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至上

论法律至上（共7篇）

论法律至上 篇1

劳伦斯·M·弗里德曼教授断言：“法治的概念并不是专属于‘西方’的”，法治的观念正“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遍及全球”。①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于1999年写入宪法，可以说是对法治全球化的积极回应。笔者认为，法治的关键是法律至上。

一

法治“意味着的不只是单纯的法律存在”，而是 “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②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或原则应包括：

1、法律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2、必须确立法律至上。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和自由，实现正义。

5、政府权力受到制约。五项原则中确立法律至上最为重要。首先，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根本标志。早在2300多年前，我国古代法家即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是，法家的“法治”不过是以法律为强化手段、彻头彻尾的人治。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法律未能至上。其次，法律至上是法治的首要条件，并构成其他几项原则的基础。离开法律至上，其他原则将难以成立。不确立法律至上，即使完全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也仅是“纸上的法律”，自由与人权 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权力受制约的原则均无法实现。英国法治的确立以《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和《王位继承法》（1701年）的制定为标志，这三个宪法性文件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宗旨，并第一次确立了法律高于王权的原则：国王必须受这三个宪法性文件的约束。英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法治社会的根本性标志，是法律至上原则的确立。总之，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本质所在，是“法的统治”的另一种表达，是“法的统治”的实现形式。

二

法律至上，深深地根源于社会的需要。

1、法律至上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首先，法律至上是市

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及利益主体多化决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化、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最大利润的追求，导致了各主体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需要一种公认的、权威的规则即法律来协调并解决相应问题。其次，法律至上是由市场活动的统一性所决定的。统一市场和统一市场活动要求所有市场主体都按统一准则即统一的法律制度在平等基础上展开竞争。法律制度的统一，一方面要求法律制度要反映市场经济规律，合理配置权利、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保证自身体系的统一。

2、法律至上是民主政治的需要。首先，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其基本运作程序：“一是每人有权利发表自己意见，二是大家赞成多数，要接受多数人的意见”。③这要求必须依照预先一致认可的规则进行，必须赋予“多数意见”凌驾于任何个人、组织之上的地位。其次，市场经济下政府一般采取共和制，以间接民主即代议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分离极易导致权力失控，这要求一种凌驾于各权力之上、权威性的规则来实现对权力行使的监控。

3、法律至上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首先要对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的权力及权利进行合理配置，达到平衡。其次，要对人民的权利包括公民和各种组织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人民权利高于一切，政府权力受制于人民的权利，并达到平衡。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调节器”即法律，只有确立法律至上，平衡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才能长久。

4、法律至上，也是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法律至上原则逐步确立。20余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部分的应归功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特别是法律权威的不断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④表达了法律至上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具体诠释了法律至上的具体含义：“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认识是在经历了长期的阵痛后获得的。虽然早在1956年的八大就已确定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党的根本方针，但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由于未能将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法律化、制度化，或者即使制定了法律，也未确立法律至上，最终未能阻止权力集中及个人专断，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悲剧。如何防止类似悲剧重演？一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一要实现法治，确立法律至上。

三

有人说，我国既然是党领导一切，怎么能提法律至上呢？也有人认为，法律至上为西方所固有，是“孤立地看待法律权威”。⑤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首先，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其他社会规范系统的价值标准，是评判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说的是法律比其他行为规范高，没有把法律与党的领导比高低的意思，更不是否定、排斥党的领导。

其次，法律至上，在价值上是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否定，它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真正的法治社会中，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主张法律至上即是主张人民意志至上。法律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承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便是承认和尊重客观规律。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特征，这些特征要求法律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服从即法律至上。法律至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早已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成果。

再次，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党的领导与法律至上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

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即强调：“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⑥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与法律至上的统一。这一命题，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法律至上与党的领导建立在同一基础上：都反映和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过程，就是党实现领导和执掌国家政权的过程，就是各级国家机关依法管理国家的过程，就是人民意志 和利益的实现过程。（2）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法律至上，离不开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大规模的法治实践，更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作为法治实践支撑和背景的法治文化。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离开党的领导，在中国绝无可能。（3）法律至上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键。第一、法律至上，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党的主张上升为法律，在国家强制力保证下必将得到更加彻底、完全的贯彻落实。第二，法律至上，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领导效率。确立法律至上，使党的领导通过将党的主张上升为法律并为全社会普遍遵从得以实现。党超然于具体司法案件和具体行政事务，克服了党法不分、党政不分的弊端，有利于党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更多的问题，更好地实现其领导。

最后，既然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评判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解决社会冲突的首要选择，这就意味着还有其他较高和较低层次的准则，有解决社会冲突的次要选择，因此，不存在孤立看待法律权威的问题。法律至上不排斥其他准则、其他行为规范。

四

要确立和实现法律至上，笔者认为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完善法律至上规定。

现行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序言未段还确认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笔者建议在以后修宪时，进一步明确规定法律至上特别是宪法至上原则，并使所有规定系统化，在宪法和法律中更加彻底地贯彻。

2、切实保障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是法律至上内在要求，是法律至上得以确立和维系的组织和制度保证。无审判独立，则无法律至上。审判独立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审判机关具有独立于行政机关及其他社会团体、个人甚至包括立法机关进行审判的权力，可称为审判机关的独立或外部独立。一是法官审判案件也不受法院内部的任何干涉，只服从法律，可称为法官的独立或内部独立。审判独立的核心是法官的独立。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外部独立；“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对法官的独立只字未提。外部独立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远未实现。实现审判独立，须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完善宪法、法律关于审判独立的规定，应明确规定法院及法官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增加法官独立以及保障法官独立的规定。

第二，正确处理审判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一方面，改革现行党对审判机关的领导体制，建议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改为在党中央领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同时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织直接领导地方各级法院，实行系统内部垂直领导制度。另一方面，改革现行领导方式，党主要通过确立法治建设的方针及制定的重要法律制度、建设法律设施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来实现领导，而不直接插手具体案件的处理。建议取消遇有重大案件法院向地方党委请示汇报或地方党委指令法院汇报的制度。

第三、改革现行财政、人事制度。建议将法院经费、装备、办案经费等由中央规定统一标准，地方政府依法划拨或由中央财政直接划拨，改变地方各级法院经费由地方行政决定的状况，实现法院在经济上的独立。建议规定全国各级法院统一、独立的编制，实行法官资格全国统一、公开考试制度。法院在对已获取法官资格的人员进行必要的考察后提名并经同级人大选举后任命，改变现行法院人事由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和地方人事部门控制的状况，实现法院人事上的独立。

第四，正确处理审判独立与人大及其他机关、社会团体、个人对法院审判活动监督的关系。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各级法院对产生它们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实践中，人大通过听取工作报告、作出指导法院工作的决定，审查司法解释是否符合法律，受理人民群众对法院所办案件的申诉和对法院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控告，以及近来形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重大事项，向内务司法委员会汇报有关情况的制度等方式对法院实施监督。此外，宪法及法律还赋予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对司法的监督权。加强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与审判独立并不矛盾。只有对审判活动进行真正有效监督，才能使审判活动完全依法进行，这正是审判独立的内在要求。但应明确两个界限，一是无论何种监督都不能在案件诉讼过程中进行；二是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任何机关、组织、个人在法院对案件作出处理后进行监督时不能对法院发号施令，而只能运用法律规定的间接手段达到目的。

第五，实现法官的独立即审判的内部独立，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改革现行法院审委会制度，避免审委会“判”而不审，主审法官审而不判的现象。建议改变审委会职能，审委会只对疑难、重大案件提供咨询意见，而不直接决定案件处理；建议将现行判决由庭长、主管院长两级审批制度改为主管院长一级审批制度，实行主审法官责任制。一是改革对现行法官的考察、升迁及停职、免职等由法院决定的状况，建议由人大常委会设专门委员会承担此项工作，或可效仿西方国家法官的考任工作由司法部进行，减少法院内部对法官的影响，以保证法官的独立。

论法律至上 篇2

关键词：科技传播,媒介融合,媒体创新

0 引言

“媒介融合” (Media Convergence) 的概念, 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 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趋势。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其森后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强调的各个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从欧美新闻界的实际做法, 媒介融合指的是跨媒介运作, 特别是多媒体采编工作的合并兼容。

而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 已经是当今中国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同时借助新兴媒体的媒介特性和传播优势, 融合发展, 并且不断突破创新, 是每一个媒体人都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1 思维融合:借鉴网络的传播思维将服务用户作为第一要义

“互联网思维”无疑是当今最热的词语之一。而具体“互联网思维”是什么?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2014年新华社“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与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概括为:“互联网思维的突出特点是:讲求平等交流、强化互动反馈、追求简约极致、重视用户体验、崇尚开放共享、注重跨界协作、强调数据运用、推崇迭代创新。”

这与传统媒体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而其中, 互联网思维的精髓, 就是重视用户体验。而我们的新闻产品, 也应该像互联网产品一样。把用户的体验, 用户的需求, 用户的反馈放在第一位, 摒弃以往“我说你听、我写你看”的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 媒介融合的时代, 只有用户, 没有受众。传统的“受众”的概念, 还带有一种传播者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色彩, 使用户处于信息被动接受的角色。然而,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用户应该是媒体最重视也是最尊重的对象, 因为, 只有了解用户的需求, 并满足用户的需求, 才能“得民心者得天下”。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台, 甚至是新媒体中的“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等的从业者, 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然而,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在2014年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组织的“提高媒体科学素养增加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培训班上指出,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比, 虽然存在客观危机, 但更重要的是缺少有份量、抢人眼球的报道, 即能力不足。”

究其具体原因, 翟惠生将目前传统媒体的科技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三大类:1) 缺少重大典型的科技人物报道, 并且典型报道所反映出来的时代意义挖掘不够;2) 科普类报道缺乏;3) 科技类的舆论监督太少。

科技传播并非严肃高深、不接地气的报道, 很多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里都有科技问题, 公众对于科技报道的需求也非常大。而作为媒体记者, 我们应该转换思路, 站在受众的角度上进行思考, 在进行报道之前, 多问问自己,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想了解什么问题?”

现在衣食住行中充满了需要科普的问题, 辐射问题、转基因争端、食品药品危言、服装质量、雾霾困境……这些都与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中很多还是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很多时候, 传统媒体的记者并没有及时发声, 对这些问题予以回应。这就增加了公众对很多问题的误解与质疑, 也给让网络上传播错误信息或伪科学的机会。

2 科技融合:利用大数据统计等互联网技术更加精准了解和满足用户

那如何了解公众的需求, 及时做出公众希望看到的报道呢?笔者认为,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思维融合的基础上, 应该进一步进行科技融合。

传统媒体的报道更多是几个记者、编辑“关起门来”思考选题, 或者是根据上级宣传部门布置的选题任务, 再进行采写。而媒体之间也普遍存在着互相影响议程设置的现象, 这使得一些并非公众最关心的话题成为了热点。而今后传统媒体应借鉴互联网的大数据思维和方法, 更加精准地了解用户的需求。

首先, 每个媒体应定期组织大规模的用户定位和调查研究, 分析一下我们的用户是谁, 他们需要什么, 喜欢什么, 他们的收看习惯是什么?这种分析需要深度而又细致, 只有了解了这些, 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选择科技新闻报道的角度和内容, 做出用户喜欢看的新闻。

此外, 受众分析研究应该贯穿在日常新闻报道之中。借助专业公司的大数据分析技术, 对互联网上搜索关键词的统计, 我们可以得知公众对哪类科技问题更关心, 从而进行选题的确定。而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 更需要借助大数据统计, 对信息的传播途径进行预判, 了解谣言和伪科学信息的主要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向, 为及时传播正确的科学信息, 及早干预舆论的走向, 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持。

而在了解用户的基础上, 作为传播者, 我们还应该转换思路, 站在用户的角度上进行思考, 在进行报道之前, 多问问自己,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但同时, 我们也要意识到,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 信息是非常匮乏的, 传统媒体具有信息发布的垄断地位, 这是一种单向的传播方式。然而, 如今的新闻来源并非仅仅是新闻记者的自采稿件, 也可以是UGC模式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即用户生成内容, 例如“优酷”) 、PGC (Professions Generated Content, 即专业人士生产内容, 例如“知乎”) 、EGC (Editors Generated Content, 即编辑整合生产内容, 例如“今日头条”) 等等。这使得传播成为双向, 也对传播内容提出更高的要求。

互动性是互联网时代的特性。每一条新闻的播发, 才是传播的刚刚开始, 媒体应该注重与用户的互动。而互联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用户的反馈变得更加便于统计。通过用户对一篇科技报道的点击率、阅读时间、转发量、评论量以及评论内容等多种维度的考量, 可以更好地判断这篇报道是否好看, 易懂, 对用户有用处。

3 新闻表达融合:既要巧妙运用网络语言与体例又要承担言论责任和导向

传统媒体的科技记者在报道中, 承担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将科学家复杂专业的科学术语和科学知识, 转化成老百姓能够理解的深入浅出的语言。而在网络时代, 更是要发挥这种转化功能, 不仅要将科学问题阐述地让用户能看得懂, 更要让用户愿意去看。

简约、拟人化、搞笑卖萌、追求“小而美”, 这些都是新媒体的叙事方式。而科技记者在编写稿件的过程中, 应该熟练巧妙地融合这些表达和叙事方式, 使得报道更“接地气”。

2013年到2014年, 新华社联合果壳网, 在“嫦娥三号”任务期间, 播发了一系列科技报道。而不同以往的是, 这次的系列报道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 让玉兔月球车成为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兔子, 短时间内就拥有大量的粉丝, 并且关注度不断上升。

传播者首先在新浪微博注册了“@玉兔月球车”的账号, 将头像设计成一个可爱的兔子卡通形象, 将它的性别设定为男性, 由于嫦娥三号的发射时间为12月2日, 因此将它的星座设定为射手座, 并将个人签名设计为“月球是目的地, 地球是家乡”。

这一系列拟人化的设置一下子吸引了用户的关注, 使得粉丝们充满好奇地期待“玉兔君”会说些什么有意思的内容。从2013年12月1日发表第一条微博开始, 截至2014年10月9日, 已经发表了286条微博。这些微博中, 有的是在嫦娥三号发射、在月球表面软着陆、两器互拍这些重要的时间截点上的信息发布, 有的是一些介绍月球车日常运行状态的内容, 有的是介绍相关航天航空的科普知识, 还有的是回答粉丝的问题。而在元宵节、中秋节这样的节日上, “玉兔君”还不忘问候粉丝, 与粉丝互动。由于每条微博发布有140个字的限制, 短小精炼的语言方便了用户在移动互联网上随时浏览。借助微博的传播平台, “@玉兔月球车”已拥有60多万粉丝, 并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转载。

此外, 传播者还发布了“玉兔日记”一系列的报道, 包括《玉兔很忙——我的登月任务清单》、《玉兔报道帖:一只月球车的自我修养》、《月球上的一大步, 从兔子的一只脚印开始……》、《着陆成功!兔子“走着瞧”》、《和所有的故事主角一样, 我也遇到了一点问题……》等。这些报道没有署记者的名字, 并且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读者介绍玉兔月球之旅的一系列情况, 这种活泼俏皮的新闻表达方式, 巧妙运用了网络语言卖萌搞笑的叙事风格, 拉近与用户之间的距离, 使得原本严肃单板的科技报道, 变得轻松幽默, 生动易懂。

与此同时, 在新媒体时代, 媒体人更要肩负起言论的责任, 及时传递正确的舆论导向。

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迅速性和海量性, 更容易出现“传言满天飞”的情况。例如, 在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中, 经常会出现“新消息不断出来, 紧接着又被辟谣”的现象。而由于缺少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 公众又迫切希望得知相关的消息, 传统媒体更多的就是做“呼唤回家”这一类没有突破、缺乏分析的报道, 以至于网络上关于“马航事件中国媒体集体失语”的批评屡见不鲜。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微博、微信等社交类媒体的力量正在不断凸显, 也在倒逼传统媒体去不断追求真相。

社科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淞在接受笔者专访时曾表示, 马航客机失联后引发的信息大战, 是新媒体的一次革命, 也给传统媒体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反思。以往传统媒体只是作为定性信息的发布者, 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应该做真相追踪者和谣言终结者。记者不应只关注新闻发布会等带有一定结论式的新闻, 而应该注重对真相过程的发现和调查, 同时要带有质疑精神, 去进行报道。

4 组织融合:将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与网络媒体的市场优势有机互补

目前, 传统媒体纷纷寻求转型, 大力发展全媒体产业。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广电媒体, 都在积极设立各自的门户网站、手机APP客户端等一系列新媒体业态。

然而, 笔者认为, 这只是狭义的一种媒介融合, 是水平方向、有限的传播扩散方式。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真正的融合, 应该是内容和经营都做到融合, 也是各个媒体之间的相互融合, 是立体、交互式的传播扩散方式。

长期以来, 传统媒体只关注“内容为王”, 不注重渠道和营销, “改版”成为提高用户收看率的唯一方式, 广告成为盈利的唯一方式。而在互联网时代, 这种方式太过单一驱动, 如果传统媒体坚持这种方式, 传统媒体的价值和功能都会日益衰退。

因此, 传统媒体要做转型, 就要注重发展渠道战略和市场营销。然而, 新媒体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优势”, 它们已经早早抢占了市场, 而抢占市场就是抢占了用户。用户的使用习惯已经被培养被固定, 如何让用户在有限的时间里, 打开他以前不曾打开的网站, 下载他不曾使用过的手机客户端呢?

在已经不占先机的市场里, 如何抓住用户的心。这不是传统媒体简单开发一个网站或者手机客户端, 将报纸、电视上内容再做一个二次传播就可以轻松达到的, 运营、维护、营销、推广各个环节都在向传统媒体发起挑战。

因此, 传统媒体应该做的不是急于上线几个网站、开发几个手机客户端, 而是沉下心来, 向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新媒体同行学习, 真正了解新媒体的传播形态、运营链条和盈利模式, 分析我们的优势和不足, 再找准市场的机遇和自身定位, 做出有独特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新闻产品。

而如何向新媒体学习, 笔者认为,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放下身段”, 主动寻求与新媒体的深度合作。

迄今为止, 内容优势仍是传统媒体最大的法宝, 在科技传播领域更是如此。网络媒体的自采的科技新闻量相对较小, 仍需大量转载传统媒体采编的稿件。一方面, 传统媒体应该看到网络媒体的这种“依赖”;另一方面, 传统媒体应该冷静地意识到, 很多优秀的报道, 在自己的门户网站上点击率甚少, 但是一被其他网站转载, 就点击率倍增。这就是因为, 新媒体更会做市场, 更会做推广。而传统媒体应该积极地看待这种现象和趋势, 注重借助新媒体已经成熟的平台, 开展深度合作, 进行更有效的传播。

5 结论

目前, 中国媒体大力推进的媒介融合和创新转型, 都是各种积极的拓展和探索。也只有在不断的尝试之中, 才能发现切实可行、符合中国媒体发展规律, 满足实际情况和需求的方式。

媒介融合是多维度、全方面的。除了本文所探讨的思维融合、技术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组织融合四个维度, 所有权融合、战略融合、结构融合等方面也都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无论是媒体的采编人员, 还是媒体的经营人员, 媒介融合和媒体创新都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一个需要不断思考的课题。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关系, 不应该是互斥与对抗, 更不应是对彼此发展的一种担忧与恐慌, 而是寻求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共赢, 寻求1+1>2的互惠互利, 而用户至上、优势互补则是找到这种共赢发展的最佳的结合点。

参考文献

[1]匡文波.新媒体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匡文波.网络媒体的经营管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3]黄楚新主编.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传媒创新[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4]黄楚新主编.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5]熊澄宇, 金兼斌主编.新媒体研究前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6]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7]雷跃捷.媒介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8]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重塑法律至上的价值根源 篇3

近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还是法治靠得住》，指出：“如果公民合法财产有可能须臾成空，社会的安全感普遍缺乏；如果社会诚信缺失，人相害而不相帮；如果政府行为朝秦暮楚，决策过程暗箱操作，如何称得上现代国家，又怎么称得上治理的现代化？”文章发表的时机是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大小老虎接连落马的背景下，旨在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重建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甚明。

法律在国人眼中够不够权威，百姓心里清楚，法官心里清楚，执政者心里更清楚，否则我们就看不到那么多的信访、那么多的血拆和那么多的腐败了。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正是由于社会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往往才会不够权威。而要让法律成为全民信仰，则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就西方法律观念史看，法律至上必须有一个超验的预设，将法的根源归于人之上的某物。如我们周知，古希腊的自然法奠定了西方的法治基础，而基督教的上帝造人更增加了法的先在神圣性。没有这一预设，法的根源和权威就会自然地落到最有权力的人身上；有了这预设，法律才具有不言自明的至高无上权威，并最终落实到议会的立法权。就这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现代法治的思想资源的。

我们今天使用的“法治”一词源于先秦法家，且与另一个常见词“法制”同义，如《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吕氏春秋·孟秋纪》：“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两处所用“法治”“法制“意思相同，都是指制定刑法条文。但“法治”的古义与今义却迥然有别。

首先，先秦法家的“法”即刑，法治即刑治，故法家名下多酷吏。其次，先秦法家主张“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实则指君主以法治民，以法治官，而君主本身则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从而形成君主专制的特点。第三，法家主张天人相分，同时又以人性恶立论，“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管子·枢言》），故从未设想过法的更高价值根源。

今天看来，先秦诸子中，儒家本来最有可能赋予法以超验根源。《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于天。”说明汉儒已有较明确的超验天道观念。董仲舒《春秋繁露》更是屡称：“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人之受命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但董仲舒终究未能突破孔子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否定，仍是坚持以德治反对法治，认为“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汉书》本传），因此这一高于君主的天道并未落到法治上，而是落到德政上，结果反而成为君权神授的根据。

尽管如此，儒家的“天命”仍是与民间的信仰相结合，在地方上成为一种非官方理论的执法断狱原则。例如，在平遥古城县衙门的横匾上，至今尚悬着六个大字：天理、国法、人情。便是表达了旧时官员一种模糊的对“天理”的敬畏。

值得一提的是，“法治”一词在中国的流行始于20世纪初，实是由当时中国留学生从日语中的中文借词中带回，并将其与先秦法家的主张联系起来。如梁启超1901年在日本所著《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即首次用法家的“以法治国”来定义法治。但现代日语中的中文借词“法治”却具有全新的西方含义：supremacy of law（法律至上）、rule of law（法的统治）、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立宪政府）。

由此可见，日语中的“法治”=“宪政”=“法律至上”，而我们今天对“法治”的理解则与当年的梁启超相同。梁启超后来意识到这一点，其晚年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认为，由于法家主张法出于君，法律没有一个高于君主的价值根据，对于君主也就只能要求其“奉法自禁”， 即把性善寄予在“余一人”身上，因而终究会导致“法何自出？谁实制之？则仍曰君主而已”的结果。

论法律至上 篇4

今年的春节虽然不像以往那么热热闹闹可以在家里过一个新年，但至少我们一家人还能够在一起。现在全国各地医务人员都奋战在一线于新冠状肺炎病毒的生死搏斗。我们在过年，他们却在为我们过关。在新闻中，我们了解到有些女医务人员自愿剪下自己的头发为救助患者们带来方便;84岁的钟南山爷爷，73岁的李兰娟奶奶，像他们这种年龄本可以在家里安享晚年，但他们没有。不顾被传染的风险，一往无前的冲锋在疫情的最前线;甚至还有像李文亮这些年轻的医生叔叔为了大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名战士。我的妈妈也是一名医务人员，我为我的妈妈感到骄傲。爷爷奶奶每次出去买菜都是戴着口罩防止病毒传染，我也要保护好自己。这段期间学校还为我们安排了线上网络学习，每天都安排了丰富的线上课程，“停课不停学”，我想我们认真上好课，安心待在家里也是为社会做贡献。

有人说这场中国与病毒的战斗一定会赢。这，我信。因为我们中国是团结的国家。因为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国家!我们相信天空的蔚蓝;我们相信人间的大爱温暖;我们相信铿锵的誓言;我们相信生命的平安!

没有一个冬天可被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论法律源于道德 篇5

在人类文明之初，人类法律的起源大致遵循着或经历了这样的轨迹：原始习惯→不成文的习惯法→成文的习惯法（习惯法汇编）→国家法。与之相伴随，并作为其根本标志的，则是如下外在的形式化历程：社会公共舆论的“法庭”→公法领域获得社会赞同的临时死刑执行者（共同体武力垄断的集中化方式）与得到社会认可的受害者的自力救济（共同体武力垄断的分散化方式）、私法领域代表社会利益的“中间人”→某种较为稳定的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及其物质强制能力的进一步强化→国家强力机构的诞生。从逻辑上讲，这一“类”的发生规律同样适用于文明社会中法律“个体”的形成。但这里尤为重要的是，就其精神价值而论，上述规律的内在实质是从道德到法律。由这样的视角来看，与其说法律是习惯和立法者的创造物，还不如说是伦理精神之幕后活动的产物。在这里，习惯和立法者并非在真正创造法律，而不过是在运用某种社会技巧做一种宣告性的说明。因此，若换用现代的法律学思维则可以说：伦理道德乃是“沉默的宪法”。

假如“法律源于道德”这样的结论可以成立，则其意义就决不仅仅在于提示一种法的事实。应该说，它的意义是根本性的，它不仅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类法律的发展史，并且还决定着法律在某一层次或侧面的性质、功能与效用等等。首先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法律源于道德这一事实由根本上赋予法律以一种天然的伦理属性，并使得道德成为法律有机体之内在血脉。这种出自“血缘”的道德属性要求法律必须体现某种伦理精神，必须追随某些道德目标，必须遵循某些价值准则。整个人类的法律史都必须围绕这些主题来演绎。因而，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法律也会创造出某些新的伦理道德，但就更为根本的方面而言，法律不得不归属于伦理，法律也根本不可能与道德相分离。这是一种宿命，一种先天性的宿命。在这种“命定论”之下，所谓“法律要从根本上独立于任何一种伦理”，那不过是无知的妄语。

既然伦理是法律形成、生长之根基，则法律的有效性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现实的道德属性。法律固然于客观上必然体现出立法者的道德观念，但仅此一点还远不足以让法律赢得其所需的有效性，因为法律一旦扬弃道德而成为“法律”，它就将面对整个社会，其有效性也就不再操之于立法者、而取决于承受它的社会。尽管国家内在的强力逻辑要求执法者和法官严格忠实于法律，但在现实生活中，若要后者背离其所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而裁判，事实上很难做到。灵活的法律机制甚至会要求法官们在矛盾之中遵从社会的道德原则。中世纪后期英国的衡平法便是这方面最典型、也最成功的例证。相反，假如法律背离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目标和道德基础准则，它就将是不道德的、从而也就是不合“法”的，它就将丧失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基础（而对它的强制推行则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20世纪上半叶的纳粹德国曾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教训。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一个立法者必须在个人好恶、本阶级（或阶层）道德与社会大众道德之间寻求适当的均衡，也必须在现时道德与指向未来的先进道德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事实上，一个立法者的文明程度（尤其是道德智慧）越高，他就越懂得超越自身的道德立场，去谋求与人类公共道德的兼容；一个社会的法律智慧越发达，其立法就越能够在不同层次的道德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只有实现了这样的`兼容与平衡，法律才会真正有效，甚而长久。

谈到了法的有效性，也就涉及了法律的实施。根据我们的传统，法律的实施主要是（在民众的观念中几乎完全是）依靠外在的强制来担保的，这样的现实常常容易使人们忽略道德机制，从而忘却人的自由意志对于社会秩序、尤其是法律实施的根本性意义。其实，就人类的规范秩序而言，法律与道德之间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告诉我们：法律的分立只不过为原有规范世界增添了一重保障，或者说，只不过为现实的秩序世界增加了一道防线。这一新的保障和防线是对原有保障和防线的增援与加固，而非取代或削弱，因而，我们决不能因法律之分立而将规范的实现推向道德的彼岸，或将秩序的保障拒斥于人的内在自发性世界之外。若再进而落实到法律的实施，则法律的道德根源性表明：外部强制的担保尽管是法律秩序最耀眼的盾牌，法律

[1] [2]

论尸体的法律地位 篇6

【摘 要】

尸体作为民法上的物有着其特殊性,它是一种既有自然属性又有伦理属性的客观实在,是一种特殊的物。这就意味着对尸体进行法律规制既要充分发挥尸体的精神效用和物质效用又要注意保护死者亲属的利益和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

【关键词】尸体;法律属性;权利归属尸体的本质法律属性及其法律特征

笔者认为对尸体法律属性的界定必须首先明确尸体是民法意义上的物,理由如下:

首先,尸体作为有体物,能独立存在为人力所控制,且能给生者带来一定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具备物权法意义上的物的要件,符合物权法意义上物的特征。其次,认为一旦承认尸体是物,并能够被所有权支配,就可能产生尸体商品化的结果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不能因为担心这一结果,就否认尸体物的特性。再次,认为尸体为物并没有否认尸体所包含的道德的、情感的、伦理的因素,我国法律早已肯定了具有有特殊意义的照片等民法上物的精神价值,并对其进行了更好的保护。人类应该有勇气承认自己丧失了生命的物质形态的法律属性为物,这并不构成对生命的亵渎。最后,把对尸体的保护看作是对死者延伸人格利益的保护的观点也有欠商榷。因为对尸体的保护更多的是为了保护死者亲属的利益,而非死者的利益,毕竟逝者已往。而死者亲属的物权请求权无疑比仅仅基于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请求权来得更有力度。

然而尸体之为物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物毕竟有所不同。尸体作为一种既有自然属性又有伦理属性的客观实在,是一种特殊物。一方面在物质形态上尸体与本人生前人格权的载体之于社会关系有一脉相承性,因此对尸体的贬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遗属造成精神损害。另一方面从社会伦理来看,对尸体的损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悖传统伦理道德习惯和社会善良风俗。

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尸体的特征:第一,尸体是具有强烈情感价值和精神利益的物。尸体与本人生前人格权的载体之于社会关系有一脉相承性,尸体是死者亲属、朋友吊唁、安葬和祭祀的对象。对死者的悼念和追思,蕴含了生者对逝者的缅怀、对逝去生活的回忆,也蕴含了个人对生命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寄托。第二,尸体是具有社会伦理道德因素的物。几千年的社会伦理使人们对尸体有一种崇敬的感情,这体现了对死去的人的人格的尊重,体现了家庭和家族的社会伦理观念,任何对尸体的侮辱、毁坏、非法利用都视为对本人的侵害,更是对生者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与侵害,对社会伦理的违背。第三,尸体是特殊的具有可利用性和价值的物。在现代社会,尸体可以用来制作人体标本,用于教学或者展示,可以用来进行生理解剖或者病理实验,还可以用来进行器官移植而救助病患。现代法律也越来越倾向于规定尸体除可用于埋葬及祭祀事务外,还可用于以治疗、科研、教学为目的的捐赠,以及在其他法律和社会善良风俗容许的范围内被利用及限制流通。这也体现了立法的社会本位,即对人的一种爱护。尸体的权利归属及权利行使的限制

2.1 尸体的权利归属

既然尸体是民法意义上的物,那么就自然要受物权规则约束,产生所有权问题。设置尸体的所有权要从如何更有利地保护尸体以及谁对尸体享有最大化利益等方面来考量。纵观各国立法例,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规定:

第一,归属于死者本人。很多国家承认死者本人生前有权对自己的尸体进行处分,笔者认为本人这种对尸体的处分权并不是基于其对尸体享有所有权。认为死者本人对尸体享有所有权是很荒谬的,自然人死亡后其民事主体资格也随之消失,他不可能再成为所有权主体;而在自然人活着时,他亦不可能对尚不存在的物享有所有权,因为民法上的物事客观存在的。

第二,归属于国家或社会。此观点认为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承担一种公共性、社会性的义务,对尸体的所有权应归属于国家或社会。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有欠妥当。通过《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得知,国家所有权的客体主要是自然资源以及与公共利益密切有关的物,而尸体明显带有强烈的私权色彩,不适宜成为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再者,尸体是带有强烈情感价值和精神利益的物,是与死者亲属利益密切相关的物,我们必须尊重死者亲属的这种利益。

第三,归属于死者的近亲属。依据该观点,基于死者近亲属与死者有着特殊的身份关系,享有特殊的身份利益,应由死者近亲属对尸体享有所有权。笔者亦认为将尸体归属于死者近亲属更为合适,有学者认为死者近亲属对尸体的这种原始取得不是一般的由生产、取得原物的孳息、强制、先占、添附、时效取得和善意取得等方式而取得,而是一种特殊的原始取得、特定的原始取得。[ 1 ]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尸体是由某个亲属单独所有,还是由数人共同所有?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比照我国民法通则中关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与继承法关于继承人顺序的规定,将尸体所有权人的范围界定为近亲属中的完全行为能力人:第一顺序,死者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第二顺序,成年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孙子女与外孙子女。所有权人意见不一的,以前一顺序人的意见为准,同一顺序中意见不一的,以多数人意见为准。若不存在上述尸体权人,则以死者生前最后监护人或监护单位为尸体权人。

2.2 尸体所有人行使权利的限制

由于尸体本身是一种既有自然属性又有伦理属性的客观实在,因此尸体近亲属对尸体所享有的所有权并不是完全的所有权,而是受到限制的所有权,它不具有充分的所有权权能。

首先,要受到死者本人意愿的限制。一般国家的法律都认可死者生前有权公开声明或通过遗嘱的形式处分自己的遗体。所谓死者的自己决定权,实际不过是对生前本人表明意思而处分尸体的生前自决权的延长的尊重而已。[ 2 ]有学者认为自然人享有身体权,对其身体享有适度的支配权,而尸体是身体的物化形态,自然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支配力自然延伸于其死后的尸体,就像自己的所有权可以支配自己的遗产一样,身体权的支配力可以延伸到自己的身体的变化物,可以支配自己的尸体。这种处分行为是对自己的身体及其利益的处分行为,是属于处分身上利益的人格权处分行为,与死者近亲属对尸体处分行为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死者近亲属应当尊重死者本人的决定,在不与死者意愿冲突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

论法律责任的本质 篇7

摘要：法律责任是法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综观对该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大都是在对法律责任的概念进行分析，而并未对法律责任的本质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本文在比较学者们给法律责任所作的不尽相同的概念之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其概念的界定，并通过中外学者对法律责任本质的各种学说之比较中，进而分析出法律责任的本质。

关键词：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本质

一、概念的界定

（一）责任的词义分析

在古代汉语中，“责任”同“责”，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据《辞源》、《辞海》等权威辞书，“责”在六种意义上被使用。其一，求，索取。如“宋多责贿于郑。”其二，要求，督促。“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其三，谴责，诘问，责备。“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之姜。”“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其四，处罚，责罚，加刑。“崇患太祖墉惰不作业，数加笞责。”“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其五，同“则”，责任，负责。“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则于天。”其六，债，所欠的钱财。“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

在现代汉语中，“责任”一词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词义。（1）分内应做的事。如“岗位责任”、“尽职尽责”等。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角色义务。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一定角色，既有一定地位或职务，相应地，也就必须而且应当承担与其角色相应的义务。（2）特定人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如“担保责任”、“举证责任”。（3）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情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我们可以把前两种责任成为积极责任，而把后一种责任成为消极责任。在消极责任中，有违反政治义务的政治责任，违反道德准则的道德责任，不遵守或破坏纪律的违纪责任，也有违反法律要求的法律责任。

（二）法律责任的概念分析

由于“责任”一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停的含义，加之“责任”一词在法律文献中时常被按照不同的语义来使用，这就使对法律责任的界说显得十分困难，1

以至迄今为止，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世界法学界尚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并能适用于一切场合的法律责任定义。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许多学说，总结一下，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几种，现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1、义务说。持此种学说的学者将法律责任界定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义务，如张文显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理学》教材中就认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1。笔者认为，将法律责任定义为一种义务显然是不合理的，原因在于，“接受惩罚”作为一种“义务”出现的说法值得商榷。如果将接受惩罚作为一种义务，那么按照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接受惩罚所对应的权利是什么？惩罚应该是国家公权力来执行的，而此“权力”非彼“权利”，二者不可混淆。如果将法律责任定义为一种义务，无疑将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2、处罚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处罚，制裁”。如凯尔森就认为，“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的行为，他应受制裁”2。又如孙国华教授认为，法律责任“是由违法者的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应该由违法者依法承担的责任”。该观点也有一些失当之处，首先一点，孙教授的观点有循环定义之嫌；其次，将法律责任仅仅认为是处罚或者制裁过于片面，忽略了法律责任其他方面的因素。

3、后果说。该学说的赞同者认为，法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责任是“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又如林仁栋教授指出：“法律责任是指一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国家和其它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后果说存在的缺陷是，在某些情况下，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并不意味着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例如，在民法当中，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者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的后果，就不能说是法律责任。1 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42页。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第73 页。

24、负担说。它认为“法律责任是有责主体因法律义务违反之事实而应当承受的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认并强制或承受的合理的负担”。该观点有一点不足之处在于，它认为法律责任只能由专门国家机关确认这一点是不符合实践的，如果是民法商法等私法意义上的责任，则可以由双方当事人来协商确认和解决，不需要经由国家机关就可以解决。

综观上述关于法律责任的定义，每一种定义虽然或多或少都反映出法律责任的一些性质特征，但也不可避免的都存在一些缺陷。笔者倾向于接受负担说，结合负担说的一些理论，并参考其他学说，笔者给出如下定义：所谓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违反法定义务而应承受的由法律所确认的一种负担。该定义的特点在于：首先，简洁明了，容易理解；其次，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法定性”，使其区别于道义责任，伦理责任等其他社会现象；再次，避免了原来的负担说将法律责任仅仅看作只能由国家机关专门确认并予以解决的片面性；最后，仅仅通过该定义即可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本质属性，即某种负担。

二、法律责任本质的分析

法律责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同对法律责任概念的众说纷纭一样，对于法律责任本质的讨论也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以下先就学者们的观点做简单陈述。

（一）各家学说综述

1、道义责任论。它是以哲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决定论亦即自由意志论为理论基础的。它假定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又自觉行为和行使自由选择的能力。由此推定，违法者应对自己出于自由意志而做出的违法行为负责，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责难。对违法者的道义责难就是法律责任的本质所在。

2、社会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相反，社会责任论是以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决定论为基础的。它假定一切事物（包括人的行为）都有其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由此推断，违法行为的发生不是由行为者自由的意志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因而只能根据行为人的行为环境和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来确定法律责任的有无和轻重。确定和追究法律责任，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社

会秩序和社会存在；另一方面是为了使违法者适应社会生活和再社会化，这就是法律责任的本质。

3、规范责任论。这种理论认为，法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观念，是指引和评价人的行为的规范。它对符合规范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对违反规范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否定的态度体现在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中，这种责任就是法律规范和更根本的价值准则评价的结果。因此，行为的规范评价是法律责任的本质。

上述三种理论各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道义责任论正确地揭示了行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社会环境对行为的方式的巨大影响；社会责任论正确揭示了行为发生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却忽视了行为人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规范责任论更加全面地对法律责任的本质进行揭示。它强调了法律责任与体现一定价值标准的法律规范有直接联系。

4、关于法律责任本质的再认识

笔者在前文给法律责任下定义时，已经提及，该定义可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本质属性，即某种负担。这也是笔者对法律责任本质再认识的结果——法律责任是由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一种负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纯语义的角度来看，责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负担。“负担”一词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在名词意义上被使用，指费用、开支或者承受的责任；二是在动词意义上被使用，意指承当（工作，责任，费用等）。再回到对责任的讨论上来，即使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责任”一词，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份内应做的事或职责所规定的义务”的层面来理解，这种应该做的事情，职责规定的义务，就是一种负担；从“违反某些义务而引起的一种不利负担”的层面来理解，显而易见，责任无疑也是一种负担。

第二，本质是一个事物与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最根本的要素。将法律责任的本质认定为一种法律上的负担，不仅是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伦理责任等其他社会责任的区别，也是其与评价、谴责、手段、法律关系等其他关于法律责任本质的认识的根本区别。

第三，前文在讨论法律责任的定义时，可以看出，理论上对于负担说的诟病就在于其片面性。那么当我们避免了这种片面性，并完善了其定义之后，相对于其他观点来说，负担说更加合理，被其他学说指摘的可能性就更小。

5、结论

作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定义法律责任，尤其是如何认识其本质是任何法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抛开烦琐的修饰词，以最简单的几个词汇给一个术语做一清晰的界定是一件很难，却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所进行的一种尝试。当然，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这种分析可能是很肤浅的，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该问题的论述，能够加深自己对法学理论的更加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