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证明收费标准

产权证明收费标准（精选8篇）

产权证明收费标准 篇1

（1）、契税：商品房房价2％，高档房和别墅4％，二手房2％，买方交。

（2）、维修基金：商品房价格2％，买方交。

（3）、交易费：商品房3元/平方米，卖方交；二手房5元/平方米，双方各半；房改房每户60元，买方交。

（4）、登记费：住宅80元/套，房改房60元/套，买方交。

（5）、印花税：房价的万分之五（0.5‰），双方各半。

（6）、营业税：卖方交，个人购买并居住1年以上普通住宅免征。

（7）、土地收益金：住宅按9级地段来征收，卖方交。

（8）、土地税：工本费2元/本；占地面积×2元/M2/年（市区）、占地面积×1元/ M2/年（市郊）。

（9）、房屋测丈费： 0.5元/ M2（指定权威机构为：市房地局测丈大队）

（10）、《产权证》工本费：5元/本

产权证明收费标准 篇2

“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激励创新的根本保障。同时,标准化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提质增效、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等方面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是深化行政管理改革,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手段。”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表示。他指出,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空间很大,且大有可为。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崔钢指出,标准是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结晶,为人类各项活动或活动的结果提供公认的技术规则。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联合制定了《关于知识产权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为加强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工作的统筹规划提供了指导,为建立知识产权服务标准体系指明了方向和重点。他表示,此次国际交流会的举办就是为了落实该指导意见,推进知识产权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院长马林聪表示,知识产权服务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知识产权对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依赖于规范化、高质量的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业标准需求日益迫切。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将在充分吸收各界关于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相关问题的真知灼见基础上,继续为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记者了解到,在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方面,目前国际国外相关标准制修订工作尚未展开。知识产权服务不但是我国“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的重要支撑体系,同时也是高技术服务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在此背景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在2013年就合作开展了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体系研究,分析了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国际现状与发展态势,以及我国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的需求、突出问题和重点难点,提出了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发展的建议。记者从会上获悉,为了贯彻落实2014年《关于知识产权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的任务和要求,全国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筹建中。我国在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制修订方面已经超前于国际、国外各国。下一步将进一步按照国家指导意见的部署开展工作,加快知识产权服务标准研制步伐,完善知识产权服务标准体系。同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进一步推进由我国主导制定知识产权服务国际标准。

刑罚的证明标准 篇3

关键词：诉讼证明标准；排他性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83-02

一、证明标准的概述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对刑事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要达到的尺度，亦即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项，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其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的具体规格。也就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最低的证明要求。诉讼主体即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 。

在社会的发展下我国的经济、法律等也不断的在发展，而在证据证明标准的领域里现有的几种学说主要有：客观真实说、主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客观真实说（此说又称一元化证明标准）高度的强调对证据的客观认识和其认识客体所具有的决定性地位和判断标准作用，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由于诉讼证明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司法机关作出有罪认定时，必须以符合客观案件事实的认识为根据，即诉讼中对事实的证明应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

二、证明标准的要求

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安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确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而且，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惟一的途径和方法。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按照从高从严的原则，为实现人权保障，众多国家都把“排除合理怀疑”确立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三、刑法中证明标准的规定

我国对刑事类案件一直规定的很明确，所以在刑事诉讼法上几乎对诉讼程序的每个环节都加以规定了。（1）立案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 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 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此规定为最低规定。对于自诉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6条中的规定，自诉人起诉时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人民法院才会立案受理。（2）逮捕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60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3）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129条：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4）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141条：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5）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162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四、法定证明标准与排他性证明标准

（一）法定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般认为对此应做如下理解：（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惟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上述四点具备，才能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我国的这一规定要求人的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法官对证据的判断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对事实的认定必须坚持高标准，不懈地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这一规定，清楚反映了立法者对法官在判定证据，判断案件时的要求，符合审判的目的。无论哪个法系，哪个国家，规定刑事证明标准目的最终只有一个，就是要求法官不错判案，我国的规定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是刑事诉讼的客观标准。

（二）排他性证明标准。

上述四项是坚持“法律真实说”学者将这种刑事证明标准概括为排他性标准。这种“排他性标准”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标准作了富有可操作性的理解，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把握和运用，但是，这种理解也存在似是而非之处。

首先，对于“排他性标准”有人理解为“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中，因为可能性很多，有的可能性对正常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如将这种可能性也排除，定罪量刑将很难。如利用职务之便占有公共财物的人，宣称这样做的目的是将这些财物交给穷困之人，以实现社会主义。按此标准，也不能将其定罪，这样显然超出了正常人的经验范围，司法理性色彩将丧失贻尽。因此，这种可能性应是正常的可能性，即“合理怀疑”，而不是一切可能性。

其次，有人认为“排他性标准”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达到100%的真实性，这种100%真实的说法忽视了相关性标准的存在。①如“我在201房间杀了他”与“我在走廊西头的一个房间中杀了他”就运用了相关性标准。实践中，人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结论不可能作出精确的数字计算，存在正确案件只能说明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其不正确，而不能与这些案件中认定的事实100%真实划等号。从这个角度说，“合理确信”或者“确信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说法更为精确，“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则显得更为可取.

最后，在实践中，由于刑事案件非常复杂，如果坚持运用刚性的、绝对的“排他性标准”，一律要求对所有刑事案件在主要事实的证明上都必须达到百分之百准确的程度，必纵犯罪分子，降低对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效能。因此，从其不足可以看出，在实践中我们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难以达到绝对的真实程度，故吸取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比较可取。

参考文献：

[1]张继成.《对“法律真实”和“排他性证明”的逻辑思维》.5]张继成.对“法律真实”和“排他性证明”的逻辑思维[A].何家弘.证据法论坛（第二卷）[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2]王国枢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3]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城市出版社5。

产权证明 篇4

兹有xxx市xxx区（县）____________________村（居）委会（产权方、出租方）将位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土地，面积______亩，使用期限为 _________________至 ________________止，租给 _______用于生产、经营场所（建、构筑物）使用，________在该土地上建盖了房屋，____________有对该房屋使用权和转租权，生产、经营场所（建、构筑物）不属于租用、借用、非法买卖国有、集体土地擅自建盖；不属于道路两侧私搭乱建、开窗破墙、破坏绿地擅自建盖，并同意该场地所从事经营活动，如该场地产权发生争议，由我单位全权负责。

特此证明

xxx市___________________居民（村民）委员会

产权证明收费标准 篇5

本次论坛以FRAND原则适用、禁令救济、专利运营模式等热点问题为主线, 分别就标准专利运营涉及的政策环境、标准化组织知识产权政策改革、标准专利运营中的权利制衡等宏观问题以及HDMI捆绑许可、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其中, 如何从法律规制、行业引导、司法审裁、竞争政策等角度营造良好的立法、司法、执法环境, 从而促进标准专利的良性运营, 成为本次论坛的焦点。国家知识产权局张志成副司长认为, 目前在各国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中, 出现对涉及标准的专利权予以适度限制、涉及标准的专利活动比较活跃、专利谈判的诉讼比较多等新形势, 同时,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标准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 政府不断加强政策支持, 高度重视标准化问题, 鼓励企业参与标准化进程, 包括各级政府加强标准中知识产权的管理, 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鼓励企业制定合理标准。他建议, 我国应该加快完善涉及条款的专利政策, 首先应该出台涉及行使专利权的反垄断法律规章, 借鉴各国有关的法律法规, 加强国际协调, 扩大国际合作, 进一步加强中我国反垄断法当中涉及知识产权部分的可操作性。第二完善标准政策, 对于纳入标准的专利权进行合理的规制, 特别是加强专利权人的信息披露, 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强有关专利权人的相关信息的公开程度。

诉讼证明标准的当代思考 篇6

[关键词]证明标准；多元化证明标准的引入；反思；改革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4—0066—(05)

一、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

证明标准，又称为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有学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负有证明责任者履行责任必须达到法律要求的程度，否则就要遭到与己不利的裁决；有学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

可以说两者都从不同角度对证明标准作了一定的概括，但是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都不够准确。首先，对第一种观点，只要我们细想负有证明责任者履行责任必须达到的法律程度是什么，便知道其实就是法官在诉讼中认定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虽然定义没有错误，但是没有进一步揭示证明标准的本质，是不准确的。第二种观点虽然做到了揭示本质，但是却把证明标准的主要运用主体限制在法官，并把其运用时间限制在审判阶段。其实，在不同阶段中各个司法机关都要运用到诉讼证明标准，单就刑事诉讼而言，就分立案阶段的证明标准；拘留时的证明标准；逮捕时的证明标准；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运用主体除了法院外，还有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而且更重要的是，针对刑事、民事和行政不同类型的诉讼案件所适用的证明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但按照中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都应当是案件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笔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有诉讼职权的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所需要达到的程度。

第二种观点一直以来在中国法学界中占有统治地位，这与中国现阶段诉讼证明标准一元化的格局是密不可分的。笔者通过对中西方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尝试分析中国现阶段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并对其进行反思。

二、中国诉讼证明标准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弊端

(一)中国实行的是一元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制度

中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主要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行政诉讼法》第61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

虽然民事和行政诉讼法中对证明标准没有直接的规定，但是理论界普遍认为根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它们同刑事诉讼法一样，也应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综合可见，中国诉讼证明标准属于一元化的证明标准：三大诉讼法对证明标准并没有作出区分，一般认为在认定案件事实时，都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其含义有二：一是诉讼证明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情节清楚；二是证明案件事实情节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切、充分的程度。证据确实、充分中的“确实”是指证据要真实可靠，如实地反映案件的事实真相。这是对证据“质”的要求。首先，证据必须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假设、估计、捏造、歪曲的事实，即具有客观性。其次，证据必须确实与案件有关联。证据充分是对证据在“量”上的要求，证据的量在不同的案件中有不同的规定性，不能以数学的多少为标准。其标志是：(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得到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有学者认为这一解释“似乎表明最高法院已将较高程度的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鉴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民事诉讼法的渊源之一，可以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已经法定化了。”无可否认，《证据规定》第73条确实是对中国的传统诉讼证明标准的重大冲击，但是如果说凭此可以认为中国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已经法定化了，笔者倒不以为然，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是针对司法实务中的以下现象作出的——“争议事实已有了相当多的证据，这些证据已表明了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但证据之间尚存在一定矛盾，尚未达到确凿无疑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程度。许多审判人员对此感到困惑，甚至回避裁判、拒绝裁判。”可见，《证据规定》第73条是针对特殊案件，是那些证据已表明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但证据之间尚存在一定矛盾，如果还使用原有的证明标准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不可能作出裁判，让审判人员头痛的特殊情况，而不是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都用高度盖然性原则。也就是说，法官们在接触一般的民事案件时仍然沿用传统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则，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运用这一解释。因此，这又怎能说是中国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已经法定化了呢?

(二)一元化诉讼证明标准制度存在的弊端

在中国，传统的一元化诉讼证明标准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质疑。

第一，一元化的证明标准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为了达到客观真实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司法机关在证明活动中，不管现实的资源限制，也不管当事人的实际需要，事实不清的案件法官迟迟不宣判，使当事人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致使当事人利益受到更大的伤害，特别在民事、行政这些强调效益的诉讼中，问题的严重性更大。

第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是程序正义的重大障碍。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

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始终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相反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应承担如实供述的义务，长期以来都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法官为了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了“不放纵犯罪分子”，通常对非法证据没有彻底地排除，等于默许公安机关进行刑讯逼供。如此恶性循环，公民的人权将无法得到保障，更破坏了法院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第三，一元化的证明标准难以使法官确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追求客观真实在诉讼中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不是法官唯一要考虑的价值，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第一的地位，当其他价值与其发生冲突时，难免要在其中作出取舍，有时自然要牺牲对客观真实的追求。名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件，法官为了不开警察可以擅自闯入民居的先例，将当时警察在辛普森家中收集到的被认为是案件的关键证据予以排除，成为后来无罪宣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为了保证司法的中立，应禁止法官以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即使这样做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而中国司法界一般只会讥笑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玩弄的“法律游戏”。

三、对中国诉讼证明标准改革方向的探索

由此可见，中国的诉讼证明标准的确到了一个非改革不可的时期。在寻找改革方向的时候，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先进经验。要寻找正确的改革方向，我们首先要用客观的目光来分析西方的诉讼证明标准制度。

(一)多元化的西方诉讼证明标准

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都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原则而加以区别对待，只是区别的大小和具体做法不同而已。相对而言，大陆法系区分得远不如英美法系严格，其证明标准的体系也没有完全成形。因此，笔者以下着重对英美法系证明标准予以介绍。

在英美证据法则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出于任何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即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某些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时，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这是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不难看出，在英美民事和刑事诉讼中，不同的证明标准适用于不同的程度性措施及实体性处置。其中，刑事证明标准有其特定内涵，即对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必须具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如有合理怀疑，就构成了无罪释放的充分理由。所谓合理怀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对其表述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判已达到的内心确信的程度”。对于民事案件，一般来说最低的证明标准则是要求“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或者说是“优势证明”，也就是说，民事诉讼当事人对其所负担的举证责任，应当以其证据优势使法庭能够确信其主张的成立，对方没有证据，或虽有证据但不足推翻其主张，该当事人即可据此免除举证责任，否则就可能败诉。正如英国大百科全书所概括的：在普通法国家中，民事案件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刑事案件要求盖然性超过合理怀疑。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盖然性。

行政诉讼在美国被称为司法审查。由于美国的判例法传统，其司法审查中的证明标准均源于判例，而后被纳入行政诉讼程序法中，并成为司法审查中的证明标准。主要包括两项标准：一是可定案证据标准，指“整个案卷必须有足够的证据，使一个理智的人能够作出与行政机构在案卷中所作的结论相同的结论。”其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盖然性优势证明标准。二是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标准，其内容是：第一，行政机关用来定案的证据必须确实，这是对证据个体‘质’的要求；第二，行政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要点是明确的、清楚的；第三，认定结论是可信的。虽然从相同的证据中得到的结论不只行政机关认定的一个，但是从现有的证据中应当能够令人信服地得出行政机关的认定结论。

可见，西方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制度与中国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制度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导致这种差异呢?

(二)客观真实原则与法律真实原则——两种诉讼证明标准差异的原因

诉讼中实行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诉讼证明任务的界定。所谓证明任务，是指在证明过程中衡量是否达到所需的证明标准的一种认识程度。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认识，一种是客观真实，指法院在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与发生在诉讼前的案件事实完全吻合。把客观真实确定为诉讼的证明任务，始于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都把客观真实原则规定为社会主义诉讼制度的首要原则。另外一种是法律真实，指法院在裁判中对事实的认定符合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从所依据的证据来看，已经达到了可以视为真实的程度。法律真实是西方国家一向遵守的诉讼原则。

以客观真实为原则，认为可以在证明过程中完全查明案件的事实，必然要求在各种诉讼证明中都必须达到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既无区分证明标准的必要，也没有区分的可能，自然形成一元化的证明标准。而以法律真实为原则，认为证明只能接近客观真实，必然会在到达客观真实以前找到一个参照点作为证明标准，这一参照点又因具体案件的需要而异，进而形成多元化的证明标准。

由于中国在建国初期法律建设时很大程度上搬用了苏联的法律体系，因此，传统上学者认为中国的三大诉讼中的证明任务都是确定案件的客观真实。他们认为人民法院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完全可以达到客观真实的理由有四：其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认识第二性的认识论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其二是案件事实发生后，必然会留下这样或者那样的证据材料；其三是中国有一支忠于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忠于事实真相的司法队伍；其四是诉讼法规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其实，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两种诉讼证明标准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从马克思的认识论可知，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司法证明活动始终要以客观真实为最终目标，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客观真实。但是，我们也同时认识到，认识的过程是无限的，而且认识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在

一定程度上认识和反映事物，而且这一认识必须不断地发展。“实践中案件事实发生在诉讼之前，这些事实不可能重现于法庭，因而客观上无法将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进行比较对照。其次法官虽然可以通过证据来调查案件事实，但其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到证据的制约，是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寻找事实的真相的，如受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真伪、自行取证的法律限制、法官本身的经验等因素限制。”同时，诉讼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纯粹的以求知为目的的自然科学的证明。对客观真实的过分执着会导致形而上学，追求一种不可企及的真相，反而会迷失在无休止的证明中。

再者，从另一方面看，三大诉讼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目的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是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刑罚；而民事诉讼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前者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受到刑事处罚，有可能被剥夺自由甚至是生命；后者主要承担财产责任，两者的严厉性和补救性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相对而言，行政诉讼性质上更接近于民事诉讼，这也是行政诉讼法在颁布以前，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为什么适用民事诉讼法而不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因。但与民事诉讼相比，又有一些独特的地方：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行政法律关系不仅涉及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通过行政诉讼，一方面要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还要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反映到证据问题上，仅仅以谋求纠纷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解决是不够的，还必须求得客观上合法和公正的判决结果。另外，行政诉讼的主体一方是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它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同的是，由于它行使的是国家的行政职权，所以对自己拥有的这种职权以及有关的诉讼权利，是不能够自由处分的。

正因为三大诉讼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如果在诉讼证明中不予以区分，对它们“一刀切”地使用客观真实原则，都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是极不科学的。

笔者认为，在司法证明实际中使用法律真实原则，并以此确立多元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制度是科学的。

但是一直以来，中国法律发展深受意识形态的约束，刻意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划清界线，一定程度上法院成为政治活动的附庸，因此，在司法改革的路上一再犹豫不前，一再坚持使用客观真实原则。可喜的是，在《证据规定》第63条中已经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承认了法律真实作为证明任务，为确立多元化的诉讼证明标准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它还没有广泛地推广到其他两大诉讼中去，但它是改革的重要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三大诉讼证明标准都会有进一步的改革。

(三)对中国诉讼证明标准改革方向的构想

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综合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社会效益和效率等多方面因素，同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确立了一整套体系严格、区分细致的证明标准制度，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以说西方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制度为中国的证明标准改革点上了一盏明灯。但在考虑到中国的法治现状时，许多学者又对西方证明标准制度的移植性表示怀疑。有学者认为“西方‘内心确信’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在严格程序保障下的‘奢侈品’，是与西方发达的程序观念与程序机制及其雄厚的司法供给相联结的，假若我们强以为之，恐怕老百姓不会接受或接受不了，国家财政承受不起，政治领导人可能也难以认可。说到底，主观的诉讼证明标准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相悖的”。

笔者理解学者们的担忧，也充分地认识到改革的困难性和长期性。但如果为了缓冲改革带来的阵痛而提出一些拖泥带水的改革方案，如王圣扬先生等提出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证明标准，笔者是无法接受的。这一方案实质是中国中庸之道的典范，既要区分不同诉讼案件的证明标准，但又要继续客观真实的使用，反而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让人无所适从。

依笔者所见，西方特别是英美法系的多元化证明标准具有很高的可移植性：其一，它是原则性的制度，就像“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法律原则一样，中心内容是一致的，而具体应用则依各国实际情况而异。其二，它是程序上的概念，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适用。当然，任何的改革起初都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中国缺乏西方发达的程序观念与程序机制，没有严格的程序保障，而这正是中国司法程序改革的方向。我们认识到困难，就应该努力克服，而且应该相信自己有克服困难的能力。

中国证明标准的改革可分三个方面：

首先，必须将法律真实原则这一证明任务推广到其他两大诉讼法中去，这是改革的先决条件。然后，参照英美的多元化证明标准建立中国的诉讼标准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主要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同时，在一些简单的自诉案件和以后可能出现的辩诉交易中适用“较高盖然性”标准。

在民事诉讼中主要适用“盖然性占优势”标准，但在一些可能要处以民事拘留的关系到公民人身权的案件中适用接近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在行政诉讼中，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对相对人权利的影响介于刑事和民事诉讼之间，适用“较高盖然性”标准；一些限制人身自由、责令停业、吊销执照等严重影响相对人权利的案件中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而一些非行政行为诉讼类似于民事诉讼，标的主要是民事权益，因而适用“盖然性占优势”标准。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具体案件中还要结合诉讼中认定事实的特殊性、案件的性质、事实的重要程度、证明的困难程度、保障行使诉权和禁止滥用诉权、诉讼效率等方面综合考虑，对具体的案件适用恰当合理的证明标准。

在确定以上证明标准的同时，还要加快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建设。如：改革中国判决书制度，提高判决书说理部分特别是关于证明标准适用的说理部分的要求；改革现有的以实体评价办案业绩的制度，注重对法院诉讼程序落实程度的考察，让法院的判决书质量高低成为评价的重要标准；积极提高法官素质，提高法官的任职资格及等级程度，重视案例参考，从案例中领会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制度。

简易案件的公诉证明标准探析 篇7

[关键词]公诉；证明标准；简易案件

一、引言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指的是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诉讼活动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①针对诉讼阶段的不同，证明标准分为侦查的证明标准，起诉的证明标准和审判的证明标准。起诉的证明标准依照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不同，又分为公诉的证明标准和自诉的证明标准。公诉证明标准指公诉主体运用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刑事证明所达到的证明程度，是整个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根据罪行的轻重，公诉证明标准又分为普通案件的证明标准和简易案件的证明标准。

对公诉证明标准的认定上，英美法系国家的公诉证明标准都倾向于主观的内心确信标准，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诉证明标准都倾向于客观的证据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此，我国的公诉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不论普通案件还是简易案件，都应当按照这一标准执行。

二、简易案件与普通案件证明标准的异同

普通案件的公诉证明标准与简易案件的公诉证明标准在理论层面和实际操作上存在相通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具有同一性的。如：1.两种案件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相同——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2.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3.刑事诉讼要查明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案件事实，同时必须遵守法定程序；4.刑事证明标准要具有可操作性。但两种案件的公诉证明标准又存在着许多不同，表现如下：

（一）证明标准的掌握宽严不一

霍尔伊德法官指出：“犯罪越严重，用于定罪的证据就越要有证明力。”②较简易案件而言，公诉人在普通案件的审查过程中更加谨慎，对证据的要求也更高，相同的证据在简易案件中可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而在普通案件中则需要更加全面的证据来补强，由此决定了轻重案件中需要达到相同证明标准的证据基础是不同的，也就导致了不同严重性质的犯罪证明标准不同的结果。

（二）证据排除的规则不同

刑事诉讼的证明分为自向证明（查明）和他向证明。自向证明是指向自己证明，证明的主要目的是让自己明白，指的是庭审之前检警机关的调查取证，针对的往往是证明主体所未知或未肯定的事物；他向证明是指向他人证明，证明的目的是让他人明白，针对的是证明主体所知或确信的事物，唯有审判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证明活动做最终的评价。而在简易案件中，因为公诉人是不参与庭审的，缺少了他向证明，那么就需要检察机关必须在庭前审查时对案件证据做出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排查，固定被告人认罪的证据，对涉及定罪量刑的证据要达到排他性的证明标准。这样才能为庭审时的证明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目前简易案件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公诉的证明标准单一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所有案件事实的证据都确实、充分，没有体现刑事诉讼证明的层次性。在简易案件中，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和情节，可以分成很多层次，比如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和非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被告人认罪的事实和存在异议的事实。因此，对于重要的、关键的或者严重的事实情节的证明标准应该从严把握，反之亦然。

（二）实务操作性不强

目前的诉讼证明标准追求的是一种客观事实，而非法律事实，它要求司法机关追求一种已成为历史的案件事实作为衡量标准。且不论普通案件，在简易案件的办理中，就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检察机关会为了使公诉能够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而耗费不必要的司法资源，去追求嫌疑人本就认罪的事实，将案件一退再退，有的嫌疑人可能判刑就只有五个月，而经过两次退查就已经被关了六个多月，降低了诉讼效率，违背了简易程序的初衷；二是目前的规定太大太空洞，结果使检察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由个人凭其法律意识和信念去掌握，以致在认定案件事实、量刑时不易形成共识，影响了办案的准确性。

（三）庭审程序空置

由于检察机关的公诉证明标准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一致，造成法官对检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有信赖的倾向。在刑事诉讼中，唯有审判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证明活动做最终的评价，检察机关必须在庭审时对审判机关进行他向证明。而简易案件的审理，没有公诉人出庭，缺少他向证明，就要求法官有更高的定罪标准，但目前的简易案件公诉证明标准抑制了法官审查证据职权的发挥。

四、改革简易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思路

诉讼过程只能是一种法律拟制或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依据一定证据所进行的主观思维活动。“客观真实必须是完全正确的，而法律真实的概念本身就隐含着误差的可能性。”③因此，在简易案件公诉证明标准设置上，必须坚持法律真实的原则，适当降低公诉证明标准，制定可操作性的规则。

（一）用高度蓋然性证明标准取代客观标准，还原法律真实

盖然性指的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在诉讼中，法官根据高度的可能性审查认定证据，确定案件事实，此即盖然性证明标准。④其是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高度盖然性”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证明标准。它以承认司法证明认识活动的局限性为前提，明确规定证据判断的原则是自由心证，同时又用判例指示证明应当以“高度盖然性”达至法官的内心确信。简易案件因为案情比较简单，被告人都认罪，在实践中应当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理由是：首先，被告人认罪，错判的概率已经大大降低；其次，这类案件程序简化后，可以在法庭上不举证、质证，证明标准势必要降低；最后，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助于国家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合理地运用于疑难重大案件。

（二）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兩大法系都将刑事证明标准划分为多个等级，针对不同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如美国的证据法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等。⑤在简易案件中，应当采取三级公诉证明标准。一是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适用相对最高的证明标准。因为这类事实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及犯罪主体的确定，影响到刑罚权的正确适用以及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的处分问题。二是对于量刑情节，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出发，对被告人不利的从重、加重情节的证明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而对其有利的从轻、减轻情节可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三是对程序法事实，如回避、强制措施、诉讼期限、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方面的事实，可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这样有利于公诉人集中精力审查主要证据，快速办理案件。

（三）通过成文法明确简易案件的公诉证明标准

六部委颁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设置了许多明确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如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举证时限规则、新的证据的界定规则、证据判断规则以及证据的排除规则等等。设置上述规则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尽量减少法官据案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另一方面，也细化了证明标准，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判断和运用。在办理简易案件时，也应当颁布类似《办理简易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公诉人在适用该类案件的证明标准时，必须遵循上述法定证据规则。侦查机关在收集上述证据时，也应当参照执行。

（四）制定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为了在诉讼中有效地完善简易案件的公诉证明标准，笔者认为还应当制定相关的配套制度。（1）在诉讼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程序的价值， 从立法角度明确“程序正义”独立的价值地位。从诉讼价值的角度来讲，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有机统一，也就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提升程序的价值，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程序和证据规则，尽量做到通过正当程序认定的法律事实与案件客观事实相一致。（2）改革我国目前在检察系统内实行的错案追究制，对因证据不足被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不能一概而论，公诉人如已按该标准履行法定公诉职责且并无过失，不应认定为错案。（3）在简易案件中引入辩诉交易制度，鉴于简易案件的嫌疑人都认罪，公诉人可以在审查起诉环节与嫌疑人或其律师进行协商，以公诉人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可以用最少的司法资源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提高办案效率同时罪犯也得到了较之原罪行减轻了一定程度的刑事制裁。

[注释]

①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②[美]詹妮·麦克埃文著，蔡巍译：《现代证据法与对抗制程序》，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③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④徐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⑤美国的证明标准分为：（1）绝对确定；（2）排除合理怀疑；（3）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4）优势证据；（5）可能的原因；（6）有理由的相信；（7）有理由的怀疑；（8）怀疑；（9）无线索。参见卞建林：《美国刑事诉讼简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中医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政策探析 篇8

一、中医标准中知识产权问题的复杂性

目前我国中医领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技术标准为主, 涉及中医基础标准、临床标准、制药器械标准和中药标准多个类别。这些标准中的技术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植物新品种、商标、地理标志、技术秘密和传统知识等多种知识产权。

我国《专利法》规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及“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 用于活的人体或动物体疾病的中医诊断和治疗方法不能申请专利保护, 药用植物品种本身也不能通过专利制度加以保护, 只有中医诊疗器械、保健器械、中药及其制备和鉴定方法等能够加以专利保护。中医标准中的基础标准和临床标准主要涉及中医诊断和治疗方法, 多为传统中医药知识, 属于传统知识的保护范畴, 虽然国际社会已达成利用传统知识的国家主权、知情同意和获益分享三项基本原则, 我国仍缺乏相关立法。由于中医药技术的复杂性, 很难从中医药产品或服务本身倒推出相关具体技术, 大量中医药技术适合采取技术秘密的方式加以保护, 传统医药持有人乐于采取此种保护方式, 很多知名的中医药企业也选择采取商业秘密的方式来保护其技术创新成果。此外, 中药标准中涉及大量道地中药材资源, 道地中药材由于受生长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等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质量和疗效, 适宜作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商标局和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中药材。同时道地中药材也可以以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的方式加以保护, 而对于中药材所涉及的药用植物品种本身, 则需要利用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加以保护。

二、中医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政策现状

中医领域的国家标准应当适用我国国家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政策, 目前我国正在制定的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政策主要是专利政策。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和协调,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11月2日发布了《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规定 (暂行) (征求意见稿) 》, 明确国家标准中可以涉及专利技术, 但专利技术是实施该项标准必须的技术, 且不存在拒绝涉及该专利的实质性理由, 并对涉及专利技术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专利信息披露和专利权许可做出了如下规定: (1) 参与标准制修订的组织或个人应当提供专利信息及相应的证明材料, 参与标准起草的专利权人及其关联公司未按要求披露将视为免费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实施该国家标准时实施其专利; (2) 专利权人的专利实施许可应当为免费许可或合理无歧视许可 (reasonable non-discriminatory, RAND许可) , 其中RAND许可的许可使用费应明显低于正常的许可使用费; (3) 强制性国家标准原则上不涉及专利, 如确有必要涉及专利, 应由专利权人免费许可或者由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请相关部门和专利权人共同协商专利处置。

目前我国国家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政策尚未考虑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商标、技术秘密和传统知识等其他知识产权问题, 中医领域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也都还没有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中医标准化的进程, 不利于中医理论和技术的创新及推广应用。

三、中医标准中知识产权政策存在的问题

虽然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和协调, 国家标准中的专利政策已见雏形, 国家标准中其它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未提上日程。相对于其它领域的标准, 中医标准具有自身的特点, 较多涉及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和传统知识等知识产权, 作为卫生和药品有关的标准又较多属于强制标准, 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中医药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有利于我国国民。上述特点必然导致中医标准中知识产权政策的特殊性, 而目前中医行业仍未着手制定适合中医标准化的知识产权政策, 也未见相关的行业联盟推动中医标准化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按照我国《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规定 (暂行) 》的征求意见稿, 与其它国际或区域标准化组织和其它国家标准化组织的规定相比, 我国国家标准中的专利政策采取了一些强制性较高的措施:规定参与标准起草的专利权人及其关联公司未按要求披露专利信息将视为免费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实施该国家标准时实施该专利, 以避免专利权人利用标准中的专利技术不当谋利;专利权人的专利实施许可为RAND许可时, 许可使用费应明显低于正常的许可使用费;强制性国家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应由专利权人免费许可或者由相关主管部门和专利权人共同协商专利处置, 未能取得一致的专利处置结果时, 可以依法给予强制许可。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涉及专利的标准的广泛推广和应用, 有利于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更适合现阶段高新技术领域多数关键技术被国外掌握的状况, 而对于我国掌握技术水平先进的中医领域来讲, 则可能会限制我国相关权利人的利益, 挫伤中医领域理论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中药材相关的标准在我国中医技术标准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47.5%) , 随着我国传统道地药材的发掘利用及其标准化工作的进展, 部分具有特定药用价值的植物新品种以及受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的中药材也可能会纳入到相关标准中, 制定中医标准中的植物新品种、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政策对于平衡相关权利人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促进我国传统道地药材的开发和利用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我国国家标准中的管理政策还没有涉及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和地理标志的处置规则, 其它中医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也没有相关的管理政策。

鉴于中医药技术的复杂性和不易解密的特点, 该技术领域存在大量的技术秘密。虽然技术标准中极少涉及到技术秘密, 但当某个技术标准必须利用相关技术秘密的技术内容时, 该技术秘密则必须公开, 无法再以技术秘密的形式加以保护, 并且技术秘密一旦公开进入公知领域后, 也无法再利用专利制度等加以保护, 这是将相关技术纳入标准中加以推广应用的极大障碍。因此, 相关技术秘密的处置也应当成为我国中医标准中知识产权政策的一部分。

中医药传统知识是我国中医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 是世界各国医药发明和创造活动所依赖的重要资源, 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加强对传统中医药知识的保护, 对于中医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法规, 使得大量传统中医药知识仍被无偿利用而得不到任何回报。中医标准难免涉及相关中医药传统知识, 规范中医标准涉及的传统知识的处置规则, 对于传统中医药技术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中医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政策建议

(一) 加强行业标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我国即将施行的国家标准中的专利政策一定程度上不适用于中医标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为加强中医标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中医药技术创新, 应当在遵循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管理原则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中医技术发展状况和中医标准化状况, 在中医行业标准的管理政策中建立适当的知识产权处置规则。针对我国中医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现状, 中医行业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政策应当尊重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权利, 允许我国中医领域的专利权人合理利用标准扩大专利技术的应用范围、提高专利技术的收益, 保持中医领域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同时也要兼顾商标、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技术秘密和传统知识等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

(二) 专利和植物新品种的处置。植物新品种制度与专利制度具有较多相似之处, 二者保护客体均为技术创新的成果, 申请、审批和保护制度也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因此, 中医标准中的植物新品种政策可以与相应的专利政策融为一体。参照国家标准中的专利政策, 中医行业标准可以包含实现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所必须的专利技术和植物新品种, 并应当遵循专利和植物新品种信息披露的原则以及免费许可或RAND许可的原则。对于其中的具体规定则可以适当放松, 取消未按要求披露其专利和植物新品种信息时即视为免费许可的规定, 取消对RAND许可使用费的限制, 强制性行业标准中的专利和植物新品种的许可使用可以加强行业标准组织的协调作用。对于专利权或植物新品种的许可方式和许可费用, 应当尊重权利人的意愿, 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三) 商标和地理标志的处置。对于中医标准涉及的证明商标、集体商标和地理标志, 其保护对象均是特定商业标识本身, 而不是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因此, 当标准涉及商标和地理标志时, 并不存在相应技术的使用许可问题, 只是标准的使用者可能需要使用相应的商标或地理标志的标识标明其产品或服务符合相应的技术要求, 此时相关商标和地理标志的管理组织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认证组织的角色, 标准使用者可以遵循相应的商标或地理标志管理组织的规定并支付一定的许可费。可见相关商标和地理标志对于中医标准的技术推广应用影响并不大, 可以给予相关权利人较大的自由度, 但标准使用者应当能够得到其RAND许可。

(四) 技术秘密的处置。当某些中医行业标准必须涉及某技术秘密时, 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技术秘密持有人的应得利益, 促进将相关技术内容纳入标准中加以推广应用。一方面, 可以建议技术秘密持有人将相关技术以专利等其它知识产权方式加以保护;另一方面, 可以由行业标准组织联合相关行业协会等机构, 协调解决和合理弥补技术秘密持有人的损失。

(五) 传统知识的处置。虽然我国尚没有保护传统知识的相关制度, 国际社会已经趋向于在利用传统知识时遵循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原则, 中医行业标准可以在标准涉及传统知识时按照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原则解决可能的争端和给予传统部族应得的利益, 对于惠益分享的方式, 可以由行业标准组织联合其它相关组织协调解决。另一方面, 传统知识中的一部分也可以以专利、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其它知识产权方式加以保护, 中医行业标准组织也应当采取措施引导和支持以合适的知识产权方式保护传统中医药知识。

参考文献

[1]严永和.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张平, 马骁.标准与知识产权战略[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