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篇1

政治处 于海燕

5月8日听了省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张国臣学习贯彻新刑事诉讼法专题辅导后，使我又一次全面、系统地学习了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是公权力配置与私权利的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这是第二次修改。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 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积极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吁求,使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得以消解，化解了一直以来严重制约着司法的公平公正,损害着司法公信力的难题，堵住司法漏洞,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次的修改条数之多、修改比例之大,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修”。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修法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价值,透过修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法治理念的提升,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

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集中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由于刑事诉讼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法律界素有“小宪法”之称。但1979年我国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打击犯罪是立法的主导思想,法律的程序性价值未能真正体现出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深化,中国法治理念发生了深刻变革,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未经法院审判不能确定有罪以及疑罪从无等内容,人权保障的分量在加重。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这一规定具有宣示性的意义,而要让这种宣示成为具体而真实的司法实践,必须要有法律法规的支撑。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其立法理念要体现宪法的原则,其制度设计更要保证宪法原则真正落到实处。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刑事诉讼法的核心价值。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总则代表了一部法律立法的原则和基本思想,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从而为整部法律确定了总基调，并在多项具体规定中贯彻这一总基调原则，如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规定、把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等等规定,更好地保护了公民的诉讼权利，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能有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

丰满区院学习修改后的刑诉法 篇2

为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尽快理解、领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精髓，适应新形势下检察工作的需要，6月11日，丰满区检察院召开全院大会，部署《丰满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学习培训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迅速掀起学习新刑诉法热潮，呈现出“活”、“广”、“大”的特点。

“活”即培训方式活。方案提出全员培训、全面学习、全部考核的目标，采取“集中学习与干警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采用“适用部分重点学，修改部分逐条学”的方法，按照“分头准备、一人主讲、集体研讨、考核提高”的形式开展培训学习，即：以科室为单位，组织干警进行学习内容、学习重点、学习资料的准备；利用集中学习的机会，采取轮流的方式，由业务骨干在全院或科室进行专题讲课，适时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经常性组织干警对学习心得和法律运用、人权保障、执法规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和理论研讨，争取形成研讨性成果；分阶段采用考试等形式对学习培训成果进行验收。

“广”，即覆盖面广。此次学习培训，不拘泥于一线业务部门，主张全员参与学习，全院形成氛围，无论是办案干警，还是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干警，都被纳入学习范围，确

保通过全员学习培训整体提升检察干警对新刑诉法的理解和掌握，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法律素养和能力

刑诉法综合案例 篇3

李某，男，38岁，系某县副县长。某日晚李某利用收取公路建设集资款的机会以暴力手段将前去县办公室请求缓交的女青年王某强奸。王某被害后，立即到县人民法院告发，县检察院按管辖定转往县公安局并通知其及时查处。县公安局派人前去调查，李某失口否认，公安局因而没有立案。县检察院经调查发现王某被强奸属实，遂通知县公安局立案侦查，但县公安局立案后又作了撤案处理。[问题]（1）在本案中，县检察院将案件转往县公安局查处的做法对吗？（2）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和立案后又撤案的行为是错的，其应该怎么做，公安机关又应如何处理？（30在上述情况下，县检察院是否有权直接受披谅案件，如果有权受理，则要经过什么程序？[标准答案]（1）县检察院的做法是对的。本案为强奸犯罪案件，作职能管辖上应该由公安机关主管。因此，县人民检察院接受了被害人士某的告发后，又按照管辖的规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县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公安机关在收到人民检察院《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7日内应将说明情况书面答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发出《通知立案书》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当在15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3）经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县人民检察院有权直接受理该案件。本案中，县人民检察院已经掌握了李某构成犯罪的重要证据，县公安局立案调查后未立案，县检察院再次通知县人民检察院立案，县公安局立案后又撤案，因此，需要由检察院直接受理，本案又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副县长利用职权实施的危害严重、影响较大的犯罪案

件。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经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后，可以由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解析]本案涉及立案管辖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退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除了上述检察院侦查的案件和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外，其他刑事案件全部由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侦查。但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不得以不属于本机管辖为由相推托。受理案后，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管辖，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主管机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人民检察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①人民检察院依据本身职权，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②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院提出的。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而公安关接到通知后必须立案，不得以任何理由相推托。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经过特定程序的批准，也是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读职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通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84条，《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

某中学住校学生孙某（16岁），郑某（17岁）因琐事发生争吵继而发生殴打，郑某手抓一玻璃杯砸向孙某，致其右眼球破裂、右眼失明，脑功能遭到严重损害。经法医鉴定，属于重伤。

孙某的父亲向公安机关控告，要求立案追究郑某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不需采用特别的侦查手段，遂让孙父直接去法院起诉。而孙父认为这是一起明显的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不属法院直接受理案件范围，法院不会受理，就向检察院申诉。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后，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依法通知其立案。

结合材料，撰文详细叙述：

（1）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是如何规定的？本案应由哪个机关管辖？

（2）孙父能否向法院直接起诉？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有哪些？

（3）孙父能否在请求法院追究郑某的刑事责任的同时，请求法院判决郑某赔偿孙家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有哪些？

（4）若法院受理了此案，能否进行调解？孙某及其父亲不服法院一审判决，能否提起上诉？

新刑诉法刑事和解制度 篇4

一、“刑事和解”的理解

“和解”通俗地讲就是“私了”，“私了”是民间自行解决纠纷的一种俗称。是指纠纷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统称。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卞建林指出，刑事和解实际上就是控辩双方通过对话和协商，谋求以审判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刑事责任问题。刑事和解的结果就是控辩双方找到了刑事责任问题的非诉讼的替代解决方案，国家追诉机关放弃追诉。刑事和解的特征为：其一，将特定种类犯罪视为发生在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发生的侵权纠纷;其二，赋予当事人在这类案件的处理方式、结果的诉权处分权;其三，诉权行使的结果是排除国家刑事司法管辖权。这一处理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及时解决刑事纠纷、促进当事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恢复，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加快被追诉人回归社会的速度等价值目标，应当予以制度化。应当注意的是，刑事和解的实质是当事人通过对话协商排除了国家司法权，同时将刑事犯罪被转化为了“刑事纠纷”，其最终结果便是犯罪问题非犯罪化处理，这是对国家追诉主义的重大修正，因此，必须严格限制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

以上是对“刑事和解”狭义上的理解，从广义上说，“刑事和解，作为新型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方法，是一种平和的、协商的、合意的结案方式，是程序分流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刑事纠纷、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1]。新刑诉法中的“刑事和解”显然采用的不是狭义说而是广义说，称其为“控辩协商”可能更为形象、准确。控辩协商是广义上的“刑事和解”。控辩协商是我国学者受西方辩诉交易制度启发试图在我国建立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审判前或审判过程中，检察官与被追诉人达成协议：被追诉人认罪，检察官则相应给予被追诉人实体法上的从宽处理。虽然控辩协商与狭义上的刑事和解(以下简称刑事和解)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追诉主义的松动，并在实现刑事诉讼价值多元化上有一定的同质性，但毕竟属于不同的制度范畴，不可一概而论。根据学者的总结和对国内外相关实践的观察，控辩协商和刑事和解在以下方面存在区别[2]：(1)在理论基础上，控辩协商体现起诉裁量原则，而刑事和解体现恢复正义理论或者和-谐司法理论。(2)在价值取向上，控辩协商致力于刑事纠纷在法律层面的解决，而刑事和解则更关注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修复。(3)在参与主体上，控辩协商限于公诉机关和被追诉人;刑事和解虽然主要发生在被害人与被追诉人之间，但并不排除居间调停人的参与。(4)在适用范围上，控辩协商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而刑事和解只能适用于较为轻微的、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5)在实施程序上，控辩协商仍然是公诉程序的组成部分，因而需要严格的程序规制，刑事和解则发生在当事人之间，司法机关的控制更多地表现为条件控制和事后救济。(6)在法律后果上，控辩协商的法律效果往往表现为司法机关的从宽处理，而刑事和解因为其“私了”的本质属性，其结果通常体现为放弃追诉。与刑事和解相比，控辩协商对传统刑事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体结果以及程序处置方式方面，并不从根本上触动刑事司法的核心价值，因而应当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

二、刑事和解程序规定之解读

刑事和解程序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新刑诉法第277条、第278条、第279条，这三条集中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条件、案件范围、具体方式、司法审查和法律后果。

首先，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的达成必须以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对被害人提供一定形式的补偿，或者为恢复双方既有秩序付出一定的努力为前提。而协议达成的标志是，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达了谅解。新刑诉法对这种因“悔罪――谅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内容并无规定，但不难想见，对于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应履行的义务不外乎“自愿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相应地，被害人一方应履行的义务一方面是在情感上“表达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谅解”，另一方面，应当在法律后果上表达类似于“既往不咎”的意思。这种“既往不咎”的意思必须被赋予一定的法律后果，否则对于达成“互利”“双赢”的和解协议没有任何推动效果――因为现行刑法并未把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作为法定的减轻、免除刑罚的事由。

其次，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来看，新刑诉法的规定表达了立法者两个层面上的考虑。(1)第277条第1项主要体现了对“加害-被害”关系的尊重以及对被害人利益的关切。依照犯罪学的观点，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一种“犯罪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犯罪学认为，被害人和加害人在犯罪关系中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加害人既是犯罪行为的主动实施者，也是受犯罪原因支配的被动反应者;被害人既是犯罪行为的被动受害者，也是犯罪原因的主动激发者。新刑诉法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限于故意犯罪中“由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则第4、5章罪名的犯罪，正是这一互动关系作用于犯罪评价的表现。由纠纷引起，表明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原有交往，并在交往中产生了纠纷。众所周知，纠纷的性质就在于双方对于同一标的物产生了相反的利益要求。利益要求不可调和、又无合适方式达成利益的妥协，才上升成刑事纠纷，并最终触犯刑律。这就表明，被告人的行为并非自始源于对法益的敌意态度，而是由于民间纠纷的激发和升级，才实施了侵害法益的行为。因此，相比“恶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较低，人身危险性也相对较低。从另一个角度，既然犯罪是由民间纠纷引起，那么被害人就在其中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作为民间纠纷的一方，被害人的行为与被告人的加害行为存在相当强的因果关系。比较常见的情况是，被害人存在一定的过错，被告人为了反抗被害人的较轻的侵扰，而实施了较重法益侵害行为。对这类犯罪适用刑事和解，也在一定程度与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教义学的方向相一致。从法益内容来看，刑法分则第4、5章分别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侵犯财产罪，其共有的特点是，这类犯罪并不直接针对社会或曰集体法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对个人法益的侵犯方面。在这类犯罪中，被害人作为直接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对象，是否对被追诉人表达谅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司法机关对于犯罪的法益侵害性的评价。特别是当犯罪情节比较轻微，可能的宣告刑不超过三年的情况下，国家出于维护-法秩序的考虑，处罚这类的犯罪的迫切性并不很强。因此，被害人相应地就应拥有更大的发表意见的权利。从当事人之间关系恢复的角度，既是由于“民间纠纷”而引起的犯罪，除了犯罪直接侵害的法益之外，双方的社会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破坏。作为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无论是被害人还是被告人都有强烈的修复社会关系，回复原有秩序的要求。也应赋予当事双方更大的自主决定空间。(2)第277条第2项体现了刑事法律对过失犯罪较为轻缓的否定评价。第2项所列的过失犯罪，其主观罪过形式乃是过失，主要涉及预见、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体现出的人身危险性较低，因而立法对其可能宣告刑的限制较第1项为松。与故意犯罪相比，过失犯罪的法益侵害性主要表现为犯罪结果，如果嫌疑人、被告人在结果方面能对被害人有所弥补，则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犯罪对被害人的侵害。但由于渎职犯罪并非一般的义务违反，而是对职务赋予的注意、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因而违反义务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而且这类犯罪不一定针对特定被害人，而更多涉及社会秩序、职务公共安全等，又往往容易造成较大的利益流失和财富损失，因此将其排除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之外，除了体现国家对此较为严厉的评价以外，也标明了被害人处分权的边界――因渎职犯罪涉及社会法益，被害人无权处分。

再次，新刑诉法第278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对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这一规定对于审查双方和解的合意而言十分必要，但应当将自愿性审查作为重点，将合法性审查作为排除条件。这乃是因为，刑事和解是否达成，全赖被害人、被告人之间是否就案件的处理方式达成了合意;而从理论上说，被害人、被告人可以基于意思自治达成任何内容的协议。因此，审查协议的自愿性就成为判断协议效力最为关键的步骤。但同时，刑事和解协议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事合同，当事人的处分权也不如在民事关系中那样全面和彻底。因此应当明确，对于协议内容中属于当事人处分权之外的内容，当事人的合意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如果双方达成的合意中包含了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也应当确认无效。但需要注意的是，对此处的“合法性”审查不能做过于形式化的理解，因为如果拘泥于合法性的形式意义，刑事和解本身就是对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的规定的违反，刑事和解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最后，新刑诉法第279条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即“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看出，刑事和解的效力仅仅是为相关司法机关“从宽处理”提供一个可能的前提。新刑诉法中“可以”“建议”等措辞表明，刑事和解协议在和解程序中不发生任何强制性的法律效力。

三、刑事和解程序规定之评析

如前所述，修正案新刑诉法第277、278条较为科学地规定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司法机关对其的审查。可以说，这两条的规定较好地兼顾了个人法益和社会法益的保护，也同时兼顾了当事人诉权和国家刑罚权的平衡。但令人遗憾的是，第279条未能符合逻辑地为刑事和解规定一个合理的法律后果。新刑诉法新规定的刑事和解程序利用与自诉案件的和解有一定的同质性。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告诉。本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可见，自诉案件的和解结果或者是撤回告诉，或者以调解书结案;无论是那种方式，自诉案件的和解都有终结诉讼、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效力。刑事和解既然是这一制度的推广和扩张适用，理应在法律后果上与自诉案件的和解保持一致。但新刑诉法显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一种做法。

依照之前的分析思路，既然刑事和解基于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启动，而和解协议必然包含对嫌疑人、被告人减轻或免予追究的内容，那么如果协议内容经过了司法机关的自愿性、合法性的审查，就理应具有类似于自诉和解的效力，即终结诉讼的效力;但279条显然没有顺着恢复性司法或是当事人处分权思路继续往下走，而是转向了另一个方向。通过分析修正案的条文，不难看到，一个包含意思自治、权利处分的程序被硬生生地接上了国家刑罚权行使的后果。这样，达成刑事和解的全部努力只可能产生司法机关可能的“从宽处理”这一个结果。这样就导致了和解协议的重要性严重缩水，甚至只要包含被害人的“谅解”便为已足。这一方面直接损害了被害人的意志自由，并进而从实质上否定了和解的法律意义，另一方面也因未能引入和解协议中载明的条件限制而严重妨碍了和解功能的实现。新刑诉法对于刑事和解法律后果的规定仍然没能脱离既有的国家机关对于部分犯罪的非犯罪化的便宜处置的模式，仍然属于国家刑罚权裁量行使的范畴。这种方式虽然允许以双方合意作为程序启动的前提，但在程序的运行中却直接将当事人的合意排除出去，必然会导致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国家刑罚权产生激烈冲突，刑事和解的功能很容易因此丧失实现的可能性。

四、我国“刑事和解”的重新定位

通过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将新刑诉法中的“刑事和解”定位为狭义上的刑事和解，并赋予其一定条件下排除国家司法管辖权的法律后果。狭义上的刑事和解有利于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促进被告人回归社会，从而加速社会关系的修复，同时能够促进刑事案件的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因此，有必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置和配套措施将“刑事案件的私了加以制度化的发展，纳入到国家司法统一考虑的范畴，用立法将一部分私了案件合法化，促使其从诉讼外和解转入诉讼中和解，置于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和审查下，从而对这一行为进行法律规制，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3]但这毕竟在制度上扩大了当事人处分权的范围，对国家刑罚权的绝对性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既有的刑事司法理念也存在一定的冲突，有必要首先对此进行简要的回应。

(一)国家追诉主义与刑事和解。

对刑事和解的最大质疑在于，刑事和解违反国家追诉主义。作为人类的刑事诉讼进化到弹-劾模式以来的首要特征，国家追诉主义的内在假定为，犯罪不仅是对被害人个人权利的侵害，更是对统治者权威/社会秩序的侵害。因此对犯罪的处理应从最初的私人追诉向国家追诉过渡。现代国家的刑事司法继承了这一原则，多以国家追诉主义作为处置犯罪的主要原则，排除私人追诉犯罪的权利。也就是说，国家有权力、有义务动用国家刑罚权追诉、惩罚犯罪，而不以被害人提出请求为前提。除了由国家公诉机关代替被害人行使追诉权之外，国家追诉主义还强调，对于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除法律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况之外，公诉机关必须追诉。与此同时，我国还对少数犯罪保留了私人追诉的权利，突出表现为，被害人对于自诉案件享有比较完整的处分权。

如此看来，刑事和解确实对国家追诉主义提出了挑战。要回应这一质疑需要从犯罪的本质以及刑罚权的行使两方面进行探讨。从犯罪的本质角度，虽然传统上将犯罪视为破坏社会法秩序的行为，但现代社会流行的法益侵害说则认为，犯罪首先表现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实际侵害或现实威胁。这就是说，只有当犯罪由“对社会秩序的抽象破坏”能够还原为对“刑法所保护具体法益的侵害”时，才有动用国家刑罚权加以惩处的必要。因此，针对主要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即刑法分则第4、5章的犯罪，我们很难从法益侵害的角度完全排除被害人的追诉权。毕竟这一类犯罪直接侵害的是被害人的个人法益，对法秩序的侵害是建立在个人法益侵害基础上的间接的法益侵害。

从刑罚权行使的角度，刑事和解将原本属于公诉案件范围的一部分案件抽离出来，以被害人和嫌疑人/被告人之间达成谅解为前提，赋予被害人起诉选择权，是一种权力让渡。也就是说，针对这些主要侵害被害人个人法益的犯罪，国家有意识地将自己一部分刑罚权授权给被害人来行使。这一方面是对国家刑罚权过于关注刑罚效果，忽略被害人利益的一种修正;另一方面也通过肯定被害人的主体地位，补充、完善了国家刑罚权的实施效果。在刑事和解的语境下，刑罚权并非全然消灭，而是退居第二位。只有当事双方不能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不能履行之时，国家才基于补充私人诉权不足的需要继续对犯罪进行追诉。

由此，刑事和解虽然对传统的国家追诉主义提出了挑战，但一则个人追诉是对犯罪对个人法益侵害的必要反映，二则国家刑罚权只对被害人进行了部分的让渡，并未全然消灭，因此国家追诉主义不足以作为反对刑事和解的理由。

(二)花钱买刑与刑事和解

从新刑诉法的规定来看，“向被害人赔偿损失”是刑事和解能够达成最典型的前提条件。有学者因而质疑，刑事和解是“花钱买刑”的合法化，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因此容易成为腐-败滋生的新病灶。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也反映出学者对制度异化的隐忧。然而，这种质疑主要出自对“平等原则”的过于形式的理解，以及赔偿损失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的误判。

关于平等原则，我国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里“平等原则”的内涵有进一步界定的必要。即这里的平等，不是指结果意义上的平等，而是指机会意义上的平等。也就是说，刑法上的平等并不要求不同的犯罪人通过刑法的适用获得同样的实体结果，而是要求同等情况的犯罪和犯罪人适用同样的规则来处理，享有同样的诉讼权利，履行同样的诉讼义务。在刑事和解问题上，不能简单地将嫌疑人/被告人触犯了同一条刑法规范作为同样处理的前提，还必须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具体危害后果、其主观罪过、改造可能性等体现鲜明的犯罪人特征的情节。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纯粹的形式主义，将平等原则更加科学地适用于刑事司法之中。

在此前提下，若要论证刑事和解和平等原则的内在一致性，必须论证赔偿被害人损失等和解的前提条件有利于促进平等原则的实现。前文已述，能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都是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或者侵犯财产的、可能的宣告刑较轻的犯罪，且犯罪人不能是累犯。这些案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主要侵犯的是个人法益;而且，被害人被侵害的法益都是与其生存、发展联系最密切的利益，因此被害人所受侵害的程度是评价其法益侵害性的重要指标。因此，要想降低这类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并随之降低其在刑法上的可谴责性，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降低被害人对其权利受侵害程度的评价。在这一前提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助于降低被害人这一评价的方式都可以被视为对达成平等原则有利的条件。而被害人在受犯罪侵害后，首先被侵害的即是与犯罪对象相联系的犯罪客体，其次，是被害人平静、安全生活的法感情，最后，是被害人为恢复原有生活秩序而必须付出的物质、精神努力。刑事和解首先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被害人谅解的真诚悔罪、赔礼道歉来平复被害人在情感上的创伤;其次通过赔偿损失的方式一方面抵消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直接物质损害，另一方面填补被害人恢复生活秩序所必需的.物质支出。至于无法用金钱弥补的被害人在精神上受到对其直接侵害，以及被害人为恢复生活在精神上的未来支出，用赔偿的方式确实无法补偿的，刑事和解协议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设置其他条件，尽可能地满足被害人的需求。

尽管如此，赔偿问题确实在客观上造成了有钱的被告人被赋予了更大的脱罪机会而显得不平等，这就需要促进和解条件的多元化和可实施性。对于嫌疑人/被告人确实无力赔偿的情况，国家应当设立一定的救助基金，帮助被害人尽快脱离犯罪的阴影，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另外，对于当事双方过于不合理，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和解约定，司法机关在审查协议自愿性、合法性时有能力直接进行干预，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协议内容真实地反映双方的和解意愿。

(三)刑罚目的与刑事和解

对刑事和解的另一有力质疑是，刑事和解对传统的刑罚目的造成了冲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针对刑事和解对一般预防的冲击提出自己的质疑的。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指那些潜在的犯罪人产生的阻止其犯罪的作用。”[4]刑事和解确实会对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造成一定的影响。原因在于，一般预防的核心在于威吓。在现代社会，威吓作用主要通过罪-责-刑的严格、准确、迅速的对应来完成。也即，只有当行为人犯罪之后能够得到及时的法律追究，并依法得到相适应的刑罚的处罚，才能在一般预防的意义上为社会潜在犯罪群体建立罪-责-刑的对应关系，从而有效防止后者的犯罪。而刑事和解由于加入了被害人的因素，而被害人在每个案件中的诉求、选择都有所不同，因此以传统刑罚目的的观点看来，一般预防的目的因刑罚适用的不可预期而遭到破坏。这种看法的确有其道理，但并非不能推翻。传统刑事司法确实以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追究作为中心任务，但“这种传统的刑罚方式，虽然在实现对罪犯的惩处、彰显社会正义上具有意义，但也带来了监狱人满为患、司法成本昂贵、罪犯改造不理想、被害人的实际损失难以得到弥补等巨大的负面影响”[5]，也即在传统的刑事司法在追究犯罪的过程中忽视了刑事诉讼中的其他价值的实现需求。刑事和解即是在这一基础上试图兼顾其他价值的一种尝试。除了发挥司法资源的节约利用、优化罪犯改造、弥补被害人实际损失等方面的作用，刑事和解还进一步诠释了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方式。也即，通过强调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迫使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之前将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可能的举动纳入犯罪成本的考虑范畴，并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打消犯罪的念头。这样，刑罚并不因丧失确定性而失去一般预防的功能，相反，通过将被害人的行动纳入潜在被告人的考虑范围，使得一般预防的威吓效应更加精致、具体，从而能更有效地降低普通人犯罪的可能性。

对于刑罚预防目的的另一重要面向，即特殊预防，因为刑事和解直接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作为达成和解的前提考量因素，因而体现着更为直接的特殊预防的功能。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者足够的强调，此处不赘。

五、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狭义的刑事和解程序并无理论障碍。基于篇幅，本文无意具体讨论刑事和解制度制度设置和相关支持，但从实现刑事和解功能的角度，以下问题应当得到立法者的重视：

(一)关于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目前新刑诉法规定的案件范围主要以刑法分则为基础，以法益侵害类型作为基本区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刑事和解对被害人个人法益的关系，但这种规定并不全面。一方面，一些具有类似法益侵害特征的犯罪不能纳入，如寻衅滋事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另一方面，修正案规定的犯罪类型中有不少属于“没有特定受害人”的犯罪，出于法律规范严谨性的考虑，应当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界定。

(二)关于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前文已述，修正案第279条的规定在逻辑上并非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必须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放弃追诉，或者放弃惩罚。因此，修正案应当规定明确的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特别注意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处理方式。

(三)关于刑事和解协议的执行。这里特别需要注意当事人“反悔”的情形。对此情形，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区分反悔发生的期间，反悔的原因，反悔对和解协议效益的影响区别处理。

(四)建立和解相关信息的处理机制。对于当事人为了达成和解而披露的案件、以及犯罪人、被害人的相关信息，在和解不成时能否在以后的刑事诉讼，或者相关法律程序中使用的问题，法律应当作出明确回答。另外，有必要确立“和解不成不加重处罚原则”[6]。

(五)注意刑事和解与其他制度的衔接。刑事和解至少与以下制度在适用范围、作用方式等方面存在一致、类似性或者交叉性，因此在制度设计时必须注意与相应制度的协调。这样的制度有：控辩协商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撤回起诉制度等。

关于举办新刑诉法培训的通知 篇5

省直各律师事务所：

新《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刑诉法》在许多重大领域作了修改,为了提高广大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促进公、检、法、律师之间的理解和尊重，由省律师协会主办、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承办的新《刑诉法》培训定于12月22日举行，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12年12月22日早上8：00开始，一天时间。

二、培训地点

陕西省军区招待所迎宾楼五楼会议室。

三、培训内容

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华伟法官对“刑事辩护中的证据”和西安市人民检察院王朝勇检察官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新《刑事诉讼规则》”进行深度讲解。

四、参训人员

本次培训规模为200人，请省直各律师事务所选派2-3名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按时参加培训。

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篇6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佘景妮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新刑诉法用专节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对侦查活动监督提出了新课题。本文通过分析技术侦查的内涵、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及监督技术侦查的必要性，对如何监督技术侦查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论文关键词 新刑诉法 技术侦查 监督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广泛运用的技术侦查纳入了调整的范畴，但未对如何开展技术侦查监督作出规定。由于技术侦查的特殊性，一旦对其缺乏有效的监督，很有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为了准确打击犯罪、规范侦查和维护人权，对技术侦查进行有效的监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技术侦查的内涵

技术侦查，这一侦查手段在刑事侦查实践中运用已久，但其内涵并无在我国法律中得到明确体现。从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到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可见我国在不断加强完善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却未对技术侦查的内涵做出明文规定。

在理论界，亦仍未对技术侦查形成完整、统一的概念。目前，对技术侦查的内涵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该观点主要是从广义上来诠释技术侦查，突出强调的是技术侦查的技术性这一特征。第二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俗称窃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该观点将技术侦查视为秘密侦查的一种。第三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指因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要而由法律加以规定和授权的、法定常规侦查措施以外的一些经过特别审批手续而秘密采取的侦查方法。该观点将技术侦查措施作狭义上理解，则是强调了技术侦查的秘密性，并明确了技术侦查的实施要经过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

以上观点分别体现了技术侦查的技术性、秘密性等特征，具有一定的可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有不足，或模糊了技术侦查和侦查技术的界限，或混淆了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的关系，或忽视考虑了技术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条件和范围、审批程序等要件。技术性、秘密性、强制性是技术侦查的重要特征，且因技术侦查会对行为对象的相关权利产生巨大影响，为防止侦查权滥用，必须对其进行严格控制，所以，界定技术侦查概念时须考虑以上要素。因此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依法享有技术侦查权的侦查机关为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采用监听、邮件检查、电子监控、秘拍秘照等特定的技术侦查手段秘密或非秘密地查清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方式。

二、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针对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用专节对技术侦查措

施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执行主体、适用对象和期限、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信息材料的处理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将游离于刑诉法调整之外的技术侦查手段纳入了法定侦查措施，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一）明确了技术侦查适用的范围

新刑诉法将技术侦查适用的范围限定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和检察机关侦查的“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以及“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范围限定体现了重罪原则。而“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则体现了必要性原则。

（二）明确了技术侦查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适用期限执行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必须严格依法实施。为防止侦查机关对技术侦查的滥用，新刑诉法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对批准的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不得随意扩大，对适用期限不得随意延长。

（三）明确了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对采取技术侦查所获取材料的处理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然会获取大量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资料，这就关系到国家利益、单位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所以，新刑诉法规定了侦查人员及予以配合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保密义务，并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限定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四）明确了控制下交付等秘密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该规定有利于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法制轨道。

（五）明确了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

目前实践中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公开作为证据使用，影响了打击犯罪的效力。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作为收集证据的合法手段，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有效惩治犯罪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犯罪形式日趋组织化、智能化、隐蔽化。技术侦查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传统侦查方法的不足之处，降低了获取新型犯罪证据的难度，从而加大了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但若缺乏对技术侦查的监督，即使通过技术侦查获得了关键性证据，却因错误运用甚至违法运用技术侦查措施，而使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同样降低了惩治犯罪的有效性。因此，为了做到对新时期各类犯罪的准确打击，有必要加强对技术侦查的监督。

（二）有利于保障人权

技术侦查具有的技术性、秘密性、强制性等特点，正是其区别于其他侦查手段而发挥作用的根本所在。但正是技术侦查的以上特点，也使其在运用过程中更容易发生问题，因为其更大程度地触及公民的权利，包括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公民的通信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技术侦查就好比双刃剑，对其运用得当有利于及时侦破案件以打击犯罪，一旦侦查机关在追求破案效率的思想影响下对其恣意滥用又会侵犯人权。因此，必须严格限制使用技术侦查，加强对技术侦查运用全过程的监督制约。

（三）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

正义是司法制度的永恒追求，其既包括实体正义，也包括程序正义。技术侦查作为重要侦查措施之一，要追求案件事实，必须要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只有实现了程序正义，才能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从当前技术侦查发展的大环境来看，通过对技术侦查程序进行监督，保障技术侦查具备正当化基础，无疑能使技术侦查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量。加强技术侦查监督不仅是改进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现有状况、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侦查程序法治化、遵循国际刑事侦查发展趋势的应有之义。

四、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的建议

虽然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作出了相关规定，体现了法治的进步，但对如何开展技术侦查监督并未作出规定。为了更好地防止技术侦查权力滥用，检察机关应会同公安机关在实践中认真探索、研究如何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从而使技术侦查活动在法治的轨道内良好运行。

（一）监督的主体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由其监督我国技术侦查活动，符合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现行司法体制的具体情况，并且应主要由检察机关中具有侦查活动监督职能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开展监督，检察机关中的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监督。但是，应根据不同侦查机关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而有所区别。对于公安机关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可由同级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进行监督。对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为体现执法公信力和监督效能，应由上级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监督下级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技术侦查活动。

（二）监督的内容

因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执行主体、适用对象和期限、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所以监督主体即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部门应当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的内容对技术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监督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技术侦查措施在案件侦查中实施的必要性，申请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按照规定进行审批，有无超范围、期限、措施种类进行侦查，适用对象、执行主体是否合法，侦查人员有无违反保密义务，侦查人员有无诱人犯罪，获取的材料有无用于其他用途等等。

（三）监督的方式和程序

由于新刑诉法对“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没作具体规定，且鉴于我国目前的侦查体制和司法实践现状，建议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审批技术侦查措施申请的形式作为主要的监督方式。侦查监督部门在受理技术侦查措施申请后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以书面形式作出批准决定，并载明措施种类、对象、期限等，再由申请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交由同级的公安机关严格按批准执行。对于特别紧急的案件，可由侦查机关先行实施，但必须在实施后特定期限内报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不予批准的，侦查机关必须立即停止实施技术侦查手段。除审批技术侦查措施申请外，侦查监督部门还可通过接受举报控告、提前介入、审查逮捕案件等方式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过程（包括侦查人员有无违法保密义务、获取材料如何处理等方面）进行监督。

（四）监督的后续处理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对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监督后，发现有违法开展技术侦查措施的，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对认定属于违法获取的证据以及其转化证据的，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尚不能认定属于非法证据的，作为存疑非法证据予以记录备案留待公诉部门认定排除。对侦查人员利用侦技手段侵犯他人权利的，建议有关机关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应移交相关部门追

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篇7

陈卫东

新刑诉法修改过程中，立法机关广泛充分听取了各界声音。总体上看，强化了法律监督，特别是对侦查、执行、特别程序的监督。具体来看，涉及检察机关的修改内容主要包括九方面:

一、辩护权的强化与检察职能的延伸

修正后的刑诉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侦查期间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在第一次讯问或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侦查期间会见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应经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应事先通知看守所。会见时不被监听。

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辩护人认为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直接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与此同时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涉嫌律师伪证，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是律师的还要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此次修改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在侦查、起诉期间都涉及检察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的投诉处理权

新刑诉法第115条首次建立了对各种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其中规定人民检察院为申诉或控告的处理机关，以及其他条文规定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环节，这都是对侦查监督程序的进一步赋权与完善。此外还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职责。

三、细化逮捕条件、完善批捕审查程序、建立羁押定期审查机制

新刑诉法第79条细化且降低了逮捕条件，除明确“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具体情形外，增加规定了应当逮捕的情形。同时为进一步体现对剥夺公民自由权的审慎，参照近年来检察机关的自身实践探索经验，完善了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即规定了“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形，包括对逮捕条件有疑问、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且规定了听取律师意见的环节。

此外新刑诉法第93条创设了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定期审查机制，虽然何为“定期”、如何审查等具体规定并未在法律中加以明确，但这一新制度已经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何理解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审查中的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决定释放或变更，只能建议逮捕措施的提请机关或决定机关予以释放或变更，这样体现了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分离，利于办案部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定。

四、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完善

侦查章修改的主要意图有二:一是完善各项侦查手段、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二是增强侦查讯问程序的规范性，严防刑讯逼供。

从前一方面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间、新设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增加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增加了强制采样作为人身检查的一个子类、扩充了“查冻扣”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授予了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决定采取技侦手段的权力(但无执行权)，这些都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自侦案件侦查手段受限的实际困难。

从另一方面来看，严格规范侦查讯问程序的相关修改也给自侦案件的办理带来新的挑战:拘留或逮捕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讯问必须在看守所内进行等，这些规定都对自侦部门侦查讯问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证据制度中的职权变化

新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从而明确了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与检察机关关系亦极为密切。在侦查、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依法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的依据。另外赋予了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非法证据的庭审调查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的手段应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

第62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四种案件的证人保护，在该条条文之后还有“等”字，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所要予以重点探讨的是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哪些案件、什么情形需要证人保护，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

六、公诉制度的修改

公诉程序主要有两点修改，一是把没有犯罪事实作为法定不起诉的情形之一，两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二是提起公诉须将案件材料、证据材料移送法院。

七、审判程序的调整对公诉职能的行使提出新挑战

新刑诉法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同时为保持合理的诉讼结构，要求检察官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中应当一律到庭支持公诉;在一审程序中还增加规定了“与量刑有关的程序”，即“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公诉部门应当总结前期量刑程序改革中的相关经验，做好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的相关工作;二审程序明确了“应当开庭”的范围，特别是对于被告人一方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也应开庭审理，这一变动将增加上级人民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的工作量;对于死刑复核，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强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死刑复核程序提出的新挑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探索有效表达监督意见、强化监督效果的路径，以更好地履行新法所赋予的职责。此外，新刑事诉讼法还强化了检察机关对再审案件的参与，规定对于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八、加强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新刑诉法主要强调了对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减刑、假释的监督。就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而言，以往只有在有关机关作出决定之后，才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抄送检察机关，这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方式。此次刑诉法修改加强了监督的力度，要求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批准或者决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这就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由事后监督扩展到了事中监督。与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相同，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事中监督，执行机关提起减刑、假释的，应当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九、特别程序中增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新内容

新增特别程序一编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体例上的重大调整，四项特别程序均与检察权的行使息息相关，比如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参与与监督等都是新增的赋权规定。检察机关需要厘清自己在这些特别程序中的角色、定位、职权和职能，特别是没收程序与强制医疗程序过去实践中没有经验基础，立法中写的又比较宽泛，需要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解释、探索实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