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博弈论文

基于利益博弈论文（通用8篇）

基于利益博弈论文 篇1

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问题是，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我觉得现在可以说未定。吴敬琏先生，包括政法大学江平教授，都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好市场”还是“坏市场”，他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有3个。第一，从体制本身来说，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是健全的还是不健全的；第二，吴敬琏教授和江平教授强调的法制基础，如果这个市场经济有一个好的法制基础，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第三，这个市场经济有没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与其配套，这又是一个标准。如果没有，可能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改革30年，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门槛。在未来的30年，我们如何使这个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了，但是利益均衡的机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现在看待群体性事件是什么？绝大多数就是一种正当的利益表达，又是一种规范化程度比较低的利益 1

表达。为什么规范化程度低呢？因为你不赋予其合法性，不好规范。你得承认一个东西的合法性，才能规范它。压根儿不承认这个东西，所以就不去规范。

在西方，利益均衡机制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社会基本是缺失的，游行、示威、罢工都是被禁止的。我们的《游行示威法》禁止游行示威，有什么利益要求给党说、给政府说，游行示威干嘛呢？但是，完整的利益表达有几个表现，比如有获得信息的权利、有施加压力的机制。试想一种很散漫的要求，不能到达政策层面，这个要求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两三岁的小孩也懂的事。罢工是什么，就像小孩往地上倒一下、哭几声一样，必须有这个机制。制度和社会能不能容纳冲突？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有这么几点新的认识。

第一，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利益冲突是我们社会常规化的组成部分，那种严防死守，试图把这个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的做法，是不可能奏效了，我们要习惯这个东西 我们要逐步适应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力图把这些矛盾和冲突消灭在萌芽的状态。

第二，社会冲突不一定是消极的，也有相当部分的积极作用，有时提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脑子里就是负面的形象，其实没有必要。美国20世纪60年代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写的《社会冲突的功能》，就是讲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从今天来看有两点作用，一是安全阀的作用，人们吃五谷杂粮，肯定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和不满，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有发泄的渠道，有一个安全阀，压力有不断释放的机制。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对足球流氓的闹事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有积极的作用，就是把情绪发泄了，也许头一天让领导批评了，也许是吃晚饭之前与老婆吵架了，对社会现象不满。他闹了以后，筋疲力尽，就回家睡觉了。

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社会来说，冲突也有发现问题的作用。比如农民工工资的拖欠，为什么最严重的时候全国拖欠1000亿，相当于几百万的农民工一年没有领工资。用周孝正的话说，我们上百万的农民工连奴隶也不如，让农民工白干一年，最后叫共和国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机制。如果游行示威是正常的，一些个别的企业有拖欠农民工的现象，农民工上街走走说说，这个社会就会发生比较少的这种事情。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来发现问题的机制。我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机制，但是与美国社会比较，美国社会的问题，社会有一个反应，政府对这个

反应作出反应，我们是有了这个问题，不能暴露出来。政府不对这个具体的问题作反应，问题不断积累，到了所谓爆发的时候再作出反应，而时间大大滞后，许多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第三，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好的制度和一个坏的制度的区别，或者是一个好的社会与坏的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矛盾或者是冲突，而在于两点：一是，制度和社会能不能容纳冲突，容纳冲突的能力有多强；二是，有没有制度化的办法去解决冲突。我特别想提出一点容纳能力的问题，一个社会制度有没有对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容纳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发生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个制度很有自信，我自岿然不动。但是一些矛盾和冲突还在萌芽的时候，他就惊慌无措、草木皆兵，所谓不同制度的容纳能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基于利益博弈论文 篇2

一、分析前提

1、博弈假设

(1) 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是容积率相关的三大利益主体, 他们各自具有经济利益目标, 他们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政府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 还要兼顾社会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都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

(2) 政府所作出与容积率相关的决策是具有多重功能的。它不仅要达到自身的利益目标, 还要保护另外两个利益主体, 更重要的是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地发展。

(3)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讲, 政府是有关容积率政策的制定者, 更多情况下是信息资源占优势的一方;而房地产开发商往往是根据政府颁布的政策条文作出市场判断, 采取相应措施, 因此房地产开发商经常是信息不完全的。

2、博弈要素

(1) 政府的行为与目标。在城市发展进程中, 除了对市场参与者进行规范外, 还要对城市土地进行规划编制及管理, 其中尤其是容积率的限制及规定, 并通过出让、拍卖等方式进行扭转, 以获取高额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更好地实现城市的建设发展为目标。

(2) 房地产开发商的行为与目标。在红线范围内, 通过提高土地利用率, 充分利用容积率和建筑密度, 尽可能地压低造价, 多建房屋等行为, 以赚取丰厚的利润作为目标, 也就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3) 购房者的行为与目标。俗话说:“货比三家”。搜集信息, 用合适的价格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

不难从三大利益主体的行为和目标中看出, 它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如果说其中某一方利益占享更多, 那么相关的交易就可能达不成,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分析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是人的主体行为直接导致的结果, 不管结果是好是坏都是人的主体行为的反映。倘若要解决在城市开发与建设过程中由容积率与之伴随的其他事项带来的社会化问题, 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人的主体行为所出现的问题, 纠正主体的行为方式, 这是由多方利益主体共同造成的结果。因此, 要解决问题, 弄清楚他们各自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

1、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

从土地市场方面讲, 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土地的取得、持有、流转、回收等环节均存在利益博弈的现象, 并伴随着土地供求双方的设租和寻租行为的发生。由于建筑容积率、建筑限高等经济指标和环境权都是建立在土地使用权的获取基础之上, 并在土地招拍挂之前就有所限制性规定 (f≤a) , 因而这些经济指标也是弥补土地成本的重要因素。

从规划设计方面讲, 政府部门现在更侧重城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价值观, 比方说:“宜居重庆”就是重庆市政府现今奋斗目标之一;而房地产开发商在获取土地之后, 更侧重怎么充分利用红线所规定的范围, 怎么充分利用容积率, 在建筑高度的限制条件下, 确定项目的最佳投资方案 (f=b, 且有b≤a) , 尽可能的多建。因此, 两者所站的立足点是不一样的, 政府更侧重城市健康发展和人的因素, 而房地产开发商是站在自身怎么获取更多利润的角度。在这种利益背道而驰和房地产市场冷热波动的情况下, 很多房地产开发商自行缓解压力的能力有限, 于是想方设法在规划设计图出来之前或者是开发过程中, 下足“功夫”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在容积率上做“文章”, 也就是申请政府更改f (f=c, 通常b

2、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的利益博弈。

从开发商的角度看, 由于建筑容积率的大小以及建筑高度限制对项目的规划设计定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比如建筑容积率的高低关乎项目开发面积, 影响绿化率和建筑密度;甚至影响建筑间距、建筑空间布局等, 从而影响了产品定位、市场定位、价格定位、客户定位等。在实践中, 往往会发现这种现象:为了满足规划条文中的绿地率和建筑密度, 在一定的容积率限定下, 只有增加建筑物的高度。 (图2)

同时, 建筑容积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房地产的开发成本。在地价不变, 且在建筑容积率限定条件下, 建筑容积率越大, 每平方米的成本造价相对越低;否则, 就相反。

从购房者的角度看, 当建筑容积率增大带来的越低的成本造价对业主来说可能会使物业的单价降低, 这种结果是比较理想的。但是, 购房者应该了解几个简单技术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在建筑高度和房屋间距一定的条件下, 建筑容积率与建筑密度是成正比的, 一旦容积率增大, 项目设计的户数就会增加, 人口增多, 业主的单位活动空间就会显得拥挤, 变小;在建筑层数一定的情况下, 建筑容积率越高, 其项目内的绿地率越小, 两者是成反比的。

另外, 建筑容积率大小和建筑高度的差异会带来其他外部性因素的变化, 比如与之联系紧密的环境权。“环境权”理论是由美国人萨克斯提出的, 他认为环境权利与其他私有利益一样具有受法律保护的资格, 其所有者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利。所以, 由建筑容积率大小和建筑高度会带来的采光、视觉障碍、通风等环境权利的外部性的变化, 这不仅会使购房者的利益受到影响, 还会使项目周边的居民受影响。比如, 在北京市, 房地产开发商倘若要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修改规划, 那么按规定必须先要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待批准以后, 还需要对潜在购房者、已购房者、项目四周小区居民等进行公示, 公示期通常是1个月,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异议, 才能算是通过合法途径变更了规划。

从以上分析, 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的利益还是存在一部分共性:都愿意各自付出的成本降低。在开发商做中高档或者高档楼盘定位时, 彰显了业主的环境权等其他权利, 但是这些都是购房者在承受这部分权利的成本;如果开发商定位的是低档楼盘, 这里面本应该由购房者享有的部分环境权, 极度可能被企业追逐利润的行为给剥夺。

3、政府与购房者之间的利益博弈。

政府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领导者, 所把握的面更宏观。一方面它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地让城市规划与管理发挥作用。比如, 对城市土地进行评审定级, 确定其相应的用途类型、容积率、建筑密度等配套经济指标等;另一方面还要协调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指导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在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时候, 采取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抑制购房者投机性购房, 减小房地产市场中的泡沫;在房地产市场过冷的时候, 政府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保护房地产行业和其他行业不受重创, 采取措施刺激消费, 以此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房地产行业的平稳运行和人们的安居乐业。 (图3)

而购房者的角度却不一样, 城市居民更多的是亲历感受现实生活中关乎自身利益的东西, 譬如楼市价格高低、新开发楼盘的区位、生活交通、服务、设施配套等, 更多地希望政府能不断地提高城市的居住环境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状况, 而不是像政府里面的专业人士能感觉的对称几何轴线, 这些对购房者来说不切实际, 不能直观反映他们想要的东西。

三、缓解利益矛盾的措施

1、继续完善建筑容积率指标体系。

目前, 国内的各个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都是对建筑容积率的上限做了一定的要求, 但是这留出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 有些问题在制定建筑容积率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 比如建筑容积率对建筑性质有如何要求, 按怎样的标准执行, 总之, 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因此, 在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征程中, 完善建筑容积率的影响因素, 在科学地分析建筑容积率的影响因素的条件下,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权重和评价方法, 构建建筑容积率的规划、管理、控制体系, 充分认识和发挥建筑容积率的作用, 以便实现国有土地综合价值的最优化。

2、合理利用“奖励建筑容积率”方法。

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城市在建筑容积率奖励方面已有明文规定, 但是对容积率奖励的效果还需要一套更详尽的质量评价体系和指标评价体系, 并非条文框框, 其可操作性还有待继续探究, 毕竟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时间并不长, 可以在城市规划方面发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减少社会成本费用。

3、鼓励“开发权转让”。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都逐渐成为“钢筋混凝土森林”, 建筑物是越“长”越高, 连基本的通风、采光条件都受影响, 因此可以从开发权方面着手考虑, 留足空间权利。联系当下时局, 开发权转移可以跟城市的旧城改造、城市新区开发、廉租房建设等相联系起来, 减少政府的资金投入, 充分调动企业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积极性, 让政府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身于公共事业的建设和城市的管理过程中去。在利用开发权转让前, 需要先明确什么样的情形会利用开发权转让, 资格怎么进行审查核实, 开发权的转出区和引入区在什么地方等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题, 规范开发权转让的交易行为和工作程序, 引入规定的金融交易机构或者产权交易平台对开发权的交易进行管理、运转和公示。当然, 这一切的工作还离不开严密的计算方法和交易转让的规则。

在采用方式这种奖励开发企业的时候, 要对开发权转移进行管理和控制, 避免由此带来对城市整体空间关系的破坏和开发体量的失控, 以致于减少其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增加的风险。

4、规范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的行为。

倘若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修改了规划, 未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 也未向购房者进行告知, 那么后果就可能严重了:一种情况是项目因开发商私改规划, 规划验收、竣工验收通不过, 那么购房者就没有办法接房, 办不到产权证;另一种情况是开发商通过缴纳罚金等方式通过了规划验收, 但是购房者在接房时发现这与当初承诺的规划异样, 拒绝收房的事情就可能发生, 就算接了房, 事后也可能会对簿公堂。

5、减少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设租和寻租行为。

由于我国的法律、政策、规范都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政府规划管理这块, 人的主观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大, 难免给企业与政府行政人员提供了设租和寻租的活动空间。因此, 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消除陈旧观念, 用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占领思想“阵地”,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克服各种不良行为的发生, 通过营造良好的廉政氛围, 开展“公开”专项服务, 承担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应尽的责任。

摘要：本文借助于信息经济学和产权理论有关知识, 从容积率相关主体的角度, 深入分析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并提出解决应对之策。

关键词：容积率,相关主体,利益,博弈

参考文献

[1]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 (第二版) [M].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7.

[2]马武定.城市规划本质的回归[J].城市规划学刊, 2005.1.

[3]何强为.容积率的内涵及其指标体系[J].规划研究, 1996.1.

基于利益博弈论文 篇3

【关键词】游产业；利益攸关者；博弈分析；可持续发展

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凭借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迅猛的增长势头。但在其景区创收的同时，政府部门、旅游企业、当地农牧民、游客等利益攸关者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而来，究其原因是旅游产业各方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因此，要推动鲁朗国际旅游小镇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协调西藏旅游产业利益攸关者各方之间的利益，关注各方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本文综合运用利益攸关者理论以及博弈论对西藏旅游产业核心利益攸关者之间力量失衡进行分析，提出协调对策，从而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

一、西藏旅游产业核心利益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

在风景区管理和开发过程中，各利益攸关者在旅游发展中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利益诉求也就不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游客越来越追求的利益诉求不仅是旅游资源本身，更重要的是来自旅游本地的民俗风情等带来的体验与满意度；旅游企业的目标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诉求实现的过程中难免会触及游客的利益；政府部门为了得到更多旅游税收、提高绩效、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诉求，往往会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通过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干预旅游企业的运营，旅游企业也会采取对策减少自身运营成本；当地农牧民的利益诉求就是能够获得合理的旅游经济利益分配。

二、旅游企业、政府、游客三者之间的博弈行为方式

旅游企业、游客、政府三者都是在有限的资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难免会触及到其他利益攸关者的利益，因而他们之间会时常存在博弈，他们之间的博弈行为如图1所示。

由于旅游企业与游客之间的博弈为不完全信息博弈，旅游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可以选择合法经营和不合法经营两种经营策略，旅游企业选择合法经营时，博弈结束，两者得益分别为（a，b）；旅游企业选择不合法经营时，游客可以选择举报和不举报两种策略，游客选择不举报策略时，两者之间的博弈结束，在旅游企业得到额外收益的同时不仅承担不合法经营的操作成本，还给游客带来外部不经济。只有旅游企业从不合法经营得到的收益c大于操作成本d时，旅游企业才会有不合法经营的动机，否则就会得不偿失。因而使旅游企业和游客两者利益达到均衡，需要加大旅游企业不合法经营操作成本。

游客选择举报策略时，政府可以选择监管和不监管两种策略，政府选择不监管策略时，会激怒游客，游客甚至会破坏当地旅游资源的发展，最终导致利益攸关者各方得益均为0。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会选择监督策略。政府部门监管旅游企业时，旅游企业仍旧可以选择执行法规和不执行两种策略，企业选择不执行策略时，就与政府选择不监督策略结果相同，最终利益攸关者各方得益均为0。所以旅游企业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会选择执行策略，但同时要接受惩罚并将一部分款项赔偿游客，博弈结束，双方得益为（a+c-d-e，b-c+f）。

为了协调各方的利益达到均衡，实现经济的长期的发展，需要加大旅游企业不合法经营的操作成本d以及政府对旅游企业的罚款力度e。使旅游企业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营，从而各方利益攸关者达到均衡，实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协调西藏旅游产业核心利益攸关者利益冲突的对策

由于各方利益攸关者在博弈时，经常会触及到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影响到可持续发展，所以需要协调、平衡各方利益。

1.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

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旅游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选择不执行法律法规、欺骗游客、和欺骗当地农牧民等决策。政府介入其中，加大对旅游企业的监管和惩罚力度，完善法律法规，旅游企业在博弈时会选择选则相对公平的策略，进而维护其他利益攸关者的利益，减少外部不经济，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提高当地农牧民的参与度

西藏的民族文化是当地农牧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他们與游客直接接触可以让游客直接体验当地的民俗风情，感受当地的风俗文化。另外，旅游经济利益要让当地农牧民共享，风险由两者共担，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建立旅游行业专司监督机构

该机构主要的职能是：监督旅游企业的运作过程，对违反行业规则的企业实行罚则措施；监督当地政府机构的管理行为，防止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现象的出现，使当地政府管理的公平、公正；监督当地农牧民的行为，使当地农牧民通过合法的渠道和方式获得旅游经济的利益；定期公示游客对不同景点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陈春泉，陆利军，陈国生.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看风景区的发展机制[J].开发研究，2008，（04）：59-62.

[2]张永强，赵铭，李道成，王刚毅.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分析——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牙克石农场为例[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5，（03）：11-19.

[3]钟家雨.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D].中南大学，2014.

基于利益博弈论文 篇4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 更新时间： 2014-07-22 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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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内部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中国电信在此次铁塔公司组建中参与度较少，组建铁塔公司基本事宜均由中国移动主导 ■本报见习记者刘斯会

酝酿已久的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铁塔公司，终于在7月18日正式揭牌成立。

公开显示资料，铁塔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持股比例分别为40%、30.1%和29.9%。随着铁塔公司成立，公司内部组织结构也被曝光，有媒体报道称，公司组织结构极为简单，初期只设7个部门和8位董事。其中，8位董事中只有一位是全职董事，即来自中国联通现任铁塔公司总经理的佟吉禄。

据悉，铁塔公司未来计划是在完成了对三大运营商存量铁塔资源的收编整合之后，将会着手开始引入民营资本，并谋求独立上市，引入民营资本的时间大约在一年至一年半之后。对此，中投顾问研究总监郭凡礼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铁塔公司业务仅针对于三大运营商，利润空间有限，民营资本应谨慎进入。

电信、联通占便宜”

从拥有基站数量来看，从2008年就开始建设移动网络的中国电信已经拥有约30万个基站；中国联通的基站数比中国电信略多为40多万个；而中国移动的基站数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基站数总和，达到70多万个。

在基站的数量上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完全不占优势。事实上，电信和联通要扩充自己的基站数，还面临能建基站的土地缺乏和成本高企的难题。一旦组建铁塔公司，实现铁塔共享，中国电信和联通就可以瞬间补齐基站差距，解决4G网络覆盖的难题。实际上，中国电信在建设铁塔公司的过程中，热情明显高于中国移动。三家电信运营商中，中国电信是最早主动向监管层上交组建方案的。

从新成立的铁塔公司组织结构可以看出，8位董事会成员中，中国移动派了三位，分别为中国移动副总裁刘爱力、中国移动计划建设部总经理王镭和对外投资管理部总经理赵芳；中国联通也派了三位，分别为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邵广禄、中国联通财务部总经理李张挺和中国联通公司副总裁佟吉禄；中国电信只派了两位，分别为中国电信网络部总经理董晓庄和中通服总经理司芙蓉。其中，8位董事有7位是兼职董事，只有一位是全职执行董事，即为将脱离中国联通的佟吉禄，其担任铁塔公司总经理。而铁塔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为中国移动副总裁刘爱力。中国电信内部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中国电信在此次铁塔公司组建中参与度较少，组建铁塔公司基本事宜均由中国移动主导。而中国移动的人士则认为，从移动利益考虑，铁塔公司并没有成立的必要。华北某证券公司通信行业研究员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建设铁塔公司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显然“占了便宜”，中国移动比较吃亏。

而华创证券TMT首席分析师马军却表明了相反的观点，其认为铁塔公司不存在中国移动吃亏之说，对三大运营商来说，铁塔公司不仅能够提高铁塔建设的效率，降低铁塔重复建设率，还可以节约土地资源，降低能源消耗，保证4G网络基站建设。

引入民营资本没必要？

早在今年年初，国资委就决定牵头成立国家基站公司，并且允许民营资本入股。郭凡礼表示，铁塔公司主要经营三大电信运营商外围的铁塔资产，这能够提高铁塔建设效率，并降低铁塔重复建设率。且铁塔公司在人事机制方面有所突破，这是通信企业进行改革的一次重要试水。若铁塔公司引入民资顺利，将撬开民资进入通信行业的“大门”。

铁塔公司本身的计划也符合上述预期，按照规划铁塔公司在完成了对三大运营商存量铁塔资源的收编整合之后，将会着手开始引入民营资本，并谋求独立上市。而对于民营资本是否有必要进入，业内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前述通信行业研究员认为，民营资本根本没有进入的必要。这个观点也得到了郭凡礼的认同，其表示，由于铁塔公司业务仅针对于三大运营商，利润空间有限，民营资本应谨慎进入。而马军则认为，对于民营资本来说如果有利可图就会选择进入，目前之所以民营资本并未进入是由于现在才刚开始，且对于进入的民营资本国资委也会慎重选择。

此外，对于铁塔公司还有一个是否涉及垄断的问题。由于只有一家铁塔公司，在缺乏对价和没有成本压力的情况下，极容易造成定价垄断。对此，铁塔公司董事长刘爱力表明，铁塔公司在发起阶段就明确要做到“三低一保”。所谓“三低”是指：给三大运营商的租赁价格，要低于国际同类可比公司的价格；低于当下市场的供应价格；低于三家之间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租赁价格。“一保”是指，要保证租金水平能涵盖铁塔公司的基础运营成本。

基于利益博弈论文 篇5

1 生态伦理的概念

生态伦理是调节人类与其生活的所在周围环境等价值观念的总和;生态伦理是人类自身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 生态伦理通常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才是自然界主宰，自然和外在环境都是人类的附属物，是人类的财富;动物、植物、矿、土、山川、河流，人才是万物存在是否“合理、合法”的标尺;才是丈量万物生命实体和非生命物质唯一价值尺度。

2 启蒙是对利益优先这一原则的解放

(1)启蒙解放人类。 由于社会的发展，人类知识的积累，自然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人类才从以前信奉上苍，把上天和不解的自然现象奉若神明中解救出来。 重新确立了人的地位、价值，证明了人的主宰能力。 从宗教信奉中走出来，几乎彻底摆脱了束缚的物欲，便极大的张扬开来，人类把利益优先原则执行贯彻的更加坚决固执。 利益优先原则其实质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反应，它以科技的发展为开路先锋，把自然视为服务于人类的手段来利用，“以人类中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人的一切行动的目标和出发点都是向自然和环境索取，对待万事万物一切以人为中心。

(2)利益优先性原则是对传统规范伦理的继承。 利益优先性原则是人类中心主义继承了传统规范伦理学教条主义的衣钵，再度深入发扬光大后就是极端的伦理利己主义。 启蒙对利益优先性原则给予力量支持和理论的支撑，使得利益优先有了充分的道德力量。 使利益优先的原则得以强化。 不可否认启蒙召唤回人的尊严，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在以人为假设的情形下，论证了个人利益的合理性，更进一步论证了社会、家庭、家族、宗族乃至国家、法律的合理、合法性。 但，随着人类居住环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紧张，在大自然种种报复来到或者正在来临时。 人类中心主义对利益优先性原则的合理性、可持续性不得不重新审视，几乎陷入两难选择。 人类面临对物质享受的无限欲望，却不得不面对将来的欲望在哪里能满足，能否继续享受。

3 人类中心主义需要的反思

(1)节制人类的欲望。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醒并督促人类中心主义不得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思索并尽快解决人与大自然的对立关系;重新定位利益优先性原则的合理性可持续性是否真实，进一步缓和人与自然的几乎走上对立的关系，急需扩大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把道义优先性原放在利益优先性原则的前面。 用道德的力量约束利益优先的原则。 从而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并进一步约束检点自身的行为，节制人类的欲望，用牺牲欲望的方式，为自己立法，到达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道德转向。 借助人类道德伦理的自觉约束性，为求得自然的谅解，尽可能的在大自然面前保持道德的自觉性。

(2)生态伦理意在呼唤德行的回归。 事实上，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如果受到破坏，就很难再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副作用将是巨大的，不可想象的。 “江湖上”有一句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人类精神上欲望的无穷性和自然界物质、能源的有限性，必然导致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致命硬伤：化肥、农药的无节制的使用，各种矿产品的无序开发、土地的污染、沙漠化的加剧、动植物栖息地被无限制的压缩、垃圾任意丢弃，气候的异常性变化、极端天气的重复出现。 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侮辱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如此疯狂。 大自然已经对此向人类发出了怒吼。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生态伦理回归到道义道德约束上，乃至上升到法律的位置，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但是人的利己性、团体的私立性，起纷争有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

(3)“天人合一”的儒家观念是生态伦理的典范 。 儒家首先肯定人是自然的产物，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共生”，这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理念不谋而合，堪称生态伦理的典范。 古时代的人，就能够效法于天地阴阳适应自然变化之道，饮食有节，作息有律，晓得自然界资源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道理。 为了公共的利益政府部门甚至出手干涉破坏和浪费资源的行为。 如西周时期曾设立了——虞官这样的“行政”职务，对伐木和猎取鸟兽、扑鱼等行为严格管理。 有效的遏制了人们对自然的无节制的掠夺。 古人就有了护佑生态、保持平衡的思想，懂得了乱砍滥伐深林“坏巢破卵”、竭泽而渔“、会导致天怒人怨、风雨不时。 这就是生态环境理念的雏形。 这和我们国家法规政策提倡的或者是硬性规定的”海上休渔期“、”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封山育林“等有异曲同工之效。

4 利益优先原则运用的结果

启蒙的结果是人类有了觉醒，从对自然的敬畏，走上对它的宽泛性利用、劫掠，建立了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启蒙前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是出于感觉到自我的弱小，相信有超人类力量的存在，有着上帝的“管教”。 那么启蒙后人类从上帝论的惊悸中走出，失去了管束的人类便把自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所以康德提出来”人是目的“观点。 他的意识是说人是一切包括万事万物的主人;人的需求高于一切这就是利益优先原则的运用和兴起的表现。 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欲望可以肆意劫掠和毁坏其他自然的东西如：动植物、矿山河流等并不认为是违反道德的。人的欲望的无度、利己思想泛滥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对自然的超负荷的索取。 导致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

现代生态伦理理念告诉我们人类基本一致认为，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的频繁是自然界对人类开出的一张张”罚单“。5 生态伦理研究给人们的启示人类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随着生方式、生活态度的改变，对生态伦理的理解都会不一样。 但，从现实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中可以看出来，人类还是期望生活在一种”敬天地风调雨，孝父母国泰民安“自然和谐的环境里。 故而，尽量减少对自然界的破坏和掠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是生态伦理研究的正确方向，是缓和人与自然矛盾的最佳途径。

5 结语

基于利益博弈论文 篇6

摘 要：供应链是一条关系到纵向很多企业的产品流和资金流，其中存在着很多可以提升供应链运作效率的方法。供应商管理库存就是一种实用性非常广而且有效的方式，本文利用动态博弈论知识，理性地分析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VMI谈判中的过程的得益情况，站在订货商的角度分析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方法。

关键词：供应链 供应商管理库存 动态博弈论

一、引言

供应链管理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机制和模式，通过资源集成，借助合作企业的力量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核心优势，使自身和整个供应网络获得竞争优势的过程。

供应商管理库存(VendorManagedInventory，简称VMI)是供应链上游和下游企业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其基本特点是上游企业管理下游企业的库存。在很多的供应链中，我们已经看到VMI正发挥着一种双赢的效果，一方面，它可以为上游企业提供准确的需求信息，从而制定出最优的生产计划;另外一方面，通过上游企业管理下游企业的库存，下游企业在避免库存风险的同时，节约的库存方面的费用，可以将企业资源投放到核心竞争力上，专注于自己的长处。博弈论作为一种分析经济事件的有力工具，可以理性而科学地对企业的决策进行分析，给出合理的结果和解释。

本文就是运用博弈论中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知识建立一个模型，分析在一个二级供应链中VMI系统的实施情况，作者站在订货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在VMI系统中，以动态博弈的方式解释订货商和供货商之间在策略选择上的博弈。

二、供应商管理库存综述

1.理论概述。在单个企业的成本与效益竞争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管理的发展逐渐接近极限以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竞争的制高点是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将来的竞争不再是单纯的企业与企业的竞争，而已上升到供应链与供应链的竞争。

所谓供应商管理库存(VMI)，其实是一种以用户和供应商双方都获得最低成本为目的，在一个共同的协议下由供应商管理库存，并不断监督协议执行情况和修正协议内容，使库存管理得到持续改进的合作性策略。这种库存管理策略打破了传统的各自为政的库存管理模式，体现了供应链的集成化管理思想，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是一种新的、有代表性的库存管理思想。

2.供应商管理库存(VMI)的作用。通过前面一张对VMI的介绍和解释，我们可以对VMI整个的运行机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它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供应链的效率，节约成本和费用，对于整个供应链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点：1.提高订货商使用外部资源的效率，降低订货商面对库存管理而所要面临的风险，将企业中更多的资源用于核心竞争力。2.提高供应商的供货反应速度，降低牛鞭效应所带来的资源浪费。3.提高供应链上下游的运营效率，增加供应链的柔性系数。4.增进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减少企业之间寻找其他合作伙伴的费用。

3.VMI系统中存在的博弈。为了简化VMI系统中各方的运行情况，本文中的博弈将供应链简化成一个只有一个订货商和一个供货商的二级供应量，并从订货商的角度考虑，通过博弈选择在双方的VMI博弈中达到最大利益。

无论是处于供应链下游的需求企业，还是处于上游的供应商，他们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一种行为，那就是“博弈”。在现实的供应链的供需关系中，上游供应商与下游企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供应成本的分担和利润的分配上，供需双方企业都在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博弈。

本文中假定订货商是一家强势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在VMI系统中，上下游企业之间通过VM的实施可以提高整个运营的效率，从而提高利润，然而价格的谈判会对对方的利益产生挤压，订货商可以利用其在市场上的对供货商进行价格方面的压迫。

三、供货商与订货商基于VMI的博弈分析

1.动态博弈扩展形与参数介绍。

图1基于VMI二级供应链的动态博弈扩展形

上图中，各个参数的含义如下：

:订货商在没有实施VMI的情况下与供货商进行交易所获得的得益。

:供货商在没有实施VMI的情况下与订货商进行交易所获得的得益。

:由于谈判破裂导致订货商需要在市场中寻找其他合作伙伴作为供货商所造成的费用。

:由于谈判破裂导致供货商需要在市场中寻找其他合作伙伴作为订货商所造成的费用。

:在订货商与供货商之间实施了VMI之后，订货商减少的库存费用。

S:供货商在实施了VMI之后由于运营效率获得提升导致效益增加的得益。

V:订货商在实施了VMI之后由于运营效率获得提升导致效益增加的得益。

M:由于订货商在谈判中对供货商实施价格挤压，导致订货商从供货商处获得的得益。

2.动态博弈分析。根据图1所示，整个动态博弈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博弈首先由订货商发起，订货商选择是否向供货商提出实施VMI，如果提出VMI建议，则进入下一阶段;如果不实施，则双方出于正常的上下游企业关系，双方的得益为。

在第二个阶段中，供货商选择是否接受实施VMI，如果接受，则双方进入下一阶段，讨论实施VMI的具体细节;如果不接受，则代表双方谈判破裂，双方各自重新在市场中寻找各自的.合作伙伴，他们分别需要花费来寻找合作伙伴，此时的得益为。

在第三个阶段中，订货商选择是否对供货商进行压价策略，不管订货商是否对供货商实施压价，都可以进入到第四阶段。

在第四阶段中，如果订货商对供货商实施压价而供货商愿意接受压价，则通过VMI，一部分订货商所要承担的库存费用转移到供货商身上来，转而由供货商承担，而订货商通过压价策略从供货商处获得了一部分原本属于供货商的得益M，由此双方的得益为;而如果订货商对供货商实施压价而供货商不接受订货商的压价策略，则谈判破裂，双方各自重新在市场中寻找各自的合作伙伴，此时的得益为。如果订货商对供货商不实施压价而供货商愿意接受谈判结果，则双方的得益为;如果订货商对供货商不实施压价而供货商不愿意接受谈判结果，则谈判破裂，双方各自重新在市场中寻找各自的合作伙伴，此时的得益为。

利用动态博弈中的逆推归纳法对此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是站在订货商的角度上进行考虑的，整个博弈过程中对于订货商而言最优的结果是订货商实施压价策略而且供货商愿意接受结果，订货商的得益为，是所有博弈结果中最大的，而要达到这个结果，对于供货商而言，其得益为，这个值要大于供货商放弃此订货商寻找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所获得的得益，即，供货商会承受订货商对其的挤压，从而获得比寻找其他合作伙伴更多的利润。如果，那么供货商会发现他放弃这个订货商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谈判将会破裂。

对于，可以简化为，不等式的左边为与供货商有关的参数，其数值的大小受供货商以及市场特性所影响，而不等式右边的数值分别是订货商转移的库存成本以及通过价格挤压获得的利润，这两个数值都依靠订货商本身来决定，所以说，对于订货商而言，要想通在实施VMI中进行价格挤压以达到最大利润，就必须控制好转移的库存成本以及价格挤压的程度。

四、针对VMI动态模型的改进

通过上一章节的分析，我们提出了一些有关VMI动态模型的改进建议：

1.订货商与供货商之间进行参股或控股。上下游企业之间进行参股或控股，一般是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进行参股控股甚至是收购，订货商对供货商的参股行为一方面可以在双方进行VMI协商谈判时更加考虑双方总体的利益，另外一方面，上下游企业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

2.上下游企业之间共同投资建设库存设备。双方共同建设库存设备可以减轻VMI中供应商在库存管理上的成本，其中一部分由订货商进行分担。这种方式激励了供货商接受实施VMI的积极性，为将来谈判VMI利益分配提供有力的前提条件。

3.增强信息透明度。双方进行谈判时应该

增强信息透明度，一方面可以为博弈模型提供更加完全的信息，有利于双方进行理性正确的博弈选择;另一方面增强信息透明度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双方的道德信誉，降低道德风险。

五、结语

博弈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得益于适用性广泛，而且分析符合逻辑性。在上下游对VMI实施谈判中，事实上有很多需要考虑的方面，例如对方企业的诚信，市场实力等等，在这里，本文只是针对订货商通过价格挤压手段在VMI谈判中获得最大利益进行博弈分析，具体通过什么手段调节订货商转移的库存成本以及通过价格挤压获得的利润，还需要以后深入讨论。

本文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将动态博弈模型应用到运营战略的VMI实施上去，能够更加清楚地分析上下游企业在VMI谈判中应该注重的是什么方面，作为下游的订货商应该如何调整自己与上游供货商的利益分配，在保证VMI合作关系的前提下获得最大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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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士华,林勇,陈志祥.供应链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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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兵,于会强,林略,等.供应链环境下的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型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9(4):40-43.

基于利益博弈论文 篇7

一、环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

(一)环境利益相关者的界定环境是社会群体生存的共同依赖,因此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有很多,本文将其分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三类。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宏观调控者,身份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社会管理者,需要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督、管理和处罚,希望企业进行环保投入,并对环境问题处理好的企业进行奖励和税收减免,保证人民能够拥有健康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作为经济统筹者,政府通过对企业征税获得自身的收入,因此希望尽可能多的向企业征税,减少对企业的奖励和税收减免。按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作为环境问题的直接产生者希望尽可能减少环境投入,保证收入和利润;同时,从长期战略角度出发,企业希望通过环境投入和环境治理树立公司形象,并获得政府表彰、补助和税收减免等优惠。社会群体是利益相关者中基数最大的群体,群众对环境需需求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希望政府加大环境监管、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而获得良好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不愿意支付企业因环境投入而转嫁到产品的成本。

(二)环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政府、企业、社会群体作为环境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环境需求,彼此之间存在相互制约和影响,下面通过博弈矩阵进行具体说明。首先,根据分析需要设定以下参数:

政府参数:F(Fine),政府对企业不实施环保措施的罚金;W(Watch-cost),政府的监督成本;G(Gain),企业实施环保措施入后政府的环境收益;L(Lost),企业不实施环保措施后政府的环境损失(如:治污费、环境赔偿);T(Tax),企业不实施环保措施后政府增加的税收收入;λ,政府执行环境监督责任的可能性。

企业参数:S1,企业实施环保措施后的收益;C1(cost),企业实施环保措施后的成本;S2,企业不实施环保措施后的收益;C2(cost),企业不实施环保措施后的成本;ΔR,企业实施或不实施环保措施的收益差额,即(S1- C1)—(S2C2);A(Allowance),企业实施环保措施后收到的政府补贴;ω,企业实施环保措施的可能性。

社会群体参数:U1(Utility),优质环境下的环保效用;U2(Utility),劣质环境下的环保效用;P1,社会公众购买环保产品支付的金额;P2,社会公众购买非环保产品支付的金额;θ,社会公众购买环保产品的可能性。

(1)利益相关者博弈一:政府与企业。政府作为地方管理者,可以选择进行环境监督获取相应的环境收益、罚金收入,但需支付环境监督成本;也可以节约成本选择不监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选择实施环保措施以减少罚金、树立企业形象;也可以选择不实施环保措施来控制成本。其两者利益博弈如表1所示:

第一,,政府履行或不履行监督职时收益期望分别为:

EG(1,ω)=ωG-W+(1-ω)(F+T-L)

EG(0,ω)=ωG(1-ω)(T-L)

当政府收益最大化时,满足:EG(0,ω)=EG(1,ω)

即:ωG-W+(1-ω)(F+T-L)=ωG(1-ω)(T-L)

可得:ω=1-W/F

以上推导说明:想要企业更愿意主动实施环保措施,政府需要加大处罚力度,增加企业不执行环保的机会成本;实施有效监督,尽量降低监督成本。

第二,企业实施或不实施环保措施时收益期望分别为:

EE(λ,1)=△R-A

EE(λ,0)=(1-λ)△R-(1-λ)A-λF

当企业收益最大化时,满足:EE(λ,1)=EE(λ,0)

即:△R-A=(1-λ)△R-(1-λ)A-λF

可得:△R=A+F

上述推导说明:提高实施环保措施后的收益能有效激励企业主动实施环保措施,政府应当执行相应的监督和奖惩,适当增大环保奖励和惩处力度,能够刺激企业实施环保措施后的收益增加。

(2)利益相关者博弈二:企业与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作为环境状况的接受者,可以选择抵制非环保产品来减少环境污染,也可以选择购买环保成本,两种方式下承受不同的环保效用和产品成本。其两者利益博弈如表2所示:

第一,企业实施或不实施环保措施时收益期望分别为:

EE(1,θ)=θS1+A-C1

EE(0,θ)=θS2-F-C2

当企业收益最大化时,满足:EE(λ,1)=EE(λ,0)

即:θS1+A-C1=θS2-F-C2

上述推导说明:企业主动实施环保措施的影响因素包括实行环保措施行为前后产品成本和产品收入差异、政府奖励补贴和政府对同等条件下未实行环保措施造成环境问题的惩罚。由此可以通过增加企业实施环保措施前后的收益差额来刺激社会公众主动购买环保产品,所以企业应该提升环境工程的技术含量,树立品牌形象从而提高总收益。

第二,社会公众购买或者不购买环保产品时的收益期望分别为:

EC(ω,1)=[(V1-P1)-(V2-P2)]ω+V2-P2

EC(ω,0)=ω(V1-V2)

当社会公众效益最大化时,满足:EC(ω,1)=EC(ω,0)即:[(V1-P1)-((V2-P2)]ω+V2-P2=ω(V1-V2)

上述推导说明:社会公众是否购买环保产品取决于均衡时的ω与企业实际实施环保措施的概率,只有当实际中企业实施环保措施的概率大于均衡时的ω,社会公众才愿意购买环保产品。从长远目光看,两者的收益最大化均衡应该是企业主动实施环保措施,社会公众主动为环保产品中的环境投入买单,即购买环保产品,这就需要政府在宏观上进行正确引导。

二、基于利益博弈的企业环境财务绩效分析

(一) 环境财务绩效指标选择本文选取以下评价指标:(1)环境支出占营业成本的比例,环境支出是企业为实施环保措施而付出的现时代价,根据数据搜集来看主要包括环境设施类、人工费用、排污与专项治理费用和其他改善性支出。(2)环境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环境收入是企业通过实施环境措施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收益,不同于企业营业收入,环保投资不一定能带来直观的金额收益,但应当将实施环境措施后企业节约的资源、效率提高带来的收入等均纳入到环境收入中。(3)环境收益占营业利润的比例,环境收益是环境收入和环境支出的差额,该指标旨在表明企业实施环境措施对企业的财务贡献,因此未包含政府奖励和补助。(4)环境投资报酬率,即环境收益与环境支出的比值。本文选取该指标,一是能够反映企业实施环境行为的投资报酬率;二是在指标为负即环境收入小于环境支出时,该指标亦是在利益相关者平衡状态下政府应当给予企业的最低补助标准。

(二)样本公司环境财务绩效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上市公司环保后督查工作的通知》规定核查的100家公司,剔除带ST前缀和至今未上市的公司,以剩余64家公司为样本。

(1)环境财务绩效信息披露。环境财务绩效信息披露来自企业环境报告书、社会责任报告、年度报告的环境信息,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很不完善,仅有33家公司披露环境报告书或社会责任,存在披露的报告中环境信息记录不详实。根据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详细程度分成5个等级:详细,披露公司环境计划与目标、环境财务,完整记录公司环境工程的运行和污染物排放数据等;比较详细,记录公司环境财务,能基本说明公司实施的环境措施或环境绩效;比较粗略,笼统地介绍公司环境行为,未涉及金额、数据或数据披露不完整;粗略,十分简单地提及公司环境行为;十分粗略,基本一笔带过。

(2)公司环境财务绩效情况。依前文所述选取信息披露完善的15家公司,采用修正后的四大指标来分析公司环境财务绩效,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3)利益相关者博弈视角下的环境财务绩效分析。表4说明67%公司环境投资报酬率非负,能够主动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公司通常具有良好的环保措施和环境效益。总体来看,公司规模与环境收益成正相关,政府补助与奖励能够弥补环境支出,两者相辅相成构成良性循环。为更好地论述利益相关者博弈视角下的环境财务绩效,本文采用对比分析法来论证。

第一,政府主动进行环境监督,对实行环保措施进行奖励或补偿能够促使企业主动实施环保行为。塔牌集团环境投资报酬率为-1.26%,公司主动实施环保会导致公司利益的负增长。政府与企业利益进行博弈时,假定行动顺序是政府先于企业,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状态下,企业主动实施环境措施的概率ω=1-W,政府应当采取科学高效的监督、加大惩罚,即以最小的监督成本实现最优的奖惩措施来促使企业最大可能性地主动进行环境保护。根据该式政府奖励或补助可以理解成负惩罚,塔牌集团只要能从政府获得能够补偿环境投资损失的奖励,且奖励越多主动实施环保的概率越大。现实中,政府于2012年通过专项经费、节能减排奖励方式对塔牌集团进行300万元的补助,奖金占环境支出比高达8.61%,不仅完全弥补了塔牌集团的环境净收益缺口,还提高了公司实施环保的可能性,进一步树立公司形象,促进公司长久发展。

注:环境收益数据由笔者根据企业公告中环保工程直接经济效益、节约原料折价整理而得

对比下,西宁特钢和五矿发展的环境收益缺口补偿不尽如人意。西宁特钢、五矿发展的环境投资报酬率分别为-91.54%、-75.81%,政府补助分别仅为12.80%、12.07%,明显不足补偿该公司的环境收益缺口。同时,两家公司的环境支出是营业支出的数十倍,说明公司投入大量科研力量、人财耗费在环境工程中,环境投资并没有在短期内为公司带来直接收益。需要说明的是,西宁特钢和五矿发展均属于行业内主导品牌,行业报告显示其市场占有率和客户满意度较高,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两公司未单列环境会计,即未对环境财务绩效进行充分分析,如西宁特钢仅对配气站热值工程评估得出单位吨材节约成本,并未对2.4亿大额投资的电路无电冶炼、高炉富氧喷煤等工程进行环境收入测算,而该投资项目为公司节约煤气20.5亿立方米、减排废水380万吨、单位吨钢综合能耗减低5kgce,这些内容均未列入环境收益。不仅如此,此类工程大多为数年累计投资,未来建成后将获得显著受益。故笔者大胆假设,按现行生产原来价格、排污处理费用核算以及环境项目预计未来现金流计算,长期来说西宁特钢和五矿发展的环境收益效果良好。

第二,企业主动实施环保措施有助于提高政府监督质量、消费者效用和企业长久发展。高质量的政府监督是在较低监督成本下实现奖惩分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以可接受范围内的价格购买环保产品并因此享受环保带来的优质环境,企业长久发展通过树立企业形象、占领市场份额、提高效益等方式建立的战略方针。下面对同属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行业的四家公司对比分析(表5)。

在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博弈中,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点,社会公众购买环保产品的概率θ政府实施环境监督的概率样本中太钢不锈、安阳钢铁、紫金矿业的政府奖励金额与企业经营绩效和环境投资报酬率成正相关,根据上面的公式,可以印证要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博弈中满足双方的最大效用,政府方面要加大环境奖励金额、提高环境处罚金额,;企业方面要提高实施环保前后的收益差额,即提高环保工程的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2008年以来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呈下降趋势。因此总体来说,我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不容乐观,但根据表5结果显示,太钢不锈、安阳钢铁和紫金矿业均具有良好的环境投资收益,安阳钢铁和紫金矿业的环境报酬更是高达环境投入的2至3倍,很大程度上补偿了行业下行风险的损失。在获得良好收益的同时三家公司获得政府的高额奖励,且奖金额度与环境效益和公司规模成正比,说明作为“三重一大”环境投资效果与公司规模成正相关,也就是说环境投资不仅能帮主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促进社会公众购买环保产品,更能帮主企业实现收益、扩大规模。

三、结论

“大浦东”背后的利益博弈 篇8

浦东南汇两区合并是上海建设“两个中心”的重大举措,但1+1能否>2,还要看规划、产业和政府功能的一体化的磨合进度。

颇受关注的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的上海市行政区划调整,在得到国务院批复不到半个月后,新的浦东新区高层人事调整已经尘埃落定。

5月18日,上海市委常委、原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被任命为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原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姜、原南汇区委书记戴海波、原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张国洪、原南汇区委副书记张才莲任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

在这五人中,姜从市政府层面空降新浦东最让外界感到意外。而其实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在姜调任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一次谈话点出了他的工作重点。

5月11日,俞正声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坦言,“在一些问题上,我们遇到‘落实难,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究竟是我们的部署与具体工作脱节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看是不是要专门找一个市委副秘书长‘狠抓落实,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此可见,上海方面对于两区合并中的磨合与执行力问题多有不满,姜的调任,其用意就是要在新浦东进入新一轮改革期后“狠抓落实”。

鋪路“两个中心”

此前的5月6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在例行新闻会上透露,国务院已于近日批复了上海市《关于撤销南汇区建制将原南汇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的请示》,同意撤销南汇区,并将其行政区划并入浦东。

“大浦东”的构想在政界和学术界讨论已久。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洋山同盛联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济师任先正还曾递交提案,建议 “成立大浦东区,可以分为北、南两分片,包括现浦东新区、南汇区和奉贤区的部分地区”。3月,两区即将行政合并的消息也开始在坊间流传并频频见诸报端。4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在上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雄正式证实,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

不过,媒体此前报道内容与5月6日公布的有所不同,报道称“南邻浦东新区的南汇区部分区域,将并入浦东新区,南汇区的另一部分区域,将在现在临港新城的基础上单列为临港新区”。陈启伟对这一说法予以了更正,强调指出是“撤销南汇区,将南汇区的行政区域并入浦东新区”。专家学者普遍分析,此举剑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两个中心”建设。

上海体制改革研究会张辉铭表示,当前上海的整体布局是,陆家嘴、外高桥和浦东机场属于浦东新区,洋山保税港则属于南汇区,而陆家嘴和洋山港是这两大区的核心区域,它们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以前,浦东搞金融,外高桥、临港新城攻航运。这两区的合并既方便了陆家嘴金融中心的拓展,同时有效地连接了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无疑将使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优势得到叠加,联动效率也将提高。

迪士尼、大飞机项目也将直接受益于浦东南汇的两区合并。迪士尼选址基本处于两大区域交接地,合并后将有利于瓦解在此项目上的利益冲突。大飞机项目是上海承担的又一重大国家工程:今年2月,中国商用飞机设计研发中心正式落户原浦东新区的张江高科技园区;而在去年,国家级民用航空产业配套基地及大飞机发动机项目也已正式落户原南汇区的国家级装备制造基地临港新城。新浦东的诞生,无疑将有力助推该项目。

过去浦东新区发展主要依靠土地批租和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外资,创造了上海金融发展的奇迹。但现在浦东新区可供使用的土地逐步减少,单纯依靠土地吸金的模式相对滞后。浦东新区严重缺乏土地的现状已经制约了浦东产业升级的步伐,资料显示,原浦东新区目前的可用工业用地已基本见底,维持在10平方公里左右。两区合并将给新浦东带来大量的后备土地,原浦东新区面积532.75平方公里,原南汇区面积677.66平方公里,调整后的浦东新区总面积将达1210.41平方公里,“大浦东”格局初现,丰富的土地资源将催生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

此外,对南汇区来说也有两大好处:一是产业重新布局。南汇的产业会转移延伸至浦东,从而促进产业经济,并增加产业人群;二是政策优惠和制度创新。由于浦东新区享受的国家政策较多,南汇将因此受惠。尤其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将使南汇区域经济发展提速。

“如果把南汇比喻成人,那么它现在已经从普通人变成了明星。”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维的解读是: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的方案,把南汇从“洼地”提升到了一个“高地”,亦为浦东带来更大“施展拳脚”的空间。

据报道,上海方面已进行了产业规划,“大浦东”地区整体空间布局为:一轴和四带。一轴是世纪大道至浦东国际机场发展轴。四带包括陆家嘴金融区为核心的沿浦江带,以一江三桥国家开发区为核心的东部发展带,以外高桥港、浦东国际机场和洋山港为依托的滨江沿海发展带以及原南汇中部面积广阔的农业发展带。根据上海方面初步调研显示,浦东将走综合性、高端化道路,而南汇则走专业性、特色化道路。

南汇地价飙升

随着“大浦东”出炉,南汇地价飙升。自今年上半年传出两区将合并的消息后,南汇区惠南镇、临港新城、周浦、康桥等地的房价短期内迅速上涨,两个月就飙升了10%。浦东与南汇合并,将大大提高南汇的城市化程度,受益最大的自然是开发商和土地掮客们。他们甚至来不及调整一个合理的二手土地报价,只能暂时咬住价格,捂地惜售;而许多想拿地的开发商还来不及出手,南汇已是一地难求。

据分析,此前浦东新区土地和南汇区土地存在着巨大级别差距。浦东新区核心区域为一、二级区域,其他区域基本都在五级以上,集中在三四级范围内,仅有少数区域土地属于七级及以下。反观目前南汇区土地级别,最高土地级别为七级,更多土地属于九级区域。合并之后,南汇区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土地级别将实现大幅提升,土地级别的提升,意味着土地出让底价的上涨,提升级别越多,上涨幅度越大。许多开发商、企业手头现有的土地也将随之水涨船高,土地价格的涨势将直接影响相关区域房价的上涨。

官方2003年6月30日公开的《上海市基准地价表》显示,一级土地商业基准地价为12260元/平方米,办公8200元/平方米(住宅及工业未标明);二级土地商业基准地价9920元/平方米,办公6200元/平方米,住宅6200元/平方米;七级土地商业仅为1269元/平方米,办公940元/平方米,住宅940元/平方米,工业295元/平方米。而目前实际的土地价格绝对差距会更大。

“大浦东”调整中所蕴藏着的如此巨大的土地价值调整空间,自然成为整个调整的行政及经济各领域意义之外,最受人关注的部分。

人事调整难题

“大浦东”突破了行政区划规制,使得土地、政策、资金、竞争等诸多掣肘难题将迎刃而解,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及其他大项目等将能通盘考虑,有望成为上海未来20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浦东和南汇的合并,上海区级官员的大规模调换,将不可避免地触及相关政府人员及企业的利益。

在高层人事调整确定之后,据了解,新浦东新区还拟于7月10日选举产生人大代表,并召开人代会,选举产生新的区人大常委会和区政府组成人员。根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新一届浦东新区人大代表的名额总数为450名,浦东300名,南汇150名。而上一届浦东新区人大代表有450名,南汇有260名。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的工作,将会在今年七八月间完成。

此前,上海就有将南市区并入黄浦区的合并先例,上海的一位基层官员表示,合并的“后遗症”至今仍然存在。他举例称,合并后的黄浦区某职能部门,一度有14个副主任,后来通过多年的分流、退休等安排,才逐步调整到位。

目前南汇有40多个委办局,并入浦东后,重新进行机构和人员调整在所难免,比如,南汇区有教育、卫生、体育局,而浦东相对应的则只有一个社会发展局。

在人事、机构合并上,由于浦东自开发开放以来一直坚持“小政府、大社会”原则进行机构设置,而原南汇仍是传统的机构设置,在“大浦东”的格局内,将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在更大区域的运作。专家表示,“打造全国行政效能最高和行政收费最少的地区之一”,也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人事合并可以肯定的是仍然沿用“大部制”的思路。

在5月13日召开的有关工作会议上,俞正声强调,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事关上海长远发展。他说,各级党组织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党性、讲大局、讲政治,以党的事业为重,正确对待个人进退流转,坚决服从组织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