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热钱

2025-03-09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国际热钱(精选5篇)

国际热钱 篇1

一、国际“热钱”概念界定

“热钱”(Hot Money)是短期国际资本的俗称,又称游资,通常定义为追求最高报酬和最低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当前社会各界对“热钱”到底是什么还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王军等(2010)认为“热钱”是指以追逐国际间的利率差、汇价差或者是资产价格差为目的的,期限在一年以内的短期频繁流动的国际投机性资金。而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邓先宏(2010)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跨境资金都是逐利的,投资和投机的界限不易区分,界定热钱的关键要看资金流动是否具有真实、合法合规的贸易投资背景。同时,长、短期资本的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对于像我国这样的资本账户受到管制的国家而言,国际游资通常是指非合规的短期国际资金流动,也就是指超过QFII额度之外的外国证券投资,既包括通过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流入的国际性资金,也包括通过FDI、外债渠道或虚假贸易流入的国际性资金。

二、国内外“热钱”测算方法梳理

目前,在学术界对国际“热钱”规模的测算方法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净误差与遗漏法。测算国际“热钱”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以“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余额来估算流入一国的“热钱”规模。由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反映了没有被官方记录的资本流动状况,一些学者认为“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的大部分应该视为国际热钱的流动。按照这种测算方法,“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为正则意味着存在官方统计之外的国际热钱的流入,为负则意味着国际热钱的外流。

(二)残差法。The World Bank(1985)将资本来源与资本运用的“残差”作为资本外逃的替代变量,开创了测算国际游资规模的间接方法,称之为残差法。残差法的主要思路是试图发现统计数据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并将“不可解释”与“热钱”等因素挂钩。

残差法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将外汇储备增加额扣除同期贸易顺差和实际利用外资后得到的差额归结为无法解释,即用“新增外汇储备-贸易顺差-实际利用外资=热钱”的方法估算“热钱”流入规模;第二种形式将外汇储备增加额换成了新增外汇占款即用“新增外汇占款-贸易顺差-实际利用外资=热钱”的方法计算“热钱”规模。这一方法的关键是“不可解释”的设定。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基于以下恒等式:储备资产=货物+服务+收益+经常转移+资本项目+直接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净误差与遗漏。将上式变换成“残差”的形式有:“残差”=储备资产-货物-外商直接投资=服务+收益+经常转移+资本项目+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净误差与遗漏。

(三)修正的残差法。世界银行提出残差法之后,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追从,但随着这一方法的运用,对其的质疑和修正也不断发展。

摩根公司认为,银行系统和货币当局所持有的短期外币资产主要是为了进行外汇交易,不构成恐惧或怀疑性的资本外逃,所以该项资金应予以扣除,而其它私人部门购置的外国资产可以视为资本外逃。按照美国摩根保证信托公司法,资本外逃额=外债增加额+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官方储备的增加+经常项目逆差-银行体系和货币当局所持有的短期外币资产。

Cline(1987)进一步修正了摩根公司的方法,他认为留在国外的外国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不应计入资本外逃,因为本国居民没有将其持有的外国资产的收益返回国内,那么这笔投资收益就从未流入国内。同样,经常项目中的旅游收入和边境贸易部分也应当扣除,因为这些交易大多并不是在官方的市场中进行的。按照克莱因法,资本外逃额=外债增加额+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官方储备的增加+经常项目逆差-银行体系和货币当局所持有的短期外币资产-旅游和边贸收入-其它资本收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张明(2008)在《全口径测算中国当前的热钱规模》一文中,用调整后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与FDI,再加上贸易顺差与FDI中隐藏的热钱,就得到最终估算的热钱流入规模。其公式是:热钱规模=调整后的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隐藏于贸易顺差、FDI中的热钱+短期外资外债。

(四)直接法。Cuddington(1986)将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出额(游资)加上“错误与遗漏”的数额(隐蔽的资本流动),作为一国的资本外逃额,开创了国际游资规模测算的直接法。

直接法国际热钱规模的估算公式是:热钱规模=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以其它名义通过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机资本。其中: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反映的是没有统计到的地下资本流入量,数据直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获得;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反映的是进入国家统计的,具有投机资本特点的私人资本流入,这一数据在全国外债结构中的海外私人资金的流入中反映得最充分。有研究用海外私人存款的增加额作为“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数据。以其它名义通过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机资本反映的是通过隐藏在其它资本流动项目下进入我国,但具有国际投机资本性质的短期资本流入。这类资本流入隐蔽性较强,需要通过大量分析才能将其从正常的资本流动项目中分辨出来。

(五)混合测算法。Dooley(1986)提出了混合测算法。基本思路是首先将可以识别的资本外流部分加总,得出一国对外债权总额,然后从中减去“正常的”对外债权存量的变动数,即可得到资本外逃规模。具体的测算步骤是: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相应项目,先测算出本国居民除对外直接投资外的对外债权净增加额,接着进行如下三项调整:一是加上“误差与遗漏”项目;二是加上从《世界债务表》中获得的债务变动额与官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获得的对外借款流入额之差;三是减去已申报的对外债权,即对于产生国际平均收益的对外债权投资,不应看作资本外逃,换句话说,假如投资收益被低报,则计算出的外国资产存量将小于适用国际收支平衡表计算的外国资产,两者之差即为资本外逃额。

三、各种“热钱”测算方法的评述

净误差与遗漏法在早期一些测算国际游资规模的文献中较多地被使用。这种测算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简单明了,可以直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观察到,然而,这种方法缺乏理论基础,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该方法假定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流入的资金中没有热钱,从而低估了热钱规模;其二,误差与遗漏项中可能存在真实的统计误差,直接将该项等同于热钱流入可能会高估热钱规模。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张,和流动形式的多样化,这种测算方法逐渐暴露出其弊端,学者们开始探索更加科学的测算方法。

与净误差与遗漏法相比,残差法明显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这种方法虽然看似科学,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FDI中有一半是通过非货币形式进行的,不会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而且在国际热钱流入我国的渠道中,虚假贸易和虚假FDI是国际热钱流入的主要渠道;其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所谓的“残差”实际上由服务、收益、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项国际收支交易构成,这既称不上“不可解释”,更与所谓“热钱”扯不上关系。难道说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中就没有“热钱”,除了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之外的国际收支交易都是“热钱”?这明显有悖常理;第三,外汇储备资产是由美元和日元等资产构成的,而外汇储备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额可能反应了欧元与日元对美元升值的收益,而非贸易顺差和FDI带来的资金流入(盛柳刚、赵洪岩,2007);最后,中国国内缺乏对FDI的统一数据,FDI数据不准确将会导致热钱估算结果失真。

修正后的残差法较之传统残差法的优点在于:首先,对外汇储备增加额的调整更为完备;其次,能够估算通过贸易顺差与FDI渠道可能流入的热钱规模;其三,充分考虑到外资外债可能转化成热钱的可能性。但是,即便是修正的残差法也并不能彻底消除残差法估计中的一些明显的漏洞,只是对残差法局部的修补,换汤不换药,并没有克服这一方法固有的缺陷。而且,在没有明确外汇占款构成要素及形成机制的情况下,直接以新增外汇占款替代新增外汇储备,将不同范畴的统计数据混在一起,只会使研究方法更加扭曲,更加偏离正确的轨道。

直接法虽然具有测算数据容易获取、计算简便易行等优点,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它只包括了短期资本外逃,并未包括在二级市场上具有较强流动性的,可以作为短期资本替代品的长期资本外逃,就规模准确性而言偏低;其次,“错误与遗漏”项目可能包含了未记录的外逃,但也不排除包含了真正的统计误差,该方法将其未加区别地一并计入资本外逃是不合适的。

混合测算法实际上是对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算法的综合,该方法将正常的资本外流与资本外逃进行了区分,并提出了对正常对外债权变动的估计方法:将可以确定的和已经申报的利息收入除以国际金融市场平均利率,即进行资本化的倒算。从理论上讲,混合测算法得到的结果应该更接近真实的资本外逃额,但这一测算法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用资本化的倒算来估计已经申报的债权在现实中不一定可行。其二,已申报的对外债权未必都能获得国际平均收益,因而混合测算法的第三项调整是缺乏可信数据支撑的。其三,存在放大资本外逃规模的可能,因为在该方法中,对外债权中的无息资产也被视为外逃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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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钱 篇2

【摘要】 我国自加入世贸体系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放松资本项目的流动管制并最终实现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的趋势不可避免。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虽然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有利影响,但更多问题逐渐显现。文章在分析中国“热钱”流动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影响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潜在的风险和冲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对“热钱”流动进行管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热钱” 中国经济 监管措施

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热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虽然国际资本的流入为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高速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压力,但其投机本性注定会给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去年,人民币升值加速、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飙升、股指疯狂上涨,这些都刺激着“热钱”通过种种合法或非法的形式进入国内市场。在我国资本项目尚处管制的前提下,“热钱”的冲击也许并不十分明显,但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是大势所趋,一旦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国际“热钱”的进出将畅通无阻,那时,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打击将难以想象。

一、“热钱”流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热钱”流入影响

由于其隐蔽性,流入影响目前也难以做出全面的衡量,这里主要结合我国国情来讨论面临的风险。

(1)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制度平稳改革的难度。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际游资流动所带来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大规模游资的流入通常会扰乱该国汇率,若没有相应完备的监管措施,则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中央银行会努力维持汇率稳定,因此游资的冲击不会太明显。但若国际投机资本发现汇率估值错误,就会发动攻击,进一步加大央行干预的难度。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再加上国际政坛的纷纷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于是,部分“热钱”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以博取人民币升值的高额利差。虽然目前中国仍然对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对浮动的范围也进行了限定,同时在资本项目管制的配合下可以依靠雄厚的外汇储备来保障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但一旦开始人民币汇率制度向更为自由的浮动机制调整的过程,就容易引发蓄势而待的投机性短期资本的攻击,特别是其引发的“羊群效应”会对资本管制措施带来巨大压力。也就是说,国际游资伺机出击,通过在短时间内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并在高位迅速撤离来进一步影响东道国投资者的市场信心,进而在“羊群效应”下带动产生更大范围内的金融市场抛售风潮,从而导致相关国家金融危机的实际发生。

(2)助长国内的投机风潮。当前国内的部分基础行业的投资过热引发的下游资本市场的投机泡沫很容易被“热钱”利用,而且“热钱”的操控手法比国内的投资资本更为专业,规模效应也更为庞大。由此国内的普通投资者容易判断失误,追随泡沫经济的步伐越陷越深。比如房地产交易和部分期货产品的交易等。

(3)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由于“热钱”的流动与货币政策目标的矛盾性,“热钱”大量涌入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比如提高利率是货币当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采取的措施之一,但是利率的提高会使国际“热钱”为获得较大的利差收益而流入我国。由于我国不允许外币在本国市场上流通,因此央行在强制结售汇制度前提下,必须增加本币供应量,这样反而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即使有效的抑制了通货膨胀,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当局又会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但国际“热钱”也会因此纷纷套现出逃,从而减少货币供应量并因大量外汇资金流出而增加本币贬值压力。

(4)增大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难度。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连年高速递增,贸易顺差是一方面原因,但以外商直接投资名义流入的国际资本是主要的增长来源。这导致了中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偏离常态,而且强制结售汇制度使得外汇占款投放的货币量大增,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实现。国家外汇管理局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从经济学角度也不是最合理的,大量本可以利用的外汇资产被闲置或是统一进行管理,在客观上限制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

2、非法资本外流影响

多年来大规模的非法资本外流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如给人民币汇率稳定造成压力,持续的资本外流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等等。之所以还没有变得非常严重,主要还是基于良好的经济环境,我国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外资流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非法资本外流问题的严重性。首先,非法资本外流抵消了部分的外资流入。我国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尤其是直接投资。但若将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非法资本外流相比较,可以发现很多年份的非法资本外流甚至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急需资本的投入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我国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资的同时,资本却持续性大量外流,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其次,非法资本外流会带走部分国内己有的资金。我国非法资本外流有很大一部分是走私、偷税漏税、贪污受贿等方面形成的灰色收入,这部分资金的外流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这几部分的外流势头得不到控制,无疑是鼓励了此类行为的发生,加剧国内腐败程度。同时,非法资本外流的大规模发生也可能加大我国贫富差距。非法外流资本一般由国内较富裕者拥有,当政府决定通过增税的形式来增加收入时,有一部分税收就将由没有资本外流的国内较贫穷者来承担了。另外,非法资本外流渠道的隐蔽性对我国的监管水平不断提出了新的挑战。对非法资本外流进行监控和取得准确数额的困难性使得有关经济信息失真,从而影响重大经济决策的制定。

二、我国应对“热钱”流动的监管措施及其有效性分析

当前我国主要是针对“热钱”流入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内的短期资本流向国外的金融市场来采取管制性的措施,而这正是对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管制的主要出发点。以管制方式划分,我国目前的“热钱”管制分为对交易项目的管制,以及对流动过程中外汇流入流出时的兑换管制。其中,交易项目的管制包括三个方面:对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和本国投资者进入国外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对外借贷款的限制和对直接投资的限制。这三方面的管制措施主要由国家计划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而对流动过程中的外汇汇兑管制则主要为对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相关的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主要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实施。由此看出,我国现行的管制措施主要是以行政手段为基础的直接管制。在过去的实践过程中,这种直接管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直接管制能有效起到“防火墙”的作用。其次,资本流动的管制有利于提高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当前国内的利率调整政策的实施效果需要依靠资本流动管制来确保不受境外利率变化的影响。最后,这种管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热钱”流入的行业和项目符合初期制定的计划目标。但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逐步参与经济一体化进程是趋势所在,由此这种行政性的管制措施显现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和执行上的缺陷。从管制方式的总体特征来看,其具有以下局限性:第一,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反,管制的成本较大。当各国经济逐步形成统一的体系或是享受资本合理配置的经济效用时,国内仍旧实施资本管制会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并且有碍多样性的发展,这反过来损害了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而且随着境内外的投资利差增大,各种投机资本更倾向于采用各种金融创新来逃避管制,由此提高了管制的成本。第二,直接管制不适宜长期采用。经验证明,直接管制的长期采用容易导致管制效率的下降,引发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直接管制的效果在短期内比较理想,尤其是在面对“热钱”规模扩张速度超出监管体系控制能力的情况下,严格的管制措施能在付出最小损失的代价下取得降低风险的效果。而且如果能在获取充分的监测数据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某些项目下子项目的严格管制,就可以避免影响其他项目的正常进行。

三、加强“热钱”监管的对策

1、树立市场观念,强化运用市场手段的能力

监管机关单靠行政管制和处罚的手段只能起到直接管制的作用,短期资本的正负面的效应会一同被阻断,趋利避害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因此,监管机关应该转变管理方式,实行间接的软性管理,运用市场手段,如市场化的利率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来引导“热钱”的流向和流量,而管制的手段可以作为防止大规模投机行为的最后工具。

2、完善金融市场的机制建设,加大对金融交易工具的研究和管理力度

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能提供给短期资本进行投资或投机并快速获利的资本交易市场有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另外还有房地产、生产原料等实物交易市场。在我国,这些交易工具的交易机制还处于以国外经验为借鉴、自行摸索发展的阶段,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监管机关应该从监管的角度出发,针对可能出现风险的地方进行改进,杜绝短期资本利用市场交易机制漏洞的可能;另一方面,这些交易市场中所用的交易工具都具有很大的投机可能性,普遍缺乏能用于规避风险的长期投资型的交易工具,监管机关可以利用自身的风险防范的经验优势来引进、研究或是自主开发能引导短期资本投向和分散投资风险的交易工具,从而对资本流入的管理和引导工作提供帮助。

3、加强对外汇现钞的管理

从源头上,强化对贸易、非贸易、外商投资、外债、地下钱庄的外汇管理,加强各类外汇流入的真实性审查,对“热钱”容易进入的渠道重点布防。尤其是对居民外汇现钞管理,为便于居民日常经济生活的外汇使用,监管当局对此管理较宽松。但随着“热钱”日益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流入和流出,居民的外汇现钞成为新的短期资本流动渠道。因此监管机关要做好对居民持有和汇出的外汇量的数据采集,比如对单一居民汇兑业务的金额限定和总量进行统计核对。这一管理也应该建立在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的基础上实施。从过程上,建立健全的对国际热钱流动的动态监测体系,完善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比如加强内部风险管理,防止过度借入短期外债等。

4、构建国际间和国内各部门间的联合监管协调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单靠一国的能力去监管和阻挡大规模的“热钱”冲击是非常困难的。作为“热钱”来源地的发达国家对控制和约束本国的跨国金融投资机构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优势和能力,而作为短期资本的主战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各自进行监管,其成本也会很高,而且容易被投机性资本各个击破。所以国际间的联合监管在危机面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更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构建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国际联合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国内也应该建立监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间的防御机制,比如运用共享的监测数据库,各部门分别实行功能监管,把“热钱”可能的流动渠道和交易方式控制住,必要时也须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以达到联合监管的最佳效果。

5、鼓励科技创新,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战略发展的转型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积极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雄厚资金和科学管理的同时,更要注重自身经济实力的持续发展,变引进外资为利用外资。这就要求对我国产业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如加重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业比重等。只有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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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钱 篇3

关键词:国际热钱,我国证券市场,影响,解决对策

一、国际热钱发展现状

热钱的产生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相结合促成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由于一些国家开始放松金融管制, 取消对资本流入、流出国境的限制, 使热钱的形成成为可能。其次, 新技术革命结合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性投资基金快速扩张等原因促使热钱的形成。再次, 国家的金融改革创新, 汇率利率的浮动, 为热钱提供了投资机会。这些因素使热钱快速流向全球规模越来越大。热钱又被称为游资, 或者是投机性短期资金。热钱的目的是在用尽量少的时间以钱生钱, 是只为追求高回报而在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 并且是纯投机盈利。

国家改革发展金融创新现状和趋势的信息通过现时代高信息化快速流向全世界, 使热钱投机者对一国当地金融市场汇差、利差和证券市场高度敏感并快速做出响应。国际热钱投机者主要投资于全球的有价证券和货币市场, 随着汇差的变更与利率的浮动, 他们快速携带资金进入市场在短期内达到高盈利。如果全球的投资者在关注金融信息后并携带大量资金资本出现在一国地区, 并且快速使流动资金融入市场, 这会严重破坏当地金融决策发展方向并促使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现象, 并且给当地区的人民带来经融危机心理不安的影响。

二、国际热钱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一) 对外汇的影响

我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全世界对我国经济看好, 并坚信预期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预期升值是吸引国际热钱的主要因素。我国一直实行贸易双差并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 给我国外汇市场增加了外汇供给, 加大外汇占款规模, 造成大量流动性过剩影响货币政策正常操作, 并使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加增强, 快速的促进加强人民币升值预期。当人民币升值达到投机者的预期值时, 他们的投机便成功了。如果在短期内时资金大规模的迅速流出, 这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 影响货币汇率的稳定, 使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二) 对利率的影响

国际热钱资金量大, 流入速度快。当都流入一国时, 会对当国的金融市场稳定造成不稳定。从2000年我国央行推出外币利率市场化, 国内的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之间联系逐渐密切。自改革发展以来, 我国经济快速提升, 在国际中比重愈发重要, 国际投资者也持续关注我国, 并投机我国市场。国内金融体系逐步完善, 商业银行利率也稳步提升。国际投资者预期我国利率上升, 便通过地下钱庄、国内汇款等方式使大量热钱资本存入我国银行。银行存款增加, 便会推出各种利好政策, 使更多的资金存入银行。银行便可以投资其他行业赚钱, 使自有资本增多。当银行利率上升, 银行存款便会增多。银行比证券市场投资利益收益比率比较稳定, 所以, 投资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原有账户与想投股市的人可能会卖掉自有股票使资金投入银行赚取利差。国际热钱与国内资金都存入银行, 投资国内证券市场与其他投资理财机构客户大量减少, 使国内金融市场投资机构资金比例失衡, 严重影响了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三) 对股市的影响

近年来, 我国股市不断创新高, 从2005年1000点左右到2007年6124.04点, 2014年2000点到2015年5178.18点, 这是近年来两次大牛市数据幅度的增长点数。第一次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我国证券市场股市点数上涨近5000点左右;第二次用一年左右时间我国证券市场股市点数上涨3000点左右。这两次的大牛市, 我国出台很多政策, 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增长发展,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经济创新改革使我国经济越来越好, 证券市场也在随着进步。但两次大的牛市分别用两年与一年左右的时间, 出现增长5000点与3000点指数。这不单单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 这与国际资本也有很大的关联。我国金融全球化与世界接轨, 汇率利率的变动, 使国际热钱大量流入我国金融市场, 国内金融改革, 发展证券股票市场。热钱随之流进股市, 大量的资金与国内行业改革, 促进股价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度上升。出现明显的牛市特征, 随之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证券股票市场, 急剧拉升股点造成恶性股价上涨。当达到投机者的预期值时, 国际投资者就会撤出资金, 大量的国际流动资金的撤出, 使股价在短期时间出现跳水, 随之不可控制。大量财富被国际热钱投机者赚取, 国内股民钱被套牢。国内证券市场低迷, 并影响经济发展。

三、我国证券市场应对国际热钱的解决策略

提高人民币汇率利率政策。加快人民币升值稳定, 并发消息告知几年内我国人民币不升值保持稳定状态。人民币的稳定使国内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不再出现大量国际热钱流入与流出, 从而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现象。汇率与利率的相对保持稳定, 可以促使我国金融市场行业逐步稳定提升, 符合社会发展机制与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相对稳定的国有经济, 不仅可以提高国民的经济能力和社会稳定, 而且还可以逐步稳定提升国家经济在全球的比值。人民币的稳定从投机看, 杜绝了投机者对一国地区汇率利率期望提升的现象, 并不在影响当地金融稳定发展的前提下, 文明投资与世界地区。从而稳定的投资促进每个地区的经济繁荣, 并给自己带来良好的长线收益。

加强对国际资本的监管。为防止国际热钱大量流入我国并造成严重影响, 应加强对国际短期大量资本流入的监管, 并随着跟进监测, 从根本上阻止大量国际资金涌入我国从而影响国内金融稳定的现象;加强对热钱的鉴别能力并判断进入我国市场的渠道能力, 从而可以实时监测其资金的流向动态, 并可以打击不良贸易公司;加强建立热钱大量流入与流出预警机制, 并且有紧急应对方案, 当出现不稳定现象时, 可以马上应对, 并控制其影响力。

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从沪深两交易所先后营业开始, 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用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快速发展至今局面。国家利好政策使国内行业快速发展, 并成功上市。证券市场成为国内新兴投资金融市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与世界接轨的同时, 国际投资者也在关注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并分析是否可以成为热钱的投资地。国内证券市场建立时间短, 虽在国家的政策鼓励下比较稳定发展, 但还是存在漏洞。国内国外大量资金的流入, 虽然可以推进证券市场的发展, 但同时也会使证券市场停滞。短期流入的大量资金是把双刃剑既有好处又有坏处, 如果不能控制住, 会给证券市场带来停滞现象的影响。我国逐步发展成世界经济大国, 外来资金的流入也会越来越多。如果都投资证券市场, 必定会出现不良发展现象。证券市场对外应该加强与国际合作, 使资金可以在我国证券市场与世界他国金融市场流转, 不仅可以更好更快的稳定发展证券市场, 还可以把国际热钱分散, 消除投机者的投机目的;国内加强与银行、保险机构的合作, 吸收来的国际热钱与国内资金可以在三者机构之间互通, 并同享信息来源, 在本质上成为一条金融投资产业链, 而不是单一投资机构。三者机构成立总的监管控制机构, 机构发布时时信息, 资金的来源与数目, 投资分配比例计划方案。合理的分配资金量不仅可以稳定发展国内金融投资机构, 还能分散国际热钱带来的不利影响, 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法规与处罚制度。我国在逐步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国, 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是我国经济重中之重。各类资金流入我国金融市场, 大量资金的流入不一定都是文明投资交易, 其中不乏国际热钱投机者。加强国内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控制不良资金流入投机。不仅仅控制监管就能解决问题, 还应该完善市场法规与处罚制度。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金融市场法规, 时时跟进经济发展打击不良资金流入投机。完善处罚制度, 并具体实施, 对不良资金不良投机的机构与个人落地实施, 撤销机构执证并发布通告列入黑名单, 禁止再次进入金融市场扰乱金融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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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钱过香江 篇4

由于深圳与香港两城市之间联系紧密,从内地流向香港(或反之,从香港流向内地)的“热钱”中,很大比例通过两地的地下金融渠道流动。最近,我们对此进行了调查,获得的基本结论是深港两地的地下金融活动(主要是人民币同港币之间的汇兑)规模已经十分巨大,人民币和港币资金在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流动已经基本突破了资本项目的管制,对中港两地货币、资本市场影响巨大。

“热钱”如何在香江两岸游走

深港间地下金融活动网络发达操作专业,动作已经相当成熟

深圳与香港之间地下金融活动的方式已经非常成熟。据深圳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分局负责人介绍,深港间地下金融活动有着比较发达的组织网络,形成了专业化操作。这些地下金融组织首先在深圳注册成立公司,开立银行账户,然后,在香港寻找数家人民币兑换点为合伙人,开立多个外币账户,另有多人助其操作。

假定一位深圳的汇款人要将一笔现金汇给在香港的收款人,要经过四个步骤:第一,该汇款人将现金付给在深圳的经纪人,并取得汇款授权密码,第二,深圳的经纪人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将该信息通知其在香港的经纪人,并告知汇款授权密码,第三,深圳的汇款人将汇款授权密码告知其在香港的收款人,最后,香港的收款人向香港的经纪人说明其汇款授权密码,核对无误后,从该经纪人手中得到汇款。

整个汇款过程可以涉及也可以不涉及资金的跨境转移。在涉及资金跨境转移的情况下,最常见的途径就是通过地下通道来偷运资金。据警方介绍,深圳地下钱庄经纪人将现金运输到香港的途径很多,其中既有通过“水客”分批过境的方式,也有直接偷渡运送的做法,此外还有人与香港走私公司配合,通过假订货合同、假单证把钱汇出等。这些跨境资金交易多为家族式动作,以广东潮州和汕头人为主。在不涉及资金跨境转移的情况下,整个交易类似某种“背对背贷款”——仍以上例来说明:先由汇款客户将现金或汇票付给其在深圳的经纪人,该经纪人收到后指示其在香港的合伙人,后者把等价外币汇入客户指定的香港或内地账户,这样,一笔交易就完成了。至于两地经纪人之间的资金清算,由于仅仅涉及经纪人的内部事务,其途径和手段更是不胜枚举。

如果居于香港的一位汇款人需要将一笔现金汇给居于内地的收款人,其程序完全相仿,只要将此处的次序倒换即可。

多少“热钱”在流动

从观金投放情况来看,最近几年通过探潜之间的地下渠道转移到香港的人民币现金规模每年应在数百亿元之巨,但实际情况可能远远高于此舰模;深港之间通过地下渠道实现资本往来,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地下金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采取现金交易。现金交易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一般地逃避金融监管(这是所有地下经济的共同特点),更重要的是在深圳和香港两地运送港币或人民币:在90年代中期之前,资金的流动是单向的,主要是港币进入深圳;90年代中期之后,资金的流动变为双向,不仅涉及人民币现金向香港的运送,而且涉及港币向内地的流动,旨在方便越来越多的进入内地的香港居民在内地的各种花费。

可以从深圳市以及广东省的人民币现钞的投放量得到直接的资料,作为研究两地跨境资金流动问题的线索。

可以观察1995年以来深圳市和广东省的现金投放情况,为了分析的需要,可以比照同期全国的现金投放量(见表1):从1995年至1997年(其实从1990年起即是如此),深圳市的现金一直是净回笼,但1996年以后,该市的现金净回笼逐年减少,并于1998年转变为净投放,到2001年以后,深圳市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现金净投放城市。这与全国的现金投放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1995年以后,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通货膨胀得到成功控制,我国银行现金投放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我们认为,深圳的现金净投放的规模如此之大,不能用一般的理由来解释,原因有二:第一,深圳的GDP规模不及北京、上海、广州,但1998年之后,后三个城市均无巨额的现金净投放,而深圳现金净投放增加正与深港两地地下金融活动暗流涌动的时间正好一致,第二,深圳的巨额现金净投放主要从交通银行一个通道出去(详见表2)。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在当地只占有不到5%的市场份额(2000年底深圳所有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人民币3894.88亿元,交通银行为人民币108.78亿元,市场份额为2.77%),但现金净投放占全市的70%以上,2002年上半年达到了90.1%。2002年7月份,深圳市人行给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下达了《监管提示》,该银行2002年下半年的现金投放有所收敛,但全年仍然占全市的70.5%。对于这些极为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其中涉及的现金并不是用于正常的交易结算。

据我们了解,由交通银行提取现金,主要是通过太平洋卡异地提现的方式实现的。究其原因,可能非常简单:在目前各家银行发放的银行卡中,惟有通过交通银行的太平洋卡在异地提现时不收取手续费。

事实正是如此。据深圳人民银行统计,2002年,通过交行太平洋卡异地提现所取出的现金总量高达179亿元之巨!另外一个现象也不容忽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交通银行提现最多的三个网点,都位于深圳赛格电子交易市场周围。这种契合绝非偶然,它提示我们,通过交通银行的巨额提取现金,可能与这些电子产品的地下走私交易有关。

在调查中,一些知情人告诉我们圳地下钱庄从事地下外汇交易所得的人民币现金几乎全部都转移到了香港。根据深圳地区的购买力状况以及全国最近几年的现金投放情况来对比分析,我们认为他们的说法基本属实。若据此来推算,最近几年通过深港之间的地下渠道转移到香港的人民币现金规模每年应在数百亿元之巨,与民间所传的规模相去不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字只是通过深港之间的地下渠道转移到香港的人民币现金规模,事实上,广东的其他城市也同样存在与深圳类似的现金净投放情况。我们也可推断,其中的大部分人民币现金也都流入了香港。这样算来,香港每年流入的人民币现金远大于上述估计的数据。

我们调查了3家从事该项业务的地下金融交易场所,发现这些地下交易场所每家每天兑换并转移的资金规模为人民币1000万元到3000万元(或等值的外汇资金)不等。照此计算,这3家地下金融交易场所每天可以兑换并转移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或等值的外汇资金)左右,依此算来,一个月转移的资金为15亿元,一年就是180亿元。据深圳警方和深圳人行的官员介绍,深圳从事货币兑换业务的地下交易点至少有100个以上。假定这些交易点的规模均与我们调查的相仿,则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每年可以完成人民币近万亿元(或等值的外汇资金)的兑换和资金流动。这意味着,在深圳与香港之间,通过地下渠道来实现资本往来,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

为何会有交易需求

香港和内磁存在对对方货币的巨额需求,这是促成地下货币兑换活动进行的动因

我们注意到,无论资金如何流动,人民币与港币兑换总是一个必要环节,必须同时存在着内地居民对港币和香港乃至他国居民对人民币两种需求,而且两者必须同时产生,才能完成整个地下交易过程。于是,上述复杂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两个相互关联问题——香港市场上为何有如此巨额的人民币需求?内地市场为何有如此巨额的(非官方)外汇需求?

香港市场对巨额人民币的需求,主要源于以下原因:

——进入2000年以来,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开始积累,美元在2002年末开始走弱,更力口剧了这一情势,于是就有境外的游资通过地下渠道兑换成人民币,从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套利的行为发生,

——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广泛使用。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人民币却在极度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不贬值,加之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不仅币值稳定,而且其购买力也稳步上升,从而使香港的机构和居民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机构和居民对人民币有了广泛的认同,人民币在部分地区甚至可以流通使用,

——人民币利率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下调之后,自2002年以来保持相对稳定。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却为了刺激经济而继续下调利率,致使人民币利率远远高于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持有人民币而套利,成为很多精明的投资者的选择。当正规的渠道因我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而很少能提供机会时,通过“地下”渠道自然成为必然的选择;

——1998年以后的多次调低利率之后,人民币的投资成本大为降低,所以,港人来国内投资、置业也普遍愿意接受和使用人民币,从而对人民币的需求迅速上升;

——随着香港与国内的融合以及经济一体化,伴随着香港、深圳两地往来的方便程度逐渐增加,两地居民的联系日益密切。由于香港与深圳和内地之间在大量产品和服务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便产生了香港居民在香港获得收入、转而到内地进行消费的历史过程。有些研究者敏锐地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港深两地“价格趋同”的过程。

那么,内地市场需要巨额外汇的原因又何在呢?根据调查,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投资境内的B股市场或香港的H股市场,二是“洗钱”,将境内获得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国外。由于“洗钱”活动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本文暂时不作分析,而主要分析地下外汇交易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我们注意到,1996年以后,每当国内的B股或香港的H股市场行情活跃时,深圳和广东的现金投放和外汇存款就会发生异动。我们以2001年上半年为例来加以说明。

2001年2月19日,中国证监会公布深沪两市B股市场向国内居民开放,遂引起B股行情大涨。在这一轮行情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现象:人们纷纷用人民币兑换港币购买B股,导致港币兑人民币的汇率直线上升,人民币与港币的交易量也迅速增大。由于人民币尚不可兑换,国内突增的大规模对港币和美元的需求只有通过非正常的兑换渠道才能满足,从而增加了银行体系外的人民币现金需求量。这从深圳现金投放的分月统计中即可清楚地反映山来。2001年1~6月,深圳当月的现金净投放量分别为97.2、6.8、36.5、41.7、19.9和30.3亿元,上半年合计净投放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167亿元,增加2.6倍。按正常的现金投放季度性规律,春节过后的这三个月应该是现金回笼时期,该年却变为巨额投放。从5月份开始,随着B股市场渐趋平稳并呈下跌之势,地下兑换方才逐渐缓和,现金投放亦随之恢复正常。

在另一面,B股的火爆随后带动了香港股市H股板块的普遍上扬,引致大量的内地资金从银行体系中提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香港市场,从而导致深圳在5月份出现储蓄存款净下降26.4亿多元的罕见现象。若想全面考察资金的流动情况,还须

将深圳同内地其他地区之间的转账汇划净额除去。统计显示,2001年5月,深圳地区通过异地储蓄账户转账划入储蓄存款18.1亿元;如果将这笔账计算在内,则深圳本地的银行现金支出大于收入总额为44.5亿元(于学军博士曾于2002年在《深圳金融》第8期发表文章《深圳现金巨额投放的再探索》对此进行了研究)。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B股投资者的结构变化来间接估计境内资金的流出规模。2001年2月份以前,B股市场的开户总数为13万户左右,其中,境外投资者占总数的61.3%。2001年2月B股对境内个人投资者开放后,B股的开户人数骤然上升到50万户左右,其中以境内投资者为主。截止到2002年底,境外B股开户数只增加了15000户,其所占比重却下降至17.4%,境内B股开户数则431267户,占B股投资者总数的比重跃增为82.6%。B股的流通市值在人民币1000亿元左右,2001年2月之前,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600亿元左右等值的B股,2002年之后,境外投资者持有的B股只有人民币200亿元等值的B股,这就是说,有人民币400亿元等值的B股转移到了境内投资者手中。鉴于2001年至2002年的外汇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没有明显的变化,并考虑到我国的外汇管制制度在这一期间并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境内投资者用于购买境外投资者手中B股的外汇资金,绝大部分是通过地下外汇市场兑换的。如果再加上以保证金形式存放的外汇资金,估计2001年至2003年通过地下外汇市场兑换的用于B股市场的资金有人民币1000亿元等值的外汇。

同样,通过深圳的地下外汇市场兑换的外汇也流入了香港股票市场,其投资对象主要是H股和红筹股。我们注意到,2003年11月之前,国内股市普遍低迷,大量资金从A股市场撤离,而香港的H股指数则稳步上扬,仅从2003年6月到年底,香港H股指数就从2000点左右,上涨到5000点左右,翻了一番。美林公司中国研究部主管何显鸿曾在2003年年末发表报告指出,H股造好受中国内地公司基本面向好推动,同中国内地资本的流入也息息相关。另有许多研究人员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在汇率管制条件下,流入H股市场的“热钱”,有相当部分通过地下金融渠道进入香港。

如何看待“热钱”流动

深港之间地下货币兑换机制显示,人月币的资本项目管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失效的

深圳和广东这两个毗邻香港的地区中存在的人民币现金大量投放现象,实际上显示了人民币资金在港、深(广义上包括整个广东)两地有着很大的流动规模,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凋查,阐明香港—深圳(内地)之间货币流动和兑换的机制和流程。从中不难看出,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已经存在十分通畅的主要以地下渠道为主的人民币/港币兑换机制,这说明,人民币的资本项目管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失效的。

热钱 泛滥的力量 篇5

大多数中国投资者不会想到,他们期盼的奥运行情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奥运开幕当天,A股就以超过4%的跌幅给了投资者当头一棒,并且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接下去的几天里,2500点被轻而易举地击穿,深幅调整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仍在继续,其惨烈的状况与奥运的喜庆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另一个对比让投资者更加感觉如坐针毡:连续上涨的国际油价突然从150美元附近直泻至110多美元,而上半年持续贬值的美元开始走强,人民币升值的吸引力顿减。与此同时,美国股市也结束了阴跌的局面,开始大幅拉升。

发生在不同市场和不同领域的变化,中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近期,一种观点被广泛传播,即大量游走在中国境内的热钱已经开始获利离场,这些热钱的离开成为做空中国股市和楼市的主要原因。而这些资金重新回到美国后,又为推高美股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又一个关于资本市场阴谋的故事。但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存在不小的争议,其原因在于,热钱就像一个躲在暗处的幽灵,你可以感觉到它带来的阴森之气,却看不见摸不着它,这导致各方对于热钱的规模和危害的认定并不一致,甚至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但对于正处于非常微妙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如何与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企业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热钱,更为引人关注。

热钱到底有多少?

对热钱的数量的统计,有很多个版本,其中最为惊人的一个来自中国社科院。今年6月,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专家张明在社科院网站上发表报告指出:在一定的经济学模型假设下,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热钱数额惊人,已高达1.7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截至2008年3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104%。

张明表示:其此番研究结论之所以会与其他机构的数据出现差异,主要是模型假定有所不同。一是丰富了对热钱内涵的定义,将热钱在中国的盈利,也就是高达5000多亿美元的数额,也算入热钱本身的范畴;二是对热钱的估算时间,一般是从2005年计起,此次研究则将起始时间前移至了2003年;三是在推算过程中采取了高估原则;四是在对外汇储备增加额进行调整时,还综合考虑了汇率变动、储备投资收益、央行对中投公司的转账等一系列因素。

另一种方法是对热钱流入渠道的分析:结合进出口贸易统计,确定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结合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确定通过直接投资渠道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结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外债统计,确定通过外债渠道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然后根据非官方经常转移和投资收益的增长趋势,测算通过经常转移和投资收益渠道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

银河证券研究所研究员郝大明根据这一方法测算出2002年到今年上半年流入中国的热钱总规模为5007亿美元。其中2002年和2003年流入热钱很少,占当年新增外汇储备的比重只有3%和6.5%,对经济的影响很小,2004年这一比重达到13%,2005年后,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和资产收益预期不断增强的影响下,热钱流入加速,2005-2007年占当年新增外汇储备的比重分别达到30.7%、33.9%、44.5%,对经济正常运行和宏观调控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2008年,热钱流入更加汹涌,规模更大。其中,2005年到今年上半年流入我国的热钱共约4793亿美元,占同期新增外汇储备的41.4%。

但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王庆在6月2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对这一测算方法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根据很多研究得出的结论,只有30%~40%的贸易顺差反映出实际的主要经济活动,那么出口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的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根据他的估算,中国目前的热钱数目应该在2000~3000亿美元之间。

不同的估算方法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但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大量热钱确实存在,并且他们具有很强的逐利性。这一特性使得它很难具有稳定性,因而很容易对一个国家的经济造成风险。

热钱有多可怕?

对于热钱来袭,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但中国企业是否真的有应对之策,则不得而知。当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人拿着钱袋子出现在等“米”下锅的国内中小企业面前时,其诱惑不言而喻,更何况A股市场上因为热钱来袭所造成的哀鸿遍野,已经让上市公司的高层痛苦不堪。

一直致力于热钱研究的媒体从业者张庭宾认为:热钱现在的所作所为已让其意图图穷匕见。即大规模做空中国股市和楼市,制造中国金融市场的恐慌,让投资者彻底失去对中国股市、楼市乃至中国宏观经济的信心,摧毁中国金融主力机构和市场调控者的威信,从而彻底掌握A股的“做底”权力——即底部在哪里由它们决定。而只有当手中掌握了巨额现金的留守热钱开始买入的时候,其底部才能形成。即如果姑息热钱,它们完全可能以低于现在更低的价格廉价购买中国资产。当其大规模收购中国资产后,国外的巨量热钱再次回流,如国内热钱会师,再拉一轮汹涌惊人的资产大泡沫,如此反复。

但是,摩根士丹利的王庆认为:尽管这些忧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却有点过头。“首先,不管当前市场环境有多么的不稳定,中国经济的主要基本面还是保持良好,我们不认为当前形势将给经济的中期投资前景带来大幅恶化,并因此使资本流动的方向根本性的逆转。其次,我们估计‘热钱’的潜在量很可能在2000~3000亿美元之间。即便所有这些资金一夜之间撤离中国,也不太可能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很大的贬值压力。持有18000亿美元庞大且仍在增长的外汇储备,中国应该能在资金流出量占其总外汇储备15%左右的情况下,轻松守住人民币汇率。

实际上,热钱是全球范围漂泊不定的流动资金。衡量风险、投资获利、见好就收,是它标志性的三步曲。很多时候,它表现为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资性资金。不过,热钱实际运作颇为复杂,绝非一成不变。某些长期资本在个别机会下也可能转化为短期资本,进而转化为热钱;反之也有例外,某些以热钱姿态进行的投资可能因为投资对象稳定和良好,使得热钱多加稍留,进而转化为长期投资。

由此可见,在这一波的热钱来袭中,中国企业并非只有束手待毙。倘若那些优秀的企业能够把握住这些机会,用自身的美好前景打动热钱持有者,将“抄底”的短线热钱变成有力的长期发展投资,那未尝不是一次腾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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