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读后感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精选5篇）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 篇1

值得重点阅读的是最后两章，“内在矛盾”与“共和之路”。帝国的产权问题导致了固有的制度无法通过改革使之重新充满生命力。比起产权明晰的、成熟的现代共和国制度，帝国的缺点必然使它走向终结。

民主与民本，国民与臣民，法治与法制，宪政与限政等的区别是很多人不太清楚或者明明清楚，却故意装着不清楚的概念。不理清楚这些，就不会领会共和国的实质。最后一章对共和制度的基本精神阐述的很明晰：“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重点是限政。”（第88-289页）民主授权，宪政限法，协调二者的是共和，它们必须是三位一体的关系，读后感《帝国的终结读后感》。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看完全书，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点论述。一直以来我也弄不太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直到看了此书才稍有领悟。

最后，作者认为，在这个没有丝毫共和传统的国度里，建立共和制度“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301页），要“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要彻底摆脱帝国思想的影响，首先必须建立现代常识意识。国学不必全盘反对，但是应当在宏观上去掉某些有消极意义的古代社会特有等级观念（例如三纲五常、愚忠、无法治观念、官本位思想等等），只继承那些对个人修养和社会行为有实在好处的观念，并且要用符合现代世界共同价值的形式去阐释它（例如仁爱、恻隐等）。这就是易先生所说的继承传统文化的三要素：“抽象继承”（我认为也可说是”抽离继承“）、“现代阐释”和“共同价值“。

梅因与自由帝国主义的终结 篇2

这种辩护模式坚持认为帝国的统治对原住民社会是有益的，并且同时将之视为欧洲文明国家的使命和责任。他们认为需要在殖民地建立一个 “好政府 ”，即创建一种旨在改进臣属种族生活的统治形式，这将帝国的道德辩护与自由主义的改革纲领交织在了一起。这种认识加速了干涉主义政策在殖民地的推行，促进了帝国对殖民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领域的干涉和改造，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原住民社会原有社会结构的瓦解，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埋下了毁灭性的种子。

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向前推进，正是凭借这种空前的繁荣，英国人的民族自信，乃至整个欧洲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感空前膨胀。所有这一切使得英国人产生了对帝国统治下的原住民的同情和怜悯，这其中必然蕴含着某种居高临下的教化心态。例如，十九世纪中期，卡莱尔就曾旗帜鲜明地宣称，欧洲人要比非洲人聪明，劣等民族应当驯服于优等民族。正当这种民族优越感日益强劲，整个英格兰沉浸在一片喜庆傲慢的氛围中时，噩耗却从帝国的另一头传来，“印度爆发了全面的兵变 ”。

一八五七年五月九日（星期六），那天早晨，和煦的阳光从东方洒向兵站的练兵场，密拉特旅的战士们被集合起来，注视着他们的八十五位战友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被带进囚牢。据说他们是因为拒绝为新引进的步枪装填子弹而遭受惩罚的。第二天，当他们的英国军官都去教堂时，兵站的所有三个印度兵团奋起反抗。他们释放了囚犯，杀死了几位试图阻止他们的军官，并且高呼 “让我们向德里前进！”

一八五七年初，英军改进装备，引进了一批新的后膛装填的埃菲尔德式步枪，在装填枪管之前，士兵须先咬掉弹药筒的末端。当时军中传言，新派发的弹药筒是靠动物脂肪润滑的，由于士兵须用嘴咬掉弹药筒的末端，因此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有可能遭到亵渎：如果润滑油是牛油做的，那么就亵渎了印度教；如果是猪油做的，就亵渎了伊斯兰教。就这样，子弹还未上膛就引发了冲突。

兵变爆发后仅仅两个月，马克思就在《来自印度的消息》中对此次事件予以定性：“这些事实甚至能使约翰牛也相信，他认为是军事叛乱的运动，实际上是民族起义。”一八五七年印度兵变对英国的帝国观念和帝国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直接促成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策略的重大调整。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一日，维多利亚女王发表声明，明确否认英国有 “将文明的信念强加于我们的海外臣民之上的权力和意愿 ”。从此，收回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权，直接由王室派总督管辖。由于曾经强制推行西方的价值观激起了原住民的极端不满情绪，它的第一届政府以史为鉴，明确提出以不干涉主义作为英国统治的指导原则。

印度兵变标志着帝国政治历程中一个动荡不安、狂暴激烈的十年的开始。在这段时期，帝国版图上爆发了一系列重大的起义，如新西兰的毛利战争、牙买加的莫兰特湾叛乱和爱尔兰的芬尼安起义，它们一道促成了当地叛乱和帝国根基动摇的险恶预兆。鉴于当时危机重重的氛围，一大批维多利亚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开始反思自由帝国主义及其改革计划的正当性，梅因无疑是这一思潮中的翘楚。

在梅因看来，印度兵变无疑是 “整个盎格鲁 —印度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 ”。对不列颠而言，这场叛乱是一个粗暴野蛮的警示，是一个使其理想归于幻灭的事件，动摇了它在帝国事业上日益增强的自信。梅因同意上述关于兵变的宗教解释，并认为兵变是对英国意识系统的一次冲击，不仅是因为兵变发展为暴乱的空前速度和规模，而且是因为它似乎出于一种神秘的情感。他认为印度社会和宗教情感的持久存在及其力量，尤其是 “种姓情感 ”，没有得到英国政策制定者（尤其是自由主义改革者）的重视。梅因强调叛乱乃是一种与认识相关的失败；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 “知识匮乏 ”的标志。他写道： “我不能对如此广博的问题做出明确的断言，因为我们对印度原住民的宗教和社会信念的考察仍十分浅薄。但是，我坚持认为，对其拥有准确的知识是必要的，事实上也正是这一错误引发了印度兵变。”曼特娜（Karuna Mantena）的《帝国的辩解》（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al imperialism）曾于二○一一年荣获耶鲁大学麦克米兰中心的史密斯国际图书奖。作者在书中揭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前世今生，她挑战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帝国观念主要是通过自由主义的 “进步 ”和“文明 ”观念证成的观点。在她看来，那一时期的法学家梅因是发起这一挑战的关键人物，他的社会和法律理论，是对先前自由帝国主义理念和政策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晚期帝国观念及其实践的最具影响力的表达。伴随着对自由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帝国意识形态开始从 “教化使命 ”的道德辩护转向了对原住民社会的“自然 ”需要的关注和适应。这一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梅因是这一智识星群中的中心人物，他的作品影响了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对晚期帝国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内学界对梅因的关注由来已久，他的部分核心著述已有中译本面世，其中《古代法》早在一九五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然而，国内学界对于梅因的研究仍局限于对其《古代法》及其中的 “从身份到契约 ”这一格言的抽象的、空洞的重复阐述，或是通过与萨维尼的比较来揭示其历史法学的标签，或是讨论他对即将来临的民主时代的忧思。至今，国内学界对梅因的理解和探究依旧是脱离时空的文本演绎，梅因基本上还被当作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律史专家来对待。《帝国的辩解》一书将梅因的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的帝国语境和盘托出，并揭示了他的思想理论对晚期帝国思想路线和统治策略的塑造。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鲜活，并且具有现实政治关怀的思想家的形象，这为我们更为准确、全面地理解梅因提供了极好的指引，同时也有助于防止我们对梅因思想的抽象的、空洞的、片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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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印度兵变之起因的解释和判断，梅因开始强调应首先从“社会 ”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原住民社会的性质。梅因认为对当代印度社会和政治制度 ——尤其是印度村社 —共同体（village-communities）—的研究，将精确地阐明雅利安社会过去的历史，因为印度社会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它阻止了早期阶段制度的发展，从而保存了它们的古老性格。印度代表了欧洲 “活生生的 ”过去，“可能再没有哪个国家的习俗比印度的习俗更为稳定的了 ”。然而，在梅因看来，“从身份到契约 ”（个人不断地取代家庭而成为民法的基本单元）的演进历程，在英帝国统治的铁蹄之下被戏剧性地加速了。原住民社会的内在融贯性和结构完整性，随着与现代制度和观念的接触而遭到了愈发严重的破坏。印度村社 —共同体的活力和习俗基础，随着现代法律权利、绝对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等观念的引入而迅速瓦解。实际上，对梅因而言，瓦解进程的加速对帝国统治的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

同时代的许多进化论人类学家（如摩尔根）继续保留了十八世纪原始 —野蛮 —文明的三位一体，并试图严格地划分文明演进的等级阶段。与他们不同，梅因倾向于用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这一二元模式去划分社会。在梅因看来，无论是通过身份关系调整的社会，还是通过契约关系调整的社会，它们都是整齐有序且结构严谨的整全社会。于是，梅因勾勒的这幅巨型画卷展现的并不是一个将所有社会分等级安置的文明阶梯，而是一个各有界限的社会并排存在的空间领域。由此，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独立存在应该获得其正当性，不同的文化、习俗、制度和宗教也都应当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宽容。

经过详尽的考察，梅因得出如下结论，印度村社 —共同体作为一种传统社会模型，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而言是自给自足的，并且能够进行 “自我行动 ”、“自我管理 ”和“自我组织 ”。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传统社会视为一个整全社会，为以保护和保存原住民社会的传统和习俗为导向的晚期帝国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在后兵变时期的印度，后来在东南亚和非洲殖民地，“原住民社会瓦解 ”的想象，在晚期帝国政策的语境中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帝国行政官员（如莱尔、克罗默勋爵、戈登和卢格德勋爵）以梅因所阐释和发展的传统社会理论为基础，逐渐阐明了一套关于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的政治理论，这套理论在制度上植根于分权政策，并且与世界多元主义存在规范性关联。

随后，曼特娜考察了法典编纂这一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分析梅因在印度法典编纂的广泛争论中的介入，详细阐明了他独特的历史法学标签在法典编纂领域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涵。拿破仑战败之后，德国历史法学派的领军人物萨维尼于一八一四年发表了《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萨维尼批判了在德国制定统一民法典的建议，认为当时法学科学的发展显然不能够担当此任。与萨维尼一样，作为英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的梅因也对在英国制定一部良好的成文法典的实践可能性表示怀疑。梅因问道：“有人能够将关于现存法律的精确知识与完整的立法表达的需要和对法律分类原则的熟稔结合在一起吗？”在《罗马法与法律教育》（一八五六）中，梅因显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因此，梅因建议将罗马法研究设置为维多利亚时期法律教育的核心内容，从而为英国法律人提供一般的法律原则所需的推理模式和专门术语。梅因在许多实质性的方面受到了萨维尼的影响，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却与萨维尼分道扬镳了。萨维尼认为，法典编纂只是不成熟和衰落的产物，总是出现于法律的基础和渊源最不稳定的历史关头。在民族繁荣的鼎盛时期，在它的法律科学最具影响力的时期，对法典化的需求并未被感知到。相比之下，《国法大全》是衰退时期的产物，它试图努力恢复和复兴古典时代失落的法律科学。然而，梅因却认为法典编纂不仅是 “人类努力追求的最崇高和最值得的目标 ”，而且正如罗马法史所表明的，它对于法律进步也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说梅因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时还认为英国法典化的前景是暗淡的，那么他的印度经历则使他对印度和英国的法典化前景充满了信心。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指出，英国不能够仅仅依靠向海外派驻 “我们的法官或律师 ”进行管理，必须设计出一套使得那些缺失法律训练的帝国管理者易于理解和操作的法律体系。因此，简化和整理英国法律的实践需要，必然驱使英国的法学家将英国的法律变得更为系统化和条理化。梅因认为，就印度而言，问题不单单是协调法律与当前社会进步状态之间的关系，因为帝国统治已经从根本上打乱了经过编纂的印度法及其习惯法的自然演进。当地法要么变得更加严格，要么被高等法院任意引入的普通法信条取而代之。

在梅因看来，普通法体系就其自身而言已是如此不可救药，以至于需要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唯一的疗治在于统一的、简单的、编成法典的法律的颁布，并在最大程度上以最佳的欧洲模型为基础。”在这一努力中，梅因确信存在着一个能够承担法典化任务的专家团队（一个由他自己那样的法律学者组成的团体），他们能够将法学的科学知识与印度法律和政治实践知识很好地结合起来。

梅因坚持认为法典编纂是必要的，而且他对法典编纂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不仅是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印度法典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而且在于它们是将来英国法律法典化的重要典范。虽然梅因此后再也没有主动地介入关于英国法典编纂的讨论，但是他曾（天真地）得出结论认为，鉴于欧洲和印度法典化的成功，当代对于英国法典化的反对都是抱残守缺的，也将是暂时的。

紧接着，曼特娜转向梅因关于财产权历史的影响深远的解释。

梅因在十九世纪财产权讨论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并对英属印度土地所有制的讨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梅因批判罗马法和自然法理论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它们的主导地位使得对财产权的起源和演进的理解变得模糊不清，它们都根据个人占有模式来理解财产权。与此相反，梅因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演进顺序：财产最初为大家共同占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开，最终分解为个人所有的形式。梅因对公有制的 “发现 ”，极大地挑战了所有权必然是个人的和绝对的观念。

在实践意义上，梅因的替代性公共模型以及进化的历史相对论，对在未达到一定进步阶段的社会中适用现代制度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英国统治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对印度社会的习惯和公共基础的误解。土地收益是帝国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基础，它是印度政府的行政管理和财政结构的核心所在，同时，土地所有制也是直接影响和改造当地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的手段。因此，英属印度行政官员对梅因提出的公有制模型十分关注，并通过他们对晚期帝国统治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梅因对私有制起源的重构是以一套庞大的比较框架为基础的，这一框架试图整合林林总总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资料，印度的村社 —共同体在其中占据了尤为关键的理论地位。村社 —共同体的瓦解，也就是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即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公有制分解为私有制的历史进程，为梅因的替代性公共模型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印度村社 —共同体的崩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一进程随着帝国统治的到来而加速了。梅因对帝国统治下村社 —共同体的习惯基础的彻底毁灭深怀忧虑，因为这一毁灭将预示着印度社会的剧烈瓦解，也将对帝国统治的稳定和秩序构成极大挑战。梅因警告道，与现代社会的接触可能对传统社会产生创伤，这促使许多帝国统治者开始为帝国统治寻求一种替代性的策略模式 ——间接统治。

尽管英帝国已成为历史，但自二十世纪末以来，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基础的新帝国主义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对十九世纪的帝国话语进行研究和反思，无疑具有重大的启发和警示意义。

（Karuna Mantena ， 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 篇3

内黄河务局 卢国帅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历史，喜欢看历史故事连环画，听长辈讲解成语和典故时说的一些历史小故事，慢慢的我知道了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的来历，知道了秦始皇帝的统一六国，知道了项羽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那时的我幼稚的认为春秋战国时的秦国是一个坏国家，因为老是在故事中听到秦国像虎狼一样残暴的去攻打别的国家，找别的国家的麻烦。

在高中的时候学的《诗经》节选里有一篇《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此为秦人军歌，里面的诗句让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的我耳目一新，秦国人民尚武拼搏团结勇敢奋战的画面深深的刻在了脑海了，静夜思之久久不忘，梦里常有浩浩之气、金戈之音。从那时起对“虎狼之秦”的旧有的、主观的、片面的印象才有了改观，从此对有关秦国的文章很感兴趣，语文教材里有贾谊的《过秦论》，课外读本里有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六国论》，其中的一些精彩选段至今仍然可以熟练背诵下来。后来看了《史记》对那段时光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鳞半爪的层面不成体系，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超市的书架上遇到了《大秦帝国》这部书，自此爱不释手。

在高考前那段特别的时光里看完了《大秦帝国》这部书的第一遍第一个五百万字。书中秦孝公和商鞅君臣相知，在秦国穷弱、强敌环伺、时刻有被山东六国瓜分的危急时刻依然顶住各种压力战胜各种困难在秦国拉开了求强图存史称“商鞅变法”的改革大幕，为春秋战国五百年战乱之后的统一点亮了那点星星之火。这激励着我在高考巨大压力、学习时间紧张、河南学子升学竞争惨烈的情况下仍然要战胜各种困难，做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像最终由秦国平定六国统一天下一样，我也顺利考上了我心仪已久的郑州大学。所后来每当我遇到困难挫折不知所措时，都会想起这部书，想起秦孝公，想起商君，这才有了本科时的二刷和硕士时的三刷，高压状态之下，无聊迷茫之时，三个阶段看了三遍，遍遍感悟不同，各有启迪。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出生于陕西三原，非但有着“老秦人”的情怀，有着这片帝国故土后裔的骄傲，更深切感受到深度发掘秦帝国历史精神，重现那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对于当今时代的精神价值。用孙皓晖的话说，秦帝国是中国走向全面法制社会的历史镜子。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洋洋洒洒五百万言字。讲述了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春秋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在秦始皇帝手中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其后陈胜与吴广大起义爆发，六国旧贵族趁势而起，形成天下反秦的燎原之势，“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整个关中成为八百里废墟，大秦帝国骤然灰飞烟灭。这部鸿篇巨著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壮历程。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在一次采访中作者孙皓晖先生表示，中国文明史上有两点在很长时间内被大众误读。首先是秦帝国，秦帝国为中国后来的统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功劳最大，但从西周到现在，秦国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暴秦”、“暴政”,秦始皇作为“暴君”的形象深入人心。第二个重大的误读是对儒家的评价，从春秋到战国时代，中国的思想体系一直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体系一直延续到秦帝国时代，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形成了独尊儒术的状态。《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表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纠正被误读的这两点，让客观事实全面而正面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激起读者对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的重新思索，对“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的重新审视，对中国文明正源和秦帝国千秋功罪的重新评说。这是作者对于《大秦帝国》的创作初衷，也是我特别喜欢此书的原因，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种对秦帝国的误读误解。

战国时代的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韩非子的话“多事之时，大争之世”,一句是晏子的话“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秦帝国时代是一个以冲突与竞争为主流的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变法高潮，催生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变革，使得中国文明的涓涓细流全面汇聚、重新融合、强力锻造而开创出波澜壮阔的文明正源，使中国文明达到了此后两千年无法企及的高峰。《大秦帝国》的可贵，根本点便在于作者对战国精神把握得非常准确，有着旗帜鲜明的历史观。此历史精神贯穿全书，形成了《大秦帝国》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作品风格。作者的智慧、胸襟、才华、见识在此体现的非常充分。而渗透作品的浓郁厚重的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战国特有的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更在于作品对中国文明正源的新视角和对秦帝国千秋功罪的新评说。

《第三帝国的兴亡》读后感作文 篇4

该书详细描述了阿道夫?--罪恶的一生以及他做出的大屠杀以及判断的动机。

--并非什么好人，但现在的一些“政治家”看问题未免也太片面了。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他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驰骋的奇想，以及惊人的判断人和局势的本领。”

从这本书中，我清醒的认识到了大国与大国之间根本没有情谊与人性，正如丘吉尔所说：“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出于《凡尔赛条约》一系列苛刻的条令，才使得世界走向了大战的边缘。纵使没有--这个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会发生，这从1911月11日就以埋下伏笔。

一战结束签订和约的时候，德意志帝国实际上还掌握着一大部分沙俄的领土和一小部分法兰西的领土，导致德国人民根本不服协约国，心中充斥着复仇的欲望，并无丝毫顿悟，也没有清楚认识到战争的残酷，这只有到1945年9月2日，他们才真正意识到他们错了。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一塌糊涂的威玛共和国经济危机后。1933到1939，仅仅6年时间，德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复苏，还使得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地区落入腰包，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也让德国重整军备，撕碎《凡尔赛和约》。这一系列也能看出--在政治上的确是一位天才。正如书中说的那样：“如果--在1939年9月1日之前寿正终寝，他会被记载为德国伟人的行列中的。”

而现如今的社会，德国反思十分彻底，勃兰特总统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下跪，标志着德国人又重新站起来了。而日本，英美则出于自身利益，赦免天皇无罪，日本军人则认为他们为天皇打仗，天皇都没罪，他们更不认罪。德国日本成为一对鲜明的对比，讽刺了英美等国的居心叵测，揭露了无情的社会。

从这本书中，我领悟到了国与国之间只存在绝对的利益，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带来的重大灾难，我更加钦佩起那些在保抗日战争中不惜牺牲自己保家卫国的革命志士，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在此国庆之日，让我们共同铭记那些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一个个英雄人物!同时，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也要保卫和平，保护祖国不受战争洗礼!

《高盛帝国》读后感 篇5

近段时间拜读了挨利斯写的《高盛帝国》，很有感触。查尔斯·埃利斯在《高盛帝国》一书以传记的方式揭示了高盛成功之道，深入描述了高盛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通过揭示那些关键的人和事件来讲述成就高盛今日地位的色彩丰富而且引人入胜的故事，并充分展现了为高盛播下成功种子的伟大人物的风采。

任何伟大都是应运而生，但并不是所有应运而生的都能够成为伟大。与高盛同期而生的许多顶级企业，如今已经不见踪迹。大浪淘沙始得金，风雨过后，我们才见彩虹之绚烂；浮云散尽，我们才能看到耸立苍崖郁郁青松那孤傲、领袖群伦的绝世风采。在历尽跌宕起伏的危机之后，高盛逐步铸成了企业之魂。从高盛帝国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成功企业的特质和经验。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一家真正的专业大型公司，应该具有这些共同特质：那些最能干的专业人士认同这是他们最想加入的公司，同时该公司招募并留住那些最好的人才；那些最挑剔的大客户则认可该公司能够持续地提供更好的服务；这家公司在以前和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其竞争对手看作行业的领军者；有些挑战者可能偶尔通过一两次杰出服务暂时超越，但是他们无法长期维持卓越水准。

尽管成功的模式并不是都可以复制的，但成功的经验却是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站在不同的视角，我们可以领略出不同的风景。作为引领业界百年的顶级投资银行，无论是在企业经营管理之道，投行人士修身、展业之道，都有我们值得品味、汲取之处。

是因为帝国的辉煌才凸显领袖的伟大，还是因为领袖的伟大所以才铸就了企业的辉煌？这点已经不需要详细去分别。

正如我们一提起唐朝就会想起“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铸就这些辉煌的唐太宗李世民、唐明皇李隆基；一提起法兰西帝国就会想起席卷欧洲的拿破仑一世；可以说，铸就高盛帝国百年辉煌也离不开高盛帝国的那些元首领袖。而《高盛帝国》也重现了这些领袖的风采和成就：西德尼·温伯格——对市场具有高度敏感性；格斯利维——到将强烈的野性带入日常工作的每一部分；约翰·怀特黑德——对公司重新定位并书写了高盛以客户服务为导向的团队精神的核心价值；约翰·温伯格——非常杰出而又极其谦逊；罗伯特·鲁宾和汉克•保尔森——他们后来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长；乔恩·科尔津——后来成为美国新泽西州州长；劳尔德·布莱克费恩——现任的CEO和董事会主席。

企业领袖对于企业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每个不同的企业领袖都会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行为风格、能力及倾向为企业打上个人烙印，而形成独特的企业灵魂，进而影响公司文化。领袖是企业灵魂的核心，君明而后则臣贤，古往今来，无论是曾经辉煌昌盛的王朝，还是蒸蒸日上的企业，都是先有英明的领袖，而后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投资银行业务是为企业客户提供长期金融服务的高端业务，我们需要的不是和客户进行一锤子买卖，而是要与客户建立长期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即便是初创期的企业，也是陪着他们慢慢成长，有些业务合作关系甚至可以达到四五十年。而评价一家企业是否具有可持续高成长能力，首先就在于评价企业的掌舵人及其经营管理团队。

成就高盛百年辉煌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使高盛全体上下凝聚一体的公司制度安排和企业文化。

尽管现代企业普遍实行公司制，但并不意味着公司制就是企业制度安排最好的，事实上，许多顶级公司实行合伙人制度长达百年之久，至今仍有相当部分顶级企业仍然在实行合伙人制度，包括会计师实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机构。

适用的才是最好的。高盛从西德尼·温伯格时代开始就确立了合伙人制度。西德尼掌控企业合伙人份额的分配权，根据个人的业绩和贡献决定是否提升某个员工成为公司新的合伙人，决定合伙人在企业中享有的份额。同时他运用强权迫使合伙人接受较低的工资，作为补偿是让他们在公司内认购股份。“这对公司的好处是每个人把公司看作一个整体，每个人都在为公司的利益而努力。”毫无疑问，高盛百年历史中把合伙人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到了极致，尽管合伙人之间意见也会有分歧，也会因为利益划分问题而倾轧。

在我看来，公司制和合作人制其本质是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关系。经营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产生了公司制，也产生了代理人问题，而合伙人制下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同时也分享了企业的所有权。每年企业根据合伙人的业绩和贡献重新确立合伙人份额，决定普通合伙人是否被提升为高级合伙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仅仅是企业的长工，而是企业的一分子，和其他合伙人共同分享拥有公司的所有权和财产分配权。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最优秀的人才同时也成为了企业的所有者，确保了企业核心支柱专业人士的忠诚度，每个合伙人必须也必然竭尽所能为企业创造效益，不存在代理人制度下的懈怠和淘空所有者利益问题，实现了个人与企业共同成长。这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逐渐采用合伙人制的原因。

笔者这里并非为合伙人制度大唱赞歌，合伙人制度之所以无法像公司制一样大行其道，成为企业制度安排的主流，在于现代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越来越大，以至于合伙人提供的资本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需求，为此必须要从外部吸收资本来推动企业的发展。我所关注的是合伙人制度背后隐含的高级管理人才和核心业务骨干人才的长效激励问题。

并不是股权问题就能够解决企业所有人才激励的问题，促使高盛维系百年长盛不衰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高盛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类似东方家族似的人文关怀。抑或说，高盛就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员，彼此间拥有亲情般的温暖，如风旭日。把你的背后交给公司，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全力往前冲，这或许就是这种文化的一种诠释。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与竞争对手相比，高盛员工更为公司着想；他们拥有共同的理念，或者其“文化”意识更强烈；高盛的每一级领导者都更认真，更深谋远虑，更注重从长期的角度来改善公司的点点滴滴；他们更了解员工，更关心员工；他们加倍努力工作，而且非常谦逊；他们知识渊博，而又求知若渴；他们总是致力于寻求改善的办法，并改善良多；他们的抱负不是想成为什么，而是要做成什么；这些使得高盛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具有无以伦比的竞争优势。

毫无疑问，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任何人都不可否认。正如你进入北大的校园，你自然而然会为她的学习风气所感染；正如你进入高盛，如果你不努力追求卓越，你就会感觉成为异类，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文化的力量就像暖风使人自然而然需要脱掉衣服，而不需要寒风的强调。其如和风细雨滋润万物，在不经意间感染着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悄悄地进行改变，而同化所有与企业文化不同的人，使公司的价值取向，公司的业务风格等等逐步成为每个人的共性。

浮躁的社会也带来了浮躁的企业，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谈企业文化建设了，更多地停留在一种口号式宣传。好的企业文化需要确立合理的取向，合理的引导，长久不懈的坚持，而后形成一种风气、一种习惯，历经时间长久的沉淀，而后慢慢形成。不谋一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能立足于打造百年老店者，亦无法在现代企业中脱颖而出，这也是我们在遴选服务对象时不仅仅需要接触企业的高层领导，同时也需要近距离地接触企业的普通员工。因为在他们身上洋溢的，必定是企业精神最真实的体现。是浑身上下漫溢快乐、充满昂扬的斗志、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在工作，还是充满了颓废、懒散、无所事事？这将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家企业的未来和命运。

感悟高盛，不可不提到该公司的十四条“军规”，或者说是这家公司的十四项基本业务规则。这些规则浓缩了高盛文化的精华，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学习并奉为我们终生业务守则的。为了郑重其事，我把它们一一列出来，并且把它作为自己未来铭记和遵守的行为规范:

1、客户利益永远至上。我们的经验表明，只要对客户尽心服务，成功就会随之而来。

2、我们最重要的三大财富是员工、资本和声誉。如三者之中任何一项遭到损害，最难重建的是声誉。我们不仅致力于从字面上，更从实质上完全遵循约束我们的法律、规章和职业道德准则。持续的成功有赖于坚定地遵守这一原则。

3、我们为自己的专业素质感到自豪。对于所从事的一切工作，我们都凭着最坚定的决心去追求卓越。尽管我们的业务活动量大而且覆盖面广，但如果我们必须在质与量之间作取舍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做最优秀的公司而非最庞大的公司。

4、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强调创意和想象力。虽然我们承认传统的办法也许仍然是最恰当的选择，但我们总是锲而不舍地为客户策划更有效的方案。许多由我们首创的做法和技术后来成为业界的标准，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5、我们不遗余力地为每个工作岗位物色和招聘最优秀的人才。虽然我们的业务额以10亿美金为单位，但我们对人才的选拔却是以个人为单位，精心地逐一挑选。我们明白在服务行业里，缺乏最拔尖的人才就难以成为最拔尖的公司。

6、我们为员工提供的职业发展进程比大多数其他公司都要快。晋升的条件取决于能力和业绩，而我们最优秀的员工潜力无限，能担当的职责也没有定式。为了获得成功，我们的员工必须能够反映我们所经营地区内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性。这意味着公司必须吸引、保留和激励有着不同背景和观点的员工。我们认为多元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条必行之路。

7、我们一贯强调团队精神。在不断鼓励个人创意的同时，我们认为团队合作往往能带来最理想的效果。我们不能容忍那些置个人利益于公司利益和客户利益至上的人。

8、我们的员工对公司的奉献以及对工作付出的努力和热忱超越了大多数其他机构。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成功地一个重要因素。

9、利润是我们成功地关键，它能让我们做到超越回报、充实资本、延揽和保留最优秀的人才。我们的做法是慷慨地与那些创造利润的人分享它。赢利性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

10、我们视公司的规模为一种资产，并对其加以维护。我们希望公司的规模到足以经办客户想得到的最大项目，同时又能小到足以保持服务热情、关系紧密和团队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极为珍视，又对公司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

11、我们尽力不断预测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并致力于开发新的服务去满足这些需求。我们深知金融业环境的瞬息万变，也谙熟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

12、我们经常接触机密信息，这是我们正常客户关系的一部分。违反保密原则，不正当或轻率地使用机密信息都是不可原谅的。

13、我们的行业竞争激烈，因此我们积极进取地寻求扩展与客户的关系。但我们坚决秉承公平竞争的原则，绝不会诋毁竞争对手。

14、正直及诚信是我们经营的根本。我们期望我们的员工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私人生活上都要保持高度的道德水准。

从这十四条军规中，或者我们可以领悟到了他们的成功特质：诚信正直、柄重信誉、重视客户、追求卓越、不断创新、勇于奉献、信守机密，这注定了把它放在任何环境、任何背景下，它都能成长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高盛的十四条军规，既是对公司的要求，也是对员工个人的指导。非诚信无以致远，非矢志卓越无以臻之一流，对于我们投资银行业务人员来说更须如此。

诚信正直、维护公司声誉、勇于奉献、信守承诺、保守机密这是对我们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是我们能够获得客户信赖，能够使公司股东安心，能够立足于社会和企业的根本，是我们务须终生恪守之道。

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是对我们业务素养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我们业务实践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我们企业生存发展之道。

志当存高远，取乎其上则得其中，取乎其中则得其下，唯有矢志不移地追求卓越，才能使我们在市场竞争中稳立不败之地，才能使我们企业在残酷竞争中获得长存。而今市场，群雄环立，乱战纷纷，当年高盛需要回答“到底是要最大，还是要最强”的问题我们已经不需要选择；对于公司而言，既然我们无法做到最大，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做到最好；对于个人而言，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向。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已经经过无数的事例得以充分地证实。那么，何以成就科技，---是创新！正是一代一代人矢志不移的创新，推动着科技生产力从一个台阶走向另外一个台阶。对于证券金融领域，同样如此。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正是一代代人的非凡伟大创新，成就了今日证券金融市场异彩纷呈的局面，而翻开高盛的历史，赫然就是一部创新发展的历史。

无论是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产品创新还是业务创新，归结到最后，都必须通过个人的创新实践来加以实现。是以高盛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强调创意和想象力。虽然我们承认传统的办法也许仍然是最恰当的选择，但我们总是锲而不舍地为客户策划更有效的方案。许多由我们首创的做法和技术后来成为业界的标准，我们为此感到自豪。”而这，正是我们每一个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必须加以坚持和努力的方向。

是在平凡中慢慢归于沉寂，还是奋勇以引领时代潮流？高盛的回答是让别人永远追随我们的足迹，那么，我们的回答呢？

（完）

固定收益部李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