定谁，未免也太夸大了其的力量。要实现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双赢，使得舆论促进司法独立公正，司法独立使得新闻自由自律并且在法律的规定下进行正常的新闻报道。
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的的自由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它不仅应该在宪法中得到保障，而且还应该有具体的基本法律将新闻自由所涉及的基本关系加以调整，从而既维护新闻自由，又对新闻自由加以限制，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必须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12
二、尺度的扭曲——媒体审判
(一)媒体审判的具体含义
“媒体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1965年，美国法院推翻了一起指控诈骗案的判决，其理由是，在庭审过程中所作的电视录像，对被告作了含有偏见的宣传，损害了他在诉讼中应当享有的权利。以后，人们就把这种凌驾于司法之上、干预和影响司法的新闻报道，称为“媒体审判”。13 “媒体审判”的表现方式主要是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做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14
1112 聂茂 于晓萌《试论《新闻调查》的基本内蕴与表达模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02期 《媒介与司法:一种理论的视角》，李金慧 武建敏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77页
张瑞芳 《“自由”的滥用和膨胀的“权力”—兼论“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 《新闻战线》 2011年06期 13
14《法治新闻研究》，慕明春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第84页 在实践中，可以纳入“媒体审判”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对案件作煽情式报道，刻意夸大某些事实；偏听偏信，只为一方当事人提供陈述案件事实和表达法律法规观点的机会；对采访素材按照既有观点加以取舍，为我所用；断章取义，甚至歪曲被采访者的原意；对审判结果胡乱猜测，影响公众判断；未经审判，报道即为案件定性，给被告人定罪；发表批评性评论缺乏善意，无端指责，乱扣帽子。15
（二）媒体审判典型案例分析
1.以药家鑫案为例
2010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开车撞倒被害人张妙后，因担心农村人难缠，为逃避自己的法律责任，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张妙后驾车逃走，致使被害人当场死亡。案件经媒体披露后成为社会舆论议论的焦点，新媒体如微博更是成为公众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张妙家属的代理律师张显更是通过微博来向公众揭露药家鑫家中情况，称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为官僚、富商、药家的家庭背景更是被传的神乎其神。网民们也纷纷跟帖，表达自己对于此种“富二代”或者说是“官二代”的敌视与不满，网上一片不杀药家鑫不惩治药家不以平民愤的架势。可以说传媒舆论对案件最终判决药家鑫死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药家鑫的残忍杀人手段，大多新闻媒体呈现一边倒的趋势，结合广大群众认为药家鑫案可能是另一个“李刚门”，社会审判在声讨着药家鑫。
在这里，我很想说说五教授联名呼吁免药家鑫死刑的事。在一片舆论声讨药家鑫中，这条新闻被淹没了。得到的关注也仅仅是对着五名教授善良纵容的指责。这五教授之一的王新教授表示。“药家鑫案的审理并不是在一个很公平的舆论环境中进行的，被社会舆论所影响”，王新说：“舆论喊杀声一片，这不是一个好的社会现象，大众对一个年轻人的审判，不能在一个非理性、非平和的心态下去进行，这牵扯到对一个生命，对一个人的尊重”。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从贝卡里亚提出的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一些媒体为追求爆炸性新闻的效果，不惜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药家鑫案中对于药家鑫为官二代的不实报道，出于对于社会官二代现象的不满引导了舆论对于张妙夫妇的同情，最终也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比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并没有考虑药家鑫的投 15庹继光《“媒体审判”：防卫性权利的异化-对舆论监督司法的合法性解读》，《当代传播》，2010年05期
案自首情节。药家鑫确实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我们一定要他一命偿一命吗?张妙的死已经导致一双父母失去女儿，难道要让药的父母也失去儿子才公平吗？中华法律向来讲究先教后刑。主张宽刑慎杀，强调“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古圣贤孔子认为，对人民应进行礼仪教化，当教化不起作用时要用刑，刑的作用是辅助道德教化的实现，德礼教化是主导，刑罚威慑相辅助。媒体的不实、不公正报道在法院判决之前和判决之外，直接给案件当事人造成不良的社会评价，这违背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原则，干扰了司法审判。
还可以再举个和药家鑫案相似的例子，1998年曾任郑州市某公安分局局长的张金柱因情节极为恶劣的交通肇事罪而被判死刑，这一判决是否受舆论影响，至今还争议不断。其实媒体报道追求客观公正与司法审判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实践中媒体的一些行为却使案件的走向发生了改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舆论怪相。说到这个案件让人又想起2009年南京张明宝醉驾造成五死四伤的严重后果。对于张明宝的判决也不过是无期徒刑罢了，而张金柱却为此付出了生命。或许我们不应该去衡量孰轻孰重，毕竟他们都给受害家庭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但是，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我们新闻报道中媒体尺度的把握，不得不考虑新闻讲究的客观性与公平正义。正如临刑时张金柱说：“自己其实是死在记者手里的。”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中过分渲染张金柱的身份，引导了舆论走向，激起全社会的公愤，社会上要求判张金柱死刑，媒体也大肆渲染“不杀张金柱不足以平民愤!”这与我们一直所坚持的，所理解的的新闻舆论监督是不相符的，新闻媒体应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进行“把关人”的重任，承担起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这是我们媒体工作者和人民大众都应思考的问题。
2.以李天一案为例
2013年2月李双江之子李天一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这是即两年前李天一因开宝马打人事件后再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比起上一次的打人事件，这次因涉嫌轮奸罪，引发舆论前所未有的热议。在这两起有关李天一的事件中，同样出现了药家鑫案一样的媒体审判现象。一些新闻媒体在这起案子中没有表现出作为公众喉舌应具备的专业素养。首先，李天一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的资料。其次，相比药家鑫的案子，这次舆论和大众似乎出现了一边倒的架势，不容许任何为李家说情的言论出现，就连杨澜在微博中质疑对于李天一的劳动教养一年是否判的过重，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不满，认为其是在为权贵说话，在强大的网友压力下，杨澜最终不得不在微博中道歉，解释自己的言论。
一些学者也认为药家鑫或者说李天一的案子不能说是媒体审判，中共山西省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洪武在西安交大授课时说道:“最后为什么判处药家鑫死刑？就是从法律、政治、社会三个效果考虑的，不是但从法律效果一个方面考虑，也不是迫于所谓的‘舆论压力’。按照法院的认定，药家鑫杀人灭口，‘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虽然有自首情节，但被害人家属不予谅解，社会反映强烈，如果不判处
16死刑可能会对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造成负面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审判案件不仅要考虑法律因素，也要注意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所以说媒体并没有能力来干扰司法的独立审判，说传媒和公众引导案件走向的说法过于夸大。但是就像有些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被媒体曝光正义得以伸张一样，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只说舆论监督的好处，不看到它也存在着种种弊病呢？
三、尺度的缺失——新闻侵权
（一）新闻侵权的具体含义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侵权行为是指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之害行为。侵权行为据图化指新闻法学领域即为新闻侵权行为。新闻民事侵权是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但又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不同。这是又与新闻侵权行为是发生于新闻活动过程中并利用新闻媒体等中介对他人构成侵权造成的。一些媒体为满足某些畸变的新闻价值，创造经济效益，带着猎奇、猎趣的心理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在不同程度上对公民造成了新闻侵权。17
（二）新闻侵权案例分析
1.有关新闻侵权一些案例的探讨
目前新闻界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一些深度报道中记者采取隐性采访手段报道新 16《陕西省政法委书记：药家鑫被判死刑不但考虑法律效果》，《法制晚报》2011年7月4日
张瑞芳《“自由”的滥用和膨胀的“权力”—兼论“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新闻战线》 2011年06 17 闻。例如影响力较大的央视《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栏目也经常使用偷拍这种手段。为了获取某些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迫不得已隐匿自己身份，使用不公开采访形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隐性采访需把握好适度原则，超过了这个度，就会造成对当事人一些权力的侵害。例如，2007年“茶水发炎”引发了对“隐性采访”的职业道德争论。在这起案件中记者的本意是想维护公众的利益，但却用了这么个哗众取宠的方法，让公众从新对新闻报道的道德底线做出考量。
新闻报道中要把握好隐性采访的度，比如，在隐性采访中不能采用诱导的方式，使被采访人陷入到某种误区，最终侵害自身的合法权益。隐性采访也有一定的禁区，如隐性采访不得涉及国家机密、严格遵守有关隐私权法律规定、隐性采访不得违背未成年人保护法、严格遵守有关司法机关法律规定。例如一些媒体在报道李天一案子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他还有个未成年人的身份，对其隐私不仅没有做到依法保护，还进行了大肆的披露。理所应当，记者在隐性采访过程中要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运用必要的技术处理方式，记者作为“无冕之王”在新闻报道中要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切不可乱用权力，造成新闻侵权行为，损害自己和他人的权益。2.以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为例
所谓的“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就是从3月中旬起，一些媒体开始对农夫山泉瓶中黑色不明悬浮物进行报道，并对其水源地进行调查，质疑其自定产品标准缺乏说服力，接着大体是从4月10日开始，京华时报等媒体对农夫山泉产品标准进行持续性报道，直到5月7日，农夫山泉在北京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此前《京华时报》的报道，在发布会现场，农夫山泉董事长、总裁钟睒睒与京华时报记者现场激辩，场面一度失控，农夫山泉事件渐入高潮。
尽管农夫山泉在此次事件中的一些应对举措非常不妥，但一些媒体的表现也非常令人遗憾。从农夫山泉已经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京华时报》赔偿名誉权损失6000万元中可以看出媒体也许在一些做法上已经构成侵权。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销售额巨高。一篇负面报道，无论准确与否，都会造成企业的受损。如果没有事实依据就发帖说农夫山泉不能喝，就要负法律责任。这种帖子一旦被大家转发，就一定会造成影响。对照美国的法律，如果你针对一般个人、非营利组织的诽谤，索赔金额不会很高。但如果你针对公司老板或者大公司诽谤，那索赔金额可能就会达到多少个亿。因此媒体、记者在报道企业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倍加小心，任何一个事实上的差错，可能会导致天价的索赔。民事案件涉及到大公司的名誉权，就会比较复杂，复杂就在于采访相关证据的获得以及索赔金额。可能，我们现在还不习惯看到3000万、5000万、6000万的索赔，但以后这样的事件会越来越多。媒体要高度谨慎。王克勤说过，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两种力量逼出来的，一种力量就是官方以打击虚假新闻为名找你的茬。第二个力量就是法律，特别是诽谤法，诽谤法使媒体的不实、虚假报道大量减少，这是健康的。18
在此次“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中”也尽显我国在有关产品质量法和新闻侵权法律方面的缺失。我国新闻监督领域的法治化建设仍然存在多方面的不足，有待于学界的深入研究，最终转化为以法律为准绳的合理规制，严格界定新闻自由的范围，实现对新闻侵权的规范性界定，最终以立法的刑事实现新闻监督的法治化建构。19希望通过此次“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的争论，推进我国在新闻监督领域法治化进程。
结语
现如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闻媒体的监督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繁荣发展，不仅包括传统的报纸和电视，更有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参与程度提高，对自身权利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民主政治发展来看，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由于尺度把握不严带来的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问题。新闻自由的实现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舆论监督是必须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尽可能避免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现象的频发，还原一个合理有序的司法舆论环境。这要求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一定要高度重视自己所肩负的法律和社会责任，时刻谨记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自己所代表的是一种客观公正的精神和态度，它一方面要求新闻媒体应坚定不移的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要在新闻报道中正确的引导舆论；另一方面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把新闻侵权可能性降到最低。
展江，《用法治专业解决争端》，《时代周报》，2013年5月16日http:///229/229667.asp 吴敏 《完善我国新闻制度的法治视角》,《新闻研究导刊》 2012年第9期 19
致 谢
逝者如斯，转眼间四年的大学生活接近了尾声，思念中，留下了许多的感动和回忆。首先要感谢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黄明哲老师。正是在您严谨的学术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上，让我顺利完成学年论文的写作。您的敬业精神、博学的专业知识、高尚的师德，都让我获益匪浅，不仅在学术上得到了您的指点，而且您的为人处事方式也都熏陶着我。而从毕业论文的完成来看，从立题、构思、框架的整合以及写作和修改，您都无微不至地进行耐心的指导，在这里真的要跟您说句“老师，您辛苦了”！
再者还要感谢我的各位专业课的指导老师们，在你们的指导下，我收获了许多专业课方面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参考文献
1.张瑞芳，《“自由”的滥用和膨胀的“权力”—兼论“媒体审判”和新闻侵权》, 《新闻战线》 2011年06期
2.莫新华《“媒体审判”要不得—从《搜索》看媒体冷暴力的残酷》, 《视听》2012年10期
3.杨立新 《我国媒体侵权责任与媒体权利保护—兼与张新宝教授“新闻(媒体)侵权否认说商榷》，《中国法学》 2011年06期
4.陈政《行走于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关于“媒体审判”之争论点分析》，《河南工业大学大学学报》2011年03期
5.欧阳霞《新闻自由拒绝多数人暴政》，《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08期 6.陈彦君《新闻业界新闻侵权行为原因探析及对策》，《文学界》2012年08期 7．王春雷《“好看”新闻的尺度是什么？》，《中国地市报人》2009年05期 8．陈泽华《论新闻侵权与新闻法治》，《新西部》2012年05期
9.庹继光《“媒体审判”：防卫性权利的异化-对舆论监督司法的合法性解读》，《当代传播》，2010年05期
10．《陕西省政法委书记：药家鑫被判死刑不但考虑法律效果》，《法制晚报》2011年7月4日
参考著作
11.《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新闻自由委员会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12.《自由与法框架下的新闻改革》，孙旭培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13.《媒介与司法:一种理论的视角》，李金慧 武建敏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