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精选8篇）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 篇1

张家港市崇真中学杨志丰

近日，国家刚在东海设立其他防空识别区，美方两架B-52轰炸机就飞越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日自卫队飞机在没有向中方通报的情况下飞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全然不把中国看在眼里，而我们国家也没有什么反应，正巧看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感慨万端。早在一九00年二月，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老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 篇2

1梁启超先生之治学

1.1治学之精神———妙手偶得之

梁启超先生从前期主要从事西学新书目录的编纂活动, 转而至后期从事中国传统目录的编纂和对佛经目录的整理研究上。梁启超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集中研究了中国传统目录学和佛经目录。据余绍宋回忆:“六年前 (1925年) , 予避乱居天津, 与任公梁先生过从最密。时任公方撰诸家书目提要, 陈数十种薄录之书于案头, 朝夕讨论。”[1]十年间他完成了中国目录学史方面的研究。梁启超先生对佛经目录的研究始于他对中国佛学史的研究, 先生对于佛经目录学的研究并非刻意为之。

由此, 笔者想到现如今学术研究中的功利性问题。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许云和教授在其所著的《汉魏六朝文学考论》的前言中写到:“本书不是对汉魏六朝文学的一个概论, 也不是对汉魏六朝文学的某一个问题的专门研究, 笔者只是就这一时期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感兴趣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件, 感兴趣才能有热情, 有热情才会“享受”学术研究的寂寞, 这大抵是许多有作为的文人学者最为珍贵的品质。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却颇多功利色彩, 很多学者做研究的出发点并不在兴趣, 研究中的应景之作不在少数, 可真正能够启迪后人学者的却寥寥无几。

1.2治学之态度———不人云亦云

对于佛经的起源问题, 梁启超并未采信众人的说法, 而是认为“经录盖起于道安”, “则安公之作前无所承可知”, [3]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 (简称《安录》) 乃是佛经目录的开山之作。而对《安录》之前有记载的经录尚有七部:《古经录》、《旧录》、《汉时佛经目录》、《汉录》、《众经录》 (竺法护) 、《众经录》 (聂道真) 、《赵录》。先生经过系统的考辨, 认为这些经录或是伪书, 或是古人厚古薄今, 将近书误认为是古书。

梁启超在考辨《安录》之前的几部经录的真伪时, 不敢苟同世人已普遍认同的观点, 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将相关文献中的信息联系起来加以考量, 在抽丝剥茧之后得出结论。先生未曾对任何已有结论妄下断语, 真或假、对或错, 自然需要有理有据的评辩, 其间先生严肃严谨的治学态度, 可见一斑。

1.3治学之勇气———敢为人之先

佛教在汉代开始传入中国, 从东汉到隋唐的几百年间, 它在我国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佛经是随着佛教的盛行而日渐丰富起来的, 众多种类的佛经目录由此而自然而然的得到发展, 历代出现的佛经专科目录也至七十七部之多[4]。我国的佛经目录时代久远, 卷帙浩繁, 体系完备, 著录精良, 但长期以来, 目录学家深受“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 对其的研究始终无人问津。在“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下, 儒家文化被无限放大, 成为社会的正统文化, 儒学占据统治地位, 这使得佛教文献尽管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 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基本被排除在官方文献之外。也正因为如此, 佛经目录一直被排斥在我国目录学家的视野之外, 对其在中国古典目录学中的作用也多有忽略。

梁启超先生于1920年欧洲游历回国后, 开始集中系统地研读佛经, 他对上起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以来的各种重要经录作了较为系统的发微性质研究。先生在学者耻于探讨经录的风气之下, 敢为天下人之前, 以科学的精神, 严谨的态度研究佛经目录, 实难不教人佩服其治学之勇气。且对于佛经目录之研究, 先生以前并无人涉及, 因此先生的研究可说并无可参考之物。面对浩繁的佛经, 要整理、辨伪、提要, 实属浩大的工程, 但梁启超先生并未产生半点推诿退缩之意,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佛经目录的整理当中, 这种如黑夜之中无指引地追寻光明的历程, 确是多数学者没有勇气开始的。

2梁启超先生之佛教目录学思想

《位置》一文亦表达出梁启超先生的目录学主张, 分类与提要是目录学中两件要紧事, 故笔者仅就这两个问题略表一点薄见。

2.1分类

梁启超历来重视佛录在图书分类上的发展变化, 《位置》一文中用大篇幅阐述了佛录在分类上的独到之处, 特别是将一些在分类上做的比较优秀的佛录以图表的形式将其分类情况详细列出。通过对历代佛录分类方法进行细致系统的梳理, 梁启超先生亦将佛录分类方法的历史变革呈现在世人面前, 并得出结论:佛录的分类“极复杂而周备”[3]。

梁启超先生经过系统的梳理, 共总结出五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佛录分类方法。 (1) 收录当时所有佛经的经录。“《安录》 (《综理众经目录》) 是将当时所有佛经之全部加以整理有组织有主张的一部创作。” (2) “专记一人或一派之著述者”。[3]起于晋聂道真的《众经录》, 其后《菩提流支录》和《灵裕法师译经录》也属于此类。 (3) “专记一朝代或一地方之著述者。”[3]首开其绪的是十六国姚秦时释僧叡的《二秦录》, 专记一朝译经;又有无撰人姓名之《庐山录》, 专记一地方的译著。 (4) 按经录是否按照大小乘进行分类。 (5) 按经录是重分类及真伪还是重年代及译人, 可把经录划为二大流派:“一专注重分类及真伪, 其二专注重年代及译人。

2.2提要

所谓提要, 就是用简短的语言介绍文献的内容旨趣、学术价值、作者生平、学术沿革、校勘经过、版本优劣等内容特征。提要融入了作者对文献研究的心得体会, 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历来备受学者推崇。[6]但我国经录长期缺少提要而仅有小注。经录完全意义上的提要仅有元代王古《圣教法室标目》。王古的解题深得梁启超先生的好评, 梁甚至认为其是“极有价值之经录”。但此后的诸经录却并未沿袭该传统, 实乃经录史上的一大憾事。也有学者认为, 其实经录大多不备提要是由佛教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作为一种宗教, 佛学不是诉诸人的理智, 而是要求盲从, 佛经更是被视为神物, 只可意会, 不可言教;而众多教派存在的现实也不允许对佛经内容有某种定论, 故经录多无提要是可以理解的。[7]

梁启超先生之所以如此重视经录提要之价值, 与其提出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目录学原则“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 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是不无关系的。梁启超认为题解是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应该以尽量少的笔墨勾画出所录书的主要内容, 使人不见书而知其大意费时少而收益大, 帮助学人进行学术研究。

梁启超的为读者顾问是对目录学职能的重新界定, 表述了目录学的最重要职能, 具有创新价值。它突破了古典目录学的理论体系, 构成了近代目录学的理论内核。它的提出, 标志着由以文献整理为中心的古典目录学开始向以读者为中心的近代目录学的转变。[8]

3小结

梁启超先生以其深厚的佛学功底, 坚持不懈的学术精神, 将一千多年的佛教目录史进行系统的梳理。梁启超先生开我国佛教目录学研究之先河, 其后佛教目录学才逐渐为学者们所关注, 从而拓展了目录学研究领域, 丰富了目录学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余绍宋.饮冰室藏书目录序[M].见:夏晓红.追忆梁启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2]许云和.汉魏六朝文学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3]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A].饮冰室合集.专集六十七[C].北京:中华书局, 1989.

[4]李杰,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初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5 (3) :86-91.

[5]转引自:李杰,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初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5 (3) :86-91.

[6]刘明铛.读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浅析梁启超目录学思想[J].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版) , 2000, 27 (6) :98-101.

[7]李杰,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初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5 (3) :86-91.

读《乡土中国》有感 篇3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我对费老在《乡土中国》里那鞭辟入里的分析更是非常的欣赏，也引起了共鸣。在认真了解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之后，我大胆地设想把中国的农村社会比喻成一个肌体，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肌体。并冒昧地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和“礼治统治”就是这个肌体的骨架，是它们共同支撑着这个安稳的乡土社会结构；把“血缘和地缘”之间的动态关系看作是这个肌体的血液，从而维系着乡土社会的绵延；而土地则作为这个肌体的肌肤，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这个肌体中最厚实的东西，是永远都离不开的。那么在这个比喻之下，整个乡土社会便被建构了。而费老所概括的乡土社会的林林总总，如“男女有别”、“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家族” 等，则是这个肌体所表现的特征，有外表上的、也有心理上、更有骨子里的。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费老所阐述的在乡土社会中所衍生的土的、愚的、私的、病的等乡土特性，它们是这个肌体所表现出的病态，是需要诊断和医治的。无疑，费老是一个资深的社会医生，他在用自己的眼睛给中国社会看病，而《乡土中国》则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分析报告。综合看来，中国的乡土社会经过了几千年的变迁，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症状” ：

土。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人多地少，但农民却又紧紧地被土地所束缚，生于斯、长于斯、最后死于斯。就像费老所说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在费老看来，“从泥土里讨生活的人，不能老移动，他得守住土。老子产生‘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是很自然的。”因此，乡土社会在土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由此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私。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乡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私”。正如费老所说的“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种毛病的。现在已成为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中国人并不是不善经营，只要看南洋那些华侨在商业上的成就，西洋人谁不侧目？中国人更不是无能，对于自家的事，抓起钱来，拍起马来，比哪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因之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

愚。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当然也有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人也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结。然而，费老在《乡土中国》所谈及到的“愚”并不是指的智力方面的，他曾质疑到：“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么样应付汽車，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这又愚在什么地方呢？”因此从理论的层次上理解乡土社会的“愚”，这应该是一种不自觉的“愚”。是因为在这个熟人的乡土社会中，丧失了产生文字知识的需要，而文字作为一种文化，在不能满足需要的功能的前提下，是很难酝酿的。

稳。乡土中国是亚普罗式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裂。也就是说，乡土社会是一个平稳的社会，而这种稳定性则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 就是这个稳定的乡土社会的支架。正如费老所说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少，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较慢的社会变迁速率则在无形中成了孕育“礼治”的土壤。因为在这种前提下，乡土社会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乡土社会中出现的生活问题。

认真研读了费老这本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诊断报告，我对乡土社会的特性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份“诊断报告”的背后，我深刻感受到费老“医术”的高明。他采取了“中西结合”的理念，在对乡土社会的分析和反思中始终贯彻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经验功能主义，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但同时他又在解释过程中高度概括出一些中国化的东西。面对农村社会的种种病态，费老又试图从经验功能主义中“需求的视角”来医治乡土社会。如他在书中提出了用刺激需求来实现“文字下乡”，用“社会计划”来刺激乡土社会的变迁，最终改变其劣根性。而在《乡土中国》之后，费老又写了一本《乡土重建》，探讨中国农村怎样引入工业生产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实现温饱，步入小康生活。这些建设性建议的提出，也算是对中国社会开出的一副良药吧。可惜的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他的这些“良药”却被看成了资产阶级的“毒药”，最终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今，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乡一体化的逐步实现，城乡人口相互流动的趋势加剧，我国已经进入了“转型社会”这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农村社会出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二者间发生激烈的碰撞，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如乡土性渐变、礼治淡化、长老统治与教化权力弱化等社会特性。再回过头来参照费老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些思考，倍感切实、中肯，其思路对解决“农村社会发展”问题将是有益的补充。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 篇4

曲伟

梁启超，近代思想家，著名学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敬业与乐业》就是其中一篇，是宣讲人生与事业关系的演讲词。

《敬业与乐业》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人们对待职业的态度问题，论述了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认为，人人都要有正当的职业，人人都要不断地劳作。那么，有了职业以后，我们对于现有的职业应采取何种态度呢？作为企业员工，我们又应该怎样对待工作呢？按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我们应做到两点：“敬业”与“乐业”。

第一，敬业。敬业就是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都不旁骛。为什么要敬业？因为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另一面也是了为了劳动而生活。活着的意义其实就在从业上，这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先生的观点和我们没有区别。

一名优秀员工，理应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应该敬重自己的职业。现在有很多员工在工作中不专心、不勤奋，有的沉迷于网络游戏、电影电视、谈情说爱，有的还从事工作以外的第二职业。这样就没有做到敬业，没有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员工就缺乏起码的敬业精神。“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在工作中，要把本职工作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我们应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所从事的岗位工作中，不断创造新的财富，为社会和国家创造更大价值。

第二，乐业。乐业就是从自己的职业中找出乐趣和快乐。梁启超先生说，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劳作不会是最苦的，最苦的是那些无业游民和厌恶自己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认真坚持做下去，一定会从中找出快乐来。有很多人，在社会上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这些就是最苦的人。还有一些人，虽然有了职业，却总是不太安分，认为自己从事的职业枯燥无味，自暴自弃，没有认真负责地去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结果很难做出一些成绩来，这些人也是最苦的。所以，我们不但要敬业，还要乐业，兢兢业业，刻苦认真地做事情，一定能找到职业的乐趣。

一名优秀的员工，也要乐业。有的员工老是抱怨自己的单位不好，认为自己的工作做起来枯燥无味，单调乏味，整天闷闷不乐，无法专注于工作，结果每天都在混日子，收获甚少，虚度了光阴。这是绝对不可取的。无论我们在哪个单位工作，无论做的是什么岗位，都应该做到乐业，认真勤奋地去工作，在工作中体验乐趣，收获成绩，不断积累，才能事业有成。

读《少年中国说（节选）》有感 篇5

七三班 刘玉霞

放下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文章抒发了作者对中国腐败的深恶痛绝！令人强烈的感受到作者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一股强烈的爱国之情！

中国，一个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我们有阳光织就的皮肤，我们有江河坦荡的性格，我们有大海宽阔的胸襟，我们的意志能撼动山岳！可我们的祖先曾受过凌辱和奴役！不屈的脊骨却从未弯曲过！南湖的航船啊遵义的火炬，孕育着新中国黎明的花朵；井冈山的杜鹃啊延安的牡丹，绽放着春天的血与火的颜色；雨花台的壮志啊白公馆的浩歌！中国正以崭新的高度向第一奋起冲刺！

想当年徐悲鸿留学国外，受到洋学生的挑衅：“你们中国人本来就是当亡国奴的料，即使把你们送到天堂学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听后，愤怒不已：“你们等着瞧吧！”从此，他经常卢浮宫，凡尔赛宫里，他废寝忘食临摹名作。终于，他的画展轰动了巴黎。那些趾高气昂的洋学生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徐悲鸿靠民族的自尊心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为祖国、为民族赢得了荣誉！

中国啊中国，你是国徽上旋转的齿轮，你是共和国大厦的一片瓦，你是国歌里上升的音阶，你是黄土高原的一首高歌，你是东方的一条巨龙，呼啸着闯进世界的视野！

祖国，我伟大的母亲！您有一个骄傲的而自傲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向往法国的浪漫，有人渴望美国的繁华，有人憧憬英国的美丽，但又有谁能够记住我们强有力的后盾——伟大的中国，一个历尽五千年沧桑和文明洗礼的国家！她没有华丽的着装，也没有如花的容貌！有的只是对她13亿儿女的关怀与呵护！岁月使她的容貌苍老了！却使她的心更年轻了！当然被浓浓的爱意包裹的儿女，也不会让她失望！我们用勤劳的双手为母亲做了一身新衣：林立的高楼大厦，繁华的街道，忙碌的人们，让我深情的喊一声：“母亲！”我是您朝气蓬勃的儿女！为了您的崛起，您的辉煌，您的成功！我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

读中国梦有感 篇6

国庆期间我捧起《中国梦》这本书本是作为任务而读，可读着读着我却情不自禁的入了迷。

中国梦对于我来说本是一个及其遥远的词，可读了这本书我发现其实他离我一点也不远。中国梦包括全体中国人的个人梦，他是由无数个个人梦组成的，实现中国梦就是成就了每个人的个人梦。

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开始了中国农民的救国梦，虽然他并未实现，但却成为近代中国人民的一个巨大的精神鼓舞。近代的中国因固步自封而落后与世界各国，林则徐作为当时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揭开了封建王朝的改良梦，虽然中国人民寻求的民族富强之梦又一次破灭了，但他却是寻梦道路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举起了资产阶级共和梦的大旗，但这个梦终未实现，而拯救中国的民族使命最终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肩上。从1921到1949，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了中国的解放梦！

回顾中国近百年寻梦、追梦的历史，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是无数中国人坚定的追梦的脚步换来了新中国的梦的开始。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富强梦的开始。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土地改革法的颁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执行，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这些骄人的成就无不标志着我们离梦想更近了一步！在梦想的道路上我们虽然遭受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小小”挫折，但我们追寻梦想的脚步从为停歇，从未放弃！而四个现代化的提出让我们有了更高的目标，去追寻梦想。

国民产值的大幅度提升，奠定了我国世界强国的地位；科学技术取得的突出成果，令世界瞩目；改革开放的拉开让我们坐上了通往强国富民的特快列车；小康社会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梦想的春天；而加快经济建设，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步步的计划又让我们有了更高的梦想„„

中国梦是复兴之梦、发展之梦也是和谐之梦、和平之梦。有梦想的人是快乐的人，有梦想的中华民族是充满希望的民族！中国梦简单而又宏达，他在我们脚下，在我们心间。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虽然现在还不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我可以用知识武装自己，在未来为中国梦的延续，为我的故乡--陕西的富裕、和谐、美丽做一份贡献！怀揣我的信念——坚信所有人为之共同奋斗就能实现的信仰！成为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力军的中坚力量，成就我的个人梦！延续我们的中国梦！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初一七班张耘瑞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 篇7

喜欢文字, 腌制时间, 煮字疗饥。

喜欢生活, 流年韶光中, 指尖上拎花, 散发微芒, 安之若素。喜欢读书, 字如珠玑, 悠然品之, 人生真味也。读好书更是。近些时日, 我用近一周的时间读完了品城, 可能对于阅读而言, 一周时间稍显漫长了些, 然则于我, 则说明此书深可我意, 入得我心。正如书名“品城”二字所言, 此书可用来细细品之, 读是用感观思维来理解, “品”则是用心灵精神在体会, 相对而言, “品”可能更能深入, 更有深度一些吧, 我是如此简单而又深刻的认知的。

对于认识城市而言, 我们对于城市的认知首先是地域概念, 风土人情, 东南西北中, 城市风格也自是各有面貌, 与众不同。以前也看过此类关于描述城市的书籍, 可能那些书内容更倾向于民俗风情, 书者心态更趋于岁月静好, 太平盛世一些吧。然此书的内容则为我打开了对于城市理念理解的另外一扇窗, 作者以鲜明的视角和理性的笔锋深刻地点评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7个城市。北京的“亢奋症”, 上海的将“中心”进行到底, 重庆的“喧哗”与“骚动”, 深圳的楼市之困, 杭州的离天堂有多远?还有武汉的“新特区”歧义, 长沙的一体化之感……。作者娓娓道来, 细诉了这些城市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 剖析了城市表层的资源历史和地域文化, 还有更深层次剖析了城市背后所隐藏的真相。于历史和文化而言, 对于城市的描述可能如同一幅风景画般, 浓墨重彩, 悦人耳目。然此书则转换了阅读视角, 由政治、经济、建筑、社会、民生等各个方面入手, 抓住这个城市最能体现城市特色的那一部分进行阐述并加以批判, 比如深圳, 选择的就是楼市这个如今全中国人都在关心、关注、也揪心不已的话题;比如北京, 选择的就是他的中心地位与无序膨胀之“怪”;换作成都, 就与重庆一路比肩下来, 因为有了对照, 就有了深切的和亲近的感触, 使我们感到这种比较与阐述明了、清晰, 易于认识与理解;有的城市甚至就是直接从缺点和“乱”处着笔, 挑出现实发展的短板, 报以智者的冷眼, 如广州, 再如南京, 又如苏州, 在作者看来, 这些城市的发展完全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 “另一番盛景”。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 篇8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从小就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甲午战争后，他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和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为国事奔走，大声疾呼，成为和康有为齐名的爱国志士。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主要从事宣传活动。在日本，他办报纸，写文章，致力于开启民智的文化普及工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少年中国说》就是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为塑造中国的现代国家形象、制造将来现代中国立国的舆论而作的。

梁启超的“现代中国”想象，首先是起因于他者对中国的命名，文章开头说：“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老大帝国”是来自于欧西和日本人的命名。梁启超对这一命名和形象深为不满，于是心中产生了“少年中国”的现代国家想象。他大声疾呼：“呜呼！我中国果其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现代中国是个抽象的概念，想象的现代中国必须是个具体的形象。梁启超在“中国”前冠以“少年”二字，使之形象化，以少年的形象和特征来指代“现代中国”的形象和特征。于是梁启超先描绘了少年的形象和特征。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重老轻少”的倾向，给少年以前所未有的肯定，在与老年的二元对立中肯定少年的性格和价值：如老年人保守、忧虑、灰心、怯弱、苟且等，少年人进取、快乐、盛气、豪壮、冒险等，通过这一番对性格的比较之后，作者又用诗一般的语言对两者的形象进行了比较：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在此，梁启超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一扫过去对少年的贬抑（如少不更事、少年轻狂等），描述了充满希望和活力、具有进取精神的少年形象。这一少年形象，具有反叛传统、指向未来的现代性，而现代性正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因此，这一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少年形象正是“少年中国”的象征。

梁启超在表现少年形象现代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少年中国”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少年中国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与“老大帝国”（封建朝廷）的断裂上。现代性的发生一种表述就是现代与过去的断裂：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生活的断裂，文化的断裂。梁启超认为，“老大帝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而“少年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更重要是，梁启超认为中国过去未有国家，只有朝廷，现代国家在观念和制度上与过去的朝廷有本质的区别，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梁启超的现代国家观念显然来自于西方，他说：

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

这就是梁启超想象的现代国家。而中国昔未现此国，中国过去之国，虽有国之名，未有国之形，“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中国过去之国不过是朝廷的代名词而已。梁启超明确指出，现代国家与朝廷的本质区别在于：“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因此不能以朝之老少来指称国之老少，谓朝已老则可，谓国之老则不可。“老大帝国”实际上只是朝廷之谓，不是国家之谓。梁启超通过辨析国家与朝廷的区别（这是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得出结论说，“然则吾中国者，前此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程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这一少年中国，是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孕育的产物，它在全球化的空间想象中，认同欧西强国，并作为自己未来的行进目标。梁启超的现代国家想象打上了欧西的烙印，中国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西方的现代性，特别是早期的现代性追求更是如此，学西方，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前期的现代性追求，也明显具有这样的特点。

但是，梁启超的心态是复杂和矛盾的，他的现代性追求没有完全斩断和传统的关系，他的现代中国想象，在追求西方的现代性的同时，仍然和传统藕断丝连。梁启超一方面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向往中华帝国过去的辉煌，他说：“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煊赫。”梁氏认为这是“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梁启超想象现代中国，意在要恢复中华帝国过去的辉煌与成就，因此，他想象的现代中国又流淌着祖宗的血。这是一个中西的混血儿形象，既具现代性，又有传统性。当然，现代性是其高大光辉的形象，而传统性只是其若有若无的影子。

正是因为少年的现代性本质，梁启超的现代中国想象始终和少年的身影连在一起。梁启超认为，现代中国的主人应该是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少年。只有国之主人具有现代性，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梁启超想象的现代中国是“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但是欧西日本人偏偏称我为“老大帝国”。这一反差使梁启超发现，“老大帝国”形成的关键是“握国权之人皆老朽之人”，“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老朽”这一称谓，已蕴涵了反现代性，其反现代性表现在无活力、无知识、无追求、奴隶性。“老朽之人”是中国的治国者（主人），其反现代性的特征使中国无法成为现代国家，只能变成“老大帝国”。因此，梁启超认为只有乾坤换了主人，使中国少年成为国家的主人，才有可能使中国变成真正的现代国家。因此治国的责任落在少年身上，“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国家的荣辱兴衰和少年息息相关，“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想象的“少年中国”的形象和“少年”的形象，在此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在展示了现代中国的实质性的内容之后，文章结尾用象征手法和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前程无量的现代中国形象。想象的现代中国如一轮红日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华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