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伦理

2025-01-27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公务员伦理(共8篇)

公务员伦理 篇1

(一)公务员伦理界说

(二)公务员伦理基本问题

二、公务员伦理核心理念

(一)公仆意识的历史考察

(二)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三)公仆意识的价值要素

三、公务员理论体系架构

(一)公务员伦理规范体系

(二)行政伦理机制体系

(三)公共行政伦理问题

四、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 加强公务伦理建设

公务员伦理是社会主义伦理在国家行政实践生活中具体体现,是国家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活动中形成并应当遵守的原则和规范。

公务员伦理的核心理念是“公仆意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马克思主义廉政学说的基本原理,也是加强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基点。重视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趋势。

国家公务员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代表国家和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组织管理各项行政事务,肩负着“治国”的历史使命。加强伦理建设能规范行政行为,有利于建立勤政廉政机制,也有利于树立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本课程从公务员伦理基本含义、公务员核心理念和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三大方面,详细阐释了加强公务员伦理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旨在帮助公务员认识加强伦理建设的重要性,从而能够自觉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做好人民的公仆。

一、公务员职业道德概述

(一)公务员职业道德内涵

(二)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特点

二、公务员职业道德主要内容

(一)忠于祖国——立身之本

(二)服务人民——本质要求

(三)恪尽职守——基本素养

(四)公正廉洁——基本品质

三、公务员价值取向

公务员,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力量。公务员职业道德,是每一名公务员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是贯彻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不断提升公务员队伍职业道德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增强政府和公务员队伍的公信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本课程通过对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内容、特点的介绍,阐释公务员应具备的正确价值取向,对学员正确认识公务员职业道德,如何恪守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培训收益】

•了解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

•了解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特点

•明确公务员应具备的正确价值取向

公务员伦理 篇2

一、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困境

谈到行政伦理困境, 归纳来说,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性失范, 表现为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权力交易。在各类行政人员的选拔、录用、任命方面, 存在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的现象, 甚至非法交易买卖官位。二是失职性失范, 即行政人员无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滥用职权或不能尽职尽责, 表现为越位、缺位、错位等。部分地方政府领导玩忽职守, 只要经济利益、搞面子工程, 而完全不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忽视安全生产和公众安全。三是经济性失范。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行政人员利用手中职权牟取个人私利, 甚至与利益集团勾结, 实现肮脏的互利。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我国公务员遭遇行政伦理困境, 行为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行政人员自身的原因, 也有环境及社会因素, 更有现存的行政伦理规范机制不健全的因素。

具体而言, 一是行政人员存在着行政角色冲突。行政人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作为政治家或官员, 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 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 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另一方面, 他又掌握公共权力并实施这种权力。这就决定了他有维护公共权力的责任和义务。于是, 在行政人员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角色冲突。行政伦理学者库珀认为, “法规通常只给行政人员提供含义宽泛的倾向性指导, 将之精确化是行政人员自己的任务。这样以来, 在随意性很大的情况下, 要想做出负责任的决策, 决策者的伦理水准和良知就至关重要了。”

二是行政环境因素。当前,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 使得市场经济中的负面影响造成道德失范。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 有时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用回扣、贿赂等多种方式向握有实权的行政人进攻, 与那些缺乏免疫力的人员达成各种交易, 从而导致行政腐败。

三是社会“人情”原因。我国著名行政学专家夏书章教授在谈到影响我国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时, 就曾将感情用事列为三大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他指出, 人都有父母兄弟、妻室儿女, 有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 这样构成了一种亲疏不同的感情关系网。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下, 行政人员自然也十分注重“人情”关系问题, 将这种“人情世故”夹杂在自己的行为之中, 最终导致责任冲突, 亦即行政伦理困境。

四是行政伦理规范内容模糊而零散。行政管理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专业化分工, 但其工作无一例外地都应服务于他们所代表的公民的利益。由于公共行政职业精神的内涵并不明确, 使得大多数人的思维局限于职位责任和工作责任, 而很少考虑到其作为公共行政从业者所应该承担的职业的责任。2006年1月1日实行的《公务员法》作为法律规范, 其规定缺乏明确而具体的量化指标。因此, 作为统一管理的公务员群体来讲, 缺乏一致而具体、真正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

三、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对策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治理各种行政伦理失范现象,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需要我们从各角度、各方位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同时加强管理和建设才能取得成效。

(一) 加强行政伦理教育。

公共行政伦理教育的意义在于提高公务员的道德认知能力, 使他们认识到行政伦理是为政之本, 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为此, 我们要加大行政伦理教育的力度, 提高公务员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 使其充分发挥伦理自主性, 自觉履行职责。针对目前公务员行政伦理意识薄弱的状况, 要继承和弘扬传统行政职业道德中的精华以及借鉴国外做法, 通过定期培训、日常强化、个案解剖等多种方式, 提高他们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和道德信念。与此同时, 行政人自身在法律和制度等外部控制具备的情况下, 还要注重自身的自律约束, 即内部控制, 只有这样, 才能在行政伦理困境中应对组织和上级的不道德行为。行政人自律的实施是以行政良心为基础的。行政良心是公务员意识中的一种强烈的行政责任感, 是在行政工作过程中, 由于认识到应有的行政使命、职责和行政任务而产生的履行行政义务的强烈和持久的愿望。行政良心是行政人在深刻理解国家、政府及行政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与道德原则的基础上,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对自身行政行为的善恶价值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修养的心理道德活动过程。行政良心在行政行为中起着指导、监督和评价的作用。行政人要主动发挥行政良心的自律作用, 需要不断地“关注自我”和内省。

(二) 加快行政伦理立法。

行政伦理立法就是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 使伦理具有与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尽管人们对于伦理立法尚未完全达成共识, 但加强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道德的纯洁性, 业已成为行政伦理建设制度化的基本工具和重要手段, 它正在逐渐推广并日益起着积极的作用。例如, 美国的职业道德立法居于领先地位。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1992年, 美国政府又颁布了由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的内容更为详细、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部门雇员伦理行为标准》。在亚洲, 韩国于1981年通过了《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日本则于1999年8月通过了《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 并于2000年4月1日开始施行。虽然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准则, 例如《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但与西方相比, 中国的道德法制化相对欠缺, 至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来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因此我们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对现有的行政伦理规范加以修改、补充、完善, 使之形成体系;同时, 将那些相对成熟的基本行政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明确违反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行政伦理规范不被大量破坏。

(三) 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 甚至走向反面。”[1]也就是说, 不健全的制度规范不仅会给坏人提供恶的机会, 而且会使好人对行好失去信念, 进而走向恶的边缘, 而良好的制度规范有助于弘扬正气, 有助于抑恶扬善。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加强各级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 但道德规范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尚不健全。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道德规范时要加入切实可行的具体性规定, 不断健全赏罚机制和道德回报机制, 可以在公务员的任免、升降等行为中引入道德赏罚机制, 强化德性的导向、激励功能, 真正实现行政整体的德性提升。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就曾经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如果是天使统治人, 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2]因此, 我们有必要加快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 , 实现对行政行为的调控, 在鼓励公务员的道德自觉的基础上, 强化道德他律性, 把褒扬和惩治结合起来, 切实保证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

(四)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行政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在当前严峻的行政伦理失范的形势下,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就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逐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这就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1.健全行政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 实现“三大转向”:一是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防治为主;二是由权力防治为主转向制度防治为主;三是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2.科学合理设置职权。对要害部门、实权部门和重要岗位等“事故多发地带”的权力要适度分解, 合理分配, 实行职能交叉, 使单个人不能形成对权力的垄断, 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关键要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主要是健全民主集中制, 增加工作透明度, 使权力的运作“暴露在阳光下”。另外, 还要实行并健全重要岗位轮换制度、异地交流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3.强化公众参政能力培养。在我国目前传统实践中, 由于受专制主义、官本位等因素的影响, 许多领导干部置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于不顾, 这实际上剥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要实现还权于民, 就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并为其提供合法、合理的渠道, 增加行政的透明度, 使行政官员真正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还必须强化公众的参政意识, 强化他们的伦理行政意识, 加强教育, 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C].人民出版社.1994:156.

[2]周奋进.转型中的行政伦理[M].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194.

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策略分析 篇3

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6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35-0138-02

1  当前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概况

1.1  部分公务员不严格履行职责

虽然公务员都有其法定的职责,但是部分公务员却不履行自己的职责,遇事推拖、扯皮,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现状造成了部分公务员要么超越自己的职责权限,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要么不能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而盲目作为、胡乱作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的现象。

1.2  部分公务员不能很好地联系群众

从根本意义上说,公务员手中的公共权力是民众授予的,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部分公务员在对待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时,出现了认识上的误区和行为上的偏差。需要指出的是,在脱离群众的现象中,部分政府和公务员表现出的言行不一,对政务诚信缺失带来的影响尤为显著。在今年中央巡视组调研中,首次点名提及“裸官”问题。这些“裸官”包括政府和事业单位官员,还有某些国企的领导。他们不能很好地联系群众,置群众利益于不顾。

1.3  部分公务员行为规范

由于特权和贪腐现象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十八大报告甚至把腐败问题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人民群众对此极为反感,因而成为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失范的重要根源。

这种因政府官员腐败而产生的社会不公平感,以及落马的贪腐官员所揭露出来的道德败坏,不仅直接导致民众对于某些政府官员的失望,而且对其行为和话语也深深的排斥、不信任。

这种行为失范拉大了他们与民众的距离,加剧了这部分公务员和民众之间关系的张力,进而导致民众产生对他们不满意和不信任的政治情绪,导致民众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反感和排斥,更为严重的是。

2  原因分析

分析当前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我国政治参与的不足,就是政务失信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制度建设层面,当代中国具有了较为完备的民众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制度和渠道,如人大代表选举制、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听证会制度等,这些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制度要素,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虽然很美好很完善,在现实社会中的运行却常常不尽如人意,使得这些制度的功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有的参与和表达的渠道不通畅。

就听证会制度的设计本意而言,它是政府或立法机关在重大决策之前或在重大决策实施之后,为了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保证广纳善言、满足公众知情权、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科学决策而设计的一项公众参与制度。但是有的地方把听证会当作“走过场”,未能保证公众参与和满足公众知情权,这不仅不能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反而还会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府运行成本提高等后果。正是作为政治客体的民众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招致了民众政治冷漠和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失范的结果。

3  重塑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的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可以从考核和奖惩两个方面重塑公务员行政伦理价值。

3.1  细化考核内容,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要素指标体系

在考评内容上,新颁布的《公务员法》首次将“廉”列为单独的考评范畴,显示了我国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的决心。我国的公务员考评确立以“德、能、勤、绩、廉”五方面为基础,重点考核工作实绩的主要内容。在具体界定考核内容时,可以分为品格、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三项。品格既包括公务员的道德品质,也包括个人的性格特征和廉洁自律,工作能力主要指公务员实际工作中所达到的效果和取得成果的能力,这些能力包含了领导、决策、管理、沟通、协调以及专业技术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细分之后,更有利于对公务员的量化考评与管理。

考核标准作为考核工作的衡量方式,其是否科学能够很直观地影响到考核工作的成败。在公务员考评中,考评指标是考评工作的评价依据,标准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考评工作的成败。同时,没有具体化、数量化的考评指标,不仅会使考评要注重实绩这一原则无法落实,而且在考评实践中也很难把握。在考评指标制订的过程中,应由考评专家与考评对象共同参与。考评专家应充分听取被考评对象的意见,对于考评指标应尽量争取他们的同意。只有这样,制订出的考评指标才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更易为考核对象所认同,自觉地接受考评。

制定考评标准,应当要有一份明确并且详尽的职位说明书,并且建立岗位责任制。详细的职位说明书和健全的岗位责任制有助于每个公务员明确自身的岗位职务、职责和职权,利于三者的有机统一,提高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增加现行考评指标的针对性,使得每一类岗位都有相对应的具体指标。这样就有利于提高绩效评估的可操作性。再次,应当将定性考评变为量化考评,遵循周密简便的原则设计科学合理的要素评估指标体系,避免指标过多或者过于繁琐限制了人们的思维,也增加了操作的难度。

3.2  改革晋升及奖惩制度,激励基层公务员

基层公务员的晋升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报酬和职业成长机会,使得一些有才华有抱负的基层公务员,在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二者协同作用下,得到荣誉、社会认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使其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促使公务员激发更多的责任感,对所从事的岗位及工作做到更为细致的改善和提升,这些有利于社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而奖惩机制的改革不仅仅限于晋升和奖励,还应当有一些惩罚措施,对于犯错的公务员除了规劝、警告等口头惩罚,也可以依情节严重程度进行扣除奖金甚至降职处理,降职不仅可以使公务员警醒自身,并且对其荣誉感是一次冲击,让其对错误的认可更加深入深刻,力争在将来不再继续犯错,能够有效地在公务员伦理道德动摇、妥协甚至是伦理道德失范初期起到良好预警作用,避免出现公务员越陷越深,最终酿成大案这样的严重后果。灵活地做到奖惩并重,有赏有罚,能上能下,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平等的奖惩机制从经济角度看,可以吸引、留住和激励优秀人才,大幅压缩行政成本,提升工作效能;从政治角度看,可以有效地向纵深推进机关作风建设,树立机关形象,有利于构建和谐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激励和考核机制建设是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 张子良.公务员制度与行政现代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2] 侯建良.公务员制度发展纪实[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2.

[3] 胡税根.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迎接效能革命的挑战[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4] 徐颂陶.回眸中国人事制度改革28年[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

[5] 余兴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2012.

[6] 谭功荣.公务员制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 梁丽芝.公务员流动制度与绩效管理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8] 宋斌.政府部门人力资源开发案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公务员伦理 篇4

摘 要:公平和效率是行政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公共行政组织和公务员是公共权力的组织者、承载者,要使二者对公共权力的使用既体现效率,又符合公平原则,则必须借助合乎伦理道德的行政措施。因此,行政组织的伦理道德建设和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培养就显得至关重要。关键词:公务员 伦理道德 行政人格

公务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伦理道德一般理论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的具体展开,也是公共行政主体即公务员对一般伦理道德原则的体认,表现出他们对伦理道德原则实现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行政伦理道德(Administrative Ethics)。如何借助合乎伦理道德的行政措施,构建对公务员的激励和权力制约机制,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一从社会实践层面上说,伦理道德被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最高形态应该是伦理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促成人们行之有矩同时又不失伦理道德自觉的行为方式。行政伦理渗透于公共行政与政府过程的方方面面,以及公务员的各种施政行为之中。由于公共行政就是政府行政组织、公务人员,运用公共权力,按照法定程序,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过程。公共行政表现出如下社会功能:第一,以独有的“服务性管理”的方式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第二,运用公共权力,按照法定程序公平地分配利益。只有重视和强化公共行政组织和人员的伦理道德行为,重视公共行政组织和人员行政的伦理道德合法性,才能真正发挥公共行政活动的社会功能。行政是整个社会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自己的功能和特性,其活动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国家是建筑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上的。”继而得出“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的结论。这就说明,行政不同于私人、个别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管理,也不同于立法、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为解决内部日常事务而设置的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非政治的、纯技术性的社会管理活动。行政作为国家的组织活动,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其基本功能就是执行国家意志,协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所谓“公共利益”是指某一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公共利益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行政伦理的价值取向应是谋取最大化的公共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强调行政的公共性质,反对权力私化,以权谋私和部门利益化。行政权力、行政部门都是公共资源,行政人员、行政部门在谋取公共利益中,只能获得符合法律精神的自身利益,不得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部门窃取公共资源。当前,行政组织在行政过程中普遍存在行政主体的自利性,行政责任的缺失,行政职能广泛,行政能力有限,将行政权力转化为逐利的资源,这些现象的出现,不公正是主要诱因。因此,社会公平应成为公共行政的应有之义,而行政伦理道德是解决这一问题不可或缺的价值支撑。如果说公共行政中公平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行政组织和公务人员伦理道德建设的话,那么,要解决行政效率问题是否可以离开伦理道德而仅作技术处理就可以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公共行政的目的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公共行政组织属非盈利组织,这就否定了公共行政组织和公共行政活动的两个特征:一方面是由于行政人员的职责行为缺乏直接的利益驱动,因而行政效率问题就成为行政组织有效地履行组织职责,达成组织目的的一个组织目标,即效率目标;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共行政组织、公务人员出于岗位职责的活动,其目的不是实现和维护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公共行政必须排斥和抵制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与行为。在这里,如何把握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显得尤其重要。公平与效率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公平可换取社会满意度,效率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要处理好这一对关系,一是要解决行政组织自身的问题。效率是任何行政组织必须追求的目标,没有效率的行政是非正义的。二是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公平不仅是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条基本准则,也是现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满足民众基本利益需求,保障社会存在及稳定发展的基本准则。公共行政的目的就是有效地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这个目的本身就

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关系和复杂的道德问题。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鲜明地指出,“公意”不等于“众意”,社会的“公共利益”不等于某局部组织或团体的“共同利益”。判断一个政府的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看其统治的立场和出发点是否是公共利益,是否有利于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卢梭讲的公共利益决不限于物质利益,而是包括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等价值成分。从词源学的角度,按马修斯的分析,“公共”一词既指一种事情,比如公共政策,也指一种能力,譬如执行政策、理解自他关系、知晓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关心他人利益等。这种词源学的解释基本上揭示了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精神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含义。持这种精神的人在决策和行动的时候,必定会进行一系列的反思:是否考虑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与福利?是否符合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是否考虑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等等。“公共利益”这一观念的实践推动力主要不在于其数量化,而是作为行政人的一种精神信仰和追求,进入行政人的主观责任意识和实践理性,从而成为指导行政行为的内在而根本的精神动力。它将指导行政人的道德能力,指导他的正义感与责任感。公共行政从其主体角度来看,应包括行政组织伦理道德和行政公务人员伦理道德两个方面。公共行政组织作为公共权力的组织承载者,对公共权力的使用既要有效率,又要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公共行政组织伦理道德主要体现为规范伦理道德方面。而公务人员是行政活动的主体,是政策、决策的执行者,是行政组织规范伦理道德的具体化。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的规范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是行政组织伦理道德规范对公务员行政行为的约束,这时公务员的伦理道德行为产生以一定的外在强制为前提,这是行政他律方面;另一方面表现为行政组织的规范伦理道德内化为公务员自觉的伦理道德行为,这是行政自律方面。两种伦理道德形式共同蕴含于公共行政行为活动过程之中,发挥着外在约束与内在自觉的双重综合作用。因此,行政组织的规范伦理道德建设和公务员的伦理道德修养就显得至关重要。从公共行政活动和公共行政道德的实现过程来看,往往表现为由集体的规范伦理道德向个体的品性伦理道德的转化。从这个意义来看,相对于行政组织的集体规范伦理道德而言,公务员的个人品性伦理道德则更具实质意义。因此,不断加强公务员的行政伦理道德修养就更是当前的迫切需要。二行政伦理不仅与公共行政组织有关,更与行政主体———公务员的主观性密切相关。行政权力作为一种法制化、制度化的权力,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或客观的社会力量,它在实际运行中必然要分解和演化为具体的权力。当行政权力由抽象权力变为具体权力,即变为行政组织,尤其是公务员执掌的权力具体运用之时,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主观性。这是因为,当处于不同层级和职位的公务员掌握并能自由支配和运用这种权力时,源于权力主体意志的制度规约已变为外在因素,而权力执掌者的价值观、权力观、公职观以及其他主观意识则成为内部影响力,并会对权力的运用发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权力的这种具体化和主观化意味着,一方面,权力执掌者有自主甚至随意支配和应用这种权力的一定自由;另一方面,权力的执掌者也可能滥用这种权力,即把这种权力用到背离国家意志的错误方向上去。于是,强调权力执掌者的主观道德责任,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传统行政学强调行政的价值中立,忽视行政道德责任,其根源在于它对行政的错误理论定位,即把行政仅仅界定为政治的工具,并因此把行政人员塑造成为只讲效率,不问价值的职业机器。然而,行政人员无论是作为活生生的人,还是作为行政权力的具体执掌者,其主体性是不可抹煞的,这已为大量的行政管理实践的经验事实所证明。所以,公务员的道德责任是不可回避的。公共行政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身存在正当性的理由和活动的目的,而且将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与提高行政效率作为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目的的两个手段性目标。但是,从行政的产生和演进的历史和现代实践来看,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行为,并非都能自然地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或者实现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这主要是因为行政公务人员的“经济人”属性和公共行政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经济人”和“道德人”是人自身固有的双重属性,它们具有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的关系,也存在着相互排斥、相互侵损的关系。公共行政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根本目的,而公务员的“道德人”的动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解析 篇5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解析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是两个不同含义的概念,不能将其混淆使用,但二者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存在着互为条件、彼此作用的有机统一关系.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对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道德建设及制度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对这二者的概念和涵义作一界定,探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极大的现实意义.

作 者:马勇 王美琴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刊 名:泰山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AISHAN UNIVERSITY年,卷(期):26(5)分类号:B82关键词:制度 伦理 制度伦理 伦理制度

普遍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对话和冲突 篇6

普遍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对话和冲突

存不存在着普遍伦理,儒家伦理与普遍伦理是相契还是相背?这是当前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承认,普遍伦理是存在的,它有着普遍的人性基础和客观的`利益基础,而儒家伦理与普遍伦理在总体价值旨向和精神实质方面则是对立的.

作 者:陈建明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江苏,苏州,215009 刊 名: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UZHOU(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3 20(4) 分类号:B82-069 关键词:普遍伦理   儒家伦理   对立  

公务员伦理 篇7

(一) 公务员伦理困境的内涵

我国公共管理活动的目标是解决公共问题, 实现公共利益, 公务员作为我国公共管理活动的行动主体, 管理着国家的公共事务, 对我国行政管理活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社会人, 其要在社会中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社会性与个人性集于一身, 角色的多样化易导致角色的冲突。因而, 一旦遇到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 公务员这一载体本身就会相互冲突, 引发各种问题, 最终形成伦理困境, 这就是公务员伦理困境。所谓的公务员伦理困境是“公务员在行政行为选择时因社会角色、价值观念差异经常会遇到的一种道德伦理方面的两难情境”。【1】

(二) 公务员伦理困境的现状

1、“以权谋私”盛行

公共管理活动是在确定目标指导下, 赋予公共行政人员运用公共资源, 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权力运行过程。作为行政人员尤其是公务员, 社会赋予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 具有最可能接近利益的优势, 因而他们在错误价值观指导下或者受利益诱惑下易滥用公共权力, 甚至以权谋私。目前, 我国公共管理活动中虽然大部分公务员能够做到公正公道, 但也不乏一些公务员借手中权力之便为自己或者与其相关者谋求私利, 采取一切手段进行违法行动, 损害公共利益, 这是我国公务员伦理困境的现状之一。

2、诚信度低, 责任感弱

近年来, 我国部分公务员在实行公共管理过程中违背公正合理的要求, 只讲人治而忽视法治, 只运用强权暴力而无视人权, 钻法律空子或者漏洞, 采取各种形式进行乱收费, 乱罚款等, 把公共财物中饱私囊, 随意侵犯人民群众利益, 严重损害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给政府带来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也是百姓不体谅政府, 抱怨政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政府提高公务员选拔门槛和队伍建设提出了要求。

3、享乐行为泛滥

目前, 我国行政管理过程中, 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大肆挥霍, 享乐主义和浪费现象严重, 公款吃喝玩乐不正之风盛行。对于国家的公共资源铺张浪费, 讲排场讲气魄, 盲目攀比, 注重形象工程, 严重浪费公共资源, 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反而加以肆意挥霍, 极度奢侈, 这也给公务员队伍建设带来阻力, 不利于节约利用传统道德作风的发扬, 阻碍了我国整个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 影响办事效率。

4、官僚作风严重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我国政府对于公务人员职务的设置和职位的安排越来越细化, 实践中选择合适的人员从事合适的工作, 实现专业分工。部分公务人员因此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暗箱操作, 滥用权力, 行政腐败, 在其位不谋其政, 有官僚架子而无办事能力和效率, 责任心不强, 推诿扯皮现象不断, 破坏政府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 政府变成当代的“地主”, 无助于政府与民众的和谐关系。

由于目前我国公务员队伍存在一系列问题, 诸多现状反映了我国严重的公务员伦理困境, 因而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该困境进行原因分析极为必要, 只有深刻分析才能找出问题对策, 解决当前问题, 更好地完善公务员队伍。

二、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务员伦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 理论层面的原因分析

1、“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也叫“唯利人”, 所谓“经济人”假设最早是由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 该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到经济的诱惑而做出的, 都为了尽可能地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和需求, 之所以工作也是为了获取经济报酬。因而, “经济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部分公务员为什么陷入伦理困境。公务员手握权力处在利益的边缘, 在理性“经济人”的分析下难免会受利益刺激作出错误选择, 违背伦理道德, 损害公众利益。这并非否定“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和追求高尚利益的行为, 而是说这种利益动机更易诱使人作出不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

2、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作为批判传统管理理论的新型理论, 对我国的公共管理事业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对于公务员的伦理困境也有一定的解释功能, 尤其是新公共管理的早期阶段, 其主张将个人主义的管理模式运用到政府部门中去, 通过个人利益的获得来实现政府的整体绩效提高, 这与“经济人”假设的部分观点相似, 通过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实现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个人利益最大化理念的支配下, 极易滋生公务员的非伦理行为, 部分公务员借着提高政府绩效和效益之名来谋求个人私利, 严重阻碍了公务员队伍的健康发展, 影响政府绩效。

(二) 现实层面的原因分析

1、社会环境的影响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的特殊时期, 这一时期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包括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 这些变革的发生也引起了个人价值观的变化, 容易受不良风气的影响, 整个社会弥漫一种只着眼于个人而不关注他人, 社会实践行为与传统道德相违背的氛围。社会环境包括内部和外部, 内部主要指政府本身内部如信息、人、财、物等资源的变化和调整, 容易带来刺激和冲击, 组织价值观也可能引起个人价值观的变化, 而外部则主要是指国家的整个环境, 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影响, 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环境都会对公务员伦理道德带来影响。

2、制度条件的约束

当前我国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文化教育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尚未健全, 随着社会的发展, 政府对于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的重视度越来越高, 对于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程序和标准也越来越关注, 出台了各种办法和条例, 但这仍然难以解决我国公务员伦理问题, 归根结底在于我国文化教育制度严重滞后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经济发展远远领先于教育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今社会, 政府对于文化领域的投入显然不够。另外, 公务员制度也不完善, 仍存在很多不足和漏洞, 使得“公务员热”成为一种潮流, 近年来大家纷纷挤进公务员队伍, 竞相去争公务员岗位,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贿赂、动用各种关系。努力获取公务员岗位后以自身权力之便利产生腐败行为, 以弥补前期付出, 这也是部分公务员深陷伦理困境的原因。

3、角色多样化的矛盾

公务员在理性“经济人”背景下, 既作为社会人又作为国家公共事务权力的实施者, 多种角色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 相互之间有时不相容甚至相互冲突。作为经济人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人意味着公务员要做好生活中的好公民, 扮演好社会生活中的相关角色;作为国家公共事务权力的实施者又要从公众利益出发, 做好本职工作, 实现公共利益。角色的多样化使得公务员在行为时面临选择困境, 各种角色存在矛盾, 在经济或利益的诱使下可能无法坚持自身的原则, 忽视公共利益, 阻碍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行使职责, 使其陷入伦理困境。

4、个人素质和责任感问题

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挑战和诱惑的时代, 对于公务员的个人素质和责任感来说是一种考验, 面对着权力、利益时能否坚守原则, 做到公正信念不动摇。近年来,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 着眼于提高公务员本身的素质, 但从目前我国公务员的整体现象来看, 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很多人还是难以做到公正、诚信, 责任感也不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意识不强。这是导致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务员伦理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务员伦理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 社会层面

1、发挥媒体的积极功能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种新兴媒体纷纷兴起, 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崛起, 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媒体成为了我国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 借助媒体进行积极舆论引导、正确价值观导向极具社会意义。通过引导公务员的伦理道德观念, 宣传发扬优良传统道德的先进事迹, 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监督公务员的公共行政行为, 反映不良作风, 揭露腐败问题, 能正确引导公务员伦理行为, 对公务员起到导向和警示作用。

2、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成为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日益完善, 管理体制不断创新, 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因而, 政府要坚持平等原则与社会组织形成良好合作关系, 适当放权于社会组织, 有利于社会组织配合政府对公务员进行监督, 共同致力于社会治理, 营造“公正、公平、诚信、责任”的社会氛围, 及时挽回偏离正轨的公务人员, 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力量。

(二) 政府层面

首先, 要加强文化教育制度建设。重视公务员传统文化的教育, 发扬中国优良传统美德, 提升公务员的道德水平, 着眼于引导公务员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观念, 创新公务员伦理教育培训方式, 结合各种先进理论和行为事迹, 鼓舞公务员积极向上, 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提升公务员个人道德素质。

其次, 要健全公务员制度, 重建公务员队伍结构。加强政府内部文化建设, 选拔公务员应补充道德标准的考量内容, 完善面试方式和内容, 结合情景模拟, 综合考核公务员的道德素质。绩效考核应结合实际制定考核标准, 注重定量与定性结合, 定期与不定期并用, 避免考核过程的不公正与僵化, 减少考核偏差。另外, 过高或过低的工资薪金均不利于公共行政, 因而要实现工资薪金的制度化和合理化, 缓解“公务员热”, 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再次, 要健全公务员奖惩制度, 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在法治手段和监督多元的环境中, 明确公务员在工作中的个人或团队责任, 树立典型, 奖惩分明, 内部协调与外部强制并行。对于业绩优异者给予奖励, 而玩忽职守或者违法犯罪者, 则将受严厉惩罚, 如批评教育、警告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促使公务员增强责任感和自律性, 避免堕落腐化, 降低公务员道德伦理缺失的可能性。

(三) 个人层面

一方面, 公务员应树立正确的职业伦理价值观念, 加强道德知识的学习, 提升道德素养,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处理好角色冲突, 作出明确的利益选择, 在内外部协调控制下, 增强服务能力和责任意识, 实现岗位与能力的平衡, 适应工作需要, 学以致用, 真正做到公正、公平、诚信和责任。

另一方面, 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 应贯彻科学的权力观和利益观。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 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 同时也向公务员提出了要求, 即要求通过典型示范和树立榜样以树立科学的权力观和利益观, 在不断道德教育培训中加以强化, 进而指导公务员开展公共管理活动。

通过对公务员伦理困境的分析, 个人、社会及政府形成合力, 进行合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提高公务员的行政能力和素质, 有助于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的顺利开展, 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意义重大, 可以有效避免公务员伦理缺失现象的频繁发生, 从而真正做到为民谋福利, 为国家谋福祉, 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公共管理活动日益面临困难和挑战, 其中行政人员尤其是公务员遭遇着较大的伦理困境, 各种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权谋私等现象屡禁不止, 这给我国的公共管理活动带来很大的阻力。因此, 对于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务员伦理困境分析以及路径选择显得尤为必要, 这对我国行政人员队伍的建设和办事效率的提高, 对公共管理活动的顺利运行乃至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务员,伦理困境

参考文献

[1]宋飞娜.公务员伦理困境探析[J].科技信息.2008, (4)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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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丽伟.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务员伦理关系问题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8, (11) :110-113.

[4]苗月新.公共管理伦理缺失之成因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1, (4) :60-63.

[5]王辉, 王刚.公务员财产公示:伦理困境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09, (12) :58-61.

[6]徐朝江.简述转型期我国公务员伦理道德的提升[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6, (3) :39-40.

[7]邱华靓.论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人员伦理缺失及救治[J].现代商贸工业.2010, (23) :50-51.

伦理会计与伦理约束 篇8

【摘要】 伦理道德是诚信建立的基本前提,伦理培训的目的在于培养会计人员正确的伦理思考方法,鼓励和引导伦理行为的产生,约束甚至断绝非伦理行为的出现,提高会计人员对伦理问题的处理能力,最后实现企业会计伦理水平的提升,逐步有“他律”走向“自律”。

【关键词】 伦理约束;伦理会计;道德

伦理道德是诚信建立的基本前提,会计发展必然会要求与其相符合的会计伦理的建立。经济学起源于伦理学,经济这一涉及社会和人类行为的研究必须根植于伦理学的研究。会计学也是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通过生成、披露回击信息影响资源的配置,虽不能说会计学起源于伦理学,有一点事实是客观存在,即会计学的伦理要求因会计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显得不可或缺。方法论和伦理学是会计学的两个侧面,科学的方法和高标准的伦理是会计发挥其功效的保证。

伦理约束是指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会计行为主体的内在信念,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会计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会计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是维护和协调会计各方关系人之间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的一种结果。伦理约束是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所强调的基本道德规范,会计伦理学主要研究如何使道德伦理规范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会计行为本身发挥作用的问题。会计伦理是指会计人员以合法手段从事会计管理时,应遵守的伦理规范或者说是会计在处理各种关系时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会计人员生活在世界上必然会发生三种关系:一是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三是与自身之间的关系。通常会计伦理关系指第一种关系,后两种也可以记性善恶评价,也包括在会计伦理关系之中。

一、加强我国会计伦理道德建设的建议

1.会计伦理道德内容的确立。会计伦理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在其内容的确实上要结合我国会计工作时间和实际工作岗位,既体现不同财会人员的层次性,又要对每一层次赋予其丰富的职业内涵。研究确立其内容时,应包括财会人员、财会工作领导干部、CPA、内部审计人员、管理会计人员等层次职业道德规范。在道德规范设计上,除了规定对财务人员一般的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外,还要分不同的人员与岗位规定具体的要求,使各层次的财会人员都有相应的应遵守的道德标准。

2.会计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其形成和发展具有“灌输性”的特征,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形成就是世世代代长期教育的结果。我国逐步加强对这方面的学习力度,一是对会计专业的在校学生教育,应在会计教材中增设有关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二是重视对在职会计人员的教育,定期培训,使其充分熟悉国家的有关改革法规和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并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同会计职称晋升考试及评定结合起来,作为一项考试内容或个人工作业绩评价的组成部分。

3.会计伦理道德评价。会计伦理道德评价是发挥伦理道德约束在会计监督中作用的关键,是会计伦理道德规范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道德评价,会计道德规范就流于形式,也就失去了转化为会计道德行为的动力。会计道德的评价的基本方式包括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自我评价是会计人员根据自身所作的道德判断,是内在,关键是看会计人员自身价值观的取向,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职业良心,使其形成一种正确调整自身会计行为的内在力量。社会评价是一种外在的评价,客观上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及伦理文化氛围,评价当事人的会计行为,对其做出善恶的评判,促使其在会计工作中不断修正其行为,达到约束的目的。使会计人员自觉的注意自己的形象,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

4.会计伦理道德建设的外部环境。首先,要结合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公众开展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造就一种会计人员敬业、秉公、不谋私利为荣的社会气氛,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其次,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和领会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带头模范遵纪守法,引导和支持会计人员严格执法守纪,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保护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使其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最后,要完善会计法规制度建设,增强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有效地惩治腐败分子,铲除滋生不良会计的土壤。

二、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培养和对会计法规的落实力度

1.坚持社会主义义利观是对会计人员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义利观要求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保障公民个人正当利益。社会主义义利观强调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会计人员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面对义利的关系问题,如何能使三者利益不受到冲突,会计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抵制不正当的利益,以大局为重,当发生冲突时,应把国家、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维护会计制度的纯洁性。

2.强化诚信伦理观念是会计人员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既是道德资源,也是经济资源,诚信在保障交易正常进行中具有重要作用。诚信伦理原则在会计行业中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会计信息更加被重视,也为政府部门进行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实社会出现造假,失真等一系列的违反诚信的会计现象让人痛心疾首,严重干扰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正当利益,让人深恶痛绝,会计诚信不可或缺。

3.培养科学的消费伦理观是会计人员的当务之急。近些年 ,社会上出现一些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部分会计人员受到影响,片面追求个人享受,实行过度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采取各种手段,获取钱财,引发会计的种种不道德的经济行为。消费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人的消费生活受制于消费观,科学的消费观倡导人们理性消费,使自己的消费行为纳入合理的轨道,避免会计不道德行为出现。

4.坚持效率与公平的伦理原则是会计人员的应尽职责。公平在论理学领域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效率则是经济学的重要目标。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论,树立在注重效率的同时维护公平的价值观。这一观点也适用于会计人员,会计必须认真、准确地记录企业的收支平衡状况,尤其不得假造文件和账目,参与欺诈和其他不道德的活动。

三、在新会计准则执行下,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已经颁布了一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初步建立了准则规范体系,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政府对于准则体系所带来的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后果有很高的期望。伦理建设是有非正式向正式、有非强制性到强制性发展的过程,当某种伦理成为全社会公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要时,伦理就会从自发的意识状态上升为自觉的法律形式。制定具有伦理内涵的国家法律和组织规范是会计伦理机制建设的基础工作,是改进现有道德规范的快捷途径,会计伦理的推行就是这一有效途径。

1.行业层次会计伦理的推行。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会计知识竞赛,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会计职称考试等多种形式宣传会计伦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应建立检查、监督机制,对整个行业的会计伦理状况进行定期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进一步的强化措施。

2.组织层次会计伦理的推行。一是提升管理层的伦理水准 ;二是健全伦理组织机构;三是健全企业伦理系统的运行机制。使这些系统有效的运行,有利于企业形成统一的伦理观,保证企业伦理的贯彻执行,促进企业与伦理的融合。

3.个体层次会计伦理水平的提升。行业伦理规范和企业伦理规范为个体的伦理行为提供了制度保证。企业伦理水平的提升,最终要依赖于企业员工不去从事各种非伦理行为,并能对企业非伦理行为进行揭发和监督。

参考文献

[1]万宇洵,刘霞.《破解我国会计伦理困境初探》.《会计之友》.2006(9)

[2]卢晓雅.《会计伦理道德与社会环境》.《社科纵横》.2006(12)

[3]李志斌.《会计准则执行的伦理机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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