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保

城市低保（精选8篇）

城市低保 篇1

您好，我是xxxx学生。这份问卷的调查对象是城市低保人群，目的在于了解城市低保人群的生活现状。本次调查不署名，您在填写时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每一道题都没有标准答案，请按照您的真实情况填写。我们会严格保密。谢谢合作！

01.您年龄是多少()

A、18—30岁 B、30—40岁 C、40—50岁D、50—60岁E、60—70岁

02.您的教育程度()

A、小学及以下B、初中 C、高中（或中专、大专、技校）D、大学本科及以上 03.您家的月平均人收入（不含低保收入）是（）

A、300元以下B、300元—600元C、600元—900元D、900元以上

04.您目前的职业：（）

A、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B、企业工人 C、企事业单位一般职员D、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E、商业服务业人员 F、个体户G、暂无固定工作者H、其他05.您共同生活的家庭人数：__________人。其中，需要抚养的子女人数：__________人，需要赡养的老人人数：___________人。

06.导致你们家庭生活困难的原因是什么？（）

A、失业 B、严重疾病 C、残疾受 D、教育程度低 E、缺乏工作技能

07.政府对于每月的低保发放是否及时到位？（）

A、是B、否

08.您每月领取的低保补助是多少？（）

A、100元以下B、100-200元C200-300元D、300-400元E、400元以上 09．面对物价上涨，您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可多选】

A、不用，目前的物价我可以应对B、减少主食开支C、减少副食开支

D．减少教育开支 E、减少医疗开支 F、减少服装开支 G、其它

10.下面物品中，您家拥有哪些？【可多选】

①固定电话②手机③电视机④洗衣机⑤电磁炉（微波炉）

⑥电动车⑦摩托车⑧冰箱⑨电脑

11.当有额外较大支出时，您选择（）【可多选】

A、向亲友借 B、银行贷款 C、我自己有存款 D、向社区求助 E、向社会求助

12.家庭经济困难，您最希望得到帮助的是什么？（）

A、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解决温饱问题B、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C、解决家人的医疗问题D、帮我找一份工作，让我能自力更生E、其他（请写明）

13.领取低保金，您是否受到歧视？（）

A、完全没有B、有一少部分人会歧视C、较多人会歧视 D、很多人会歧视

14.领取低保，您有什么感受？（）

A、这没有什么 B、感谢政府的帮助 C、心中有加大失落感 D、感觉会受到歧视 E、其它

15.您认为现在的社会救助金是否能满足您的生活所需:

A、远远不够B、差不多C、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但一有额外支出就不够

城市低保 篇2

城市低保, 在1999年完成了“制度全覆盖”, 到2003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象全覆盖”。之后, 保障人数一直保持在2300万人上下, 资金规模从2003年的150亿元逐渐增长到2006年的224亿元。但到了“十一五”期末, 资金规模又几乎翻了一番, 2010年增长到525亿元;2011年更剧增至617亿元。上述变化说明了什么?变化的原因何在?还存在什么问题?发展的前景如何?这就是本文欲加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城市低保的实施现状及特点

从民政部的官方网站 (http://www.mca.gov.cn) 公布的与城市低保发展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看, 可以大致了解2006年以来这项制度的基本走势。

(一) 城市低保对象人数先升后降

2006-2009年, 城镇低保对象的规模先是呈逐渐上升的势头:2008年突破2300万人, 2009年达到峰值, 2346万人。但此后又逐年下降, 2010年降至2311万人, 2011年更是跌破2300万人的关口, 再次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 (见表1)

(二) 城市低保经费持续快速增长

城市低保经费则是一路高歌猛进, 2007年接近300亿元, 2008年接近400亿元, 2009接近500亿元, 2010年超过了500亿元, 2011年则已经突破了600亿元的大关。2011年的城市低保经费比2006年增加了175%。 (见表2)

城市低保经费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财政投入的增加, 尤其是中央财政投入的增加。2006年到2011年6年间, 各级财政投入城市低保的经费增长了175%, 共计2518亿元。其中, 中央财政投入城市低保的资金2010年比2006年增加了169%, 地方财政则增加了81%, 5年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投入1289亿元和612亿元。 (见表2)

(三) 经费增加的结果是低保标准的提升

城市低保对象人数基本保持稳定, 而城市低保的经费却大大增加, 其结果, 必然是城市低保的标准大大提高了。

就全国而言, 2011年年底的平均标准是288元, 比2006年年底的170元增长了59%。2011年, 在平均线以上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15个, 以下的有16个;最高的上海为505元, 最低的新疆为200元, 基本属正态分布。 (见表3、表4)

从2006-2011年6年间每年的变化来看:增长的幅度从9%到15%, 基本上是稳定的。最有趣的是, 从2008到2010年3年间, 每年的增长额度都是一个定数—23元, 不知是有意的控制还是偶然的巧合。 (见表3)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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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年底低保标准的绝对金额看, 标准在500元及以上的有2个直辖市, 即上海和北京;在400~499元的有1个直辖市和1个省, 即天津和浙江;在300~399元的有9个省和自治区, 即江苏、西藏、内蒙古、山东、辽宁、河北、江西、陕西和海南;在200~299元的有18个省和自治区, 即重庆、安徽、湖北、广东、黑龙江、福建、贵州、山西、吉林、云南、宁夏、湖南、四川、广西、青海、河南、甘肃和新疆。其中, 最高的上海为505元, 最低的新疆为200元。 (见表4)

从低保标准的增长幅度看, 2011年比2006年的增长幅度在100%及以上的有7个省和自治区, 即内蒙古、黑龙江、江西、海南、河北、陕西和湖北;在80%~99%的有4个省和自治区, 即山西、浙江、贵州和吉林;在60%~79%的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即辽宁、江苏、安徽、西藏、广西、四川、重庆、山东、湖南、北京、河南和天津;在40%~59%的有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即上海、福建、云南、新疆、甘肃和宁夏;在39%及以下的有2个省, 即广东和青海。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内蒙古是155%, 最小的青海是34%。 (见表4)

(四) 低保标准的提升使低保的人均补差增加

讨论低保问题, 其实最值得关注的指标是“人均补差”, 因为中国的低保制度是一种“差额补贴”制度。低保对象最终得到的低保金, 实际上是低保标准减去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后的差额, 圈内称为“人均补差”。实际工作部门会把低保对象分为两类:一类实行“差额补贴”;一类实行“全额补贴”, 后者大多是“无经济来源, 无劳动能力, 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对象”。其实, “三无对象”也可以算作实行“差额补贴”的对象, 只是家庭人均收入为0而已。

2006年, 就全国而言的人均补差为84元, 而到2011年, 人均补差已达225元。后者是前者的2.68倍, 大大超过低保标准的1.69倍。这意味着, 6年间, 每个低保对象实际得到的补贴大大增加了。 (见表5)

从2006-2011年6年间每年的变化来看:前两年, 2007年是23%, 2008年是40%, 然后又进入一个增长幅度稍低的阶段, 2009年和2011年都是19%, 夹在中间的2010年则是10%。 (见表5)

如果将低保标准和人均补差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如前所述, 低保标准减去人均收入等于人均补差。那么, 反过来, 保障标准减去人均补差就等于人均收入。按这样的思路, 我们发现, 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在这6年中一直走低, 从2006年的86元减少到2009年的56元, 然后再略微攀升到2010年的62元和2011年的63元。

二、城市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以上我们描述和分析了城市低保制度的现状和特点, 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下面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种现状和问题的形成原因。社会政策理论告诉我们, 任何社会政策都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 其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 不可分割。低保制度当然也不例外, 显而易见, 低保制度有其优点, 但也有缺陷。

(一) 低保制度的优点和缺点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为显见的优点是:能够保证将有限的低保经费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社会救助最为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家庭经济调查”, 对低保申请者要通过一整套行政程序进行审查, 只有在确认申请者确实因为收入低或者没有收入而难以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水平时, 才能动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施救。同时, 受助者在享受低保待遇的过程中, 还要接受跟踪调查。一旦受助者的收入超过救助标准, 即告一段落。正因为有了严格的审查制度, 才能确保纳税人的钱不至于被滥用。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 低保制度并不能帮助低保对象脱贫。低保制度的政策目标是维持受助者最起码的生活水准, 其理念及政策措施都是被动的, 并没有考虑帮助受助者脱贫。其二, 低保制度需要花费大量的行政成本。作为低保制度实施的前提的家庭经济调查, 以及贯穿实施过程的跟踪调查, 都需要有专门的人去做, 因此, 包括人工在内的行政成本较高。其三, 低保制度容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社会公众对这项制度的行政效率和效果十分敏感, 一部分人会十分在乎这项制度是否养懒汉, 同时另一部分人又对这项制度的苛刻的审查程序提出指责。遭受两面夹攻的尴尬处境, 常会使低保制度进退维谷, 无所适从。

以上所述的低保制度的缺陷, 造成了现实中低保制度面临的问题。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二) 通货膨胀和城市低保

毋庸置疑, 2011年公众最为关注的热点就是通货膨胀。对于物价上涨的冲击, 低保对象更加难以接受。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低保对象的日常消费支出, 是由政府按“最低标准”计划好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旋余地。据国家统计局列出的“菜单”, 其中“食品类”和“居住类”, 是低保家庭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居民消费价格1~9月的涨幅同比为5.7%;而与人民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食品类”消费价格的涨幅是12.5%, “居住类”消费价格是6.0%, 涨幅最大, 这让低保对象叫苦不迭。

如果拿城镇居民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低保标准作比较, 可以发现, 低保标准实在是非常之低。就全国的平均数而言, 低保标准仅占一般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只有5个地区是超过20%的, 包括西藏、天津、黑龙江、江西和青海;在16%~19%之间的有14个地区, 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湖北、海南、上海、安徽、山东、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在15%及以下的有12个地区, 包括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江苏、浙江、福建、重庆、四川、云南、新疆。其中最高的是西藏, 最低的是广东和福建。

以上的统计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按照欧盟的规定, 贫困线应该在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之间。即使是一贯比较保守的美国, 贫困线也在社会平均收入的33%上下。现在中国的数字15%, 仅为欧盟标准的1/3到1/4, 美国标准的1/2弱。

拿国内各地区的数据来作比较, 更令人大跌眼镜。低保标准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第一档的, 即超过20%的, 除了天津, 都是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区;像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地区的省市区, 却都在第三档, 即15%及以下;而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国经济的领头羊, 表现也不怎么好, 处于中档, 北京是18%, 上海是16%。以上的统计分析说明, 以“低保标准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个指标计算,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只有少数省市区例外。这是否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在低保标准上更趋于保守, 而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为要顾及低保标准要起到“保底”的作用, 相对来说, 反倒表现得更为慷慨。

(三) 关注城市低保与养老保险的衔接

近年来, 低保对象的“清退”问题引致高层的重视, 一些省份有数万低保对象被“清退”, 似乎表明这项制度在实施中出现了极大的纰漏。实际上, 这可能是一些地方民政部门为了夸耀“政绩”——制度实施公正、节省政府开支, 等等——而用词不当, 对绝大部分低保对象来说, 规范的说法应该是“退出”。这是因为, 世纪之交时的“40-50”人员, 到现在正是“50-60”, 到了退休年龄了。在转制并轨时由“下岗”转为“失业”的人员, 他们的养老保险费是交过了的, 所以他们现在应该享受养老保险金了。一般来说, 在领取养老金之后, 他们的收入水平应该上升一大块。因此, 他们退出低保是正常的制度交替衔接的结果, 不应该大惊小怪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 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表7的数据可能有助于说明以上的理论假设:对比2010年和2009年城镇低保对象的具体分类, 可以发现:在7大类低保对象中, 2010年的低保对象中, “在职人员”和“登记事业人员”分别下降了10.8%和17.4%, 这可能与当年的“40-50”人员现在已经是“50-60”人员, 亦即进入退休年龄相关, 因为低保对象中相当一部分人虽然没工作岗位或没有稳定的工作, 但当他们进入退休年龄后, 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因此也就不再享受低保待遇。

在了解了上述的实际情况之后, 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一部分城市低保对象领取养老金后, 原来享受低保的低保金应该如何处理?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可以同时享受社会保险和城市低保两项待遇?二是目前养老保险所提供的养老金, 如果标准低于低保标准, 在同时享受两项待遇的情况下, 保险金是否应该计为收入?

对于第一个问题, 就社会保障理论而言, 一个人同时享受社会保险和城市低保是正常现象, 因为在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中这两项制度应该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国际经验表明, 低保制度的一项功能就是对领取了社会保险金后仍不敷家用的家庭作“收入维持”的补贴。

对于第二个问题, 一般来说, 享受城市低保唯一的标准就是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如果低保家庭中有人领取了养老金, 应该计为收入。然后再按家庭人口计算平均收入, 假如还是低于低保标准, 就仍然可以享受低保的差额补助。

三、低保标准的调整及建立与物价挂钩的联动机制

在2011年年初的两会报告中, 温总理提出, 要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绝不能让物价上涨影响低收入群众的正常生活。根据两会精神, 随着2011年物价上涨不断创新高, 各地区也频频传来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得到调整和提高的“利好”消息。

(一) 近年来各地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努力

从“社会救助网”获得的数据中, 可以看到从2010年9月到2011年9月一年中全国各地区低保标准的调整频度和幅度。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在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 自2010年9月到2011年9月的一年中, 城镇低保标准调整过两次的有北京、太原、长沙、海口、西宁等5个城市, 从没调整过的有福州、武汉、南宁、青岛、宁波等5个城市, 其余26个城市, 包括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济南、郑州、广州、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银川、乌鲁木齐、大连、深圳、厦门等, 都进行过一次调整。从调整的时间和频数看, 2011年6月公布的数据为最, 有14个省市区进行了低保标准的调整;其次2011年3月, 有9个;再次2010年12月, 有8个;还有5个是2011年9月公布的。要论调整幅度, 最大的一次是乌鲁木齐2010年12月公布的数字, 从156元调整到256元, 提高了整100元。

历次调整后, 低保标准最高的, 2010年9月和12月是天津和上海, 450元;2011年3月是北京, 480元;2011年6月和9月是杭州, 525元。低保标准最低的, 2011年9月是乌鲁木齐, 156元;2010年12月和2011年3月是西宁, 213元, 2011年6月和9月也是西宁, 238元。

从2011年9月的数据看, 低保标准在500元以上的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4个城市;在499元~400元的有天津、广州、济南、大连、宁波和深圳等6个城市;在399元~300元的有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合肥、南昌、福州、郑州、武汉、长沙、南宁、海口、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青岛、厦门等22个城市;在299元以下的有重庆、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4个城市。

表8的统计数据表明, 低保标准的调整, 若从绝对数看, 还是发达地区的标准高, 低保标准在400元以上的10个城市都在东部沿海地区。当然也有例外, 是福州、青岛、厦门等3个城市, 虽处东部沿海, 但都在320元~350元之间, 可能偏低了。

从媒体报道看, 2011年10~11月, 又有一些城市对低保标准进行了调整:重庆, 从290元提高到320元;长春, 从350元提高到375元;石家庄, 从340元提高到375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 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二) 建立健全救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的努力

据媒体报道:在2011年年初的两会报告中, 温总理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3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局五部委就联合发出通知, 部署各地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的建设工作。据媒体报道, 有记者作了统计, 发现2011年全国31省区市已提前“完成任务”, 都建立了“联动机制”。其中, 有22个省市区是以CPI涨幅作为启动联动机制的条件。

如今各地区都已经在考虑根据物价上涨的幅度调整低保标准, 这是一大进步。然而, 如前所述, 以“居民消费指数”作为调整的依据, 这样的政策思路仍然是有缺陷的。“居民消费指数”中, “食品类”和“居住类”, 与低保家庭最为利益攸关, 但同时又是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如果按全部八类来决定调整的时机和计算调整的幅度, 其他作用有限的六类会大大“稀释”作用最大的两类的影响, 实际上会使调整的幅度偏小。多年积累, 就造成了低保标准仍然越来越偏低的发展趋势。

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在设计低保标准的调整机制时, 都从技术上考虑了这个问题。具体的做法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种。其一, 在用八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 用加权的方式重点考虑“食品类”和“居住类”的影响。其二, 用专门对低收入群体采集数据的方式, 建构一个“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指数”, 以实事求是地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另外,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考虑, 即用“居民消费指数”和“社会平均收入”构成一个综合指数, 作为低保标准调整的依据。目前这种方法还没有进入实际运用的层面, 但应该可以考虑。

摘要：城市低保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2006年以来的城市低保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 探讨了其变化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城市低保,低保制度,低保标准,最新发展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Z.[人民网,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229896/229904/15575399.html, 2011-03-17.

[2]叶鹏煌.全国超7成省份建立社会救助与CPI联动机制[N/OL].法制日报, http://news.qq.com/a/20111107/001167_1.htm, 2011-11-07.

[3]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EB/OL].

城市低保 篇3

关键词：城市低保制度；社会发展；功能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4-0095-03

城市低保制度运行以来，作为针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一项正式社会支持，在为2000余万贫困群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同时，也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需要对其正负功能进行评估，并通过对政策的调整使正功能达到最大，负功能降低至最小。

一、城市低保制度的正功能

城市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在三个层面发挥着正功能：在微观上为替代单位制，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基本的生存权利并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在中观上，作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帮助政府安抚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人群；在宏观上，弥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足，推进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一）编织社会支持的安全网

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为丧失社会支持的人们提供必要支持，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任务。从1996年每月170元/人，到目前每月520元/人；从仅仅的低保金配以简单实物的发放，到教育、医疗、住房等全方位的救助；从单纯的“一刀切”，众人同一标准，到今天的分类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但始终没有偏离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支持的设立初衷。在访谈中，低保对象对该制度的此项功能予以肯定，这种支持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让他们感受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政府会管的”。

“1999年，我所在的单位木材厂效益不好了，不愿意和我们续签合同。我觉得自己刚30多岁，再找个工作应该也容易。可一回家就生病了，甲低和血脂高，看病花了很多钱，还有后遗症，干不了重体力活。现在我还需要一直吃药，每月100元左右，一年检查3次，一次要200多元的检查费用。我妻子工资本身就不高，2001年因单位搬迁，还待岗了，只有200多的收入。我们找到单位，单位说可以向当地申请低保，于是我们就试了一下，2001年7月申请下来了。尽管刚开始时，低保金只有257块钱，不过这笔钱可以保障买菜吃饭，再加上一些粮油补贴，在生活上对我家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分类救助和专项救助是低保制度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分类救助一是提高了城市中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水平，二是对法定劳动年龄段内的人员，区分有无劳动能力，实施鼓励就业政策，是城市低保制度走向完善的关键步骤和重要标志。专项社会救助是为低保对象提供一个集生活费用、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廉租房救助以及临时救助为一体的全方位救助网络，使城市低保制度真正成为一个全方位、无所不包的社会支持体系。

（二）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社会稳定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城市失业贫困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其中有失业下岗人员，有在职拖欠工资的、有孤老病残的，还有刑满释放人员，当他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上街示威游行、集体上访，甚至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该群体发生的可能性都相对较高。1997年低保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时，据统计符合各地低保标准的居民数量为88万人，2002年人数增加至2 064.7万人，之后数量趋于稳定。①城市低保制度在保障2000余万贫困人口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的同时，从三个方面体现出缓解社会矛盾的政治服务功能。

一是对特殊群体的照顾。特殊群体以刑满释放人员为代表，他们与社会隔离时间长，出狱后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来供养自己及家庭。通过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了解，这类人员是社区工作站关注的重点，对他们的困难，都会及时解决，“他们出狱后，一般都会去街道，说自己没工作没收入。街道对此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家庭确实不宽裕，都会让其进入，这也是为了避免他们老闹事。”

二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灵活”处理。尽管城市低保制度对进入人员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例如不允许有手机、不能养宠物等，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要求在实际操作中不会完全严格执行，对低保的审查一般仅限于收入而非资产，审查方式偏向于定性而非量化标准。“我们是秉着这么一个原则，只要申请材料符合低保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就不深究它的真实性。比如说收入证明，我知道有些人工资不可能只有300元，同一家公司6年前工资是300元，现在还是300元，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只要她能拿到证明，我们就不深究。因为即使工资比300高，也不是富人，都是邻居，情况我们都知道，只要不过分就行。”

三是在举办重大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每逢我国举办重大会议、活动时，社会稳定就成为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城市低保制度就成为安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将各种不稳定人群拉进低保制度的“安全网”中。“2008年奥运年的时候，我们街道收到区民政局的相关指示，在奥运年社会稳定最为重要，民政工作一定要做好，在低保这块，对于基本符合条件的，不要过于苛刻限定，可适当放松要求。”

（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剂

城市低保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剂。市场经济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结构调整和物价体系调整等一系列变化，改革触及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引发了企业停产破产、工人失业下岗、物价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城市低保制度为所有的城市居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后顾之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之前在服装公司收银，那时还有‘接班一说，我是接我父亲的班，他就一直在那工作。1999年，我上班时晕倒了，检查出了高血压和脑血栓。那时家里婆婆岁数大、孩子小，我身体又不太好，我和丈夫就商量我不上班了，在家照顾家人。这样的话，公司不给工资，但是负责保险。但是到了2003年的时候，单位裁员，45岁以下的都回来了，我那阵也被买断了，一共就给了3.5万。但我丈夫有工作，家里也不紧张。可祸不单行，2005丈夫病了，不光花了很多钱，这种病还治不好，被鉴定为2级中度肢体残疾。居委会知道我家的困难后，主动联系我们，让我们申请低保。我挺感激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不光每月的几百元钱，孩子的学费，逢年过节也会发东西，还有邻居们都很照顾我们，我觉得政府做得特别好。”

二、城市低保制度的负功能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作为一项“花小钱办大事”的利国利民的制度，在政策设计以及实施过程中同样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从国家层面看，缺乏细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制度设计容易造成福利依赖；从社会层面看，低保对象符号化引发的阶层壁垒和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经济壁垒削弱着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

（一）造成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依赖

福利依赖是长期困扰福利国家的顽疾，尽管我国并不是高福利国家，但在城市低保制度的执行中，也发现了福利依赖的影子。这种福利依赖是低保群体迫于生活压力，为获取收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介于制度与非制度之间的技术选择，并非出于逃避劳动的主观意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家庭收入作为准入标准，可能把穷人带进“贫困陷阱”。贫困家庭差额享受低保金，收入的增加意味着福利的减少，即受助家庭收入增长10元钱，就意味着他们将少得到10元钱的救助金，相当于100%的边际税率。尽管2006年北京市已经把边际税率降低为70%，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找到了330元以下的工作，那么这330元作为就业奖励，低保金额并不会产生变化。但是如果找到的工作高于330元，那么就会按照70%的边际税率，低保金进行相应的递减。例如我们街道的A先生，他一家三口都没有工作，那么按照现有的补助标准410元，那么家庭收入就是410×3=1230元，如果A先生找到一份月收入330元以下的工作，那么这份工资收入算作是就业奖励，A先生家的家庭收入就从1230元涨到1230+330=1560元。但是如果A先生找到了一份高于330元的工作，高出部分的70%就要从低保金中扣除，收入增长的空间极为有限。”

第二，城市低保制度中就业服务以及激励措施难以发挥作用。调查发现，有劳动能力的人或是不就业，或是就业但隐瞒收入。政府制定政策有个前提假设，假设如果人们可以养活自己的话，就绝不会接受政府资助，不过现实却不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低保制度非但不鼓励低保对象再就业、反而破坏了他们增收的积极性。“我们不是不想工作，可是像我们这个年纪、没什么技能。重体力活肯定干不了，要是累病了，挣的钱还不够看病呢。简单的工作工资又太低。你说找个600元、800元的工作，低保就享受不了。其实到手的钱还不是差不多。”另外，街道中负责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的社保所与负责低保工作的民政科属不同部门，不利于低保人员培训再就业工作的开展，导致了职业培训不适用、介绍工作不匹配、就业激励措施力度不够等众多问题。

第三，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甚至北方地区的取暖等费用逐渐都被纳入到了城市低保体系当中。换言之，人们只要具备低保资格，就可以享受到政策规定的各方面的资源，形成了“一有皆有，一失全失”的局面，一旦失去“穷人”资格，不只是损失了每个月的低保金，还损失其他附加的各种补贴和给付，为此还有人不惜办理假离婚。“我不愿意退出低保，我没有上过社会保险，现在都50岁了，如果没有低保，我退休金、医保都成问题，虽然现在有政策说可以一次性补交社会保险金，但是一下子拿好几万块钱，承受不起，我估计我就是得吃一辈子低保金了。”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的“边缘户”非常容易陷入贫困，但无法从社会救助中受益，作为潜在贫困者，他们要么让自己的收入确实低于保障线，要么冒着道德风险，进行收入的欺报、瞒报，这些现象与低保制度自食其力、治本脱贫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

（二）削弱非正式社会支持

低保对象符号化引发的阶层壁垒和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经济壁垒削弱着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原有的社会支持在生活中面临一定的社会排斥与自我排斥。低保群体在享受政策眷顾的同时，也必须维持贫困的生活方式，否则将因生活“奢侈”而被取消救助资格。正如齐美尔的经典描述：贫困者接受扶助以后就已经不是普通的市民了，因为他们不用交税，他们的市民权会受到限制，贫困者在社会的里面又同时在社会的外面。

一是低保对象符号化引发阶层壁垒。进入城市低保制度有诸多程序，各地为便于群众监督，都普遍采用在社区内张榜公示、邻里访问的方法，提高低保对象知名度，接受来自政府和社区内正式与非正式的监督。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要参加所在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半强制性的公益劳动，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低保人员自身产生自卑情绪，主动远离其他人员，相应的自我排斥与社会排斥随之产生。调查发现，邻里关系融洽的低保家庭只有12%，在社会交往中容易自卑。“我们平时很少出门，我得上班，下班就是看孩子。他就在家待着，有时候去小区里的发小那转转。”“和邻居见了，就是点个头，没什么可聊的，我也不爱串门，地方都不大，再说人家多好，多干净啊。”

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削弱家庭关系。除了邻里，家庭是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林耀华指出家庭是这样一种生活圈子，是围绕着一个由习俗、责任、感情和欲望所精心平衡的人编织的强有力的网。抽掉家庭的一员、扯断他同其他人、其他人同他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家庭便面临危机[1]。经济上的贫困往往导致家庭关系失和甚至破裂，使贫困家庭更加缺乏社会资本，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我和我妈一块过，要不然真是不够，你想我就600块钱，还得交保险，我媳妇也就300多，低保那几百，加在一起也不够。孩子小，上学要花钱，虽然学费免了，但是咱们穷也不能穷着孩子，该买的书，报的班也都给她花。家里煤水电都是我妈交，我们就是偶尔买点菜。说句不好听的，真的就是吃我老妈呢。”低保人员自身经济拮据，很少出席亲友婚丧嫁娶等需要出钱的社交活动。“平时不去，挺远的，想起来就打个电话，我们没有钱，钱只够吃喝的。亲戚婚丧嫁娶我们很少去，生病了也就是空手看看。”低保家庭还容易出现财产继承不公，相对富裕的亲戚对自己看不起或关键时候亲戚不帮忙等。“我都有离婚的想法，真的，他妈欺负人。你说我们家这种情况，不帮忙也就得了，可是还总是找事情，平时照顾他们都是我们家的事情，可是他父母却把房子留给了他弟弟，一说这个我就生气”，“我三叔家里条件好一些，以前经常帮我们，可能是不爱管了吧，我爸这次生病住院都没有去看我爸，也好久没来我们家看爷爷了。”

综上所述，城市低保制度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在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福利依赖、困难陷阱以及对传统社会关系的削弱，但综合来看，该项制度的正功能远大于负功能。随着立法的加强和综合性救助体系的建立，城市低保制度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林耀华.金翼[M].庄孔韶，林宗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曹艳春.我国城乡社会救助系统建设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朱德云.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4]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2）.

申请城市低保基本手续 篇4

1.个人申请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

3.户口本首页、本人页复印件

4.结婚证复印件，离婚的离婚证复印件和离婚协议书。

5.何时何地何种原因转户证明（派出所出具）小城镇转户必须够5年以上才能申请

6.没工作的去档案所在地开就业状况证明（劳动局或人才或社保所）社保所领表

7.在职人员出示工资情况证明，社保所领表，上面盖单位财务章，下面盖上级主管部门公章。在职人员月工资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1160元/月。

8.学生出示学生证明，社保所领表，小学初中必须在清水中小学开否则视为择校，不允许申请低保。

9.原在职人员去原单位出示原在职证明，证明离开单位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赔偿金。如没有赔偿金在表右面注明什么原因，并加盖单位财务章，在表最下面盖单位公章。

10.家庭成员中有农民的，到户籍所在地开证明，到社保所领要求。加盖村委会和政府两级章。

11.老人申请所有的子女出示收入状况证明及子女情况证明，到社保所领表按要求开。

12.老人投靠子女转户的，出示转成非农业户口时迁入地的房产不是本人的，并证明相互之间的关系。

13.两劳释放人员出示刑面释放证明。

申请低保基本要求：

城市低保申请书 篇5

您们好!

我叫孙x，x县x镇人，现住x镇东风西路155号，1972年04月出生，现年40岁，妻子姓余x，39岁，有一子。由于种种原因，本人家庭日子过得十分艰辛，无能力去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特向屯昌政府申请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十几年前，本人因家境不好外出海口打工当司机，因当司机的职业久坐驾驶室缺少活动一不小心而落得腰痛的顽疾，经长期治疗未果，再加上眼睛近视严重，实在无法连续胜任当司机的工作，迫于无奈辞去特长的工作而找零散工来做。七年前，父亲患半身不遂卧床在家生活无法自理，母亲为了照顾

父亲拖着体弱多病的身体度日如年地照顾父亲，直到父亲逝世。近年来，母亲的视力模糊日愈加重，已达到几乎无法辨人的状况，再加上前期带病照顾父亲也患得一身疾病，如;头痛、脚痛、手痛、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长年失眠，现已80岁高龄的母亲实在无法再继续生活自理。妻子婆家二老膝下无子，且二老皆是80岁以上同样地年迈多病的老人，二老现都已离不开她的照顾。妻虽勤劳，无奈没办法顾到两头。话说照顾、赡养父母是孝心，但也是为人子女的义务。现本人的母亲生活已达到无法自理且多病的情况，本人便毫不犹豫地返家照顾母亲。由于每天要准时地叮嘱、照顾母亲服药和日常生活，一直无法找到适合本人工作的用人单位。没找到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经济来源，一切烦恼的事情也会随之而来连晚上都头痛得睡不着。

一个在县城的家庭，夫妻双双没有工作，没有田地种植，没有资金经商，且要照顾、赡养上有老，抚养下有小的家庭，谈何容易。每日里都要靠母亲的那一点微薄的退休金去买柴米油盐、水电、医药和其它的家庭费用，日子过得十分艰辛、拮据。本人实在是不想当啃老族，也不能当啃老族，但是，全年里夫妻两人偶尔靠着零散工的收入想去维持基本生活根本就无济于事。家中最值钱的家俱就数本人当初在海口打工时带回来的那个二手电脑，现连电视都没有一个。由于没办法、无能力去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为此，向政府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解决我们家庭的生活危机，恳请政府向我们的整个家庭伸出援助之手!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申请日期：X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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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保申请书（范文） 篇6

尊敬的领导:我叫***,祁阳县***镇***村第*组人.1932年8月出生,现年75岁,由于原来家境贫寒,小学只读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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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领导:

我叫***,祁阳县***镇***村第*组人.1932年8月出生,现年75岁,由于原来家境贫寒,小学只读了五册,1950年10月在广州军区46军当兵,52年九月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参加了多次著名的大型战役,在一次攻坚战中,被炮火埋在战壕里,死里逃生,大腿光荣负伤,荣立三等功,回国后,又于54年入团,56年2月复员回家,60年代,受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影响因家庭出身原因一直不能解决组织关系,现在不能劳动,年老多病, 妻子早丧.冬天没有棉被盖,大冷天也没有炭火烤.两个儿子也都是本土农民,家境一直不太好,为抚养孙辈长大成才,俱已负债累累.根本无力照看我这孤寡老头.由于旧伤在身,腿部风湿一直没得痊愈.每年医药费开支都在三四千元以上,凭一己之力根本不能负担.加之现在已丧失基本劳动能力,只能靠日常捡些破烂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常常是有这顿,没下顿,生活特别艰苦.现在连平时控制病情的药只好停了；幸好，我听说我的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低保，我异常的高兴，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看到了一线黎明的曙光，可以救我于水火。于是几经斟酌之后，我个人特向您们申请低保，以度过目前的艰难时日。

我有理由相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相信伟大的政府会给我解决实际困难，解决我的生活危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二00 年 月 号

--------------

尊敬的领导： 你好！

我叫***，是贵州省***村的农民,家中有四口人，现在居住在自家的土房子里，房屋是1989年自己动手建的，住房面积为45.2平方米。我家收入只有420元，家中生活困难，特申请低保。我的家庭情况是：

我本人，1948年生，慢性气管炎哮喘病，长年有病。一直没有没有工作也没有固定的收入。

妻子，***，1950年生，没有参加过工作，没有任何收入。

女儿，1970年出生，早就远嫁外地，住贵州省***，曾在当地的砖厂打小工，月工资300元。其夫，是同厂的拉砖工人，月工资300元。她有一个女儿，2周岁。她家生活也很困难，不能给我生活费用。

儿子，***，1973年生，先天性呆傻，无工作无收入。

由于我和我丈夫年纪大了，干不动农活了，加上积劳成疾，昂贵的医药费让我没敢再跨过医院的门槛，现在生活举步维艰，特请求政府给我们解决实际困难，给予我最低生活保障。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年 月 日

--------------

广场社区居民委员会：

我现年50岁，家住振兴路、农林巷XX号，平房（34平米），与妻子离异，现独自生活，身体长期有病，不能干重体力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靠亲属救济勉强糊口，年收入不足200元，生活异常艰难，当我听说还可以向社区申请低保，我非常高兴，本来已绝望的心又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看到了一线黎明的曙光。为此，特向广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低保。我也想靠自己的双手不给党和政府增加负担，但身体状况、家庭的窘困、生活的艰难，如今只能让我命悬一线，希望广场社区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此致

敬礼

城市低保 篇7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构建和谐社会, 关注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市场改革和体制转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发展的相对落后, 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等问题, 让城市低保户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衍生群体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政府已经对该群体实施了相应的照顾措施, 但是从2007年开始, 通货膨胀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城市低保户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该群体的就生存问题, 就业问题, 医疗卫生问题, 子女教育等问题, 作为媒介如何再现, 如何建构这样一个群体的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以往研究多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医学等角度来对该群体进行再现, 甚至有些是以报告形式呈现。其共同的指向都在于从宏观政策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然而在操作层面的研究却乏善可陈。故期待该研究能够丰富对于城市低保户的研究,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填补对于该群体研究的空白。进而解决媒体对于城市低保户如何报道与再现的问题。

鉴于此群体的特殊性。本研究尝试比较大陆与港澳地区的媒体对于同一群体的报道, 借以揭示媒介在再现其形象中的规律性, 和差异性。该地区报纸对于城市低保户的报道量在2006-2010年的变化?该地区报纸如何呈现城市低保户的形象?该地区报纸对城市低保户的形象是否仅仅是做了客观的报道, 又或是表现出了某种倾向性?

二、文献探讨与研究问题

(一) 媒体的再现

媒体是否反映的是事物本来的面貌呢?或是以另外的一种艺术加工而呈现给受众呢?社会建构理论认为, 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实, 不仅仅是被客观状况所决定, 同时也是被社会性建构出来的。社会建构论的主张秉承了现象学本体论的一个基本预设, 即社会现实是以解释过的事实 (而非客观事实) 呈现自身的, 而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又在不断地建构着新的社会现实[1]或者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媒体的再现, 即对于客观实在的事物我们对其进行编码赋予其特殊的意义, 然后将进行编码过的事物再现给受众。这个时候的事物已经不是原本的事物了, 经过媒体的“再创作”它必然是包含了特定意义或者诉求的信息。这个时候产生的问题就是:第一, 它给受众呈现了事物具有了什么样的物质外壳, 具有了什么样的特质。第二, 受众再次接触该事物时是否形成了对该事物的“刻板印象”

(二) 城市低保户与再现

学者王茜曾表示:“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现代国家依法向公民提供的, 为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平而进行的物质援助的一项政策, 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防护线’与‘安全网’, 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是为了每个公民在生活困难时不至于陷入无助的境地。”[2]而对于城市来说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救助中间最为核心的内容。唐钧指出:“城市低保制度是指根据维持人民最起码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 每一位公民, 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 都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他还指出特点有:获取最低生活保障与救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应运而生的社会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是克服短暂的现实困难, 社会保障制度在公民由于社会的或个人的, 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致使其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因而陷入生活困境时发生作用, 制度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金或实物, 目的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状态。”[3]但是目前对于低保户并没有做出专门的概念界定, 而媒体在再现群体的时候所依靠的是何种准绳从何处表现?当界定不清楚的时候是混淆, 性别, 人口, 手段等人口特质?

(三) 城市低保户先行研究

对于城市低保户的先行研究, 往往集中于以下几个角度:

社会学角度:学者高功敬, 高灵芝认为, 城市低保户的工作与生活, 伴随着“国家-市场制度性转型, 一般经历了从体制化维持向生计性维持转变的过程。通过分析低保的历史性质提出了低保福利依赖观点是一种理论的想象和对现实问题“错位”归因。城市低保目标的阶段定位应从补偿性, 救济性向能促性转变。[4]即在面对城市低保户这样群体性问题时要逐渐从一种社会救助的角度, 转变为社会激励角度来审视问题。通过恰当的划分, 具体的对待, 严格的审核, 从“救助”转换为一种“自救”从而解决此问题的思路。

经济学角度:赖哲莉等人认为, 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结构和支出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收入较低的低保户而言, 其影响更为重大。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设立一个单独的CPI指数, 可以帮助政府部门更好的了解这些居民的生活状况, 也能为民政部门制定各项政策和补助法案提供帮助, 得到政府和居民的双赢。[5]作者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内容分析, 而后提出建议以期得到一个经济独立CPI指数来单独解决城市低保户的问题。但是此研究是从局部地区入手, 各省的省情差异存在很大区别, 尤其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差异性更大。依赖食品系数这样一个生存指标, 用一种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多元化的问题, 是否还不具有强的推广性, 和可操作性呢?

另有从医学专业角度。[6]人类学角度审视城市低保人群, [7]但是所研究的层面往往都集中在企图通过宏观政策建议来分析一种解决的可能性。在操作层面的并不多。

综合以上讨论,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主要有:

1. 不同地区报纸如何再现了城市低保户的媒介形象?是否过度强调某些特质?

2. 不同地区报纸再现城市低保户过程中的报道特性为何?

3. 不同地区报纸是否在再现的过程中就问题提出建议?

三、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以量化的内容分析法为主, 通过客观的统计找出媒体再现下的城市低保户特质。希望可以了解不同地区媒体在如何再现了城市低保户的媒介形象?进而提出媒介再现方面的可能性。

(一) 研究对象

1. 时间段的选取

本研究以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这5年的报纸作为分析时间范围。对于城市低保户的媒体形象再现的前因后果进行分析。另外, 5年正好是党和政府的一个规划周期, 力图从这样的一个周期内看出党和媒体的口径是否影响到城市低保户的形象再现。

2. 报纸的选取

(1) 《人民日报》:大陆第一大党报, 日发行量超过一千万份, 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党报, 其文章取舍角度更多是从全局和公共利益出发, 具有一定的社会风向标作用。此外, 它的言论比较稳重, 风格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内容范围涉及较全面, 适合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2) 《大公报》:香港发行的报纸, 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先是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发行的报纸, 以理论中肯, 报道翔实为特色, 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背靠大陆, 面向国际, 内容广泛, 适合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3) 《澳门日报》:澳门销量最多的中文日报立足澳门, 服务市民, 实事求是地报导祖国各方面的成就和变化, 准确反映民意。”服务对象为广大澳门居民, 但被澳府视为代表北京主张的“半官方”报纸。在广州和珠海经济特区设有办事处。该报刊登大量当地新闻和大陆、香港和国际新闻, 设有副刊、专刊30多个。

故本研究总样本三种报纸, 每种报纸分析5年, 涉及城市低保户文章共25篇, 其中《人民日报》17篇, 《大公报》5篇, 《澳门日报》3篇

(二) 类目的构造

本研究以内容分析为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法是针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的描述, 目的在于测量传播内容中某些可测得的变数。内容分析不仅在于分析传播内容的讯息, 也分析整个传播过程, 除了对传播内容做叙述性解说, 也推论传播内容对于传播过程发生的影响。[8]而关于类目的建构:

1. 报道量:三份报纸的报道则数。

2. 第一新闻主角身份:即文中的强调者, 叙事中出现最频繁者。以其作为编码对象。 (本地人。无法辨别)

3. 定义为低保户原因: (1) 户内均为无工作能力人口 (2) 久病不愈 (3) 无工作能力人口众多 (4) 意外事故 (5) 因家人伤病花光积蓄 (6) 天然灾害 (7) 生意失败破产 (8) 有工作能力者长期失业 (9) 会赚钱的家人出走 (10) 和负担家计者离婚或分居 (11) 牢狱 (12) 有工作能力者须照顾家属 (13) 被诈骗或赌博失去财产 (14) 未提及。 (本研究只对其主要原因进行编码)

4. 第一新闻主角性别。 (第一主角的性别, 男性女性未提及)

5. 第一新闻主角的年龄: (1) 年轻 (未满18岁) (2) 成年 (18-44岁) (3) 中年 (45-64岁) (4) 老年 (65岁以上) (5) 未提及。

6. 版面

7. 叙事风格: (积极、消极、中立) 来判别媒介再现城市低保户过程中是否添入了叙事的倾向性, 例如:笑、高兴、感动等归为积极。悲伤、忧愁等归为消极;叙事中不带任何主观的形容词, 列为无法判别。

(三) 信度检测

在确定了分析类目后, 本研究由作者对同样的25篇报道进行了两次编码, 平均同意度为0.86达到信度系数标准。

四、分析结果

(一) 报道量

由表4-1可以看出, 城市低保户新闻的报道量来说《人民日报》在量上占绝对多数 (68%) , 其次是《大公报》 (20%) , 最后是《澳门日报》 (12%) 。这可能是因为城市低保户这样一个名词在香港和澳门地区并不是这样称谓, 由于接近性的原因, 故作为大陆的《人民日报》在对城市低保户形象再现的报道量上占绝大多数就可以理解了。

(二) 第一新闻主角身份

由于城市低保户新闻报道对象多以群体形态出现, 故只选择第一新闻主角进行统计, 城市低保户通常以常住人口为主, 由表4-2得当以群体再现时身份以无法辨别最高 (88%) 明确提出是本地人的为 (12%) 我们假设其中无法辨别的多数为本地人。但各地方政策对于低保户的划分不一致, 这样就导致了报纸对于该群体的定义划分不明显的问题。到底第一新闻主角多少程度就算是城市低保户呢?

(三) 定义为低保户的原因

由表4-3可看出从大陆与港澳地区这三份报纸来看都是从宏观的政策文件角度对低保户进行的定义的, 未提及具体原因占到总数的 (88%) 。久病不愈和户内均为无工作能力人口共占 (12%) 这就可以看出媒介在再现城市低保户的过程中很少从微观的个体层面对其报道, 更多的是政策性质的一笔带过, 多以群体名称定义低保户。

(四) 第一新闻主角的性别

由表4-4可以看出城市低保户是以群体身份出现的, 而以个体出现的多为女性。但是所谓的弱势并非数量上的少数, 而是比起其他社群而言拥有较少控制社会的权利, 其接受教育, 追求成功, 财富, 与个人幸福的机会, 较主流 (或强势) 社群有限。[9]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对于其中未涉及的部分, 我们是否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划分更加明确些?

(五) 第一新闻主角的年龄

由表4-5可以得知新闻第一主角中未提及占 (88%) 未提及依据描述多为年轻、成年、中年人。故可以发现对于老年低保户的关注并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六) 版面

由表4-6可以得知 (前两项为《澳门日报》版面, 三到五是《大公报》版面, 六到十四是《人民日报》版面) 对于城市低保户的报道多集中于要闻, 政治, 经济法制等方面涉及国计民生的硬新闻版面占总量的 (56%) 但是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仅仅局限在宏观层面的一笔带过, 或者是在谈到社会保障的过程中顺带提出。并没有具体的再现其形象。不论从量上, 还是从报道多样化的角度来看, 《人民日报》都占据上风, 从具体的再现形象绝对比值上来看港澳要高于《人民日报》。

(七) 叙事风格

由表4-7可得:在城市低保户的叙事风格中。, 仍然保持较为中立的风格, 并未使用太多强烈的形容词 (60%) 呈现正面积极的风格的报道 (36%) 又比悲观消极 (4%) 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立报道中56%来自《人民日报》唯一的消极比例也来自《人民日报》。港澳主要是以一种积极的报道角度出现的占总数的百分之28%。从这个层面也可以看出在《人民日报》在再现城市低保户的过程中仅仅是以一种客观角度报道。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态度。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大陆与港澳地区三份报纸对于城市低保户报道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三份报纸在再现城市低保户的报道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香港和澳门报纸在报道数量上与大陆的相差甚远总量之比为8/17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原因可能是因为经济体制暂时的不同导致香港和澳门的城市低保人口并没有能够达到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度。再者由于接近性的原因, 也使得港澳对于内陆的社会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关注。

第一新闻主角从类目构造时提出假设并不全为常住人口, 结果是百分之88%并没有交待其是否是本地居民, 这就产生两种可能:1.本身对于城市低保户的划分即没有统一标准。故在在新闻主角再现时无据可依, 便以群体性角色再现。2.先前的报道角度已经形成从宏观群体性报道的角度, 是报道再现该群体的行业习惯。

报纸定义为低保户原因时直接跳过了量化环节。从导致成为低保户的原因角度并没有直接予以解释, 只是强调在政策相关过程中, 他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形象出现的。而所提及的原因是:久病不愈和户内均为无工作能力人口。从报道的多元化层面略显单薄。

性别的呈现未提及为88%剩下的媒介角色皆为女性,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是否我们媒介在再现城市低保户形象的过程中已经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 对其进行了定性。

年龄的呈现过程中依旧是建立在宏观层面的群体再现,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 即对老年群体的报道量是没有的, 也说明媒介在再现城市低保户的过程中对于老年群体的关注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解释。

版面的呈现过程体现了大陆与港澳地区对于该群体的认识都放在一个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关键位置上, 版面多出现在要闻、政治、经济、法律等版面, 部分还是用专论。但是同样的出现的问题依旧是仅仅从宏观的政策角度谈论, 很少能具体到城市低保户的具体角色。

叙事风格的呈现过程体现了不同地区在对城市低保户的媒介角色再现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即多从积极的和中立的角度对其进行再现。少出现对其“污名化”的报道。但是各个报纸在态度上还是不一致。港澳的《大公报》、《澳门日报》多以积极的报道形式出现。《人民日报》大多数是以中立的态度对城市低保户进行媒介形象再现。

本研究在研究设计与方法上仍有很多遗憾之处, 不足亟待改进:

第一, 报纸选择上的考虑可能不是最佳, 《人民日报》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三份报纸皆有公办报纸性质。故对比性不足, 若能扩大到部分商业化较强的报纸。则对比性更强, 可期得到更为有价值的结论。

第二, 时间跨度为5年, 但是三份报纸对于关键词——城市低保户, 报道量并不充分, 故使得研究略显单薄, 不能从宏观上描绘出一副城市低保户媒介再现历程的路线图。

第三, 从媒体的选择上局限于报纸对于该形象的再现, 建议后来者从多元化媒体角度为对象以再现城市低收入者全貌。

第四, 从媒体的报道角度上多局限于宏观政策层面的报道再现, 并没有在报道中出现典型角色。多以政策法令出现, 使得文章缺乏说服力、吸引力、希望在报道方式上增加从典型入手的报道形式。

摘要：以内容分析法分析中国大陆、香港与澳门地区三份公办报纸于2006-2010年期间对城市低保户的有关报道为分析对象, 以内容分析为方法。旨在探讨媒介尤其是报纸如何再现城市低保户媒介形象。研究发现:大陆与港澳地区对于城市低保户的媒介形象再现关注率不一, 但都从关系国计民生的角度再现。再现角度单一, 多以宏观政策角度对其描述, 新闻角色定位不明确。

关键词：城市低保户,媒介形象再现,内容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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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低保 篇8

孙广源不冷不热地看了她一眼，说：“还能干什么？离婚！”

蒙小娟的第一反应是，离了婚，那三个孩子就惨了。她急忙问：“办清楚了？”孙广源说：“没有，差身份证。”蒙小娟暗暗松了一口气，说：“别胡闹！离了，孩子怎么办？回去老老实实过日子。”孙广源没理她，弓着虾一样的腰费劲地走了。

随后，江大梅从登记处走出来，眼睛红红的。蒙小娟冲她说：“江大梅，怎么回事？”江大梅委屈地说：“整天不干活就算了，连饭都不煮给小孩吃，还讲我在外面胡搞……没法过了！在家里嘴巴硬说‘离就离’，又不带身份证来！”蒙小娟劝解说：“嘴硬是男人的本性，他不敢真离的。你一定要离，只能上法院，很麻烦的，还是算了吧。”好说歹说，江大梅才勉强答应给他一次机会。

蒙小娟还是于心不安。孙广源是老熟人了，来找过她多次，想领城镇低保。但是，按县里的政策，他有两大关卡通不过：第一，他的户口在农村，不能享受城镇低保。农村低保标准低，他家又摊不上。第二，他超生，一律不得享受低保。他家三个孩子，都在念小学。他们租住百货公司的两间老瓦房，条件比普通农村住房还差。那里离小学校四五公里，孩子上学放学都走路。

想到他们能上学的孩子，蒙小娟心里一亮。一下班，她就叫上城西社区的居委会张主任，还有街道办事处的民政助理小黄，一起来到孙广源家。他们远远就听见孙广源在骂孩子。听见有人敲门，孙广源停住骂声，有一个孩子跑来开门。

孩子们正在吃午餐。桌上只有白饭，剩菜。剩菜是昨夜江大梅在酒家打包的。现在酒家基本是私人定餐，剩菜少，剩的肉菜都被消费者打包了，江大梅打的包没有一点荤腥。

蒙小娟他们在孙广源家待了不到10分钟，她请另二位吃快餐。张主任和小黄显得食欲不振。蒙小娟话里有话说：“和你们辖区最差的低保户比，孙广源的条件怎么样？”张主任说：“他家确实该得补助，但他的户口不在我这儿，我还是那句话，爱莫能助。”

蒙小娟说：“爱莫能助？有本事你把他们弄出自己的辖区，我就不找你。”张主任一脸难色，低头吃饭。蒙小娟不动声色说：“三个小学生，都在长身体，天天徒步四五公里，一天来回两趟，那样的伙食……”

小黄插嘴说：“他们待不下可以回老家嘛，不一定非在县城耗。”

蒙小娟说：“他在老家只有一亩田，几年前被洪水冲刷，铺满沙石，房子又是危房，回去怎么过？”

小黄想了想，说：“只要张主任盖章，我肯定盖。”

张主任还是不说话。蒙小娟有点激动，说：“他们的小孩户口都不在县城，有两个还是超生，都可以上县城的学校。为什么低保这块不可以向教育学习？说心里话，如果这样的家庭不得低保，我觉得这股长白当了！”

张主任终于开了口：“人家教育有红头文件，进城务工子弟一律接收入学。低保有吗？”

蒙小娟激动地说：“30年前，小岗村搞包产到户，也没有红头文件！30年后的我们三个，都是党员，亲眼看到三个孩子营养不良，难道连小岗村农民的勇气都没有？”

张主任最终同意盖章。孙广源按蒙小娟的指点，写了低保申请。张主任和小黄盖了章，送给蒙小娟。公示期满，没人提出异议。孙广源没有收入，江大梅在酒家打工，每月收入1500元。低保标准是每月每人500元，孙广源家五口人，差1000元，领到的低保金是1000元。蒙小娟亲眼看到孙广源从小黄手中接过专门发放低保金的银行卡，心里才踏实。

两个月后的一天，江大梅来找蒙小娟，说孙广源根本没把低保金用在养家上，他自己买了一部手机，带着银行卡出去玩了。原来晚饭是孙广源做的，小孩的作业也是他监督做的，现在他溜了，自己很晚才能回家，小孩常常作业都不做，老师频频告状。她因此做工分心经常出错，老板已经警告几次……说着说着，江大梅泣不成声。蒙小娟劝慰一番，让她留下孙广源的手机号码，叮嘱她回去不要声张。

蒙小娟的心有点乱。自己为孙广源办低保已经破格，要是有人知道孙广源拿着低保金去外面潇洒，向上投诉，那麻烦可就大了。直接取消他的低保？三个孩子仍然受苦，对张主任和小黄也不好交待啊。她的眼光在办公室里乱飘，最后停在同事韦明的脸上。她笑了，问道：“韦明，你说每天晚上都是鸡蛋和青菜滚汤，是真的吗？”韦明说：“骗你有什么价值？”蒙小娟感叹说：“那多乏味啊！”韦明说：“有什么办法？谁叫你不帮我找个老婆。”

蒙小娟讨好地说：“你才27，不用急。要是有人帮煮晚饭，味道、花样包你满意，你就负责监督三个小学生的作业，怎么样？你每天只交10块伙食费，不用买菜炒菜，不用洗锅洗碗。你看作业的时间，估计也就是你平时自己煮饭洗锅的时间。”韦明很感兴趣，说道：“蛮划算的，先试试看！”

蒙小娟走出办公室，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给孙广源打电话。打通了几次，他都不接。她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表明身份，孙广源才打过来。蒙小娟压住怒火说：“孙广源，你这样对得起谁？”孙广源说：“我知道谁也对不起，但就是控制不住这样做。”蒙小娟说：“我知道你腰残以后没活干心里苦，但比起你老婆来，她更加苦吧，你想过没有？”孙广源不说话，在那边抽泣。蒙小娟故作紧张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不回来我死定了！要是上头知道你用我给你办的低保金去旅游，非处分我不可！”孙广源失声说：“这么严重啊？”蒙小娟心里有了数，说：“可不是！你赶紧回来。我帮你物色了一个家教，负责辅导孩子做作业，不收钱，只求你帮做晚饭。你在酒家干不了活，每天买买菜，晚上做一餐好的给家教和孩子吃，总可以吧？”孙广源说：“可以，可以！我马上买车票回去！”

孙广源当晚回到家。

第二天傍晚下了班，蒙小娟带着韦明来到孙广源家，介绍他们认识，然后走了。三个孩子非常高兴，作业做得空前带劲。他们没有书桌，都趴在饭桌上做，很快就完成了。韦明一检查，错了不少，他便一题一题地点拨。孩子们都不笨，一点就通。做完作业，饭菜也好了。孙广源专门用开水锅煮了一套碗筷，给韦明用。他在酒家做过厨师，今天菜又做得格外用心，荤素搭配得当，气香味美，韦明和三个孩子说说笑笑，吃得很开心。

吃完饭，韦明给孙广源预交一个月的伙食费。孙广源坚决不收，说：“以前我只会催他们做做做，是对是错不知道。你是花钱都难请的老师，哪里还敢让你破费。”韦明说：“你不收，以后我就不来了。”孩子们焦急地看着他们，最小的还拉着韦明的手，说：“老师不要不来。”孙广源含着眼泪，收下了。

韦明告辞，出门碰上蒙小娟，带着一架小拖车来。车上的东西，韦明都认识，是被福利院淘汰了，锁在单位杂物间的：三套桌椅，可以给孩子们做作业用，一台旧电视，一个旧消毒柜……大家一起动手，把东西搬进孙家。韦明调好电视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他换到一个少儿频道，孩子们排排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蒙小娟和韦明轻声跟孙广源道别，没有打扰孩子们。孙广源把他们送到门外，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蒙股长，你放心，我再不好好过，天打雷劈！”

这时，江大梅刚好回来了。蒙小娟说：“孙广源，大梅为你做的，不知比我们多多少，这话你该对她说。”

孙广源听话地说：“大梅，我再不好好过，天打雷劈！”

江大梅泪如雨下，跨上去扶起丈夫……

（责编/邓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