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历史背景（精选8篇）
乔新生|文
当前中国执政党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反腐败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思维定势。这场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中国社会公开举报腐败现象的新闻事件越来越多，举报者不仅有体制外的普通公民，还有体制内的高层新闻记者（甚至出现了少数新闻记者为了邀功请赏而相互攻讦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正气，腐败分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大老虎”的包装正在被迅速地剥去，从外围到核心的反腐败行动策略正在有效地发挥作用，新闻媒体已经在公开讨论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族的腐败问题。现在人们普遍关心下一个被连根拔起的腐败家族究竟是谁，“选择性执法”现象很难继续存在下去，公众都在等待下一个被扔下的“鞋子”。即使既得利益集团想要通过政治协商建立一个反腐败的“止损点”，恐怕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反腐败就像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短时期内很难停下来。本届执政者“秋风扫落叶”的反腐败“霸气”，扫清了公众长期以来对执政的反腐败决心和信心的疑虑，公众正在积极地投入到反腐败的热潮之中，以自己的冷嘲热讽为反腐败营造火热的舆论环境。
第三，普通公民对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胆量参与这场执政者发起的反腐倡廉运动。全国各地电视台举办的“电视问政”都有非常高的收视率，这说明公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反腐败运动仍然是执政者主导的反腐败运动，它充分体现了执政者的“王道”，展示了执政者反腐败的大无畏精神。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场反腐败的运动来势凶猛，暴露出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首先，反腐败的新气象不能掩盖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缺陷。
中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起刑点”，只有贪污腐败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被定罪量刑，这是中国反腐败所面临的最大制度缺陷。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化整为零”的腐败现象，就是因为中国《刑法》是一个纵容腐败的法律制度，而不是一个根治腐败的法律制度。当初设计《刑法》条款的时候，立法者可能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日常的人情往来并没有加以禁止。但是，正是这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迁就和对现实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程度的估计不足，使得《刑法》在反腐败问题上挂一漏万。或许是为了弥补《刑法》规定的不足，执政党颁布了一系列纪律处分规定，试图以党内的纪律性规范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现象。不论是中共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还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刑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错已经铸成。由于执政团队内部已经形成了非常普遍的请客送礼之风，因此，这些规定极大地挫伤了多数公务员的积极性。少数学者大胆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公务员辞职的风潮。现在一些新闻媒体已经公开讨论中央规定对于公务员士气的负面作用，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言之凿凿，如果执政党继续强化党内纪律，禁止请客送礼，将会导致政府采购和集团消费迅速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公务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明显。当整个执政团队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定会改弦更张，通过选择性执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很可能会因为触及执政者的切身利益不得不戛然而止。
这些担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最让人担忧的是，反腐败已经触及中国改革的道路选择问题。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些以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历史旧账被重新翻出来，一些记者公开举报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如果这样的案件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不仅要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滋生的腐败案件，同时还要分出精力清理中国改革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现在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石油、中国电力、中国金融、中国煤炭乃至中国其他许多领域的腐败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在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催生了庞大的腐败家族。
随着一个又一个贪官被送上法庭，人们担心的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管当今中国执政者如何向公众表达反腐败的决心，在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大背景下，人们担心随时都会出现反腐败“急刹车”的现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的常态。当“打老虎”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切身利益的时候，轰轰烈烈反腐败的运动肯定会虎头蛇尾。
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执政者掀起的反腐败浪潮之中。这场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吐故纳新的自我革命，同时也是中国公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分水岭。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呼唤“青天大老爷”，传统的忠君思想正在让位于主权在民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沧海桑田的思想巨变。它不是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思想的延续，而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共鸣，可能成为中国今后政治伦理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换句话说，今后执政者休想把自己打扮成万能的上帝，高高在上主宰人民。普通中国公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他们顶礼膜拜的“清官”被撕下画皮之后，居然如此不堪入目，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正在中国深入人心。
事实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反腐败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成为执政者高举的政治道德旗帜，成为一个又一个刑事司法案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地“踩刹车”。其中的道理非常明显，如果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放水”，或者掩盖真相，那么，公民除了对执政者反腐败行动彻底失望之外，也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联合抵制。
中国当前反腐败的“司机”已经不是少数执政者，而是不断觉醒的普通公民。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智慧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他们不仅睁大眼睛考察执政者反腐败的策略和勇气，同时也在不断测试执政者反腐败的政治力量。假如执政者首鼠两端，患得患失，那么，这场反腐败很可能会出现《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描述的“托克维尔式的悲剧”。反过来，如果执政者顺时而动，顺应时代的潮流，借助于反腐败所激发的强大社会热情，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积极推动协商民主向选举民主过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么，中国的政治清明指日可待。
执政者应当意识到中国反腐败的严峻性，应当充分做好准备，警惕腐败集团铤而走险。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普通公民的聪明才智，以制度上的反腐败逐渐地取代政策上和运动性的反腐败，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地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让公众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让执政者坐享反腐败所带来的各种“红利”。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执政者加快民主发展的步伐，大胆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贪官污吏将会没有藏身之地，那些作奸犯科的腐败分子要想继续掌握权力，就必须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这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件幸事，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1 网络反腐概述
1.1 网络反腐的概念界定
关于网络反腐的内涵,学术界一直未曾有过明确的界定,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网络反腐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一种新手段,是一种新型的反腐平台。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反腐是用网络媒体为平台,开发网络媒体的反腐败的宣传,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举报。如谭世贵就《网络反腐的机理和规制》中认为:“网络反腐就是广大网民和国家专门机关通过网络揭露、曝光和追查各类腐败行为的活动。”
第二种观点认为,不仅是指网络平台是监督腐败的手段,还包括反腐客体加强网络反腐平台的建设和完善,强调双方互动回馈的过程,同时需要诸多配套设施的构建。如2009年《农村工作通信》第5期对网络反腐具体阐释为:“不仅是指利用网络平台听取网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还包括接受、处理和反馈网民的信访举报及有关投诉。这是一个受理和处理互动的过程。”[1]
第三种观点认为,网络反腐源自于百姓的“仇腐情结”和“仇恶情结”。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众历来对腐败都很深恶痛疾,当民众有气没地方发的时候,网络便成为了民众宣泄和出气的窗口。
第四种观点认为,网络反腐实质上是一种舆论监督。李斌在《论网络反腐的有效性和规范性》中认为,网络反腐指的是,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方式,是反腐败事业的新方式。
1.2 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网络的反腐力量。2003年可以看作是网络反腐标志性的一年。官方网络举报最早出现在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利用网络的举报功能,开展反腐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的官方廉政网站已超200家。也是在这一年开始,民间网络反腐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强调:“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开设反腐倡廉网页、专栏,正确引导网上舆论。”为网络反腐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2007年12月,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正式开通,设置了“网友互动”“网络调查”和“献计献策”等互动栏目,标志着网络反腐功能的全面扩展。
2009年5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明确将网络纳入举报渠道。2009年10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该网站开通当日即引来1920万次点击,引发“塞车效应”。网络反腐作为信息化时代反腐斗争的重要方式,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词条。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与高速发展,我国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的建设以及网民与治理腐败职能部门的有机配合,极大地打击歪风邪气,营造了廉政的文化氛围,网络反腐的警示作用和对腐败分子的震慑作用日益增强,使我国的反腐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3 多重视角下的网络反腐
根据学者对网络反腐研究的不同角度,发现对网络反腐多重视角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法学这五个方面。
1.3.1 经济学视角
新制度经济学把“需求—供给”分析引入网络反腐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指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2]因此,制度需求是制度变迁的第一动因,制度供给是制度变迁的基础,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非均衡性贯穿了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从经济学角度对网络反腐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降低网络反腐的成本,提高反腐效力。但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学角度绝不仅仅是成本问题,还应多维度思考,使其更加可行、有效。
1.3.2 政治学视角
多数学者认为网络反腐是民众行使权利和制约权力的集中体现。公共治理理论主张善治、多元主体、参与与合作等,用以分析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期盼在中国实现公共治理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即实现公共治理,是社会共同行动的过程。王小平、曾宇辉在《论“社会力量制约权力”———基于“网络反腐”的思考》中把“网络反腐”作为对公共政治权力的一种外部制约方式。尹世民、汪子彬在《公民社会视域下网络反腐制度化路径分析》指出,网络直接催生了网络公民社会。网络反腐是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形式。
1.3.3 伦理学视角
网络反腐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弘扬社会正气,推动伦理道德建设,从伦理道德层面对网络反腐进行分析。姚晓娜在《网络反腐的伦理分析》中通过伦理学的视角深入阐释了网络反腐的问题,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毛蔚兰的《网络反腐的伦理思考》主要分析了网络反腐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对伦理的违背。何菁的《网络正义诉求责任伦理建构研究———以网络反腐为视角》观点有深度,笔者从网络反腐的视角,对网络正义诉求责任伦理的建构进行了深入思考。
1.3.4 心理学视角
从人的心理把握反腐的动力,大部分得出的结论比较极端,认为是情绪的发泄。只有权立枝、王瑞娟的《民众参与网络反腐心理研究》比较系统的分析网络反腐的心理。主要讲述了民众的四种心理:监督心理、从众心理、安全心理和宣泄心理,有力地补充了网络反腐的分析角度。
1.3.5 法学角度
我国网络反腐的法律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但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缺少具体的法律法规。孔令兵在《法治视野下的网络反腐》中认为合理、正当的法律程序是网络反腐取得实效的前提。庹继光在《新规下的网络反腐与诽谤格局分析》分析了新出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对我国网络反腐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应将网络反腐纳入法制化轨道,完善网络反腐相关法律法规。
综合以上几种观点可以发现,我国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反腐进行了界定,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同时,对于网络反腐的特质属性,行为缘由和网络监督与网络举报之间的联系、区别等未有明确的说明。本文对网络反腐进行界定:网络反腐是通过互联网举报或信息搜索等,集政务公开于一体的网络监督互动过程,是一种群众监督形式。具有方便快捷、低成本、广泛性和安全性等特点,易形成舆论热点、社会关注的焦点,使我国的监督体系得以规范。
2 网络反腐的特点及优势
传统的反腐手段主要有批评、检举、揭发、控告等,这些手段有明确法律保障且审理机制完善,但传统手段涉及群众少,政府监察机关、纪检机关信息披露不够及时透明,致使民众知情权无法得以保障。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工具,在反映民意、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等方面具有其传统反腐手段不具备的特点。如牛先锋认为,“廉价性、快捷性、互动性、隐蔽性和追踪性”是网络反腐的主要特点。[3]王美兰、赵仁艳认为网络反腐具有“方便快捷、受众率高、隐蔽性、传播迅速”等特点。[4]因此,网络反腐具有与传统反腐方式不同的特点。
2.1 开放性,透明性
在网络反腐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公布反腐进程,引导舆论动向,同时主动将政务透明化,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利用网络,发挥群众集体的力量,弥补传统制度反腐的缺位。另外,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可以最大范围地产生反腐的震慑和警示效应,从而推动公众的参政议政热情,依靠群众的力量推进反腐工作开展。
2.2 方便快捷、高效性
鉴于网络传播信息速度的特点,将大大减少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网络系统的完善将不受渠道的限制,更加方便快捷地收集信息,让民众以最快的速度得知反腐的进度,民众可自由地发表评论,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从而提高案件的进展速度及透明度,同时使民意能够得到重视,体现出了网络反腐的高效性。
2.3 隐蔽安全、低成本性
这里的隐蔽安全性是针对举报者而言的,举报人可不必担心打击报复。陈界亭认为,网络的匿名性使网民在表达自己的反复意见时能畅所欲言,同时可以更大限度地保障网上监督者的人身安全,使其监督活动无后顾之忧。[5]同时,网络反腐不受时空的限制且成本低廉,不仅保护了监督者的权益,而且降低了监督的风险成本,并且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中的主体作用,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现象。
2.4 抗干扰性强、灵活性好
此种观点认为网络给予网民充分的自主性,可自由地发表意见。王勇指出,与传统的言论监督相比,相关部门对信息的控制作用会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消解,网络监督的抗干扰性不断增强。[6]灵活性是指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所展现的信息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可以用多种形式表现,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2.5 直观生动、交互性强
交互性是指受众与传播者或者受众与受众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直接双向交流,拉近了媒体与受众情感与心理上的距离。网络技术的不断提升,可以兼声音、图像、文字多种形式为一体,使广大的网民能够自由方便地利用多种形式生动直观地展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而且网络媒体的传播是双方互动交流的,使民众与政府可以即时互动,从而大大推进了反腐倡廉的建设。
3 网络反腐的制约因素
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尽管网络反腐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存在严重制约网络反腐的良性发展因素。
3.1 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
虽然从宏观上看,我国网络反腐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但网络反腐没有相关法律界定其适用范围、规范和程序,容易造成权力滥用,形成不可控的影响。网络反腐通过曝光腐败现象和隐私信息,制造公共舆论,容易引发“人肉搜索”甚至网络暴力,还有可能造成举报信息被有意过滤掉,甚至出现删帖式管理,并最终导致腐败案件暴露的偶然性和戏剧性,从而影响社会公正,可以说缺乏法律规范是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
3.2 网络反腐相关参与的制约
第一,来自网络反腐主体的制约。网络反腐主体是揭露腐败的人群,它们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知识素质会直接制约反腐的效果和质量,进而影响反腐目标的实现。此外,网民结构不合理,集中体现在年轻、不富裕和社会地位不高,这将直接导致网络民意不全面,影响社会公正。网络反腐主体的“群体极化”易催化出“多数人的暴政”和网络反腐主体可能被人利用,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导致在网络反腐的曝光、举报过程中,造成对公民权利侵害,暴露公民个人隐私,伤害公民尊严,公共利益受到普遍自觉维护难度加大,不利于反腐工作的开展。
第二,来自网络反腐客体的制约。网络反腐客体是指主体所指向的对象,它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或是组织,一般情况下指地方官员。对于网络反腐,地方官员采取抵制和排斥的态度,不少领导干部由于缺乏应对网络反腐造成的舆论、现实压力的经验和方法,造成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应对迟缓甚至隐瞒事实等被动局面,对民众造成信任危机。
第三,来自网络反腐手段的制约。网络反腐的主要手段是网络,网络硬件建设和文化建设直接作用于网络反腐的效果和质量。由于网络信息发布的匿名性和自由性,网络反腐信息的虚假性与真实性会影响案件的查处进程,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甚至由心理效应引发为社会效应,在客观上也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立场。同时网络反腐中由于部分网民过于追求信息公开,而导致将对案件调查发展具有关键意义需要暂时保密的内容加以公开,造成案件查处工作的困难。
第四,来自网络反腐环境的制约。人们对于网络反腐的认知水平,社会反腐环境和相应的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制约着网络反腐目标的实现。由于缺乏相对应的措施和相关的制度规范,网络反腐尚未进入制度化轨道,严重制约着网络反腐的开展,不利于反腐工作的程序化和长远发展。
3.3 社会媒体之间的制约
首先,应明确网络反腐只是反腐过程中的初期阶段,网络反腐媒体的受众面和公信力不足,难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其次,网络媒体的运营缺乏规范和社会责任感,不少网络媒体把赢利作为第一目标,不顾信息的真实性和网民的感受;最后,社会媒体体系是各自分散或松散的整体,难以发挥提供真实信息、引导网络舆论、表达理性民意、化解社会矛盾、弘扬先进文化等作用,严重影响社会公正。
4 网络反腐优化路径的完善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向前不断发展变化的,腐败问题同样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因此治理腐败的手段也不能停滞不前,网络反腐是适应时代的产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网络反腐调动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激发了社会监督的活力,培养了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只看到其有利的一面,我们要全面地看待网络反腐这个新事物。我们应当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两方面,不断进行规范和引导,推进反腐工作的健康发展。
4.1 转变思想观念,重视网络反腐的监督作用
网络反腐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现代文明的体现。网络反腐已经成为舆论监督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更应顺应时代的潮流,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过分夸大网络监督的作用,也不能因为网络监督是一种软监督而忽视其积极作用,更不能因为目前网络监督还存在缺陷而因噎废食,一概加以排斥。各级政府要转变思想观念,不能以封闭、狭隘的视角对待新事物,应以开放的、平等的和互信的态度对待网络反腐。网络反腐是大势所趋,应充分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
4.2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相关法律制度,营造良好的环境
法律作为社会的调节器,能使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网络反腐在我国是新生事物,在相关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空白,法律建设尚不健全。因此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刻不容缓,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加大网络监管的力度,对于网络反腐的有效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整合现有的法律法规,明晰网络反腐的法律责任,明确各主体之间的权利及义务,各种法律制度之间要注重互相协调、互相补充。同时,加大信息化物质基础建设投入,强化软硬件设施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以改善网络反腐条件,优化网络反腐环境。
4.3 发挥网络反腐优势,推进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常态化和程序化
加强网络反腐与其他形式的互补配合,使其与监督机构对接,形成监督合力。首先,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完善信息公开发布机制;其次,建立健全腐败发现及快速反应机制,对信息进行及时收集、处理和反馈,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最后,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并加大网络反腐倡廉文化建设,自觉自律规范网络行为,实现网络反腐与现行反腐制度规范的有机衔接,进一步整合制度反腐资源和网络反腐资源,实现两者优势互补,推动两者无缝对接,推进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常态化和程序化建设,保证网络反腐得到有效规范。
4.4 开展网络素质教育,提高从业人员和网民的素质
开展网络素质教育,引导从业人员和网民健康的使用自己的权力,离不开政府和自身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作为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教育的多种形式和先进的技术,引导从业人员和网民自觉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增强从业人员和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正确看待特定的社会问题和事务;另一方面,作为从业人员和网民自身来说,应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从业人员应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素养,增强其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网民应努力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正确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损害他人隐私或尊严,积极主动发挥主体的作用,优化网络反腐环境。
5 我国网络反腐研究前沿动态
5.1 我国的网络反腐研究比较集中
大多数学者认为网络反腐是一种外部监督,是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体制外制约腐败。如何做到内外兼“修”,内、外部制约相辅相成,是我国网络反腐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5.2 网络反腐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缺乏定量研究
学术界存在着重复研究,创新不足,成果也多见于论文,著作较少。网络反腐研究多偏向于理论和规范研究,研究视角的深度和广度不足,缺少实证、定量研究。研究的方法单一不够丰富,而且也只是几个学科之间的跨学科性质的表面研究,缺乏深度联系分析,需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实践。
5.3 网络反腐研究的内容不全面,应加大对关键问题的研究
网络反腐只是反腐工作流程当中的一部分,需要对整个反腐工作进行整体思考。网络反腐研究在制度构建、廉政文化建设和保护举报人权益问题上研究不充足,有待提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利器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学界对网络反腐的研究也必将更加深入,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1]徐明.网络反腐[J].农村工作通信,2009(5):52.
[2]D·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3]牛先锋.网络反腐的功能及其完善对策[J].理论视野,2009(5).
[4]王美兰,赵仁艳.网络反腐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外企业家,2009(10).
[5]陈界亭.网络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J].岭南学刊,2009(5).
惨淡经营的信号事实上在马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上已经透露了出来：以往专精于“主旋律”的民歌手总能在这台晚会上占据相当之多的戏份（过去3年每年节目数在1/4以上）。在2011-2013年的春晚舞台上，宋祖英、谭晶、祖海、张也、汤灿在内的几位大牌女歌手都担纲了晚会上的重要歌舞节目，宋祖英和谭晶两位歌星甚至每年都固定出现。然而，这样的情况在2014年的春晚上出现了令人预料不到的变化。包括宋祖英和谭晶在内，此前一直在春晚舞台上活躍的民歌手们竟然无一出现。整台晚会上最出名的几位民歌手都被安排在了晚会例行的最后一个节目《难忘今宵》中参加合唱—李谷一、蒋大为、蔡国庆、关牧村这样的阵容，比照往届显得颇为奢侈，不免让人觉得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
事实上，民歌手遇冷在2013年下半年就大范围发生了。有媒体选取一组知名民歌手统计发现，2014年他们的曝光率与2013年比，男女歌手都减少了九成。
民歌手的大规模沉寂时间， 正好和反腐风暴持续加强的时间点有关联度。将民歌手消失的现象和“反腐败”结合起来考虑会发现，民歌手们开始消失的2013年下半年-2014年上半年，确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反腐风暴”的持续深入，在时间上有相当的关联度。
和曝光率减少同时发生的，还有负面新闻的密集出现。如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情妇、原铁路文工团歌手罗菲就在2013年11月获刑，中国煤矿文工团原团长张成祥2013年底被“双规”。
另外，国家层面的反腐行动还通过发文对民歌手的命运进行了干预。2013年8月中宣部等部门下发《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同月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布规定，重申严控文艺晚会。民歌手被认为要获得演出机会更多依赖于这类晚会，其产生的冲击可想而知。
3个月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要求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作为军中最具影响力的“非战斗机构和人员”，文工团、民歌手显然是被调整的目标。
在以上文件重压下，民歌手的演出活动空间遭到挤压，各方面境遇可谓一落千丈。据文化部统计，以上文件出台以来，中国各类剧院的出租率和上座率都有大幅下降，直接导致许多长期活跃在节庆晚会舞台上的歌手“销声匿迹”。
理 论 研 讨 会 征 文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赵建功单位：怀远县总工会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强化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建章立制，在制度上防腐治腐；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以法制腐；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机制上防腐杜腐；抓大案要案，从严从重打击各种权力犯罪；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这些历史经验，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关键；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反腐败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将会给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不仅一向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而且一贯把反腐败斗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经过长期的反腐败实践和探索，我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强化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他教育“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务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建国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要树立防腐反腐意识，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思想教育，而且一向倡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身体力行，严格要求，模范地执行党的制度和纪律。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身就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他们的崇高品格和风范，教育和影响了整整几代人，至今仍是反腐倡廉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要求也多次强调：“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干部党员的思想教育，江泽民指出，惩治腐败，最基本的要靠教育。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在全党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法制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等。通过教育，不断提高了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对防腐反腐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建章立制，在制度上防腐治腐。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民主革命时期，党中央和民主政府就较具体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反腐倡廉制度，如民主制度、财务制度、组织制度、生活制度、工作检查制度、监督制度等。建国后，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并完善了党政机关工作管理制度、民主制度、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工作、生活、学习制度及监察和检查制度等。在干部作风上提出了“七不准”的规定。总的来讲，这些制度在“文革”前的一个时期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和条件。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等等。同时，在10多年的廉政建设实践中，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总结和推广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党风党纪检查制度，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制度，各项经济管理与监督制度，专项治理等经验和措施，对于从制度上堵塞、杜绝腐败滋生的漏洞，对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以法治腐。在民主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还不是执政党，但已经进行廉政法制建设的探索。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廉政法制建设逐步摆在了党和国家议事日程。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这标志着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的正式确立，对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95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国
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条例》中的一些条款也对廉政建设作了具体规定。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建国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反腐败斗争更多是采取了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式，特别是在十年**期间，反腐败斗争脱离了法制的轨道，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破坏了社会稳定，教训是深刻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0多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惩治腐败和规范行政行为方面的法律、决议、规定达210多件，国务院也发布行政法规30多件。这些法律、法规和规定的出台，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和政策保证。
（四）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机制上防腐杜腐。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中还十分重视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监督。一是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通过的党纲和党章中就强调要加强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党的五大还成立了党内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得以加强和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党内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了许多党内监督的好形式和好方法，这些都对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二是群众监督。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依靠群众监督各级干部，防止权力变质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强调群众监督，强调群众监督的法制化、制度化。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受到法律、纪律的处分。”实践证明，群众监督是反腐败的一个有效途径。三是行政监督。在实际工作中，行政机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加以监督和约束，很容易产生消极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历来很注重发挥行政监督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监督愈益重要。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监督的重要作用，我国不仅紧紧围绕廉政建设，制定了不少行政监督制度和法规，大大加强了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还特别是注重发挥专门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除了上述监督外，党和国家还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法律监督、经济监督、舆论监督等，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这对杜腐防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抓大案要案，从严从重打击各种权力犯罪。大案要案对党的危害最大，给党造成的影响最坏，广大党员群众也最愤慨，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反腐败的重点放在大案要案上，建国初期，处决了腐化变质、贪污巨款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在党内外起到了巨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针对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刹这个风，一定要从严从重。”“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党中央的精心部署，重点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明显加大。仅1993年至1994年，全国监察机关就立案95220件，结案81808件，其中县（处）级干部2220人，厅局级以上干部178人。1996年1月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5万多件，涉及县（处）级上干部5643件；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县（处）级干部3695人，地厅级以上干部321人。重点查处大案要案，一是对搞腐败和正在搞腐败的人可以起到极大的打击、震慑和警诫作用；二是可以起到教育人民、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鼓舞群众的斗志和勇气的作用；三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量。
（六）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建国以前，战争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党领导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夺取民族民主战争的胜利而进行的。40年代末，革命战争胜利在即，党的中心工作开始由乡村向城市、由战争向发展经济转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告诫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撞，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建国之初，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是主要任务，所以在“三反”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引导运动服务和服从于这个大局。毛泽东特别要求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要求各地“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由于“三反”运动注意了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从而使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不冲击经济；既有效地遏制了腐败问题，又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迅速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在60年代开展的“四清”运动中，虽然也有一些失误，但并未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冲击，主流还是好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建设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其它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反腐败斗争也不例外。邓小平就多次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打击经济犯罪、反对腐败现象作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和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江泽民也多次强调这一问题。他在中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的三项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这就从路线上、指导思想上保证了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一致性。由于正
确地处理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仅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也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非常丰富，总结这些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常抓不懈，警钟长鸣。过去党之所以能够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与党高度重视反腐败是分不开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反腐败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充分认识反腐败的长期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下决心不断抓出新成效，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新胜利。
（二）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积累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产生腐败的原因很复杂，孤立地进行某一个方面的治理是不行的，必须从严治标，着力治本，综合治理。既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抓大案要案，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防腐御腐能力；更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因为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是约束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规范，又是实施监督的准绳和依据，法律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更为可靠的途径；还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制约滥用权力，减少以至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倡廉取得更大的成效。
（三）必须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关键。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是一致的，经济建设为反腐败提供物质基础，反腐败斗争保证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二者相互促进，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中。反腐败斗争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又不能孤立地抓经济建设，必须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一起部署，一起实施，一起落实。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反腐败斗争的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应牢记党在反腐败斗争中两手抓、两手硬的成功经验，也要记取“一手硬、一手软”带来的沉痛教训。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人们所说的“腐败陷阱”了呢？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确进入了“腐败陷阱”。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官场，就必然腐败，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动的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情况就真是很糟糕。的确，执政党领导层每天都在强调反腐败，并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仍然每况愈下。越反越腐败，这是人们所深刻担忧的，也使得很多人趋于悲观。
但如果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担忧是必需的，悲观主义则没有必要。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很长的腐败历史，甚至更为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的出现不足为奇。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状况。问题是如何应对腐败？一些国家因为没有有效的应付腐败措施，陷入腐败陷阱。在这些社会，腐败俨然已经成为其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专制时期腐败，民主化了之后也同样腐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就是这样。但更多的国家，通过各方面的改制，遏制了腐败，建立了清廉政府。西方很多国家是这样，香港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如此看来，中国也同样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举措，遏制腐败，国家有可能变成清廉；反之，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腐败一直横行下去，也就会像一些社会那样陷入“腐败陷阱”。
也就是说，清廉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们争取来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清廉政府是通过改革而来，而非革命而来。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被推翻，但并不是说新建立的政府就是清廉政府了。革命就是要革掉腐败的政府，但革命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是暂短的政权）也是极其腐败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好一些，但也不能保证新建立的政权是清廉的。
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推翻旧政府的那个政治群体或者说革命者，都怀有革命理想，在建立政权之初能够做到清廉。如果这一代怀有革命理想的群体能够确立有效的制度，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清廉。但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一旦这一代过去，政府很容易转向腐败。但是，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02反腐机构最多，腐败花样却层出不穷
在讨论如何通过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关腐败的几种主要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腐败，以及如何变得不腐败的讨论和分析。
看法一是认为，执政党领导层对腐败的恶果认识不够、对反腐败不够重视，制度建设不够。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执政党领导层已经把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下马、坐牢，甚至被杀头。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批判，认为是超越了法制。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
看法二是惩罚不够。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即包括党纪方面，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很多官员因为腐败而判死刑。今天社会上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一旦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也往往包括其家庭和亲戚朋友。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中，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上下级官员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很多官员选择自杀。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呢？如果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官员的腐败到底为了什么？知道案发就要杀头，家庭成员会受到牵连，为什么还要如此腐败？难道官员是为了腐败而腐败？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试探运气？
看法三是道德教育不够。道德在遏制腐败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廉本身就是官员道德的内在部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不足是很显然的，因为那么多官员腐败表明官德的缺失。但是，这里的问题也相当复杂。也不能说，中国对官员没有进行道德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教育的空洞无物。人们往往把一大套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内容。教育者本身就不理解道德教育为何物。这一套、那一套，无论哪一位官员都知道，都可以大谈特谈，但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说的人毫无约束力，对听者也毫无约束力。说者和听者，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谁也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还有一种道德教育会回到中国从前的“德治”。“德治”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但“德治”的有效性也是需要质疑的。“德治”传统上就没有能够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拿到现代社会更成问题。
03私利观念：腐败性质超越道德想象
严酷的现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腐败是私利观念的结果，而一定的私利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官员通过腐败希望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员贪污的数量惊人，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不用说一辈子，几辈子都花不完；一个人花不完，整个家庭花也都花不完。这样的数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这种腐败是人类理性难以解释的。所以，从道德教育方面，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道德教育没有效果。第二，官员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道德领域，来寻找遏制腐败的机制。
看法四是没有民主化。海内外，持这种看法的人居多。这些人都是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治至少比专制政府要清廉得多。为什么民主政治导致清廉政府？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主政治强调政府内部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其中，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机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普世现象。要遏制腐败，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其次，民主政治提倡法治。一旦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保障法律的执行。其三，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官员必须生活在阳光下。透明政治可以预防官员的腐败。其四，民主政治内还存在着社会对政府的制约。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体，可以对官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制约。
如果从民主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中国缺少民主：官员手中有太大的权力，既没有内部分权的制约，也没有外部社会的制约，同时中国法治不健全，大部分官员生活在修得严严实实的城堡里面，缺少阳光。
04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权利内耗 矛盾重重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
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他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参与反腐败的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05改革迫在眉睫：给清廉一个生存空间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
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十五大以来，党和政府开始重视从源头、从体制上预防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和建章立制，初步建立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使反腐败收到了初步成效，但腐败之风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反腐败认识上面思路不太清晰，往往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为此，我们就要创新反腐理念，把过去一些不太正确的做法改正过来，对反腐败进行重新认识，以反腐败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一是反腐不等于重刑。
芬兰、新西兰等排名靠前的国家，对于财产犯罪都没有死刑，不杀而能达成廉洁的目的，甚至建成了当代最廉洁的社会，极有法治意义。透明国际认为腐败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现存的制度有漏洞。我们不能将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恶果由一个人来承担，因为贪污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更多的是由于经济转型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因此，建立人们难以逾越的腐败障碍，使腐败行为根本不可能，才是当代反腐败的主题。反之，把反腐败等同于重刑，不但会使真正需要的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受到忽视，而且反腐败的结果并不理想。所谓“前赴后继”式的制度性的系统腐败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反腐败和建设清廉社会是个过程，即使是最清廉的国家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比如荷兰，在透明国际最初公布的清廉指数上，并不是最好的。芬兰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政治学博士鲍拉·提胡宁说，在芬兰历史上官员腐败问题也曾一度成为畅销报纸的头条。头两年，在最清廉国家的排名中，芬兰排名第四。1997年至1999年，芬兰连续三年名列第二。而自2000年起，芬兰连年排名第一。同样，中国的清廉指数也在明显上升了。因此，反腐败具有动态性。今天的清廉指数不等于明天。只要各国政府加大制度建设，措施得当，建立在民主和法治上的清廉政府就不会遥远。
二是要实行连带责任，形成良性的社会劝导机制。
实行腐败的责任连带追究，即一个人腐败要“罪”及其知情不阻的亲近群体，“罪”及其主
管领导、推荐的领导，使领导干部的亲近群体从关心自己利益出发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现在，腐败现象之所以屡惩不止，关键就在于惩治腐败往往是局限于对腐败分子个人的追究，而没有将腐败分子与其近亲群体捆在一起连带追究，致使一些腐败分子无所顾忌，甚至滋生“腐败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冒险心理。实行连带责任追究，要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对连带责任人的追究要与其过失得当，不能失之过重、过滥，但也不能无关痛痒。
三是建立充分体现廉者厚养原则的廉政公积金制度。
仿照养老金的收缴方法，在银行设立专户储存，由个人、单位和国家共同缴纳，公务员退休时一次性发放，使那些终生廉洁从政的人，有一笔丰厚的基金，可以安度晚年而无后顾之忧，而一旦不廉受惩则按程度扣除部分甚至取消全部廉政养老公积金，并可能被作出从业限制，把公务员的经济利益和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实行“积薪养廉”制，从而增加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收入预期和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预期，降低腐败动机。
四是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建立制度防线。
邓小平说过“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一个好的制度如果不严格执行，也会把好人变坏。现在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制度都比较健全，主要是执行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好，党风廉政建设也好，执行力的问题是个大问题，要加大执行力度。古代的商鞅变法前立柱示信、吴起治军时杀妃立威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现在新加坡的高效执行力也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新加坡反腐败的调查和执行主要由腐败调查局负责。它是独立于警察部门的一个独立机构，机构负责人直接对新加坡总理负责。腐败调查局的职能主要有三方面：（1）接受举报和调查相关情况；（2）调查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防止腐败法》第15条还授予调查专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违法人员；
（3）通过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发现存在的问题来预防腐败。腐败调查局在收到举报者亲自来访后，会立即作出是否调查的决定；如果是信件举报，也会在一个星期内作出决定。在决定进行调查后，由专门的调查员在48小时内采取行动，如果被确认是“正在进行中的违法行为”，那么调查员将立即采取行动，不会有任何拖延。
在考虑如何完善中国反腐的执行力时，我们应明确一点：增强政府政策透明度，加大执行力度，对反腐败的执行要像新加坡腐败调查局的独立和与高效看齐。只有这样，反腐工作才能上更高水平。
五是充分发动民众反腐。
在清廉国家，不仅政府在为人民“守夜”，人民群众自己也在“守夜”，对各种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它们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不仅仅是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更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让充分保障群众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权，才能使腐败现象无处藏身。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对打击腐败现象有着极高的热情。目前，在我国已被查处的腐败案中,有60%至70%的案件是通过群众举报而发现的。可是，现实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其他不良的体制机制阻碍了群众的眼睛。许多案例显示，一些群众正当的检举、揭发、意见、建议没有被认真对待，一些群众的正当诉求被当成无理取闹，甚至出现受理单位与被举报人串通从而使举报人遭受不利的情况，群众与反腐机构间的信息传递未能顺畅进行，多样化的监督尚未实现。由此，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正常可靠且安全通畅的联系通道不仅是当权者决心反腐的表现，更能获得最有效的社会支持。
六是搞好廉政文化建设好。
清廉国家的实践表明，廉政文化对公共权力的异化具有重大的防范作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廉洁自律是政府官员必须具备的品格。政府官员优秀的表率和垂范,可以起到良好的学习榜样和标杆作用。弘扬廉政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清正廉洁的风气和氛围可以起到有效地预防腐败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执掌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面临着各种利益的诱惑，其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承受能力变得十分脆弱。廉政文化可以通过建立公务人员自身的价值理念来弥补法律的空缺，自觉拒腐防变。故而，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函源。第一，应从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念抓起,要通过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树立清廉信念；第二，从小就向孩子灌输“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廉洁思想,培养他们“君子爱财,取
正如唐朝名臣魏征所言:“以铜为鉴, 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 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历史课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让人铭记历史上那些带给我们骄傲的人和事, 从历史人物事件上获得更多知识和为人处世的方法与经验;当然还有那些让人痛恨的人和事, 他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人生的警示意义。好坏忠奸, 在历史课本上比比皆是, 腐败问题, 历朝历代的典范例子不胜枚举。下面我从两个方面谈谈在历史课中如何渗透反腐倡廉的教育意义。
一、以历史课堂为主阵地, 探究腐败因果, 让学生在历史的沉浮中感受反腐的重要性
在历史教学中, 通过大量的历史事例, 结合今天开展的反腐斗争, 让学生明白, 反腐刻不容缓。如:周幽王宠褒姒, 烽火戏诸侯, 导致西周衰亡, 自己也招来杀身之祸;“秦王扫六合, 虎视何雄哉”, 但之后, 秦始皇腐化奢侈, 大兴土木, 大征徭役, 民不聊生, 怨声载道, 终揭竿而起, 致使秦朝灭亡, 腐败成为秦朝的坟墓;东汉时, 外戚、宦官专权, 人民被逼向死亡边缘, 饱受痛苦的百姓终在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瓦解了东汉政权;隋炀帝的腐败, 致使繁盛的隋朝成为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唐玄宗后期, 任用奸相, 宠爱贵妃, 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使唐朝由盛转衰;宋徽宗时期大造园林, 破墙拆屋, 抢用船只, 人民破产不计其数, 这才有了二帝被擒的可悲下场……通过这些, 让学生在学习中以史为镜, 以史为鉴, 深刻体会腐败所带来的危害, 能使他们更加拥护党中央反腐的英明决策, 培养廉洁作风, 增强抵制腐败现象的免疫力。
二、在教学中, 穿插廉洁故事, 深入浅出,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
历史上有许多不为金钱所惑, 不为权势所动, 终身保持廉洁、清正操守、高风亮节的人, 如, 一代名相诸葛亮, 病危时留下遗嘱, 要求将其遗体葬于汉中定军山, 丧葬力求节俭简朴, 依山造坟, 墓穴切不可求大, 只要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 入殓时, 只穿平时便服, 不放任何陪葬品。明朝于谦, 平常为官, 严于律己、廉洁不苟, 在土木堡之变时, 力挽狂澜, 坚守北京, 为国家而不计个人安危。后遭陷害被抄家时, 却是家徒四壁。清朝康熙初年, 原广西罗成县令于成龙, 升任合州知州, 其子从山西老家来看他, 他仅有一只舍不得吃的咸鸭, 乃割下一半作为让儿子带回家的礼品, 因此人称“半鸭知县”。离开罗成时, 堂堂一位县令, 竟无赴任之路资。当地百姓听到其离去的消息, 一片哭号, 依依不舍, 相送数十里。后来其出任两江总督, 赴任途中, 只住旅馆不住公馆, 于总督府中每餐只吃青菜, 时人称之“于青菜”。当其逝世后, 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 皆巷哭罢市”。康熙帝破例亲为其撰写碑文, 称其为“天下第一廉吏”。清道光年间, 曾国藩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有一次, 受到政敌的恶言诽谤, 被逼无奈, 为表清白, 竟当众将自己脱得精光, 光着屁股走进银库清点现银, 查清了国库亏空的真相, 揪出了真正的国家蠹虫, 堪称古往今来真正的“第一裸官”……在一个个的历史故事中, 让学生去感受前人的高风亮节及高尚的人格魅力,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感染学生、净化学生, 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让学生明白一身正气是何等之重要, 进而培养他们树立胸怀祖国、勤劳节俭、廉洁奉公的理想信念, 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可见, 一名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教好书, 还要育好人。教师要将教学与现实问题相联系, 使学生对知识做到“活用”。只有在教学中渗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 才能帮助学生从小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培养无私高尚、勤俭节约的好品质, 塑造健康、积极、向上的人格。这样, 教育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
摘要：教育工作的意义在于教书育人, 每门学科的教师都肩负着既教书又育人的职责。反腐倡廉虽属政治概念, 但在文科教育中, 都有所涉及与渗透。历史教学中反腐倡廉教育的渗透更是非常明显, 如果能很好地渗透在教学中, 对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决定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工作。30年来，不仅取得了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很大成效。根据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纪委历次全会公布的数字，30年来，全国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共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300多万件，处分党员350多万人，维护了党纪的严肃性和党组织的纯洁性。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党内违纪案件总量有所下降，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腐败孳生、蔓延期
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进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一阶段的腐败现象，其发展的规律、特点均未充分的暴露，反腐败斗争相对比较被动，重在防御，因而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
逐步建立法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广东、福建沿海等地出现了大规模走私贩私、投机诈骗之类的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以合法或半合法的形式，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走私贩私；某些领导干部纵容包庇，使一些集体或国营企事业单位，甚至有的国家机关、执法部门也不同程度地参与走私贩私活动；同时，走私贩私的数额惊人，犯罪活动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在向内地作扇形展开。
1982年1月11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有的特大案件的处理结果要登报。2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议题是坚决贯彻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也要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决定》对刑法的有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对经济犯罪量刑从重，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决定》从4月1日起实施，成为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的最锐利的法律武器。
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对此次斗争的政策作了规定：“工作中要注意决不要把这场斗争的范围任意扩大到广大城乡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去。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明新时期中央对于反腐败斗争的要求，已与改革开放以前动不动就搞群众运动有了本质的区别。
至1983年4月底，全国已揭露出并依据党纪国法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约19.2万余件，全国投案自首、坦白交代各种经济违法犯罪问题的共约2.4万余人。
纠正不正之风
开放之初，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在受理华侨捐献中严禁违反政策和营私舞弊的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对于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纠正不正之风起到了积极作用。1980年11月，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期间，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决定，为了使党风根本好转，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通过整党在五年内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根据这一部署，198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央专门成立了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对整党工作进行部署和指导。
1987年5月26日至30日，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指委副主任薄一波作了题为《关于整党的基本结束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宣布历时二年半全国整党的工作基本结束。报告透露，开除党籍的共有33896人，不予登记的共有90069人，缓期登记的共有145456人，受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和向党的组织建议撤销党内职务、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共有184071人。通过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比整党前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有了改变，同时，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重要经验。
与整党同时进行的纠正不正之风，既是整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逐步展开。伴随改革的进行，在1984年第四季度，一些危害改革、损害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新的不正之风也蔓延开来。其主要表现是：一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倒买倒卖国家紧缺物资；炒买炒卖国家外汇；乱涨价，巧立名目滥发钱物；挥霍公款请客送礼；突击提职提级；搞形式主义、搞浮夸等。1985年2月，中纪委发出《令必行，禁必止》的文件，指出。对于新的不正之风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1985年12月，中办、国办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坚决、认真地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纠正不正之风的一系列指示。
1986年1月6日、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由乔石任组长。1月23日，中办、国办就简化各级领导干部外出活动的接待工作作出若干规定。1月28日，中办、国办联合发出通知，制止滥派团组和人员出国，纠正在出国问题上存在的混乱现象和不正之风。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2月1日，中办、国办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和地方党政各部门和人民团体坚决制止干部用公款旅游。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文件针对当前有的党政干部仍采取各种手段继续经商、办企业，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不正之风，作出10条规定，要求令行禁止，对拒不执行的严肃处理。并追究领导责任。
经过8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端正党风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掀起反腐高潮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一个时期反腐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党的执政地位高度，进一步认识到反腐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邓小平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领导的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惩治腐败，要取信于民”，“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
件。透明度要高”。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地把坚决惩治腐败列为今后要特别注意抓好的四件大事中的重要一件，反腐败作为一项专项斗争在全党全国开展起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先后向全党发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显示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形成了一个全党抓党风和惩治腐败的好形势。
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8月19日，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和贿赂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
“两院一部”的《通告》发布以后，群众举报大增，掀起了反腐败的新高潮，犯罪分子纷纷投案自首。群众向检察机关举报的线索有133765件，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贪污、受贿分子有25544人，加上投案自首的其他经济犯罪分子共达36171人。在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员中，也有9475人坦白交待了罪行。自首人员中。有县处级以上干部742人，司局级干部40人，副省级、副部级干部各1人，投案自首人员涉及犯罪金额3.5亿元，退出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2.09亿元。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腐败发展、泛滥高峰期
这一阶段，中国抓住了历史的发展机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权力失范和法制滞后等原因，腐败孳生的土壤依然广阔。腐败开始从商品流通领域向资本存量领域过渡，即向权力资本腐败演变。在国企改制、农村圈地、城市拆迁、大型建筑工程和金融等领域，腐败不断呈现，且面广量大、危害严重，腐败活动进入了高峰期。
全面反腐
以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为起点，反腐败斗争开始上升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以对反腐败理论的日渐成熟和反腐败实践的稳步深入为标志的，也就是1993年8月召开的中纪委二次全会。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了重要谈话，其中谈到了反腐败的战略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在十四大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
1993年1月1日，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的体制。这是党中央为反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形成合力而采取的重大措施。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在京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全面反腐的开始。
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思想：要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来进行，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全会提出的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和对策是：反腐败要紧密结合重大改革措施和行政、经济决策的实施来进行；反腐败要抓好两方面任务，一要坚决惩处腐败分子，二是坚决克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包括纠正不正之风；反腐败要加强法规和政策的研究，及时规范行为，把惩治腐败纳入法制轨道；反腐败要加强综合治理，既治标又治本；在反腐败斗争中，对广大党员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全会确定了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好的几项原则并对今后的反腐败工作进行了部署，指出既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坚决、持久地开展工作，又必须具有紧迫感，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纪委二次全会是新中国反腐倡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反腐败斗争沿着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轨道，以新的姿态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全面向前推进。此后，按照党中央的决定，中纪委每年召开一次全会，代表党中央对全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总结和部署。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标本兼治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总结前五年乃至二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了深刻论述。明确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力量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了自己。……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要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其后，中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提出反腐败既要治标，又要加大治本的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对策。这是反腐败工作从以治标为方向标本兼治迈进的标志，表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治标工作方面。继续保持了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在往年工作的基础上，认真落实《廉政准则》，抓了清理通信工具、控制会议和各种庆典活动、制止用公款吃喝玩乐。以及作出防止产生各种利益冲突行为的规定。同时，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清理中小学乱收费等工作也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特别是查办大案方面。一批高级干部受到严肃查处。其他被查处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还有广东省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受贿案等。
从省部级领导干部涉及的案件情况看，1998年查处12人，其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以权谋私案，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违纪违法案，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违纪违法案等；1999年查处17人，其中有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以权谋私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金德琴利用职权侵吞巨额公款案等；2000年查处22人，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的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昌典和政协原副主席王式惠严重失职渎职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周文吉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案等。2001年查处8人，包括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王庆录。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原辽宁省副省长、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刘知炳。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等受贿、索贿案件。2002年查处4人，首次呈下降趋势。他们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岐，原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麦崇楷，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党委书记王雪冰和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
2000年3月8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第一个因腐败问题而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干部。9月14日，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杰也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这是第一个因腐败问题而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治本方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明显加大。
党的十五大以后，在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集中教育整顿、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的同时，中央先后作出建立有形建筑市场、推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实行会计委派等治本措施，并作出了一系列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大决定：一是作出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直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大决策；二是采取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制约的措施；三是推行政务、厂务、村务“三公开”，增强了人民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程度：四是全面推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等。
2002年以来——腐败的相对缓冲期
中央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开展了全方位的反腐败斗争，整个社会保持着反腐的高压态势。每年都查处一批震惊社会的大案、要案，将一批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送上了审判席，腐败分子已进入开始受审的高峰期，虽然新兴的腐败现象不断涌现，但从整体看，腐败蔓延的势头逐步得到控制，进入了相对缓冲期。
以200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会的公报为标志，系统总结了多年的反腐经验，摸索出一套适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还不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反腐指导思想，推出了比较完整的、比较成熟的反腐败理论框架，摆脱了原地踏步和低水平重复的状态。
制度反腐
种种迹象表明。这几年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违纪违法案件总量呈下降态势。
十六大以后。深挖并严惩被称为党内大毒瘤的各级腐败分子，坚决清除了一些严重腐败的省部级官员，如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等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其中王怀忠、郑筱萸被判处死刑。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其正省级待遇。开除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党籍和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4月11日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引起了海内外瞩目。
在大张旗鼓地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八荣八耻”教育的同时，还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反腐风暴或专项整治斗争，如2003年的严惩非典腐败，2004年的审计风暴、高官问责。2005年的反官煤勾结、反审批腐败。2006年反商业贿赂和环保风暴、2007年的土地风暴、惩治新型腐败等等，惩治了大批腐败分子。
一系列决定、条例、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制度反腐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有力武器。
2003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4年初，又颁布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6年中办先后印发《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规定》、《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五个法规文件，再次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制度保证。还出台了关于国内公务接待管理的有关规定，以及《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证，必须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2004年2月。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四大纪律是：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组织、经济和群众工作纪律。八项要求是对近年来有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若干“不准”的概括和总结。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等12个方面的创新意见，成为指导今后一段时期反腐败的纲领性文件。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反腐倡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以125字的篇幅重新阐述党的监督工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从2006年开始，着力于标本兼治的反腐工作有了新的提升，“推进反腐败政策的法制化”成为此后一段时期的主攻方向。
2006年1月5日，中纪委六次全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告诫全党“要深刻认识现阶段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首次提出“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执政党的一项重大任务，并要求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预示着中国反腐倡廉已步入新转折关口。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审计法》的决定。该法于2006年6月1日起施行。以法律形式规定对领导干部进行“任中”审计等实质性修改，有利于加大反腐力度。
2007年5月底，中纪委印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
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一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10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意见。其中包括家人前台受贿、官员幕后授意，低买高卖房屋汽车，情妇挂名拿薪酬，干股未登记，离职后收请托人财物和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等多种间接受贿形式。党纪与国法的有机衔接进一步织密了反腐败法网。10月31日，第一部《反洗钱法》也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当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的数字。我国出台一系列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已超1200件。
在中纪委和中组部建立巡视机构的基础上，2004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部署巡视组织机构，实现巡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中纪委、监察部对派驻巡视机构实行全面统一管理也被视为党和政府强化对权力监督的重大举措。2006年9月，中纪委和中组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巡视组，对中央管理的大型企业、重要骨干企业开展巡视。2007年9月6日，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这是我国构建新型反腐败体制的重要标志。由此，中国正在完成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重要转向。
国际合作
近年来，中国腐败官员携巨款外逃的事件不断发生。据称，现在至少有四千名涉嫌贪污和贿赂的犯罪嫌疑人潜逃海外，带走公款在人民币50亿元左右。坚决打击贪官外逃，已成为中国反腐败工作新的重心。我国政府不断与国际社会加强协作，积极推进反腐败全球化的进程。中纪委为配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派出专门工作小组，对各地官员进行巡视，对他们的出国通行证以及出国护照进行检查和管理，一旦发现意外情况，及时做出反应。
2003年12月9日，有120个国家代表出席的国际反腐败高级会议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草案，中国政府正式签字。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同时声明：中国不受《公约》第66条第2款的约束。在《公约》的110个签约国中，获得本国立法机关批准的只有9个，这一行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体现了我国党和政府坚定反腐败的鲜明立场和中国对国际反腐败事业的有力支持，显示出敢于并善于承担国际义务的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在中国的反腐败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战略意义。
2005年9月4日至10日，被誉为法律界的奥林匹克大会——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在北京和上海分阶段举行。中外代表就反腐合作达成了共识——以公约为契机推动国际社会的双边或多边合作。运用刑事司法协助等途径和形式提升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措施、手段和力度，使打击腐败犯罪分子外逃、腐败资金外移等活动的水平和能力与腐败犯罪国际化的严峻态势相适应，从而进一步提高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我国宣布，已经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合作渠道，与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商谈签订反腐败合作协议。9月28日，第五次亚太地区反腐败会议在北京开幕。
2006年4月25至26日，由中美两国政府共同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反腐败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中美双方发表了主办方联合声明。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第一个引渡条约。此后，中美签署进一步加强执法合作联合声明，中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联邦等国开展国际合作反腐败研讨。2006年10月25日，世界上首个以各国反贪机构为成员的国际组织——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在河北省香河县正式成立。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贾春旺当选为国际反贪局联合会首任主席。会议标志着打击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