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十大案例

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十大案例（共5篇）

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十大案例 篇1

一、杨瑞芬诉株洲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0月16日，株洲市房产管理局向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作出株房拆迁字[2007]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杨瑞芬的部分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在拆迁许可期内未能拆迁。2010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启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2010年7月25日，株洲市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立项。2011年7月14日，株洲市规划局颁发了株规用[2011]006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杨瑞芬的房屋位于泰山路与规划的神农大道交汇处，占地面积418㎡，建筑面积582.12㎡，房屋地面高于神农大道地面10余米，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2011年7月15日，株洲市人民政府经论证公布了《神农大道项目建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2011年9月15日，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C级。2011年9月30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修改后的补偿方案，并作出了[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征收杨瑞芬的整栋房屋，并给予合理补偿。

杨瑞芬不服，以“申请人的房屋在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项目建设拆迁许可范围内，被申请人作出征收决定征收申请人的房屋，该行为与原已生效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冲突”和“原项目拆迁方和被申请人均未能向申请人提供合理的安置补偿方案”为由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认为，原拆迁人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取得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已过期，被申请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征收申请人的房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申请人的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且房屋地平面高于神农大道地平面10余米，房屋不整体拆除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属于确需拆除的情形，《征收决定》内容适当，且作出前也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故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征收决定》。杨瑞芬其后以株州市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征收决定》。

（二）裁判结果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杨瑞芬提出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与株洲市房产管理局作出的株房拆迁字[2007]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主体和内容均相冲突的诉讼理由，因[2007]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已失效，神农大道属于新启动项目，两份文件并不存在冲突。关于杨瑞芬提出征收其红线范围外的房屋违法之主张，因其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征收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且房屋地面高于神农大道地面10余米，不整体拆除将产生严重安全隐患，整体征收拆除符合实际。杨瑞芬认为神农大道建设项目没有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2011年7月14日，株洲市规划局为神农大道建设项目颁发了株规用[2011]006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杨瑞芬认为株洲市规划局在复议程序中出具的说明不能作为超范围征收的依据。株洲市规划局在复议程序中出具的说明系另一法律关系，非本案审理范围。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 [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维持。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是否合法。2010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启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株洲市规划局于2011年7月14日颁发了株规用[2011]006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杨瑞芬的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虽然征收杨瑞芬整栋房屋超出了神龙大道的专项规划，但征收其房屋系公共利益需要，且房屋地面高于神农大道地面10余米，如果只拆除规划红线范围内部分房屋，未拆除的规划红线范围外的部分房屋将人为变成危房，失去了房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整体征收杨瑞芬的房屋，并给予合理补偿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人民政府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担当责任的表现。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如果因规划不合理,致使整幢建筑的一部分未纳入规划红线范围内,则政府出于实用性、居住安全性等因素考虑，将未纳入规划的部分一并征收，该行为体现了以人为本，有利于征收工作顺利推进。人民法院认可相关征收决定的合法性，不赞成过于片面、机械地理解法律。

二、孔庆丰诉泗水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4月6日，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泗政发[2011]15号《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泗城泗河路东林业局片区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区实施房屋征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征收补偿方案规定，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主房按照该地块多层产权调换安置房的优惠价格补偿；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房超出主房补偿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出资，超出10平方米以内的按优惠价结算房价，超出10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市场价格结算房价;被征收主房面积大于安置房面积的部分，按照安置房优惠价增加300元/ｍ2标准给予货币补偿。原告孔庆丰的房屋在被征收范围内，其不服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第十九条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根据立法精神，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应参照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不降低为宜。本案中，优惠价格显然低于市场价格，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也明显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资购买价格。该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人显失公平，违反了《条例》的相关规定。故判决：撤销被告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则，应贯穿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全过程。无论有关征收决定还是补偿决定的诉讼，人民法院都要坚持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相结合，一旦发现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明显低于法定的“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即便对于影响面大、涉及人数众多的征收决定，该确认违法的要坚决确认违法，该撤销的要坚决撤销，以有力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

三、何刚诉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29日，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以下称淮阴区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决定对银川路东旧城改造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和附属物实施征收。同日，淮阴区政府发布《银川路东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何刚位于淮安市淮阴区黄河路北侧3号楼205号的房屋在上述征收范围内。经评估，何刚被征收房屋住宅部分评估单价为3901元/平方米，经营性用房评估单价为15600元/平方米。在征收补偿商谈过程中，何刚向征收部门表示选择产权调换，但双方就产权调换的地点、面积未能达成协议。2012年6月14日，淮阴区政府依征收部门申请作出淮政房征补决字[2012]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主要内容：何刚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59.04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住。因征收双方未能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淮阴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1、被征收人货币补偿款总计607027.15元；

2、被征收人何刚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7日内搬迁完毕。何刚不服，向淮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淮安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本案征收补偿决定。何刚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淮阴区政府对其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否侵害了何刚的补偿方式选择权。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称《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通过对本案证据的分析，可以认定何刚选择的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但被诉补偿决定确定的是货币补偿方式，侵害了何刚的补偿选择权。据此，法院作出撤销被诉补偿决定的判决。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在房屋补偿决定诉讼中，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被征收人的补偿方式选择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而实践中不少“官”民矛盾的产生，源于市、县级政府在作出补偿决定时，没有给被征收人选择补偿方式的机会而径直加以确定。本案的撤销判决从根本上纠正了行政机关这一典型违法情形，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司法救济。

四、艾正云、沙德芳诉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3月20日，雨山区人民政府发布雨城征[2012]2号《雨山区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及《采石古镇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公告》。艾正云、沙德芳名下的马鞍山市雨山区采石九华街22号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 其房产证证载房屋建筑面积774.59平方米；房屋产别：私产；设计用途：商业。土地证记载使用权面积1185.9平方米；地类（用途）：综合；使用权类型：出让。2012年12月，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在司法工作人员全程见证和监督下，抽签确定雨山区采石九华街22号房屋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为安徽民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2012年12月12日，安徽民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向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提交了对艾正云、沙德芳名下房屋作出的市场价值估价报告。2013年1月16日，雨山区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艾正云、沙德芳作出雨政征补[2013]2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艾正云、沙德芳认为，被告作出补偿决定前没有向原告送达房屋评估结果，剥夺了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房屋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在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示。公示期满后，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转交分户评估报告。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评估报告10日内，向房地产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复核结果10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从本案现有证据看，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在安徽民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采石九华街22号作出的商业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后，未将该报告内容及时送达艾正云、沙德芳并公告，致使艾正云、沙德芳对其房产评估价格申请复核评估和申请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的权利丧失，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据此，判决撤销雨山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雨政征补〔2013〕2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通过严格的程序审查，在评估报告是否送达这一细节上，彰显了司法对被征收人获得公平补偿权的全方位保护。房屋价值评估报告是行政机关作出补偿决定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如果评估报告未及时送达，会导致被征收人申请复估和申请鉴定的法定权利无法行使，进而使得补偿决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础。本案判决敏锐地把握住了程序问题与实体权益保障的重要关联性，果断撤销了补偿决定，保障是充分到位的。

五、文白安诉商城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商城县城关迎春台区域的房屋大多建于30年前，破损严重，基础设施落后。2012年12月8日,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发布《关于迎春台棚户区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择公告》，提供信阳市明宇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安徽中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商城县隆盛房地产评估事务所作为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选择。后因征收人与被征收人未能协商一致，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于12月11日发布《关于迎春台棚户区房屋征收评估机构抽签公告》，并于12月14日组织被征收人和群众代表抽签，确定信阳市明宇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该次房屋征收的价格评估机构。2012年12月24日，商城县人民政府作出商政[2012]24号《关于迎春台安置区改造建设房屋征收的决定》。原告文白安长期居住的迎春台132号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3年5月10日，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出具了房屋初评报告。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与原告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能达成补偿协议，被告于2013年7月15日依据房屋评估报告作出商政补决字[2013]3号《商城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征收补偿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存在以下问题：

（一）评估机构选择程序不合法。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于2012年12月8日发布《关于迎春台棚户区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择公告》，但商城县人民政府直到2012年12月24日才作出《关于迎春台安置区改造建设房屋征收的决定》，即先发布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择公告，后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这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有关“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规定与《河南省实施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

（二）对原告文白安的房屋权属认定错误。被告在《关于文白安房屋产权主体不一致的情况说明》中称“文白安在评估过程中拒绝配合致使评估人员未能进入房屋勘察”，但在《迎春台安置区房地产权属情况调查认定报告》中称“此面积为县征收办入户丈量面积、房地产权属情况为权属无争议”。被告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系因原告的原因导致被告无法履行勘察程序。且该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权利人均为第三人文然而非文白安，被告对该被征收土地上房屋权属问题的认定确有错误。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从程序合法性、实体合法性两个角度鲜明地指出补偿决定存在的硬伤。在程序合法性方面，依据有关规定突出强调了征收决定作出后才能正式确定评估机构的基本程序要求；在实体合法性方面，强调补偿决定认定的被征收人必须适格。本案因存在征收决定作出前已确定了评估机构，且补偿决定核定的被征收人不是合法权属登记人的问题，故判决撤销补偿决定，彰显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价值的双重意义。

六、霍佩英诉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上海市顺昌路281-283号283＃二层统间系原告霍佩英租赁的公有房屋，房屋类型旧里，房屋用途为居住，居住面积11.9平方米，折合建筑面积18.33平方米。该户在册户口4人，即霍佩英、孙慰萱、陈伟理、孙维强。因旧城区改建需要，2012年6月2日，被告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作出黄府征[2012]2号房屋征收决定，原告户居住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因原告户认为其户经营公司，被告应当对其给予非居住房屋补偿，致征收双方未能在签约期限内达成征收补偿协议。2013年4月11日，房屋征收部门即第三人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被告报请作出征收补偿决定。被告受理后于2013年4月16日召开审理协调会，因原告户自行离开会场致协调不成。被告经审查核实相关证据材料，于2013年4月23日作出沪黄府房征补[2013]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认定原告户被征收房屋为居住房屋，决定：

一、房屋征收部门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补偿公有房屋承租人霍佩英户，用于产权调换房屋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东兰路121弄3号204室，霍佩英户支付房屋征收部门差价款476,706.84元；

二、房屋征收部门给予霍佩英户各项补贴、奖励费等共计492,15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按实结算，签约搬迁奖励费按搬迁日期结算；

三、霍佩英户应在收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搬迁至上述产权调换房屋地址，将被征收房屋腾空。原告不服该征收补偿决定，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人民政府经复议维持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诉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具有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行政职权，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规范正确，未损害原告户的合法权益。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原告户的被征收房屋性质应认定为居住房屋还是非居住房屋。经查，孙慰萱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杨林基隆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基隆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均为本市金山区，虽经营地址登记为本市顺昌路281号，但两公司的营业期限自2003年12月至2008年12月止，且原告承租公房的性质为居住。原告要求被告就孙慰萱经营公司给予补偿缺乏法律依据，征收补偿方案亦无此规定，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对其以居住房屋进行补偿于法有据。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对如何界定被征收房屋是否属于居住房屋、进而适用不同补偿标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实践中，老百姓最关注的“按什么标准补”的前提往往是“房屋属于什么性质和用途”，这方面争议很多。法院在实践中通常依据房产登记证件所载明的用途认定房屋性质，但如果载明用途与被征收人的主张不一致，需要其提供营业执照和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才有可能酌定不同补偿标准。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非居住房屋，故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

七、毛培荣诉永昌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月，永昌县人民政府拟定《永昌县北海子景区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期满后，作出《关于永昌县北海子景区建设项目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并予以公告。原告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系夫妻、父子关系）共同共有的住宅房屋一处（面积276平方米）、工业用房一处（面积775.8平方米）均在被征收范围内。经房屋征收部门通知，毛培荣等人选定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评估。评估报告作出后，毛培荣等人以漏评为由申请复核，评估机构复核后重新作出评估报告，并对漏评项目进行了详细说明。同年12月26日，房屋征收部门就补偿事宜与毛培荣多次协商无果后，告知其对房屋估价复核结果有异议可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金昌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毛培荣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请鉴定。2013年1月9日，县政府作出永政征补（2013）第1号《关于国有土地上毛培荣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对涉案被征收范围内住宅房屋、房屋室内外装饰、工业用房及附属物、停产停业损失等进行补偿，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总补偿款合计人民币1842612元。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认为补偿不合理，补偿价格过低，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经审查维持了县政府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县政府为公共事业的需要，组织实施县城北海子生态保护与景区规划建设，有权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征收原告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因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县政府具有依法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的职权。在征收补偿过程中，评估机构系原告自己选定，该评估机构具有相应资质，复核评估报告对原告提出的漏评项目已作出明确说明。原告对评估复核结果虽有异议，但在规定的期限内并未向金昌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因此，县政府对因征收行为给原告的住宅房屋及其装饰、工业用房及其附属物、停产停业损失等给予补偿，符合《甘肃省实施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被诉征收补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原告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发挥司法监督作用，对合乎法律法规的征收补偿行为给予有力支持。在本案征收补偿过程中，征收部门在听取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方案的意见、评估机构选择、补偿范围确定等方面，比较充分到位，保障了当事人知情权、参与权，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通过法官释法明理，原告逐步消除了内心疑虑和不合理的心理预期，不仅未上诉，其后不久又与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公益建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案件处理取得了较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八、廖明耀诉龙南县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迁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廖明耀的房屋位于龙南县龙南镇龙洲村东胜围小组，2011年被告龙南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建设县第一人民医院，廖明耀的房屋被纳入该建设项目拆迁范围。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龙南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多次与廖明耀进行协商，但因意见分歧较大未达成协议。2013年2月27日，龙南县国土及规划部门将廖明耀的部分房屋认定为违章建筑，并下达自行拆除违建房屋的通知。同年3月，龙南县人民政府在未按照《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催告、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告知当事人诉权的情况下，组织相关部门对廖明耀的违建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同时对拆迁范围内的合法房屋也进行了部分拆除，导致该房屋丧失正常使用功能。廖明耀认为龙南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和毁坏财产的行为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遂于2013年7月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龙南县人民政府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移交安远县人民法院审理。安远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于法定期限内向龙南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但该府在法定期限内只向法院提供了对廖明耀违建房屋进行行政处罚的相关证据，没有提供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和依据。

（二）裁判结果

安远县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未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本案被告龙南县人民政府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后，始终没有提交强制拆除房屋行为的证据，应认定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确认龙南县人民政府拆除廖明耀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该判决生效后，廖明耀于2014年5月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经安远县人民法院多次协调，最终促使廖明耀与龙南县人民政府就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及拆除其全部房屋达成和解协议。廖明耀撤回起诉，行政纠纷得以实质性解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凸显了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和司法权威，对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积极应诉，不断强化诉讼意识、证据意识和责任意识具有警示作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不在法定期限提供证据，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证据，这是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法律底线。本案中，被告将原告的合法房屋在拆除违法建筑过程中一并拆除，在其后诉讼过程中又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供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的证据，因此只能承担败诉后果。

九、叶呈胜、叶呈长、叶呈发诉仁化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间，仁化县人民政府（下称仁化县政府）规划建设仁化县有色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基地，需要征收广东省仁化县周田镇新庄村民委员会新围村民小组的部分土地。叶呈胜、叶呈长、叶呈发（下称叶呈胜等三人）的房屋所占土地在被征收土地范围之内，属于未经乡镇规划批准和领取土地使用证的“两违”建筑物。2009年8月至2013年7月间，仁化县政府先后在被征收土地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张贴《关于禁止抢种抢建的通告》《征地通告》《征地预公告》《致广大村民的一封信》《关于责令停止一切违建行为的告知书》等文书，以调查笔录等形式告知叶呈胜等三人房屋所占土地是违法用地。2009年10月、2013年6月，仁化县国土资源局分别发出两份《通知》，要求叶呈发停止土地违法行为。2013年7月12日凌晨5时许，在未发强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的情况下，仁化县政府组织人员对叶呈胜等三人的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叶呈胜等三人遂向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仁化县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叶呈胜等三人使用农村集体土地建房未经政府批准属于违法建筑，但仁化县政府在2013年7月12日凌晨对叶呈胜等三人所建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即采取强制拆除前未向叶呈胜等三人发出强制拆除通知，未向强拆房屋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张贴公告限期自行拆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四的规定。而且，仁化县政府在夜间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有关“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行强制执行”的规定。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确认仁化县政府于2013年7月12日对叶呈胜等三人房屋实施行政强制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充分体现了行政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重要职能。即使对于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也要严格遵循《行政强制法》的程序性规定，拆除之前应当先通知相对人自行拆除，在当地张贴公告且不得在夜间拆除。本案被告未遵循这些程序要求，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今施行不久，本案判决有助于推动该法在行政审判中的正确适用。

十、叶汉祥诉湖南省株洲市规划局、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拆除违法建筑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街道东门社区民主村小东门散户111号户主沈富湘，在未经被告株洲市规划局等有关单位批准的情况下，将其父沈汉如遗留旧房拆除，新建和扩建新房，严重影响了原告叶汉祥的通行和采光。原告于2010年7月9日向被告株洲市规划局举报。该局于2010年10月对沈富湘新建扩建房屋进行调查、勘验，于2010年10月23日，对沈富湘作出了株规罚告（石峰）字（2010）第（462）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建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属违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限接到告知书之日起，五天内自行无偿拆除，限期不拆除的，将由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组织拆除。该告知书送达沈富湘本人，其未能拆除。原告叶汉祥于2010年至2013年通过向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街道东门社区委员会、株洲市规划局、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举报和请求依法履行强制拆除沈富湘违法建筑行政义务，采取申请书等请求形式未能及时解决。2013年3月8日，被告株洲市规划局以株规罚字（石2013）字第6021号对沈富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沈富湘的建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属违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限沈富湘接到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自行无偿拆除。如限期不自行履行本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五十四条及株政发（2008）36号文件规定，将由石峰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拆除。由于被告株洲市规划局、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未能完全履行拆除违法建筑法定职责，原告于2013年6月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12月接到株洲市规划局对沈富湘株规罚告字（2010）第00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株规罚字（石2013）第00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应按照株洲市规划局的授权积极履行法定职责，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违法建设。虽然被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在履行职责中对沈富湘违法建设进行协调等工作，但未积极采取措施，其拆除违法建设工作未到位，属于不完全履行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被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在三个月内履行拆除沈富湘违法建设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十大案例 篇2

一、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相对性

首都师范大学李昕教授认为, 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现为“效力群”, 而非单一的某个效力, 因此, 称之为效力体系, 只有在各种效力均得以实现的情况下, 行政行为的作用效果才能完全体现。中国大陆行政法学界通说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系由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组成。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指行政行为具有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确定力是其他三种效力得以发挥的前提, 是约束政府诚信的重要保障。行政行为是否具备法律要件尚存疑问的情况下, 在有权行政机关或法院依法定程序否定其效力之前, 要求任何人均应承认其具有确定力。行政行为因具有这样的确定力, 任何人不得以自己的判断而否认其确定力。换句话说,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 即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叶必丰教授认为, 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理论依据是“社会信任说”。如此推定和尊重, 是基于社会对行政主体及其意思表示的信任, 是对国家权力权威性的维护。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的一种意思表示, 行政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分配者。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关于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界限问题, 主要有两大学说, 即“有限公定力说”和“完全公定力说”。大陆法系大多数行政法学家持“有限公定力说”。叶必丰教授持“完全公定力说”。按这种学说, 不论行政行为存在什么样的瑕疵, 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且明显的瑕疵, 在被依法否定前都具有确定力。

笔者认为, 完全确定力说在实践中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政府官员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的国情下, 它很容易变成官员专横的借口。在当前土地财政的背景之下, 借口补偿决定或裁决的确定力, 极易损害被征收拆迁人的利益。目前,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坚持认为确定力是有限的:从实质正当性要求出发, 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实质正当性, 所以不应当具有确定力。一方面,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 并维护这些权力的有效行使以便实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 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强调权利保障, 重视公民参与和权利补救, 及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废。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发端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大陆法系通说认为, 重大且明显的瑕疵是行政行为无效的原因。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1款规定:“行政行为具有重大瑕疵或根据理智的判断绝对明显的瑕疵时, 无效”。日本学者也认为:“当行政行为有重大瑕疵, 并且通常人也能够较容易地把握之时, 无效。”通常认为, “重大且明显”是我国行政程序法中确认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标准, 包括并且提出了几类特别重大且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范围:一是无权行政行为。二是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的行政行为。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 即使是有瑕疵的行政行为, 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变更的条件下, 行政主体针对同一事件作出一个新的行政行为, 应当视为前一行政行为继续有效, 而后一行政行为无效。三是行政主体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作出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 行政行为是否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 其着眼点在于判断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形成或存在;而所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则是法律在对行政行为是否客观存在这一事实判断基础上的再判断, 即价值判断。四是行政主体作出的内容或在形式上有引导相对人违法的行为, 对这种根本不符合法治要求的行政行为理应视为无效。可撤销行政行为是指有权主体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存在一定瑕疵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致其失去效力的状态。引起撤销的原因是行政行为的一般瑕疵。

对于行政行为的无效, 除了由特定主体予以确认外, 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自行判断并进行抵制。我国学者普遍承认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对无效行政行为, 相对人可视之为无效, 复议或审判等有关国家机关当然应当宣告该行为无效。而对于可撤销行政行为则是由有权主体按法定程序在法定的期限内予以实施的, 行政相对人在该行为被撤销或变更前仍受其拘束。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任何时间请求有权机关对无效行政行为确认其无效;而对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必须在复议期限内或者起诉期限内提出。所以,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相对的也是变动的, 当出现了明显重大违法或者超过时效时,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便会被击得粉碎。

二、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效力丧失

征收补偿决定是解决征收补偿争议的行政行为, 拆迁裁决是解决拆迁补偿安置争议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明传[2011]327号《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以下简称《紧急通知》) 要求, 对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 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 一律不得受理;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 其他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申请先予执行的, 原则上不得准许, 确需先予执行的, 必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当事人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维持之前, 原则上不予受理先予执行, 因此, 在行政行为被诉至法院以后, 其执行力暂时冻结, 确定力处于待定状态。当法院判决维护被诉行政行为效力后, 从行政行为转变成司法行为, 效力进行了提升, 通过法院强制执行, 即实现了司法行为的执行力, 也实现了行政行为执行力。

当事人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没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即行政行为交代诉权时应当在3个月内向法院起诉, 未交代诉权时应当在2年内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8条的规定,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180天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 应当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逾期申请的, 法院不予受理。这说明行政行为在有限的期限内具有确定力和执行力。在征收拆迁实践中, 通常由于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的疏忽, 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 就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少数“钉子户”以维权为由漫天要价, 满足其要求必将破坏公平补偿原则、破坏公平正义, 不满足其要求就会影响征收拆迁项目的实施、损害多少被征收人的利益。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显得非常无奈。如此尴尬状态, 善后工作如何进行?是否还有补救措施?显然, 不能因为没有及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就会导致公共利益不能实现, 也不能一味地放弃原则满足被征收拆迁人的要求而破坏公平正义。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依法纠错, 实现行政行为的目标。众所周知, 无论是征收还是拆迁, 都需要评估, 而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1年, 超过申请期限一般都会导致评估报告失效, 以评估报告失效为由撤销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 然后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在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后,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的法律依据和程序

行政机关依法纠错的程序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进行规范和调整, 遗憾的是, 我国并没有行政程序法, 导致行政机关纠错存在障碍。事实上, 虽然我国没有统一行政程序法, 但是, 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规定了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法定条件,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了补偿安置裁决的法定条件, 这些法定条件可以作为依法纠错尺度和标准。可以说, 纠错的程序为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 纠错的法律依据为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即“遵循原路径”原则。具体来讲, 行政机关纠错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1. 纠错时必须遵循更加严格的规则。

应当纠正的行政行为, 应是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由于事实的改变和法律的修订而不适宜再存续的合法行政行为。这是由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相对性所决定的。行政机关侵害相对人利益、违背公共利益、破坏公秩良俗的行政行为, 法律不仅不禁止其纠错, 反而要求行政机关及时纠正。同时, 对于作出时符合公共利益, 但由于超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期限而无法实现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也应及时予以破解。但这种破解也只有在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原行政行为违背或已无法实现符合公共利益时才能进行。惟有如此, 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公共利益。

2. 行政机关纠错的限制。

按照依法行政原则, 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都应予以撤销或变更。但在特定的情况下, 即使行政行为违法, 也不能将其撤销。如撤销授益行政行为意味着剥夺相对人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任而已经获得的利益, 即信赖利益。当撤销授益行政行为时, 可能会给相对人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对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应予以限制。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时, 对于授益行政行为, 如果相对人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应撤销该行政行为;如果相对人主观上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原则上不能撤销该行政行为, 除非不撤销会对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造成的损失明显地超过了应保护的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这时应在给予相对人合理补偿后, 撤销该行政行为。在旧城改造中, 一些地方政府进行毛地出让, 许多被拆迁人已经搬迁, 只有少数被拆迁人拒绝搬迁, 拆迁裁决已经超出了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 为了实现开发商的信赖利益和多数人回迁的愿望, 裁决只有撤销然后重新作出, 再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才能实现开发商的信赖利益和广大被拆迁人的利益。

3. 行政纠错中的唇齿关系。

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既要纠正原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 又要作出新的合法的行政行为, 两者不可偏颇、不可省略, 因此纠错和作新属于唇齿关系。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主要表现为:证据不足、超越职权、滥用职权、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行为不合理、不适当。对丧失确定力和执行力的征收补偿决定或者补偿安置裁决, 可以径行撤销, 效力戛然而止;而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者补偿安置裁决则需要告知相对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 在采信新的证据材料时应当给予相对人知悉和辩论的机会, 这是行政程序公开、公正原则以及程序参与原则的基本要求。

2013拆迁案件十大经典案例 篇3

1、陈某成等人抗拆维权事件

2013 年7月4日凌晨4时，山东省平度市金沟子村正在睡梦中的陈某沙、陈某利、陈某节等村民被人强制拖出带走，扔到数十里外。当他们回到村庄里发现其住房已经是废墟。7月5日，闻听强拆消息后，家住该村的财新网记者陈某成从出差地赶回平度，发表微博表示要死磕到底。7月10日，陈某沙、陈某善、陈某节联名发出书面报案报告，要求平度市公安局立案调查，但未获回应。陈某沙、陈某利、陈某节整理出了财产损失清单，交到了派出所，也未获得有效回应。她们分别向平度市政府书面请求政府保护，也不见回音。7月24日，她们向青岛市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五日后分别收到青岛市政府“不予受理决定书”。8月16日，她们委托律师向青岛中院递交了针对7月4日强拆事件的起诉材料。一周后，接到青岛市中院将该案移送市南区法院已经立案审理的通知。然而，三个多月过去，该案仍未开庭。

在此期间的2013年8月9日，房屋已在一个月前被黑拆的陈某沙与张某珂夫妇接到电话，被告知有挖掘机在自家废墟作业，二人赶到现场，与司机发生冲突，司机一度离开，但此后当司机再度来到现场，将挖掘机退出作业现场时，张某珂夫妇控制了挖掘机司机，陈某成等人则来帮助并报警。月10日下午一时许，陈某成等七人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一位挖掘机司机为由现场抓捕羁押。羁押当日，平度警方未公布任何相关信息，也未对来自财新传媒的咨询作出回应，次日下午，18:45，平度警方以官方微博发布“警方消息”称：“8月11日，平度市东阁街道金沟子村陈某某等人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

一个月后，平度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了陈某成和陈某沙二人，其他五人此前已经分别取保候审。

在陈某成被羁押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平度的非法拆迁活动成为中国拆迁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事发后，全国各地律师自发组成了数十人的团队，为陈及其他被羁押村民提供法律援助。京城多位知名法学界人士发出联名信，呼吁释放陈某成等人。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记者陈某成

【点评】：现行法律禁止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和改变土地用途就进行占地、拆迁搞房产开发。平度金沟子村非法拆迁已经是全国农村非法拆迁的标本。陈某成的维权活动代表了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法治和民生的追求的努力，历史将记录这一个插曲。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插曲中都是演员或是观众，且为这段历史承担责任。

2、苏州范某根事件

2013 年12月3日，苏州市虎丘区通安镇严山村，拆迁公司人员在虎丘区公安分局处警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手持伸缩棍对范某根一家三口暴力行凶，导致其妻顾某珍的右手小臂骨折，范某根和儿子也被打伤。范某根持刀刺向拆迁公司人员胡某、柳某，致二人死亡。12月16日，经虎丘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虎丘区公安分局对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吴某、戚某、孙某等6人执行逮捕，对涉嫌故意伤害罪的范某根执行逮捕。12月17日，范某根委托律师，就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指派辅警出警的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关键词】自卫

【点评】近年来，拆迁血案频繁发生，范某根案是其中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之一。所幸的是，血案发生时，虎丘区公安分局的处警人员就在现场，因此苏州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就认定并公布了“拆迁公司人员手持伸缩棍殴打”的情节，可推断范某根行为具有明显的防卫性质，并暴露了拆迁公司在制造血拆事件中的作用。

3、农村拆迁血案频发

2013年，国内农村拆迁依旧矛盾加剧，伤亡事件频繁发生。其中，一月份发生的两起让这一年的春节都沾上了不祥之兆。

1月9日上午，黑龙江省肇东市肇东镇东越村刘八虎屯村民因为拆迁问题，与当地执法局和拆迁指挥部发生群体冲突事件，造成一名70岁老人死亡。

2013年1月14日，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南畔洲村发生自焚抗拆迁事件。44岁的澄海南畔洲村民蚁某杰于1月14日上午9时许挖掘机开到时，站在墙头点火自焚。据当地村民介绍，蚁某杰的房子是他以前花了一万多元租来收购废品的。

当地政府称，据了解，南畔洲村南和大道两侧约8亩集体建设用地原租给26户村民使用，2009年合同到期。2011年换届后，村两委班子决定对该片地进行规划，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13日计划对已做通工作的9户进行拆除，蚁某杰占建的建筑物不在当天拆迁之列。1月13日，蚁某杰(男，43岁)攀爬到其他村民占建的搭设物上，朝自己身上浇汽油并点火。目前伤者情况稳定。镇、村二级暂停拆迁行动。

【关键词】农村拆迁

【点评】2013年，拆迁的主战场逐渐移向农村。土地财政正在推动农村走向何方?人们不禁要问：农村拆迁，谁说了算?现实是农民说了不算，村官们有成为当代的土豪劣绅的危险。

4、南宁警察枪击抗拆村民事件

2013 年9月28日上午，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圣人湾酒店发生强拆事件，防暴警察用橡皮霰弹向抗拆村民射击，6名村民相继中弹倒地。在此之前，村民手拿镰刀、自制燃烧弹、鱼雷等与将近2000名警察和特警对峙了数小时。据村民统计，警察一共开了48枪。当地回应称，执法队伍拆除的建筑属于违法用地上的违章建筑，由于遭遇暴力抗法并致两名执法人员不同程度受伤、消防车等装备不同程度受损，警察被迫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对不法人员进行强制驱散和抓捕。

【关键词】暴力抗法与暴力执法

【点评】如事实确如南宁官方所述，村民使用了镰刀、自制燃烧弹、鱼雷对抗强拆，确实涉嫌妨碍公务。但在公安部三令五申禁止公安干警参与强拆活动之下，出动 2000余名警察和特警参加强拆又该当何论?另一个问题是，涉案酒店建设于一年之前，甚至早已开门营业，当地政府在一年时间内未能制止处理，“眼见他起高楼”，是否也印证了其严重缺乏执政能力?

5、株连式拆迁愈演愈烈

2013年10月24日，长沙女教师谭某喜就经历了一场“株连式拆迁”—谭某喜的婆婆因补偿不到位而成了“钉子户”，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竟为此下发通知，擅自将谭某喜调到拆迁指挥部，专门负责给家人做思想工作。

2013年10月28日，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城管局纪检组长蒋某松因不配合政府拆迁被停职。

2013年12月2日，安徽省太湖县城管局副局长陈某被要求到“县城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报到，做被拆迁人陈某的女儿陈某琳的工作。

【关键词】株连式拆迁 【点评】从2004年嘉禾事件起，“株连式拆迁”在十年时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行之有效”而愈演愈烈。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中就明确提出，对采取“株连式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明确将“株连式拆迁”视为违法强拆的一种形式，但由于这种行为内部性、不可诉性的特征，难以监管和追责，加之地方官员法治理念淡薄、因土地财政利益利令智昏，导致株连式拆迁屡禁不止。

6、多地发生因征地碾压村民事件

2013年3月27日，河南省中牟县姚家镇西春岗村，村民宋某义为阻止河南弘亿国际庄园在自家责任田内施工，遭铲车碾压死亡。

2013年3月30日，湖北省巴东县沿渡河镇西边淌村宜巴高速公路，村民张某琼因赔偿问题，试图阻止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施工，遭水泥罐车碾压死亡。

2013年4月3日，四川省西昌市太和镇麻柳村，村民代表宋某华前往重庆钢铁公司太和铁矿麻柳村施工现场，就村里的灌溉渠因施工而堵塞一事与对方协商，争执中被碾压致死。

2013年8月28日上午，福建省漳浦县杜浔镇林口村，在土地尚未被征用的情况下，该镇征地工作组不顾村民阻拦强行带领施工队施工征地，不慎碾死一名女童。

【关键词】碾压

【点评】是冰冷的机器对土地和生命的碾压，也是城镇化对农民的碾压，是土地财政和商业利益对农民生存权的碾压，是权力对法治和人权的碾压。

7、河南拆迁上访者杀死截访者

多次被截访者强行送回原籍后，2013年11月15日凌晨，鹤壁进京拆迁上访者巩某军在被押送回原籍的高速路上，刺死截访者王某生。19岁的王某生是陕西省白水县人，被人雇佣充任押送访民的保安，押送一人能挣200快钱。案件发生后，带队截访的鹤壁市“优秀信访干部”的赵某山因对“负责劝返、联系车辆、安排送返”负有直接责任，而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免职。

【关键词】截访

【点评】信访与截访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疾，由于信访制度本质上脱离于司法体系之外，又长期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量化标准，因此造成了群众上访与地方政府截访的“猫鼠游戏”，更有一些地方政府以拘留、劳教、“法制学习班”和黑监狱的手段制裁和禁止上访。今后，信访排名取消后，各地政府“公关”、“截访”的压力变小，如此极端的悲剧或可避免，但信访制度本身何去何从值得思考。

8、广西暴力拆迁涉黑案开审 嫌疑人拆楼梯泼粪逼拆

2013 年12月12日，广西柳州市柳北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刘如刚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检方指控，该组织涉嫌在无任何动迁、拆迁资质的情况下使用拆楼梯、砸铁门、放炮仗、泼粪等非法手段暴力逼迁，从中获取巨额拆迁费用。起诉书中明确指控胜利小区、滨江世纪城是黑社会参与的暴力拆迁，并写道 “该犯罪组织在本市柳北区已经逐步朝着垄断拆迁工程的方向发展”。除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外，部分被告人还被指控犯有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本案目前尚未宣判。

【关键词】黑社会

【点评】近年来各地发生的黑拆、血拆、逼拆事件，往往组织严密、手段残暴、方法多样。拆迁公司的“黑社会”化又成规模，但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极为罕见。这个案件首次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定性此类行为，或可起到一定震慑作用。

9、福州百年古刹瑞云寺被拆 负责人自称被抬出古刹 位于福州市晋安区的“城中村”—象园村的福州的百年古刹瑞云寺，现在已成为一片废墟。2013年12月11日，在未经寺庙方同意的情况下，这座始建于1896年的佛寺被拆除。

【关键词】强拆寺庙

【点评】瑞云寺既是宗教场所，也是百年建筑。对于宗教场所的拆迁，无论是《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还是早年的《拆迁条例》都有规定，必须征得该宗教活动场所或宗教团体的同意。在瑞云寺拆迁事件中，当地民族宗教部门没有起到保护寺庙权益的作用，而规划部门在连片改建的规划设计中，是否可以对其中的重要宗教场所进行保留，而不是一拆了之?

10、株洲为招商百亿元项目，强拆仅竣工一年希望小学

2013 年8月28日湖南株洲一新建希望小学被强拆，竣工仅一年。案发地在海拔1350米的湖南省炎陵县大院农场,被强拆的希望小学是农场几代人盼望了近20年的结果。遗憾的是,仅在竣工不到半年后,一个计划投资过百亿元的项目被引入炎陵,希望小学所在地块被划入首批征地范围。“拆校”与“护校”之争几乎牵动了炎陵县的所有部门。小学被强拆后，项目并没有在预定日期顺利奠基,孩子们则被迁入了一个过渡性的板房学校。

【关键词】竣工一年希望小学

2017江苏法院十大破产案例 篇4

编者按：

2017年，江苏法院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导向，强化审限管理、编发审理指南、狠抓中介管理、加强队伍建设、推进府院联动，依法服务保障去产能、降杠杆、补短板。全省法院新收各类破产案件1672件，同比增长107.70%，审结1224件，同比增长185.31%，化解债务611.34亿元，安置职工4.51万人，释放土地资源2.8万亩、房产资源88.98万平方米，成功审结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六企业合并重整案、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等一批典型案例，现将2017江苏法院十大破产案例予以公布。案例1 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六企业合并重整案【工作亮点】综合运用“合并重整”、“现金清偿＋以股抵债”、“破产重整＋资产重组”等方式对危困企业进行“综合诊治”，化解20亿余元债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六家企业实现整体脱困重生，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经验。【基本案情】2017年1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纺织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同年6月14日裁定受理省纺织公司五家子公司重整案。在程序上对六家公司合并审理，并指定同一管理人担任六家公司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对六家公司清产核资后认为，六家公司存在人员、财务、业务、资产高度混同情形。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认为，六家公司财务混同，没有独立财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人员及行政人员混同，基本由省纺织公司委派；业务混同，相互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互联互保。管理人根据上述事实，向南京中院申请对六家公司合并重整，南京中院于2017年9月29日裁定六家公司合并重整。此后，管理人将六家公司作为整体与投资人进行谈判，成功引进省纺织集团、苏豪控股等重整投资方，对企业增资近11.92亿元，以现金清偿担保债权1000万元及50万元以下普通债权，通过以股抵债方式清偿超出50万元普通债权部分，出资人权益作相应调整。同年11月22日，合并重整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分组表决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同年12月8日，经管理人申请，南京中院裁定批准合并重整计划并终止六家公司重整程序。【裁判要旨】多家关联企业进入重整时，首先在程序上进行合并，在确认关联企业人格高度混同，资产和负债无法区分或区分成本过高以致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在全面听取债权人、债务人、审计机构、管理人等各方意见后，将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有效整合各成员企业优势资源，综合运用创新偿债、重整重组同步进行等方式，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2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重整案【工作亮点】运用商业思维，首创“多方联动，破中有产”的新机制，采取“破产不停产”新模式，实现“救治与生产”两不误，为困境企业运用破产实现再生提供有益经验。【基本案情】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海工公司）是世界中小型液化气船市场“领头羊”，特种船舶及再汽化模块全球市场占有率均位列第一，拥有十几项国家专利。随着世界船舶海工行业持续低迷，加之公司对外提供巨额担保，企业财务与经营陷入困境，公司近7000位员工亟待安置，价值30多亿元的项目尚未完工。2016年6月，太平洋海工公司危机爆发。鉴于本案影响范围广、牵涉利益大，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启东法院）在案件受理前即提请政府成立破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破产相关事宜，一体解决工作指导、职工安置、维护稳定以及招商引资等问题，同时积极引导企业为继续生产经营创造条件。启东法院于2016年8月5日裁定受理太平洋海工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一方面要求管理人加快清算速度，尽快厘清公司资产负债情况，一方面全力支持企业“保订单、保资金、保团队、保生产”，通过继续履行合同、转让待履行合同等方式，确保太平洋海工公司持续经营，有效维持企业在工信部船舶海工行业优势资质，最终吸引中集安瑞科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一批上下游企业得以挽救。2017年7月22日，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针对众多银行债权人未完成内部审批，要求延期投票的情况，启东法院采取现场投票与信函表决相结合、定时统一开票的规则，最终，重整计划草案以高票通过。同年8月4日，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终止重整程序。当月，太平洋海工公司即与外商签订10多亿元的海工订单。同年12月19日，重整计划提前执行完毕，太平洋海工公司重整取得圆满成功。【裁判要旨】当前诉前破产拯救机制缺失，程序内外协调衔接不畅，容易导致破产企业失管、营业停顿、团队流失，错失挽救企业时机。启东法院主动延伸触角，破产前加强引导，破产中加强对接，为 “破产不停产”营造良好内外部条件，确保持续经营，避免员工下岗，实现“无震荡”破产，为挽救企业提供有益借鉴。

案例3无锡富隆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工作亮点】运用“执行转破产 清算转重整”拯救危机房企，通过“市场化招募 出售式重整”吸引重整投资人完成楼盘续建和品牌升级，充分保护购房人、工程款、金融机构、民间借贷等各类债权人利益，重整计划草案获债权人会议全票通过。【基本案情】无锡富隆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隆成公司）在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红梅新天地”期间，无法按期完工和交付使用，诸多债权人纷纷提起诉讼和申请执行。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执行部门发现仅通过执行程序无法解决涉富隆成公司系列纠纷且呈现出群体性事件的苗头。2016年8月15日，无锡中院执行部门裁定中止对富隆成公司的执行，移送破产审查；同年9月12日，无锡中院破产审判部门裁定受理富隆成公司破产清算案；2016年11月14日，无锡中院踩准程序步点、在重整可行性达成基本共识前提下，将富隆成公司转入重整。针对富隆成公司股权均被多重质押及查封的情况，富隆成公司重整舍弃传统股权结构调整模式，采用出售全部在建工程的“出售式重整”模式。在无锡中院指导下，管理人三次发布招募重整投资人公告，最后一次招募参照招投标方式，即在招募公告中预设评选规则和评分标准，明确得分最高者为重整投资人，并邀请专家顾问、债权人代表等担任评标委员会委员进行评分。最终，绿地集团控股的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4.7亿元报价的偿债方案和切实可行的续建方案中标，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2017年8月7日，富隆成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到会128位债权人全票赞成，重整计划草案得以全票通过。同年8月8日，无锡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同年12月，偿债资金4.7亿元全部到位并分配完毕。【裁判要旨】从“执转破”实践看，本案真正发挥了“执转破”的功能，运用破产解决执行无法解决的问题：执行只能就地变价，有限地个别地清偿债权；不能集中偿债、平衡全体债权人矛盾；更不能续建楼盘、解决购房人危机。从审判方法看，通过“执行转破产”、“清算转重整”连续两次巧妙的程序转换，在对房企破产各项权利冲突进行准确排位后，采取对重整投资人市场化招募，既考察偿债资金、保护债权人利益，也评估经营方案、保障购房人权益，保障各方利益最大化。从社会效果看，数百位购房人、债权人、原股东对重整计划草案全票赞成，在国内破产重整史上也实属罕见。最终重整成功，清结债务14.5亿元，职工债权受偿，百余位购房人入住新房，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

案例4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等三企业合并重整案【工作亮点】运用“现金偿债 以股抵债”、“偿债期限 偿债金额”选择、参考破产和解程序，实现企业救治的合并重整案，盘活企业不良资产，降低企业负债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各债权人、投资人利益得到妥善平衡。【基本案情】2013年10月28日，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州新北法院）裁定受理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江苏永泰丰作物科学有限公司、陕西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永泰丰系企业）合并重整申请。永泰丰系企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期间，重整计划草案被顺利表决通过，根据该重整计划，投资人先后三次出资8000万元受让公司股权，通过现金方式清偿2727.18万元担保债权、建设工程优先债权、职工集资款和劳动债权，以“偿债期限 偿债金额”此消彼长的债转股模式供156位普通债权人选择，执行期和监管期为2年。但由于受第二期4000万元偿债资金未到位影响，遇到以下新问题：因永泰丰系企业丧失融资能力，原融资计划受阻，制约企业生产经营；因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互不信任，难以形成一致意见，重整陷入僵局。管理人参考破产和解模式，通过引入新投资人，投入1258.61万元为企业注入新活力，该款转为新借款完成偿债工作，预留清偿资金48万余元备用于未申报债权，并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各债权人利益得以平衡。法院审查后裁定批准上述计划，并同意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监督期限半年。目前，该重整计划已顺利执行完毕，相关股权变更登记已办妥，企业重新步入正常生产轨道，恢复营利能力。【裁判要旨】本案重整计划草案顺利表决通过，但重整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陷入僵局，通过引入新投资人，参照破产和解模式，与部分债权人协商达成债转股、清偿款转为新借款等协议，并对照原重整计划延长执行期限，提交法院批准，为类似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障碍的案件提供有益经验。

案例5扬州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重整案【工作亮点】运用公开竞价方式，成功招募房企投资人，企业重整成功，公司恢复运营，购房合同得以履行，债权获得较好清偿。重整程序终结后，管理人自愿将部分报酬捐赠于破产基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破产案件启动资金保障不足的难题。【基本案情】扬州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联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开发的“蜀岗玫瑰园”小区建成少量房屋但未交房，2014年后，公司债务缠身缺乏清偿能力，31件案件进入强制执行。2015年8月5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扬州中院）裁定受理嘉联公司破产重整案，重整目标包括完成项目开发、全额保障优先债权、向购房人交房、普通债权清偿优于模拟清算。经债权人会议审核，嘉联公司无争议债权约11亿元，含职工债权97万元、税款75万元、购房款6660万元、工程款及抵押优先债权1.9亿元、普通债权96户计债权额约8.1亿元。企业资产评估约8.2亿元，模拟清算中普通债权清偿比例约45%。债委会多次磋商，管理人最终开展洽谈投资者并竞价遴选工作，港资佳源集团旗下港源公司竞价胜出。相应重整计划草案主要内容：一是原出资人股权无偿让渡；二是投资人投资8.9亿元清偿债务及支付重整费用，若不足，投资人补足，若剩余，则用于项目开发；三是恢复项目开发按计划向购房人交房；四是职工债权、税款全额受偿，其他优先权范围内债权全额受偿，每户普通债权人10 万以下100%受偿，超出部分按68%比例清偿。该计划草案经表决，出资人组反对，其他组别投票通过，其中普通债权组赞成人数55.32%，代表债权额67.02%，优先债权组赞成人数100%，代表债权额100%。扬州中院审查后，于2017年2月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裁判要旨】由于债务人资不抵债，出资人已无所有者权益，重整计划草案制订过程中，管理人在与相关方谈判失败后，决定采用公开竞价方式招募投资者，通过引入投资人参与重整计划草案制订、对出资人组权益进行调整，公平对待了同一表决组成员，是市场化重整的有益尝试。

案例6金双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六企业合并和解案【工作亮点】本案是国内首例关联企业合并和解案，通过分别受理，先清算、后和解的破产审理方式，成功实现关联企业合并和解，为应对家族型关联企业危机提供借鉴。【基本案情】金双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双喜公司）、南通博金电器有限公司、南通冠金置业有限公司等六企业系受施某一人实际控制的南通当地知名家族型企业，拥有38项国家专利，其免检产品远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2014年下半年以来，六企业因过度扩张，资金链断裂，相继向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启东法院）申请破产清算。2016年12月7日，金双喜公司及其五家关联企业以存在人格混同、合并和解有利于挽救企业及公平清偿为由，共同向启东法院提出合并和解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金双喜公司及其五家关联企业虽均为法人主体，但实系作为一个整体运营，资金和财产均由金双喜公司掌控，人员调配、企业决策和运营管理均由施某统一负责，已严重丧失法人实体应具备的财产与意志独立性。2016年12月8日，启东法院向所有债权人下发通知，征求各方对合并和解的意见，取得绝大多数债权人支持。同年12月28日，启东法院组织召开由异议人、债务人、管理人、审计机构等参加的听证会。2017年1月6日，启东法院依法裁定金双喜公司等六家企业合并和解。由于合并和解的债权清偿率远高于破产清算模拟清偿率，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了金双喜公司等六家企业合并和解协议草案，2017年3月23日，启东法院裁定认可合并和解协议草案，终止和解程序。为确保合并和解协议履行，协议专款规定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由债权人委员会向债务人派驻财务人员，设立监管账户，监督和解协议履行，此举有效维护债权人利益，也保障了和解后企业的有序经营。六家企业成功和解，数百员工重新上岗。【裁判要旨】针对家族企业特点，充分尊重债权人意思自治，灵活运用破产程序，及时由清算转入和解，探索实质合并规则，构建合并和解程序，创设和解协议监督执行机制，化繁为简，归并资产，抵销关联企业间债权债务，提高债权清偿率，确保债权公平受偿和协议全面履行，实现优质企业重生。

案例7江苏中原兴茂绒业有限公司和解案【工作亮点】以“清算转和解” “货币偿债叠加债转股”清偿方式消解企业债务，和解方案同时满足小债权人、职工、债务人合理诉求，企业主营业务得以延续，充分体现和解程序在矛盾化解、稳定维护、债权人权益保障等方面的优势。对以民间借贷债务为主的中小型生产企业的司法处置具有借鉴意义。【基本案情】江苏中原兴茂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公司）自设立初期即由法定代表人个人通过对外巨额融资形式进行基本建设，因对外需支付巨额融资利息，法定代表人将中原公司列为个人借款担保人，最终导致中原公司资金链断裂，社会矛盾激烈。2015年12月25日，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兴法院）裁定受理中原公司破产清算申请。经评估，中原公司资产总额1200万元，债务则高达1.691亿元，其中民间借贷债务合计1.689亿元，占总债务的99.9％，企业资产与负债极不对称。同时该企业此前生产经营基本正常，债权人及债务人均希望企业复产以提高债务清偿率。2017年6月，中原公司向宜兴法院申请和解并提交和解协议草案，后法院依法裁定进行和解程序。根据和解草案，普通债权在10万元以下进行货币清偿，普通债权在10万元以上（暨全体民间借贷债权人）按债转股方式进行清偿，职工债权及税务债权经法院协调全额清偿，该草案经全体债权人书面表决一致通过。2017年9月12日，宜兴法院裁定确认中原公司和解协议并终止和解程序。后中原公司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完成货币清偿、股权转让等各项事宜，现该企业已恢复营业，生产经营进入正常轨道。【裁判要旨】坚持意思自治基本原则，尊重各方意愿，实现“清算转和解”程序转换；鼓励债务消解路径创新，对债权金额较大的债权人暨全部民间借贷类债权人采用债转股方式清偿，最大程度保留企业实物资产、客户资源及生产资质，减轻债务人资金偿债压力，同时兼顾小债权人诉求，运用货币清偿方式保障其合法权益；强化司法保障，监督和解草案制订实施，提高小债权人货币清偿比例，同时要求全额清偿职工债权及税款，大大减轻社会维稳压力，实现司法效果及社会效果的双赢。

案例8镇江哈特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工作亮点】通过与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联动协调，简化流程，并依法减免破产企业税费，提高债权清偿比例，促进案件妥善处理。【基本案情】因镇江哈特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丹阳法院）经审查，哈特公司具备破产原因，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经审计，哈特公司主要破产财产为房地产。而在房地产产权过户过程中，国土部门要求重新核算并补缴土地出让金，税务部门要求缴纳延期办理过户滞纳金，变更税费测算无法操作。丹阳法院多次向市委主要领导专题汇报，并针对本案以及其他破产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梳理，形成破产案件审理难点专题报告，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市委、法院数次召开国土、税务、金融等职能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破产案件相关问题，并指定由市发改委牵头负责具体政策制定与落实。丹阳法院就破产企业资产处置特殊性、破产与税收征管等其他法律法规的适用等问题进行具体阐述，并提出建议。最终在党委政府统一部署下，联席会议就破产企业土地出让金测算与补缴、房地产产权变更税费测算与预缴、免除所有破产企业立案后税收滞纳金等问题形成一致意见。同时，联席会议还就破产企业相关手续办理绿色通道、依法减免破产企业税费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关于企业破产清算的政策的会议纪要》，服务保障破产审判。本案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办结相关手续，税务部门退回已收取的30万余元滞纳金，同时免除另一关联破产案件200多万元税款，普通债权清偿比例提升5.5%，分配方案获债权人全票通过，取得良好社会效果。【裁判要旨】丹阳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理解与支持，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府院联动机制建设取得实效，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合理减免相关税费、加快相关手续办理，并出台相关会议纪要，为破产案件审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案例9苏州宝德隆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工作亮点】本案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至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仅用时2个月，系首例完整适用《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关于执转破案件简化审理程序的规定》的案件，成功实现执行程序效率与破产程序公平的有序衔接，为该类案件的审理提供可复制经验。【基本案情】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吴江法院）在执行苏州宝德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德隆公司）财产过程中，将其名下房地产、机器设备拍卖成交，在清偿优先权债权及职工债权后，剩余执行款仅823.12万元。但吴江法院经查询，涉及宝德隆公司的执行案件34件，执行标的额达1.07亿元。2017年8月10日，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吴江法院执行部门决定将宝德隆公司移送破产审查。同年9月6日，吴江法院裁定受理对宝德隆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通过随机摇号方式指定管理人。同年10月31日，宝德隆公司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上，全体债权人对债权表均无异议，依管理人申请，吴江法院口头裁定确认债权表并宣告宝德隆公司破产。随后，管理人将拟定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最终，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2017年11月1日，吴江法院裁定确认该分配方案。同年11月6日，分配方案执行完毕后，管理人向法院申请终结破产程序，吴江法院于同日作出终结破产程序裁定，同时针对债务人人员下落不明、未提交账册等资料导致无法全面清算的情况，告知债权人可另行提起诉讼要求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担清偿责任。【裁判要旨】对于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已在执行程序中处置变价，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及时启动执行移送破产审查程序，吸收利用执行成果，并从选任管理人、压缩弹性周期、债权人会议当场裁定确认债权、当场宣告债务人破产、表决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等方面简化审理程序，有效化解执行积案，服务僵尸企业快速出清。

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十大案例 篇5

案例1: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破产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石化）、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系绍兴地区最早一批集化纤、纺织、经贸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三家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其中南方石化年产值20亿余元，纳税近2亿元，曾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由于受行业周期性低谷及互保等影响，2016年上述三家公司出现债务危机。2016年11月1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柯桥法院）裁定分别受理上述三家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通过竞争方式指定联合管理人。

（二）审理情况

由于南方石化等三公司单体规模大、债务规模大，难以通过重整方式招募投资人，但具有完整的生产产能、较高的技术能力，具备产业转型和招商引资的基础。据此，本案采取“破产不停产、招商引资”的方案，在破产清算的制度框架内，有效清理企业的债务负担，阻却担保链蔓延；后由政 府根据地方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战略性买家，实现“产能重整”。

三家企业共接受债权申报54.96亿元，裁定确认30.55亿元，临时确认24.41亿元。其中南方石化接受债权申报18.58亿元，裁定确认9.24亿元，临时确认9.34亿元。鉴于三家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主要债权人高度重合、资产独立、分散以及南方石化“破产不停产”等实际情况，柯桥法院指导管理人在充分尊重债权人权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展债权人会议职能，并确定三家企业“合并开会、分别表决”的方案。2017年1月14日，柯桥法院召开南方石化等三家企业 本案是在清算程序中保留有效生产力，维持职工就业，实现区域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审理中，通过运用政府的产业和招商政策，利用闲置土地70余亩，增加数亿投入上马年产50万吨FDY差别化纤维项目，并通过托管和委托加工方式，确保“破产不停产”，维持职工就业；资产处置中，通过债权人会议授权管理人将三家企业资产可单独或合并打包，实现资产快速市场化处置和实质性的重整效果。此外，本案也是通过程序集约，以非实质合并方式审理的关联企业系列破产清算案件。对于尚未达到法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破产案件，采取联合管理人履职模式，探索对重大程序性事项尤其是债权人会议进行合并，提高审理效率。

案例2：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

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晖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0日，主要经营工程塑料、塑胶模具等生产、批发业务。2015年5月，松晖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被迫停业，继而引发1384宗案件经诉讼或仲裁后相继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安法院）查明，松晖公司名下的财

产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0000元外，无可其他供执行的财产，459名员工债权因查封顺序在后，拍卖款受偿无望，执行程序陷入僵局。2017年2月23日宝安法院征得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同意后，将其所涉松晖公司执行案移送破产审查。2017年4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案，松晖公司其他执行案件相应中止，所涉债权债务关系统一纳入破产清算程序中处理。

（二）审理情况

深圳中院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立即在报纸上刊登受理公告并依法指定管理人开展工作。经管理人对松晖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审核后发现，松晖公司因欠薪倒闭停业多年，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0000元外，已无可变现资产，而负债规模高达1205.93万元，严重资不抵债。2017年6月28日，深圳中院依法宣告松晖公司破产。按照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1623645.48元，优先支付破产费用685012.59元后，剩余938632.89元全部用于清偿职工债权11347789.79元。2017年12月29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终结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从而有效化解执行积案、公平保护相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精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典型案例。由于松晖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激烈，尤其是涉及的459名员工权益，在执行程序中很难平衡。通过充分发挥执行转破产工作机制，一是及时移送、快速审查、依法审结，直接消化执行积案1384宗，及时让459名员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回归市场，让闲置的一批机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有效地利用破产程序打通解决了执行难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对所有债权的公平清偿，其中职工债权依法得到优先受偿；二是通过积极疏导和化解劳资矛盾，避免了职工集体闹访、上访情况的发生，切实有效的保障了职工的权益，维护了社会秩序，充分彰显了破产制度价值和破产审判的社会责任；三是通过执行与破产的有序衔接，对生病企业进行分类甄别、精准救治、及时清理，梳理出了盘错结节的社会资源，尽快释放经济活力，使执行和破产两种制度的价值得到最充分、最有效地发挥。

案例3：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于1997年8月11日登记注册，主要从事钢铁生产、加工和销售，其股票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挂牌交易。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重庆钢铁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364.38亿元，负债总额为365.45亿元，净资产为-1.07亿元。因连续两年亏损，重庆钢铁股票于2017年4月5日被上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经债权人申请，重庆市 据重庆钢铁发布的2017年报告显示，通过成功实施重整计划，其2017获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亿元，已实现扭亏为盈。

（三）典型意义

重庆钢铁重整案是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企业债务危机，从根本上实现企业提质增效的典型案例。该案因系目前全国涉及资产及债务规模最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重整、首例股票同时在上交所和联交所挂牌交易的“A+H”股上市公司重整、首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重整，而被认为属于“特别重大且无先例”。该案中，人民法院发挥重整程序的拯救作用，找准企业“病因”并“对症下药”，以市场化方式成功剥离企业低效无效资产，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利用资本市场配合企业重组，实现了企业治理结构、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工艺流程、管理制度等的全面优化。另外，人民法院在准确把握破产法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积极作为，协同创新，促成了重整程序中上交所首次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联交所首次对召开类别股东大会进行豁免、司等六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其下属的五家控股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针织进出口有限公司、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江苏省纺织及外贸行业内有较高影响力的企业，经营范围主要为自营和代理各种进出口业务及国内贸易。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因代理进口化工业务的委托方涉嫌违法及自身经营管理等原因，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出现总额高达20余亿元的巨额负债，其中80%以上为金融债务，而六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仅为6000余万元，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二）审理情况

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分别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6月14日裁定受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其中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请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南京中院管辖）重整案，并指定同一管理人接管六家公司。管理人对六家公司清理后认为，六家公司存在人员、财务、业务、资产等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据此申请对六家公司进行合并重整。南京中院在全面听证、审查后于2017年9月29日裁定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五家子公司合并重整。基于六家公司在纺织及外贸行业的影响力及经营前景，管理人通过谈判，分别引入江苏省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等作为战略投资人，投入股权等优质资产增资近12亿元，对债务人进行重整并进行资产重组，同时整合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子公司的业务资源，采用“现金清偿+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债权。2017年11月22日，合并重整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经过分组表决，各组均高票或全票通过管理人提交的合并重整计划草案。经管理人申请，南京中院审查后于2017年12月8日裁定批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计划；终止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程序。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探索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实现企业集团整体脱困重生的典型案例。对分别进入重整程序的母子公司，首先在程序上进行合并审理，在确认关联企业人格高度混同、资产和负债无法区分或区分成本过高以致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并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后，将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合并重整中，通过合并清理债权债务、整合关联企业优质资源，同时综合运用“现金清偿＋以股抵债”、重整的同

时进行资产重组等方式对危困企业进行“综合诊治”，不仅使案件审理效率大为提升，债权人的整体清偿利益得到有效维护，还化解了20余亿元的债务危机，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实现了六家企业整体脱困重生，凸显了破产审判的制度功能与社会价值，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经验。

案例5：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破

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化工集团）系云南省国资委于2005年8月组建成立的省属大型集团企业，下辖近百家企事业单位，并系上市公司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维股份）的控股股东。2012至2015年煤化工集团经营性亏损合计超过100亿元，涉及经营性债权人1000余家，整个集团公司债务约650亿元，云维股份则面临终止上市的紧迫情形。如债权人维权行为集中爆发，煤化工集团进入破产清算，集团旗下4.3万名职工中大多数将被迫离开工作岗位，72亿元债券面临违约，数百亿金融债权将损失惨重。

（二）审理情况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在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和NET系统（以下简称“两网”系统）流通转让股票的股份公司破产重整案。1999年9月，上述“两网”系统停止运行后，“两网”公司普遍存在经营困难、股份流动性差等问题，但由于存在着可能申请公开发行的政策优势，因而仍具有一定的重整价值。本案中，京中兴公司通过重整引入优质旅游资产，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培育了发展新动能，并为公司在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时申请公开发行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两网”公司通过重整重返资本市场提供了借鉴。同时，对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落实北京金融工作会议关于“促进首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把企业上市作为一个重要增长点来抓”的要求，对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首都营商环境亦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本案中北京一中院采用预重整方式，通过对识别机制、重整听证程序、沟通协调机制的综合运用，大大提高重整的效率和成功率，充分发挥了预重整的成本优势和效率优势，实现了多方利益的共赢。

案例7：庄吉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产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庄吉服装是温州地区知名服装品牌,庄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吉集团)、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公司)、温州庄吉服装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温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服装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公司)四企业长期经营服装业务,且服装业务一直经营良好。但因盲目扩张,投资了并不熟悉的造船行业，2014年受整体经济下行影响,不但导致投入造船业的巨额资金血本无归,更引发了债务人的银行信用危机。2014年10月9日,除服装公司外,其余三家公司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州中院）申请破产重整。

（二）审理情况

2015年2月27日,温州中院裁定受理庄吉集团、园区公司、销售公司三企业的重整申请,并根据企业关联程度较高的情况,指定同一管理人。本案中债权人共有41人,申报债权约20亿元,确认约18亿元。2015年8月20日,管理人请求温州中院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三个月。2016年1月27日,服装公司亦进入重整程序。由于四企业存在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符合合并重整的基础条件，且合并重整有利于公平清偿债务，符合《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温州中院在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四企业合并重整的基础上，经过该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对管理人提出的实质合并重整申请予以准许。随后管理人制定整体性的重整计划草案，并在债权人会

议表决的过程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债权人的认可,仅出资人组部分股东不同意。经与持反对意见的股东沟通,其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对大股东经营决策失误有怨言,对重整计划本身并无多大意见。2016年3月17日,温州中院强制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在重整计划草案通过后,温州中院及时根据《中共温州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16）9号文件]对重整企业进行信用修复,使得重整企业隔断历史不良征信记录、恢复正常使用包括基本户在内的银行账户、正常开展税务活动、解除法院执行部门的相关执行措施,为重整企业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依法审慎适用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权、积极协调保障企业重整后正常经营的典型案例。实践中，一些企业在重整计划通过后，因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又重新陷入困境。因此,重整是否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重整计划的通过上，虽然重整司法程序在法院裁定批准后终止，但重整后的企业能否迅速恢复生机,还需要在信用修复、适当的税收优惠等方面予以支持，使其顺利恢复生产经营活动，才是完整发挥重整制度价值的关键。本案中，在庄吉服装系列公司重整计划通过后,温州中院积极协调，为重整后的庄吉服装系列公司赢得良好经营环境。此外，法院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批准权，维护了各方主体利益平衡以及整体利益最大化，庄吉

服装系列公司在重整成功后的 中茶农债权人83名，债权金额合计约776万元）。管理人采用公开遴选的方式，引入投资人向铁观音集团增资2.2亿元，持有铁观音集团股权76.2%，原股东的股权稀释为23.8%；铁观音集团普通债权清偿率7.54%（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30%），比清算条件下的清偿率提高三倍；安溪茶厂普通债权清偿率16%（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40%），两案重整计划草案均获得高票通过。2016月11月3日，泉州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2017年8月31日重组方投资全部到位，2017年10月31日，泉州中院裁定确认两案的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破产重整制度促进传统农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安溪茶厂、铁观音集团等企业共同形成了茶叶种植、生产、研发、销售的产、供、销一体化涉农企业。重整成功使“安溪铁观音集团”这一著名商号得以保留，带动茶农、茶配套生产商、茶叶营销加盟商相关产业发展；且投资方“互联网+”思维模式、合伙制商业模式、“制茶大师工作室”等创新模式的引入，对传统农业企业从营销模式、产品定位、科研创新等方面进行升级转型，同时化解了金融债权约5.8亿元，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此外，本案中，经审计机构和管理人调查，两家企业在主要财产、交易渠道、账册等方面不存在高度混同情形，故未采用实质性合并重整的

方式，而是采取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审理模式对于安溪茶厂和铁观音集团两个关联企业进行重整。基于两家企业母子公司的关系，招募同一个投资人作为重整案件的重组方，最大限度整合两家企业的资源，提高重整的价值，实现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案例9：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汽车）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为轻型客车的制造、销售。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企业陷入困境。2009年开始停产，诉讼集中爆发，职工大规模上访。至2017年1月，累计负债27亿元，其中拖欠职工工资、社保1440人，普通债权人130余家，相关执行案件130余件，严重资不抵债。2017年1月13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根据债权人申请，裁定受理中顺汽车破产重整案件。

（二）审理情况

法院裁定受理后，基于该企业停产时间长、社会稳定压力突出、协调审批事项复杂等现实情况，法院通过“沈阳工业企业依法破产（重整）工作小组”会商后决定指定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在重整工作中，法院牵头抓总，主导重整程序

推进；清算组除管理人基本职责外，侧重解决职工安置、维护稳定，协调、审批，产业政策把握等事务。

针对企业的困境成因，在重整计划草案制定中，一方面立足于化解债务问题，保证公平清偿；另一方面着眼于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增强盈利能力。在重整投资人引入过程中，采用市场化招募方式，将引入新能源产业作为目标，指导管理人利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招募公告，将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导向并具有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要件，通过严格的招募遴选程序，从报名的主体中择优选定威马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沈阳思博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威马汽车作为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的企业，给中顺汽车注入活力，构建绿色出行，智慧出行，实现了中顺汽车由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的转型升级。2017年6月30日，债权人会议各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2017年7月6日，沈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2018年1月，中顺汽车管理人提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报告。

（三）典型意义

中顺汽车重整案是充分发挥政府与法院协调机制的优势，以常态化工作平台有针对性指导个案，同步化解困境企业债务和经营问题，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振兴的典

型案例。中顺汽车案件审理中，充分利用“沈阳工业企业依法破产（重整）工作小组”平台优势，判断企业的救治价值和可能性，把握重整产业发展方向，搭建引资平台，促进项目落地，并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快速完成变更、审批事项，在法院依法完成程序推进工作的基础上，共同实现成功重整，助力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案例10：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维公司）拥有全球 确定相关债权数额并将出资人权益调整为零,明确文投公司义务。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组，代表债权金额275,892,800.36元，表决通过该草案；普通债权组过半数同意，代表债权金额761,128,974.33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77.30%，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出资人组表决未通过该草案。2017年12月4日，广西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终止重整程序。2018年1月份，文投公司出资资金到位；1月26日，广西高院裁定确认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5位债权人债权共计1,469,526,673.18元，其受偿金额分配共计589,207,646.36元；2月中旬，文投公司完成股权过户。

（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