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精选10篇）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篇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在科技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同时,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应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同时,更要注重弘扬传统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髓,保持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民族独特性.

作 者：曾煜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223 刊 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5 37(1) 分类号：G03 关键词：全球化   同化   异化   交往   融汇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篇2

关键词：全球化,国家文化安全,文化的发展

在国家的综合安全中, 文化安全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当今社会,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为文化向国界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与此同时,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的文化安全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怎样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文化安全提出及其概念

国家文化安全, 是中国学者提出来的一个如何克服和消除由全球化带来的对对中国文化生存与发展威胁的概念和命题, 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般意义上来说, 文化安全指的国家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传统的选择得到尊重, 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而不可侵犯, 国家的主体文化价值体系不受非文化力量与外来文化的干涉, 能保持本国文化的民族性、独立性和自主性, 能扩大本国文化在国家上的影响力而不威胁别国的文化安全。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也伴随着产生了。国家文化安全是相应于“文化威胁”和“文化霸权”的说法提出来的, 它是一种“反威胁”与“反霸权”的文化战略。具体来说,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的表现, 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 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现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方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涉及到少数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因此国家文化安全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民族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有效防范别国对本国民族文化的渗透, 从而保护本国的民族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行为方式不变。确保本国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竞争力与创新力。

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

中国加入WTO之后, 国内的市场也进一步扩大了, 西方的许多文化产品大量的涌入中国的市场, 我国的文化安全相应的受到很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使我国的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 它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文化可以实现意识形态从总体上持续的控制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的要求, 能够以强大的精神动力持久地实现意识形态的支配功能。经济的全球化使文化也全球化, 它使不同国家的文化相互撞击, 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的广泛传播,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 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 出现了多元的文化价值, 从而导致一些人对本土的文化意识形态认同感淡化。所以,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冲击和压力是事实实在在的。这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2、我国文化市场的对外开放带来文化安全问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许多外国的文化产品大量地涌入中国的文化市场。例如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日本的漫画和韩国的电视剧等许多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中国的文化市场, 一些西方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通过相互的合作以投资等方式进入我国文化领域, 这对于原本就不是很强大的中国文化市场形成了很大的威胁。文化产业是一种尚待开发的战略性产业, 如果他们快速进入中国的市场, 我国文化的自主创新能力将会受到很大的破坏, 一旦让出了市场, 我国就有可能依附别国。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殖民化, 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安全威胁。

3、使得我国面临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感

“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民族血统、伦理道德体系、价值观、经济环境、历史地理等隐私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它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依据, 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是建立在全民认同的文化传统、国家利益、相对一致的社会道德观念基础上。文化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和既有道德伦理规范的怀疑与批判, 以外域思想文化取而代之”。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与世界各过民族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但是, 也使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产生怀疑。比如从电影市场到城市的建筑设计, 服饰以及品牌等都是西方的样式。这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西方建立的高科技、高消费、新领域、文化模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物质方面的欲望, 这就直接导致了文化的文化危机和堕落的发生, 同时, 由于西方文化标志西方文化的成功, 这在在一定程度上反衬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落后性, 从而使年轻得一代产生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心理, 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生激烈的反感情绪。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也空前的淡化, 对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三、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

文化安全在我国的综合安全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 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提醒我们必须高度地重视文化安全问题, 保护我国的民族文化, 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1、树立多样性的文化发展观

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它是在促进本民族文化与其他各国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在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时, 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将国家文化安全静止化的观点, 赋予民族文化很强的兼容性和持续的创新力。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 要避免封闭僵化, 不能孤芳自赏, 要在与各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寻求融合在相互碰撞中寻求发展。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世界上的各种文明,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得到尊重, 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 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2、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由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的实力组成。它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 会相应提高自己的文化影响力。亨廷顿曾经指出:“只有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强才会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自负感, 更加的相信与其他的民族相比, 本民族文化乃至软实力对其民族吸引力。”美国文化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力, 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大的经济规模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力。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为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提供坚持的物质基础。

3、建立和完善国家的文化整体创新能力体系

为了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我们必须确保民族文化拥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而要使我国的民族文化保持蓬勃的生机, 建立和完善创新能力体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在我国传统的创新体系中, 都比较重视领袖创新的层面, 他们的辛勤努力确实也丰富和充实了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大厦, 但是,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 各种文化相互激荡, 单一内容的创新体系略显苍白, 因此, 构建“人民群众是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的文化创新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而形成领袖与学者共同建构的局面, 这有利于保持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

4、建立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和立足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加快建立和完善文化安全预警系统, 从而迅速发现文化交流中的不良倾向, 适时的减轻文化威胁。例如在通过一些关键数据采集和分析有力的掌握国家文化安全状况, 同时在全国的范围内建立一套检测文化安全状况的系统, 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和经济的文化安全管理手段, 对那些有可能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文化因素进行鉴别, 从而有效的把可能对我国文化造成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因素, 控制在警戒线之外。同时, 要加快文化安全方面的立法, 以便促进我国文化安全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在全球化浪潮中, 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文化和国家精神, 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 维护好自己的文化安全, 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中华民族文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经历了很多磨难和作者, 但是它始终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实践已经证明, 把握我们的发展目标, 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 是维护包括我国文化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的根本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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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脉络 篇3

一、中国历史两个阶段的划分

许倬云这本《万古江河》是通史，洋洋洒洒，将我们的来历、变迁，娓娓道来，一气通贯，综观本书之架构，以中国历史之展开为经，以中国文化之铺陈为纬，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则为系统论——既着眼于系统内的流变，又不忽略系统间的影响，内外交互作用，一环套着一环。许倬云的笔下，中国依次呈现为“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及世界的中国。”如此流转延展，正如古老的长江黄河，源于高山，归于大海，遂与天下众流无所区别。

如果说任何历史书写是一种叙事，那么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一书，就是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叙事。作者在书的目录和内容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许倬云把中国历史作了两个阶段的划分，即以公元1500年为界，此前为全球经济体系成形的前夕，此后则为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500年。这一划分标准，自然让我们想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他的名作《全球通史》的上下两册的副题就分别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为什么要以1500年为界呢？“回答是，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全球通史》下册)。当然，1500年只是取一个整数，斯塔夫里阿诺斯强调的其实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从而使世界联为一体，亦即所谓全球化。从中国融入全球化这一“历史的视界”关照全书，我们就会对许倬云叙述重心的选择多了一层理解：盖将原本各自独立发展的区域联为一体的首在贸易与交通，而影响贸易与交通的又是各个区域的政治性格(或开放或内敛)、经济资源以及民间心态诸端。这样一来，全书就如一线穿珠，一转百转，浑然一体。

许倬云认为，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乃是“得益于梁任公先生《中国史叙论》中所述的观念”。梁启超当年研究中国历史时曾经说过：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三个阶段。所谓“中国的中国”研究阶段是指中国的“先秦史”，自从黄帝时代至先秦统一。这是中华民族自发达竞争团结之时代。“亚洲的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世史”，时间是从秦朝统一后至清代的乾隆末年，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不断交流和融合的时代。至于“世界的中国”的研究阶段为近世史。自乾隆至那时，是中华民族和亚洲各民族与西方民族开始交流并产生激烈竞争的时代，至此，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许倬云这样完全不按中国传统正朔纪年的历史分期，也是出于对文化演变实情的认知与尊重，毕竟“文化演变是逐渐的，不能刀切豆腐，干净利落地切断演变线索，是以本书于叙述历史事件的变化时，稍有超前落后若干年，逸离断代的情形”。

正如苏小和在他的评论中说到：“中国人存在的形态才是历史的主旋律，市场的力量、文化的流变，民族的融合，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显现出来。哦，原来历史不仅仅是皇恩浩荡，不仅仅是农民的仇杀，也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数千年间生生不息的，乃是我们不断转折与展开的文化。”

《万古江河》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一步步扩大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书中避开了一般的中国史学专著在视角和断代方面的惯性，力图把中国历史文化直接放到人类文明体系的发展沿革中来阐释，大胆地以文化的变迁为依据断代和划段。作者从江河流域的复杂地貌谈起，细述中国文化是怎样从孕育期的源头开始，就与周边文化互相吸收和滋养，突破重组，或迎或斥，为彼此的发展提供动力的。有史以来，中国的文化圈在这样的吸纳、融合中扩大与成长，常常会超越政治和地缘意义的中国，并终将融入世界文化体系。

全书不但摆脱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也着重于庶民观点及大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每每以全球文化的高视点，来诠释多元、复杂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

二、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照

拿中国历史发展与世界文明对比时，许倬云是有取舍的，他挑选了某阶段最强盛的文明，评优点劣，他选择的角度很不错，他能站在文化发展的异同上，对各种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发展因素作深入和到位的点评。读了《万古江河》，可以从史实得到论证。随着人类文明的生长，生活范围的扩大，几个不同的文化圈必然要发生碰撞，互相影响。就好比中国从不是文明的唯一中心，大唐帝国时期，有与之不相上下横跨欧亚的波斯帝国，唐玄宗公元751年大将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败于阿拉伯军，造纸术从此传入欧洲。宋代，中国不过是东亚诸多国家中的一个，已经不是东亚世界的中心。那个时候，东方西方各自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展，其文化圈的交集便不可避免，而各种因缘际会，终于酿成现代之世界格局。研究世界历史，应该将自己置身于这个变动的世界之中，将一个更大的坐标作为背景来对照。

中华文化存在的时间非常早，但是正式跨入成熟文明的门槛应是4200年前，也就是说现在是公元21世纪，跨门口是公元前21世纪。按中国的朝代划分夏商周，即夏朝开始约200年前就跨入了成熟文明的门槛。标志是什么？三个标志：第一个需要文字；第二个需要有城市的雏形； 第三个需要有青铜器。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排列上居第三位。世界文明古国一般说来有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处于第三。第一位是巴比伦古文明，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所在地；第二位是埃及古文明， 这两个文明的时间比中华文明大概早两千年，第四位是印度文明。四大文明古国，博大精深，文化深厚，独立完成，各有千秋。

中华文明很伟大，一直生生不息，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中断湮灭，从这个角度讲， 世界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那就是我们的中华文明，这一点很了不起，非常值得中华民族骄傲。外国学者也都认为中华文明是唯一活着的文明。

19世纪的中国受尽欺辱。一开始， 英国人和法国人打中国，皇上只知道是远方的蛮力，但是，当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 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小徒弟日本一拳把我们打倒的时候，中华文化从精神上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中华文明临近灭亡的不详讯号，但是完全没想到，军师团练大臣王毅荣先生发现了甲骨文，他在八国联军占领的当天自杀了，但是甲骨文被快速的研究出来，让中华学人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是夏商周， 中国现在确定4200年的文明史就是根据甲骨文来的。而且就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同时发现了敦煌藏经洞，让中国惊愕地发现了一个清晰的唐代，这是文明对人们的一种提醒。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的：“19世纪中华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可怜的。今天，我和大家都幸逢其时，遇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代。”

许倬云言：“中国文化于中古以来，俨然是东亚许多地区共同参与的一个文化体系。”这个表述应该有两层含意，一层意思是：肯接纳、肯吸收，才是中国历史文化得以生长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层意思是：中国文化肯被别人接纳和吸收，从而对世界文化产生影响，成为其他国家的重要文化元素。各种文化都是在这种此消彼长、彼消此长中发展成长起来的，而所有的文化体系，终将融于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体系的大海，万古江河，昼夜不息。

《万古江河》给读者最深的印象是脉络非常清晰，读者的思路能够很流畅地顺着历史发展阅读下去。文笔优美也是这本书的一大优点，造词遣句典雅蕴藉，而且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许倬云是带着热情和亲情去写作的。

三、全球化网络时代的文化影响与传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实践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拓展，以跨时空的交往、跨时空的实践，突破了原有时空的限制，实现了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实践方式的全球化。

全球化不是单个人、单个地区、单个民族、单个国家的行动，而是全球无数个人、无数个单位、无数个民族、无数种制度在全球经济与社会交流和交往实践中的互动，这种互动的多元性、多维性、多层性，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从本质上折射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全球化与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促进了人类文化的新繁荣。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是有民族文化记忆，民族文化记忆链的断裂，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民族自我意识的丧失。互联网时代的带来，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打破了国界、区界、族界，英语建立起了“中心语言”的垄断地位。汉语，现在世界上大约有10亿多的人口使用，远远超过了使用英语人口的总数。但是，互联网上使用的全中文浏览器和全中文软件，许多都是美国公司提供的产品。这些产品一旦有什么差错，所用的帮助语言还是英语。不懂得英语而得不到帮助的无奈，让我们或多或少地产生了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伤感和惆怅。这种惆怅让我们感受到了，互联网在带来先进科学技术和信息时代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带来了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大相径庭的西方异质语言和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对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冲突迅速扩大，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将直面互联网带来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技术潜在文化价值的影响。目前互联网技术所支持的思维表达方式是以西方男性文化为标准的，亦即互联网平台所支持的发言主体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指向西方的白种男人。互联网虽然设置了多种语言方式，英语却成为网络通用的标准语言。美国传播学家马克·波斯特更深刻地提示出了这种网络话语现象的实质：“互联网上英语的使用占绝对优势，这暗含着美国权力的延伸。互联网将美国用户标准化，就如同只有美国的电子邮件地址不需要国别标识码。”

二是英语文化强力渗透的挑战。尼葛洛庞帝曾说：“在互联网上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语将成为标准。”他的意思是说只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文化才具有世界性。若是这样，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造成伤害。但不容乐观的是，如今在互联网上，英语内容占90%，法语占5%，世界上众多的其它语系只占5%。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成为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其唯一的选择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互联网的开放性、便捷性，将使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理念可以在网上得以充分交汇。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基础设施上的绝对优势，不断倾销自己的文化，过分地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意识形态观念，将使互联网上英语文化的强力渗透日益成为“霸权文化”。

三是文化多样性的危机。语言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恒久的特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语言文化多样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世界语言十分复杂，专家估计大约有5000-7000种。世界最畅销书籍《圣经》的外语译本截止1997年就达2197种。但是，专家估计，目前世界尚存的五六千种语言，在21世纪将有一半消亡，200年后，80%的语言将不复存在。

在日益广泛的全球文化传播中，互联网轻易超越了地域和民族的藩篱，作为文化的载体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空间压缩，使得信息流通的成本空前降低，也使得地球上任何个人与机构参与全球信息传播活动的初始成本空前降低。互联网已经成为并将越来越成为全球信息交换、文化传播的新平台。

互联网的到来，事实上已经使全球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属于任何国家、民族和任何组织，没有地域界限，彻底粉碎了各个不同文明的地域限制和时空间断。不管人们处于什么样的地理位置，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和信息，都能以平等的身份，随时随地参与其中，共同享受网络带来的各种信息服务，并从中体会网络文化的信息内涵。网络文化跨越时空的特性必定将给人类文化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深刻影响。

全球传播已经成为一个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汇， 但在互联网没有出现之前，全球传播从未以如此快的速度，如此广的范围，如此深的厚度进行过，正是互联网使全球传播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趋势。

四、后信息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依然在扩张

意识形态是所谓的文化传统、文化体系、精神财富或价值观念的总和，互联网是后信息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互联网经济也许是文化帝国主义一个极为诱惑的陷阱，国际著名的学者丹·希勒说：“互联网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互联网的发展完全是由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驱动，而不是人类新建的一个更自由、更美好、更民主的另类天地。”

在全球传播背景下，互联网上进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流动是一种不对等的传播，通常都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

《万古江河》是许倬云毕生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创新诠释。《万古江河》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从中国文化发轫的地理空间开始谈起，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后再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一步步扩大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最后，全书以中国文化面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压力下的“百年蹒跚”为结束。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篇4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本土文化若干问题

借助瞬息万变的现代化传媒技术和信息技术,文化全球化已经和经济全球化一起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面对文化全球化,本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一定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理论上的建构,以及相应的对策研究、文化安全等问题必定要提到议事日程.同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保证本土文化自己的民族性等问题,是我们需要认真思索的课题.

作 者：苏跃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年，卷(期)：“”(4)分类号：G0关键词：文化 全球化 本土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篇5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相遇--趋同、冲突与融合

全球化是一种全方位的历史进程和叙事模式.文化全球化跨越了文化的边界,打破了文化表达方式的单一性,并日益成为诠释事物的文化场景.围绕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和发展趋势,学术界形成了趋同论、冲突论(异质论)与融合论三种观点.融合论超越了趋同论与异质论的相互矛盾之处,强调文化的.地方化,主张文化在相遇之后可以相互借鉴.这一观点为全球化下中国文化的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 者：吉国秀 Ji Guo-xiu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辽宁,沈阳,110034刊 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529(4)分类号：G05关键词：文化全球化 趋同论 冲突论 融合论 文化自觉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篇6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机遇

(一) 文化全球化强化了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相互交流, 有利于实现异质互补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 文化全球化强化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 为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在世界历史时代,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的公共的财产。从历史上看, 中国文化是在同其他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中, 不断地吸收着外来文化。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所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 罗马借鉴希腊, 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 而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1]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 民族文化之间的国际交流必将更趋频繁, 领域将进一步拓宽, 形式将更加多样, 这无疑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 既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提供了机遇, 也为加快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创造了条件。

(二) 文化全球化为民族文化特色的展现建立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世界文化的发展逐渐具有更多的伦理性、人文性等趋向与诉求。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庞大精神的文化体系, 不仅源远流长, 而且在人文精神追求、伦理关系调整、修身养性等方面具有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文化全球化则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向外辐射的能力, 为克服民族国家的局限, 解决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问题提供了某种政治机制和可供选择的途径, 而且培育着更为博大、更为理性的文化观念。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 决定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 但是由于人类的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普适性, 又使各民族本土文化价值观的背后蕴藏着共性。中国文化有数千年历史, 它以封建社会文明为背景,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逐渐形成。进入近代社会, 随着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中国文化受到了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次的冲击和交融, 逐渐由传统走向现代。

(三) 文化全球化改变了传统的狭隘民族文化观, 增强了国家认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将各民族的本土文化联系起来, 冲破地域限制和民族模式而走向世界文化整体, 文化交流已经越来越开放。这样, 一方面各民族文化超越自身向世界文化趋近, 不断获得认同;另一方面是世界文化实现着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个性文化和共享文化的相互作用和转化。在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过程中, 中国人逐渐培育了对待外来文化开放的民族文化心理, 积极引进、模仿、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 人们也逐渐变得明达和辩证, 能够理智而不是偏激地看待外来文化。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世界文明必然打破民族国家领土的边界。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 国际资源、知识、体制及标准随之涌向当地的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不得不迎接全球化变革的影响, 为保存与强化国家身份, 参与国际范围的竞争。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挑战

(一) 西方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我国主导意识形态进行挑战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日益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文化上的强势地位, 加强文化渗透, 鼓吹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 竭力传播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生活方式, 历届美国总统都不惜一切代价把输出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作为腐蚀社会主义文化的重手段, 严重冲击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文化不仅产生意识形态, 而且可以支撑或抑制意识形态。”[2]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从事商业、宗教、教育等活动, 通过国家间文化交流等形式来达到文化影响或文化渗透的目的, 实现西方意识形态统一天下。特别是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互联网将成为全面开放的领域及全球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它既满足了人们对新信息量的渴求, 也催生出现代的新闻观, 使新闻的准确性判断难度增大, 其中不乏有诋毁、污蔑之词, 推动社会逆流暗流涌动。西方国家就是利用这种手段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输出, 使我国的主流舆论引导和控制的难度加大, 弱化了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二) 西方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主义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挑战

在全球化背景下, 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和覆盖全球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 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使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能冲破各种障碍和壁垒, 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冷战结束后, 作为“软权力”的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 并日益成为决定国际竞争成败的关键性因素, 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和分量。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绝对优势, 不断推出他们的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战略, 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造成冲击。“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 是最巧妙的, 并且它能单独取得成功, 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 不是征服国土, 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 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 以此手段而改变两国的强权关系。”[3]文化霸权的实质是巧妙地在文化掩盖下争夺世界政治、经济主导权的斗争。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观念已经对中国民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造成了中国民众的价值标准混乱和精神困惑, 使我国文化的发展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失序, 这是我国文化安全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

(三) 西方文化资本进入中国, 对我国的文化产业的挑战

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 由文化资本、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所构成的产业链条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 文化产业被普遍认为是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 正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抢的战略高地, 对世界格局了产生重要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文化产业仍是弱势产业, 虽然文化资源丰富, 但文化资源的商品转化率却很低, 缺乏“造血功能”, 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使得我国文化产品在与外来文化产品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此外, 发达国家由于对国际文化市场的控制力, 使得以它们为主体的标准成为世界性的标准, 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他人的文化资源, 从自己的角度生产自己所需的文化产品, 并强行“市场准入”。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生产发生负面的诱导, 威胁其他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 在渗透文化的同时, 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改革开放后, 西方的文化产品向我国大量倾销和渗透, 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冲击。其后果并不单纯是挤压、占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市场, 更严重地还在于削弱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西方文化产品、文化资本必将对我国脆弱的文化产业产生强大冲击, 文化领域的对抗和舆论阵地的攻防更趋复杂和激烈。

三、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一) “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发展的思想基础

文化全球化时代, 中国文化面临着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认识到“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 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问题。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想, 要求突出文化的民族意识或主体意识。他反复提到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问题不是要“回归”、“复旧”, 而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他强调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 要取得文化的“自主地位”, 很显然, 就是要求增强民族文化意识。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失去这种意识, 其结果很可能就会不知不觉地跟着西方文化随波逐流, 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费孝通先生用“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概括了文化自觉的本质内涵。“文化自觉”是构成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对文化的发展起着价值引导的作用。离开文化自觉的文化发展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文化全球化要求人们必须具有文化自觉的意识, 如果没有较高程度的文化自觉, 在当今文化互动如此频繁复杂的情况下, 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 维护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权威地位是历史和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所奠定的, 是任何其他文化思潮无法取代的。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 意识形态的安全首当其冲, 如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其主导地位, 国家也就失去了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精神动力。因此, 维护主流意识形态, 仍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人为本, 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 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 维护文化安全

坚持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和独立性, 增强文化安全意识, 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 只有确立文化安全意识, 才能认识到弘扬和保护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 珍视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使社会主义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维护文化安全必须自觉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 保持文化发展的独立性。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要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 同时, 也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保持自己的特点。把文化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有针对性的运用文化手段, 宣传和倡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 保护民族文化, 确保民族文化在中国人民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建立国家文化安全的风险评估体系, 制定完备的预警制度和应急方案, 使国家文化安全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最大限度地降低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冲击和危害。

四、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中国民族文化, 既要积极应对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带来的种种挑战, 也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带来各种机遇,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正确处理先进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 在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独异的精神特质的基础上, 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 追求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 使主流文化在不断创新中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要坚持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和独立性, 增强文化安全意识, 建立健全文化安全体系和预警机制, 积极推动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 在与世界文化的良性互动中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只有这样, 中国民族文化才能够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改变自己的境遇, 逐步扩大影响并确立在世界主流文化中的地位, 发挥中国的世界责任, 为新的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转引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年版, 第245页

[2]里美·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3页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篇7

一、大学精神的内涵和特征

在社会的运转中，大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生产和传播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换言之，大学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保障。大学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物质性或者实体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种精神性的存在是大学在发挥其自身作用过程中慢慢积累形成的，并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发扬光大。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大学精神。所谓大学精神，是大学精神性存在的集中体现，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自身特点的一系列优秀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和规范体系。作为一种观念性力量，大学精神形成于大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体现着大学独有的精神魅力；同时大学精神一旦形成，就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具有强烈的延续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精神引导着大学的发展目标，决定着大学的品位和层次，影响着大学的风尚风貌。

纵观世界上著名大学的发展历程，这些大学都有其独特的大学精神。归纳起来看，笔者认为，现代大学精神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真精神，它体现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客观规律，构建起一套客观而准确的认知世界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正是在科学精神的鼓励下，一大批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对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奥秘进行着执着的研究，建立了现代的科学体系。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大学的兴起是与现代科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的科学理念和学科体系正是在大学发展之中逐步发展成熟起来，并内化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特征。在今天，大学在推进人类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一个大学而言，能否促进科学的进步，推进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已经是衡量一个大学实力的决定性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精神是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批判精神。人类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正确的思想和知识得到确立，错误落后的思想和知识体系被淘汰。作为思想观念和科学知识的生产场域，大学在此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旧思想和知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退场，新思想和知识也不会理所当然地确立。新旧之间存在着激烈的范式上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批判精神以推动人类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的不断进步。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思想的争锋、不同流派的争鸣、不同观点的碰撞已经成为了大学的显著特征，更成为大学精神气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自由精神。人类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这种自由意志决定着人类精神的高度和广度。近代以来，随着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自由的理念也随之成为了现代精神体系中的核心。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倡导个人自由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主题。正是在自由精神的引领之下，人类推翻了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建立了自由民主政体。也正是在自由精神的引导下，人类摒弃了狭隘的偏见，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宽容价值。从根本上讲，自由精神的发扬启动了人类发展的新阶段，形塑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价值根基。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自由精神是大学思想争鸣、学术繁荣的重要观念保障。一个人在大学所接受的自由精神洗礼和自由精神的熏陶，将塑造其更加开阔的精神空间和理论想象力，这是提升个人精神品位的核心要素。

人文精神。大学不仅需要生产和传播先进的技术和思想，还需要发扬和传承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人类的自我关怀，体现为对于人的价值、尊严、命运的关切，是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优秀精神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文精神的形成是人类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一个民族和国家只有具备深厚的人文精神，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人文精神的培养离不开教育的作用，而大学作为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传承和发扬的场域，人文精神理应构成大学精神的组成部分。

大学不仅仅是实体性的物质存在，更是精神的文化性存在。知名大学的形成，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是大学精神更是不可或缺。只有形成自身独特大学精神的大学，才能够在激烈的大学竞争中获胜。大学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多重的特征，这些特征共同作用，有力地推动着大学功能的发挥。

二、大学精神建设的功能解析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只有形成强有力的大学精神，大学的未来发展才具备坚实的软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大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今，随着国家对于大学发展硬件的支持，我国大学在基础设施和财政能力等方面已经接近世界知名学府。然而我们仍旧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大学办学时间较短，办学经验短缺，我国大学精神建设还比较滞后，难以满足我国现阶段大学发展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推进大学精神建设是我国大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具有重要的功能。具体而言，推进大学精神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精神建设能够引领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物质财富的丰富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社会成员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的大大提升。在我国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之后，后者的建设显得尤为必要。近年来，学术界和媒体舆论所批评和反思的我国公民素养的不足、道德风尚的滑坡等都深刻地反映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可以说，推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异常紧迫，需要全社会投入更多精力尽快推动。在社会的分工体系中，大学以其独特的功能，在塑造先进社会理念和推进良好社会风尚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大学师生群体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和道德修养，能够为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提升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大学教师和学生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见义勇为、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非常积极，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作用。

第二，大学精神建设能够提高大学的文化软实力，形成优良的校风校貌。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雄厚的物质基础固然不可缺少，大学精神的建设同样也不可或缺。换言之，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同时推进，二者缺一不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大学在硬件条件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大学的水准，但是相比之下，我国大学在文化建设方面还比较滞后。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我国大学办学历史还比较短，经验还比较缺乏，对于大学精神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缺乏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大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需要大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提炼。在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建设滞后的现状尤为明显，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发展的瓶颈。由于大学文化建设的滞后，我国不少高校在办学方面缺乏必要理念的引导，从而导致大学没有自身的特点，各个大学千篇一律。对于大学自身的建设而言，大学精神的缺乏也导致了大学办学出现偏差。不少大学在办学过程中，过度偏重于校园规模、经济创收、社会影响等外在因素的发展，而对于大学在人才培养、学术创新等方面的发展重视不足。从本质上看，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要素，彰显着一个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品位。推进大学精神建设，将能够有力地优化大学的软环境，促进良好校风校貌的形成。

第三，大学精神建设能够提升大学的管理水平，推进现代大学治理的成效。随着近年来我国大学办学规模的增加，校园管理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我国大学的管理方式过多地沿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命令式管理，管理权力过度集中，管理流程相对僵化，这种状况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了大学的发展。近年来，社会上对于高校行政化的批评就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体现。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各个大学纷纷学习世界知名大学的现代大学治理经验，但是其实际效果与预期相比还具有明显的差距。应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挑战，加强大学精神建设是重要的战略选择。从大学的管理而言，大学精神建设能够更好地提升大学的管理水平，推动大学管理方式的改革和创新。现代大学精神所蕴含的自由精神、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大学的学术研究方面，也体现在大学的管理改革方面。自由和人文精神需要大学管理方式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赋予广大教师和学生更大的自主性，真正建立以服务师生为根本宗旨的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大学精神建设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大学治理的成效。现代大学治理，不仅需要制度和规范等硬性条件，也需要服务于这些制度和规范得以运转的软环境。借用制度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制度功能的发挥不仅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规范，还需要制度运转的软环境。从功能上看，大学精神就是促进现代大学治理得以实现的重要软环境。一方面，大学精神能够明确大学治理的目标。换言之，只有将大学精神落实到大学治理的目标设计之中，才能够确保大学治理的根本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大学精神同样是衡量大学治理的重要标准。在过去的大学衡量评价过程中，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还是社会公众通常将各种外在物质性的条件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在这种狭隘的视角下，大学的治理成效往往紧紧盯着办学规模、资金投入、经济效益等因素。事实上，这些简单明了的衡量指标只能衡量大学治理的外在性标准，而无法深刻体现大学内涵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只有将大学精神所体现的大学内涵性发展的要素提炼出来，并依此作为大学治理评价的标准，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现代大学治理的目标。

三、推进我国大学精神建设的路径选择

对于我国大学而言，如何推进大学精神建设，选择何种的实践路径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相比于大学硬件的建设，大学精神建设尤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需要我们细致的加以规划。具体而言，本文认为，现阶段推进我国大学精神建设需要从如下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提升大学精神建设在大学总体发展和规划中的地位。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在推进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制定了详尽的发展规划。各个大学也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适合各高校自身发展的规划。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发展规划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运用资源，是推进大学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是需要清醒地看到，各个大学在制定本校发展规划过程中，往往过多地看重财政投入、项目经费、经济效益、设施建设等因素，而对于大学精神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视程度还非常不足。换言之，大学精神在大学的发展规划中的核心地位还没有凸显。本文认为，大学精神与大学硬件是本与末的关系，大学硬件的发展服务于大学精神建设，而不应该本末倒置。将大学精神建设作为大学发展和规划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意味着我国大学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校由粗放式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如果说此前高校的发展偏重于通过规模扩张和资源投入未实现的话，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发展模式将难以支撑下去。在这种条件下，通过集约式发展，更加注重高校精神文化品质的提升，将能够在物质条件维持不变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大的发展成果。

其次，通过制度设计和激励机制促进大学精神建设。大学精神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我们需要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来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和激励机制来促进大学精神的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大学机构设置中，设立相应机构来服务于大学文化建设。在现在的大学机构设置中，大多数机构的设立都是服务于教学与科研的。而在推进大学精神建设方面，大学机构设置中还没有明确的机构相对应。在这个方面还需要在大学的制度设计上进行完善，成立专门的机构来统领和推进大学精神建设工作。第二，以服务大学精神建设为目标，促进现有机构职能的转变。如前所述，现有大学机构的职能更多的是以粗放式发展为目标设计的，因而其职能在服务大学精神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推动大学精神的发展需要现有的机构进行职能的转变，使其工作重心从外在物质性的标准转向大学精神的内涵式标准。第三，给予促进大学精神建设的改革举措以更多的激励。在大学精神建设的过程中，不少大学都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尝试。这些改革尝试既包括了学校层面所推动的改革，还包括了广大教师和学生自发进行的改革。对此，大学主管部门和学校负责人需要给予更多的激励措施，形成推动改革的良好氛围。

再次，建立长效考核机制，追踪评价大学精神建设的成效。从本质上看，大学精神属于文化的范畴。而文化的发展并不像物质层面的发展，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显现出成效。大学精神建设同样遵循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考虑到大学精神建设的这个特点，因此在评估和考核大学精神建设方面就需要建立长效考核机制。一方面，需要给予大学精神建设以更长的考核周期，而不应该在短期内就要求大学精神建设获得明显的成效。另一方面，在延长考核周期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追踪机制，时刻关注大学精神的发展动向，对于大学精神建设给予必要的引导和干预。

最后，加强与大学精神建设相关的财力和物力投入，为大学精神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大学精神建设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恰恰相反，大学精神建设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财力和物力的投入。当前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基础设施方面，而由于大学精神建设发展成效在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来，所以不少大学管理者忽视了对大学精神建设的物质投入。为了更加有效地推动大学精神建设，需要在物质投入方面给予更多的保障性措施。比如，在大学经费预算中提升相应的比例，为大学精神建设的相关活动提供场所、人员等方面的保障措施。在这方面，国家和教育管理部门应该通过制定有关的规范来保障大学精神建设的物质投入，确保相应的物质投入的可持续性。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篇8

公共事业管理101学号20101113姓名：黄永生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西方国家为了在这种激烈竞争获得优势。进行新一轮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运动。我国公务员制度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成果，在各个管理环节上对传统制度作了改革。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建构理性官僚制，与此同时吸收一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克服官僚制的内在弊端，以增强官僚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公务员制度；改革；创新路径。

正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类社会联系更加紧密，并正在逐步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传统的公务员制度管理漏洞和弊端日益明显，为了对应这一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并取得较大的成果。中国新一轮政府改革无疑受到这一改革浪潮的极大影响。如何构筑一个既切合现实国情，又面向未来的公务员制度，进而建构一个更具效率、更有回应性、更负责任、更有服务品质的政府，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成就。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公务员改革方向并逐步改革。经过多年的完善形成了自身的一套公务员制度。在我国，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等七类的工作人员，担任公务员应该具备八项基本条件。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从实际出发确定公务员的范围，不实行“两官分途”管理。我国公务员管理机构主要是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各机关内设的公务员管理部门。我国公务员管理

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的原则，分类管理的原则，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与群众公认、注重工作实绩的原则和法制的原则。1984：起草《国家工作人员法》；1985：改名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修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并改名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3：颁布并开始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5：《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2000：《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2005：审议通过《公务员法》。从根本上说我国已经建立真正的公务员制度。但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公务员制度运作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各国的问题有共同之处，如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衙门作风，不负责任，腐败，低效等，但两者也有着极大的差别。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当中的不足之处。

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不同于西方的改革，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同步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尚未完成，所以政治体制的改革迟迟也没有完成。在有保留下了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中的弊端，如：1.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使得“家长式”人物层出不穷。个别行政组织被长官的意志所左右，机构的设置、人员的任用完全取决于领导的任意专断。2.由于党政关系尚未根本理顺，政治侵夺行政，使行政机关难以自主发展其自身的合理结构和管理能力。3.民主参政议政制度还不完善，民众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政府及官员的权力保障；4.法治不健全。一方面法律不完善，另一方面违法行政现象严重。

三.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措施。

西方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文官制度改革的潮流。综而观之，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下放公务员管理权限；2.精兵简政，裁减冗员；3.完善公务员选任录用机制，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文官队伍；4.加强对公务员的培训，挖掘潜能；5加强公务员道德文化建设，健全公务员廉政机制；6.政府解制，增加文官处理事务的自由，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这些措施的使用有效地帮助西方国家加快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步伐，并且适应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应该吸收其有用的改革经验来完善我们自己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四.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路径。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采用何种管理模式，由其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及其政治文化背景所决定。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阶段，正处于市场化和工业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阶段，我们最缺乏的是适应工业化过程的政府管理制度。所以总结西方的改革经验和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是十分重要的。

（１）组织结构的创新。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样一个大国的正常运转是需要很多又庞大机构来共同维持的。但是复杂的机构影响了政令的畅通，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如国家大力推行了机构的精减和大部制改革。

（２）人才选拔的创新。近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压力非常大，国家公务员考试是非常热门的一个选择。如何选拔高学历．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队伍的建设是非常有帮助的。

（３）管理方式的创新。从以事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到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是要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公务员管理模式主张以事为中心而忽视人，把人视为“执行指令”的机器或工具，管理过程强调的是严格监督控制。这种管理模式有其优点，但却扼杀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影响了组织绩效。现在我们应该加强授予公务员的权能，重视营造令人愉快的工作环境，并给成员更多参与组织决策的机会。重视对公务员的培训，倡导学习，不断提升公务员的素质。

参考文献：

１．刘旭涛：《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战略与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103—133页。

２．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29—132页。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篇9

相对于全球性的持续变暖趋势,降水量变化格局及其区域分异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研究不同区域降水量的.变化特征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基于1951～2002年中国约730个气象台站观测数据,利用空间插值和Mann-Kendall时间序列趋势分析方法并结合GIS技术,分析了过去50多年中国降水量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平均年降水量从60年代到90年代呈明显下降趋势,但在90年代后期出现回升,其中夏季和冬季降水量已达到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同时,降水量变化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异特征:华北、华中、东北南部地区持续下降,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明显增加,而新疆北部、东北北部和青藏高原西部60年代到70年代下降,80年代后期有所回升.中国北方有从干旱到湿润转变的迹象,但华北和东北南部地区仍然处于持续的干旱期.中国降水量的总体下降及90年代后期的回升与全球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区域变化格局与全球中高纬度地区降水增加、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减少的特征正好相反.

作 者：王英 曹明奎 陶波 李克让 WANG Ying CAO Ming-kui TAO Bo LI Ke-rang 作者单位：王英,WANG Ying(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杭州,310027)

曹明奎,陶波,李克让,CAO Ming-kui,TAO Bo,LI Ke-rang(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选择 篇10

关键词：文化；政治；经济；战略；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26-03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1]党的十八大报告也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四个方面探讨文化强国建设的总领方针。

一、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及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

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态势下，与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相对应的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失衡。《决定》中对当前我国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有深刻的解读：“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1]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国家将本国价值观、社会制度、宗教及文化样式等向外推广，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主导着国际规则秩序，为谋求更大的战略利益，广泛宣扬西方文化理念。

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和矛盾突显的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改变，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更加多元化，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激荡。在各种外来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在文化价值观上，面临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新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强烈冲击我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价值取向混乱和人们行为的失范，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识模糊，社会道德水准大面积下滑，盲目沉溺于西方时尚文化，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许多情况下，文化成了经济发展的附属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的价值衡量归因于对经济的贡献程度，文化的社会效益遭到了漠视。

从经济数据分析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根据《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年度报告2012》统计，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 74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仅为143.9亿美元，不足贸易总额的1%，且输出引进比仍高达1∶3，存在巨大的逆差[2]。根据2011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显示，我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不足4%。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地位的日益突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用四个“越来越”来突出文化在新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表现国家对文化的重视程度。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远景奋斗目标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衔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推动力。诚如学者对文化强国战略的评价，“它不是对文化发展在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也不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特别强调，而是国家总体发展层面和长期发展视野上的战略谋划”[3]。

二、文化之于国家的重要性

（一）文化与政治相交融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读史要读出历史的真实。读懂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这“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就是以史为鉴认识世事兴衰的因缘，也意味着认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就文化而言，历史脉络的发展也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一个民族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而若一个民族缺失了文化主导力，等于失去了灵魂，失去赖以凝聚的精神力量。

在历史进程中，任何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物质硬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内容，另外的就是文化软实力。文化强弱事关国家的命运，近代以来，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急速衰败，不堪一击。追本溯源，思想文化的落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西方诸列强国家经过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开始地理大发现，推动资本积累，促使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并开始海外扩张之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到19世纪却愈加保守落后，遭受侵略、瓜分也是必然的结局。

苏联解体前，军事力量可与美国完全抗衡，工业、军事、科技等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但因为文化“软实力”大厦的坍塌、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价值观的迷失，物质硬实力的强盛也避免不了一夜倾覆的结果，国家竞争力大大下降。而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就开始实施“和平演变”等对外文化战略，其利用文化手段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念，“文化软实力”之争的胜利，明显改变了竞争的力量对比，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

“文化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问题研究的许多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我们当然不可夸大这一点的新鲜性）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时期，而且当然处在文化政治化更明显的时期，这与文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e）有关。”[4]冷战时期的这两大霸国的变迁明显证明了文化之于国家的意义。拉兹罗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5]

而在冷战结束后，文化与政治高度交融，在解决政治冲突、处理国际事务中也出现大幅上升的表现。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多极化格局逐步形成，使两极化格局中被掩盖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问题突显出来，两大阵营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意义和现实影响也迅速丧失，文化价值缺位，同时，全球化过程中，跨国组织、国际合作组织的兴起、民族国家的权威受到削弱……种种原因产生的结果是，民族主义在20世纪极度盛行，成为各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和外交的辩护辞令，民族主义成为当代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和文化现象。而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认同，其由特定的历史过程决定，受到不同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影响。而大量的研究表明，民族认同中最重要就是文化的认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民族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6]、“民族认同所内含的文化认同感比政治认同感对国家的合法性来得更重要。”[6]

全球各国家民族的独立意识及文化构成，必会产生文化间的冲突，而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和对抗，归根结底的表现也是对他族文化的抵制或消除和对本民族文化的发扬，这就引起了全球化时代下的各国文化影响力的竞争。亨廷顿颇有影响的“文化冲突论”，其实也就是对于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认识到的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意义的一种夸大化的表述。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国务院就组织专家学者制定国家对外文化战略。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认为文化是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虽然，很多学者对“文明冲突论”持否定态度，但文化与政治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亨廷顿就现实利益外，基于突出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作用，强调影响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中，文化这一深藏于政治、经济背后的深层次动力，对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前文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美国的简述也是这一论断的直接证据。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个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一个国家的强盛，必然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二）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信息、人员等的国际流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知识、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的流动。国际文化贸易额呈几何级数增长，文化贸易迅速扩张，全球文化市场迅速形成。经济与文化相交融，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尤其可以清晰看到。20世纪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作为与知识经济科技产业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创新产业日益成为支柱性产业。“现代经济已经开始在总体上以‘文化意义为基础了。”[4]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主要的经济支柱和经济指标，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文化贸易出口额的一半左右，文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范围内。就影视文化贸易方面举例说明，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生产的电影虽只占全球的6.7%，却占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影视文化出口贸易世界市场占有率长期保持在45%左右。参考一些数据，美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1%，日本为18.6%，以小窥大，可见文化在经济发展上的动力非常巨大。现在，世界各国都已把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7]。现代经济是“人文”的经济，文化内涵渗透了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不带有文化意义的消费都已经寥寥无几。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资源更是直接成为经济建设的巨大力量，经济发展由此获得新的动力，经济与文化的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化资源的开发，文化市场的竞争，文化权利的争夺都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战略角色。

文化“软实力”比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更有包容性，文化渗透比经济渗透更持久。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今天，文化强国战略在当代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大国发展的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算是经济大国，但绝算不上经济强国或是综合国力的强国，依旧只是大国，而在大国向强国前进发展过程中，文化“软实力”要占相当大的比重，对外来讲，体现在文化产业、文化吸引力等要素上，实质上也就是文化的影响力、竞争力。国家一直鼓励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而我们的文化和经济都到了要走出去的阶段，在经济上要变成强国，需要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包括国内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等方面的因素来支撑，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引领人们的价值观的同时本身也是形成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平台。只有文化上取得共识，并用文化来支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我们才会进入到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正是我国要实现从大国到强国发展目标的体现。

文化已经从后台走向前台，文化发展战略也由一种隐性战略变为一种显性战略，从一种依附性战略变成为一种主导型战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正备受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文化提供更有效的社会动员与整合，为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急需文化来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添砖加瓦。此外，世界未来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丰富文化资源的贡献。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到十八大，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开始文化强国战略的推行。文化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轴心，未来成功的民族国家必然是文化强盛的国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5.

[2]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年度报告201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高建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体会[J].前进，2011，（11）.

[4]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小组的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6]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